近代史研究所

依照目前史学界的通行概念，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共109年。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109年的中国近代史，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走向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2020年，与“四史”学习同步共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史、史学理论、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抗日战争资料整理方面的多部论著引人瞩目；中共党史研究选题多样，论述细腻；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亮点突出。　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学术史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2020年度学术史研究的特点。张越认为，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深化“五朵金花”问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推动作用。（《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艳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赵梅春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变动发展中。（《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关系密切。薛玉琴、刘正伟认为，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样态。何一民认为，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深入研究疆域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李大龙提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艾冲提出，边疆是国家政治疆域的边缘部分，中国边疆史学应成为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有用于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学科。（《简议中国边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7日第4版）　史学理论探讨出现新视角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近代。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推出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王东《放宽视野 拓宽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等笔谈文章，探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2019年，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孙太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日第5版）。2020年，宋月红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之辨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第6版）陈峰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乔治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尤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谈文章中，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提出，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阐释学视角考察历史阐释问题，是本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设立“构建中国阐释学”专栏，用一年时间从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历史阐释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李帆提出，在历史教科书史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研究难点，相关资料的搜罗整理难度颇大。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的视角与方法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昭军认为，文化史学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试图探求历史背后的“精神”“理性”或“意义”，注重发挥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反思。胡成认为，史学应该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成为新兴领域，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及研究的琐碎化值得反思。行龙、李全平认为，社会史学者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杜丽红认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对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改变以前研究所形成的经验。（《重构经验：历史学与社会学互动》，《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5日第5版）王先明认为，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热点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邹铖提出，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夏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齐小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李玓认为，中共在皖南事前已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作出预判并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给中共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沛认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海外文献资料丰富，问题意识清晰，对提升研究水平、开拓视野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高士华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1日第7版）中日关系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张生认为，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王萌认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既是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征缴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袁成毅认为，中共对国际两大阵线的划分不仅表明了自身的国际道义立场，其政策的运用也为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提供了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董为民认为，日据南京初期，日军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其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以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日本的侵华和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张皓认为，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日军如何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我们仍需要不断寻找文献资料，与各国合作，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轮廓、细节与本质。（《“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西北大后方研究受到重视。张静、胡金野、齐磊提出，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尚季芳认为，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5期）王惠宇认为，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得以建立，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长白学刊》2020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发丰富。通过对比档案材料，金冲及提出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卢毅认为，所谓日军从未轰炸和进攻过延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并高度警惕。（《抗战时期日军从未轰炸过延安吗？》，《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做了辨识，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翁有为认为，中共中央将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通过新创制的省委实施时，已预示着中共革命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将中国的政治引入了有序运作的新轨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向与史学史、理论史、共运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证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蒋建农认为，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闫磊、何云庵提出，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共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建构中，与社会改造、革命动员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王中平提出，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对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贺文乐认为，“组织起来”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策略，对农村社会变迁乃至新中国农村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施的货币金融政策，有力巩固了统治基础。戴建兵、毛海斌认为，晋冀鲁豫边区农业贷款的运行，依靠一系列制度规定和专项贷款办法，支持边区农业生产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孙健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柳直认为，“关东币”的发行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趋向精细化学者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的变动：以“西”为正、以“洋”为新、以专门知识为重的价值取向；认为对“专门”之实用更为青睐，持续影响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康文林采用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揭示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杜佩红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县知事考试及县知事资格清理措施带有较强的复旧色彩，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任官秩序的作用。（《民初县官选任制度的重建》，《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边疆治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杨红伟、张蓉认为，晚清循化厅的法律实践表明，将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当时依然非常脆弱。提高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与政府行政效能，迄今仍是当代多族群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章成认为，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制度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江汉论坛》2020年第8期刊发的肖高华《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刘增合《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张卫东《“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等文，反映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转型。李玉提出，北洋时期的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但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作者还分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的民众反抗事件，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顾建娣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为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存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于中央指令的态度，以期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周育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岭认为，政治秩序变动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近代史领域史料繁多、冗杂，很多缺少系统性整理。2020年，史学界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工作，出版了诸多系列著作，陆续开通多个数据库平台。抗日战争研究档案资料频出。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用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根基。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以抗战军事为核心，涉及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等相关内容，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文献价值。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全面揭示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揭露了日本发动、进行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可靠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分20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的珍贵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审判记录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布。潘洵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分为6卷，围绕抗战内迁主题，全面考察了抗战迁徙史。数据库平台陆续开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两千多种刊物、一千多份报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100种报纸，其中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新生报》等红色报纸30余种。2020年，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胪列。我们期待近代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近代史、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在史论结合上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雪彬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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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平稳中推进，著作和论文成果丰硕，呈现热点突出、选题多样、学科融合、论述深入等特征。热点领域成果颇多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几乎每个学科都梳理了70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不例外。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时段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状况加以梳理，认为历经7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期待学科的进一步深化与繁荣。针对近代史的两个时段，多位学者也较详细地梳理了晚清史与民国史（侧重政治方面）的研究状况。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认为，7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史林》2019年第4期）。罗敏认为，“文革”前17年，民国时期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成效显著；“文革”后期，李新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立民国史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成为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内外相关史料的开放与出版，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打通相关学科壁垒的新趋向（《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相关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颇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联合主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9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社会思潮、中国与世界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发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欧阳哲生《材料、诠释与意义探寻——百年五四运动史研究之检视》笔谈文章，认为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真正跨入现代。传统领域获得新发展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也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传统领域，但在学科互鉴、融合的当下，获得了新发展。2019年11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共8卷，是汇集众多优秀学者，历时多年完成的一部大型抗战通史著作。该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战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突破既往研究中将抗战史作为单纯战争史的局限，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近年来，很多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转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共党史研究日渐升温。如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认为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经济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领域，积累深厚，2019年的突出成果体现在财政与税收方面。在多份史学重要期刊上，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刘增合《晚清保疆的军费运筹》（2019年第3期）、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2019年第11期）；《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登了任智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魏文享《国民政府之遗产税征稽及逃税困境（1940—1949）》等。新技术、新视角、新史料不断应用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近代史研究》2019年3期发表2篇论文：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均利用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等技术，这是长期以文本史料为主的近现代史学者不甚关注的。胡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条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考察，探究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谢文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广东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关注近代中西汇通以来的译介、语词、概念等变化，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视角，近年来成果不断涌现。王士浩《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指出，今人习以为常的词汇“规律”，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来，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认为，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史料乃历史研究之基础。近年来，新史料层出不穷，除了众多档案文献，最引人注目者当属日记史料。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不少丛书陆续出版，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和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贡献良多，值得关注。如《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由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的《张棡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共10册）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达55年，内容涵盖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等方面。该日记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均属罕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在全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2019年12月11—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合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1届青年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两个单位的50余位学者与会，其中26位青年学者提交论文并报告了研究成果。青年学术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传统学术活动，旨在通过论文撰写、会议报告、同行互评、资深学者评点等环节，全面培养青年学者在学术写作与进行建设性批评等方面的学术能力，以期哺育青年学者成长，形成中国近代史学科代有传承的研究队伍。提交会议的26篇论文视野开阔，议题涵盖了从清前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三百年来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学术思想、国际关系、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变迁，以郭阳《从黄土地到黑水洋：台防同知梁尔寿述论》为首篇，以王康《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为收束。前文运用了大量地方志及日文史料，考察清前期的选官任用制度与战后重建问题，官员追求仕途与清朝统治技术的关系。后文考察经典小提琴曲《梁祝》的诞生过程，探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及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创作体制，及其与文艺实践的关系，回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问题。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帝制向共和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国家的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均发生深刻变迁。卢树鑫《晚清巡道监察职能的运用与地方治理的强化——基于贵东道的分析》一文，通过解读光绪二年至六年贵州省贵东道道员易佩绅所作《贵东书牍节钞》，呈现了汉苗杂居的黔东南地区，经过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湘人治黔之后的统治秩序修复与社会重建，揭示了“同光中兴”局面在巡道一级的体制与人事运作，及清后期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强化。潘建华《秩序的重建：北伐时期国民党政权战地各省政务的筹办（1926～1928）》一文，通过考察国民党“北伐”过程中的地方军政整合与行政规划，讨论国民党政权应对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积弊及重建军政关系的措施。池翔《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奉天国有林与林业诉讼》一文，以民国时期北京政府推行国有林制度，从而对东北传统地权定义提出挑战、引发产权纠纷的案例，梳理东北地区林、地权关系及管理结构的演变。郝昭荔《汉奸的经历、自我认知与政治重塑》一文，以青岛伪市长姚作宾为个案，呈现了急遽变迁的时代中个体的选择、判断及戏剧化的人生历程。近代中国的历史，与全球化的进程同步。李稳稳《外国人在安多藏区的考察活动及阶段特征探析》展现了19世纪欧美日俄列强在争夺亚洲内陆的背景下，在安多藏区的考察活动，及其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争夺与博弈。魏兵兵《五卅运动与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关系的演变》在全球种族问题的大背景下，讨论殖民地的华人参政问题。彭鹏《怀疑与利用：试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国际联盟》揭示了日本与国际联盟之间既矛盾又共谋的关系。冯淼《太平洋视野下的民国经济与政治：三十年代太平洋国际学会知识界关于民国建设运动的讨论》利用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圆桌会议记录，呈现20世纪30年代英美学院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及苏维埃运动的认识。张燚明《1942年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的因应》与皇甫秋实《危机中的美国总统特使：1944年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加深了人们对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理解。李珊《试论近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与民族主义》与张会芳《英雄·亡国·国贼：清末民初安重根题材戏剧中的叙事转移》讨论了中国存亡绝续危机下民族主义的兴起。马建标《恭亲王奕、蒲安臣与咸同之际中西“合作模式”之形成》则试图在侵略与反抗的历史认识之外，挖掘中西“合作模式”的历史实践及其可能性。赵妍杰《以礼服定文野：婚礼标识所见之中西互动》反映了日常生活方面中西文化的融合。左翼知识分子的活动、群众运动的兴起、革命政党对群众的组织动员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王毅《20世纪30年代左翼职业记者的革命之路及其影响》，彭姗姗《作为“群众运动”的讲演会——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李志毓对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众运动的关注，姜涛对“党团员从军”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吴敏超《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梁馨蕾《脆弱的联合：抗战时期的朱家骅与黄埔系》，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近代中国经历传统秩序与社会生活的瓦解，由此引发了深远的文化危机。优秀的思想家无不直面危机，在价值崩毁的时代，探求人生的意义与尊严，在“西潮”裹挟的时代，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彭春凌《人兽之辨的越洋递演：从沃德、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王波《文化主体的重构：邓实及其新“国学”思想的建立》，分别呈现了章太炎与邓实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众多资深学者，以担任会议主持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参加了论坛，对青年学者起到了良好的点拨与示范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肯定了青年学者的成果，鼓励青年学者在关注现实、坚定政治方向的同时，发扬近代史研究所以学术为本的传统和扎实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专业研究中不断进步。（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志毓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研究员于2019年11月21日主讲复旦大学历史系第15期“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携其新著《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以“史学史（学术史）研究中的‘学’与‘行’”为题，和到场师生分享了自己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戴海斌副教授主持。本次读书活动还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叶毅均特聘研究员与主讲者对谈。得益于专业领域相邻，两位与谈人为在场者道出了主讲者研究背后的甘苦，也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议题。本文系赵庆云研究员演讲整理稿，末附两位与谈者发言的简要整理稿，发表文字均经发言者审定。讲座现场（主讲人：赵庆云研究员）机缘：近代史所“十七年”档案与旧人摭忆《创榛辟莽》这本书，我酝酿了很久。写作的机缘，是2008年刚进入近代史所的时候，所里派下任务，要为所庆60周年整理大事纪。借着这个机会，我看到了所里封存的一些资料，包括“十七年”（1949-1966）时期遗留下来的档案。所里的老先生，都惊讶于这批档案的存世——他们一度以为这些档案在“文革”中早已佚失殆尽了。但事实上这些档案被保留了下来，而且种类还比较丰富，比如整风的文件、互相之间提的意见、会议记录、计划、总结。就是这样一批意外发现的资料让我决定，以它们为基础，再进一步搜集其他的史料，以近代史所这个学术机构为中心，来写一本书。但根据个人研究的经验来说，这些档案虽然珍贵，也不可偏信。尤其是1949年之后那些整风的档案、计划总结，其实都必须拿去与其他资料对照。计划总结每年都有很多，里面构想也很多，但最后能够落到实处的，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又像整风的材料、自我检查这一类档案，夸张失实的地方，也不在少数。我用来研究“十七年”史学另一些重要的资料，就是私人文献和口述访谈。所里仍健在的老先生们对此提供了不少支持，有几位老先生就提供了自己当年的日记供我参考。另外，做口述访谈亦花了不少心思。这项工作也带有抢救史料的性质：现在一些将及暮齿的老先生，其实都还是当时1960年代才进所的年轻人；真正1950年代初进所的，现在已经寥寥无几。而且有好几位，访谈后不久便故世了。我总的构想，就是从近代史所的筹设、人才集聚、科研组织、机构的运作——尤其是党组织在一个学术机构中具体的运作方式——这些方面来叙述。同时也会涉及学科建设，研究理念诸方面。另外，当时近代史所的地位高，而且因为权力集中，强调自上而下地推动，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影响到全国史学界。一些大的史学活动，我也挖掘了一些资料，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另外一点，当时的史学不是纯粹的史学，它是文化斗争的武器。所以近代史所确实和民国时期史语所那种纯粹的书斋学问不同，它更强调革命性、实践性。就学论学，不仅显得呆板，也往往会导致缺少历史感。所以这本书，主要是把“学”和“行”结合起来探讨，挖掘动态史实，以“见之于行事”，进而由“行”观“学”，以“行”论“学”，力图拓展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展现十七年史学丰富复杂的面相。赵庆云研究员新著书影为什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为什么1950年代中科院率先成立的是一个近代史研究所这个问题，书中单独写了一小节。我总体的论述是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强调“厚今薄古”，说史学要为现实服务——这确实是让范文澜将研究重心转到近代史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为什么到1950年代中共建政之初，要在中科院率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而不是一个涵盖更广的历史所呢？这牵涉到一些个人的考虑和选择。范文澜个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考察得出的判断是，这主要是基于人事方面的考虑。范文澜的基本想法，就是近代史积累薄弱，研究的人不多，而那些著名学者基本上是研究古代史的，那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就可以把那些从事古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名正言顺地排除在外面。其实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还是倾向于先成立一个综合的历史研究所，在1950年还让陶孟和写信，有意把陈寅恪延请过去。但陈寅恪也没有积极回应。之后高层很快便敲定，要成立的是一个近代史所。从《竺可桢日记》看，竺可桢对此也表示很不理解，还对郭沫若很有意见，说中科院是大家的，不是你郭某一个人的——他以为是郭沫若做的主张。其实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范文澜。范文澜的考虑是，民国过来的那些著名学者，有的甚至比他还年长，资历比他老，若同在一个研究所怎么相处，怎么领导，是比较伤脑筋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陈垣、向达、杨树达等人对这此举措很是失望。陈垣在1950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指着范文澜，当面批评说，为什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让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进入中科院系统？向达就说得更挖苦了，1957年“鸣放”的时候他讲：“史学界为什么奄奄一息？那就是因为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先是成立一个近代史所，把他们都排除在外。这件事情到1953年有了变化。到1953年最高领袖看到史学没有繁荣起来，近代史所重在培养新人，成果产出不太令人满意，所以由最高层介入，成立了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让陈伯达领导，明确说中国历史很长，最好是分三个时段：上古、中古、近代，三时段各设一所，同时三个所合办一个权威杂志——也就是《历史研究》。所以近代史所筹设，前前后后，其实牵涉到新旧史学界不少微妙的关系。1961年在云冈石窟。前排左起：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提供者：刘潞）难以钩沉的语境在考察学者学术研究的同时，我将相当笔墨放在钩稽学人的具体学术活动和人脉关系，通过结合时代政治、社会语境来窥探文本的背面，力求对这些学者有了解之同情，不做批评与苛求。其实一些史学学术观点的争论，又和背后的人际关系纠结在一起。有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表面上是学术观点的争论，其实后面牵扯到人事关系、人际矛盾。比如范文澜、黎澍、刘大年对人民大学尚钺的批评，既有学术上的见解不同，也有此前的人际关系牵扯其中。至于范文澜与尹达的矛盾，更直接影响到近代史所与历史所两所间的关系。这些学界人物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很微妙，很难把握。而十七年的材料中呢，恰恰有一些相关材料：整风的档案、党小组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它会涉及到个人的恩怨。像这样的材料，怎么在书里呈现出来，也比较费脑筋，所以最后还是做了取舍。1950年代去今虽然不久，然而对当时的时代语境，又实在很难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比如1950年代党小组的会议上党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其实今天党组织里也有这种互相批评，但大家顾及和气，批评就比较形式主义，或者明贬实褒，或者兜兜圈子。但当时牟安世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年轻，还是范老招进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则德高望重，而牟安世在党组织会上对范文澜的批评，就非常尖锐，涉及工作方法、待人的方方面面，而范文澜也只得态度认真地回应了九点。在今天这是不好理解的。再如当时非党员面对党员的那种惧怕心理，以及一位学者在政治运动中冲击别人，却觉得自己承受了很大心理压力，以致于患上神经性疾病等种种事情，都是现在很难体会到的。范文澜先生1969年摄影。（提供者：刘明远）“十七年”的全国性史学活动另外书里面也写到几次涉及到全国史学界的一些活动。这个面就远远超出了近代史所本身，而且因为涉及到整个国家，牵涉到成千上万的人。比如社会历史调查，“四史运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史学反修，它们都和政治相纠结，同时又确实有学术的成分，也结出了一些成果。口述史要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社会历史调查与当今的田野调查确实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时的人调查做得很认真，去农村就同吃同住同劳动，交上朋友之后，再做访谈。我手头也有一些特别的资料。当时一个后来很有名的人物，沈元，那时候本来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报告被打成右派，后来因为写了《<急就篇>研究》发在《历史研究》上，引起轰动，郭沫若、范文澜看了都大为嘉许，然后就调他到近代史所工作。沈元在当时也深受写“四史”、做调查的风气影响。他和张振鹍两人到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口子村劳动，历时八个月，两人一个一个访谈，留下一包记录的手稿。这些手稿由张振鹍先生提供给我。他们当时想写一个村史，但后来没有写成；因为写“四史”的基本要求是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但是从他一一收集的材料来看，和这个总体要求还有距离，所以就放弃了。而这个材料还是留了下来。还有史学反修正主义。当时把30至50岁之间不少做学问做得不错的学者都召集到北京，成立了一个史学反修正主义的小组，让他们到全国收集苏俄侵华的史料，收集来了几万册。然后也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写了一些文章，要从历史学方面来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这和后来近代史所的中俄关系史学科、及《沙俄侵华史》的撰写，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候很多史学著作，其实往往起始于某项政治任务。再一个是中国史学会。1949年有一个新史学筹备会，然后1951年正式成立史学会。成立之后第二年秘书长向达就发牢骚，他说：范文澜和胡绳，应该思索一下自己的功过，史学会刚一成立就被他们搞得奄奄一息，没有实际的活动。这其实很难怪哪一个人。事实上，范文澜利用这个史学会作为号召，还是做了不少实际的事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我们说它编得很好，背后其实是范文澜整合了全国多个方面的力量，他给一档馆写信就有十几封，同时柴德赓、陈垣这些旧派学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当然这后面最核心的，还是近代史所自身的编辑组，关键人物就是聂崇岐。编这套丛刊，聂崇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讲座现场（右排前一：李孝迁教授；左排前一、前二：叶毅均研究员、张仲民教授）进一步研究的设想政治运动的影响是本书目前研究未尽的一部分。就近代史所这一学术机构而言，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不同背景的知识人在运动中如何因应，如何自处？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史学史，也是知识分子史、政治史。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有必要与政治史、党史、革命史结合起来探讨。比如这本书初稿写到的1953年“反小圈子”运动。原本行政上一件小事，被上纲上线到一个政治问题，最后把荣孟源、漆侠、沈自敏、何重仁被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漆侠本来很受器重，这时也只能被迫调离。李瑚、张振鵾两位先生都回忆说，当时这个“反小圈子”的政治运动，对他们这些年轻人震撼很大。从相关资料来看，“反小圈子”本来当然是莫须有的事情，但背后牵涉到复杂的人际矛盾，也有权衡博弈。据我研究，事情后面其实有范老的影子。这也涉及到范文澜书生形象之外的另一面。政治运动在一个研究所内部具体如何进行，如何影响到学者的心态及学术机构的长远发展，如何影响到史学研究的生态环境，都值得进行具体而微的探讨。另外再可研究的是当时的劳动锻炼制度和学习制度。这直接影响到当时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可以看到老先生们诉苦说不能长期潜心研究学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很多的学习要求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就是所谓的“滚泥巴”。而劳动锻炼的安排，条文是一回事，实际运作起来，就有很多蹊跷。比如党员、积极分子可能就锻炼得少一点，而政治方面有包袱的人员，所有的锻炼他都得不折不扣地完成。还有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从李瑚先生的日记来看，内容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通过学习毛著来学习马列理论。不过后期政治学习的情况就有点疲沓，尤其时事学习往往成为闲聊，借此机会大家还会传播一些敏感的信息。总的来看，虽然1957年说强调要保证研究人员5/6的研究时间，1959年说要保证有4/6的研究时间，但根据他们年终总结的清算来看，实际上用于研究的时间往往无法保证，有人甚至只有1/6的时间在做研究。再者，集体研究是近代史所的一大特点，这也导致了一些著作署名方面的微妙问题。聂崇岐自己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最后他自己署名第三作者，第一范文澜，第二翦伯赞，聂崇岐他也心里也愤愤不平，所以还是留下文字把这个事情记了一笔。当时很多人对集体协作模式有不少批评和反思。所以到1980年代以后，集体研究就难以为继了。1980年代那个集体项目《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原来的《中国近代史稿》进行得相当艰难，后面也就不了了之，未竟其功。讲座现场（发言者为主持人戴海斌副教授）李孝迁教授发言：庆云兄很自谦，说这本书只是解决了一些“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这本书的优势，而不是它的局限，毕竟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首要的工作总是史实重建。这本书在史实重建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采用了大量一手档案文件、书信日记、私人访谈，呈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为了重建史实，书中颇多大段引述一手资料，一般读者或觉得累赘，甚或认为是凑篇幅的，但我认为这是庆云兄在材料处理方面的匠心独运之处。这些史料大多为作者独家所有，在其他地方不易寻见，整段披露史料，才有可能完整透露历史信息，读者可从中体会把玩，以检验作者的判断。就我来说，读他的书最大的乐趣，就是读这些整段资料，“断章取义”式裁剪史料，倒不是我最想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特殊，要找到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之外的材料，有相当大的难度。他们的书信或日记，通常很难见，公开整理出版的部分很少。赵老师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披露很多外人没办法看到的资料，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庆云兄分寸拿捏得很好，不轻易褒贬、批评——就把事实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来评判。与其他史学领域相比较，“马史”研究进展相对缓慢，研究思路过于陈旧，除了受研究者视野局限之外，与相关文献的局限也有很大关系。有时候不是研究者不努力，而是研究者没法努力，没有抓手，使不上力气。像延安时期的马史文献留存的就很少，抗战时期在重庆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相关材料也很零散，这种史料状况跟胡适、傅斯年之类人物研究很不一样，前者所凭借的文献太少，难免捉襟见肘，不易施展拳脚，会影响研究进一步的拓展。像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研究，虽然均有评传，有的还出版多种，但总体来说，读来“不过瘾”，所依托的文献大多是公开出版物，不容易看到这些出版物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就是说“文外之意”大多无法呈现。研究“马史”经常会碰到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献，很多是门生故旧回忆写的，有的则是晚年建构式的记忆，删除了太多历史细节，史料价值大打折扣。做学术机构的研究，近来也有不少。比如陈以爱对北大国学门的研究、尚小明老师写北大史学系等等。研究各个高校的历史系，包括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也陆续都有人去填补空白。但是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局限——都比较关注1949年之前，而1949年之后的，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做过。所以像赵老师这本书是很有突破的。几十年来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民国这个时段，其实大可以把战线往后拉一拉，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个时段的史学史、学术史，空白点很多，有价值的题目也多，大有可为，大家不必都挤在民国，赵老师这本书的成功，就给我们很好的指引。叶毅均研究员发言：庆云兄书里讲学术机构中的党组织那一节，写了应该有四十几页，篇幅相当长，对我们生长在台湾地区的人来说，党组织当然很遥远、很陌生，但这本书把其中的门道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读那一节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但庆云兄这本书的副标题，“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就我的感觉，其中或许还缺少了一小块“遗失的环节”。因为除了大陆，台北也是有自己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其实我们可以拿台北的“中研院”近史所，和大陆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做一个对照。如果要说“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那可以从1954年开始筹备算起。郭廷以先生1955年当筹备处主任，正式设所后任所长，到1969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离开台湾，把自己一手创立的近史所拱手让人，一年之后正式辞去职务，到1971年正式办理退休。那这个1954到1971年，就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比起中科院近代史所的“十七年”（1949-1966），仅仅晚了五年左右才开始。此后双方平行发展，但仍不时或虚或实地有所交集，甚至带有某种“竞争的焦虑”。台湾地区的这个小十七年，借用近史所成立40周年所庆出的那个回忆录的名字来说，就是“走过忧患的岁月”。忆及近史所的这段岁月，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不但一开始筹备设所时受到来自史语所的强大阻力——这一点和中科院近代史所率先创设所遭遇的史学界反弹异曲同工——就连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办了这个所，外面的人还说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因为美国的费正清是中共的同路人，郭廷以又是费正清的同路人。甚至最后被指责勾结外人，出卖档案；在白色恐怖的那个年代，台湾的情治人员直接进到院里来抓人，问郭廷以所长，你为什么没有处理手下的人？你是不是“庇护匪谍”？除了“外患”还有“内忧”。郭廷以嘱意李国祁来接他的班，但是他的大弟子王聿均等“三公”（王聿均、李毓澍、黄嘉谟）就不满意，极力杯葛。这不像范文澜可以根据党组织主导的原则找刘大年来接班，同时又不会产生异议；台北没有党组织，在郭氏二代弟子中就会有接班人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0周年所庆特刊：《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台北的小十七年里，学术和广义的政治，也有产生龃龉的时候。沈云龙在近史所出一本专刊《黎元洪评传》，因为把黎元洪抬到太高的位置，就有在台湾报刊的读者投书说，“黎元洪哪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总理孙中山才是最重要的人，建议应该查禁这本书！”。又比如张存武，那时候他原本要研究清季的反美运动，但是当时情治单位找到他的书稿，就要去抓人。怎么可以反美呢！相较于当时大陆“怎么可以亲美”，当时在台湾是“怎么可以反美”——反美就是中共“煽动”的嘛。所以原先的书名《清末中国反美运动》，郭廷以教他改成《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这样子一改就没问题了。我常常在想，以后可以做的进一步工作，就是去思考两岸史学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在冷战隔绝对峙的大局势之下，同样是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两岸史学有着怎样不同、以及雷同的表现方式。而且我们大可以把战后美国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放进来一起比较。因为就是为了要理解1949年之后大陆为什么会“赤化”，为什么会“沦入共产党之手”，所以美国才要花这么多的钱，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去建立这个研究。也是因为政治，才会有所谓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这个转变，才会让费正清等人有机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台湾地区在各方角力之中，扮演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一方面是“军事反共”的基地，一方面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实验室（借用已故台大教授陈绍馨语）。把“中研院”近史所这个基地建立好了，美国人就可以把它新一代的汉学家送到中国台湾去训练，再加上台湾地区自己近史所能够掌握的档案，它就可以成为学术冷战对抗的最前线。多年前张朋园先生的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一书，对于此一问题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言简意赅的示范研究，在比较小的范围里或许可以和庆云兄此书对读，未来应该是我们可以综合地去研究的一个课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2月2日-3日，“史料扩充与史学演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办，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二十余篇，涉及近现代域外和海内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与多视角解读，以及近代史学与史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来自两岸三地十余所高校、杂志社、出版社与文博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的诸多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讨论中，每场两位评论人的评论大都很专业，且非常具有针对性，学者的回应与相互交锋也非常精彩。由于会上未能录音，以下仅简述与会学者所提交论文的大致情况。会议现场史料考辨在史料数量日益扩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史料的考辨在重建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湖南大学历史系吴仰湘对《英轺日记》的作者进行了考察，认为这部挂名载振的作品成于众手，不能简单地划归唐文治一人名下，更不能依据此书来考察唐文治的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张晓川考证了《李鸿章全集》中同治末年及丁戊赈灾时期致吴大澂十七封书信的系年问题，其考证非常见功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时期吴氏的人际关系与仕宦生涯。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仔细考察了《守望：陈寅恪往事》一书中，有关领导与学者的错名和匿名问题，以此为例反思了人物研究中“选择性匿名”等为尊者讳的现象。在详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与会学者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从不同维度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在政治史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运用清代档案与清人日记、文集，讨论了崧蕃的家世与仕履，并分析其在庚子事变以后出任陕甘总督的内情，以及崧蕃在惩治董福祥问题上的态度与措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从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日记与函札入手，结合其它已刊文献和报纸资料，指出了民国元年逊清皇室面对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曾经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与逊清皇室，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考量，竟“化解前嫌”，相互示好。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在对外关系史方面，上海大学历史系侯庆斌通过发掘法国外交档案，详细考察了1927年“宁案”爆发后法国政府的反应，以及此后中法双方三个阶段的谈判过程，他认为该事件是北伐期间中法关系变化的关键节点。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林学忠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探讨了民国初年排日教材《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所引发的中日外交纠纷，指出相对于日本关东州都督府和日本舆论的强硬态度，外务省和驻华使节则保持较低的姿态，以避免为中国高涨的排日民族情绪填注燃料。在人物研究方面，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的占卜记录为基础，分析赵氏对于晚清政局危机深刻冷静的洞察，探讨了以赵氏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复旦大学历史系戴海斌综合利用中、日两方面的文献详细考察了文廷式晚年的活动，特别是文氏在沪与日籍人士的交往过程。上海博物馆柳向春运用郑振铎书信、日记资料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函件，详细回顾了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在香港回购流出文物的历史。新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界日益重视域外史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发掘域外史料。复旦大学历史系司佳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收藏的十九世纪中国旧海关档案，并以海关职员包腊（Edward Bowra）的个人档案为例进行解读。旧海关档案以手稿、信件、文书、内部通信和报告为主，相对于已刊旧海关文献具有更强的“一手”性质。这批资料不仅可以同已刊资料相互印证参补，还为揭示外籍海关职员与在华侨民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撑。复旦大学历史系章可解读了曾参加八国联军的印度士兵辛格（Gadadhar Singh）的回忆录《在华十三个月》，认为该书对于研究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为近代印地语海外游历回忆录与印度人的中国社会记述也弥足珍贵。此外，域外文献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亦受到与会学者关注。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对解剖学译著《钦定格体全录》抄本的记录、流传与收藏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辨。这一满文译著的抄本不仅从清朝宫廷流入民间，亦通过各种渠道被俄、法、丹、日等国的图书馆收藏。复旦大学历史系曹南屏则研究了日本学者物茂卿所撰《论语征》的抄本自乾嘉以降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并指出当时的清朝士人虽然对“海东之国”的“未见之书”颇感兴趣，但其所在意的知识内容仍局限在经学研究的“正误、考异、补阙”等文献学意义上的补充作用，至于日本儒学的学术源流与传承脉络则既不明了，也不关注。新史料同样推动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近代史学史演进的相关问题。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裘陈江利用邬庆时家集和孔教会史料，探讨了近代学者陈焕章的早年生平及其参加孔教会的情况，进一步揭示出陈氏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从新发现的未刊讲义谈起，介绍了近代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在中国曲折的译介过程，以及坪著在中国史坛的隐性传播和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与会学者还对若干出土文献、函札和档案资料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述。复旦大学历史系何爱国以考古发现的楚简与帛书《老子》为例，评价了近代学人的老子研究中某些考据、训诂的价值，对相关前提预设、理论架构、研究方法与话语诠释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出土文献对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忠文评述了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黄元蔚档案的史料价值。黄氏虽算不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却同康有为、康广仁等粤籍要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函札与家书，很多都反映了有关清末康、梁活动与民初政局的重要史实，有待于研究者的深入解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姜鸣解读了今年2月份影印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这批函札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学术诸多方面，尤其对于“清流”政治活动、“甲申易枢”、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议和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地方文献方面，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回顾了《温州文献丛书》的整理与出版情况，详细介绍了后续成果与即将出版的文献，并指出十几年来的工作成效，主要得益于政府、社会与科研机构的良性互动。会议现场文化史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解读近现代历史文献，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热点。得益于史料的扩充与新兴史学理论的译介，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蔚成热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贾钦涵从广告、漫画、文学和电影等文化领域的史料入手，考察了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为大众认知、接受与异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男性和女性、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皮国立运用近代医学报刊等史料，研究了1931-1937年间中医救护队的情况，探讨了在国难与战争背景之下中医的话语权、社会责任以及中医与国家的关系等议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利用档案资料、中英报纸和时人观察等原始资料，考述了吕宋票（西班牙彩票）的成立、奖金制度、流行情况及衍生彩票，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上海道台遏阻吕宋票贩售的尝试，并揭示了澳门土生葡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通过运用近代中西报刊、笔记和文集，研究了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制作、放映与传播。在近代中西文明接触的语境下，讨论幻灯从具有魔幻色彩的光学玩具，逐渐转变为承载科学精神的教具，并最终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考察了清末民初报刊、文集中“新名词”的流行情况，指出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要注意新名词的生产机制、符号意义和修辞策略，以及论述的前后变化及其背后的物质利益、个人动机乃至感情因素的作用。最后，与会学者分享了对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总结与体会。研讨会围绕“史料”这一主题开展了充实和深入的讨论，从官方档案到私人函札，从域外文献到地方文献与出土文献，各种类型的史料均有所涉及；而各个领域的具体讨论，也紧扣史料问题展开。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扩充与史家发掘使用新史料的实践，极大推动了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不断增加，史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行全局性的关照也日益困难。此外，研究者也不能过于追求新史料，在新视野下对“旧”史料的利用、考辨与再解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如何，史家都应该努力把握历史文本自身的形成过程，即发掘史料自身的“故事”，更好地去重建过去和展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于现实及未来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活动中，正式发布全八十册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丛刊》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1种未刊稿钞本日记，如《定边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日记底本经高清彩色扫描，凡原书扉页、题签、印章，以及日记中粘贴的各种剪报全部予以保留，灰度制版印行，总计八十册。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内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1950年成立始，就着手于图书资料和档案文献的搜集、保存和整理工作。七十年来，近代史所图书馆特藏室陆续入藏的文稿、书信、电稿、日记、年谱、奏折、契约等原始文件文献，数量达十九万件，是目前收藏近代珍贵史料较为集中的学术机构。2013年12月，以特藏室为基础，成立中国近代史档案馆，通过海外近代中国珍稀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工程，馆藏文献又得到丰富和扩展。2019年12月，随着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近代史所图书馆和档案馆划归历史研究院文献信息部，文献资料实现更大规模的集中整合，近代史所藏图书档案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近代史所藏档案文献中，晚清民国时期的人物日记格外引人注目。据初步统计，馆藏稿本、钞本日记约110种，其中大部分是稿本。每种日记篇幅、数量差异很大，有前后延续一二十年到四五十年者，也有残篇断简，叙事仅有一年半载乃至数月者；一些零星的稿本日记不仅记述时间短，而且属于小人物的日记，撰者很难考订，馆藏多以“佚名日记”著录。中国近代史档案馆馆藏大部分钞本日记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研究太平天国史，从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抄录的有关晚清官员和士人的日记（节选），这些钞件经整理大部分也已收入通行的几种太平天国史料丛刊中。由此，近代史所藏稿钞本日记情况比较复杂，仍有待于做深入的甄别和研究。经过衡量比较，编者从中选出31种付印，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发布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介绍了近代史所七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历程，他指出，《丛刊》是从近代史所藏的110多种稿钞本中，精取其中31种汇编影印而成，史料价值极高。他回顾了近代史所和国家图书馆历年来的合作情况，希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继续大力推进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出版工作。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指出，近年来，以近代史所为代表的科研单位，与国家图书馆尤其是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以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着密切的合作，陆续推出了《抗日战争史料丛编》《民国文献类编》等一大批文献整理成果，便利了学术研究。在研讨环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认为，日记作为重大政治事件和制度变革的补充材料，值得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刘萍从该所早期征集史料的途径谈起，认为正是前辈学人的努力和学术自觉，才使得当下的近史所史料收藏蔚为大观，为后人树立良好榜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谈到史料影印的必要性以及影印的困难，呼吁相关图书收藏机构，加强大型文献类图书的收藏规划。他建议出版机构，重视日记手札类文献的电子化，推进与民间和海外资料收藏者的合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认为，日记手札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多属私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张永江充分肯定该书价值，认为对于日记信札等资料，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整理研究，相关教学机构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之学。(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胡适研究十论》，耿云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54页，75.00元人生世上，会碰到许多机缘，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往往都是原来所无法预见的。我走上研究胡适的道路，就是许多机缘凑巧遇合到一起所造成的。1971年，我们还在河南“干校”搞运动的时候，就听说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72年，我们从河南“干校”撤回北京。不久，搞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就落实到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先生负责。这年10月，民国史研究室（当时不叫研究室，叫研究组，为行文方便，我姑且全文都用民国史研究室的名字）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现在，参加过那次成立会的人，就只剩下我一个了。研究民国史，特别是涉及思想、教育、学术与文化方面，绝对无法越过胡适这个人。胡适自从1949年以后在大陆一直是被批判，被打倒，以致名誉被搞臭的一个“反面人物”。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研究这样一个人，是须要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独抒己见的勇气的。我一直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读高中的时候起，我就对思想和理论发生兴趣，常常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能入重点大学。1972年，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胡适在文、史、哲各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要研究他，对他做全面的了解和评估，也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较好的训练才行。我比较具备这样的条件。初中时期，我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读过世界许多国家最优秀的文学家的作品（中译本）和他们的传记，以及文学评论家的作品。高中时期，我又成为哲学的狂热爱好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至于历史，我一直都比较感兴趣。而大学毕业之后，又恰好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所以，在文、史、哲三方面，我都还有一点基础，有一点训练。可惜，我没有学习过英文，自学过一个阶段，因为工作压力及家务压力太大，不得不放弃。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只能先从搜集材料入手。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陆陆续续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那时，仍在搞运动，我只能用每天搞运动剩余的时间来查阅档案）。这使我了解到与公开宣传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胡适形象。我的胡适研究之路，就是从这一年正式开始的。1979年，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要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李新先生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去参加会议。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查过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里播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既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便不大会再发生大轰大嗡、不讲理的群众运动了，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打小报告和扣政治帽子了。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研究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被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要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出来。他认为这篇文章是那一期的杂志（1979年5月号）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1979年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见到了我那篇文章。那次会议规模很大，有两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教师以及理论工作者参加。通过他们，把重新研究、重新看待胡适的重要信息带到了全国各地。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渐渐为学界所关注。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许多曲折的过程。1979年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出版社因得知上面有人有不同意见而不得不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胡适研究之路的曲折，这仅仅是开始。1983年秋冬，有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近代史所内为“清除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才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不得人心，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1986年，又发生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于是又有人跃跃欲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还说道，学校的课堂里不应当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以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从1979年5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不断有杂志、出版社向我邀稿，要我写胡适传，我总觉得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难以写出满意的胡适传。所以我都先后谢绝了。除了客观条件以外，我的主观条件也有问题，当时除了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以外，我还要替黎澍先生写文章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此外我还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工作。所以，那时期，我一个人差不多要做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半人的工作。当时之所以放弃英语自学也是这个原因。那时社会上传说，有女要嫁就嫁给社科院的男人，因为他们不坐班，可以包揽全部的家务。1983年底或1984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所以，1984年春夏间，就主要做这件事。全书约四十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胡适档案中的大量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和稍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道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人民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很多。此后于1996年出版《胡适新论》，2011年出版《重新发现胡适》，都是研究胡适的专题论文的结集，我始终没有写胡适传记。因为传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生平故事，我不善于讲故事。所以，我就拿出时间精力做专题研究。另外，我编辑了一些资料书。最主要的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是把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凡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整理起来影印出版，有四十二大册。这部书自1994年出版之后，成为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最重要的参考书。我写的书，我编的书，几乎没有能赚钱的，因为学术性强，太专业，发行很少，所以赚不了钱。但这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却是挣了大钱，因为海内外大图书馆都要买，在海外三千美元一部，按七折卖还有两千一百美元，当时合人民币一万七八千元。据说，收入四五十万元，我作为主编，没有拿一分钱，全部交给研究所。因为那时，研究所非常困难，大家都很清苦，都眼巴巴地盯着这部书能给他们多带来一些补贴。那时北京流传一句顺口溜：“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上前一问，是社科院的。”可见，那时我们社科院的工作人员有多么困难。九十年代，我还做过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工作，是编辑出版《胡适论争集》。此书原来并没有刻意要编成一部大部头的书。但编起来，觉得材料越看越多，于是索性就编成一部“现代思想论争集”一样的东西。因为胡适是现代思想领袖，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或是主要的目标人物。这部书从文学革命一直到台湾时期的争论，以及他死后关于他的历史地位的争论都包括在内，共收资料三百四十余万字。同样是一部资料丰富、价值很高的学术资料集。此书出版于1998年。1995年我开始创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1995年5月出版；第二辑1996年出版；第三辑1998年出版，后因经费困难，停了下来。这时期，我受香港商务印书馆之约，为他们编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胡适著作选》（这是台湾出版商买了此书版权之后改的名字，香港商务印书馆就叫做《胡适卷》）。这本书只收了胡适最具有代表性，又最有可读性的文章。这在我是不经意做成的。没想到，不经意做的事，效果却意外的好。此书1997年出版，至今每年仍有出售。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我做胡适研究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读胡适，了解胡适。而这本小书于此颇有贡献。另一本书，是把胡适档案中保存的胡适照片，挑选出能反映其各个时期的活动及交往情况的，略加注语，编成一本《胡适及其友人》（此书也收入少量胡适档案以外的照片）。据说此书销售情况亦比较好。2001年，在北京举办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时，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总经理慨赠此书数十册，分赠与会各位学者。这本书前些年，中华书局又再版一次。2008年我开始办起《胡适研究通讯》，定为季刊，每年出四期，到现在仍在继续出版，由宋广波承担编辑任务。这个小刊物深受海内外学者欢迎，余英时先生说他每期都读。在胡适研究方面，我费时间精力最多的，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和开展推动胡适研究的各项活动。1991年是胡适的百年诞辰，我既然决心要让社会重新认识胡适、了解胡适，既然认定胡适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教育、文化上有巨大贡献的人，他的百年诞辰就一定要有所举动。台湾地区和美国华人世界一定也会有相应的纪念活动，如果大陆上竟然没有任何举动，我们将无以对后人。反复思索之后，我决定要找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绳先生谈谈我的想法。没想到，胡绳先生很坦率地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举办一次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决定让我列席历史学科片各所所长会议，向他们谈谈我的想法。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各所所长一致赞成我的想法。随后我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报告给院里，申请于1991年适当时候，举办一次全国规模的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院里批准并给予资助，有几个研究所，以及相关的学会，还有安徽大学，都捐款资助这个会议。破天荒的全国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11月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顺利举行。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当时任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王子野先生出席了会议。他本人是绩溪人，他对胡适已经有了新的了解。会前，在北京我们已多次交换意见。他能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实在是对会议，对胡适研究，对我个人一个极大的支持。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一般学者可以信任我，可以支持我，踊跃写文章来参加会议，但承担协办会议的绩溪县的干部们，他们和学者们不一样。所以有王老先生参加，这对于会议的成功是很有意义的。会议几乎囊括了当时从事胡适研究和关心胡适研究的学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七十多人与会。我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讲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而又争议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十余年来，研究胡适的有关论著相继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适研究，将会在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中，不断深入，取得更大进展。”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全国绝大多数从事胡适研究的人和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人，得机会聚在一起，互相认识，互交朋友。这对以后推动胡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有这次成功的学术聚会，才有以后数年胡适研究的迅速推广。会后编选的论文集，我取书名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据说销路非常之好，以至几年之后，又再版一次。这在大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居然有再版的机会。这次会议的成功，使我对胡适研究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就在第二年，我在北京燕京饭店举办了一次有海内外研究胡适的朋友们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大家达成两项重要的共识：一个是要成立胡适研究会，以便于推动胡适研究工作的进展；一个是开始筹备编辑胡适全集的工作。这两项工作随后都渐次落实，分别得以实现。1993年，1995年，分别在青岛和上海举办第三次、第四次胡适研讨会。特别是上海的会，非常圆满成功。我们第一次请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傅安明先生到会，他对那一段时期胡适先生的生活及与朋友交往的情况知之最多。2001年，在北京举行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会，与会者听了一段胡适讲演的录音，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请了一些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学者参加，对于推动胡适研究起了特殊的作用。2011年，我们在南京举办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们还编辑出版四本书：《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本来书名是《新编胡适文选》，但出版社方面大概有其苦衷，坚持正题必须另起名字）、《胡适书信选》《重新发现胡适》《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胡适及其友人》的增订版）。南京之会，于2011年4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历届胡适研讨会参会人数最多的，除了少数年高体弱的朋友，还有极少的几位在学校工作的朋友因课程安排上的困难无法到会，其他的朋友都认真撰写论文到会宣读，参与热烈的讨论。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日本朋友，在大地震和海啸的巨大灾难刚刚过去之后，如期来到南京参加会议，他就是山口荣教授。我在此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道：“由于有了大量的胡适著作的出版，由于有了大量的研究胡适的论著的出版，我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读者界，相当多的人对胡适有了比较接近真实的了解。曾经被批判得面目全非的胡适，逐渐以比较完整的真实形象浮出地面。他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他是一位不骛神奇，始终以平实的态度认真思考中国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巨星般的学者和思想家，胡适先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一份极其丰厚的遗产，例如：白话国语的成立，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的主张，个性主义的价值追求，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提倡，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深远考虑，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研究胡适的学者大多已着手从事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必须看到，胡适先生的思想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我们研究胡适，应虚心地学习和借鉴胡适先生树立的典范，始终秉持学术良心，以平实的态度去研究问题和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我们的学术良心去唤起别人的理解；用平实说理的态度去与别人共享知识和真理。切不可以‘立异为高’，切不可以急功近利。学术良知应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相信，以这样的心态，以这样的方法去工作，我们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除了举办学术研讨会之外，我们还组织一些其他很有意义的活动。2013年，本着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的想法，我向安徽绩溪的朋友提议，在胡适先生的家乡，举办一次“中学生读胡适”的征文评奖活动。此议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吴浩先生慨然捐赠两百本《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供此次活动之用。适之中学的校长、语文教师们认真地组织了这次活动。他们初评出五十篇写得比较好的“读胡适征文”，由我们胡适研究会聘请包括中学语文教师在内的胡适研究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严格评选，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的获奖者。5月15日，我特地赶到绩溪为获奖的学生颁奖。这是六十多年来大陆上破天荒的一次评奖活动。适之中学的百余名教师和数千名学生以及十多位绩溪县各界人士参加了颁奖大会。事后还举办了围绕这次活动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一次很有实际效果的胡适思想推展活动，所有参与者都高度评价此次活动的意义。我个人从事胡适研究，已有四十多年。胡适研究对于我，基本上是“业余”的工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被集体课题和其他工作所占用。但做胡适研究的时候，我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是怀着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的。所以，非常愉快、欣慰。我已记不清我有多少次接受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要我谈胡适，有的学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请我去讲胡适。这些全都是出于义务心与责任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面目，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你可以仍然不赞成他的某些主张，但我希望你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作出的判断。胡适先生一辈子不希望人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热心于胡适研究，也是为此。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好的思想、好的主张才会涌现出来。这正是古人所谓集思广益的意思。但在古代，这只是明达君主或官员的一种想法和作风，可遇而不可求。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它应当成为一种牢固的制度机制，和有教养的人的一种习惯。四十多年来，学术环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本人对胡适思想及其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认识都反映在我所写的书和论文中，读者可以检视、批评。胡适研究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实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学者们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做历史还原的工作，胡适的真实面目，真实思想，不可能被这么多人所了解。单有各自分散的研究工作，没有共同的活动，没有共同的园地，没有凝聚一起的努力，不可能产生较大、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数十年来，我作为胡适研究会的负责人，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筹划和举办各种活动，以推动胡适研究的进展和胡适思想的被了解。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各种座谈会，编辑各类书籍、刊物，等等。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缺乏办事能力的人，特别是不具备现在人们称之为“公关”的那种本领。但既然是客观上需要做的事情，我也只好勉力为之。常有朋友对我说，你为推展胡适研究的相关活动，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若用这些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的学问，岂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成果吗？我说，胡适研究是一项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既然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就义不容辞，尽我所有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否则，我会于心不安。值得欣慰的是，胡适研究经历众多学界朋友们几十年的努力，终究有了一些可喜的收获。第一，现在提起胡适，正面说一点胡适的贡献，已不至于让人感到吃惊了。第二，研究胡适的专书已有一百五十余部，研究论文与介绍性或评论性的文章则有两千七百余篇（截至2013年的统计）。第三，胡适本人的著作，从1979年的不许出版，到今天已出版和重复出版几百种，《胡适全集》也已经出版了。第四，大学的课堂里，讲授胡适的专题研究，或专题研究报告，早已是平常的事情。在中学里，我们竟能成功地举办“中学生读胡适作文比赛”。特别值得庆幸的是胡适的文章已经进入中学的课文。这是从前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沿着数十年来的道路继续做下去，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指出，胡适研究的进步，人们对胡适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是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进步的天然尺度之一。（本文为《胡适研究十论》代序）

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像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华岗（中）文章类型/历史见闻字数|859，阅读约2分钟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巨著《历史研究》享誉世界，被誉为“近代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个人试图揭开文明兴衰之谜，启发人类探索未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家庭教育功不可没，汤因比也是如此。汤因比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历史学家。据说汤因比的名字来源于他的叔叔，因为叔叔阿诺德·汤因比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汤因比从小就痴迷于历史，在温彻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尔奥尔学院的求学经历为他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与其他按国家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不同，汤因比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放在比国家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考察，国家才是人类文明。中国人熟悉汤因比，主要是因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过一次为期两年的谈话，主题是21世纪人类的未来。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对人类未来作出的全新预测。由于这是汤因比生前的最后预言，对东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的交谈中，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而日本则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尽管如此，汤因比仍直言不讳地认为，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带领人类社会前进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汤因比这样认为，他给出了以下理由：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基本满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需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曾多次经历混乱和分崩离析，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文明来看，中国人很好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完全可以保存文明的完整性。中国模式值得世界各国借鉴。汤因比于1975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86岁。汤因比临终前对西方文明持悲观失望的态度。他希望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未来我会出生在中国，如果那个未来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我会致力于融合它；如果世界已经融合，那么我会努力让世界从物质中心转向精神中心。”。参考文献：《汤因比：我愿来世生在中国，展望21世纪》（汤因比）历史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它的唯一目的乃是教育别人。——乔治·屈维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