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是核心

依照目前史学界的通行概念，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共109年。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109年的中国近代史，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走向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2020年，与“四史”学习同步共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史、史学理论、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抗日战争资料整理方面的多部论著引人瞩目；中共党史研究选题多样，论述细腻；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亮点突出。　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学术史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2020年度学术史研究的特点。张越认为，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深化“五朵金花”问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推动作用。（《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艳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赵梅春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变动发展中。（《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关系密切。薛玉琴、刘正伟认为，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样态。何一民认为，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深入研究疆域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李大龙提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艾冲提出，边疆是国家政治疆域的边缘部分，中国边疆史学应成为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有用于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学科。（《简议中国边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7日第4版）　史学理论探讨出现新视角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近代。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推出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王东《放宽视野 拓宽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等笔谈文章，探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2019年，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孙太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日第5版）。2020年，宋月红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之辨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第6版）陈峰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乔治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尤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谈文章中，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提出，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阐释学视角考察历史阐释问题，是本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设立“构建中国阐释学”专栏，用一年时间从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历史阐释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李帆提出，在历史教科书史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研究难点，相关资料的搜罗整理难度颇大。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的视角与方法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昭军认为，文化史学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试图探求历史背后的“精神”“理性”或“意义”，注重发挥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反思。胡成认为，史学应该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成为新兴领域，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及研究的琐碎化值得反思。行龙、李全平认为，社会史学者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杜丽红认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对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改变以前研究所形成的经验。（《重构经验：历史学与社会学互动》，《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5日第5版）王先明认为，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热点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邹铖提出，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夏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齐小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李玓认为，中共在皖南事前已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作出预判并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给中共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沛认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海外文献资料丰富，问题意识清晰，对提升研究水平、开拓视野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高士华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1日第7版）中日关系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张生认为，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王萌认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既是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征缴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袁成毅认为，中共对国际两大阵线的划分不仅表明了自身的国际道义立场，其政策的运用也为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提供了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董为民认为，日据南京初期，日军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其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以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日本的侵华和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张皓认为，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日军如何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我们仍需要不断寻找文献资料，与各国合作，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轮廓、细节与本质。（《“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西北大后方研究受到重视。张静、胡金野、齐磊提出，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尚季芳认为，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5期）王惠宇认为，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得以建立，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长白学刊》2020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发丰富。通过对比档案材料，金冲及提出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卢毅认为，所谓日军从未轰炸和进攻过延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并高度警惕。（《抗战时期日军从未轰炸过延安吗？》，《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做了辨识，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翁有为认为，中共中央将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通过新创制的省委实施时，已预示着中共革命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将中国的政治引入了有序运作的新轨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向与史学史、理论史、共运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证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蒋建农认为，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闫磊、何云庵提出，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共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建构中，与社会改造、革命动员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王中平提出，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对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贺文乐认为，“组织起来”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策略，对农村社会变迁乃至新中国农村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施的货币金融政策，有力巩固了统治基础。戴建兵、毛海斌认为，晋冀鲁豫边区农业贷款的运行，依靠一系列制度规定和专项贷款办法，支持边区农业生产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孙健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柳直认为，“关东币”的发行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趋向精细化学者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的变动：以“西”为正、以“洋”为新、以专门知识为重的价值取向；认为对“专门”之实用更为青睐，持续影响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康文林采用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揭示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杜佩红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县知事考试及县知事资格清理措施带有较强的复旧色彩，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任官秩序的作用。（《民初县官选任制度的重建》，《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边疆治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杨红伟、张蓉认为，晚清循化厅的法律实践表明，将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当时依然非常脆弱。提高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与政府行政效能，迄今仍是当代多族群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章成认为，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制度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江汉论坛》2020年第8期刊发的肖高华《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刘增合《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张卫东《“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等文，反映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转型。李玉提出，北洋时期的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但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作者还分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的民众反抗事件，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顾建娣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为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存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于中央指令的态度，以期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周育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岭认为，政治秩序变动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近代史领域史料繁多、冗杂，很多缺少系统性整理。2020年，史学界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工作，出版了诸多系列著作，陆续开通多个数据库平台。抗日战争研究档案资料频出。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用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根基。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以抗战军事为核心，涉及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等相关内容，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文献价值。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全面揭示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揭露了日本发动、进行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可靠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分20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的珍贵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审判记录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布。潘洵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分为6卷，围绕抗战内迁主题，全面考察了抗战迁徙史。数据库平台陆续开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两千多种刊物、一千多份报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100种报纸，其中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新生报》等红色报纸30余种。2020年，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胪列。我们期待近代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近代史、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在史论结合上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雪彬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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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和文化自信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权威专家为广州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用学术讲好政治 用理论引导舆论11月9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和文化自信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0位国内权威专家出席座谈会并发言，共同为广州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咏虹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坚持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为面向“十四五”、面向2035新征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这两套丛书是广州围绕新发展理念和文化自信系列课题研究的成果结晶，集中反映了广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和工作成效，承载着广州以新发展实践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努力。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广州将更加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文化自信成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发挥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的引导作用，推出更多高质量、高价值的学术精品，不断提高广州学术影响力，打响广州研究学术品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州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提供理论支撑。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广州地区社科理论界将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深化和实践创新上下功夫，对广州形成开放新高地、在多元交融共享中发展岭南文化展开创新性研究。要做好转化的文章，打通理论与舆论的通道，用学术讲好政治，用理论引导舆论，做强新媒体传播，为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贡献智慧和力量。2020年11月16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刊文▌两套丛书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利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今年，我们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间节点，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十三五”以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实体经济、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开放水平以及完善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广东尤其广州显示出先人一步的优势，其创新的发展实践探索不仅为后续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也为全国各地区发展实践提供了生动的示范样本。▌文化自信是有核心有灵魂的■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是特指概念，而非泛指概念。它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它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它是特指的，而非泛指的。它是总体性的，而不是碎片化的，要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具体的总体性上去理解。从制度属性来看，不能把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泛化为当代中国一切的文化自信，也不能片面化为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强调。由此拓展开来看，全盘西化论和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论都是陷阱。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下，不能忽略文化自信的制度属性。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自信是价值观自信。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有核心有灵魂的。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在的指导思想使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获得了真理性，能够走在历史的正确方向上。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有丰富的内容基础，具有时代特征和目标指向。它反映着处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中的一种文化自信，对时代的解释力非常强。它贯穿在伟大事业的实践之中，实践力非常强。它展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中，与发展目标相结合，具有强大的目标引领力。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深层次意义上应是文化走进去。当代中国文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影响、定位与文化自信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显示出其世界性力量。▌广州要超前探索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 魏后凯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广东、广州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者，也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播种人。根据研究，广州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方面可以说是模范、典范力量。近年来，广州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五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超前探索，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从开放发展上看，广州的开放不单纯是对外开放，在对内开放中也发挥了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形成了全面的内外循环的大开放格局。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我们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广州应该继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在率先实现现代化方面，广东、广州有能力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希望广州做出超前的探索，为全国积累经验、树立典范。▌文化是从总体上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 李景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如何理解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是更持久的力量？如果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会缺少底层的源泉和动力。文化是全方位的，是从总体上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总书记还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这两段话深刻揭示了文化与发展道路、文化与制度建设的内在因果联系。历史和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中国既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文明国家，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自信。文化自信实质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文化自信为文化创新提供动力和方向，文化创新又进一步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思想养分和前提，并承担着文化所具有的培根铸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光荣使命。▌广州深入研究新发展理念很有远见■ 张国祚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广东、广州是改革的前沿，是发展的热土。那么，改革和发展怎样进行下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广州市委宣传部抓住“新发展理念”重要课题，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很有远见和针对性。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发展的灵魂。如果没有创新，一切循规蹈矩，那就是死板僵化、没有生机。协调是什么？协调是从结构上来讲发展的空间布局。各方面的发展要素相互配合、支持、补台，那就是协调。否则，相互掣肘、相互扯皮、各行其是，好比“木匠多盖歪歪房子”，那就不行。绿色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用很通俗生动的语言讲，“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然后他讲了更紧要的话，“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就是说，当“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人类生存的环境。至于开放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世界的，受惠的不只是中国自己，而是全世界。最后就是共享。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历史节点。全面建成小康，不让一个人落下，这就是共享。可以说，共享发展理念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何以文化自信”的问题意识■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我们编写文化自信研究丛书有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我们讲“四个自信”很多，但有关“何以自信”的问题，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回答。我们还没有完全打通理论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我们需要思索，坚定“四个自信”，自信从何而来？文化自信研究丛书力求阐释清楚在“文化自信”中“何以自信”的问题。这套丛书也力求贯彻“以学术讲政治”。丛书做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比较充分地阐释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当代价值。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年广东、广州在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与发展、革命文化弘扬、先进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了初步总结。接下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譬如，我们现在讲特区精神，它显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同时也是革命文化的内容。这中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厘定。再如，要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实现创新性发展，如何确定衡量和取舍的标准？这些都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打造文化强省要做好文化治理■ 胡文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广东，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经济领先之后，广东冀望于占领文化制高点，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和先进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使广东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军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打造文化强省，必须做好三项“治理”。首先，要处理好文化事业与社会发展的治理关系。如果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没协调好、治理好，就不能起到很好地相互促进的作用。其次，要处理好文化产业与群众消费脱节的治理关系。再次，要处理好增长爆发的各种大数据和文化市场经济增长点的治理关系。广州发展文化产业拥有良好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结合打造文化强国的部署，要从理论与实践中，搞清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文化建设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研究成果加快转化为落地产业，形成广东、广州新的经济增长点。▌系统总结广东广州经验的全国价值■ 孙宽平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原国家信访局研究室副主任这两套丛书是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实践在广东理论研究中的系统总结。由此看来，丛书阐释了广东、广州经验的全国价值，广东、广州实践的理论价值、创新价值，以及广东、广州实践的引领价值。所以，这两套丛书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特别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理论研究中，很有价值。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过程中，广州走在前列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以傅高义为代表的学者对广东经验的总结，对当时中国的改革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广东始终在理论前沿领域积极探索，特别是广州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放性的探索。这些研究的引领价值未来会显现出来。▌生动展示超大城市自我革新的经验■ 张振刚 华南理工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新发展理念丛书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时代性、系统的科学性与整体性、严谨的规范性与理论性、良好的示范性与实践性，既有理论探讨，又有鲜活案例，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丛书生动地展示了广州作为一座超大城市自我革新、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的成绩和经验，具有借鉴意义。本套丛书的出版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时代环境，推进广州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广州将牢记使命、坚定信心，努力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新水平，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在全省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中勇当排头兵。▌丛书体现广州的理论勇气理论自信■ 谢寿光 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广州作为我国南方的学术中心，通过这套丛书梳理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和历史脉络，体现了充分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丛书通过学术的力量、学术的话语、学术的视角，辅以实践案例来阐释新发展理念，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化学理化提供支撑的有益尝试。新发展理念具体落实到广州，如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对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值得进一步深挖。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杨博 通讯员 杨霖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张冬梅联系我们：gzrbllzk@126.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凤凰出版社等高校和机构的4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做总结发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主持新书发布式。王建朗介绍了近代史所七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历程，他指出，《丛刊》是从近代史所藏的110多种稿钞本中，精取其中31种汇编影印而成，史料价值极高。魏大威指出，近年来，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各单位及各位专家，与国家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方面，以及抗战文献、近代中日关系、近代专题文献等方面合作推出了很多重要出版成果，总量已接近3000册，便利了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国家图书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规划建设47项重点项目，希望以后进一步发挥国图职能，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合作，一如既往为国家学术研究做好文献保障和学术助力，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丛刊》的价值、意义及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认为日记作为一般制度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刘萍从该所早期征集史料的途径谈起，认为正是前辈学人的努力和学术自觉，才使得当下的近史所史料收藏蔚为大观，为后人树立良好榜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谈到史料影印的必要性以及影印的困难，呼吁相关图书收藏机构，加强大型文献类图书的收藏规划。他建议出版机构，重视日记手札类文献的电子化，推进与民间和海外资料收藏者的合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认为，日记手札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多属私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张永江充分肯定该书价值，认为对于日记信札等资料，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整理研究，相关教学机构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之学。《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丛刊》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1种未刊稿钞本日记，如《定边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日记底本经高清彩色扫描，凡原书扉页、题签、印章，以及日记中粘贴的各种剪报全部予以保留，灰度制版印行，总计八十册。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责编：吴敏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以巨著《历史研究》闻名世界，被誉为“近代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史学家”。此人试图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家庭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汤因比也是如此。汤因比出生在英国一个家境颇为殷实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据说，汤因比的名字来源于伯父，因为伯父阿诺德·汤因比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汤因比从小就对历史很痴迷，而在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上学经历，都为他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与其他历史学家根据国别研究历史不同的是，汤因比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放在比国家更大的范围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为广阔的范围就是人类文明。中国人对汤因比熟悉，主要原因是他曾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谈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这是一个西方人和东方人就人类未来进行全新的预测，由于这是汤因比去世前进行了最后的预测，因此曾在东西方史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两人的交谈期间，中国正处于特殊的时代，而日本则在亚洲创造了经济奇迹。尽管如此，汤因比还是直言不讳地认为最有资格和能力引领人类社会前进一大步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汤因比之所以这样认为，他给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原因一、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基本上符合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需求；原因二、中国也曾多次经历了混乱和解体，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文明角度来看，中国人很好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而且能够很完整地保存文明的完整，中国的这种模式值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去世，享年86岁。汤因比临死前对西方文明持着悲观失望的态度，他希望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来拯救西方。“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参考资料：《汤因比：来世我愿生在中国》、《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

常言道：读史明智，鉴往知来。“鉴往”的目的是为了定位目前自己的“根”，可以知道自己的来历，自己的根本。人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与来历。所以好莱坞电影《伯恩的身份》里，揭示出的就是因为失忆而丢失身份的问题，有了自己的根，才能支撑自己更好地活着。活着的基础有了，那么，人就要“知来”，借助于昨天的存在，去预测明天，去设计好未来，去开拓明天的路途。所以，历史看起来是昨天的事，但它的着重点与侧重点却事关着未来，这样，在学界便有了一句这样的话：“所有的历史都是一部当代史。”更有不堪而不逊的负能量的对历史的评点，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语糙理不糙，这些说法，都论证着历史研究的面向，是未来。近日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正好可以看出历史文本存在的原因，以及它所期望达到的目的。;蒋廷黻著书的年代是1938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爆发的艰难时世中。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深重的苦难与严峻的危机，中国近代史一直以来绵延不绝的生死存亡的忧患在作者著书的当下时代依然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人。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回顾与思考，毫无疑问有一个隐形的目的，就是思考如何再一次应对当下最为紧迫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延续的问题，中国这个悠久的历史古国能不能在外敌再次侵略面前凤凰涅盘，获得重生，这是作者心头迫切的问号，必然会显影到作者所著的这本书的目的与动机之中。正如作者在总论中写的那样，“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P5）。蒋廷黻所著的这本书，目的是鲜明的。他的思考有很多都与抗战时的方略有着内在的联系。作者这本书能够在当代中国重新出版，我想其原因是作者提供了一种思路，烙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定影着中国在一个特定阶段对于民族振兴的思考。每一个为了国家强大的思考，都不失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蒋廷黻后来受到蒋介石的重要，担任了国民党的高官，1949年后，到了台湾，作为台湾蒋家政权的外交官员，出没在联合国上，只不过时运不济，曾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呵斥。说蒋廷黻站错了队，走到了历史潮流的末枝中去，相信不会有人反驳，所以蒋廷黻这本历史书在大陆鲜有提及，如今看来，撇开历史上的恩怨是非，蒋廷黻的近代史著作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尊敬与首肯的，就是作者致力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愿望是昭然若揭的，甚至，作者认为拯救中国，必须有能够统一中国的强权专制，哪怕这个专制是袁世凯之流，因为只有由这些专制者统一了全国，才能搭建一个各方发挥力量的安全平台，为此，蒋廷黻还与奉行自由主义的胡适展开了一段辩论，这个争论的结果也收在本书的第二辑的第二部分中，标题作《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可以看出，蒋廷黻的心目中，始终有一种致力于中国强大的强烈渴望。我想，即使他后来跑到台湾，但他看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不管党派立场不同，我想，他心中一定会承认民族复兴的曙光业已普照在中华大地上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我们大陆的近代史著作的最大不同，是作者回避了唯物论中的阶级观。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也直言不讳。绕开唯物论这一工具，并不意味着作者历史之识就不够深刻犀利（在1984年上海人民版《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中由陈旭麓撰写的《怎样学习中国近代史》一章中矢口不提蒋廷黻的这本书，但指出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通病，如“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恰恰相反，作者的书中，始终贯穿着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必须开放，必须向西方学习。他认为西方之长，在于“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可以对应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及马*克*思*主义者主义”，这三点我们都达到了，所以中国才走上复兴之路。;作者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救亡之路，作了归纳。第一个方案是“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领导的自强运动”（P77），大致对等于我们俗称的“洋务运动”，而作者对在这之前鸦片战争中“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则评价不高，他认为林则徐通过鸦片战争，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但他却没有勇气告知国人，从而使中国人继续蒙在鼓里，失去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的最好机遇。他认为林则徐最大的责任，是把中西力量之差，转化为投降与抗战之争，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之后“仍旧虚骄”（P26），的确如此，鸦片战争失败，我们后来通行的历史都将其原因归咎于投降派得势，强硬派失势，如果林则徐继续留用的话，就不可能有鸦片战争之败。蒋廷黻尖锐地揭破了这种自欺欺人的论点，他在本书第二辑《近代中国与世界》中直言：“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绝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P126）所以他认为“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P23）蒋廷黻指出的忠奸论一度时期统治了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我们拍摄的电影《林则徐》基本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但在麦天枢、王先明所著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中，观点已经站到了蒋廷黻的立场，可见，在经过了一段简单化、教条化历史的阶段之后，当同样的开放立场共同支撑着时代的主题的时候，蒋廷黻的论点得到了重新发现与开掘。这也是作者这本旧著翻印出来却历久弥新的原因。;蒋廷黻在书中归纳的第二个救亡方案是“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P77）作者认为它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按照作者开放的观点，这是作者深表赞同的。;第三个救亡方案，作者认为是“拳匪运动”（P78），因为这个运动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作者评价不高。在书中，作者对民众颇有微词，这一点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拉开了距离。作者认为，利用民心去对抗侵略是无效的，“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P75）联想到蒋廷黻在抗战期间主张对日妥协，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脉线。如何看待蒋廷黻的这一论点？民心可不可用？毛泽东喊出“人民万岁”，他的成功是依靠人民，可以看出，“民心”是可用的。关键是如何引导民心，给民心注入新的精神的力量。中国近代史一直萦绕着两个纠结的困惑：救亡与启蒙。纯粹的救亡，就是蒋廷黻所说的这种，他认为民心不可用，但是，中国近代史之所以能够胜出最终胜出的力量，就是因为共产党把启蒙作为救亡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提出的发动群众，建立抗战的铜墙铁壁，即整合了救亡与启蒙的两层含义，被武装起来的民众，便焕发出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人，建立起了蒋廷黻梦想的统一的新中国。这不由使人想到陈凯歌初出道时拍摄的电影《黄土地》，里面表现了国共两个阵营里的民众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一方民众，焕发出了勃跃的活力，原来只能是民间舞蹈化身的黄河腰鼓，呈现出的是一种原始力量，但一旦为一个崭新的精神力量激活之后，立刻化为重塑民族精神的契机所在，电影借此暗喻背负着沉重包袱的普通民众的力量，一旦为一种新的精神注入之后，便会改变历史。蒋廷黻对历史的判断，影响到了他对他著述时代的抗战走向的判断，这不能不说是这本近代史书在论述层面上挂一漏万的不足之处。;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第四套方案，就是孙中山提出的方案。他认为孙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能够把国家引入正轨。对这之前的军阀割据，作者也作了深入剖析，认为军阀割据的产生，是因为老百姓国民程度很低，“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P86）。往前追溯，蒋廷黻毫不客气地指出曾国藩建立的湘勇制度，造成了军阀的流毒（P86），此观点不能不说击中了要害。;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文不甚深，贯穿寻找救亡强国的良方，给人热血沸腾之感。他肯定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也给中国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可以利用资本，助我发展，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对当下的经济建设未尝没有实践价值。作者的这些思考，都是立足于开放与发展这一核心脉络的，正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当下的现代情境的相似性，我们才会觉得作者论述中带给我们一种亲切感与认同感。当然，作者的一些观点也不一定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作者忽视对民众的引导与发动的意义，黄仁宇在历史研究中的困惑所在，也正是这里。立场决定方向，之所以这两个历史学者都在同一点上显示出对某一种力量无能为力的困顿，是因为他们的立场导致的必然结果。

题记：2020年7月22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陈蕴茜因病逝世。陈蕴茜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国内较早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史的学者之一，在历史记忆、城市空间、性别研究等领域颇多建树。学衡研究院同仁于沉痛哀悼之余，略述陈蕴茜学术研究的贡献与特色如下，以慰逝者，以飨读者。陈蕴茜在哈佛人生是一场旅行，史学研究则是特殊的知识和思想旅行。温婉如玉的历史学者陈蕴茜，在人世间只停留了短短55年，却走过了一段光彩夺目的史学之旅。（一）陈蕴茜1983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读完本科、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系任教。1989年，还是二年级硕士生的陈蕴茜和导师方之光教授合作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太平天国与粮食问题》，为长期偏重政治、军事问题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注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1991年，她首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主题是龚自珍的社会变革思想。留校任教的最初十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陈蕴茜参与了不少集体性的研究项目，为此倾注了大量精力。她参与后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崔之清教授主持的4卷本《太平天国战争全史》，联合主编该书第四卷，并承担了20万字的写作任务。张宪文教授主编的《金陵大学史》，她也承担其中一章6万字的写作。她还与崔之清教授联合主编2卷本《学林新篇》，纳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国典籍精华丛书”。为迎接香港、澳门回归，陈蕴茜在多年授课的基础上，独立编著《港澳概论》一书，在澳门回归前夕公开出版。与此同时，陈蕴茜也开始摸索自己的学术道路。1996-1997年，她接连发表四篇文章，讨论从戊戌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转型问题，提出了一些在当时颇有新意的看法。比如她认为，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同的群体；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产生了“促进─阻碍”的双重效应，等等。1997-1998年，她在《近代史研究》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对民国时期城市婚姻和家庭制度变迁进行深入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齐春风教授当时还是南大历史系博士生，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记得这两篇文章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二）进入21世纪后，陈蕴茜的史学研究逐渐进入新的境界。变化的契机有二：一是1999年开始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促使她努力开拓个人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二是2001-2003年在哈佛大学及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访学，帮助她找到了以新文化史探索民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新路径。2001年，陈蕴茜以南京大学副教授、在职博士生的身份入选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员（visiting fellow）项目，赴波士顿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访问研修。访学期间，她得到合作导师柯伟林（William Kirby）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孔飞力（Philip Kuhn）等知名学者的指导，修读了人类学系华琛（James Watson）、何永生（Engseng Ho）、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等教授的课程，并和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同届访问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这一段学术经历，从两个方面改变了陈蕴茜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特色。一是国际化视野。哈佛期间，她养成了广泛阅读英文文献的习惯，极力克服彼时部分国内学者闭目塞听、自说自话的缺点，有意识地与海外学者交流对话，预流国际学术前沿。正因如此，她后来发表的许多论著不仅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反响，也得到国外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认可。二是跨学科意识。也是在哈佛期间，她了解到在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并对文化人类学尤其是象征、符号、仪式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开始了将文化人类学概念和理论融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史的努力。在新的学术视野和理念之下，陈蕴茜的史学研究渐入佳境。一方面潜心研究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符号和孙中山崇拜，撰写和完善博士学位论文；一方面在新文化史的学术观照下，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城市空间、大众文化、历史记忆等问题。新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她在《开放时代》《学术月刊》《史林》《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有新意、有分量的文章，从公共设施与知识生产、住宅建设与社会分层、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冲突等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公园、公墓、剧场以及整体城市空间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并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空间维度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这些成果题材新颖，眼光独到，既凝聚着扎实的资料功夫，又具有自觉的理论色彩，体现了鲜明的史学创新意识，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一致好评和广泛征引。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甚至建筑学、旅游学等领域的许多学者，都从她的研究中获益。这些研究与当时孙江、王笛等人正在提倡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相呼应。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王笛教授回忆，自己就是在15年前和同仁一道主编《新社会史》丛书时认识陈蕴茜的，丛书第3辑《时间·空间·书写》收入她的文章《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为集子增色不少”。（三）陈蕴茜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完善而成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从1999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起，到200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付梓出版，这部著作真正是“十年磨一剑”的产物。陈蕴茜著，《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论文选题确定后，孙中山符号研究就成了陈蕴茜生活的重心。她“沉醉于搜集资料、发现问题的愉悦之中，以至于搜集资料上瘾”，“中山”二字时时伴随她的学习和生活，“每到一地，就去找孙中山相关资料，去寻孙中山纪念物，每发现一座中山公园、一条中山路都如获至宝”。“中山”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于陈蕴茜则是“二十年治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学术符号”。孙中山研究无疑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显学”，百余年间，中外学界关于孙中山生平与思想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在悠久而厚重的学术传统之下，研究者要想摆脱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谓“影响的焦虑”，写出一部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孙中山研究专著，洵非易事。陈蕴茜的这部著作，一改以往政治史研究的本质主义视角，采用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加上娴熟的史料爬梳功夫，不仅成为孙中山研究领域别开生面的力作，也为大陆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该书以九章、60余万言的篇幅，着力探讨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孙中山崇拜的形成与发展，解析国民党为塑造、推展孙中山崇拜所运用的形式和手法，透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透过孙中山崇拜研究，该书揭示了国民党权力技术的多样性、灵活性与控制性，以及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进行现代性建构并发挥其控制社会的功能，从而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复杂面相。功夫不负有心人。前沿的选题、开阔的视野、独到的眼光、得当的方法，加之“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毯式搜索”而来的翔实而系统的资料支撑，使这部著作甫一问世便引发中外学界的关注和赞誉，《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中英文学术刊物，乃至《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报刊，纷纷刊发书评和书介，一时间好评如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书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却并未生搬硬套，而是在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大量搜集和认真考订的基础上立论，因而能够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著名学者李天纲在书评中写道：“作者并不放弃历史学的基本功，费了大量时间在档案、报刊、杂志、方志、笔记、文集、回忆录中查考有关文献和传说。本书在主题和主旨上，表现了作者对‘后现代’和‘新历史’的关切。然而，全书的学术根底和写作风格，却完全是历史学传统的笃实考证。”学界同仁谈到陈蕴茜的这部代表作，除了赞叹其视角之新颖、构思之精巧、资料之翔实、论证之严密，并誉为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往往还会加上一句话：这本书，在学术史上是会留下来的。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得到这样朴实而崇高的评价，此生足矣。（四）2009年《崇拜与记忆》一书出版，标志着陈蕴茜关于孙中山符号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这一年，在日本任教十年的孙江开始筹划回归母校。结合陈蕴茜及其他同仁已有的研究基础，孙江设想以记忆研究作为未来若干年的团队工作重点。大家反复讨论，确定以“南京：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作为大型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主题，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和工作方案，包括外文成果翻译、本土案例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等。当时，陈蕴茜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担任为期一年的驻院学者。在院长周宪教授支持下，高研院成立了“公共记忆研究中心”，由陈蕴茜担任中心主任。2010年9月，南京大学与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由记忆研究团队承办，记忆研究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2014年12月，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两年后更名为学衡研究院，学术重心之一仍然是记忆研究（另一个是概念史研究）。自南大记忆研究跨学科团队创建伊始，陈蕴茜一直是核心成员，在沟通、协调和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上付出了大量精力。2013年，孙江领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陈蕴茜从选题到申报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工作。她担任《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副主编，在组织翻译国外记忆研究成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2015年，诺拉《记忆之场》中文选译本出版。2017年，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中译本面世。这些成果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对国内记忆研究不无推动之功。学衡研究院在记忆研究方面的其他重要工作，如《记忆之场》全本翻译、《文化记忆研究指南》中译等，也都凝聚着她的心血。与此同时，陈蕴茜本人也在记忆研究领域继续耕耘。她参与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教授、朱英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阐释”，承担其子课题的研究工作，和学生王楠等人合作撰写《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一书，收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于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正式出版，后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陈蕴茜后期的记忆研究，尤以长文《山歌如火：〈刘三姐〉的性别意识与阶级抗争》最为经典。文章以电影《刘三姐》的开场作为起笔，从不同文本的叙述策略入手，细致梳理了“刘三姐”如何从民间传说，逐步演变为广西彩调剧、歌舞剧，最后被拍成电影、广为人知的过程，考察了1950年代大众文艺政策指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如何通过收编、改编、重述刘三姐传说，来展现性别反抗与阶级斗争。她认为，“刘三姐”传说的演变历程是大众文艺政策付诸实践的经典体现，也是后来样板戏模式的前奏。这是一个唤起民众的社会等级差异记忆，进而将其同质化为集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记忆的过程，也是将地方性收编、融汇于国家性的过程，它使一个地方性、边缘性的民间传说成为一部宣传阶级斗争的文艺经典，最后又超越地方性而成为代表中国的经典。文章的结尾也颇有诗意：“这个经典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唱着山歌、撑着竹筏、踏着漓江山水而来的美丽刘三姐印象……”这篇文章2010年发表于黄东兰主编的《新史学》集刊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后来又被翻译成英文，刊载于英文学术杂志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此文发表后，本就有一幅美妙嗓音的陈蕴茜，也在同行和朋友中得了一个“刘三姐”的雅号。陈蕴茜的记忆研究经典文章《山歌如火：〈刘三姐〉的性别意识与阶级抗争》发表于《新史学》集刊第四卷陈蕴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尝试将记忆研究与性别研究这两个跨学科领域结合起来，打开一块学术新天地。2013年2月，她和南京大学记忆研究团队前往日本长崎大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主题是李香君形象与近代记忆变迁。可惜，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她便身染重疾，一年间动了两次大手术。她的好友和兄长孙江感叹道：“如果不是病魔，该会写出多少与自己身材不相称的厚重著作。”人力难以胜天，憾哉！（五）一位学者，他/她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学术生命却会代代传承。陈蕴茜教授英年早逝，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她的著作会留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她的学生会将她未竟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三十年来，陈蕴茜在培养学生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她带学生，都是手把手地指导他们查找资料、设计构思、组织运用材料，反反复复逐字逐句审读修改学生的文稿。在承担集体性的记忆研究项目过程中，也吸收研究生参与，“师傅”带着“徒弟”边学边干，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陈蕴茜的倾心引导下，一些学生也走上了记忆研究之路。她的学生王楠在硕士阶段就写出了关于秋瑾记忆的精彩论文，发表在孙江主编的《新史学》集刊第八卷《历史与记忆》上；读博士期间研究南京大屠杀记忆，学位论文《作为表象的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政治（1982-2014）》提出许多创见，现已成为该领域的前沿学者。另一名学生黎心竹，从记忆视角研究南京白局、十五贯、白蛇传等民间文艺的传承和变迁，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学术新人，博士论文《动物与灵异：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善恶主题及其现代改造》得到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另一些学生则从记忆研究转向概念史研究，如硕士生郑雪君的学位论文《“基督抹杀论”的谱系——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的底本与中译本之比较》，已初窥概念史门径，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陈蕴茜既坚实厚重、又有新意和灵性的史学研究风格，可谓后继有人。陈蕴茜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三十年，在同事、同行、朋友和学生当中，她的“好人”形象有口皆碑。她治学勤谨、精益求精，以开创性的论著，引领了新世纪以来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潮流。她诚恳友善、热心助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温馨的气氛。最近七年备受病痛折磨，但她一直以微笑出现在大家面前，对学生和后辈的关爱一如既往，对学术的执着认真始终如一。这样一位可亲、可敬、可爱的学者盛年离去，实在令人痛惜。天地悠悠，山高水长，陈蕴茜教授的学术功德，连同她善良真诚的微笑，都已成为恒久历史的一部分。（李里峰、李恭忠、王楠执笔）(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由我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编写，胡绳先生不仅是近代史史大师更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先生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胡绳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有许多近代史著作了，为什么胡绳先生还要写这本近代史呢？胡绳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一般读者阅读这一本读起来不枯燥的书。书中不乏有一些胡绳先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胡绳先生著书时十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以及胡绳先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广泛吸取学术界已有的成就。本书采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书名，而不是《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一是因为避免和当时已有近代史著作雷同，二是因为胡绳先生前期根据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胡绳先生后期认为根据社会性质划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更为准却（即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为中国近代史），因此胡绳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明了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前一段时期）胡绳先生以宏大视野，锐意立新，开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对史学界普遍关注、争议较大的问题，胡绳先生亦有独特见解。本书基本结构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并以此线索把从1840年到1919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阶段和农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是太平天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胡绳先生并不赞同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重点突出了农民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革命力量，对天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做了总结，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开启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胡绳先生的这本书书逻辑清晰，史实详细，见解独特受到大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但是由于史观问题受到了许多攻击与非议，例如一些人认为胡绳先生对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有吹捧夸大嫌疑；二是对不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叙述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详细叙述，对这两段时期积极作用并未提及，以及对于晚清进步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贴上“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卒”的正政治标签。三是用阶级史观来写这本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改革。《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简要介绍了一下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同西方各国关系，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做了一些系列铺垫，说明了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当时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差距，西方列强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很高的提升。而处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仍然坚持天朝上国的理念，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经已经停滞不前了，军事方面仍然以封建军事为基础，兵制未能革新，武器方面缺乏创新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在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击下，显得那样的脆弱不堪，清王朝内部对于这次战争的战与扶又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清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想要和英军进行开战；而另一方面清政府腐朽的军队难以抵抗近代化英军的坚船利炮，为稳定满清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求和的态度。因此一场没有胜负悬念的战争结束了，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放低姿态来求和，英军对华侵略很大原因是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军战败请和，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有了谈判的筹码。因此双方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胡绳先生把这次条约签订看成是可耻的城下之盟，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后，美.法两国通过威胁恐吓，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主权遭到践踏，领土遭到割占，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这时大清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了，然而只有少数先进睁眼看向了世界，看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清政府内部腐朽对人民无情的压榨剥削，最终导致农民革命的爆发！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书中写到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都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的中农群众，特别是计较贫苦的中农感觉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义。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完全是清政府腐朽统治造成的。胡绳先生写天平天国这段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胡绳先生认为并不是基督教俘获了洪秀全，从而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洪秀全所信仰的“上帝”不过是几本基督教小册子里拿来的上帝，这只是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新颖的形式。这场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历史长久。但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平天国集团内部矛盾及中外势力共同剿杀，这场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评价颇高，曾在书中用“伟大”二字评价，他写到:“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但这样的评价在不少人看来对于天平天国有吹捧夸大的作用，而稍晚天平天国国的洋务运动胡绳先生则是一笔带过，把为剿灭农民革命而兴起的湘军头领曾国藩写作成“反革命头子””封建卫道士”则有点激进。后面内容会分几篇依次介绍，让我们一起看胡绳先生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划分。

对于“北京史学”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其他区域史或城市史研究相比，北京史似乎总有着更多既让人困惑又令人着迷的地方。辽、金以来，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性都城，不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学术原因，不论是涉及国脉的宏大叙事，还是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论述，都构成北京史研究的重要内容。7月20-21日，“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新起点”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学者与会。与会学者合影《北京史学》新刊发布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首先进行了《北京史学》集刊的新刊发布会。《北京史学》的前身是2012年创刊的《北京史学论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北京史学》2018年春季刊（总第七辑）是其更名改版后的第一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本刊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刊载北京史研究相关论文、史料、新书评介等内容。发布会上，学者在评述《北京史学》的同时，延展探讨了“以书代刊”这种学术期刊形式，以及北京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兴涛曾经编写过《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他认为近现代北京城市史研究意义重大，这座千年古都在近代发生了剧烈变化，变化中包含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等复杂的历史内涵，值得反复研讨。虽然北京史研究与上海史研究尚存差距，但从重要性来讲，二者是不相上下的，北京史研究还有很大拓展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指出，现行考评机制要求高校师生必须将论文发布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上，而“以书代刊”形式的刊物很难被纳入到考评体系中。与此同时，刊物要保持水准，又要求发布的是首发、原创、优质论文。因此，缺少优质稿件将是《北京史学》今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不能改变现行考评机制的前提下，他提出两条解决方案：第一，重点约请不注重论文考评的学者（如退休学者）；第二，友情约稿或高价约请名家撰稿。对于北京史研究，左玉河认为其与上海、武汉、天津、成都等城市史研究有一定差距，他指出北京史不能做成地方史，而应该是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史，总结起来就是“国际视野、地方眼光与普遍性问题”，不能“就北京论北京、就近代论近代、就政治论政治”，要关注前后左右，上下东西，避免研究的片面化、简单化、碎片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清史所教授朱浒认为，国内不少核心、权威期刊都是综合性期刊，同一期刊上的文章差异性很大，若将其放置于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中，引用率等指标与其“核心”“权威”地位并不匹配。相比之下，国内的很多集刊都聚焦在专业领域，阅读量也颇为可观，是学术期刊的重要补充，也契合国际学术期刊专业化、精细化的趋势。另外，朱浒建议，《北京史学》可以借鉴《清史研究》，在集刊之外收集整理世界范围内北京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以及研究新著，让《北京史学》成为“北京史研究指南”，增加受众，集结研究力量。对于上述学者提到的北京史研究不如上海史研究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认为，上海史研究当然有非常深厚的积淀，但不宜放在两个城市研究“谁成熟、谁薄弱”的二元框架中去定位，尤其是葛兆光先生提出“何为中国”的问题之后，上海史研究也面临着走出现代化、超越现代性的学术眼光的转换。“何为中国”打开目前上海史研究的新问题，上海和江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互动研究已经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相比之下，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结互动，尤其是从周边区域返观北京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借用孙歌先生“普遍性是理解独特性的媒介”的观点，瞿骏提出需要在城市史、区域史和文明史的普遍性之中理解上海史和北京史的独特性，由此，北京、上海的独特性不是特殊的，而是可以相通的，是可以互相借鉴、参照的。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言中将西方文明归结为“环地中海文明圈”，把中华文明归结为“黄河文明圈”，瞿骏认为也可以将北京放在如“黄河文明圈”、“长城文明圈”、“大运河文明圈”中予以探讨，对北京史研究进行“文明圈”联动与其长程发展的论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岗在发言中强调了北京历史的特殊性，以及北京历史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尤其是在研究理论方面的欠缺。王岗认为，只有深刻认识到北京的城市特性，北京史研究才能有更加长远的发展。新刊发布会现场英法联军笔下的北京，日韩浪人在北平的贩毒运动本次研讨会共有30余位学者提交论文，论文内容包括晚清、民国、沦陷时期，北京（北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分为六个论坛进行报告。澎湃新闻选取两篇论文做详细介绍，以飨读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项浩男的论文题目为《落日余晖：英法联军笔下的北京图景》。他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通过英法联军军官、翻译官、士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呈现这些外来者笔下的北京图景。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直至11月初撤离北京，联军先后五次进入北京城游览、参观、举行相关活动。对北京的城墙、城市布局、建筑景观，以及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商业贸易等进行了细致观察和亲身体验。以北京城墙为例。对于在安定门外等待进城的英法军官们而言，北京的城墙非常威严，城门也同样雄伟壮观，是强大和文明的有力证明。当他们站在城墙高处看到北京城的全貌时，与跟雄伟的城墙相比，城里的民居显得十分寒酸，所有东西的色调千篇一律，“使人们很难指望这个大名鼎鼎的京师里会拥有巨大的财富”。英法联军在关于北京的房屋建设、官员等级的划分、天坛等建筑的功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误解，比如他们将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分别称作是满人区和汉人区，而且发挥想象力，将汉人区和满人区的划分与满清王朝对汉族百姓的统治与防范联系起来。甚至还有人认为将两个城区分隔开来的城墙是精心构筑的，统治者在上面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它们全部朝向汉人城区，表明那里居住着被征服的民族。这反映出近代中西方都对对方知之甚少，中国昧于世界发展大势，欧洲人则不理解中国的国情、文化和风俗。此外，英法联军在对北京的描述中还透露出傲慢与偏见。比如，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年人看起来一副蠢相，令人不快；妇女又老又丑；中国方面精心准备的菜肴在法国人看来却完全吃不惯，无法下咽，甚至让人倒胃口；紫禁城是一片废墟、难看极了。项浩男认为，尽管这些入侵者对中国存在着不少误解、偏见，但他们对北京的描述和感悟，为了解当时的北京乃至中国的真实状况提供了鲜活、真实的材料。英法联军对于北京的印象，明显地经历了由期待向失望的转变，而北京的破败又与中国的衰落联系在一起，曾经“北京这座神奇的巨城在欧洲人的梦想中显得如此之遥远，遥远得当人们说要去北京时仿佛在说要去月球”。但是真正目睹了北京的现状之后，英法联军相信，曾经辉煌的中华帝国已经是然是“落日余晖”，无法再与欧洲匹敌。研讨会现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齐春风的论文题目为《1930年代日韩浪人在北平的贩毒活动》。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在北平的深入，居住在北平的日韩浪人人数急剧增加。他们以日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为护符，多从事非法活动，尤以贩毒及强占北平居民住房为多，给北平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自1932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毒化”日益严重。鸦片原是不准售卖的，有些奸商勾结日韩浪人开设“土药店”售卖，后来改名“国货店”公开，变成了“官准立案”的公开生意，全市竟达600余家。贩卖“白面”及红丸、吗啡的大多是韩国人。日本人把国民移向韩国、东北，把在韩国、东北的韩人赶到华北来，韩人无以为生，便干起了劳力少而获利大的贩毒事业。这也是日本处心积虑施行毁灭中华民族的“毒化政策”的一部分。当时的北平吸食海洛因要比吸食鸦片流行，因为吸食鸦片需要烟灯、烟枪、床榻等，而且价格昂贵，而“白面”携带便利，随时买卖，随时吸食，只要将白面放在烟卷里即可点吸，于是便流行于广大下层民众之间。凡是对“白面”上瘾者，每隔一二小时就要吸食一次，瘾发时会不顾一切，借了钱马上换成白面抽个干净，“哪怕只剩一条裤衩也要换成白面吸”。吸毒造成了无尽的人间惨剧。许多人因抽白面而倾家荡产，犯了瘾之后，往往将随身穿戴的衣帽等物抵押给白面房子，换取一小包白面，三口并作两口地抽下去之后，只得光脚赤背狼狈而去。等到身外之物全部当光卖尽，他们往往被迫行窃，将侥幸窃得的钱物通通换成白面，痛快淋漓地大抽一番。凡抽白面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儿鬼”之称。过早地走进坟墓，是一切白面儿鬼共同的悲惨结局。1934年10月，北平共捕获罪犯1669人，其中毒品犯男905人，女131人，共计1036人；鸦片犯男265人，女58人，共计323人。1934年全年，北平捕获鸦片贩卖犯224名，吸食者1565名。加上毒品，更为惊人，全年总计3688起，计41514890两，值洋158989.22元。齐春风认为北平当局对禁绝毒品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当局加紧侦破贩毒、吸毒案；“重治吸食”，复吸者一律枪决；成立北平市烈性毒品戒除所；加强戒毒宣传；实行烟民登记及鸦片专卖。但种种举措效果不佳，日韩浪人的诸多不法行为无法制止。究其原因，日本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以及日方有意以这种方式扰乱北平治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研讨会现场近代北京史研究的特殊性研讨会的最后，本次会议召集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建伟做了题为《超越城市史：近代北京史研究的的方法审视与境界提升》的发言。王建伟首先介绍了近代北京史的研究情况。近代北京史研究则起步较晚，并在一段时期内显得比较沉寂。1986年，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选取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率先启动近代城市史研究计划，北京并未踏入这列车道，直接导致其在起跑阶段就处于不利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进展。至今，尚未见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独立以“近代北京”或“民国北京”命名的通史著作。以2000年为界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史开始比较广泛地进入到了学界的视野当中。借助这股潮流，近代北京史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代北京的专题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教育、媒体）、社会（人口、婚姻、家庭、医疗、日常生活、救济、宗教、风俗）、空间（街区、道路、胡同、广场、寺庙、建筑、电影院、公园、戏园、茶馆、妓院）、群体（学人、艺人、警察、律师、侨民、妓女、学生、报人、商人、水夫、粪夫、人力车夫）等多个方面。虽然近代北京史研究在新世纪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王建伟认为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在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局部、微观、专题研究多，宏观、整体、理论研究偏少，尤其是缺乏整体上贯通的视野，缺乏对近代北京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与发展规律的提炼概括。第二，近代北京史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从时段看，民国建立至抗战前的历史占据了更多篇幅，其它时段则相对单薄。很多成果都标明了明确的时间断限，如1900—1937、1912—1937、1927—1937，尤以“1937”成为一个天然的时间节点，历史似乎在1937年戛然而止。由此导致沦陷时期成为近代北京史研究中的薄弱地带。第三，专题方面仍有不足。第四，对于西方学界有关近代北京研究成果的译介不够。王建伟认为，上述问题既反映了当前国内城市史研究中的共性问题，又是体现了近代北京的特殊性。北京长期作为国都的特殊身份，是很多国家重要事件与现象发生的历史舞台或地理空间，在为它们提供社会场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规定或制约着这些事件与现象的表现方式与最终走向。后者这种方式虽未把城市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但城市也在相关事件与现象的叙述中获得了呈现，同样可以展示其内在特性与外在样貌。王建伟还指出，近代北京史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局部演变过程，不是民国史的从属，不是通史内容的简单“地方化”复制，因此无法把中国近代史那套已经成型的论述框架原样照搬。近代北京史应有明确的学科属性与定位，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实际的理论体系，从而去解释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与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史相比，近代北京史不应将自身限定在“地方史”范畴，不应仅止于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而是应该开掘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建立对话平台，在更宽广的学术路径中凸显北京城的“存在感”，充分利用近代北京城市身份的特殊性与变动性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