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由我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编写，胡绳先生不仅是近代史史大师更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先生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胡绳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有许多近代史著作了，为什么胡绳先生还要写这本近代史呢？胡绳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一般读者阅读这一本读起来不枯燥的书。书中不乏有一些胡绳先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胡绳先生著书时十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以及胡绳先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广泛吸取学术界已有的成就。本书采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书名，而不是《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一是因为避免和当时已有近代史著作雷同，二是因为胡绳先生前期根据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胡绳先生后期认为根据社会性质划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更为准却（即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为中国近代史），因此胡绳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明了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前一段时期）胡绳先生以宏大视野，锐意立新，开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对史学界普遍关注、争议较大的问题，胡绳先生亦有独特见解。本书基本结构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并以此线索把从1840年到1919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阶段和农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是太平天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胡绳先生并不赞同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重点突出了农民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革命力量，对天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做了总结，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开启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胡绳先生的这本书书逻辑清晰，史实详细，见解独特受到大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但是由于史观问题受到了许多攻击与非议，例如一些人认为胡绳先生对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有吹捧夸大嫌疑；二是对不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叙述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详细叙述，对这两段时期积极作用并未提及，以及对于晚清进步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贴上“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卒”的正政治标签。三是用阶级史观来写这本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改革。《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简要介绍了一下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同西方各国关系，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做了一些系列铺垫，说明了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当时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差距，西方列强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很高的提升。而处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仍然坚持天朝上国的理念，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经已经停滞不前了，军事方面仍然以封建军事为基础，兵制未能革新，武器方面缺乏创新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在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击下，显得那样的脆弱不堪，清王朝内部对于这次战争的战与扶又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清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想要和英军进行开战；而另一方面清政府腐朽的军队难以抵抗近代化英军的坚船利炮，为稳定满清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求和的态度。因此一场没有胜负悬念的战争结束了，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放低姿态来求和，英军对华侵略很大原因是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军战败请和，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有了谈判的筹码。因此双方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胡绳先生把这次条约签订看成是可耻的城下之盟，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后，美.法两国通过威胁恐吓，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主权遭到践踏，领土遭到割占，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这时大清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了，然而只有少数先进睁眼看向了世界，看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清政府内部腐朽对人民无情的压榨剥削，最终导致农民革命的爆发！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书中写到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都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的中农群众，特别是计较贫苦的中农感觉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义。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完全是清政府腐朽统治造成的。胡绳先生写天平天国这段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胡绳先生认为并不是基督教俘获了洪秀全，从而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洪秀全所信仰的“上帝”不过是几本基督教小册子里拿来的上帝，这只是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新颖的形式。这场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历史长久。但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平天国集团内部矛盾及中外势力共同剿杀，这场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评价颇高，曾在书中用“伟大”二字评价，他写到:“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但这样的评价在不少人看来对于天平天国有吹捧夸大的作用，而稍晚天平天国国的洋务运动胡绳先生则是一笔带过，把为剿灭农民革命而兴起的湘军头领曾国藩写作成“反革命头子””封建卫道士”则有点激进。后面内容会分几篇依次介绍，让我们一起看胡绳先生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划分。

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平稳中推进，著作和论文成果丰硕，呈现热点突出、选题多样、学科融合、论述深入等特征。热点领域成果颇多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几乎每个学科都梳理了70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不例外。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时段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状况加以梳理，认为历经7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期待学科的进一步深化与繁荣。针对近代史的两个时段，多位学者也较详细地梳理了晚清史与民国史（侧重政治方面）的研究状况。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认为，7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史林》2019年第4期）。罗敏认为，“文革”前17年，民国时期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成效显著；“文革”后期，李新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立民国史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成为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内外相关史料的开放与出版，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打通相关学科壁垒的新趋向（《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相关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颇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联合主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9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社会思潮、中国与世界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发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欧阳哲生《材料、诠释与意义探寻——百年五四运动史研究之检视》笔谈文章，认为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真正跨入现代。传统领域获得新发展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也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传统领域，但在学科互鉴、融合的当下，获得了新发展。2019年11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共8卷，是汇集众多优秀学者，历时多年完成的一部大型抗战通史著作。该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战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突破既往研究中将抗战史作为单纯战争史的局限，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近年来，很多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转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共党史研究日渐升温。如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认为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经济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领域，积累深厚，2019年的突出成果体现在财政与税收方面。在多份史学重要期刊上，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刘增合《晚清保疆的军费运筹》（2019年第3期）、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2019年第11期）；《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登了任智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魏文享《国民政府之遗产税征稽及逃税困境（1940—1949）》等。新技术、新视角、新史料不断应用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近代史研究》2019年3期发表2篇论文：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均利用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等技术，这是长期以文本史料为主的近现代史学者不甚关注的。胡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条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考察，探究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谢文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广东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关注近代中西汇通以来的译介、语词、概念等变化，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视角，近年来成果不断涌现。王士浩《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指出，今人习以为常的词汇“规律”，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来，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认为，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史料乃历史研究之基础。近年来，新史料层出不穷，除了众多档案文献，最引人注目者当属日记史料。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不少丛书陆续出版，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和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贡献良多，值得关注。如《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由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的《张棡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共10册）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达55年，内容涵盖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等方面。该日记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均属罕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在全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凤凰出版社等高校和机构的4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做总结发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主持新书发布式。王建朗介绍了近代史所七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历程，他指出，《丛刊》是从近代史所藏的110多种稿钞本中，精取其中31种汇编影印而成，史料价值极高。魏大威指出，近年来，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各单位及各位专家，与国家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方面，以及抗战文献、近代中日关系、近代专题文献等方面合作推出了很多重要出版成果，总量已接近3000册，便利了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国家图书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规划建设47项重点项目，希望以后进一步发挥国图职能，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合作，一如既往为国家学术研究做好文献保障和学术助力，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丛刊》的价值、意义及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认为日记作为一般制度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刘萍从该所早期征集史料的途径谈起，认为正是前辈学人的努力和学术自觉，才使得当下的近史所史料收藏蔚为大观，为后人树立良好榜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谈到史料影印的必要性以及影印的困难，呼吁相关图书收藏机构，加强大型文献类图书的收藏规划。他建议出版机构，重视日记手札类文献的电子化，推进与民间和海外资料收藏者的合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认为，日记手札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多属私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张永江充分肯定该书价值，认为对于日记信札等资料，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整理研究，相关教学机构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之学。《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丛刊》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1种未刊稿钞本日记，如《定边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日记底本经高清彩色扫描，凡原书扉页、题签、印章，以及日记中粘贴的各种剪报全部予以保留，灰度制版印行，总计八十册。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责编：吴敏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像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华岗（中）文章类型/历史见闻字数|859，阅读约2分钟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巨著《历史研究》享誉世界，被誉为“近代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个人试图揭开文明兴衰之谜，启发人类探索未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家庭教育功不可没，汤因比也是如此。汤因比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历史学家。据说汤因比的名字来源于他的叔叔，因为叔叔阿诺德·汤因比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汤因比从小就痴迷于历史，在温彻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尔奥尔学院的求学经历为他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与其他按国家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不同，汤因比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放在比国家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考察，国家才是人类文明。中国人熟悉汤因比，主要是因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过一次为期两年的谈话，主题是21世纪人类的未来。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对人类未来作出的全新预测。由于这是汤因比生前的最后预言，对东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的交谈中，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而日本则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尽管如此，汤因比仍直言不讳地认为，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带领人类社会前进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汤因比这样认为，他给出了以下理由：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基本满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需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曾多次经历混乱和分崩离析，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文明来看，中国人很好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完全可以保存文明的完整性。中国模式值得世界各国借鉴。汤因比于1975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86岁。汤因比临终前对西方文明持悲观失望的态度。他希望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未来我会出生在中国，如果那个未来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我会致力于融合它；如果世界已经融合，那么我会努力让世界从物质中心转向精神中心。”。参考文献：《汤因比：我愿来世生在中国，展望21世纪》（汤因比）历史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它的唯一目的乃是教育别人。——乔治·屈维廉（英）

文 | 叶韦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摘自 | StoryStudio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1915-1937）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妇女期刊，发行量曾达万份以上，每月出刊，常常卖到断货。既然名为《妇女杂志》，应该是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群，但因女性的识字率不高，能写文的人更少，所以在杂志上发声的总是男性，他们往往细数女性的缺点，要求她们检讨，或者呼吁所有的父亲、丈夫善尽教养责任，以免中国被落后的女性拖垮。因为她们的保守性太重，当男子已经同意女性解放后，她们还宁愿守著畸形小脚和贞节牌坊，她们气量狭小又迷信，只知诵经念佛，而不肯走出家庭，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就说，「厌女」几乎是中国妇女刊物的传统。▲《妇女杂志》创刊号最显著的现象是许多男学生来信，极力想要摆脱他们在家乡、未受教育的未婚妻们。单在 1923 年，杂志刊登关于婚恋的通信就达 59 封，在 12 月号编纂了「五位想解约者的来信」，陈述新青年遇上旧婚约的集体叙事。江西九江的竹轩八岁就有了童养媳妇，他说：她是个未受教育者，茫然不知爱情为何物，我虽有时在我母亲面前劝她放足识字，她哪里肯信，只轻轻的走开罢了。我母亲常常因她性情不好，不知受了多少气……她又是女界最蠢者，连女红都不知做……尽管竹轩的父母不甚满意，但这位自小在他家接受教养的女孩，却还能「自主性地」不学识字、不肯放足、不做女红，甚且不断主动要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显然不合一般对童养媳的认知。问题是，这些极可能被抛弃的未婚妻们根本没有发言机会，所以也很难获得她们版本的故事。然而，当有女性为这些沉默而被遗弃的姊妹发言时，却被男性批评为「带有性别偏见」，是敌视男性，偏袒女性。这种对女性发言身分的攻击并不是少见的现象。1920 年学生领袖施存统（1899-1970）就在《民国日报》发表〈看不惯女士二字〉，认为发文署名「女士」，是女子「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举动」。1921 年接任杂志主编的章锡琛（1889-1969），也主张取消「性别界线」：我们有一个坚决的信条，以为妇女问题，并非专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妇女和男子分成两种的人类，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实在是不自然，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研究的，不宜专限于妇女的一方面，必须著眼于全人类的生活，才是合理。他们呼吁取消性别界线，避免对女性保护，乃至版面上满是对女性不友善的言论，虽有女性反应拒看《妇女杂志》，章锡琛依然坚持「针砭女性原是本志职责，实是希望女界进步」。这种对女性爱之深责之切的现象，并不独出现在男性主编身上。早在创刊初期，1916 年，留美归国的女主编胡彬夏（1888-1931）就规范过，她创「通信栏」写著：自本期杂志、始拟添通信一门、专为海内外女界与本社交换意见机关…通信时、妇女与妇女可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嚣张浮薄之语、诡怪妄诞之说、恕概不登载、盖风教所系、妇女与有责焉、斯为妇女初次在众目众耳前发表意见之时、会其必光明秀伟良淑端雅也固宜、又关于本杂志需改良处、或另有求恳事、尽可直言、本社常乐闻之、时或并答语附载。胡彬夏企图打造女性公共论坛，通过同性的信任关系，延伸通信情谊，鼓励女子「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同时警觉女子的公众形象，要求女界同胞在发言时必须自重，谨慎维护得来不易的发声管道。然而，此标准可能陈义过高，导致这个「通信栏」在她主编时期，只在第一期刊登她与作家施静仪的信件后，就终止了。当中国女权渐行开化，而出现更多受教育、天足的摩登新女性时，男性的厌女现象却不减反增。这些新女性在男性的描述中，外型时髦、思想西化，但虚荣自私，在一系列「模范的新女子」的征文中，全是对新女性的嘲讽，她们「出门之前」必精心打扮，是「社交的明星」、是「先进者」、是「演说家」、是「女神」，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旋于众多爱慕者之间，不需操持任何家务，不仅糟蹋男性，也欺辱女仆与车夫。亦有许多男性读者来信，转述他们的友人被新女性抛弃的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华林饱尝失恋之苦，张絧之友人被毁婚，赵慕莲被「养尊处优的女子」抛弃，从此醒悟恋爱结婚是有钱人的享受，一般人还是娶旧式女子好。这些当事人羞于启齿的失恋经验，全经友人转述，搬上公共论坛，成为警世故事，男性向往自由恋爱，但却无法面对女性也保有自由选择。女性的读者来信远低于男性，更少谈到自己私密的婚恋经验，但不同于男性读者的集体叙事，女性的故事个个不同。受中学教育的如水自诩为新女子，却希望为夫另蓄一妻，以维自由之身 ；中学女生耿箫秋与大学生的恋爱受阻 ；北京女师江见觉的友人被迫嫁人；爱上有妇之夫的余亦人；受婆家欺压而想自杀的张梅仙；相信真爱无关性别的王卓 。男子大多具备公共发言的能力，他们的故事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处境；而女子要敢于说出婚恋故事，本身就是特异的，她们的经验更难以被收编，且这些发言的女性，既不是男性故事中无知无觉的旧女子，也不是朝三暮四的新女性。张梅仙说出她的处境，她十六岁定亲后，公婆不许她读书，而要她学刺绣，婚后却被夫婿嫌恶：他在南高读书，暑假或年假回家，到说程度不相配，这样的女子朱家角几百个也讨得著，到远乡远里讨著这个宝货来。我想起以前不读书，比尖刀刺我的心还要痛呀。热衷文学的女孩王卓渴望志趣相同的伴侣，不用组织家庭，只要相爱厮守，她问主编：男子中有这样理想的人没有？假如得不著异性的，可否找一个同性的？（我相信真爱是不分同性异性的，并且我也有过同性爱。）主编回应：你的爱情观──不分同性异性的恋爱，不免近于变态，或者因为对于恋爱的真义不曾澈底了解的缘故。最好请一读本号所载〈恋爱观的变迁〉一文。在 1921 年前，女性还少出现在公共论坛时，厌女论述是男性主张女性的落后使国家阻塞不前，藉由指责女性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却鲜少反省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1921 年后，女权国家论述退却，旧女性成为男性追求自由的包袱，新女性则让他们遭遇失恋的风险，无法让男性予取予求的女性，仍是被责备的对象。有趣的是，这些读者投书的厌女论述，却在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以另一种面貌呈现。▲1921 年北京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创男女同校先声，舆论呼吁男女社交自律节制。杂志广告则鼓励女性要注重一切仪容细节，以便与男子交谊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分析，这类通俗小说是读者面对社会快速变迁的逃遁叙事，他们拥抱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好让「想跟上世界的愿望，让位于想忘却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的愿望」。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周蕾（Rey Chow）进一步发展出以「以女性为沉痾」的症候解读。读者总在小说中看到意志薄弱的男主角沉沦，而女主角则信守承诺、贞洁、美德，她们被迫走出家庭，寻找并拯救她们的（准）夫婿，但一切总是来不及，传统的力量（女性）始终赶不上现代社会招致堕落（男性）的速度，为了守贞（传统价值），女主角们的结局不是病死就是出家。女性被视为中国传统最深层的受害者，她们承载了繁复的家庭与社会规训，她们是最需被解放的一群，同时社会又最害怕她们被解放。她们应该上学、放足，有新思想、好容貌及旧美德，以准备随时承接被新时代抛弃的男子。参考文献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妇女杂志资料库。2、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12（2004年）。3、Mittler,Barbara. “In spite of Gentility: Women and Men in Linglong (Elegance), a 1930s Women’s Magazine,” in Daria Berg and Chlo Starreds.,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Routledge, 2007).Link, E.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4、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董之林、张京媛、陈顺馨、陈惠芳、陈敏娟译（台北：麦田，1995）。

【编者按】11月24、25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时常有非近代史专业的朋友要我推荐中国近代史的综论著作，以便快速获得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整体印象，一个整体的变迁趋势，并了解这种变迁的意义所在。我们数得出来的，往往还是蒋廷黻、徐中约、陈旭麓，都是好几十年前的著作。最近二三十年，近代史学界似乎都丧失了写通史的勇气和野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基本看不到宏观讨论的文章，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写专题论文。一方面，这固然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脱离了大而化之、空泛讨论的陋习，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新困境，此即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指的是过于丰富的文献，即便是最聪明、最勤奋的研究者穷尽一生也不可能完全阅读，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读完了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无力从整体的视角来理解近代史，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因为近代历史去时未久，留下来的资料本来就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文献被电子化并通过网络共享，这些电子资源的获取成本相较于购买图书、查询档案小得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使得许多原来看起来不成其为史料的材料也成为史料甚至还可能成为重要史料。举例来说，在革命史一统天下的时代，大概没人会把记载晚清城市如何处置粪便的材料当作史料来严肃对待，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舞厅的记录和描述当作文献来看，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史、城市史、卫生史、新文化史、女性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些统统都可以成为史料。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并不一定是对原来革命史学的补充，也可能是否证、改写、纠偏，历史画面的丰富很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原以为是主干的历史演进不过只是枝叶而已，因此你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只需要抓住主干，不了解枝叶也不要紧。总之，近代史学界现在很难说有公认的主干，也很难开列出一个近代史学界公认的必读书目来。此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规范深受乾嘉汉学和兰克史学的影响，对材料的扎实程度、证据链的细密程度有明显高出欧美史学的要求，给个人的推理、想象和诠释留下的空间要小很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近代史界的同行评审极端强调一手文献，拒绝单一文献，对理论、方法论和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则远逊于欧美同行。一方面是“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对举证细密程度的高要求，其结果就是缩小论述的范围，集中笔墨描述和分析特定的人物、事件，时限也尽可能控制在较短的时段里，如此方能尽量避免漏洞和硬伤，以至于不少学者一辈子工夫都花在某个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专题论文对史料的挖掘甚至达到了涸泽而渔的程度，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做了非常细密的史实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我们一方面佩服他下了不少苦工夫，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这些苦工夫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为不少文章基本没有论点，没有刷新人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助益甚小，遑论对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何帮助。不少研究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研究做任何联想，在遭遇质疑的时候往往会辩护道：我讨论的是某人在某事上的作为，其他人我没有研究过，真不敢说一定也是这样的。这固然是智识上的谦卑、诚实和严谨，但另一方面也显得非常无奈，知识的价值大小与其可迁移性有密切关系，如果史学生产的知识注定只能是特殊性的、不可迁移的，其价值就相当可疑。如果关于特殊人事的知识生产无助于改善我们对更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看法和理解，如果它不具备较为重要的解释意义和反思意义，读者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了解一个死人的所作所为。有人的回答是，这个题目没有人研究过，我填补了空白。这种回答是完全无效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空白都值得填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读者的，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产品，它是没有市场的，也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样的研究买单。信息超载的另一个后果是，每个学者在做自己的专题研究时，通常不需要去阅读与此专题研究不直接相关的研究，以至于同样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从业者彼此读不懂文章，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人读不懂思想史，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没有能力判断近代社会史的论文，更为甚者，研究章太炎的不读严复，也无法对严复研究论文做出有效的判断。研究领域高度相关的同行学者尚且不互相阅读作品，同行评审难以有效开展，学术会议常见鸡同鸭讲的情况，又怎能指望有多少读者呢？与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学界相反，今天敢于通贯地讨论长时段历史的，敢于去讨论大问题的，反倒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不少人努力去解释宏观问题。从历史学对证据的高要求来看，他们提供的证据可能很难构成比较严密的证据链，他们的证据甚至不过是从他人的二手研究中扒过来的。这让许多历史学者甚为瞧不上，但是又羡慕他们获得更多的阅读和掌声。读者、社会和政府永远都需要学者对重要问题做出回答，历史学者拒绝承担这样的职责，把领地拱手相让，也怪不得历史学被边缘化。作为一种折中方案，比较可取又可行的史学训练往往强调以小见大，从具体个案折射广阔的历史画面。但是问题在于，有什么理由说自己选择的个案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从个案看出广阔的历史画面？即便是说透过个案看出时代变迁的主流趋势都可能遭到质疑，因为既无整体图景为前提，又如何可能判断何为主流何为支流。从严格的逻辑来讲，我们真的很难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做出有力的辩护。所以，在信息超载的前提下的“以小见大”，严格地说，都不过是自我宣称而已。特定的人事总是需要放到整体性的历史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才可看出其意义，所以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作为背景知识的整体性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仍然是必需的。笔者近年写作专题论文的时候，最感困难的就是描绘整体画面、铺垫时代背景、交代大框架，怎么写都是几十年前的陈词滥调，让人望而生厌，怎么写、怎么改都不满意。如果基于经典的二手研究来做概述，外审专家往往会批评说，轻易地采用既有研究为论述起点，不可接受；如果择取特定的原始文献来分析和描述时代背景，往往又遭遇这样的质疑：你怎么确定这几个文本能代表时代氛围、整体图景？老实说，我回答不上来，怎么都缺底气。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独特困境，最近读到美国和英国的两位年青历史学家写作的、在欧美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宣言》（英文原版于2014年10月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上网，后出版纸质版；2017年3月出版中译本），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史学界的共同困境。该书指出，从196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西方历史学界都习惯于在短期历史的框架下寻找素材，“其短视程度堪称历史之最”。在一项以1880年以降的8000篇历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为抽样范围的统计中，1900年论文涵括的历史时限大约为75年，到1875年，其时限缩短至30年左右，“5至50年的生物时间尺度遂成为历史研究入门的模本”。史学界养成了“只求时段缩短、文献精益求精的习惯”，目标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其结果是，文献愈不为人知、愈艰涩难解，便愈被人看好，因为孤僻的文献方显史家治史的功力”。1981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伯纳德·贝林感叹道：“历史研究同时朝一百个方向长出分枝，而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协调……想要实现整体的综合，哪怕是有限的某些地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无穷无尽的细节却无法不能结成网或块，非专业读者甚至史学同行也看不到这些细节的意义和价值，“史学界只顾彼此交谈，话题越来越窄，时段越来越小”，史学遂难逃被边缘化的厄运，而“以长时段思考历史与未来在专业史学之外极为流行”，比如自然科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该书作者认为大数据和数字人文的迅猛发展使得克服信息超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主题模型软件能够用机器快速阅读大量的政府报告或科学文本，然后反馈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人们的学术关切和观念变化的基本事实……许多这类的软件能够把大量的文献记录迅速转化成可视的图示或图表，否则数据量太大根本难以读完”。该书作者之一、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牵头的团队在2012年夏季推出了一款叫做Paper machines（纸机）的文本挖掘软件，“专供学者全面梳理大宗纸版文档之用，尤其适合档案极其丰富的20世纪的跨国研究”。类似于此的大数据处理软件在西方正在陆续开发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某些工具挖掘文献，迅速地定位文献中的特定部分，生成词频变化图表，甚至在文献之间建立起时间或逻辑的关联，生成大事年表，研究者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判断和分析文献的来源和文献作者的价值立场、细读文本深层含义。历史学家从过于繁重的文本挖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文献的深入解读和创造性思考中。新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史学家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过载的困境。该书作者畅想，“如果历史院系能够培养出研究工具的设计者和大数据的分析师，那就等于把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塑造成知识生产的尖端人才，在学院内外都将大放光彩”。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有着海量的原始文献需要挖掘和爬梳，另一方面也有着数量庞大的二手研究需要整合，此外，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中国近代史需要置入古今嬗蜕、中西交冲的框架中来理解，对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当然知道得越多越好，因而显然更多地面临信息超载的困境，也更为急迫地需要探索如何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不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近代史学界怎能把被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者抢走的地盘夺回来，怎敢重新思考长时段历史，怎敢回答社会最为关心的大问题？相较于依靠图书馆和资料卡片做研究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知网、读秀以及近代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要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不久的将来，历史系是否有可能把数据挖掘能力的培养也纳入培训体系之中？史学与情报学、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何时可以提上日程？史学界、图书馆、出版界和信息技术公司要怎样才有可能联合作战，开发庞大的数据资料库以及高效的信息挖掘工具？国家的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是否有可能资助产生大容量的、有统一架构的、互相补充和兼容的文献数据库？谷歌学术、百度学术这样的搜索引擎工具，什么时候可以把信息抓取的触角深入到全网的史料数据库和大量图书资源的内部？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42.00元。

目 录卷 首 语中国期刊史的“前世”与“今生”，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从1815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今，中国期刊已有205年的发展历史。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期刊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促进民族觉醒的“国之利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期刊更是引领时代潮流、展示时代风貌的重要媒介。可以说，中国期刊的发展史，正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中国史。本期的“本刊专稿”，我们组织了一组文章，依托个案期刊的历史钩沉，细化期刊学科分类，以期更全面、更生动地呈现期刊发展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田振洪先生的《近代中国高校法学期刊的先锋——〈福建法政杂志〉》和董昕先生的《潘序伦与民国时期的立信会计期刊的出版发行》，充分挖掘史料，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人文学科以外的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期刊史的研究。金炳亮先生的《早期〈随笔〉（1979—1983）的若干历史考察》一文，通过对《随笔》创办历史的考察，以生动的、充满感情的笔触，不仅为我们真实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期刊出版事业蓬勃兴盛的光辉岁月，而且对于当代期刊出版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期刊的发展史，也是一大批杰出出版人的奋斗史。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多少挫折，他们始终怀抱着理想，坚定不移地站在出版第一线，推动中国出版业不断前进。本期“专题研究”中，张稷编审的《简论陈翰伯》一文全面展示了重要出版人陈翰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的新闻出版实践，立足于当代出版史的研究视角，重点梳理了陈翰伯对商务印书馆的起死回生、接续再造之功，以及“文革”后领导出版领域拨乱反正、推动行业迈出改革步伐所做的重要工作。陈翰伯毕生奉献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为共和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出版精神也值得后人学习。当代出版史研究与相邻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越来越紧密，开展期刊史的研究，势必离不开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本期中，许高勇先生对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报刊出版与知识青年阅读的探讨，王安乐先生对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与民国时期天津阅读文化的分析，则体现了学界突破以往研究框架、引入阅读史研究方法的努力与尝试。我们期待着新视角、新方法的不断涌现，推动学界在中国期刊史、出版史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成绩。出版史小索引本刊目录、卷首语与摘要一本正经的学术萌：我是《中国出版史研究》丨2016年第1期丨2017年第2期丨2017年第3期丨2017年第4期丨2018年第1期丨2018年第2期丨2018年第3期丨2018年第4期丨2019年第1期丨2019年第2期丨2019年第3期丨2019年第4期丨2020年第1期丨2020年第2期本刊文章选载许静波：《朱槐庐行述》整理并序丨邹振环：《四洲志》近代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丨邢科：左翼联盟与民国上海出版业丨杨焄：《三只小猪》汉译史钩沉丨李振荣：吕叔湘和周振甫丨于萌：开明书店国学教材丨何朝晖：木拓法帖与印刷术丨戴海斌：张之洞电稿丨刘向东：古代活字印刷丨吴永贵：西式中文活字丨辛德勇：罗振玉旧藏铜活字丨殷晓岚：《竺可桢全集》出版侧记丨艾俊川：从文献角度看罗振玉铜活字丨李俊：《杜甫诗选注》作者编辑互动述略丨刘姝：章太炎《国学概论》版本流变丨刘兰肖：改革开放4０年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丨许静波：上海近代书业技术革新丨于淑敏：陈原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丨高嘏伟：高校古籍整理卅五年丨陈万雄：香港出版的历史与现状丨陈铮：《孙中山全集》出版始末丨章宏伟：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丨于淑敏：陈原与《现代汉语词典》丨欧阳敏：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产权制度丨何朝晖：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丨李伯重：明代出版业的发展丨陈铮：李侃与中华书局近代史类图书出版丨于淑敏：陈原对张元济研究的学术贡献丨范军：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非正式制度丨赵生明：延安时期的新华书店丨章雪峰：崇文书局工匠精神丨李明杰：近代湖北官书局刻书论略丨本刊口述史选载李行健：吕叔湘先生教我做出版工作丨程毅中：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给我的机遇和考验丨夏剑钦：我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三次幸遇丨蔡学俭：我的出版之路丨与杨牧之先生谈出版专业分工政策丨陈树荣：澳门印刷出版业史略丨李频：《文化与生活》创刊访谈录《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中国出版史研究》以“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订阅方式：1、直接到当地邮局订阅，或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邮发代号：80-142。2、电话订购：（010）63458246 63453762。3、网上购买渠道：登陆“杂志铺”网站（www.zapu.com），在搜索栏搜索“中国出版史研究”，即可看到相关订阅信息，按网站购物流程购买即可。季刊，大16开，季初月20日出刊国内统一刊号：CN10-1176/G2ISSN 2095-8889邮发代号：80—142每期定价58元，全年4期，共计232元记载出版历史 探索出版规律投稿邮箱：chubanshi@zhbc.com.cn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邮政编码：100073联系电话：010-63458238名称：中国出版史研究戳一戳查看最萌期刊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