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刊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凤凰出版社等高校和机构的4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做总结发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主持新书发布式。王建朗介绍了近代史所七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历程，他指出，《丛刊》是从近代史所藏的110多种稿钞本中，精取其中31种汇编影印而成，史料价值极高。魏大威指出，近年来，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各单位及各位专家，与国家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方面，以及抗战文献、近代中日关系、近代专题文献等方面合作推出了很多重要出版成果，总量已接近3000册，便利了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国家图书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规划建设47项重点项目，希望以后进一步发挥国图职能，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合作，一如既往为国家学术研究做好文献保障和学术助力，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丛刊》的价值、意义及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认为日记作为一般制度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刘萍从该所早期征集史料的途径谈起，认为正是前辈学人的努力和学术自觉，才使得当下的近史所史料收藏蔚为大观，为后人树立良好榜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谈到史料影印的必要性以及影印的困难，呼吁相关图书收藏机构，加强大型文献类图书的收藏规划。他建议出版机构，重视日记手札类文献的电子化，推进与民间和海外资料收藏者的合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认为，日记手札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多属私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张永江充分肯定该书价值，认为对于日记信札等资料，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整理研究，相关教学机构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之学。《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丛刊》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1种未刊稿钞本日记，如《定边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日记底本经高清彩色扫描，凡原书扉页、题签、印章，以及日记中粘贴的各种剪报全部予以保留，灰度制版印行，总计八十册。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责编：吴敏

点击上方“玮鑫学长” 上学长车哦！“最近有很多学弟学妹在后台给我留言，询问中国近现代史的推荐书目，之前学长也给大家推荐过几本，但是根本没有满足大家阅读的欲望。今天学长专门把我本科母校历史系的学生自办的学术刊物找了出来，找到了我当年非常喜欢的一篇名师访谈录。这里面有韩老师感人的求学经历和中国近现代史经典书目的品质推荐。ps:咳咳，当年学长也是我们系这个学术刊物的副主编，我的导师也是我们副院长做主编，我的导师就是我在文章里经常提到传授我许多关于历史学及考研真知灼见的那位恩师。当年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为了设计这个封面，我到一个文化传播公司学了一个月ps，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做出了这个封面，怎么样，还不错吧~对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好的方法滨州学院历史系《渤海学谈》第七期“名师访谈”■学生记者 VS 韩荣钧老师韩荣钧我韩荣钧（1968.6—），男，山东枣庄人，副教授，新疆大学历史学硕士，扬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在《民国档案》、《扬州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报》、《历史档案》、《滨州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中国古代疆域变迁史》、《张仁奎传》、《民国名将张锦湖》、《清代海丰吴氏家族文化研究》等多部著作。现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和近现代史研究。获滨州市社会科学奖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一项，滨州学院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一项。韩老师就自身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热点问题做了简单的介绍，以及给当代大学生提出了建议和期许。Q韩老师，您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热点问题一直是大学生关注的话题，您认为现在近现代史的学术热点问题是什么？韩荣钧中国近现代史与与现实不论在时间段上还是联系牵扯上都比较接近，因此近现代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也吸引了相当多的研究力量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近现代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处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涌现的历史人物纷乱繁多、留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学术研究方面以往重视的政治史、经济史稍稍回落但远未退潮。当今研究热点多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方面。同学们可多参考近几年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即可看出学界关注的领域及其变迁。Q现在大学生不知道读什么书，什么是好书，怎样读好书。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韩老师您推荐给大学生的必读书目有哪些？韩荣钧大学生读书应当做到博与专的统一。读书的范围应当包括提高自身修养和技能的书和自己所学领域的专业书籍。作为大学生当然要注意书籍本身的品味，那些读者群界定为大众的通俗的泛泛之书就不宜浪费太多的时间。如《明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等类似的书翻翻即可。大学生应读经典。社会人士读书一是为提高自身，更多的是为消遣、娱乐。大学生读书也有消遣、娱乐的成分，但主要是提高自身。你是读一个十八岁青年写的书收获多，还是读八十岁老人写的书收获多呢？什么是经典？经过时间筛选的、众口流传的差不多就是经典了。关于必读书目，同学们可在网上搜寻，有许多，这里我简单提示一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书目。（1）专题史：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柯文《历史三调：作为经历、事件和神话的义和团》；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张玉发：《中国现代史》；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2）通史研究：严耕望《治史三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萧一山《清代通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乡土中国》。（3）专题研究：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黎澍《再思集》；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吴雁南、苏中立《晚清社会思潮》；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陈志让《军绅政权》；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Q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学历以及个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业难成为大学生的一块心病，您有什么鼓励的话送给正处在迷茫状态的大学生呢？韩荣钧现实是严峻的，但总有人胜出。机会总是留给少数人。正像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自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信自已就是那百分之二十的人。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成功，别人的付出和汗水是我们所看不到的。我们能和别人比什么呢？就比付出和汗水吧！我坚信汗水不会白流的！Q科学的学习方法无疑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韩老师，结合您的经历谈谈在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有哪些好的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韩荣钧在这里，简单谈一下我的求学经历。有件小事我是记忆犹新的。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跟着小伙伴到离家两公里远的镇上去玩，到了新华书店。我手里有七分钱。我就问店员：“有七分钱一本的书吗？”店员随手就给拿一本，叫《铁娃和小白鸽》的连环画，我们当时叫画书。我可一个字不识但我会翻着看画。上过学的玩伴读，我就在旁边听。当我有了九分钱的时候，还是这些玩伴，还是到了新华书店，还是问店员：“有九分钱一本的书吗？”店员随手就给拿一本，叫《商鞅变法》。说实话，这本不好看，主要是看不懂，玩伴们也读不下去。不碍事，当我上学之后，我就慢慢读啦。当时人可能都有习惯，在书上乱画，我也是这样。给某人画个眼镜，在某人身上打个叉号，旁边写上“坏蛋”。这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还要写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字样。后来看到好笑的是我写的“再借不难”是“再借不南”！现在我还保存着这本《商鞅变法》。我看画册的习惯坚持到师范。这时高明多了。看《斯巴达克斯》画册，我竟然作了相当的笔记。谈到作笔记，这个习惯是在师范养成的。我是滕县师范八三级二班年龄最小的之一。学校组织的百科知识竞赛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本《汉语成语小辞典》。不说这么多了，1999年到2001年我在滕州英才学校教书。一周18节历史课。一周要改十八个班的作业啊！还要备课，还要被检查备课。我们检查备课是要查页数的。字写的大一点，查备课的王端天主任会说：“你看你写的字，给核桃样!”我考研要去枣庄，向王主任请假。他说：“一个小中专，要考研究生，嘿嘿……”再嘿嘿，我也得去考试。结果是他让我改完期末试卷再去。我坐滕州去枣庄的最后一班车。下车摸黑找到学校附近的旅馆住下，哪还看什么考场，明天直接找考场考试。结果考上了。王老师挺高兴：“他还考上了！”这是他对别人说的。到新疆大学面试，来回需要七天，这回请假没问题。发工资，给扣了30块钱。伙计们发话了：“王老师作弊了，按规定一天30块钱，七天才扣你30块钱”要知道王主任顶不喜欢我，王主任最喜欢人家夸他、奉承他，我不习惯这样做。在这里我想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好的方法！明天推#解忧#活动的第三期哦，上榜的同学明天就会揭晓了三省吾身醒觉吾心醒吾历史有温度|有深度 |有创新 |历史学考研

【编者按】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历史系教师，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又有哪些职业“槽点”不吐不快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在高校历史系、人文学院等从事历史教学的四位老师，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分享他们的见闻与思考。“吐槽”之外，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与讨论，为解决一些共有的问题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师以甲乙丙丁代称。以下为本次圆桌会议上篇，主要讨论课题与期刊问题。“唯课题论”不可取甲：这几年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太严重了，唯课题论、唯帽子论、唯权威期刊论。我们还有点理想主义的教师当然有很多“槽”要吐。以前申报到课题很正常，不会给你平行资助，但这几年因为大家不积极，学校里课题拿的少。现在，如果申请到课题，学校给的科研奖励非常高，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唯帽子论”，如果是什么头衔的学者，那么各种资源都会向你倾斜，也不管获得者实际水平情况、如何得到这些帽子的。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荒唐，也不正常。乙：刚才甲老师讲的这种情况，我们工科大学更加严重，而且重视指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像对某类刊物、某些项目加大奖励，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指标的功效加以放大。这种一味崇拜指标的局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真的没办法预料。因此在这里吐一吐槽。丙：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情况，目前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唯课题”对高校科研风气的不良影响要更大。课题并不是成果，但现在高校里面把课题搞得比论著的分量还要大，首先跟评价体系有关。因为在“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里面，课题占很大的比重。现在提倡反“四唯”，反“唯论文”，无形中更加大了课题的比重。其次是实际利益的影响。最初的时候，拿课题就是获得一笔经费支持。因为一开始国家没钱，给各个高校财政拨款不多，能用于科研的钱更少，各个高校就只能靠额外拿课题来增加科研经费。后来受国际影响，越来越重视研发经费（R&D），作为衡量科研实力和高校等次的重要指标，清华、北大等校带头晒每年的科研经费，结果慢慢就成了风气，到现在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近年来国家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各种资源越来越向高校倾斜。所以研究院所也成立大学，目的就是为了分这块蛋糕。各个高校为了鼓励拿课题，纷纷加大课题经费提成和配套的力度。文科的对这个没什么感觉，自然科学的就很吓人了。文科拿几十万的课题已经高兴的不得了，自科是不屑一顾的。自科课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然后一个提成、一个配套，那不得了。所以现在高校里自科根本看不起文科。管理部门也是一样，管自科的科技处比管文科的社科处地位高很多。再次跟财政拨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现在财政对高校的拨款主要是人头费，科研经费越来越注重效益，很多钱都通过课题的途径发放。学校拿的课题越多，科研经费就越多。课题少，科研经费就少，学校各方面事情就很难办，现在各级管理部门都讲绩效，经费、收入都跟绩效挂钩。学校的绩效怎么管理？就是按照“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对标对表来打分。分数越高，等次越高，奖励就越高，学校获得各级经费支持也越多；如果成绩低的话，那就要倒过来扣你的钱了。所以，层层指标、层层落实，最后倒霉的就是老师，想跑都跑不了。甲：这几年对课题太重视了，而且课题很容易以现实风气为导向。但一些基础学科、一些专业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坐冷板凳，哪里能跟现实走这么近，走得越近，出的风头越多，说明学者越功利，学术研究成果就容易质量不高，胡乱应付了事。现在很多课题和学术评奖其实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越是从事专业纯学术性的研究者倒是不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那些看起来可以马上“经世致用”的，反而很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丙：课题跟平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学校的层次越好，给的指标就越多。乙：我觉得项目课题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不平衡。纯基础的、纯学术的学科，吃亏很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课题管理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只重视拿到——反正一拿到，就什么都有——但是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学校就根本不考察了。前一段时间有个老同志跟我讲，他说：唉，好多人拿项目拿得很起劲，拿到以后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不干就是不通过嘛，反正对个人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我们目前课题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丙：在一些省份，如果课题最后没有结项，会有一定的惩罚，比如省级的项目没有结项，三年以内不能再报省级项目。乙：其实对很多人还是没有限制，他拿到了一个就不需要其他的了，或者是再过三年再拿。丙：的确不应该这么强调课题，因为课题不是成果。如果是后期资助还好一些，毕竟有个相对成型的成果。丁：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的，首先课题天然就有导向。“导向”不是我们学者或者职能部门简单地去附和意识形态。我们都是中国人，对现在的国家和民族都抱有热情和热爱。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可能更有利于党和国家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如果把学术与宣传的边界明晰化，会更加合理。其次，重申报、轻结项。以前学校规定，评副教授不需要国家级课题，但是近些年一定要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才可能申报副教授、教授，压力一下就大了很多。所谓重申报、轻结项，就是只要中了课题就可以去评职称，假设课题最终没完成，不是因为各种问题被撤项的话，几乎没有惩罚机制。如何把处理申报和结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另外，最近几年招标课题、专项课题大量增加了。专项、招标也等同于重大课题，专项、招标就造成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学术同仁的局面，当然有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私相授受的资源。今后项目导向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侧重智库、项目导向，就说明以前人文学科或者更广领域的学术研究跟社会、国家的需求脱节了。现在项目导向在高校里面影响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学校之前项目是不配套的，因为这样的项目太多了，但这两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人文社科因为经费相对较少，学校给配套，同时奖励。甲：这导致某些“大佬”不断在“大拿”，而且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做好，课题垄断度太高了。丙：现在文理科都强调要拿纵向课题，但“纵向课题”的来源太少，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垄断。课题级别是根据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确定，并不是根据学术水平来定的。省级课题的选题、成果水平就比国家级课题差吗？不一定。近年来申报课题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限额申报。课题申报的时候，不限项跟限项差别非常大。一旦限项，第一关是出校门。出校门是最麻烦的，就像评职称一样，在学校里面搞筛选。好学校名额多一些，也更重实力而不是人情关系，一般的学校就不同了，更多要靠人脉关系。只要限项，搞校内推荐，肯定是有“优先”。课题这种体制化的存在虽然暂时很难改变，但也不应过分突出课题的地位。论文、著作是科研成果，课题不是科研成果，只是获得资助资格、拿钱。而且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科不同，许多学者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也一样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课题强调的这么重，成果反而不强调、不重视，这实在说不过去。乙：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个方向是好的。因为看到了成果的基本模样，最后偏差应该会小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评审项目时应该加大后期项目的资助数量、力度和权重。项目是什么级别，能不能立项，要看成果本身，不要只看前期设计。混乱的期刊丁：关于权威期刊，科技部已经发文了，明确不允许奖励SCI论文了，我们学校已经改了，理工科老师现在收入可能要减少很多，至于人文社科，因为教育部没有直接发文，还没有跟着调整。甲老师他们很幸福，因为XX大学历史系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学科，我们学校人文学科在一起评比，导致了文史哲多个学科同时去竞争职称、人才称号或者是人才推荐的资格。虽然文史哲说是不分家，但其实专业领域的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很多领域的著名学者也不能把握跨学科，或者说超越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确不应该以文章级别来衡量学术水准，但如果不用期刊级别，中国又是个人情社会，那咋办？权威期刊肯定会调整，但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不好预计。权威期刊淡化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方式，来引导学术的评价体系？甲：……比方说国家社科的成果文库，以前大家好像不怎么重视，但这几年为什么重视了呢？因为表格里加了这一项，各高校就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僵硬的或者是指标化的东西来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丙：现在指标体系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甲：我觉得权威期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权威期刊流行了很多年，权威期刊的可操作性更大。当然不光是权威期刊，一般的期刊操作性都大，公平性越来越差，而且号称是权威期刊经常发很多的烂文章。大家以核心期刊看人的学问，很糟糕。我看一些学者在所谓权威期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问题很多：引文的错误，误读材料，抄错材料，还有做“伪注”。其中当然有些是编辑的错误，有些是作者的错误，但编辑应该校对出来。总体上，权威期刊比别的期刊质量要好一点，但是我们太强调某几种期刊，就导致很多不太正常的情况出现。其中之一是这些期刊编辑到处指导别人怎么做学问、怎么研究、怎么选题，其实他自己都不怎么会写文章或者文章都不通的，还要去指导别人做研究。这是非常荒唐的现象。课题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有意识形态导向，有应用导向，但核心期刊的威风可以说完全是被体制造出来、被大家捧出来的。这样对于年轻人不太有利，年轻人投稿，经常会遇到文章再好也难得到发表的情况，不要说权威期刊，一般性期刊也不用。因为杂志担心转载率，担心无名作者会抄袭，导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包括博、硕士生、讲师或者是副教授之类的，发文章很难，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很优秀，不能发表文章很影响他们的成长。乙：是的，甲老师讲的这些期刊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期刊问题的根源是评价体制。某个期刊，在有的学校是第一层次，在有的学校又是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同的期刊在教育部填表的分数权重有大小之分，分数占比高的，就变成了高校的权威期刊。另外，我觉得目前在期刊问题上，对教师个人影响比较直接的是：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时，落实在期刊指标上，就会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不公平。举个例子，《近代史研究》在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里面属于第三个档次，而台湾地区出的《哲学与文化》是所谓A&HCL，排在第二个档次。《近代史研究》的文章，学术水平应该要比《哲学与文化》高吧？每次不管是评职称还是申报人才项目，学校把名额分到各个学院，学院内部评选就会看期刊指标，这个时候我们历史学就亏大了。这一点我是深有所感，也是深恶痛绝。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应该要分学科作评价。在文科下面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再分到一个具体的学科。比如有三个名额的话，文史哲要各占一个名额，然后每个学科内部再来评比。丁：期刊的事我再讲两句。我们学校很大，管理层当然要用一种标准单一的方式量化，肯定会形成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评价，就导致越是发达、成熟的学科，可能越吃亏。我们期刊的名录，是按照一级学科或者学科大类来划分的，历史学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了，这个学科从业者很多。历史学科举出五六个水平顶尖的刊物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学科门类确定权威期刊的话，你就只能挑一种。其他很多新兴的学科，或者说逐渐成熟的学科，也是一个学科门类，必须得给它一个指标，定为权威期刊。这就导致非常成熟的学科在期刊评价体系中严重内耗。再就是刚才讲的外文发表SSCI，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SSCI可以分区，有转载率等影响因子。国外的很多同人期刊杂志是超越体制，靠学术共同体来维持，质量很高，但有的期刊也是人情期刊。我们对期刊的评价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进入SSCI，就把这个名录视为一种天然的质量保障，这其实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靠学术判断，只看期刊名录了。然而，SSCI本身又是种商业行为。那么，怎么突围呢？教育部几年前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A刊制度，权威期刊相对较广。起码把原来那种金字塔的格局变梯形的格局，每一学科里面有五六种在同一个平台。这样对学术生态的维护有好处。今后如果能提供一种多样化范围和名录，不是一家独大，大家都良性竞争，可能比较好。丙：权威期刊开始流行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客观地说，部分权威期刊论文确实给学界研究树立了标杆。但毕竟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一样，都是期刊评价的标准，一刀切地把它拿来作为评价期刊里所有文章的指标，显然就弊大于利了。从国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来源说，多数期刊的核心地位是由原来的行政级别转化来的——如原来的国家级、省级期刊——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学术资源，逐步形成今天的核心期刊体系，所以它的源头是行政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这可能是国内学术期刊与国外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区别。除了期刊问题，研究成果评价还应该注意“大同行”评价和“小同行”评价的差异。自然科学方面，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很多问题由“大同行”评价很难进行，只能看期刊级别和影响因子，但是改由“小同行”评价就好解决一些。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研究领域细分化的问题，那么文科的学术评价是不是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的“小同行”评价方式呢？当然，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缺乏严格学术规范和道德监督，学界自身学术自律也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小同行”评价很容易变成“小圈子”评价。这是目前“小同行”评价最容易滋生的弊端。许多人也出于担心学术评价变成人情关系下的私相授受，继续支持相对客观、公正的核心期刊评价。解决办法，或许可以仿效国外，扩大评审人的选任范围，严格限制本校、本系统、本省评委比例，强化评审人的回避制度和诚信惩戒。具备条件的大学可以从全球选任评审人。不过，根本解决办法，恐怕还是要靠学界自身开展“扒粪运动”，重新树立良好风气。甲：有些学校特别看重外国刊物，主要是因为大学要冲国际排名。实际上很多国外刊物发的文章很多很烂的，翻译成中文没法看，主要给外国人看的，很多国内学者找外国学者代写，或者跟人合作，质量其实很难保证。但是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定位很高，奖励的金额也很高。乙：教育部前几年搞的A刊目录，公布后意见很大，就没有普遍推行。A刊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学科的A刊数量不平衡。据说当初是由各学科专家评出A刊目录上报到教育部，再由教育部做统筹，但最后是按每个学科上报的目录公布了。有些学科上报的A刊数量多，一些不太好的刊物也混进去了。像历史学的A刊数量就比较少些，估计当时历史学科的专家挑选期刊非常严格。另外一个问题是崇洋媚外，国外刊物的份量、地位普遍高出了国内刊物。这是教育部原定A刊目录里面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例如，《近代史研究》属于A3刊物，也就是在A刊目录里面属于第三个等级，而台湾地区《哲学与文化》是A2刊物，在我们学校，A2比A3地位要高很多。再比如说，国外某个历史类的SSCI刊物在教育部A刊目录里面可能是A1，而国内的《历史研究》属于A2，那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所以说A刊要推行的话必须作些修改，根据每个学科的情况，在学科内部权衡一下，在各个学科之间再平衡一下。丁：我们学校没有采用A刊体系。我还特意问过人事处的老师，他们说如果教育部A刊实行的话，我们肯定按照A刊，因为要以教育部考核指标为指挥棒。教育部明确把A刊给撤回来了，因为A刊有利有弊。A刊要筛选，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大佬，他们过滤掉一批洋刊了，但如果过滤得有偏差，又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行政老师心里都有数，SSCI和SCI其实不能体现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在评价体系里面它们确实是权威期刊。今年教育部、各个部委发文件了，不能有SSCI和SCI，各学校就开始玩文字游戏了，称之为“国外重要期刊”。SSCI和SCI主要是英文期刊，如果变成国外重要期刊的话，不用英文，用其他语言在一些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可以算，比如日本的一些中国史杂志。这样，可能非英文国家的杂志也可以变为国外重要期刊，所以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唯SSCI，可能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洗牌。甲：我觉得大家反对权威期刊，不是因为不应该有，而是因为标准很乱。我也帮一些杂志做过专家评审，发现有我通过的文章，杂志没有发；有些我知道被毙掉的文章，杂志发了。丁：期刊名录毕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本位，回到文章本身，看能否解决问题，这可能是它的关键点。甲：但有时候没办法评价，你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他在《近代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我又不懂，怎么评价呢？最后还是得回到期刊的级别上，这就很不好说。乙：以《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作下比较，有些人在《哲学研究》每年可以发一篇，但是在《历史研究》每年能发一篇的有几个学者呢？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丙：换一个角度看，“崇拜洋刊”可以对国内学术刊物造成改进的压力和动力。（马淑钦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由我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编写，胡绳先生不仅是近代史史大师更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先生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胡绳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有许多近代史著作了，为什么胡绳先生还要写这本近代史呢？胡绳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一般读者阅读这一本读起来不枯燥的书。书中不乏有一些胡绳先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胡绳先生著书时十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以及胡绳先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广泛吸取学术界已有的成就。本书采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书名，而不是《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一是因为避免和当时已有近代史著作雷同，二是因为胡绳先生前期根据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胡绳先生后期认为根据社会性质划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更为准却（即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为中国近代史），因此胡绳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明了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前一段时期）胡绳先生以宏大视野，锐意立新，开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对史学界普遍关注、争议较大的问题，胡绳先生亦有独特见解。本书基本结构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并以此线索把从1840年到1919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阶段和农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是太平天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胡绳先生并不赞同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重点突出了农民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革命力量，对天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做了总结，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开启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胡绳先生的这本书书逻辑清晰，史实详细，见解独特受到大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但是由于史观问题受到了许多攻击与非议，例如一些人认为胡绳先生对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有吹捧夸大嫌疑；二是对不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叙述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详细叙述，对这两段时期积极作用并未提及，以及对于晚清进步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贴上“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卒”的正政治标签。三是用阶级史观来写这本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改革。《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简要介绍了一下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同西方各国关系，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做了一些系列铺垫，说明了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当时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差距，西方列强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很高的提升。而处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仍然坚持天朝上国的理念，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经已经停滞不前了，军事方面仍然以封建军事为基础，兵制未能革新，武器方面缺乏创新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在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击下，显得那样的脆弱不堪，清王朝内部对于这次战争的战与扶又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清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想要和英军进行开战；而另一方面清政府腐朽的军队难以抵抗近代化英军的坚船利炮，为稳定满清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求和的态度。因此一场没有胜负悬念的战争结束了，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放低姿态来求和，英军对华侵略很大原因是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军战败请和，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有了谈判的筹码。因此双方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胡绳先生把这次条约签订看成是可耻的城下之盟，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后，美.法两国通过威胁恐吓，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主权遭到践踏，领土遭到割占，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这时大清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了，然而只有少数先进睁眼看向了世界，看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清政府内部腐朽对人民无情的压榨剥削，最终导致农民革命的爆发！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书中写到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都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的中农群众，特别是计较贫苦的中农感觉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义。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完全是清政府腐朽统治造成的。胡绳先生写天平天国这段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胡绳先生认为并不是基督教俘获了洪秀全，从而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洪秀全所信仰的“上帝”不过是几本基督教小册子里拿来的上帝，这只是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新颖的形式。这场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历史长久。但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平天国集团内部矛盾及中外势力共同剿杀，这场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评价颇高，曾在书中用“伟大”二字评价，他写到:“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但这样的评价在不少人看来对于天平天国有吹捧夸大的作用，而稍晚天平天国国的洋务运动胡绳先生则是一笔带过，把为剿灭农民革命而兴起的湘军头领曾国藩写作成“反革命头子””封建卫道士”则有点激进。后面内容会分几篇依次介绍，让我们一起看胡绳先生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划分。

红网时刻长沙10月15日讯（通讯员 陈永豪）10月16日（周五）下午15:00，岳麓书院讲坛第427期开讲，将邀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教授主讲，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域出发，结合教学和现实选择等研究，讲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理论方法及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讲座信息】主 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 间：2020年10月16日（周五）15:00—17:30地 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持人：陈宇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党委书记）主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 岳麓书院历史系协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人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兼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项，出版专著6部，合著多部,在《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70余篇文章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10项成果获教育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内容简介】一、结合教学内容开展研究二、结合现实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展开研究五、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报名通道】非常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来听讲座，报名请点击https://h5.sosho.cn/activity/detail.html?id=18941填写报名表实名参加讲坛，参加活动免费。由于麓山南路实行交通管制（部分单行道，详见相关通知），校园内停车不方便，敬请尽量公共交通出行（地铁四号线，湖南大学站）。报名成功后页面会显示已报名，讲座当天也会收到系统信息，烦请于开讲前半小时内前往讲坛签到处，领取入场券后入场。报名成功但无故未签到，将被列入黑名单，影响以后参加书院活动。敬请关注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hudayuelu），或加入岳麓书院讲坛QQ群（群号：289234773），了解更多资讯。非常感谢关注、宣传及参加讲座，期待到时岳麓书院见。岳麓书院讲坛第427期报名二维码

【编者按】为满足读者对经典好书的阅读需求、鼓励策划出版可读可藏的人文社科类精品图书，经过由十位专家学者、著名书评人、资深媒体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选，“2020年度东方出版社十大人文社科好书”新鲜出炉。《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中国古桥志》《陈乐民作品新编（全9种）》《历史学的真相》《我的经济学思维课》《B代表包豪斯》《见鬼：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阅读笔记》《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贸易与理性》《俄罗斯千年文化与艺术（全两册）》榜上有名。评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黄集伟：专栏作家、出版人、书评家、语词收藏人绿茶：独立书评人，绿茶书情创始人令嘉：百道网总经理李雪芹：新华网悦读频道主编刘忆斯：资深媒体人、书评人、深圳特区报新阅读周刊主编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乔还田：中国编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玮：原中华读书报总编辑解玺璋：独立书评人、近代史学者杨平：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地铁站名掌故》/户力平 著/东方出版社此书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中国编辑协会副会长乔还田认为，该书图文并茂，集知识性、实用性、通俗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就像一位老北京人，以地铁站为“坐标”，向读者讲述了与之相关的历史与文化，独具特色，别有情趣。百道网总经理令嘉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地方志，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来关照北京的历史沿革、地理景观、风俗文化等等，相比以往类似题材作品，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我们看到太多的志书，走的是专业出版的路线，沉甸甸地被锁放在各种书橱里，除了少数的研究人员，大多数人只能顶礼膜拜。但这本书妙就妙在它让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顺着无数高度关联和熟知的站名，不知不觉嵌入到北京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之中。”2020年底，本书荣获2020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除了内容的可读、好读之外，本书的设计也颇具匠心，让人眼前一亮。《中国古桥志》/孔庆普 著/东方出版社这是一部相当有分量的学术书，资料的完备、细致以及对中国古桥史梳理的唯一性，让其在众多图书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众多评委的高度认可。新华网悦读频道主编李雪芹评价此书时说道“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中国古桥，如今在神州大地上的存量日渐稀少，为那些正在消逝和即将消逝的古桥抢救式地出书存照便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桥梁工程泰斗茅以升先生在生前曾对本书作者孔庆普说：“你拆除和考察了那么多古桥，你有资格写古桥技术书，你就写吧，非你莫属！”这部堪称中国古桥技术“百科全书”的《中国古桥志》便深孚重望，应运而生。本书严选清代以前的古桥1749座，严格按照石拱桥、砖石拱桥、石梁桥、石墩台木梁桥、木桥、 铁索桥分类，在几无废字的记述中将古桥的技术数据、结构形式及建造方法等，为后人研究中国古桥技术的技艺提供了扎实、系统、丰富的史料基础，也为读者了解中国古桥架起了一座永不垮塌的知识大桥。《陈乐民作品新编（全9种）》/陈乐民 著/东方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这次同时推出陈乐民先生九部作品，汇集了数十年来他的主要学术成果，其中包括《启蒙札记》《欧洲文明的进程》《20世纪的欧洲》《读史散记》《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哲学絮语》《书巢寻理》《山高水远》《在中西之间》，诚如参评专家所说，东方版陈乐民先生作品集最可贵的一点是，在以往整理中，加入了陈先生从未公之于世的遗稿，和散落于各种刊物上的“遗珠”，堪称文章盛事，兼具市场价值和文献价值。知名书评人解玺璋表示，陈乐民先生是一位有着丰厚学养的国际政治与欧洲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潜心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陈先生是“一身跨两代”之人，即是“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又是“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他的文章亦中西兼顾、古今兼顾，一边面对西方文明史，一边直面中国文化和历史，既有哲学的沉思，亦有历史的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认为，陈乐民先生是当代中国学养深厚的大学者，学贯中西，打通古今，既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学术根基，又有丰富的外交活动。读其书，想其人，他是有学问的思想家与有思想的学问家。《历史学的真相》/张耕华 著/东方出版社此书是本年度一部重要的历史学作品，不仅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治史之术，也在更高的维度上开辟了超越前人的观史之道，值得历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品读。评委马勇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具有最为悠久的历史书写，其产量也是不得多见的历史学作品大国，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始终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书写与表达，理论的探究一直不是那么活跃。历史哲学的贫困注定了中国历史书写一直很难具有超越性的巨著，即便是二司马，也不过是一种历史记录，很难从中获取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启示。这部书，是这个时代不多见的历史哲学思索，论及的许多问题都值得历史从业者接续探究。《我的经济学思维课》/张军 著/东方出版社此书曾入选“中国好书榜”，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杨平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一本好书应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具有独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二是能引发读者兴趣，继而引发对更深层次知识的追求。因为一本书即使内容再深刻，它所包含的信息也是有限的，而《我的经济学思维课》这本书即是在第二点上做得不错的图书代表，它激发了大众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兴趣，从而引发读者愿意有更深层次的阅读。资深媒体人、书评人、深圳特区报新阅读周刊主编刘忆斯也同样认可这样的观点，他表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经济的影响，但经济却又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经济学也同样是众多读者望而却步的学科。相比目前书市上大量经济史、经济学原理的书籍，张军这本书言简意赅、举重若轻，他从概念出发，加以解读，妙施比拟，辅以案例说明，一步步训练我们的经济学思维，扩展我们看待经济问题（甚至世界）的角度和理解度。而全书设置的提问加解答的模式，更容易让我们聚焦靶心，一箭中的。《B代表包豪斯》/迪耶萨迪奇 著 齐梦涵 译/东方出版社这是东方出版社本年度作品中相当抓人眼球的另类杰作，它将书籍内容中的精神内核延伸到了装帧设计上，呈现出由内而外的审美趣味，也让纸质书阅读成为当下新媒体时代中不可替代的综合性享受。评委令嘉点评：“这应该说是一本集优质内容、优异的编辑创意，以及优秀装帧于一体的书，是值得推荐给读者阅读、购买并收藏的一本好书。”李雪芹评价：“作为一本由当代设计精神导师迪耶萨迪奇出版的图书，没有设计感怎么拿得出手？《B代表包豪斯》就是一本从装帧到内容都别具设计‘包袱’的有品小书。从封面封底到内页，只有黑、白、银三色，连作者的个人照片都省略，极简极酷。本书用裸脊锁线装订，黑色明线串起白色书页，随便翻开哪页都可以完全摊平，令人愉悦舒适。最值得惊喜的是——本书的外封可以完全展开，变成一张双倍尺寸的双面有品海报。”刘忆斯则从另一角度高度赞赏《B代表包豪斯》：“不要以为这本书只是一本关于现代设计的书，事实上，它涵盖了现当代先锋艺术、科技发展、器具运用、时尚潮流等方方面面，而且互有勾连，共冶一炉……文字中还有他的社会交往、生活感受，让读者很容易产生共鸣通感。”《见鬼》/有鬼君 著/东方出版社本书得到了原中华读书报总编辑王玮的认可，他引用了中华读书报对本书的评价：“这本书打捞了散布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各色各样的鬼，把鬼的文献材料视为民族志，用流畅的叙事，书写了鬼的日常、鬼的社会、鬼的政治，以及人鬼关系。不论日本、韩国、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共享着一种对‘鬼’的敬重，其中既包括对祖先的崇奉，也包括对其他各类鬼魂的敬畏。如果用一双“鬼眼”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亚洲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可能看到的将比以往的更多、更不同。”解玺璋也认为有鬼君的《见鬼》，可谓新时代的谈鬼录。其中的故事，虽说多取材于古代的志怪小说和文人笔记，但叙事幽默诙谐，妙笔解颐，读来令人胃口大开。又不专为谈鬼，兼而论人，妙在通人之情，得鬼之趣。可以说该书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异类民族志，也是一部以鬼见人的轻松小品集。《树影 鸽子 人》/况晗 画 陆原 文/东方出版社胡同是北京人的根，也是北京城的文脉，那里有老北京人最真实的生活和记忆。在《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这本书中，画家况晗和北京民俗专家陆原经过十年打磨，用近百幅技法独特的胡同新作与近百篇丰满隽永的胡同小传融为一体，完美地将一个饱经风雨的胡同北京呈现给读者。况晗笔下的铅笔胡同，并非胜在如何逼真，最打动人的是这些作品背后透出的老北京随性、宽厚的精神内涵。铅笔朴素的线条、厚实的灰色调，最适合表现老北京的韵味——片片残墙的斑驳、砖石风化的质感、老槐树的光阴、胡同的年轮，画中处处可见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情绪、人的思想、人的故事。搭配上陆原的细腻文字，让每一条胡同都像一部厚重的史诗，向读者述说动人的往事。知名专栏作家、出版人、书评人黄集伟评价本书：“如没有这本书中画家况晗描绘的大小胡同，草厂东巷、北锣鼓巷、花园东巷、灵光西巷 、谢家胡同、箭厂胡同、局头条、石雀胡同、东棉花胡同、演乐胡同、富强胡同、大草厂胡同之类，大概也只剩下干巴巴的词条了。”同样对绘画颇有心得的知名书评人绿茶也认为，作者况晗的画风非常有特点，况晗对胡同的描绘极具画面感。人文社科类图书对深度和温度的追求，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相当的境界。《贸易与理性》/郑永年 著/东方出版社本书是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关于未来贸易趋势的一部系统理性思考的著作。本书具有逻辑性、可读性、能让大众理性看待全球形势和中美关系的优秀读物。“俄罗斯千年文化与艺术”系列/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著/焦东建 董茉莉 译/东方出版社该系列由《俄罗斯千年艺术：从古罗斯至先锋派》和《俄罗斯千年文化：从古罗斯至今》两本书组成，全面梳理了俄罗斯千年文化史、艺术史的意义及发展历程，是比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文化史巨擘的一生研究总结之作。作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一生致力于古罗斯文学和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被誉为“20世纪俄罗斯的知识象征”“俄罗斯文化界的一座丰碑”。评委杨平认为，俄罗斯的艺术和文化非常深厚，国内目前的研究远远不够，这本书刚好填补了我国图书市场上俄罗斯文化艺术书籍的空白，无论是气质还是内容都很吸引人，而对俄罗斯文化、艺术、文学的研究也特别有助于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大部分是文言，也有用白话的。译作以长篇或中篇为多，作者有周瘦鹃、天虚我生（陈蝶仙）、李常觉、陈小蝶、叶匋、许指严、姜杏痴、包天白、罗韦士、程华魂、吴双热、吴绮缘、包柚斧、俞天愤、李东埜等。周瘦鹃当时，这一类刊物数量相当多，即鲁迅所说的“鸳鸯胡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 除了《礼拜六》，还有王蕴章、恽铁樵编的《小说月报》，徐枕亚编的《小说丛报》，李定夷编的《小说新报》，包天笑编的《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以及他与陈景韩合编的《小说时报》，再加上高剑华编的《眉语》，王钝根与天虚我生编的《游戏杂志》，胡寄尘编的《香艳小品》之类，据范伯群统计，总共有三十七种之多，真可谓洋洋大观。鲁迅这种消费性期刊的盛行，其社会基础是近代以来大都市崛起、发展所形成的正当需求，也是人性的自然需求之一。满足这种需求，则是文学应尽的职责。而且，清末剧烈的社会动荡，使传统读书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时代，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仍是同一条仕途，然而，一九○五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这些人来说，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礼拜六》随着清王朝的被颠覆，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因此终结，天下精英从此解除了与固有体制的契约关系。以前是学好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现在买方不在了，这些被原有轨道抛离出来的读书人只能另寻出路。其中一部分鲁迅所谓的“才子”，恰逢清末民初报刊业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机，这些报刊就成为他们展露才华的舞台，他们也因此为自己的才学找到了用武之地。谢玺璋：《张恨水传》编辑：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文 | 叶韦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摘自 | StoryStudio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1915-1937）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妇女期刊，发行量曾达万份以上，每月出刊，常常卖到断货。既然名为《妇女杂志》，应该是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群，但因女性的识字率不高，能写文的人更少，所以在杂志上发声的总是男性，他们往往细数女性的缺点，要求她们检讨，或者呼吁所有的父亲、丈夫善尽教养责任，以免中国被落后的女性拖垮。因为她们的保守性太重，当男子已经同意女性解放后，她们还宁愿守著畸形小脚和贞节牌坊，她们气量狭小又迷信，只知诵经念佛，而不肯走出家庭，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就说，「厌女」几乎是中国妇女刊物的传统。▲《妇女杂志》创刊号最显著的现象是许多男学生来信，极力想要摆脱他们在家乡、未受教育的未婚妻们。单在 1923 年，杂志刊登关于婚恋的通信就达 59 封，在 12 月号编纂了「五位想解约者的来信」，陈述新青年遇上旧婚约的集体叙事。江西九江的竹轩八岁就有了童养媳妇，他说：她是个未受教育者，茫然不知爱情为何物，我虽有时在我母亲面前劝她放足识字，她哪里肯信，只轻轻的走开罢了。我母亲常常因她性情不好，不知受了多少气……她又是女界最蠢者，连女红都不知做……尽管竹轩的父母不甚满意，但这位自小在他家接受教养的女孩，却还能「自主性地」不学识字、不肯放足、不做女红，甚且不断主动要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显然不合一般对童养媳的认知。问题是，这些极可能被抛弃的未婚妻们根本没有发言机会，所以也很难获得她们版本的故事。然而，当有女性为这些沉默而被遗弃的姊妹发言时，却被男性批评为「带有性别偏见」，是敌视男性，偏袒女性。这种对女性发言身分的攻击并不是少见的现象。1920 年学生领袖施存统（1899-1970）就在《民国日报》发表〈看不惯女士二字〉，认为发文署名「女士」，是女子「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举动」。1921 年接任杂志主编的章锡琛（1889-1969），也主张取消「性别界线」：我们有一个坚决的信条，以为妇女问题，并非专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妇女和男子分成两种的人类，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实在是不自然，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研究的，不宜专限于妇女的一方面，必须著眼于全人类的生活，才是合理。他们呼吁取消性别界线，避免对女性保护，乃至版面上满是对女性不友善的言论，虽有女性反应拒看《妇女杂志》，章锡琛依然坚持「针砭女性原是本志职责，实是希望女界进步」。这种对女性爱之深责之切的现象，并不独出现在男性主编身上。早在创刊初期，1916 年，留美归国的女主编胡彬夏（1888-1931）就规范过，她创「通信栏」写著：自本期杂志、始拟添通信一门、专为海内外女界与本社交换意见机关…通信时、妇女与妇女可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嚣张浮薄之语、诡怪妄诞之说、恕概不登载、盖风教所系、妇女与有责焉、斯为妇女初次在众目众耳前发表意见之时、会其必光明秀伟良淑端雅也固宜、又关于本杂志需改良处、或另有求恳事、尽可直言、本社常乐闻之、时或并答语附载。胡彬夏企图打造女性公共论坛，通过同性的信任关系，延伸通信情谊，鼓励女子「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同时警觉女子的公众形象，要求女界同胞在发言时必须自重，谨慎维护得来不易的发声管道。然而，此标准可能陈义过高，导致这个「通信栏」在她主编时期，只在第一期刊登她与作家施静仪的信件后，就终止了。当中国女权渐行开化，而出现更多受教育、天足的摩登新女性时，男性的厌女现象却不减反增。这些新女性在男性的描述中，外型时髦、思想西化，但虚荣自私，在一系列「模范的新女子」的征文中，全是对新女性的嘲讽，她们「出门之前」必精心打扮，是「社交的明星」、是「先进者」、是「演说家」、是「女神」，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旋于众多爱慕者之间，不需操持任何家务，不仅糟蹋男性，也欺辱女仆与车夫。亦有许多男性读者来信，转述他们的友人被新女性抛弃的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华林饱尝失恋之苦，张絧之友人被毁婚，赵慕莲被「养尊处优的女子」抛弃，从此醒悟恋爱结婚是有钱人的享受，一般人还是娶旧式女子好。这些当事人羞于启齿的失恋经验，全经友人转述，搬上公共论坛，成为警世故事，男性向往自由恋爱，但却无法面对女性也保有自由选择。女性的读者来信远低于男性，更少谈到自己私密的婚恋经验，但不同于男性读者的集体叙事，女性的故事个个不同。受中学教育的如水自诩为新女子，却希望为夫另蓄一妻，以维自由之身 ；中学女生耿箫秋与大学生的恋爱受阻 ；北京女师江见觉的友人被迫嫁人；爱上有妇之夫的余亦人；受婆家欺压而想自杀的张梅仙；相信真爱无关性别的王卓 。男子大多具备公共发言的能力，他们的故事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处境；而女子要敢于说出婚恋故事，本身就是特异的，她们的经验更难以被收编，且这些发言的女性，既不是男性故事中无知无觉的旧女子，也不是朝三暮四的新女性。张梅仙说出她的处境，她十六岁定亲后，公婆不许她读书，而要她学刺绣，婚后却被夫婿嫌恶：他在南高读书，暑假或年假回家，到说程度不相配，这样的女子朱家角几百个也讨得著，到远乡远里讨著这个宝货来。我想起以前不读书，比尖刀刺我的心还要痛呀。热衷文学的女孩王卓渴望志趣相同的伴侣，不用组织家庭，只要相爱厮守，她问主编：男子中有这样理想的人没有？假如得不著异性的，可否找一个同性的？（我相信真爱是不分同性异性的，并且我也有过同性爱。）主编回应：你的爱情观──不分同性异性的恋爱，不免近于变态，或者因为对于恋爱的真义不曾澈底了解的缘故。最好请一读本号所载〈恋爱观的变迁〉一文。在 1921 年前，女性还少出现在公共论坛时，厌女论述是男性主张女性的落后使国家阻塞不前，藉由指责女性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却鲜少反省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1921 年后，女权国家论述退却，旧女性成为男性追求自由的包袱，新女性则让他们遭遇失恋的风险，无法让男性予取予求的女性，仍是被责备的对象。有趣的是，这些读者投书的厌女论述，却在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以另一种面貌呈现。▲1921 年北京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创男女同校先声，舆论呼吁男女社交自律节制。杂志广告则鼓励女性要注重一切仪容细节，以便与男子交谊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分析，这类通俗小说是读者面对社会快速变迁的逃遁叙事，他们拥抱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好让「想跟上世界的愿望，让位于想忘却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的愿望」。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周蕾（Rey Chow）进一步发展出以「以女性为沉痾」的症候解读。读者总在小说中看到意志薄弱的男主角沉沦，而女主角则信守承诺、贞洁、美德，她们被迫走出家庭，寻找并拯救她们的（准）夫婿，但一切总是来不及，传统的力量（女性）始终赶不上现代社会招致堕落（男性）的速度，为了守贞（传统价值），女主角们的结局不是病死就是出家。女性被视为中国传统最深层的受害者，她们承载了繁复的家庭与社会规训，她们是最需被解放的一群，同时社会又最害怕她们被解放。她们应该上学、放足，有新思想、好容貌及旧美德，以准备随时承接被新时代抛弃的男子。参考文献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妇女杂志资料库。2、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12（2004年）。3、Mittler,Barbara. “In spite of Gentility: Women and Men in Linglong (Elegance), a 1930s Women’s Magazine,” in Daria Berg and Chlo Starreds.,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Routledge, 2007).Link, E.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4、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董之林、张京媛、陈顺馨、陈惠芳、陈敏娟译（台北：麦田，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