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发表

依照目前史学界的通行概念，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共109年。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109年的中国近代史，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走向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2020年，与“四史”学习同步共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史、史学理论、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抗日战争资料整理方面的多部论著引人瞩目；中共党史研究选题多样，论述细腻；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亮点突出。　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学术史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2020年度学术史研究的特点。张越认为，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深化“五朵金花”问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推动作用。（《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艳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赵梅春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变动发展中。（《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关系密切。薛玉琴、刘正伟认为，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样态。何一民认为，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深入研究疆域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李大龙提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艾冲提出，边疆是国家政治疆域的边缘部分，中国边疆史学应成为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有用于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学科。（《简议中国边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7日第4版）　史学理论探讨出现新视角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近代。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推出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王东《放宽视野 拓宽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等笔谈文章，探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2019年，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孙太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日第5版）。2020年，宋月红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之辨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第6版）陈峰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乔治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尤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谈文章中，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提出，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阐释学视角考察历史阐释问题，是本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设立“构建中国阐释学”专栏，用一年时间从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历史阐释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李帆提出，在历史教科书史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研究难点，相关资料的搜罗整理难度颇大。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的视角与方法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昭军认为，文化史学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试图探求历史背后的“精神”“理性”或“意义”，注重发挥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反思。胡成认为，史学应该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成为新兴领域，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及研究的琐碎化值得反思。行龙、李全平认为，社会史学者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杜丽红认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对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改变以前研究所形成的经验。（《重构经验：历史学与社会学互动》，《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5日第5版）王先明认为，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热点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邹铖提出，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夏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齐小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李玓认为，中共在皖南事前已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作出预判并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给中共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沛认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海外文献资料丰富，问题意识清晰，对提升研究水平、开拓视野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高士华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1日第7版）中日关系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张生认为，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王萌认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既是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征缴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袁成毅认为，中共对国际两大阵线的划分不仅表明了自身的国际道义立场，其政策的运用也为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提供了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董为民认为，日据南京初期，日军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其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以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日本的侵华和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张皓认为，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日军如何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我们仍需要不断寻找文献资料，与各国合作，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轮廓、细节与本质。（《“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西北大后方研究受到重视。张静、胡金野、齐磊提出，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尚季芳认为，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5期）王惠宇认为，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得以建立，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长白学刊》2020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发丰富。通过对比档案材料，金冲及提出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卢毅认为，所谓日军从未轰炸和进攻过延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并高度警惕。（《抗战时期日军从未轰炸过延安吗？》，《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做了辨识，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翁有为认为，中共中央将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通过新创制的省委实施时，已预示着中共革命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将中国的政治引入了有序运作的新轨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向与史学史、理论史、共运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证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蒋建农认为，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闫磊、何云庵提出，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共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建构中，与社会改造、革命动员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王中平提出，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对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贺文乐认为，“组织起来”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策略，对农村社会变迁乃至新中国农村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施的货币金融政策，有力巩固了统治基础。戴建兵、毛海斌认为，晋冀鲁豫边区农业贷款的运行，依靠一系列制度规定和专项贷款办法，支持边区农业生产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孙健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柳直认为，“关东币”的发行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趋向精细化学者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的变动：以“西”为正、以“洋”为新、以专门知识为重的价值取向；认为对“专门”之实用更为青睐，持续影响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康文林采用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揭示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杜佩红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县知事考试及县知事资格清理措施带有较强的复旧色彩，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任官秩序的作用。（《民初县官选任制度的重建》，《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边疆治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杨红伟、张蓉认为，晚清循化厅的法律实践表明，将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当时依然非常脆弱。提高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与政府行政效能，迄今仍是当代多族群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章成认为，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制度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江汉论坛》2020年第8期刊发的肖高华《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刘增合《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张卫东《“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等文，反映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转型。李玉提出，北洋时期的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但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作者还分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的民众反抗事件，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顾建娣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为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存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于中央指令的态度，以期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周育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岭认为，政治秩序变动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近代史领域史料繁多、冗杂，很多缺少系统性整理。2020年，史学界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工作，出版了诸多系列著作，陆续开通多个数据库平台。抗日战争研究档案资料频出。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用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根基。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以抗战军事为核心，涉及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等相关内容，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文献价值。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全面揭示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揭露了日本发动、进行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可靠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分20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的珍贵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审判记录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布。潘洵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分为6卷，围绕抗战内迁主题，全面考察了抗战迁徙史。数据库平台陆续开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两千多种刊物、一千多份报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100种报纸，其中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新生报》等红色报纸30余种。2020年，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胪列。我们期待近代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近代史、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在史论结合上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雪彬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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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凤凰出版社等高校和机构的4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做总结发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主持新书发布式。王建朗介绍了近代史所七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历程，他指出，《丛刊》是从近代史所藏的110多种稿钞本中，精取其中31种汇编影印而成，史料价值极高。魏大威指出，近年来，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各单位及各位专家，与国家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方面，以及抗战文献、近代中日关系、近代专题文献等方面合作推出了很多重要出版成果，总量已接近3000册，便利了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国家图书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规划建设47项重点项目，希望以后进一步发挥国图职能，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合作，一如既往为国家学术研究做好文献保障和学术助力，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丛刊》的价值、意义及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认为日记作为一般制度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刘萍从该所早期征集史料的途径谈起，认为正是前辈学人的努力和学术自觉，才使得当下的近史所史料收藏蔚为大观，为后人树立良好榜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谈到史料影印的必要性以及影印的困难，呼吁相关图书收藏机构，加强大型文献类图书的收藏规划。他建议出版机构，重视日记手札类文献的电子化，推进与民间和海外资料收藏者的合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认为，日记手札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多属私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张永江充分肯定该书价值，认为对于日记信札等资料，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整理研究，相关教学机构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之学。《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丛刊》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1种未刊稿钞本日记，如《定边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日记底本经高清彩色扫描，凡原书扉页、题签、印章，以及日记中粘贴的各种剪报全部予以保留，灰度制版印行，总计八十册。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责编：吴敏

2020年7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发布会(2019—2020)”在北京召开。发布会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现场展示成果13项。现场发布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与《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为历史研究带来新视野和新课题。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多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形成了一系列新时代史学理论新成果。陈星灿(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编《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4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运用国际通用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中东部近1120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考古调查的成果，包括资料编与研究编两部分，总字数390万，插图929幅，图版465版，合计照片1852张。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完成中央交办项目“新中国70年”基础上，编撰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和经验，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所走过历程的简史著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步平、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8册。该成果为抗日战争通史著作。该著作突破以往单纯战争史研究的局限，将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来把握，放在世界大环境和战后长时段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助于读者对抗日战争进行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该著作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金以林、罗敏(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100册。该资料集收录文献341种，近5万页，所编选的资料主要为1945年以前出版的原版史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资料文件为主，以抗战军事为核心，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和思考。邵汉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日文，210册。该丛刊包括第一辑满铁调查月报100卷，第二辑经济调查50卷，第三辑贸易调查60卷。所收资料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较为罕见，对于研究日本对华资料调查和经济侵略，以及中国经济史、社会史、交通史、农业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徐蓝(首都师范大学)等著《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1919—194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该著作是系统讨论20世纪上半期英美结成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专著。基于美、英、德等多国档案，详细探讨了一战后至二战结束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和同盟关系的形成与确立。从军事外交新角度，研究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揭示该时期大国关系的互动状态以及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深层关系。现场展示成果13项严志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宋镇豪(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主编、马季凡(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编纂《绘园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杜继东(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著《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3册。左玉河(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所)主编《民国社会生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2册。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7册。张国刚(清华大学)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2册。张双智(北京师范大学)、杜常顺(青海师范大学)主编《近代青海考察记与调查资料汇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出版，中文，40册。杨栋梁(南开大学)等编著《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中文，19册。邹逸麟(复旦大学)著《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张生(南京大学)主编《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4册。王日根(厦门大学)、【日】大木康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6册。陈伟(武汉大学)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第三、四辑)，文物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中文，2册。吴晓亮(云南大学)、贾志伟主编《腾冲契约文书资料整理与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3册。数据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24日 15 版)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半年之前，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全球各地的社会生活会因为一场疫病而陷入紊乱。瘟疫打破生活常态，并非世界历史上的新现象。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与过去有何不同？它与过去的历次危机又有何相似之处？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不仅关乎对当下局势的理解，也关乎危机的应对举措，而问题的解答则呼唤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角。鉴于此，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拟于2020年11月就上述议题举办年会，诚邀各位专家就目前的热点及相关问题发表高见，祈望各位学者同仁惠赐论文。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学科承办。鉴于当前上海市和本校防疫政策，本次年会会场设在校外酒店进行，拟邀请提交论文的专家学者莅临现场。特殊情势下多有不妥，兹请原宥。具体事项如下：会议时间：2020年11月13-15日。13日报道，14日全天研讨，15日离会（会期如因防疫形势发生变动，将另行通知）；会议地点：诺宝中心酒店（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1688号）；会议主题： 1. 世界近代史上的瘟疫 2. 世界近代史上的危机、应对与变革 3. 全球化的历史与未来请各位有意参会的专家于11月1日之前提交论文（成稿）。会议费用：会议承办方承担餐费，往返旅费和住宿费由与会专家自理。会议联系人： 黄艳红 张炜 洪庆明会议专用邮箱：shjindaishi2020@163.com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学科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九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王霞 张树军报道2020年7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发布会（2019—2020）” 在京召开，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致发布词，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杨艳秋主持发布会。此次发布会从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征集到各类学术成果50余种。现场发布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习近平论历史科学”阶段性成果、《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现场还集中展示了从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推荐或征集的13项重要学术成果，包括《巴蜀符号集成》《绘园所藏甲骨》《新西兰华侨华人史》《民国社会生活史》《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精装版）》《中西文化关系通史》《近代青海考察记与调查资料汇编》《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中国历史地理十讲》《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二辑）《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第三、四辑）《腾冲契约文书资料整理与汇编》，涵盖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史学一级学科。发布会上，李国强回顾了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一年以来，中国历史研究院及首批成员单位年度重大学术进展情况，分享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学术成果。他表示，一年多来，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专家学者们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可谓成果斐然，亮点纷呈。中国历史研究院与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正确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重要论述为遵循，扎扎实实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提高史学理论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上持续发力，密切关注时代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关切，把史学研究与党和国家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围绕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从历史入手，以史学立论，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和应用类研究报告，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了史学智慧，在推动我国史学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应用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在现场发布环节，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分别对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习近平论历史科学”阶段性成果、《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作了介绍。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此次发布会设专题发布环节，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颖介绍210册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首都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徐蓝介绍《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据悉，2019年5月28日，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届年会召开，标志着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牵头、首批32个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由此创建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合作与交流的高端平台。举办此次发布会将一年多来中国历史研究院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主要学术工作情况、重大项目和重大成果予以推介，以此使全国史学工作者不断地凝心聚力，共同致力于新时代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

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平稳中推进，著作和论文成果丰硕，呈现热点突出、选题多样、学科融合、论述深入等特征。热点领域成果颇多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几乎每个学科都梳理了70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不例外。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时段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状况加以梳理，认为历经7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期待学科的进一步深化与繁荣。针对近代史的两个时段，多位学者也较详细地梳理了晚清史与民国史（侧重政治方面）的研究状况。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认为，7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史林》2019年第4期）。罗敏认为，“文革”前17年，民国时期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成效显著；“文革”后期，李新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立民国史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成为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内外相关史料的开放与出版，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打通相关学科壁垒的新趋向（《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相关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颇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联合主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9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社会思潮、中国与世界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发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欧阳哲生《材料、诠释与意义探寻——百年五四运动史研究之检视》笔谈文章，认为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真正跨入现代。传统领域获得新发展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也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传统领域，但在学科互鉴、融合的当下，获得了新发展。2019年11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共8卷，是汇集众多优秀学者，历时多年完成的一部大型抗战通史著作。该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战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突破既往研究中将抗战史作为单纯战争史的局限，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近年来，很多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转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共党史研究日渐升温。如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认为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经济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领域，积累深厚，2019年的突出成果体现在财政与税收方面。在多份史学重要期刊上，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刘增合《晚清保疆的军费运筹》（2019年第3期）、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2019年第11期）；《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登了任智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魏文享《国民政府之遗产税征稽及逃税困境（1940—1949）》等。新技术、新视角、新史料不断应用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近代史研究》2019年3期发表2篇论文：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均利用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等技术，这是长期以文本史料为主的近现代史学者不甚关注的。胡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条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考察，探究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谢文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广东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关注近代中西汇通以来的译介、语词、概念等变化，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视角，近年来成果不断涌现。王士浩《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指出，今人习以为常的词汇“规律”，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来，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认为，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史料乃历史研究之基础。近年来，新史料层出不穷，除了众多档案文献，最引人注目者当属日记史料。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不少丛书陆续出版，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和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贡献良多，值得关注。如《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由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的《张棡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共10册）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达55年，内容涵盖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等方面。该日记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均属罕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在全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由我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编写，胡绳先生不仅是近代史史大师更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先生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胡绳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有许多近代史著作了，为什么胡绳先生还要写这本近代史呢？胡绳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一般读者阅读这一本读起来不枯燥的书。书中不乏有一些胡绳先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胡绳先生著书时十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以及胡绳先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广泛吸取学术界已有的成就。本书采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书名，而不是《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一是因为避免和当时已有近代史著作雷同，二是因为胡绳先生前期根据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胡绳先生后期认为根据社会性质划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更为准却（即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为中国近代史），因此胡绳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明了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前一段时期）胡绳先生以宏大视野，锐意立新，开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对史学界普遍关注、争议较大的问题，胡绳先生亦有独特见解。本书基本结构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并以此线索把从1840年到1919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阶段和农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是太平天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胡绳先生并不赞同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重点突出了农民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革命力量，对天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做了总结，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开启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胡绳先生的这本书书逻辑清晰，史实详细，见解独特受到大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但是由于史观问题受到了许多攻击与非议，例如一些人认为胡绳先生对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有吹捧夸大嫌疑；二是对不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叙述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详细叙述，对这两段时期积极作用并未提及，以及对于晚清进步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贴上“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卒”的正政治标签。三是用阶级史观来写这本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改革。《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简要介绍了一下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同西方各国关系，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做了一些系列铺垫，说明了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当时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差距，西方列强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很高的提升。而处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仍然坚持天朝上国的理念，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经已经停滞不前了，军事方面仍然以封建军事为基础，兵制未能革新，武器方面缺乏创新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在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击下，显得那样的脆弱不堪，清王朝内部对于这次战争的战与扶又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清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想要和英军进行开战；而另一方面清政府腐朽的军队难以抵抗近代化英军的坚船利炮，为稳定满清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求和的态度。因此一场没有胜负悬念的战争结束了，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放低姿态来求和，英军对华侵略很大原因是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军战败请和，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有了谈判的筹码。因此双方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胡绳先生把这次条约签订看成是可耻的城下之盟，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后，美.法两国通过威胁恐吓，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主权遭到践踏，领土遭到割占，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这时大清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了，然而只有少数先进睁眼看向了世界，看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清政府内部腐朽对人民无情的压榨剥削，最终导致农民革命的爆发！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书中写到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都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的中农群众，特别是计较贫苦的中农感觉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义。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完全是清政府腐朽统治造成的。胡绳先生写天平天国这段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胡绳先生认为并不是基督教俘获了洪秀全，从而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洪秀全所信仰的“上帝”不过是几本基督教小册子里拿来的上帝，这只是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新颖的形式。这场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历史长久。但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平天国集团内部矛盾及中外势力共同剿杀，这场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评价颇高，曾在书中用“伟大”二字评价，他写到:“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但这样的评价在不少人看来对于天平天国有吹捧夸大的作用，而稍晚天平天国国的洋务运动胡绳先生则是一笔带过，把为剿灭农民革命而兴起的湘军头领曾国藩写作成“反革命头子””封建卫道士”则有点激进。后面内容会分几篇依次介绍，让我们一起看胡绳先生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划分。

【编者按】11月24、25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时常有非近代史专业的朋友要我推荐中国近代史的综论著作，以便快速获得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整体印象，一个整体的变迁趋势，并了解这种变迁的意义所在。我们数得出来的，往往还是蒋廷黻、徐中约、陈旭麓，都是好几十年前的著作。最近二三十年，近代史学界似乎都丧失了写通史的勇气和野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基本看不到宏观讨论的文章，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写专题论文。一方面，这固然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脱离了大而化之、空泛讨论的陋习，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新困境，此即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指的是过于丰富的文献，即便是最聪明、最勤奋的研究者穷尽一生也不可能完全阅读，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读完了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无力从整体的视角来理解近代史，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因为近代历史去时未久，留下来的资料本来就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文献被电子化并通过网络共享，这些电子资源的获取成本相较于购买图书、查询档案小得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使得许多原来看起来不成其为史料的材料也成为史料甚至还可能成为重要史料。举例来说，在革命史一统天下的时代，大概没人会把记载晚清城市如何处置粪便的材料当作史料来严肃对待，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舞厅的记录和描述当作文献来看，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史、城市史、卫生史、新文化史、女性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些统统都可以成为史料。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并不一定是对原来革命史学的补充，也可能是否证、改写、纠偏，历史画面的丰富很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原以为是主干的历史演进不过只是枝叶而已，因此你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只需要抓住主干，不了解枝叶也不要紧。总之，近代史学界现在很难说有公认的主干，也很难开列出一个近代史学界公认的必读书目来。此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规范深受乾嘉汉学和兰克史学的影响，对材料的扎实程度、证据链的细密程度有明显高出欧美史学的要求，给个人的推理、想象和诠释留下的空间要小很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近代史界的同行评审极端强调一手文献，拒绝单一文献，对理论、方法论和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则远逊于欧美同行。一方面是“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对举证细密程度的高要求，其结果就是缩小论述的范围，集中笔墨描述和分析特定的人物、事件，时限也尽可能控制在较短的时段里，如此方能尽量避免漏洞和硬伤，以至于不少学者一辈子工夫都花在某个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专题论文对史料的挖掘甚至达到了涸泽而渔的程度，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做了非常细密的史实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我们一方面佩服他下了不少苦工夫，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这些苦工夫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为不少文章基本没有论点，没有刷新人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助益甚小，遑论对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何帮助。不少研究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研究做任何联想，在遭遇质疑的时候往往会辩护道：我讨论的是某人在某事上的作为，其他人我没有研究过，真不敢说一定也是这样的。这固然是智识上的谦卑、诚实和严谨，但另一方面也显得非常无奈，知识的价值大小与其可迁移性有密切关系，如果史学生产的知识注定只能是特殊性的、不可迁移的，其价值就相当可疑。如果关于特殊人事的知识生产无助于改善我们对更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看法和理解，如果它不具备较为重要的解释意义和反思意义，读者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了解一个死人的所作所为。有人的回答是，这个题目没有人研究过，我填补了空白。这种回答是完全无效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空白都值得填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读者的，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产品，它是没有市场的，也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样的研究买单。信息超载的另一个后果是，每个学者在做自己的专题研究时，通常不需要去阅读与此专题研究不直接相关的研究，以至于同样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从业者彼此读不懂文章，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人读不懂思想史，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没有能力判断近代社会史的论文，更为甚者，研究章太炎的不读严复，也无法对严复研究论文做出有效的判断。研究领域高度相关的同行学者尚且不互相阅读作品，同行评审难以有效开展，学术会议常见鸡同鸭讲的情况，又怎能指望有多少读者呢？与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学界相反，今天敢于通贯地讨论长时段历史的，敢于去讨论大问题的，反倒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不少人努力去解释宏观问题。从历史学对证据的高要求来看，他们提供的证据可能很难构成比较严密的证据链，他们的证据甚至不过是从他人的二手研究中扒过来的。这让许多历史学者甚为瞧不上，但是又羡慕他们获得更多的阅读和掌声。读者、社会和政府永远都需要学者对重要问题做出回答，历史学者拒绝承担这样的职责，把领地拱手相让，也怪不得历史学被边缘化。作为一种折中方案，比较可取又可行的史学训练往往强调以小见大，从具体个案折射广阔的历史画面。但是问题在于，有什么理由说自己选择的个案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从个案看出广阔的历史画面？即便是说透过个案看出时代变迁的主流趋势都可能遭到质疑，因为既无整体图景为前提，又如何可能判断何为主流何为支流。从严格的逻辑来讲，我们真的很难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做出有力的辩护。所以，在信息超载的前提下的“以小见大”，严格地说，都不过是自我宣称而已。特定的人事总是需要放到整体性的历史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才可看出其意义，所以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作为背景知识的整体性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仍然是必需的。笔者近年写作专题论文的时候，最感困难的就是描绘整体画面、铺垫时代背景、交代大框架，怎么写都是几十年前的陈词滥调，让人望而生厌，怎么写、怎么改都不满意。如果基于经典的二手研究来做概述，外审专家往往会批评说，轻易地采用既有研究为论述起点，不可接受；如果择取特定的原始文献来分析和描述时代背景，往往又遭遇这样的质疑：你怎么确定这几个文本能代表时代氛围、整体图景？老实说，我回答不上来，怎么都缺底气。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独特困境，最近读到美国和英国的两位年青历史学家写作的、在欧美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宣言》（英文原版于2014年10月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上网，后出版纸质版；2017年3月出版中译本），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史学界的共同困境。该书指出，从196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西方历史学界都习惯于在短期历史的框架下寻找素材，“其短视程度堪称历史之最”。在一项以1880年以降的8000篇历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为抽样范围的统计中，1900年论文涵括的历史时限大约为75年，到1875年，其时限缩短至30年左右，“5至50年的生物时间尺度遂成为历史研究入门的模本”。史学界养成了“只求时段缩短、文献精益求精的习惯”，目标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其结果是，文献愈不为人知、愈艰涩难解，便愈被人看好，因为孤僻的文献方显史家治史的功力”。1981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伯纳德·贝林感叹道：“历史研究同时朝一百个方向长出分枝，而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协调……想要实现整体的综合，哪怕是有限的某些地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无穷无尽的细节却无法不能结成网或块，非专业读者甚至史学同行也看不到这些细节的意义和价值，“史学界只顾彼此交谈，话题越来越窄，时段越来越小”，史学遂难逃被边缘化的厄运，而“以长时段思考历史与未来在专业史学之外极为流行”，比如自然科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该书作者认为大数据和数字人文的迅猛发展使得克服信息超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主题模型软件能够用机器快速阅读大量的政府报告或科学文本，然后反馈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人们的学术关切和观念变化的基本事实……许多这类的软件能够把大量的文献记录迅速转化成可视的图示或图表，否则数据量太大根本难以读完”。该书作者之一、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牵头的团队在2012年夏季推出了一款叫做Paper machines（纸机）的文本挖掘软件，“专供学者全面梳理大宗纸版文档之用，尤其适合档案极其丰富的20世纪的跨国研究”。类似于此的大数据处理软件在西方正在陆续开发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某些工具挖掘文献，迅速地定位文献中的特定部分，生成词频变化图表，甚至在文献之间建立起时间或逻辑的关联，生成大事年表，研究者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判断和分析文献的来源和文献作者的价值立场、细读文本深层含义。历史学家从过于繁重的文本挖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文献的深入解读和创造性思考中。新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史学家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过载的困境。该书作者畅想，“如果历史院系能够培养出研究工具的设计者和大数据的分析师，那就等于把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塑造成知识生产的尖端人才，在学院内外都将大放光彩”。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有着海量的原始文献需要挖掘和爬梳，另一方面也有着数量庞大的二手研究需要整合，此外，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中国近代史需要置入古今嬗蜕、中西交冲的框架中来理解，对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当然知道得越多越好，因而显然更多地面临信息超载的困境，也更为急迫地需要探索如何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不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近代史学界怎能把被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者抢走的地盘夺回来，怎敢重新思考长时段历史，怎敢回答社会最为关心的大问题？相较于依靠图书馆和资料卡片做研究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知网、读秀以及近代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要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不久的将来，历史系是否有可能把数据挖掘能力的培养也纳入培训体系之中？史学与情报学、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何时可以提上日程？史学界、图书馆、出版界和信息技术公司要怎样才有可能联合作战，开发庞大的数据资料库以及高效的信息挖掘工具？国家的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是否有可能资助产生大容量的、有统一架构的、互相补充和兼容的文献数据库？谷歌学术、百度学术这样的搜索引擎工具，什么时候可以把信息抓取的触角深入到全网的史料数据库和大量图书资源的内部？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42.00元。

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像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华岗（中）文章类型/历史见闻字数|859，阅读约2分钟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巨著《历史研究》享誉世界，被誉为“近代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个人试图揭开文明兴衰之谜，启发人类探索未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家庭教育功不可没，汤因比也是如此。汤因比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历史学家。据说汤因比的名字来源于他的叔叔，因为叔叔阿诺德·汤因比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汤因比从小就痴迷于历史，在温彻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尔奥尔学院的求学经历为他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与其他按国家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不同，汤因比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放在比国家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考察，国家才是人类文明。中国人熟悉汤因比，主要是因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有过一次为期两年的谈话，主题是21世纪人类的未来。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对人类未来作出的全新预测。由于这是汤因比生前的最后预言，对东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的交谈中，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而日本则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尽管如此，汤因比仍直言不讳地认为，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带领人类社会前进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汤因比这样认为，他给出了以下理由：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基本满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需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曾多次经历混乱和分崩离析，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文明来看，中国人很好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完全可以保存文明的完整性。中国模式值得世界各国借鉴。汤因比于1975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86岁。汤因比临终前对西方文明持悲观失望的态度。他希望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未来我会出生在中国，如果那个未来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我会致力于融合它；如果世界已经融合，那么我会努力让世界从物质中心转向精神中心。”。参考文献：《汤因比：我愿来世生在中国，展望21世纪》（汤因比）历史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它的唯一目的乃是教育别人。——乔治·屈维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