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性研究

资料图 “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试验队在中国南海完成“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全部海上试验任务后，胜利返航三亚港。(改革开放40周年·论中国)科睿唯安CEO：近40年中国基础性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中新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 刘育英)美国科睿唯安公司通过研究中国发表在其旗下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所收录期刊上的论文发现，近40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发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代表创新源泉的基础研究方面的论文，中国取得长足进步。近日，科睿唯安公司首席执行官Jay Nadler到访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把在SCI所收录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情况用于科研绩效分析。Jay Nadler表示，过去十年以来，全球创新重心慢慢从西方国家转向东方国家，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国家发展速度非常快，特别是中国。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Jay Nadler认为，一方面是基础研究，这可以通过论文去量化评估；另一方面就是应用研究，这方面的量化评估可以利用专利数据。科睿唯安对数据的分析显示，从1980年至2017年，中国的科研人员共发表论文260余万篇，论文数量稳步攀升，在2008年中国就超过了英国，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产出量跟美国比还有差距，但发展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这是构成基础研究的创新源泉”，Jay Nadler表示，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英国和德国，排在世界第二，这代表了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专利代表一个技术最后商业化变成产品的可能性。科睿唯安的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显示，2017年在中国发生的专利申请居全世界第一位，本土专利申请占了发明专利申请的89.2%。近年兴起的人工智能，中国在部分领域走到世界前列。科睿唯安的统计显示，2007年到2016年，人工智能领域论文的出版数量，以美国和中国居多，但中国论文的影响力与美国有差距。“中国尽管在高影响力论文方面逊于美国，但热点论文数量与美国相近，表明中国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研究核心力量之一”，Jay Nadler说。科睿唯安的研究还显示，中国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传统产业重点技术领域形成一大批核心专利。中国在数据处理系统及生物碱/植物提取物持有的专利组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互联网与信息传输、软件产品以及移动电话/智能电话等技术，中国具有与美国相当的创新组合。但中国在诸多领域还需要加强创新能力。科睿唯安对机器人技术文件的研究显示，分析期内全球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的论文，美国有531篇，中国有53篇，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英国都超过中国。Jay Nadler表示，创新涉及到三个要素，一是资金，二是人才，三是信息和情报。目前中国拥有市场，资金和人才也在加强，在信息和情报方面，目前科睿唯安已经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中国机构展开良好合作，并为中国科研机构的科研和绩效分析等提供数据支撑。(完)

共青团中央有态度 有温度 全网青年都在关注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各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我们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来源:光明日报日前，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验收。我国基础研究再添新重器。新华社基础科学知识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基本规律认识的总和。回顾现代化历程，基础研究对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产生了巨大推动力。首先创造、储备并高效应用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掌握了明显的竞争优势与持久的领先优势。基础研究总体遵循厚积薄发规律，具有基础性、体系性、累积性和衍生性等特点，是科学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石。历史证明，国家创新发展“长周期”依赖于繁荣的基础研究催生出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瓶颈时期，会对某些领域的基础研究提出强烈需求。在成熟的市场机制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这些基础性、前瞻性研究需求往往会吸引科学家和企业家关注，导致社会投资显著增加，进而带动广泛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虽然基础研究的累积性进步和突破性发展往往能够引领带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生整体性、格局性的深刻变化，进而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基础性、决定性和长期性影响。但政府对目标考核、资源配置与绩效管理的普遍性、时效性、精准性要求往往与基础研究工作的长期性、积累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但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短板、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科技管理体制和创新激励机制的不适应性凸显。一些部门和机构在思想理念上并没有把基础研究作为战略资源对待，过于强调其经济功能，忽视其知识积累、技术储备和人才培育等基础功能，使得基础研究长期缺乏持续稳定的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全面创新驱动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要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创新一体化发展，更加重视建立“良性循环”的创新发展生态。从国际形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军事变革迅猛发展，对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内形势看，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我国强化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战略支撑提出了更高要求。两个更高要求带来了传统科技创新政策和体制机制的不适应：一是传统科技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二是长期形成的以跟踪引进为主的科技体制与创新引领和跨越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科技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随着我国向现代化强国和科技强国迈进，诸多领域面临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既要着力发展支撑当前的支柱产业，也要着力发展引领未来的战略产业，这都迫切需要强化基础科学知识体系和基础技术体系的战略支撑。高质量地发展基础研究，离不开高水平的科技管理与服务；提升基础研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持续厚实基础科学研究实力和技术能力储备。在全球经济科技格局剧烈调整的新形势下，世界主要国家围绕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更趋激烈。越是“源头技术”，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越高。政府有责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在创新链的不同环节，都要适度引入竞争机制，激发高质量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升经济竞争力。要按基础研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类管理：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主要由科学家兴趣驱动，遵循科学知识演化和学科发展规律，着眼于科学价值创造，需要政府持续稳定的支持但不需要过多行政干预；定向基础研究主要由需求驱动，着眼于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地方取得重大突破，需要政府组织引导、超前部署、系统布局，强化协同攻关。总之，开创新时代基础科学研究新格局，对厚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意义深远：近中期而言，要强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民生的战略支撑；长远而言，要支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需要科学共同体奋发努力，也需要创新企业和政府部门更加重视长远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厚实技术储备，还需要科技与教育、人才、经济、国防等方面系统推进，更需要全社会强有力支持。政府主要职能是营造稳定、开放、宽松的科研环境，支持更多卓越科学家在基础前沿“深耕细作”，为强国建设打下坚实的科学技术根基。完善基础研究创新体系和创新治理体系，有以下着力点：健全科技决策咨询机制。发挥好科学家、企业家在科技决策咨询体系中的作用，更好地选准优先方向。全面布局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动态部署前沿探索、颠覆性创新等重大研究，突出科学、技术、产业交叉融合。依托战略科技力量，聚集国内外一流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基础性、挑战性强的攻坚任务。夯实基础科学实力储备。建立相对稳定的学科布局和灵活柔性的调节机制，在重点、前沿、新兴、交叉、边缘、薄弱等学科，多渠道提高投入，促进优势学科、潜力学科、短板学科和新兴学科协调发展。健全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研发供给等支撑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构建高效的知识生产和应用体系。优化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基础结构，增进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双向互动”关系，有针对性地促进知识生产与转化应用形成良性循环。密切知识生产供需对接，促进以国防、民生等为标志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匹配定向基础研究任务，强化知识的“累积效应”和“组合效应”。保证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源头供给。着力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军民融合，促进基础研究教育与科学、技术、创新实践相结合。扩大理工科教师和学生规模，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进博士后制度，切实提高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质量。加强各层次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使用。建设尊崇科学的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产生于公众理解和支持科学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伟大的科学家影响一个时代。更多地宣扬科学家热爱祖国、献身科学、追求真理、淡泊名利的科学精神，引导学风转变。加强科学教育，促进全民提升科学素质、养成科学兴趣，形成热爱科学、尊崇科学的社会文化风尚。（作者：万劲波 赵兰香，均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有:①漳州作者对刊物的反应，说名家文章发得太多了;②我的厦门植物园特写《艺园流连》，想请贾老审阅;③《科学与文化》第二期的编辑情况。告贾老对《科学与文化》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①是否可以考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内容，这也是一个特色。2“地县科普作品选”栏目也是一个特色，要坚持，但缺一个接语《首次要有按语》，目的在于鼓励地县作者，在全国也显出其特点。①对科学与文化》上刊登的我采写的《在天空电影院里》《现习作2》,他笑着说:“那篇还写得查好但题目不甚好应是‘天空电影’更确切，但问题也不大。”我说本刊发表的篇纪念达尔文的文章，却用了方宗黑先生的头像，文不对题，感谢您为我们指出这个错误。他笑了笑说:“不过，那张照片还照得不错。”《1982年3月8日记》《3》“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贾老是我们刊物的总顾问。《科学与文化》创刊两年多来，贾老不仅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每期给我们审稿、看清样。他看清样是那样认真，那样快，往往一个晚上七八万字的稿子他都可以看完，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多么不容易啊!他经常发现稿件中的问题，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少错误都是贾老看出来的。《科学与文化》能少出差错，在读者中留下好印象，跟贾老的严格把关分不开。为此，春节之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因为他从来不要审稿费，有一次开给他100元，他坚决不要，退了回来。所以我们只好买点东西给他。我跟尤廉一道上街，在八一七路南街食杂店给他买了4瓶酒《两瓶竹叶青，两瓶厦门丹凤高梁》，老人家很客气，说:“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于是反而送我们两袋红枣，要我们非拿不可。《1983年2月10日记》《4》“这篇写得蛮好!我去福建日今天上午天气非常炎热，室内温度高达32C。路过贾老家，报社处理《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广告事宜，就去找他并还他几本书。我每回借书时都主动留有借阅登记，我帮他找到登记本后，他就划掉了这几本书的书名。前两天《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清样已送贾老审阅，我问及他对本期的意见。他问:“银耳篇[指《徐碧如和银耳》，见习作《3》》是你写的?”“是的。”他高兴地说:“这篇写得蛮好唉，但如果把徐碧如研究白木耳的事与古田县推广发展白木耳联系起来讲，就更好些。这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后还可以再写一篇古田的专访。”这篇文章受到好评我很高兴，因为贾老从不轻易夸奖人，我的文章给他看过的有好多篇，得到好评的一篇是，1979年8月12日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的《动物世界之囱》《见习作《》》,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转载。现在这篇名为《徐碧如与银耳的文章，是我去三变争和香慈新品种塞定会时写的。再长植同志陪间来访，并做些文字修正工作。接着，贾老对清样中《仿生经经济学趣谈》一文提出批评，认为就文章观点有销把生物间的竞争套到人人类社会中，这是牵他提议册联制会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早裁删掉这篇文章。有大马列主义批判过的东西。但格他老人家还问及作者其人，我日记》自精神很好，身体仍很健来，的始终笔不缓耕。我略作介绍。贾老层已83岁《1983年6月25《5》“可请好婷写文章”我们谈到一是改成《科学与文化》《花鸟虫鱼》;二是改名为一的成问现我据了两个看法，120版社原来办了了一个青《科学家》。他老人家对年科学家的杂去后来停办了。他主张刊名不要改。具体如何改革，他说自己考虑的不多，不过有几点想法:①文化内容要增加;②可以请舒婷给《《科学与文化》写文章;③最好改成月刊，这样可使读者有新鲜感。出接着，我又问了贾老1939年在广西桂林办《中学生》杂志的做法。他说，他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年多时间，主要找十几位作者写文章，一年12期，一人一期写1篇，一年就有12篇，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作者写作文平较高，所以来稿并不需要怎样修改!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来稿，那是需要修改的。发行量几千份。我告诉贾老上期已经把周家俊写的《仿生经济学趣谈》撤下来了，贾老问及作者有何看法，我说没有什么大意见。11时许告辞，老人家仍然像往常一样送我到楼梯口。《1983年9月25日记》小中个J《6》“《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今天上午去省科协遇到王恭同志，谈到贾老赴京开民进大会已经返回，决定一齐去看望他。商团三句不离本行，我又谈及《科学与文化》及〈花鸟世界》的事。对再办一个刊物，贾老以为不妥。他说:“《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没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改成月刊。”他问办《花鸟世界》为了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与文化》内容太泛、太散;二是可以扩大发行，增加销路。贾老说，如果不会增加销路呢?他认为人力不足，且已有一个《学艺》《林珊办的》，他坚持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刊物好。《1983年12月1日记》还是办《科学与文化》好”今天登「门拜访是专门向贾老请教如何继续办好《科学与文化》的。因贾柏松调走《调至福建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冯度同志退休，胡善美同志升任副总编辑，其他同志又去办别的刊物《科学与文化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两年前，在芯片行业工作接近20年的某国际知名芯片企业研发高级主管吴丹青在第一财经撰文表示，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做到国家支持和民间资本结合；支持初创公司，降低芯片行业的成本；以及注重芯片人才的积累。近日，第一财经再次专访吴丹青，探讨中国芯片研发接下来要怎么做？企业和科研院所能否共同发力？吴丹青认为，近两年来，中国芯片研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国家大基金的建立、科创板的诞生，深刻改变了中国芯片行业的格局。而下游厂商出于供应链安全，积极使用国产芯片替代进口，也为国产芯片研发提供了应用和优化场景，形成了上下游良好的互动格局。但全球化分工深刻影响着芯片行业，中国目前还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日后，中国在研发方面最需要攻关的是上游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和材料、工艺类的基础性研究，而科研院所在基础性研究领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大量民间资本进入芯片行业第一财经：据你观察，这两年来中国芯片研发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让更多市场化力量参与进来？吴丹青：近两年来，国产芯片行业取得了跨越式进步。比较华为2018年的P30和最新的Mate 30 5G手机的零部件供应商可以发现，华为Mate 30 5G手机的元器件供应商中，美国公司份额仅占1.5%，采用了越来越多的日韩欧洲等国产品以及大量的国产替代零部件。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这两年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政府层面最重要的是国家大基金的建立和战略性投资，带动了大量民间资本进入芯片行业。这两年芯片概念非常热，我们芯片从业人员也是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到这么“受宠”，这个热潮对行业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政府层面的第二件大事是科创板的设立。我在2018年受访时提过，科技创新和风险资本是密不可分的，芯片研发是典型的高风险项目，而科创板打通了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让大量的民间资本愿意投到芯片行业，形成了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从企业层面看，首先是以华为、紫光、阿里巴巴、百度等为代表的国内高科技龙头企业意识到技术自主的战略意义，自主芯片研发的意愿非常强烈。这些大企业有资金、有能力和国际一流厂商展开竞争。其次是国内的大企业对供应链安全有了集体共识，主动进行芯片的国产替代，这给国产芯片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芯片只有在市场化应用过程中，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华为带动了国内的中兴通讯、烽火科技、海康威视等一批龙头企业推动芯片的国产化替代。第三是芯片创业公司风起云涌，从2018年到现在增加了1000多家芯片初创公司。以前的优秀毕业生就业首选外企，现在年轻人就业更愿意去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国内科技公司，或者加入字节跳动、寒武纪等创业公司，而青年人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的未来。我的判断是，只要再给中国芯片行业5年时间，我们基本上就能实现国产芯片的全面替代。企业科研是芯片研发主力第一财经：芯片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科研院所研发和企业研发哪个才能真正出成绩？吴丹青：芯片行业产业链的上游是EDA软件、制造设备和材料，中游是以中芯国际为代表的芯片制造商，下游是广大的设计公司。其中上游和中游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对基础技术要求也高，国家大量资金主要投在上游和中游。下游的芯片设计公司贴近市场，应该通过市场化的资本来运作。我认为，芯片行业一直遵循“摩尔定律”，技术更新飞快，需要持续巨额投入研发。科研机构脱离市场太远，擅长做的主要是基础性研究和原型研发，考核指标也主要是发论文；企业科研贴近市场需求，更具实操性。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在市场上获得高额利润，然后将部分利润又反哺研发，形成良性循环。科研机构和企业是两个考核体系，各有分工。从美国的经验看，芯片研发也主要由企业承担，比如英特尔每年研发投入都在100亿美元以上。而且随着制造工艺的持续进步，7纳米芯片的研发成本接近3亿美元，靠财政拨款的高校等科研机构不太可能承担这么高的费用。科研机构和企业可以互相合作，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材料类工艺技术类基础研究亟待突破第一财经：如果说企业研发是靠市场化力量、以价值为驱动，科研机构的研发就应该更专注于耗时长、见效慢但意义重大的研究，比如大量基础性研究，现在科研机构在这些研究领域是否发挥了应该发挥的作用？你认为在芯片和半导体科研攻关上存在哪些急需改进的地方？吴丹青：我们国家芯片行业的短板主要是受限于芯片制造工艺，导致很多科研没办法进一步开展。中国芯片研发最需要攻关的是上游的EDA软件，EDA软件市场非常小众，技术壁垒非常高，正常市场化来做的话，不会有企业来做，希望由政府的力量统筹推动。第二个就是材料类工艺技术类的基础性研究希望有所突破，比如高端光刻机，技术难度最高的核心零部件是光学设备和光源。还有高端光刻胶、大硅片等基础材料类。我们的短板还是在材料和工艺等基础性技术，这需要数十年的积累，短期内民间风险资本不太可能进入，还是希望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科研院所也可以从前瞻性的方向来支持中国芯研发，例如芯片的新型体系架构原型设计，国内有不少科研院所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而企业在客户需求、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方面有优势。寒武纪就是比较好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案例。从中国芯片行业总体情况看，我认为，中国具备了发展芯片行业的有利条件：我们有数量最多的理工科工程师，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70%的芯片下游厂家都在中国，给国产芯片行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国内的芯片研发可以贴近下游厂家需求，紧密合作，形成正循环。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我认为，中国芯片研发到2025年就能够取得非常欣喜的成就，甚至可以做到芯片全面国产化。【来源：第一财经】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想骗取索赔？小心被提供快速法律咨询的在线“机器人”揪出，通过使用语音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线“机器人”已能检测出哪些属于欺诈性保险索赔。企业想更好地节约开支？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软件，通过分析会计数据，人工智能软件会建议实施新的天然气、水和电费等开销计划来节省开支……今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投资1300万英镑（约1.13亿元人民币）支持40个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项目，旨在提升生产力，改善英国的专业服务。作为人工智能的诞生地，英国一直都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明确人工智能的技术性本质，注重这一领域的基础性和开创性研究；另一方面，在政策、资金、教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优化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和布局贯穿了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世界上出现的几次人工智能浪潮英国都没有缺席，比如第五代计算机虽然是日本推动的，但背后却有英国创造的身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帝国理工学院大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郭毅可表示。英国政府2018年4月发布的《英国人工智能：有准备、有信心、有能力？》报告指出，英国是21世纪人工智能发展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之一，拥有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强大的学术研究文化、极具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以及在法律、伦理、财政、语言等方面实力突出的一系列技术集群。目前，英国形成了以伦敦、剑桥、爱丁堡等高校集中城市为中心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不仅拥有像“深层思维”公司（DeepMind）、“快键”公司（SwiftKey）、“巴比伦”公司（Babylon）等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科技公司，还孕育了“克莱奥”公司（Cleo）、“思维追溯”公司（Mindtrace）等在理财、自动驾驶行业开拓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同时，英国全球顶尖的高等教育体系所形成的人才培养和科研转化机制，为其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强大的科研能力和人才支撑。当前，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呈现“白热化”趋势。面对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近年来，英国政府不断加大政策、资金、人才、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布局力度，决心将英国打造成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阵地和世界中心。英国政府2018年推出的《工业战略：人工智能产业政策》报告显示：过去3年，英国发布了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在内的工业战略白皮书、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等各项措施，并成立了人工智能发展委员会、数据伦理与创新中心、人工智能发展办公室及工业战略挑战基金等相关机构，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英国还规划制定了金额超9亿英磅（约78.7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人工智能产业扶持计划，还将投资谷歌、亚马逊、“人工智能元素”（Element AI）以及“慧与科技”（HPE）等一系列跨国科技公司。而在人才方面，自2017年起，英国将在4年内培育8000名计算机科学教师；未来7年，通过培训让5000名学生具备多样化的数字技术；支持新增45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博士点；加大包括人工智能人才在内的海外特殊人才引进力度，每年增加1000名至2000名人才引进。此外，英国也在加强国际合作。2018年7月，英国与法国签订五年协议，在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强双方高端科研中心的合作；2019年1月，英国决定与日本在机器人、数据等领域加强深度合作……“几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并具有自身的重要特点。”郭毅可说，一是确定了人工智能的技术性本质，秉持稳重、冷静的心态，注重在这一领域的基础性、开创性研究；二是长年在教育和人才方面持续发力，“极有远见”。郭毅可认为，对人工智能的持续性研究体现了英国对科学研究的“稳重感”。他说，“人工智能也好，深度学习也罢，英国人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过多强调，他们明白，今天这个技术比较有效，但明天又会有新技术出现，他们更看重人工智能的本质，重视基础性、创新性技术的研究。”“比如，目前很多人强调人工智能的算法，但很少有人强调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算料’，怎么去拥有最高级、最有质量的数据资源，这才是有远见的。”他说，“英国建立了一个涉及50万人的生物样本库，数据的精度和严谨使其得以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原料’基础。”“数据研究中不应该过分强调‘大数据’，更应该注重‘精数据’。”郭毅可说，所以英国对整个技术的发展基础、发展方向、人才储备非常看重。（罗羽 张家伟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纵论新发展阶段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意义。其中就加强基础研究总书记说了许多生动中肯、接地气的话，给“长期坐冷板凳”的基础科技研究者以巨大鼓舞。习近平总书记讲，加强基础研究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断坚持；要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基础研究；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在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方面，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和本科生培养，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等等。总书记如此浓墨重彩地强调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是抓住了我国加快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在过去常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学时代的许多最拔尖学生大抵报考的都是著名大学的数理化基础学科。曾经享誉一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诸多“小天才们”学的也是数理化生专业。在80年代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还曾激发了不少青少年的好奇心，放飞追逐科学的梦想……。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新大行其道，应用学科不仅直接体现现实生产力，科技创新转化成果又能与科技工作者的个人价值、现实利益紧密相连。因此，甘坐十年冷板凳，为科技创新做基础学术支撑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优秀学子选择报考专业和确定未来从业方向也大都是计算机专业、生物工程、金融科技等等。此并无他，顺乎时势也，现实考量和价值导向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在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提升，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赶超。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基础研究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有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在应用科技领域处于突飞猛进阶段，每年的技术专利申报数和科技论文发表量在世界位列前茅，但在基础研究能力和基础学科取得的成果与美国科学家具有明显差距。作为一个古老的科技文明大国，我们在当代对世界科技的原创性贡献也是屈指可数，这与目前我国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某些国家对我国科技发展的种种打压、遏制和封锁时多次告诫：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换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必须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上掌握主动权。这就必须要求我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目前，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也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这说明，我国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块致命短板，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认识到紧迫感，担负起强化基础研究的使命和责任。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发达国家科技发展史说明：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不会走多远。不依靠独立的基础研究掌握原创性科学技术知识成果，就总会受制于人、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也不可能产生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战略领军人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总书记站在战略高度要求，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实现“从0到1”的突破，是从基础研究迈向科技创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从0到1”是一个质变，其中凝聚着无数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艰苦的知识探索。当然在今天，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新时代，要让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心血不白费，投入有回报，就需要整个国家在基础研究上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予以长期的政策支持；需要不断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需要鼓励和激发大量有为青年和拔尖人才甘做基础研究的“孺子牛”；需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基础研究、崇尚科学、探索真理的浓厚社会氛围。尤其是总书记强调的，要激发出人们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这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因此，全社会要把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从娃娃抓起，使孩子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这样我国科学发展和科技创新未来就后继有人。记得上世纪80年初，我们迎来“科学的春天”，全社会激发出“科学有险阻，只要肯登攀”的锐气。那么40年后，我们又迎来“创新的时代”。今天我们也可以大声喊出：复兴在召唤，创新有未来。【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来源：中国网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展示一款X光机产品。新华社发“天问一号”探测器首次深空“自拍”。新华社发观众体验AR游戏。 新华社发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如今，人们对于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共识，但放到具体的语境中，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基础研究短时间内很难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以至于“为什么投入那么多钱搞基础研究，而不是做扶贫”之类的问题，时不时就要放诸公共舆论场进行探讨。其实不只是“卡脖子”技术问题需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它也是保障民生和攀登科学高峰基石——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这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在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从传统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飞跃发展，物联网、5G、人工智能……它们都离不开一个硬件支撑——芯片。然而，这两个字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人心中的隐痛。无论是计算机还是手机，我们的芯片严重依赖国外，受制于人。“卡脖子”的背后，是基础研究能力的不足。几年前，中国科学院孵化企业、寒武纪科技研发出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使得中国在智能手机、无人机、智能摄像头、智能驾驶等领域有了自己的芯片。“寒武纪”芯片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基于中国科学院多年相关基础研究而设计，并实现产业化。经过长期努力，科研团队优化深度学习算法，并提出了一种与通用计算完全不同的指令集。所谓指令集，就是电脑硬件与软件之间互相“对话”的语言。与传统的通用计算指令集相比，这种新的指令集更类似人类大脑的学习方式。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设计了“寒武纪”芯片。执行这个指令集的“寒武纪”芯片可以模拟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和突触，一条指令即可完成一组神经元的处理。这种计算模式在做智能处理时，比如识别图像，效率比传统芯片高几百倍。“中国原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但智能时代给了我们机会。”“寒武纪”芯片主要研发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究员陈云霁在回首这段科研经历时曾说，他们抓住了机会，“迈出第一步”，但芯片研发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领域，必须要特别努力，才能在竞争中最终胜出。后面的路还很长，要持续研究，不能松懈。孙丹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卡脖子”问题的表层原因在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所导致的产业升级和发展的困难。而核心技术又来自哪里呢？这一路下来，就回到了知识生产的原点：基础知识的供给状况。由此，人们形成一种线性共识：“卡脖子”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知识的短缺。一切看似顺理成章，然后就乐观地认为：加强基础研究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卡脖子”问题。客观地说，基本方向没错，但是如果依此贸然决策则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基础研究的远水也解决不了“卡脖子”的近渴。现在研究已经证明，从基础研究成果到具体生产技术期间要经历三次转换：第一次转换，基础研究成果加上目的性转化成技术原理；第二次转换，技术原理加上功效性转化成技术发明；第三次转换，技术发明加上经济性与社会性考虑转化成具体生产技术。从这个漫长的转化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从基础知识到具体技术的转化效率。虽然现代科技体系的协同性在加强，整体转化效率有所提高，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一个合理的做法就是缩短这个转化链条的长度，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从技术原理切入，而不是直接从基础研究切入，这样选择效率会更高，目标更明确。现在需要明确两个问题：首先，基础研究成果是全球共享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包打天下，提供所有的基础研究成果，也没有这个必要。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资源要素的投入（人、财、物）都是有限的，即便要加强基础研究，也只适合小步快跑模式。再有，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也不会短期内快速涌现，这一切硬性约束都需要我们按照科技发展规律行事，不能采取冲动型决策。基础研究应该加强，但是不能搞大跃进，渐进式的提升基础研究在科研中的权重才是最务实的发展路径。痛定思痛，如果说“卡脖子”问题的远端原因在于前沿知识的匮乏，那么借此契机，凝聚全社会重视基础研究的共识，营造适合基础研究的氛围，以及构建相应的制度安排则是当下更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基础研究成果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知识蓄水池，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推进基础研究能够培养人才，重塑科技生态，使科技共同体去除浮躁，毕竟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它需要耐心、毅力与热爱，以此增加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与认知，它产出的是新的科学理论、规律与方法等，而这一切都是非功利性的。假以时日，这种努力就会重塑中国科技界的精神气质，也才能做出真正重要的知识成果。哲学家波普尔曾提出世界3理论，即客观知识的世界，只有客观知识丰富的地方，人的精神世界（世界2）才能更丰富，改造物理世界（世界1）的能力才能更强，而这种能力又能形成更多的客观知识（世界3），由此形成正反馈，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基础研究，虽然短期内无法解决“卡脖子”问题，但能丰富我们的客观知识。从长远来看，则是避免再次出现严重“卡脖子”、“卡脑袋”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因此只有夯实基础研究之根，潜在的技术创新才可能“枝繁叶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龙龙今年3岁4个月，本该活泼好动的年纪，却因为患上科凯恩氏综合征造成了生长迟缓、甚至停滞。科凯恩氏综合征又称早衰症，是一种罕见病。患者出生时表现正常，1岁左右开始出现发育迟缓等症状，表现为多组织器官的功能加速衰退，从而过早地进入全身系统性衰老状态，患者寿命在7到20岁。早衰症是一种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常规方法无法治疗。但基础研究的进展，正给患者带来希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研究员是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衰老细胞生物学分会会长。他介绍，近年来，基础生物学家对早衰症的了解日渐加深，在早衰症的遗传学基础、衰老的分子机理研究、早衰症表观遗传学调控等方面都有进展，也建立了相关的灵长类动物模型，在微观水平对早衰症的发病机制和治疗靶点有了更多认识。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了临床发展。刘光慧领导的科研团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等单位进行合作，正在对小分子药物治疗科凯恩氏综合征进行探索和尝试。期待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些患儿可以早日减轻病痛、恢复健康。王小宁（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秘书长）无论是罕见病药物，还是高铁、智能手机、移动支付、无人驾驶等我们种种生活改善的背后，都有着基础研究的功劳。基础研究看似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有着重要作用。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研发新冠疫苗，如果没有相关基础研究的积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基础研究对民生的改善，在生命科学领域有着许多成功案例。笔者最感同身受的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誉为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旨在测定组成人类染色体中全部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序列，从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达到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最终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实施让人类可以更为精准地认识生命，大幅度提高疾病诊断和精准治疗的效率，也带动了农业和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这项计划还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模式——“工厂化研究模式”，即利用工程化的集成技术去获得海量的数据，并依赖信息技术找到有用的信息。中国科学家也参与了这一浩大工程，也由此催生出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短短十年间，中国基因组研究就实现了由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并催生出巨大的生物技术产业。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生命科学进入“后基因组时代”，国内基因组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破解各类物种和个体的全基因组图谱上，也正是这一旺盛的需求和潜在的产业价值，推动了基因组技术本身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基因组研究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我国SARS、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伟大成就。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是对人类自身生命密码认识的开始，它给人类带来了更为神秘莫测的问题：人类的功能基因远少于预期，但为何有如此复杂的功能？各类物种间的基因组差异可以非常小，但表型差异却如此之大，是如何实现的？科学家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各种蛋白质翻译前后的剪切体，非编码区域的基因调控机制，三链DNA和新型DNA密码子形态，以及发展出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期待我国科学家在基因组等生命科学领域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产出更多成果，为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更多科技支撑。攀登科学高峰的基石 万劲波（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随着科研投入持续快速增加，我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和实验条件平台有了极大改进，科研产出、科研水平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在部分学科方向上已达到国际前列，越来越多领域、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进入“无人区”状态，一些重要方向具备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厚实基础。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2.2万亿，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总量位居世界第2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已接近欧盟15国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450万人年，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在高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将“科技创新立国”作为基本国策，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到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战略通道。未来15年，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只有实现从“创新型国家行列”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迈进的历史性跨越，才能为“实现由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相应地，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也需要迈上新台阶。“攀登科学高峰”要坚定创新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事关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领域以及数学、天文等基础学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之科研仪器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的基础瓶颈。要实现从跟踪模仿向创新引领的根本性转变，必须打造更加高效灵活的创新生态系统，把弘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增强创新自信作为推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的重要基础。面对知识、技术、人才、数据、信息等要素的全球流动，我国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历史起点上推进科技创新和开放创新，把创新的主动权、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攀登科学高峰”要爱惜青年才俊，从过度竞争择优转向普惠支持。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鼓励优秀青年人才勇挑重担，包容失败，营造脱颖而出的人才发展环境。长周期普惠支持处于创新黄金期的优秀青年人才潜心专注于前沿科学问题研究，避免科研布局“短平快”路径依赖。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保障其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发现一批创新思维活跃、敢闯“无人区”的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来源：《光明日报》

来源：金融界网站金融界网站讯聚焦“企业责任与长期价值”，金融界机构投资者论坛暨中国医药生物企业峰会（2020）于9月10日在上海召开。峰会由金融界主办，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中国疫苗行业协会学术指导，中国母基金联盟、道琼斯分别为战略支持和战略合作，金融界上市公司中心、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金融界医药生物工作室承办。头部机构投资者、医药生物企业经营者、科研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变与不变、如何锚定面向全球的高质量增长、长期价值与ESG责任投资等重要话题进行务实、深入探讨。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树恒作为致辞嘉宾，在活动中发表了讲话。他着重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出的科学进步成果，以及资本与科研融合促进对疫情防控的巨大推动，做出了肯定。图为：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马树恒疫情让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科学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持续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一系列的压力，也对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此，马树恒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觉到，疫情对生物医药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新要求’和‘新责任’，也为我国新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特别是医药企业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时机和空间。”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攻坚战中，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的广大会员和科研工作者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科技攻关，加速推进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和成果推广应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而这一‘支撑’是通过生物医药企业实现的。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在在疫情防控中体现出了责任与担当，这也正是此次峰会主题的具体体现。”马树恒如是说到。 马树恒表示，此次峰会聚焦"企业责任与长期价值"，关注中国和世界疫情防控，研判生物经济的体系建设，聚焦生物医药企业的"战疫"担当，“将会加速推进科研和应用，推动企业行动和行业发展。” “疫情让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科学的力量”，马树恒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较量的锐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此次“抗疫”的进程中，生物技术在疫情防控与人类健康等民生方面的责任与价值得到了又一次的体现，成为战胜疫情和人类健康的希望。 资本的长远眼光——关注基础性科学研究此次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深度链接医药生物产业与资本。对此，马树恒也在讲话中着重谈到了技术与资本有效性与必要性。 马树恒认为，学科的交叉、文化的交融、科学与资本的结合，是社会蓬勃生命力的体现。而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更是大大促进了科技进步，成为科学发展的又一重要推动力。在资本的力量推动下，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推动医药产业、大健康产业以及粮食、能源、环境等产业的繁荣，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在资本推动生物技术解决重大医药与健康问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科学家们可以有更多的经费来进行科学本真的活动——对未来世界的探求。”马树恒说，“在此，我也提出建议，请金融界的朋友们不仅要关注实用性的科学、有效益的技术，还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关注那些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它们也包含着太多的艰辛与付出，而这又恰恰是科学研究自身规律的必然呈现。因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每一项颠覆性、革命性的科技进步，都源自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 “基础科学研究是提升创新能力的根本，也是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石。”马树恒强调。 “我也期望，产学研资各方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让资本的力量在促进生物医药产业进步与创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演讲的最后，马树恒向全体与会嘉宾发出了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