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研究应采用

主要有:①漳州作者对刊物的反应，说名家文章发得太多了;②我的厦门植物园特写《艺园流连》，想请贾老审阅;③《科学与文化》第二期的编辑情况。告贾老对《科学与文化》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①是否可以考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内容，这也是一个特色。2“地县科普作品选”栏目也是一个特色，要坚持，但缺一个接语《首次要有按语》，目的在于鼓励地县作者，在全国也显出其特点。①对科学与文化》上刊登的我采写的《在天空电影院里》《现习作2》,他笑着说:“那篇还写得查好但题目不甚好应是‘天空电影’更确切，但问题也不大。”我说本刊发表的篇纪念达尔文的文章，却用了方宗黑先生的头像，文不对题，感谢您为我们指出这个错误。他笑了笑说:“不过，那张照片还照得不错。”《1982年3月8日记》《3》“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贾老是我们刊物的总顾问。《科学与文化》创刊两年多来，贾老不仅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高水平的文章，而且每期给我们审稿、看清样。他看清样是那样认真，那样快，往往一个晚上七八万字的稿子他都可以看完，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多么不容易啊!他经常发现稿件中的问题，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不少错误都是贾老看出来的。《科学与文化》能少出差错，在读者中留下好印象，跟贾老的严格把关分不开。为此，春节之际，我们想给他老人家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因为他从来不要审稿费，有一次开给他100元，他坚决不要，退了回来。所以我们只好买点东西给他。我跟尤廉一道上街，在八一七路南街食杂店给他买了4瓶酒《两瓶竹叶青，两瓶厦门丹凤高梁》，老人家很客气，说:“给你们看稿是应该的。”于是反而送我们两袋红枣，要我们非拿不可。《1983年2月10日记》《4》“这篇写得蛮好!我去福建日今天上午天气非常炎热，室内温度高达32C。路过贾老家，报社处理《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广告事宜，就去找他并还他几本书。我每回借书时都主动留有借阅登记，我帮他找到登记本后，他就划掉了这几本书的书名。前两天《科学与文化》1983年第4期清样已送贾老审阅，我问及他对本期的意见。他问:“银耳篇[指《徐碧如和银耳》，见习作《3》》是你写的?”“是的。”他高兴地说:“这篇写得蛮好唉，但如果把徐碧如研究白木耳的事与古田县推广发展白木耳联系起来讲，就更好些。这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后还可以再写一篇古田的专访。”这篇文章受到好评我很高兴，因为贾老从不轻易夸奖人，我的文章给他看过的有好多篇，得到好评的一篇是，1979年8月12日发表在《福建日报》副刊上的《动物世界之囱》《见习作《》》,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转载。现在这篇名为《徐碧如与银耳的文章，是我去三变争和香慈新品种塞定会时写的。再长植同志陪间来访，并做些文字修正工作。接着，贾老对清样中《仿生经经济学趣谈》一文提出批评，认为就文章观点有销把生物间的竞争套到人人类社会中，这是牵他提议册联制会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是早裁删掉这篇文章。有大马列主义批判过的东西。但格他老人家还问及作者其人，我日记》自精神很好，身体仍很健来，的始终笔不缓耕。我略作介绍。贾老层已83岁《1983年6月25《5》“可请好婷写文章”我们谈到一是改成《科学与文化》《花鸟虫鱼》;二是改名为一的成问现我据了两个看法，120版社原来办了了一个青《科学家》。他老人家对年科学家的杂去后来停办了。他主张刊名不要改。具体如何改革，他说自己考虑的不多，不过有几点想法:①文化内容要增加;②可以请舒婷给《《科学与文化》写文章;③最好改成月刊，这样可使读者有新鲜感。出接着，我又问了贾老1939年在广西桂林办《中学生》杂志的做法。他说，他办《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年多时间，主要找十几位作者写文章，一年12期，一人一期写1篇，一年就有12篇，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作者写作文平较高，所以来稿并不需要怎样修改!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来稿，那是需要修改的。发行量几千份。我告诉贾老上期已经把周家俊写的《仿生经济学趣谈》撤下来了，贾老问及作者有何看法，我说没有什么大意见。11时许告辞，老人家仍然像往常一样送我到楼梯口。《1983年9月25日记》小中个J《6》“《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今天上午去省科协遇到王恭同志，谈到贾老赴京开民进大会已经返回，决定一齐去看望他。商团三句不离本行，我又谈及《科学与文化》及〈花鸟世界》的事。对再办一个刊物，贾老以为不妥。他说:“《科学与文化》还比较正派，没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改成月刊。”他问办《花鸟世界》为了什么?我说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与文化》内容太泛、太散;二是可以扩大发行，增加销路。贾老说，如果不会增加销路呢?他认为人力不足，且已有一个《学艺》《林珊办的》，他坚持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刊物好。《1983年12月1日记》还是办《科学与文化》好”今天登「门拜访是专门向贾老请教如何继续办好《科学与文化》的。因贾柏松调走《调至福建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冯度同志退休，胡善美同志升任副总编辑，其他同志又去办别的刊物《科学与文化仅剩下我一个人了。

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事关企业甚至是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场贸易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核心技术的背后还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基础理论重要并不等于研究基础理论的人也同样重要，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人的殿堂千万人的坟墓！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之前你要先明白下面的这些道理，要不然就是在自掘坟墓！理论上重要，实际上无足轻重救生圈能够救人的命，但是人们只有在溺水的那一刻才需要它，才觉得它重要，更多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它的存在！图片来源于网络人们供奉的永远是财神而不是救生圈，即使救生圈救过他的命！贸易战几十年打一回，被别人卡住脖子快要死的时候，人们会想起如果拥有自己的基础理论那该多好！别人一松手人们马上又会改变了想法：原来没有基础理论也死不了！需要你的人最少，利益离你最远基础研究一般都是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工具支持的，直接需要这种理论的人大多是研究人员，这些人能有多少？基础研究处于各种研究的最底层，也处于利益链的最底层、价值链的最底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牛顿和爱因斯坦再伟大绑在一起都不比马云的钱多！雄心勃勃乃南柯一梦，坚持不懈换来的只是重重危机直到现在，人们都还在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人们以为这些理论都是一种“发现”，以为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以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会像发现金矿一样发现某种重大理论。但是当你坚持到最后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最大发现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论都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当你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你将发现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重重危机！你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几十年的坚持和努力也仅仅只是个开始，你没有发现你想要发现的，却发现了你并不想发现的：你还得面临更加艰苦的发明创造工作——你得发明出一种解释和表示这个世界的理论体系来！你将不得不超越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你将不得不超越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因为你研究的是基础理论！这些人的理论正是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石，如果不能超越他们，你将一无所获！世界上有伯乐但你不一定会遇到再好的发明如果推销不出去也是废物！耗费了你毕生心血的理论体系还需要你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推广！如果没有话语权，那就准备着再做一个百折不回的销售员吧！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你将不是千里马，而是一堆马肉！图片来源于网络冷板凳坐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只是个渣渣人们常说，搞基础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坐了N多年的冷板凳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板凳不仅没有坐热反而比以前更冷，还有比这板凳更冷的人情！没名、没权、没钱=没用！你淡泊功利一心梦想着要改变世界为人类造福！但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在金钱面前自己就是个渣渣，天大的抱负原来也只是一个气球，一个针尖就会让它变得稀碎稀碎……基础理论研究成功者寥寥，更多的都是垫背的！可悲的是坐着冷板凳当垫背的！

【科学随笔】最近，重视基础研究，并加大基础研究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这种思路的理论基础是美国科技政策专家万·布什（Wannevar Bush，1890-1974）早在七十年前提出的线性模型的体现，即基础研究成果有助于应用研究成果的产出以及最终大规模商业化发展的潜力。因此，基础研究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池，如果知识储备不丰富，其他的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的当下，为了不受制于人，加大基础研究的紧迫形势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尤其是在当下很多产业遭遇“卡脖子”技术约束的背景下，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已成突破发展瓶颈的最佳出路。为了防止出现基础研究的泡沫现象，从而影响科技发展的正常节奏。那么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战略安排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科技界对研究类型进行分类是很晚近的事情，我们非常熟悉的R&D（研究与发展）分类标准，来自经合组织（OECD）于1963年在意大利小镇弗拉卡蒂召开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专家们提出把研究的类型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这就是当下全世界都在采用的指标。客观地说，这个分类标准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些粗糙，尤其是在基础研究的分类上，后来美国学者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1927-1997）在1997年对于基础研究提出新的划分，即纯粹基础研究（玻尔象限）与“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他的分类原则是基于对基本问题的理解与应用两个维度来划分的，所谓的巴斯德象限，是借用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工作类型所引出分类方法，意指原本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应用问题而开展的基础研究，最后完成由应用向理解本质的转变，这个标准比弗拉卡蒂标准更为切合实际。随着我们对于科学活动理解的逐渐加深，未知世界的更丰富内涵与更多元化的展开方式也得以显现，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基础研究划分为：表层基础研究，仅涉及难度较小、动用资源较少的研究；中层基础研究，涉及难度适中、动用资源中等的研究；深层基础研究，是指难度较大、持续时间不确定、需要动用巨大资源的研究。按照这个分类标准，巴斯德象限类的基础研究就属于中层基础研究。基于这种简单结构分析，当一个国家决定从战略层面加速推进基础研究时，需要考虑如下三个条件是否具备，否则很容易出现政策失灵现象。首先，准确研判当下的科学发展现状。按照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科学发展的历程通常是在常规科学时期与危机时期交替中完成的，二战以后，鲜有改变世界的重大理论突破出现，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已处于显性停滞状态，当下的发展更多是技术的横向扩散。据此不难理解，我们当下的科学发展阶段仍处于常规科学时期，此时最该做的工作就是利用现有理论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挑战现有的主流理论。其次，开展深层基础研究需要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支撑条件，主要包括人、财、物的存量状况与基本科研制度的保障。从这点来看，我们真正在世界上处于科学前沿的人才数量有限、基础研究投入多年维持在占R&D的5%的投入强度，短期内难有大的改变，而适合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与相关制度安排尚不完善；最后，科研发展的路线图可以有多种选择模式。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路径的正确选择往往比决心和热情更重要，这点尤为值得警惕，否则，非理性的盲目投资基础研究就是一场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豪赌，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由是观之，限于各种基础支撑条件的硬性约束，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基础研究战略主体适合选择表层与中层这个级别的基础研究，这类基础研究与我们现有的科技能力比较匹配。比如我们最近两年遭遇到严重的非洲猪瘟疫情，以及近在眼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急需基础研究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合适的基础研究路径选择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至关重要。如果布什线性模型正确的话，那么没有合适的基础研究成果，就没有原始创新的涌现，也就无法形成累积性创新。当下累积性创新的困境在于，缺少基于知识的初始创新，导致后续创新乏力。英国经济学家凯瑟琳·洛基（Katharine Rockett）认为：初始创新为其自身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就意味着从初始创新到二次创新阶段具有正外部性。从社会角度来看，初始创新为一系列后续创新创造了可能，而其全部收益则主要来自后续创新累积获得的利润，并最终为消费者带来福音。至于中层基础研究与深层基础研究之间的划界问题，这倒是需要学界来加以仔细论证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布局基础研究的范围，从而避免出现基础研究的空白领域。无数科学史案例的研究已经表明：基础研究不是越基础越好，只有适合自身条件的基础研究才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当下切记不可盲目跟风。（作者：李侠，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成功实践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学者们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是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学者们认为，新中国70年、五四运动10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真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在民族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学者提出，要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哲学基础，明确“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党为什么存在、党需要什么作为”等重大理论问题。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增强防风险能力和斗争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学者提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主要表现是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世界正面对大调整、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国家治理机制、手段和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就不会改变；中国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敌对势力越会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渗透，加大策动“颜色革命”力度。“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战略，我们要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长期准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重大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有学者表示，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为解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减少资源的错配推动高质量发展资源错配问题持续成为经济学界的重要话题。在资源错配的原因方面，有学者指出，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了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了资源错配，降低了社会总福利。因此，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减少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扭曲。另一些学者指出，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导致抵扣链条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扭曲中间投入价格，由此造成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此，应该尽量减少增值税的税率差异，最好是实行单一税率。还有学者认为，城市之间的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如果消除资本配置扭曲，将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此外，有学者运用企业数据进行估计，认为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仍然很大，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改革生育和养老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学者研究发现，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正效应正在消退，向负效应转变。因此，当前中国应尽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以便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多位学者注意到，养老金政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有学者发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激励职工提早退休。这意味着，中国应稳定养老金增长率，并适时推出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还有学者指出，为了弥补养老金不足，可考虑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发现，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看，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并引导父母同等重视子女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与延迟退休政策相比，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提高中国出口地位学者们对中美贸易摩擦高度关注，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有学者从贸易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入手，分析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的稳定性，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及时达成贸易协议，消解贸易摩擦，对两国企业的福利损失会较小，而错过最佳窗口期则会使两国企业利益受损。还有学者从舆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舆论环境恶化会促使美国进口贸易下降，但舆论环境趋好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加工程度越复杂、差异化程度越大的产品受到的负面舆论影响越大。要减少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负面冲击，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地位。诸多学者均发现，产业或区域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质量的重要渠道。至于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是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是中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升级。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拥抱数字经济完善金融监管互联网革命使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学者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渠道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应加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有学者梳理了我国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发现出险前网贷平台普遍面临较大的资金流压力，而规模较大、利率异常的平台出险会加大网贷系统风险；网贷行业出险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不确定性存在溢出效应，而舆情不是网贷平台出险的决定因素。因此，应重视新业态风险对正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并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明确准入机制、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并实行穿透式监管、加强对风险预警和缓释机制的建设。（作者聂辉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伦理学篇】诠释“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中国道路价值引领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景和向往，也是人类世代相续的梦想与追寻。新时代美好生活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独创性而展开的。有学者认为，正确阐释的美好生活必然是自主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它内在地包括了“人民主体，政党引领”的主体样态、“矛盾转变，供需融合”的发生样态、“劳动为本，共创共享”的实现样态与“理想同构，世界延伸”的外部样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扬弃“物的依赖性”并秉持“自由个性”的实践意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方能完成向“人本身”的“复归”，实现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有学者认为，立足当代中国境遇和接续人类精神谱系的新时代美好生活诉求，既有必然的现实逻辑，也有内在的哲学逻辑，其充分展开离不开这样三个维度：一是在本源维度中基于感性生活、德性生活与超越性生活的共生，守护美好生活的生成根基；二是在认知维度中聚焦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在，重塑美好生活的观念认知；三是在价值维度中基于意义逻辑、价值尺度与品质境界的共显，映照美好生活的价值关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的价值依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并彰显了当代人类增进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它以强调“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国际道德价值观念或国际伦理精神的核心，同时倡导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五种国际伦理意识。当今世界强有力的伦理整合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有学者指出，我国提出的“公平正义”在方法论上是集体主义的，是破解个人利己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疑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方法。也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应对数据时代挑战构建数据伦理规范大数据技术具有强大的张力，给人类社会生产、交往活动及思维方式带来系统性、革命性的改变，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有学者指出，数据是人的第二肉身，数据时代隐私的核心是数据隐私，隐私危机的核心是数据隐私危机。人既是复数的存在，亦是单数的存在。无隐私则无人性陶冶、人格及其尊严。有学者则从“微观权力”的视角切入，认为数据对世界的“解蔽”是对人的“赋权”，“遮蔽”是对人的“祛权”。数据的“赋权”与“祛权”既体现在“同一主体”身上，也体现在“不同主体”之间。其结果会引起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权力结构被建立。有学者认为，数据化催生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主张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为本，用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从强调人的自由走向强调数据的自由，用数据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因此，为避免数据主义的弊端，应倡导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审慎对待“人类增强”维护人类根本尊严“人类增强”是当今时代超人类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希望利用新科技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超越人类现有状态和限度，趋向后人类目标。基于人类增强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增强是否可以作为道德义务的疑问。对这一疑问，有学者认为人类增强的伦理学呼吁一种负责任的人类增强事业，只有作为一项负责任“事业”的人类增强才是我们应当去推进并接纳的道德义务。有学者则认为，人类增强虽不会侵犯人类直接来自物种的普遍尊严，但会通过破坏主体间性，给个体发展各种人类的典型潜力设置障碍，从而侵犯或威胁人的获得性尊严。在人类增强技术中，道德增强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学篇】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中国制度优势持续化为治理效能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核心元素和鲜明特色包括“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并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同时，中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理的成就源于治理观念变革、治理体系改革、治理政策变迁和治理行为调适。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与时俱进，这是中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定型、保持制度定力、完善制度定向，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自近代以来的制度自卑，走进制度自信，走向制度自觉，取决于党的品格。党的初心使命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道德性，党的科学理论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党的群众路线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党的开阔胸襟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党的组织力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革命性。中国的制度优势之所以能够持续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取决于党的领导制度。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基本形成全力融入中国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制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渐进演化，研究也不断精细化、科学化，已经基本形成结构合理、特点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学健康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全力融入到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必须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和“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要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时代挑战。研究者普遍认为，要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政治，就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熟读党史国史文献，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理解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潜心研究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善于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角度看问题，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正确认识对待危机不断革新治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几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并就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制定政策，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风险往往具有意外性和破坏性，化解风险不仅要为事后危机的发生做好应对预案，而且也要为实施的政策和行为事先制定备选方案，必须警惕概率小而影响大的“黑天鹅”事件和概率大且影响大的“灰犀牛”事件。有研究者指出，对待危机，一方面，要明白问题和危机很多时候是系统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机会和动力；另外一方面，要从治理的角度，提升制度化水平进行风险管控和危机应对。研究者指出，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准确判断风险所在；其次，倡导不变性应变，即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最后，创新性应变，即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政治中诸如极端宗教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纷纷抬头，一些发达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措施。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风险防御要重点放在抵御“颜色革命”风险上，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手构筑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的铜墙铁壁，一手铲除境内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党史学篇】党史和文献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党史国史基本理论与方法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史和文献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史和文献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把深化党史研究作为党史和文献工作的第一位任务进一步抓好；党史和文献工作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不仅要见“人”还要能见更为丰富的“人”近来，中共制度史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开设“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专栏。有学者提出，“中共制度史”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共制度史”是指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其实践的历史，广义上的制度史则包括中共自身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历史、中共主导下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及实践。有学者认为，“中共制度史研究”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探讨，既体现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理论自身演变的“钟摆效应”规律，也彰显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学术批评和学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有学者提出，从纵向界定符合中共制度史研究实际的“长”单位，从长时段理论开拓制度史研究的问题渠道，从横向层面对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有学者认为，对于制度史研究而言，或许更要拓展的问题在于，不仅要见“人”，而且要能够见到更为丰富的“人”；不仅要关注制度的实践过程，还要关照制度的生成过程；不仅要讨论制度的历史效果，还要考察制度的理念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思潮史的深入展开，或可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进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路径。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进展“人民”如何转化为现代政治概念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在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有学者考察了“规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的过程。有学者考察了毛泽东1912至1921年对“国民”“人民”等词汇运用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变化,阐述“人民”怎样从一个倾向于泛指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整体性社会概念,转化为以阶级为标准、以区分敌我为功能的现代政治概念。有学者考察了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解放”观念在五四时期从作为启蒙观念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有学者考察了对五四运动性质的“反帝反封建说”是如何取得经典地位的，强调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系统论述充分体现了革命、理论和历史的统一，此后人们再谈及五四运动,很多都是围绕毛泽东的论断而展开的。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根本意义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方法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国史研究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主要是指国史通史。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根本意义，其学理基础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有学者提出了国史编纂学，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法。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国史、国史研究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多重性。概括起来，国史通史具有如下相互联系、交叉融合的“八通”研究和编纂法：中华民族史总体法，新旧中国对比法，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统一法，“五位一体”统筹法，思想、制度和实践融合法，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法，中国与世界比较法，党史国史一体法。（作者宋月红、孙钦梅、章舜粤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学篇】回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创发展文化建设新征程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史研究给予高度关注。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7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一大理论成就，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坚持中华文化立场、立足民族本位、依靠自身力量，更要有世界眼光、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在总体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传统文化市场向现代文化市场转移、中国文化市场向全球文化市场开放、城乡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现实文化与网络文化市场交相呼应等状貌特征。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最重要的趋势。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遇，新的创意、新的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传统文化以当代审美和当代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5G构建“文化+科技”战略新格局重构文化产业布局推动跨越式发展5G是下一代移动互联网连接技术，是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学者指出，在以5G为背景的“加速度”时代，5G带来的数字技术创新，将促使文化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实现优化组合，为文化产业赋予更多的新内涵，催生更多业态涌现，具有可视化、交互性、沉浸式等特性的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将成为5G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5G通信技术加快了人类社会传输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在“万物互联”语境中，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这对移动办公安全、敏感数据乃至国家基础设施都带来致命的影响。学者认为，首都作为全国文化、科技高地和5G的首批试点城市，为5G时代“文化+科技”的战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9年中关村5G创新应用大赛”“2019世界5G大会”“北京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北京市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的公布，意味着北京将集中优势力量在5G关键元器件等技术及应用薄弱环节补齐短板，这有助于首都文化企业在全国发挥引领示范效应，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提前布局，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以业态创新开辟文化消费新模式探索文化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随着新业态的涌现及影响力的提升，以文化科技为核心支撑的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学者指出，新常态下数字文化产业表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工业化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发挥了引擎功能，其业态彰显出的“跨界创意融合”特征，有助于文化产业寻求价值链的提升、重塑和协同，推动了传统的文化产业通过融入新技术、新模式、新要素等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新业态必然需要新消费模式与之相适应，有学者在论述消费新模式时，以“消费降级”的批判性质疑为突破口，梳理了当前电商平台消费模式、“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模式、垂直传播消费模式、IP产业和IP消费模式、网络直播消费模式、众筹消费模式、文惠卡消费模式，重新配置了传统消费模式的生产关系，展现了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学者认为，社交网络营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影视剧中弹幕的流行、消费者对网站评论的关注等，都彰显出数字时代生产、营销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夜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夜间文化消费得到培育与拓展《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的出台，使得“夜经济”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学者认为，“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也彰显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夜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升级，体现出新时代人们内在的更高的文化需求、中国城市构建新的社会功能的需求，以及新一代消费群体时尚、浪漫、休闲的新潮流。大力发展“夜经济”，有助于驱动当代城市经济的创新发展。学者指出，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旨在推动北京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夜京城”消费品牌，而实现这一目标，应跳出“深夜食堂”的传统思路，完全释放夜间消费潜力，这需要破解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夜间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夜间经济整体布局不足等突出问题。强化夜间文化消费内容的时尚化、创意化、体验化是拓展消费空间的关键，而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加强“互联网+”宣传助力夜间消费，以及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等，成为探索北京夜经济消费的重要途径。（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民法典编纂意义重大引发学界讨论与热议2019年12月23日，民法典草案以完整版形态首次亮相，并首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法学界从未停止过对民法典编纂中难点疑点问题的讨论，其中既有民法基础理论及民法典内在体系的研究，比如对民法典编纂体系而言，有学者对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的“两步走”思路进行反思，认为结合当前立法实际，有必要对这一立法思路进行修正,回到法典化的目标上来,完善民法典的整体设计,对总则编和分则各编草案进行系统的整合，也有各分编相关制度构造及立法技术的分析，比如有学者在对民法典担保权编立法模式的研究中指出，担保权独立成编，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既符合法典编纂的形式逻辑，也有利于激活各类担保交易，且域外担保法改革确有先例。还有针对司法实务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探讨，比如大数据时代公众普遍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有学者认为草案应当跳出“信息自决”的束缚，以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平衡为视角，重构相关内容尤其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条款，从而实现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保障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目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引发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改变，也给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大量立法空白需要填补，网络空间衍生的新问题也需要法学理论予以解释。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部门法领域的基础理论、立法规制、法律适用等问题，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技术进行的“深度伪造”问题，大数据“精准画像“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个性化算法模型信息推送问题，算法偏见甚至算法歧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武器化问题等等，都引发全球性的法理与伦理争议。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内服服务方面，网络生态治理就成为突出问题。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认识偏差并存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需要理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立足现实，继承传统，借鉴西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构建。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战略要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对依法执政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完善经济法治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社会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法治提出新要求。但是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法治认识偏差，法治建设宏观成就巨大但公民个体微观感受不佳，法治倒退论不时响起。在这情况下，应将法治建设的重心转向更加具体的实践方面，倡导“微观法治”，让法治成为公民的生活常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识国内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关注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要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特别是近两年来，围绕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打压，以及美国压力下加拿大对孟晚舟女士的非法扣留，“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或者“长臂管辖”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为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变革，法学界围绕“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课题开展研究。“长臂管辖”是美国的惯用手段，近几年美国愈加频繁地在涉中国事项中滥用“长臂管辖权”，也引发国内学者对我国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和域外适用问题进行思考。有学者认为，不同于美国霸权主义的“长臂管辖”，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基础上适度采取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可以起到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利益的作用，这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诉求基本契合。（作者刘晶晶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新闻传播学篇】新闻传播学成为显学各学科成就前所未有新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的学科发展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者认为，“新闻无学”的认知和论争贯穿其百年学科史，但新闻学最终形成理论谱系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学者认为，新闻史方面通史、专题史、个案史、史料整理方面成绩斐然，研究方法突破了过去的革命史范式；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分为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四个逻辑主线，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学者认为，中国广告学从无到有，从一个研究领域到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宣传话语、去意识形态话化、市场逻辑主导、技术与断裂的转型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学者还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方法上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影响远建设性与断言式新闻流行传播技术的发展一直在重塑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最近又引发了建设性新闻和断言式新闻模式的流行。建设性新闻主要根植于积极心理学，要求采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技巧进行采访报道。它关注的议题包括政治挑战、冲突和社会问题。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注重赋予受众权力。建设性新闻能对受众的情绪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受众精神的健康，有更强的社会政治参与感，推动社会稳定。建设性新闻对改善我国网络环境中的负面化情绪具有较大意义，媒体可以通过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方式对受众情绪加以引导，促进其产生积极的态度与行为。随着新闻传播技术的不断改进， 新闻的传者与受众愈加重视新闻时效性，其结果之一就是断言式新闻逐渐取代传统的确证式新闻，成为当今全球的主要新闻模式。断言式新闻有利于促进传统新闻定义向“对话”与“知识”转变，并从生产过程出发关照新闻失范行为，进而反思“后真相”的新闻模式。这一新闻模式强调，如果我们发现记者或内容提供者只是让人们说话，却不尝试核实事实、质疑断言和检验证据，那他们就在践行一种新闻失范行为，而不需要等到对新闻生产结果的判定。区块链技术助力提高公众信任高度透明性实现权威重塑可能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偏向空间的技术，目前还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它将在互联网上建立一本公共账簿， 所有参与者都被允许记账和核实，这点决定它能够对“后真相”进行重构。尤其是在构建透明公开的新闻生产模式、社交传播平台、重塑公众信任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技术优势和发展前景。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区块链技术能够扩大传播的空间，有效地将碎片信息整合到公共的新闻公告板上。在传播过程中，“技术把关”代替传统的“价值把关”，中心节点的存在将不再固定，由人们自由决定。学者还认为，在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中，透明性是一种追求事实与真相的方法与程序，其背后包含了互联网时代机构媒体针对当下新闻业危机的自我救赎和权威重塑。区块链技术提供了这种技术操作上的可行性。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范式，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高度透明性、防篡改和可溯源等特性， 为陷于重围中的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透明性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大数据背景引发对隐私问题关注隐私权保护需多种手段齐头并进近十年来，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学界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隐私侵权的一个新特点是隐私主体对隐私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痛苦”会“无感”。这种伤害不能及时感知, 它有滞后性, 因而其造成的“精神痛苦”往往会更严重。学者认为，公共监管机构、商业机构、公众对隐私问题都负有相应义务。我们不仅要借鉴欧盟、德国、美国监管部门与立法机构的经验，尤其要借鉴全球性商业巨头在数字信息经济中平衡商业利益与公众伦理诉求的做法，以在技术层面、法律层面、个人自控层面建立一套隐私保护机制。学者提出，未来的立法可在信息与数据之间作出区分，研究将信息纳入市场机制考虑其财产化的可能；延用分级理论中“保护弱者”的理念，通过事后救济补偿数字弱势群体。（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图片：楚云舒 流程编辑：吴越

人工智能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交点，今天晓翊想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下AI 的未来发展。5月6日，清华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朱军教授担任基础研究中心的主任。张钹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摩根大通人工智能总负责人、人工智能专家Manuela Veloso教授担任学术顾问。新的机构将充分落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战略，旨在探索发展鲁棒、可解释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方法；研制第三代人工智能编程框架及基础算法库；打造开放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清华AI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今天成立的这个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晓翊认为对于AI的发展有了极大的信心，在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AI的兴衰的时候高校做出了一个和好的表率。也让更多关注和从事AI的小伙伴有了信心坚持下去。晓翊对AI非常的感兴趣也是在不断的学习AI的技术。人工智能其实是通常，“机器学习”的数学基础是“统计学”、“信息论”和“控制论”。还包括其他非数学学科。这类“机器学习”对“经验”的依赖性很强。计算机需要不断从解决一类问题的经验中获取知识，学习策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运用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并积累新的经验，就像普通人一样。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学习方式称之为“连续型学习”。但人类除了会从经验中学习之外，还会创造，即“跳跃型学习”。这在某些情形下被称为“灵感”或“顿悟”。一直以来，计算机最难学会的就是“顿悟”。或者再严格一些来说，计算机在学习和“实践”方面难以学会“不依赖于量变的质变”，很难从一种“质”直接到另一种“质”，或者从一个“概念”直接到另一个“概念”。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实践”并非同人类一样的实践。人类的实践过程同时包括经验和创造。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开始倡导AI的发展也是对于我国AI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更能够体现出未来AI的趋势！为技术点赞！

新智元推荐 来源：学术头条(ID：SciTouTiao)整理编辑：三石【新智元导读】2019年5月6日，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学术前沿报告会在清华大学FIT楼举行。清华最年轻的长聘教授之一朱军教授任中心主任。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和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Manuela Veloso担任。第三代人工智能张钹院士在成立仪式上指出，研究鲁棒丶可理解的第三代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是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的基本使命和根本任务，这也是张院士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第三代人工智能的概念。他还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先让自身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继而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到此工作。其次学科交叉也十分重要，人工智能在其他学科方面的渗透也是重点之一，所以中心会与脑科学和数学等学科进行合作。人工智能编程框架珠算2.0成立仪式上，还发布了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编程框架珠算2.0和对抗学习编程平台，以支持概率编程和对抗机器学习等第三代人工智能算法的研发。朱军老师在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编程框架珠算2.0的改进内容如下：1.改进的模型构建语言2.全新的模型复用机制 3.新支持推理算法：随机梯度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4.更多模型实例 尤政院士致辞--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仪式一开始由尤政院士致辞。尤政院士在致辞中指出，尽管当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已经掀起了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的热潮，但是作为大学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人类对智能本质和机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还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距离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成立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是整合校内优势研究力量、推动人工智能源头创新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尤政院士致辞他表示希望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更好地汇聚校内外相关研究力量，潜心专研，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和理论创新，在实现第三代鲁棒可理解人工智能方向上取得跨越式进展，培养更多高水平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清华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张钹院士致辞--重要目标是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进行源头性和颠覆性创新张钹院士致辞张钹院士代表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致辞。张钹院士指出，清华大学建立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重要目标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上进行源头性和颠覆性创新，使清华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目前的人工智能尽管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数据和知识不充分、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多领域、动态变化的问题中算法的性能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人工智能模型的鲁棒性和可解释性存在普遍的不足。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算法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在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方面和国外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是要针对目前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的不足，通过大跨度的学科交叉和开放的国际合作，在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来清华大学开展人工智能的科研工作，把清华大学打造成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创新中心，推动鲁棒可解释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成立仪式现场揭牌现场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院士和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钹院士共同为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揭牌，并向计算机系长聘教授朱军颁发了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聘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同时聘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郝跃院士，ACM/IEEE/AAAI Fellow、卡内基梅隆大学哈伯特·西蒙杰出教授Manuela Veloso为学术顾问。孙茂松教授主持仪式尤政院士与张钹院士为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揭牌朱军教授被聘任为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郝跃院士和Manuela Veloso教授被聘任为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由公茂果教授和朱麟博士代领）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合影大跨度学科交叉融合，开放广阔的国际合作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是充分落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一个核心，两个融合”的发展战略，着眼于当前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的不足，以克服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为宗旨，以期简历鲁棒、可理解、数据高效和安全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探索发展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和创新应用，研制第三代人工智能编程框架及基础算法库，打造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基础研究中心涵盖了清华大学机器学习、脑科学、统计科学等多个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团队，力争以大跨度学科交叉融合和开放广阔的国际合作为基础，实现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创新突破。来自高校、研究所、和产业界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朱军教授表示，中心将在清华大学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支持下，以本次发布会为起点，汇聚校内的优势团队，以建立鲁棒、可理解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框架为核心目标，打造国际顶尖的AI创新高地。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学术头条”，ID：SciTouTiao

每经讯 2月2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回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因此在“十四五”期间，要下更大力气，要更加重视凝练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要引导更多的科学家开展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来突破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难题。每日经济新闻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 中国网 董宁中国网直播2月26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介绍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支撑新发展格局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相关内容实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何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请问我国在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方面已取得哪些重要进展？下一步有什么具体举措？谢谢。叶玉江:谢谢你的提问。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技术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基础研究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强大的基础研究是我们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和根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总体上看，我们认为已经迈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新阶段。简单概括一下，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是学科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取得了一批重大的原创成果。比如，我国高质量的国际论文全球第二，这已经有几年了，还有就是12个学科的SCI论文被引次数也是全球第二，还有高被引科学家人数已经连续两年全球第二，我们在物质科学、量子科学、纳米科学、生命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二是基础研究投入大幅提高，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就不重复了。三是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制定出台《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文件，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四是科研基地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我们现在有50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了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在科研基础条件方面，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资源管库，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方面的建设，科研基础条件不断夯实。下一步，面向“十四五”，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主要的考虑是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一是要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勇攀科学高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华民族要为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科学上的重大贡献。二是要强化应用是基础研究的生命的理念，当前我们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因此在“十四五”，我们要下更大力气，要更加重视凝练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要引导更多的科学家开展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来突破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难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基础研究要瞄准或者聚焦科学问题，因为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科学地提出问题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如果提不出真正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就不可能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更不会产生重大的科学成果。因此，加强基础研究，要鼓励科学家从真正的科学问题出发，形成原创课题，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我们将根据中央的要求，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这个方案将对未来十年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作出系统的部署和安排，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初步的考虑，下一步如何加强基础研究。一是要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支持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在前沿领域，我们要布局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二是要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强化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三是要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打造体系化的战略科技力量。四是要改革完善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特别是要建立以学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闯创新“无人区”。谢谢。

“【编者按】非常感谢龙院长的邀请，7月3日下午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信息法基础理论研究”开题论证会。课题研究者抓住网络空间上升为生产生活新空间、国家治理新领域、亿万网民精神新家园的转型契机，围绕“信息”这个核心资产，就国家网络空间管辖和全球网络治理体系中基础性和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筹划。听了课题准备情况，我强烈的感觉到：自己也许正在见证中国学者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从跟随者走向引领者的历史时刻。”（参会人员名单及参会流程，点击图片可看大图）秦安：信息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数字立国”战略思考一、以“数字立国”的格局认识“信息法基础理论”研究“数字立国”的概念来自于我们呈报国家领导人《直面挑战、统筹经略，力争十年内建成世界一流网络强国》报告。对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中国人民立起来，要在网络空间，让中国人民真正强起来，就要以“数字立国”的战略魄力，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插上网络的翅膀。目前《网络安全法》已经实施，是国家网络空间管辖的基本法。如果《信息法》能够尽快推出，那就在法制层面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的论述，切实支撑国家网络强国战略。在“数字立国”的理念下，我们必须完成一个转型：国家从“土地财政”向“数字财政”转型。大家应该都知道，老百姓口中的新三座大山：房价、医疗和教育。大家也应该可以理解，高房价的始作俑者、操盘手应该是政府，因为要获得财政支持。目前我们能不能逆转这个被动局面，防止崩盘，用好网络空间的大数据资源，挖掘信息资产蕴含的新质生产力、文化力、国防力。也看我们能不能用法治手段，移除网络空间三座大山：假东西、黑游戏、毒搜索。这事关社会稳定、执政地位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信息法》《网络安全法》是完善国家网络空间管辖规则体系的基础，是完成网络时代重大转型的法制依托。如何从早期信息法的研究升华为网络时代、“数字立国”格局下的信息法研究，首先要突破美国《信息自由法》的已有模式，在杨弃相济的基础上，结合网络中国生动的实践活动，研究具有中国特色、蕴含中华文明的信息法。从这个意义上看，课题组注重案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二、以“安全共同体”的方法推进“信息法基础理论”研究“安全共同体”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是将其作为一个综合实体，推动网信工作。这个概念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在2016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总书记发表演讲，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我认为可以和万隆会议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提并论，是网络空间的中国态度、中国贡献、中国智慧，是网络空间的和平共处原则。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个过程。首先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最后构筑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就是这三者的复合体，通过聚合具有不同诉求的多元主体，共同实现网络安全目标。“安全共同体”具有“六大功能”和“六大任务”，这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419和109两次讲话提出网络强国建设的“六大问题”和“六个加快”。基于以上概念，可否提出一个“信息共同体”的概念，把信息从利益诉求、责任担当、命运分享等不同的诉求进行分类，为信息法研究提供一个基本对象。让信息法针对一个“共同体”来研究三、以“改革开放的总目标”统领“信息法基础理论”研究打造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在网络空间和通过网络空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信息法研究的核心目标。对于具体研究，有一点个人思考。一是关注国民、国家、国际三维度利益。信息一直是国民、国家、国际的重要财富和核心资产。到了网络时代，信息的简单数量与核心价值都在持续性指数级放大。虚拟财产、信息保护、信息流动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利益赋值。在这种态势下，必须将兼顾国民、国家、国际三维度的利益诉求，作为信息法研究的基础内容，事实上，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丰富的案例，有助于我们从中提炼出具有根本性价值的元素。二是聚焦信息、数据（大数据）、网络空间三层次主权。网络空间上升为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二类”生存空间，那自然就有主权的诉求，称之为网络主权。我不建议“数据主权”、“信息主权”的说法，建议信息法研究数据的主权属性、信息的主权属性，避免面对大数据跨境流动均强调主权，陷入人为的“主权失控”尴尬三是梳理管理、治理和经略网络空间三视角需求。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从管理上升为治理，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宗旨所在。当前网络管理是存在和需要的，但从管理上升为治理是大趋势，需要真功夫。信息法能够很好地推动进程、固化成果。而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网络时代使命，就需要从经略网络空间的更大格局，看重通过信息法等多种手段，实现改革开放目标的法治价值。这不光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最终是为人类社会塑造网络空间这个共同福祉。四是把握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三方面支撑。信息法的研究，一定是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在国家安全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提出11类安全。但其中尤其要重视信息法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三方面支撑。信息对这三方面安全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更显著，必须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