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吴苹苹)疫情是否对亲子关系造成影响?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以“后疫情时代的变与不变——让云端的孩子有幸福的童年”为题,探讨后疫情时代家庭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当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等嘉宾出席此次论坛,并分享了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后疫情时代家长最期待孩子身心健康“2020年,家长的焦虑仍普遍存在。小学生家长的焦虑集中于脾气控制、教育方法,而中学生家长则更加焦虑于亲子间的沟通问题。” 当日,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总经理解琪分享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成果。 报告显示,有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那么,后疫情时代的家庭教育观念是否改变?解琪指出,身心健康是后疫情时代的家长们对孩子最大的期待。研究报告显示,69.8%的家长表示孩子的优秀意味着“身体健康”,65%的家长认为优秀的孩子要“乐观积极”,而认为学习成绩好是优秀孩子的标准的家长占比仅有17.9%。疫情让更多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问题在此次论坛的圆桌对话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认为,疫情带来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也认为,此次疫情让更多的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家长怎么与孩子相处。同时,俞敏洪指出,目前家庭教育在两大方面缺失,一是孩子规矩意识不足,二是孩子独立意识不强。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俞敏洪认为,一方面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规矩,同时明确遵守、违反规矩带来的奖惩;另一方面,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随着孩子的长大,只要孩子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犯突破底线的错误,我觉得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度。”专家认为教育评价体系亟待变革“我个人认为,家庭教育的改变,就是要从学校的教育制度或者是教育体系的变革开始。”俞敏洪说。那目前教育体系需要完成哪些改变?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认为,重塑教育评价系统刻不容缓,“如果只靠分数评人选人,我们的教育很难有全局性的改变。”对此,王殿军指出,应建立多维度、多元性、过程性、发展性的评价体系。他以清华附中综合评价探索实践为例,并展示了该校学生“个人成长”的记录。记者看到,该记录共包含了该生读书分享与人文思索、学术志趣及偏好发展、艺术素养及特长培养、体质健康与体育锻炼、感动感悟与交流沟通、总结与个人反思等6大方面的积分比较情况。“这样评价之后,孩子能够看到自己全面的情况和与别人的差别。”王殿军说道。他表示,评价是撬动中国教育真正改变的支点,如果评价体系不修改,“教育只能是一种呼唤、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梦想。”新京报记者 吴苹苹 校对 杨许丽 刘越
因为从事教育的工作,所有的时候会出国去参加一些交流活动,到过美国、英国、欧洲以及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因为国内一直有着中国的教育方式不如外国的教育方式的说法,于是在国外做一些交流活动的时候特意留心对比了一下。从个人的感受,从总体上面来讲,教育分为东方教育和西方教育两个大的板块,像美国、英国、欧洲、澳大利亚这些是西方的教育板块,而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是东方教育板块,两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当然这些受到西方的影响,在教育理念方面东方教育向西方教育学了不少的东西,想日本、新加坡是学得比较多的国家。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在教育板块中学校教育板块是东西方教育重大差异的地方。在众多国家了解了一下之后,发现在学校教育板块确实有很多的差异,不过这些差异体现在形式之上,在本质上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比如在美国,学校教育典型的是实行精英式的教育。什么是精英教育,其实就是有钱人的教育。在美国是划分为有钱人家的孩子的教育和穷人家的孩子的教育。有钱人家的孩子上的是精英学校,没有钱家的孩子上的普通的学校。于是美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穷人的眼中认为读书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你能在大街上用一个小学的数学题目难住他们。社会对这部分学生的态度是“开明”,用中国话来讲是放弃的态度,所以这些穷人的孩子在学校的自主性是非常的强的,想学就学,不想学也行,而人性是懒惰的,于是大把大把的穷人家庭的孩子不怎么爱学习。久而久之让穷人家的人越发感觉到读书无用。穷人家庭强烈的读书无用当然还和美国整个的社会运作模式是有关系的,穷人想在美国翻身基本只能用奇迹来形容,私有制度、超前消费、毒品等等、配合放纵式样的穷人学校教育的枷锁牢牢锁住了穷人的命运。在美国穷人能逆袭翻身,绝对是一个励志故事,因为需要打破太多的潜在规则了--资本家的套。而美国精英教育则大为不同,一个精英学校的美国学生所面对的知识学习量,比中国的孩子的知识一样多,甚至要多上很多。在这个地方的一样多的意思是学校、老师对这些学生的要求和中国学校、老师要求的是一样的多。甚至要更多原因是这些孩子真的有非常大一部分对学习有着强烈爱好,他们能主动地学习到深夜,那是真正的废寝忘食。所以这部分的学生你是不要想着搞一个数学题目就能难住他们的,往往中国的学生能背诵出勾股定理,能运用好勾股定理,而这些美国的学生不但能背诵,能运用,还能清晰地向你解释勾股定理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美国是吸纳了世界的人才,这点不假,但美国这部分精英学生是真的撑起美国强大的科技力量,每年都有大量的各个科技领域的顶级人才在这些精英美国学生中产生。以上说到这,很多人认为,以上说的这些东西不正是中国学校教育和西方学校教育的差异吗?如果这样想,真的不有想对问题的关键。中国学校教育和西方精英学校教育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真正导致顶级人才差异的是什么地方呢?是学生对学习的兴趣问题,兴趣带动创造能力,顶级人才的研究都是在创造而这种对学习兴趣的培养,学校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教育。在整个的教育体系当中,中国目前的家庭教育与西方的家庭教育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然这种差异我们对比的是西方精英家庭)怎么来讲这个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其实有在长远的文化传承当中是有着一套非常完整的家庭教育的理念与方式的。但是近代中国严重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摧残,而导致很多的中国人是放弃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方式,盲目的去崇拜西方的教育方式,但事实谁又真正的去外国外去了解西方的教育方式呢?所以看到的就是那些表象,西方穷人的教育方式,再加上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等等,让中国人知道的信息完全变样了。好在这些中国发展了,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发展了,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西方的教育真相才慢慢被解开。中国的家庭教育水平与西方相差非常大,是多方面原因的,并不是我们培养不出独立孩子。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在发展当中首先是大肆的抛弃了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理念和方式,让中国家庭在教育理念和方式极度的缺乏;其次是中国社会发展确实是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起来,家庭中的父母几乎需要把所有精力放在劳动上面;第三中国之前的父母前辈们确实在教育知识、理念方面比较的缺乏。这三点是中国家庭教育落后的而原因。不过这几年中国家庭教育进步是非常的巨大的,因为我们吃了太多的亏,终于也慢慢的明悟起来了。中国的父母们看到了不能娇生惯养孩子这样的问题了;中国的父母开始抽时间陪伴孩子健康成长了;中国的父母们开始学习、反思家庭教育了,中国的父母们开始用故事、事实和孩子们讲解读书的重要性了,等等这些都证明中国家庭教育水平在提高。现在中国文化正在复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中国教育理念正在崛起与西方教育理念正在融合,在辩证的理念中我们会形成出适合我国特点的新的教育里面。而理念中家庭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促使孩子们有了更多的学习需求与动力,这大大地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主动性。相信随着教育各方面的改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此次调研活动从今年8月份开始,新东方教育集团通过线上调研的方式收集了18000多份家长的问卷,并采访了部分家庭进行了定性方向的调研,揭示了当前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的六个真相!真相一:随着孩子成长,父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母亲更多承担了孩子的生活委员和学习委员的角色。而父亲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带领孩子开展体育运动上,更多的是体育委员的角色。但,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母亲的重心会从辅导学习逐渐转为后勤保障。而父亲则从体育委员逐渐变为一个陪伴成长的角色。这说明,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更多的父亲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教育上。真相二:6成家长不赞成线上教育疫情期间,为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有近7成的孩子都被安排了课外辅导班,初高中大部分孩子每天在线上课时间超过了3小时。但调查发现,6成的家长对线上学习持保留态度,甚至相当一部分家长很反对。其中,19.2%的家长认为,除了学校安排必须上的网课之外,基本不会选择线上学习形式。41.8%的家长认为,孩子要回到线下学习中来。而26.9%的家长则认为,线上线下可以互为补充,但线下模式不能放弃。线上学习的一大弊端和最大争议在于,孩子可能会由此染上网瘾,影响学习,而且是视力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在调研中发现,有半数左右的孩子能适度地使用电子产品,近8成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持接受的态度。真相三:疫情更加紧密了亲子关系疫情期间,家长和孩子朝夕相处的时间更多,交流更充分,了解更深入。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这也是疫情给中国家庭教育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之一。真想四:家长焦虑依然普遍调研发现,焦虑依然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家庭中,不过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大部分家长主要对教育本身感到焦虑,大多数聚焦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孩子的学习,帮助孩子的学习。小学生家长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陪伴孩子学习、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住自己不发脾气。而中学生家长更困惑、更焦虑的是不知道怎么和孩子去沟通,不知道怎样缓和正变得越来越紧张的亲子关系。真相五:拖延是孩子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几乎所有的家长均表示拖延是孩子在学习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小学的孩子而言,粗心马虎问题更凸显,主要因为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未养成。到初高中后,在孩子的学习方面,父母的参与变少,对孩子的自控及自我规划能力期待变高,所以更容易发现孩子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55.4%的家长认为疫情期间孩子的生活不规律,同时有47.1%的家长认为孩子懒散、自理能力差。此外,认为孩子存在自私问题的家长有19.5%,认为孩子不诚实的家长有4.8%,感觉孩子语言粗鲁、有暴力倾向的家长有4.8%。当孩子进入初中高中,青春期难沟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真相六:学习成绩不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疫情使得每一位家长重新审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重新审视亲子关系。以前,我们评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大多以学习成绩作为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但现在,已不在简简单单局限于孩子的学业成绩优秀,身体健康、乐观积极、有上进心、自控力强以及学习习惯好都成为评判孩子优秀的主要标准。而且大部分的家长均认可家校共育的理念。同时,大多数家长已经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积极正面的影响。想要自己改变孩子,更多的家长愿意自己去学习。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都是家庭任务的重中之重,那么国内的家庭教育环境到底如何?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又是有着怎样的环境?接下来一位家长的发言将问题表达的明明白白,以下是其发言内容:尊敬的李老师、尊敬的张老师,尊敬的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有机会站在这里发言。孩子们进入二年级以来,在学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解决了一 个又一个的成长问题,养成了许许多多的好习惯,不断进步、快乐成长,这都是学校教育的 功劳。所以,我提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辛苦操劳的班主任李老师和亲切耐心的张老师 致以我们真诚地感谢!谢谢你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对家庭教育的几点粗浅体会以及我的一些做法。希望通过 跟大家一起探讨,能使我们在孩子教育方面走得更好一些!从高考成绩谈家庭教育的影响从 2018 年高考状元的共同点谈起去年,高考成绩出炉后,有网站对 60 名各省份的文理状元的家庭教育进行了汇总,发 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具体表现在:家庭民主、大量阅读、学 习习惯好、爱好广泛、自律等。2017 年全国 31 个省份的 60 余名高考状元曾填写过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的 状元是城镇户口,只有 15%的是农村户口。状元之所以成为状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还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与他们父母 的见识和眼界有关。可以不必富裕,但要尽量避免“穷人思维”。再来看近两年市一中走出来的高考学霸们:年份北京大学录取(文科)清华录取(理科)2018刘某某 父母经营小本生意丁某某 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化学老师2017薛某某 父母均是语文老师王某某 父母都是公务员从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重视家庭教育,能够营造良好家庭教育氛围的家庭里2 的孩子,更容易在学业上有优秀的表现。一门三院士,九个子女皆才俊这个神奇家庭的父亲就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他不仅学问做得好,还是一位 幽默可爱、睿智通达的父亲。他的九个子女不仅个个成才,更难得的是人人怀有报国之志。他有七个子女都曾出国留学,当时祖国还处在战乱中,但他们从哈佛大学、西点军校等名校 毕业后,都舍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一个孩子成功,可能是个体因素,九个子女都成功,那一定是家庭教育的原因了。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读《梁启超家书》,在书信中体会这位成功父亲的教育智慧。教育家李镇西对家庭教育的看法提起李镇西,相信只要是做教师的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写了三本很有名的书——《做最 好的班主任》、《做最好的老师》和《做最好的家长》,他的前两本书,是我们一中新入职的 教师的必读书籍。他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要超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当然相当重要,但 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一个孩子是否有教养,出门在外是否懂礼貌、 讲卫生,言行举止是否得体,都跟家庭教育有关。……据我多年的观察看,很多学习成绩拔 尖而且很有教养很好的人,并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家长培养出来的。可以说,每一个孩子成功的背后,都有一对成功的父母和一个和睦有爱的家庭!当前家庭教育的现状据我所知,当前家庭教育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主体的失位、功利化程度加深、新媒体的冲击等。2013 届毕业生苏某,给我的感觉是内向、自卑、各科成绩均不理想,高考前一度想放 弃参加,我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知道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跟着姑姑生活,父母则远在杭 州打工。高二时,妈妈回来专门陪他,但他一直拒绝跟母亲深入交流。2015 届高一新生王某,父亲是我市知名医院的知名主任医师,但女儿从来不跟他沟通 交流,了解情况之后,我知道是因为孩子在小学阶段,王大夫一直在北京工作,没有时间陪 伴孩子。2016 届毕业生马某,高考前与母亲剑拔弩张,一说话就吵架。经了解,原来是因为母 亲失业在家,经常无所事事地打麻将,女儿觉得爸爸太辛苦,因此对妈妈很有意见。可以说,每一个问题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家庭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本该优秀 的孩子在人生的大考——高考——面前折戟沉沙,不能不说非常遗憾!家庭教育的不足对孩3 子的发展来讲,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终有一天会引爆。有人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中国家庭教育的现状:要孩子读书的人不读书!通俗一点的说法是:自己成天沉浸在牌桌上,却在孩子放学后就要求孩子马上写作业、上兴趣班;自己每天拿着手机逛淘宝,刷微博,却要求孩子不准玩电脑,不要沉迷网络游戏;自己下班之后只想躺在床上休息,却要求孩子周末也要坚持复习功课。自己都坚持不了的事情,却苛责孩子一定要做到,这样的教育当然是苍白的、缺乏说服力 的。父母不应该拿着鞭子在后面驱赶着孩子,而是应该带领着孩子一起往前跑。就像德国 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过:教育的本质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当前小学教育阶段应该注意的地方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孩子小的时候就陪伴、关注、鼓励孩子,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 习惯、培养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以及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理能力。跟大家一起分享三个故事(1)《我要的是葫芦》从前,有个人种了一棵葫芦。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开出了几朵雪白的小花。花谢以后,藤上挂了几个小葫芦。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哇!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有一天,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心里想,有几个虫子怕什么!他盯着小葫芦自言 自语地说:“我的小葫芦,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大南瓜才好呢!”一个邻居看见了,对他说:“你别光盯着葫芦了,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一治吧!”那个人 感到很奇怪,他说:“什么?叶子上的虫还用治?我要的是葫芦。”没过几天,叶子上的蚜虫更多了。小葫芦慢慢地变黄了,一个一个都落了。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密切,不可为追求结果而不在乎细节。(2)《寒号鸟》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石崖前面有一 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几阵秋风,树叶落尽,冬天快要到了。有一天,天气晴朗。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衔回来一些枯草,就忙着做窝,准备过冬。寒号鸟却整天出去玩,累了就回来睡觉。喜鹊说:“寒号鸟,别睡了,大好晴天, 赶快做窝。”寒号鸟不听劝告,躺在崖缝里对喜鹊说:“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喜鹊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在崖缝里冻得直打哆嗦, 不停地叫着:“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第二天清早,风停了,太阳暖暖的,好像又是春天了。喜鹊来到崖缝前劝寒号鸟:“趁天晴,快做窝,现在懒惰,将来难过。”寒号鸟还是不听劝告,伸伸懒腰,答道:“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过。”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北风像狮子一样狂吼,崖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重复着哀号:“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喜鹊在枝头呼唤寒号鸟。可是,寒号鸟已经在夜里冻死了。通过该故事,旨在教育学生勤劳自勉,抓住大好时光勤奋努力,不要懈怠懒惰,得过且过,荒废大好年华。(3)《竹石》郑板桥(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着力表现了竹子那顽强而又执着的品质 。是一首赞美岩竹的题画诗,也是一首 咏物诗。开头用“咬定”二字,把岩竹拟人化,已传达出它的神韵和它顽强的生命力;后两句 进一步写岩竹的品格,它经过了无数次的磨难,才长就了一身英俊挺拔的身姿,而且从来不 畏惧来自东西南北的狂风的击打。其实,提起竹子,不能不说一说它的生长故事。据说,竹子在生命的前四年,仅仅长了3cm,但是从第五年开始,以每天30cm的速度疯狂生长,这样,仅仅用六周的时间就可以 长到15米。实际上,在前四年,竹子将根在土壤里面延伸了数百平米。正是因为前几年的积累、沉淀,竹子才会有第五年的突破!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大家都知道,前两个故事出自小学二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文,故事背后的道理,可以说是让人终生受用不尽。我们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对他们今后人生发展的意 义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种下了一粒正能量的种子。小学阶段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我们做父母的,这三则故事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葫芦”告诉我们,不能只关注结果,更要注意教育的过程和细节;“寒号鸟”告诉我们为人父母者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决不能得过且过、麻木懈怠,要积极作为,有所追求;“竹子”的成长向我们说明的是:孩子的成长是个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孩子的教育也是循序渐进的,要重视积累的过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做法事实上,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基本上没有关注过她的学习细节,主 要是孩子妈妈在辅导孩子的学习,对她进行习惯的养成教育。二年级以来,我认识到必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于是重点在作业检查、试卷签字和学习习惯的养成上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实 践。(1)用心辅导孩子的每一次作业做作业是巩固每天所学知识的有效手段,作业完成的质量反映了孩子的掌握情况。首先,应该让学生独立完成;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最好的了。其次,家长要认真检查。最好是全部检查完了之后再发表看法。这样做主要基于:1.全面 了解孩子的完成情况,对孩子当天所学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和评判;2.孩子努力完成了作业, 希望得到的绝对不是劈头盖脸、没完没了的批评、指责;3.组织好语言。让自己的辅导具有 指导性,而不是挑剔性。再者,如果有可能,建议家长准备一个作业检查记录本。将孩子每天出错的地方腾下来。这样,对孩子在复习阶段的学习,很有指导价值。(2)积极对待每一次签字的机会每次考试之后,李老师和张老师总会很细心地要求学生进行错题更正,并由家长在试卷上签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一方面,这有助于学生养成正确地面对错误、及时更正 错误的学习习惯;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我们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业情况,尤其是发现孩 子没有掌握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孩子学习状况的好时机。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参与指导孩子学习的机会。怎么重视呢?不是批评。我是这样做的:1、孩子必须先自行改错。这是她应该做到的。2、家长要检查孩子的纠错情况,同时了解孩子的出错行为。3、由孩子口头说明(或者讲解)出错之处以及正确的做法。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加深印象, 二是在学生讲解中判断孩子是否已经学会或者掌握,三是引导学生反思错误原因。4、我会和孩子一起总结本次考试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明确要注意的地方以及今后学习要6 努力的方向。5、一定要明确表示并在试卷上写上这样一句话:相信孩子以后会越来越好!这样既暗示了学生,也鼓励了学生,同时也充满了期待!以上两点,我认为除了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外,对孩子良好思维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培养 是至关重要的。江西省文科状元刘梦在 2018 年的高考中考出了 674 分,超一本线 106 分。她能有这样的成绩和妈妈的帮助息息相关。妈妈会把女儿每次考试的错题分类整理出来,不但为女儿的复习和归纳节省了很多时 间,无形中也给女儿树立了好榜样。能知道错题是什么类型,还能分门别类。以至于了解她 的朋友都这样说:你自己都可以参加高考了,你女儿考清华,你可以考北大!所以,辅导作业其实就是切切实实的家庭教育。你对待作业的态度和做法,其实会无形 中影响着孩子对学习的态度和做法。(3)一定要预习记得幼儿园大班毕业时,我跟她妈妈还考虑要不要让孩子上学前班,因为我们听说很多 孩子都是上了学前班之后才上小学的,但考虑到当时她的年龄,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让她直接 上小学。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商量要在开学前的暑假里把一年级的知识预习一遍,开学之后,我们发现,在咱们老师的鼓励和她妈妈的密切关注下,孩子适应学习的情况还不错。于是,进一步使我们坚信预习是学习的好方法!现在,孩子已经可以自觉预习,我们每天也都会在检查完作业之后看一看孩子的预习情况。我想说的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习惯的培养,把它作为孩子终生学习发展的习惯来培养。尤其是如果觉得孩子在哪个学科上比较薄弱的话,一定要做好深度预习,让孩子体会这一节 课的讲的是什么、重点是什么、我还有哪些没有掌握好。(4)阅读习惯的培养现在正是时候英国的一个研究阅读的团队发现,在欧洲5岁开始学习阅读的儿童并不比7岁才开始阅读的儿童优秀多少。我们建议各位对孩子寄予厚望的家长,一定要多多关注孩子的语文素养的培养,从小引导 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将来不仅能够对语文学习成绩的提高带来帮助,还会让孩子在更多方 面受益。而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最好方法,就是家庭教育的引导,父母从小对孩子的影响,至 关重要!有一位高考状元分享他的故事时讲到,他在日常学习中,把阅读当成了一种乐趣, 甚至是放松压力的“调味剂”,在背书背累了、做题做烦了的时候,就拿出一本书读一读。多位高考状元以及语文老师都普遍表示:学习语文、培养阅读兴趣的最佳时期就是小学阶 段!如果小学时期没有打下好的基础、养成好的习惯,再往后想要“一步登天”真的太难了!而且小学阶段,学业相对初中、高中要轻松很多,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但是,小学阶 段的孩子往往自制力差,不愿意主动阅读,尤其是男孩子,更加贪玩,很难静下心来读书。因此家长的引导就非常重要。我是这样做的:1、放下手机、关掉电视,拿起书本,营造读书氛围2、以身作则3、带孩子去图书馆、书店感受体会阅读的美妙4、鼓励孩子说说每一周都读了什么书,谈一谈感受5、让孩子试着写一写读书的感想。这一点我们不强求,因为怕对孩子形成负担。期待家长朋友们,作为孩子的父母,我相信这是几千年修来的缘分,我们要对得起“父母” 的身份。用我们不苟且的行动,给孩子营造一个有着“诗和远方”的未来!借此机会,我倡议:1、重视家庭教育,用行动来说话2、以身作则,做孩子成长的榜样3、支持学校教育,跟老师形成合力4、重视教育方法,做孩子的心灵朋友5、不断学习充电,培养孩子良好习惯6、重视孩子品行,做好安全保障朋友们,我希望,能在一中的校园里再次见到我们的孩子,看到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我也希望我们能进一步探讨家庭教育的话题、分享家庭教育的心得。我更希望在座的 各位都能成为那个优秀孩子背后的优秀家长!祝愿四班的孩子们越来越好!祝愿孩子们敬爱的李老师和张老师越来越美丽!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家庭教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崭新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家庭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教育古已有之。从它产生以来,人们就从事家庭教育实践,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并不断有所变化和发展。说它崭新,是因为家庭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历史是短暂的,尤其在我国,家庭教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可以说正处于开始阶段。回顾家庭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人类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和探索逐渐由古代的直觉经验型一步步走向理性与科学。一、古代——家庭教育实践与经验总结原始时期,家庭教育处在不知而行的自发状态。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有意识思考应该是在文字出现、人类迈人阶级社会以后。起初,家庭教育科学并没有以一种独立的学科体系存在,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观点存在,并且是同哲学、政治、伦理乃至宗教等思想融合在一起。在古代,没有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理论的思想家、教育家,但却有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著作中论述过家庭教育。西方国家最早论及婚姻家庭和子女教育问题的古代思想家应该说是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设想了“共产共妻”的集体家庭制度,男女的结合要按照优生原则分配;提出教育要从幼儿开始,使其成人时就知道要“敬神、敬父母,并且互相友爱”。亚里士多德总结他担任马其顿国王八年家庭教师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身心和谐发展”、“教育要适应儿童年龄特征”等观点。我国是家庭教育历史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我国古代最早谈及家庭教育问题的著作是《周易》,其中的《家人卦》包含了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充分反映了西周时期家庭教育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思维的高度。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从稳定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四民分业”、“家学传授”的思想。孔子、孟子的某些家庭教育思想记录在《论语》、《孟子》之中。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提出了“治家必严”的观点。《大学》首次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为我国形成重家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后,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的家庭教育著作。北齐的颜之推所着《颜氏家训》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甚至是世界上较早的具有独立体系的家庭教育专著。该书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庭教育的原则、家庭教育的内容以及家长的修养做了系统论述。北宋司马光所着《温公家范》是与《颜氏家训》齐名的著作,该书首先论证了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然后分议治家的方法。《颜氏家训》和《温公家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开始从描述性逐步走向规律性的探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转折点。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著述极其丰富,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家教、家训类著作达117种之多。除此之外,历朝历代的文人还撰写了大量的教子诗文。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以及家庭教育研究所达到的程度。二、近代——家庭教育科学萌芽欧洲国家以“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作为迈入近代社会的标志。14世纪末一15世纪,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人文主义者撰写了许多关于家庭教育的著作,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于1450年撰写了《儿童教育论》,北欧的伊拉斯谟于1529年撰写了《幼儿教育论》,西班牙的比维斯于1523年撰写了《基督教女子教育论》等。这些著作强调要注重儿童的家庭教育,要求父母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儿童,用人道主义的教育方法教育儿童。1632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完成了著作《大教学论》,提出了“母育学校”的设想。1633年,《母育学校指南》一书出版,该书专门论述了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是西方国家出现得最早的家庭教育专著。随后,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影响很大的家庭教育著作。英国的洛克于1693年出版了《教育漫话》,法国的卢梭于1762年出版了名为《爱弥儿》的家庭教育专著,瑞士的裴斯泰洛齐在1801年出版了《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一书,德国的福禄培尔也于19世纪初出版了《人的教育》一书,英国的斯宾塞于1861年出版了《教育论》一书。家庭教育专著相继出现,“教育心理化”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家庭教育理论研究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我国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是和我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轨迹相一致的。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许多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开始运用现代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理论研究家庭教育,出现了一系列的家庭教育著作。近代爱国将领朱庆澜撰写的《家庭教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的家庭教育专著,它系统论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原则、内容以及家庭教育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先驱鲁迅亲自研究中国家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在其著作中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了家庭教育的理论问题,其作品《随感录二十五》、《二十四孝图》、《上海的儿童》、《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照相说起》等专门对我国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现代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通过对自己的儿子陈一鸣的观察和实验,总结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于1925年出版了《家庭教育》一书。陶行知先生评价该书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并称该书为“中国父母的必读之书”。陈鹤琴的《家庭教育》建立在观察和初步实验的基础上,为我国的现代家庭教育学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的历史上,前苏联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因其熠熠生辉的思想而永远铭刻于世界教育历史之林。在这些教育家中,不乏对家庭教育拥有真知灼见者。如克鲁普斯卡娅对社会主义的家庭教育有许多重要论述;20世纪30年代,马卡连柯出版了《父母必读》一书,这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家庭教育学专著;20世纪70年代,苏霍姆林斯基撰写的《家长教育学》一书,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怎样办家长学校以及如何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保持一致等问题做了生动而深刻的阐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大潮中涌现出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家,他们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追求“民主”、“科学”。在这样的价值视野下,家庭教育的研究立足于人,立足于对儿童的认识和理解,并日趋专门化和科学化。虽然中国在整个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家庭教育研究却曾有过短暂的辉煌。通过陈鹤琴等人的努力,中国的家庭教育研究也开始迈向了理性、科学的道路。三、当代——家庭教育学学科体系初建一般来说,一门学科的建立,从研究对象方面而言,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从概念和范畴方面而言,形成了专门的反映本质和规律的本学科概念与范畴以及概念和范畴的体系;从方法方面而言,有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结果方面而言,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专家学者,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从组织机构而言,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家庭教育研究基本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恢复。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家庭教育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开办了大量的家长学校;(2) 创办了一批有影响的家庭教育杂志和专业期刊,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家庭教育类著作;(3) 开展了几次全国有影响的家庭教育热点讨论;(4) 建立了多个家庭教育专业网站;(5) 成立了各级家庭教育研究会以及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6) 高等院校开设家庭教育课程。然而家庭教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与改革开放后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家庭教育问题所带来的挑战相比,是不相匹配的,家庭教育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尽管目前我国冠以《家庭教育学》书名的著作和教材有一百多种,但真正反映我国家庭教育现实状况及提出系统理论的极为罕见。当前我国大陆的家庭教育学学科依然处于初创阶段。台湾地区在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均出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理论研究方面,台湾地区拥有较为完备的研究机构和数量较多的专业研究人员,除了设置在高等院校中的家庭教育研究机构外还有多个民间家庭教育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多有留学背景,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训练,能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目前,台湾地区的家庭教育研究较大陆而言有较高的水准,研究内容全面拓展,研究结果也较为丰富。在家庭教育的组织、实施和管理方厍,台湾地区有专门的法规作保障,且行政管理顺畅,学术机构参与活跃,具体运行所需的经费和人员也都有保障。台湾地区和大陆同根同祖,有着相同的家庭教育文化背景,但进人现代社会后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和成绩。台湾地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注: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ECNU_xbjk),作者:魏易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子女结构和户籍的家庭对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中小学每生每年的家庭教育支出超过1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其中校外支出占到三分之一。分别有38%和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学年参加过校外补习和兴趣班。对家庭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投入都更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校内的支出,尤其是校内基础性的支出;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校外教育支出,以及校内的发展性、增值性支出。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投入不足。此外,本文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家庭对孩子的校内拓展性和校外兴趣类的教育投入要高于男孩家庭。作者简介:魏易,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研究背景教育公平是关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根本性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提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自2005年至今的十几年时间中,在促进公平这一主导性政策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2012—201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2.3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连续六年保持在4%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各收入阶层的家庭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学校教育的倾向。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经不再主要是负担不起基本教育服务的问题,而是民众对于更高质量、更加差异化的教育的需求远远超越了教育供给能力的问题(王蓉,田志磊,2018)。这种思考和判断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一致的,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外的市场性主体(包括校外教育机构、教育科技公司以及与之相伴的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在线教育)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教育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政府垄断教育供求匹配的基本制度安排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家庭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教育需求,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机构以及虚拟化的在线教育服务之间进行选择和匹配。家庭在正规学校之外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被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补习的投入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根据2003年到2015年的PISA数据,参与三次测试的23个国家的15岁学生的校外补习平均参与率从2003年的20.6%,增加到2012年的29.4%,到2015年更是增加到了63.9%。在2000—2010年间,在世界许多国家,校外补习已经发展成市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教育产业。我国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随着义务教育免费的普及和学校均衡化的推行,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日益从校内转向校外。不少实证研究指出,校外教育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削弱了学校促进公平的效果(洪岩壁,赵延东,2014;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时至今日,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结构和负担如何?不同的家庭在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投入方面是否出现较大的差异?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E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以下简称“CIEFR-HS”)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全面的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经济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了各学段不同家庭在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上的支出倾向。二、文献综述作为影响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社会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家庭教育投入可分为货币投入与非货币投入两种。货币投入包括子女因上学发生的学杂费等基础性支出和参与学校课后活动等产生的发展性支出。非货币投入指父母养育和陪伴子女的时间,包括与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生活照料花费的时间以及与学习相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活动参与时间。本文关注的是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货币投入。根据以往的研究,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微观的家庭因素、中观的教育系统因素和宏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三类。从宏观的社会环境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阶层流动的固化和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Reardon(2011)和Kornrich等人(2013)对美国40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结果导致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扩大。除了收入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乡学校能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会影响到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中观的机构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提出导致家庭对校外培训需求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是高利害的考试和低质量的公立学校。家庭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微观家庭的层面,国外的研究主要围绕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展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探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决策与家庭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Becker,1964;Mincer,1974;Schultz,1961)。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家庭背景(如家庭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经济因素(如机会成本、预期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成员的婚姻性别观念等)(Huston,1995;Mauldin,Mimura,& Lino,2001;Taubman,1996;Tilak,2002)。其中,家庭收入水平是解释家庭教育支出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Benson,1961;Filmer & Prichett,1999;Glewwe & Jacoby,2003;Jacoby,1994)。家庭收入水平与父母教育程度、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因此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子女教育投入也高度相关。家庭收入越低,对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敏感,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如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学业成绩、学习态度和兴趣,以及与个人能力不直接相关的家庭规模和结构、父母教育和职业等)的影响。其次,父母所受教育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先天的认知能力相关,从而影响到子女认知能力发展;另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积累相关,从而影响父母对教育的价值判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等。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收入等因素之后,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相应越高(Shultz,2001)。除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之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教育回报的预期也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三十多年之后,核心家庭在我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我国3人及3人以下家庭户数占比达到70.2%,而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比为64.3%。这反映到了家庭的消费选择上,独生子女不论性别皆成为了家庭的中心,而子女的教育消费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逐渐增多。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着眼于政府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关系的宏观研究,二是着眼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微观研究。就微观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利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负担以及地区和群体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教育支出存在着明显差异,且家庭教育支出的差异要高于家庭收入的差异(魏新,邱黎强,1998;雷万鹏,钟宇平,2003;丁小浩,薛海平,2005;李文利,2005;楚红丽,2008;迟巍,钱晓烨,吴斌珍,2012;钱晓烨,迟巍,史瑶,2015;周雪涵,张羽,2015)。除了家庭收入外,许多研究还关注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社会文化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包括家庭规模、子女数量、父母受教育水平、户主性别、城乡背景等因素。除了传统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之外,也有研究关注父母的政治资本和职业权力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发现拥有政治资本和高职业权力能够在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的同时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叶晓阳,2012;丁小浩,翁秋怡,2015)。面对不断出现的课外补习等现象,有研究开始关注校内校外教育支出,发现与校内支出相比,校外支出大幅增加,成为教育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雷万鹏,2005;楚红丽,2008;薛海平,丁小浩,2009;曾满超,丁小浩,沈华,2010;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根据以往的研究,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支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地区家庭都面临着更大的预算约束,支出负担也更重。综上,国内对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文献梳理呈现了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变化的背景和逻辑: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各收入阶层的家庭已经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的倾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差异化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义务教育免费和教育市场的发展,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从由传统的公立学校提供转向由学校和市场共同提供,而校外教育则成为家庭教育消费差异化需求的体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首先,从研究的数据来看,由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数据较少,一些研究关注的是大城市或城镇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还有一些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仅仅覆盖了部分省市。目前仅有的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由于并不是为了解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而专门设计,其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分类无法满足详细刻画家庭教育支出结构的需求。本文采用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是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户调查。2017年的调查采取分层、三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在保证全国代表性的前提下,数据具有省级代表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其次,现有的研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选择,尤其是对不同类型的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的选择的讨论并不充分。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支出,例如学费、校外补习费用等,而较少将正规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的投入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分析家庭在各类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之间的选择和投入。本研究聚焦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结构和子女特征的家庭对子女各类教育活动的选择和投入水平。此外,本研究在户籍的基础之上,关注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子女校外教育选择上的差异。与本地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所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相对较低,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市场环境却与本地人口相似。在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结构的双重影响下,这一部分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也值得关注。三、数据和分析方法(一)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在2017年采集的家庭入户调查数据(CIEFR-HS 2017)。CIEFR-HS 2017采取分层、三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40011户家庭。其中,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名,小学生7485人,初中生3357人,高中生3009人。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学龄儿童的教育机会、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三方面情况。教育机会包括孩子当前和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学校类型,在入学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以及家庭为得到入学机会而投入的金钱和其他资源。除了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家庭支出之外,CIEFR-HS调查数据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家庭背景信息,包括受访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户籍、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年收入和消费支出。(二) 变量1. 因变量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子女教育支出。CIEFR-HS数据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过去12个月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对子女教育的支出。根据问卷对教育支出问题的分类,子女教育支出可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其中,校内支出可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而其他校内支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学校提供的服务性收费,例如伙食、住宿、交通;(2)学校代收费用,例如教材教辅、校服、医保体检、考试等费用;(3)学校增值性收费,也有研究称之为发展性收费,例如校内的补习班、兴趣班、校外活动,也包括借读费。校外支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校外教育支出,包括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2)其他学习资料和用品。2. 自变量本文主要关注家庭经济背景、家庭子女结构和家庭户籍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关注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两个方面。过往的研究显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在家中的决定权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和投入的影响更大。因此,除了家庭收入水平,本研究还关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带来的影响。其次,除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之外,本研究还关注家庭子女结构,包括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性别结构。根据2017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在家中是独生子女包括隔代独生孙子女的样本占到76%,其中独生女孩占45%,独生男孩占55%。再次,除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子女结构外,本研究也关注家庭的户籍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包括是否农村户籍、是否本地户籍两个方面。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和分配的城乡差异,以及户籍与公共教育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农村户籍和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获得公共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要低于城镇户籍和本地户籍家庭。在回归分析中,本文还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采纳了已有实证研究中使用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有效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庭层面的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规模和结构(18岁以下子女数量、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成年人数量),学生个人层面的学生性别、年级和班级成绩,以及学校和地区层面的学校类型、城乡和区域地理位置。(三) 分析方法首先,本文使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庭对子女各类教育活动的支出倾向。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取决于暂时的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持久收入,即在较长时期中可以维持的稳定的收入流量(Friedman,1957)。考虑到CIEFR-HS 2017所提供的家庭年收入中也包含暂时性的收入,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选择家庭年消费总支出作为家庭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分析家庭收入和各类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Archibald & Gillingham 1981;Deaton & Muellbauer,1980;Massell,1969;Ogaki,1992;Wagner & Mokhtati,2000)。其中,Eijk为学生i所在家庭j在k类教育投入上的花费,TEij为学生i所在家庭j的年消费总支出,Xij为学生i所在家庭j的特征。根据文献综述部分提到的已有实证研究中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有效变量,回归分析考虑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户主的年龄、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家庭未成年人人数、年龄小于65岁的成年人人数、年龄大于65岁的老年人人数、户籍(农村、城镇)、是否流动人口、家庭住址(农村、城镇)、地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以及子女的年龄、性别、学段(小学、初中、高中)。系数β为一个家庭在某一类教育上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考虑到一个家庭内部子女教育投入估计的随机干扰项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的标准差聚集在家庭层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调查数据是横截面数据,尽管控制了一系列的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特征,系数β仅仅是对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而非因果分析。其次,上述模型估计的是所有样本家庭子女教育投入和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既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而出现总量上的差异,也可能因为父母对各类教育产品和服务有不同的偏好而出现结构上的差异。因此,本文还对不同家庭背景的样本进行了分层估计。本文关注的分层变量包括家庭收入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结构、户籍(农村、城镇)和是否流动人口。首先,我们根据家庭的收入水平将样本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其次,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母亲受教育水平分为五组(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本科以上)。除了家庭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之外,考虑到不同家庭结构和不同户籍家庭在教育投资行为上可能存在差异,我们还将样本分为独生女孩、独生男孩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家庭,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家庭,根据上述特征分析家庭收入水平和子女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四、分析结果(一) 中小学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概况根据表1,全国中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平均来看,教育支出中的三分之二为校内支出,另外三分之一为校外支出。从不同的学段来看,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平均教育支出为7532元,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10.9%;初中阶段平均为9982元,占15.8%;高中阶段平均为17833元,占27.1%。随着学段的升高,校外支出的占比实际上降低。从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家庭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收入水平最低的一组子女教育支出平均为3380元,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组为23784元,是最低组的七倍。就每个子女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看,经济水平最高的一组占15.2%,而最低一组占18.6%。可以说,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而言,子女教育支出是较为刚性且稳定的支出。从母亲受教育水平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其家庭投入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越高。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专科和本科以上两组家庭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分别为22175元和34961元,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20%和25%。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中,家长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从家庭结构来看,多子女家庭的年消费总支出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差异不大,但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仅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四分之三。独生子女家庭中,平均来看独生女孩家庭的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以及校外教育支出占比都高于独生男孩家庭。从户籍来看,城镇户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为每生每年16201元,为农村家庭的2.5倍。其中校外教育支出占比为41%,是农村家庭的2倍。而从是否本地户籍来看,尽管占总支出的比例相似,流动人口家庭每生每年的教育支出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家庭花在学校教育的支出占比要高于本地户籍家庭。从家庭的年消费支出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家庭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既包括政策关注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等弱势群体,也包括没有本地户籍但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校内教育支出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校外教育支出分为学科类、兴趣类校外教育支出和其他学习资料、用品支出。图1将四类教育支出按照每学年支出0元、0—1000元、1000—5000元、5000—10000元、10000元以上分为五组,计算每组相应教育支出的家庭占比。首先,总体来看,只有少数中小学在校生的父母汇报过去一年其家庭教育支出为0元。占比最高的组为1000—5000元组,其次是超过10000元组。支出小于1000元和5000—10000元组占比相似。其次,从校内支出来看,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执行,学费支出为0的学生占比为76.3%,学费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为12%。其余各组支出的学生占比均低于5%。从校内其他支出来看,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最高为36.8%,其次是0—1000元、5000—10000元和高于10000元,分别为27.8%、18%和14.2%。而校内其他支出为0的占比最低,仅为3.2%。再次,就有效回答校外补习和校外兴趣班支出的样本来看,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最高为39.6%和40.9%,其次是0—1000元、5000—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可见,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在投入子女校外培训的同时,对校内的其他支出也有较大的投入,且较少有完全没有校内其他支出的家庭。(二) 中小学阶段校外教育参与和支出情况鉴于校外教育是本文的分析关注点,我们以CIEFR-HS数据中有效回答了校外教育参与和支出相关问题的中小学生作为样本,分析不同学段和家庭背景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参与率和支出(表2和表3)。总体上,有38%的中小学生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过学科类校外补习,其中小学为34.6%,初中为43.0%,高中为40.7%。校外补习的生均每年支出水平随着学段的升高迅速提高。有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校外兴趣班,其中小学为26.4%,初中为15.2%,高中为14.2%。校外兴趣班的支出在小学阶段较高,而初中和高中阶段则有所下降。从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随着家庭收入和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的影响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和本科以上的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分别达到56%和66.2%,兴趣班参与率分别达到50%和76.3%。从家庭子女结构来看,独生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高于非独生子女。同为独生子女家庭,女孩家庭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都高于男孩家庭,尤其是在校外兴趣班的参与和投入方面。从户籍来看,农村户籍家庭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远低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略高于本地户籍子女。不同户籍的家庭对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说明了家庭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共资源的可及性对家庭在校外教育选择和消费方面的影响。(三) 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本部分讨论的是家庭在不同类型的教育支出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为不同类型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每一个系数都是一个单独回归中家庭收入水平与某一类教育支出之间的回归系数。每一个回归都控制了个人、家庭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子女年龄、学段、母亲教育、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家庭18岁以下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成年人数量、户籍、是否为流动人口、城乡以及地区)。表3的第一列为全样本分析,分别是家庭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学费、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支出和兴趣班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支出每增加1000元,花在一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总支出平均增加139元。从不同类型的教育支出来看,大多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量部分用于校外学科类补习和校内的增值性支出方面。从学段来看,子女在高中阶段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量用于子女教育支出,尤其是在校内支出和校外补习的支出上。部分原因在于高中并非免费义务教育,私人承担的教育成本高于小学和初中阶段。这一点从高中子女家庭校内学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高于小学和初中子女家庭中可以看出。其次,我们将样本分为不同的家庭组,对每一组家庭的各类教育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回归分析。分组主要按照家庭收入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结构和户籍展开。1、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第三部分呈现的是在控制了包括个人、家庭和区域的特征因素之后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整体来看,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各组家庭都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对教育投入的倾向愈加强烈。具体来看,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将增量部分投入到子女教育的校外教育上,而收入较低的家庭则更倾向于投入到校内其他支出上。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收入水平最低的两组家庭显著增加了校内其他教育支出(分别为57元和75元),但并没有显著增加校外培训的支出;中间组和第四组家庭的校内其他支出和校外补习支出显著增加,尤其是校外补习的增加幅度较大(分别为103元和109元);而最高收入组家庭在学费、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和兴趣班支出上均有所增加。对校内细项支出的分析表明(限于篇幅,未在表中显示每一个细项支出的分析结果),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当家庭的收入增加1000元,他们会更加倾向于投入在基础性的校内其他支出上,尤其是食宿交通上。可能的解释是低收入家庭受到了更大的收入约束,因此子女校内教育部分的基础性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除了最低收入组,各组家庭对校内的增值性服务,包括各类学科、兴趣和学校综合活动的边际消费倾向相似。总的来说,当家庭支出较低的时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基础性支出。而中高收入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为相似,这部分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加的教育支出用于校外教育。而最高收入家庭对各类教育支出的投入都有所增加。2、不同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表3的第四部分,除本科以上学历母亲的家庭之外,当家庭收入增加时,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将增量部分更多地投入在子女教育上。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母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更低的家庭子女平均教育支出增加63元,母亲为初中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82元,母亲为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173元,母亲为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209元,而母亲为硕士或博士的家庭平均增加157元。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母亲受教育水平所造成的子女教育投入差异要大于家庭收入所造成的差异。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这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体现在对不同类别教育支出的选择上。相较而言,母亲为高中或本科学历的家庭校内的支出倾向是初中或小学母亲的两倍。在校外培训的支出上,这样的差异只体现在校外学科补习上,而在校外兴趣培训方面则差异不大。由于样本中母亲学历为硕士和博士的较少,估计的结果不一定稳定,因此以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在考虑了子女个人、家庭结构和收入以及地区等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之后,随着家庭总支出的增加,母亲学历为硕士或博士的家庭倾向于减少学费和校外学科补习的投入,而将增加的支出大量用于校内的增值性服务和校外兴趣培训。可能的解释一是这类家庭对子女培养的重心已经从应试转向了兴趣和综合素养;二是由于母亲学历较高可以自己辅导孩子,因此对校外学科补习的需求较低。总的来说,在控制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结构在内的各类因素之后,按母亲受教育程度分组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较大,要大于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家庭之间的差异。而且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孩子校内和校外拓展性的投入倾向都在增加。3、不同子女结构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表3的第五部分,与预期一致,当家庭收入增加的时候,独生子女家庭更倾向于将增量用于子女教育。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独生女孩家庭平均增加189元在女儿的教育支出上,独生男孩家庭平均增加128元在儿子的教育支出上,而非独生子女家庭则平均增加69元在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与以往文献中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偏向于男孩的情况不同,结果显示当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只有女孩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强。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独生女孩家庭在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兴趣培训上分别增加81元、80元和42元,而独生男孩家庭分别为47元、72元和25元。总的来说,独生女孩家庭选择增加女儿教育投入的倾向强于独生男孩家庭,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发展性的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尤其是对非学科类的兴趣班的投入方面,女孩家庭比男孩家庭更加重视。4、不同户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的第六部分为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结果显示城镇户籍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校内和校外各项支出方面都高于农村户籍家庭,尤其是校内增值性服务和校外补习支出方面,其增量为农村户籍家庭的2倍。其次,流动人口家庭不仅平均教育支出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分别为12201元和10038元),其对子女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更强。在细分支出方面,流动人口家庭用于学费、校内其他支出和校外学科补习的增量都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可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同。五、结论和讨论本文采用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中小学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水平和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子女结构和户籍三类因素,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从中小学阶段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水平来看,每年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平均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从总量上来看,家庭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随着学段的升高、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提高而增加。从支出的校内外结构来看,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中的三分之二为校内支出,另外三分之一为校外支出,并且随着学段的上升而有所下降。由于高中阶段并非免费义务教育,高中的家庭教育支出几乎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倍,同时校外支出有了明显下降。此外,本文还发现家庭在投入子女校外培训的同时,对校内的其他支出也有较大的投入,且较少有完全没有校内其他支出的家庭。其次,本研究关注家庭在校外教育上的选择和投入。在调查覆盖的中小学在校生中,平均38%的中小学生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过学科类校外补习,平均有21%的中小学生参加过兴趣类校外教育,且两类校外培训都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包括学科补习和兴趣拓展在内的校外教育总支出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尽管收入最低5%组的家庭也有校外教育方面的支出,说明校外教育参与的广泛程度,但低收入组主要受到收入的约束,对子女校外教育的选择和投入相互之间差异不大。而另一方面,高收入组由于受到收入的约束不大,对子女校外教育的选择和投入更加受到货币投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因此,高收入家庭在校外教育的投入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内部差异。第三,对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当家庭总支出增加的时候,家庭也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平均来看,家庭总支出每增加1000元,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增加139元。对不同类型家庭的分组分析的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城镇户籍家庭以及独生女孩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除了总投入的增加外,不同的家庭在各类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意愿也存在差异。分析结果显示:(1)当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时候,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尤其是校外补习的支出。同时,这些家庭也会增加校内的增值性、拓展性支出。而当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基础性支出。(2)本文再次证实了家庭子女数量和结构会影响到家庭对子女投资的相关研究发现,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同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在非学科补习的兴趣拓展领域。(3)与本地户籍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尤其是在学费和校外学科补习的投入方面,这很可能是用以弥补校内教育的不足。对样本的描述统计发现,总体上有12.6%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民办学校上学,而本地户籍子女有7.7%在民办学校上学。可见,流动人口子女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要少于本地户籍子女。因此,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双高”很可能是用以弥补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不足。本文对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投入都更高。随着家庭支出水平的增加,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校内的支出,尤其是校内基础性的支出;而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校外教育支出,以及校内的发展性、增值性支出。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投入不足。在公共教育资源和市场教育资源的双重配置机制的作用下,家庭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有可能转化为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优势,从而导致不同家庭获得的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令教育公平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了使无法负担课外补习支出的学生能够享受到额外的服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通过公立学校向学生提供课外补习。例如,韩国实施放学后教育计划,由政府拨款支持公立学校在放学后向学生提供课后托管、学科和艺体类课程辅导等服务。美国联邦政府通过Title I拨款支持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向贫困学生和在薄弱学校就读的学生提供课后补习等服务,保证这些学生能够达到州和地方政府要求的学业水平。此外,中心还向学生提供其他的艺体类课程、科技类课程、安全教育课程和学业咨询等服务。一些地方学区也会使用公共财政购买培训机构的服务,为学生提供大学入学考试辅导。一些OECD国家也会通过政府购买课外补习项目的方式向贫困生和学困生提供额外的辅导。建议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公共财政支持公立学校提供服务的方式,在减轻贫困生家庭负担的同时,更加精准地向贫困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以弥合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差距。目前在国内,一些地区如北京市已开始尝试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由学校为学生提供三点半后全覆盖的课后服务。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将贫困生和学困生在学校所占比例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参考指标。除了加大学校资源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贫困生和学困生的倾斜力度之外,可以考虑在初升高以及大学招生录取阶段给与贫困生更多的入学机会,从而减轻由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的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子女享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参考文献迟巍、钱晓烨、吴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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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萱爸育儿说(文章原创,版权归本作者所有,抄袭必究)中国作为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有历史记载的夏商周开始,到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为我们的祖国振兴与发展始终不懈努力着。人口基数众多也就决定了,在教育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更多。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中国大历史》随着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越来越激烈的人才竞争,让许多家庭不得不更早的给孩子进行教育投资。与知识水平快速提升相比,现代家庭教育水平却明显滞后,这里涉及的原因非常多。这就好像一辆快速行驶的火车,车长却并不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这样的隐患可想而知。中国式家庭教育的优劣,大家众说纷纭,但有一些问题是已经达成共识的,作为从事教育行业17年,近三年专职研究家庭教育的教育界人士,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困扰一:何为成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明确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出过一个家庭教育区间的概念,即从生命保护到自我幸福的距离。这个概念的提出来源于我对当前家庭教育现状的反思。目前越来越多的孩子,由于和家长沟通不畅,造成心理问题,更有甚者出现了极端的伤亡事件。这就给我们的家庭教育设置了一个区间的下限,就是对孩子生命的保护,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还何谈发展和未来。同时,良好的家庭教育沟通造就的孩子,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懂得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对于幸福的定义,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它来自于每个人心中的自我感悟。所以,我认为家庭教育的最高成就就是孩子成人之后的自我感知的幸福感。抱着小柯基犬的萱萱这种幸福感来自于两方面:一、对父母生活方式的模仿,由于和谐的家庭氛围,造就了性格健康、热爱生活的孩子。二、家长在孩子幼年阶段,不断的通过合理的家庭教育方法,对孩子的身心、品行进行的有的放矢的教导,这种教育一定不是激进的,言传身教、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孩子始终处于爱的呵护中。困扰二:为什么大多数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无法进行情感引导?情感引导的定义来自于美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金伯莉·布雷恩,她所倡导的理念就是家长应该时刻注重对孩子的情感引导,首要的条件就是家长需要合理的控制情绪,始终坚持积极的评价并避免严厉制止式的批评。金伯莉布雷恩提出的情感引导不过,结合我国的实际,社会压力过大,让家长们应付生活琐事已经自顾不暇,很难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孩子,这也就制约了家长们情绪控制能力的发展。无法有效控制情绪,就不能实现对孩子的情感引导,多数家长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为了快速解决而对孩子大声斥责,孩子幼儿时期虽然表面来看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却为青春期的矛盾埋下了伏笔,所以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从精神压力巨大造成的情绪不稳,进而发展为与孩子沟通无法进行情绪引导,周而复始的大声训斥,造成孩子的逆反,最终进一步激化了亲子间的矛盾。困扰三:高考的重压下,无法提升成绩的教育是否都没有意义?白岩松曾说过:目前来看,高考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和富二代比拼的唯一途径。话虽然严酷,不过的确就是事实。熟悉的语言你可以随处看到满街的补课机构,从幼小衔接到高三冲刺,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家庭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就是,如果无法提升学习成绩,以后就无法考入好的大学,也就保证不了毕业后的工作。刻苦努力的学子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以高考成绩为准绳,所有的教育都以成绩论输赢,而家庭教育却恰恰无法提供立竿见影的教育成果,更无法保证孩子进入理想的大学,所以家庭教育虽然目前引起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依然无法撼动应试教育的地位。两种教育一旦发生冲突,比如:孩子心心念念的兴趣班和课程辅导班的安排发生冲突时,很少有家长能够为了孩子的兴趣和情绪,让课程辅导给兴趣班让路。大家都知道高考是独木桥,但是还是不想放弃去争取的希望。除非是孩子在早期学习中特别的厌学,家长才会考虑不上大学,而进行职业学习从而步入社会,这样的结果被家长视为自家教育的失败。高考结束学生放肆的发泄着情绪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非常丰富,如果真的在孩子早期就能够从他们的兴趣出发,逐渐进行培养相应技能,为未来做打算,最起码不是唯学业成绩马首是瞻,而是开拓性的思考孩子的发展,孩子的未来之路自然会更加广阔。困扰四:传统教育中,到底有没有可以吸取的家庭教育经验?传统教育中许多优秀的案例,都是值得借鉴的。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还有传统的家书文化,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到傅雷给孩子傅聪、傅敏写的家书,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传统的家庭文化内涵。诸葛亮的《诫子书》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好人生第一个榜样!父母是孩子人生第一位老师”成为了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的核心理念,传承好家风、好家教文化,也是逐年推进的家庭教育工作重点。萱爸单位主办的家书展活动萱爸单位主办的家书展活动以上四点内容也许并不全面,也只是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社会目光关注我们的家庭教育。我身边的同仁们对家庭教育现状的评估,定义为中国式家庭教育亟待拯救,这也是家庭教育工作者看过太多痛心案例的真实感受。关注家庭教育,为了孩子的成长父母加强自身的学习,这些都已经刻不容缓了。——————————关注【萱爸育儿说】,专注原创育儿知识,棘手问题共同探讨,为了孩子我们能做的更多。(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侵权请告知必删)
有人戏说,当下中国人有新的“三座大山”,养老、医疗、教育,让人想来就心痛,焦虑不止,无法安稳,却又好像无可奈何。其中教育问题是让人最揪心,因为一句俗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而这么多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进行,最终穷了谁?富了谁?又苦了谁?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党和国家也一直在努力,看看每年中央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便知一二;图片来源网络图片来源网络但现实情况仍然不容乐观,看看《2016年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中相关数据报告便知情况有多严重!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网络怪政府,党和国家一直在努力,说心里话,十几亿大国,能治理如此状态,实属不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靠政府,好像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离自己又太远!怎么办?责任在我,立即动手!教育好坏关系到国家兴亡,社会长治久安问题,作为教育三大支柱之一家庭教育应负起该有的责任。现实的问题:买不起学区房,怎么办?挤不进重点学校,怎么办?上不起辅导班,怎么办?没有钱送礼,怎么?……1938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卫生系主任阿列·博克带领下开展了一项关于“人怎样才能健康、成功、幸福”的调查研究,称为“格兰特研究”。团队持续75年追踪了两组人员,一组是268名哈佛大二学生,一组是456名波士顿贫民窟男孩。每两年,研究人员就会联系这些被调查者,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家庭氛围,个人成长等情况。这项研究耗费了2000万美元的资金,整理了几万页调查报告。最后项目研究第四任领导人Robert向世人宣告了这项伟大研究的成果: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和成功;而能够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人,都是懂得爱与被爱的。因此这项历时75年的伟大研究其实是向世人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懂得如何爱别人或被爱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与成功,用流行一句话说,“爱商”决定一切。如果你缺钱,也不是位居高位,你孩子也不是天才的话,祖上风水也不是太好的话,换句话说未来运气也未知,那么你拿什么让你的孩子未来获得幸福与成功呢?如歌词所唱,那就是爱!我相信所有的家长,面对孩子的时候,每个人最不缺的就是爱。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爱孩子,更必须教会孩子们如何接受别人的爱,包括爱别人,爱这个世界。家庭教育,其实首先教育不是孩子,而是家长自己!我们必须问自己,让自己搞明白,家庭教育本质是什么?家庭教育本质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做最好的自己!而在这之前每个家长,你觉得你自己找到了自己吗?如果你都没有找到,你能确信你能帮你自己的孩子找得到!当你沉于钱,而不是事业时;而于权,而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时;当你沉于女色,而不是真爱时;你觉得你能找得到自己,很难讲,讲出来的话,也很难让人信服!那么你能奢望你的孩子能做得到?家庭教育营造的是一种氛围,就是一个小社会,是社会缩影!家庭教育,不在于你说什么,也不在于你有多会说,或者说是你有多高学问与知识,在真爱面前,这些都是外围;爱是行动,是持续一贯如一的行动,是智慧指引之下的行动;所以我们很常见,很多有学问的教授,成功企业家、社会名流,甚至位高权重之人的家庭教育的产物远比上我们平民百姓;因此家庭教育的重点在于是如何用行动,包括语言沟通去创造一种爱的氛围,如阳光,如雨露;孩子们感受到更少压力,更少功利心,更少虚荣心,更少苦逼情。最后家庭教育的不二法门:那就是爱!爱就是力量,在家人的包容与爱之中,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幸福;能消除种种“负面念头”或环境这中众多问题。能让孩子们花绝大多数的精力聚焦在“当下美好生活”之上;不管生活如何富贵或贫穷,或顺利或挫折;会让孩子们生发的最简单纯粹的责任感,最美好的简单的爱,对家人,对他人,包括自然世界;不再是你或我眼中,口中种种险恶或苦逼或无奈等等。帮助孩子们总是从阴影之中,转过身来,让孩子们面对是阳光,而心中自然满怀喜悦、感恩。如何做到?!没有绝径可言,先找到自己,再放下自己,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便成了!于此便可生发一切智慧帮你解决家庭教育中种种问题,帮你走各种焦虑症!关于这些分享,特别欢迎各位家长和一起探讨交流,一起实践,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从外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观念来看,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美国“给孩子制定一个家务劳动计划。”;英国“给孩子失败的机会。”;加拿大“让孩子学会玩。”;德国“让孩子与大人争辩。”。国外家庭教育,这里主要指西方家庭教育,他们的着眼点是培养孩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培养和自身锻炼。一个良好的习惯,往往会让孩子受。你是否经常拿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比较?也许我们一些父母正在不知不觉中,扼杀了孩子天性和国:“给孩子失败的机会。”孩子做某件事失败了,英国人的观念不是索性不让孩子去做或家长干脆包办了,而是再提供一次机会。比如孩子洗碗将衣服浸湿了,就指导孩子再来一次,教会他避免失败的方法。 美国:“给孩子制定一个家务劳动计划。”美国父母教孩子做家务,每周一次贴出要干的家务劳动内容。将某一特定任务指定某一孩子去干,确定完成任务的期限;轮流干某些活儿,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去做没有兴趣或最容易干的工作;检查孩子的完成情况,使孩子因自己的劳动而产生一种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加拿大:“让孩子学会玩。”在家里孩子们很少有家庭作业,没有父母关于学习的喋喋不休,他们注重的是让孩子能整天轻轻松松,做游戏、玩玩具,在玩中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德国:“让孩子与大人争辩。”德国人以为两代之间的争辩,对于下一代来说,是走向成人之路的重要一步。因此,他们鼓励孩子就某件事与父母争辩,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家在家庭教育方面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动手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意志力等,其经验值得借鉴。 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提倡在逆境中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塑造孩子的独立性。在美国,几个月的孩子就要独自喝水喝奶,1岁多的孩子基本是自己吃饭,2~3岁便已独居一室。在大街上很少能看到抱着孩子的美国人,他们主张孩子要尽早地独立行走。如果孩子不小心摔倒了,他的母亲竟然会一声不吭地等在那里,而孩子也习以为常地、一声不响地爬起来继续赶路。 美国的父母主张教孩子从小就做家务,并把每周要做的家务劳动内容张贴出来。他们也常将某一特定任务指定孩子去干,规定其完成任务的期限;轮换着做各种活儿,目的是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去做没有兴趣或最容易干的工作;按时检查孩子完成工作的情况,使孩子因自己的劳动得到肯定而产生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在美国,即使是家里很阔绰的大学生,也不愿伸手向他们的父母要钱花,而是坚持一面上学,一面“打短工”。因为他们觉得去劳动挣钱并不丢人,总比完全依赖父母供养要好。一位18岁时就被父亲鼓励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说,她父亲的观点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受教育;二是要有独立性”。美国人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鼓励多于保护,对孩子引导多于灌输。他们要求孩子全面发展,而不是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另外,家长语言的作用也是美国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极其注重的环节,他们从不使用刺激、嘲讽甚至侮辱、谩骂的语言,多以安慰、理解、鼓励的话语对待孩子、 英国家庭素有“把餐桌当成课堂”的传统。从孩子上餐桌的第一天起,家长们就会对其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进步教育”了。绝大多数英国家长认为,幼儿想自己进食,标志着一种对“人格独立”的向往,完全应予以积极鼓励。英国人普遍认为,偏食、挑食的坏习惯多是幼儿时期家长的迁就造成的。他们还认定,餐桌上对孩子的“惯”,不仅会影响孩子摄入全面的营养,而且还会诱使孩子养成任性、自私的性格。幼儿在长到1周岁至1周岁半时,往往开始喜欢自己用汤匙吃菜。3岁以上的孩子如进餐时不慎弄脏了桌面,家长会教其向旁人道歉,并立即找来抹布令其自行清理。英国家长认为,此举一可帮助幼儿学会关心旁人,二可帮助他们养成礼貌待人的习惯。在不少富裕的家庭里,5岁左右的孩子都不是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而乐于做一些在餐前摆好餐具、餐后清洗餐具等力所能及的杂事。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家长家务劳动的负担,一方面也让孩子有一种参与感,对孩子健康成长同样具有正面意义。英国家长还教育孩子从小知道哪些是可以再生制造的“环保餐具”,哪些塑料袋可能成为污染环境的“永久垃圾”。外出郊游,他们会在家长的指导下自制饮料,并且在制造过程中还尽量不掺入可能污染环境的化学色素等化学添加剂。此外也尽量少买易拉罐等现成食品,并注意节约用电用水,因为他们经常被告知,滥用资源即意味着对环境的侵害。此外,如果孩子做某件事情失败了,英国人的观念不是索性不让孩子去做或干脆由家长包办了,而是为其提供一次机会。比如让孩子洗碗将衣服浸湿了,就指导孩子再来一次,教会他避免失败的方法。在日本,为达到全面教育的目的,强调对孩子进行“四重”教育。一是重礼仪、孝亲教育。日本孩子的文明礼仪行为已成为一种习惯,孩子离家回家都有一套礼仪规矩。为培养孩子的体贴、感动之心,父亲和母亲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贯穿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进行影响。比如,母亲做好了饭没告诉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饭前,必先说一声“那就不客气了”。另外,“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日本父母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自己事情自己做的良好习惯。二是重忍耐、挫折教育。在日本,人们信奉这样的理念:只有让儿童经受一定的以忍耐为内容的身心训练,而不是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才能培养儿童克服困难的能力,形成坚韧和顽强的品质。为了形成儿童坚韧和顽强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对儿童进行忍耐的教育,并且将其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在日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孩子在没有成人带领的情况下,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安营扎寨,寻觅野果,捡拾柴草,寻找水源,克服重重困难,进行自救活动。日本家长让孩子冬季也穿短装,洗冷水澡,目的是培养孩子的耐寒能力和意志力。日本家长把这看作是一个经受挫折的训练,是让孩子具备接受挫折的经历,也是人能否正确履行其生活职责的必备条件。这些看上去的一件件小事实际上都是在潜移默化地打磨孩子的意志力。 三是重自立、自信教育。乘火车、轮船旅游时,常常发现跟随父母旅游的日本孩子不论年龄大小,每个人身上都无一例外地背着一个小小背包。背包里装的都是些他们自己的生活用品。为什么要他们自己背呢?日本孩子的父母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背。”哪怕是象征性的,这对于养成孩子自理、自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是非常有好处的。日本教育孩子的名言是:除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赐予的,其他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许多日本学生在课余时间,都要在校外参加劳动挣钱。日本教育学家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学生做家务劳动是学生应尽的义务,如果孩子干活要付钱的话,这就是对家庭关系的扭曲,有的家长因孩子学习成绩好而赏钱,这无疑是一种贿赂。日本的家长认为在物质条件过分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大多缺乏毅力。因此,他们还注重有意识地锻炼孩子的吃苦能力。四是重创造、创新教育。另外,日本的有志之士要求教育革除“应试教学”的弊端,向培养“创造型”人才方向发展。日本家庭教育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孩子创新人格的培养,重视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情神,鼓励孩子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鼓励孩子有独立的想法、看法。家长经常带孩子到科技馆去参观,鼓励孩子到社区图书馆去看书,借阅图书,玩各种创造性游戏,发展孩子的想象力;重视对孩子动手能力的培养,给孩子买来组装玩具,鼓励孩子从不同的角度组装各种各样的模型,培养该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德国鼓励孩子与大人争辩。德国人以为,两代人之间的争辩,对于下一代来说,是走向成人之路的重要一步。因此,他们鼓励孩子就某件事与父母争辩,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争辩使孩子觉得父母讲正义、讲道理,他会打心眼里更加爱你、依赖你、尊重你。你要孩子做的事,他通过争辩弄明白了,会心悦诚服地去做。你有难题,孩子参与争辩,也能在不经意间启发你。德国的法律也提倡摈弃传统的家长权威,兼顾青少年不断增长的自立能力与独立愿望。“兼顾”并不指盲目顺从孩子的意愿,而是尽量使孩子成为“积极的受教育者”。家长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而是与他们通过协商,明白事情的道理,以最终得到他们的同意。另外,家长要认真考虑孩子不同的或相反的意见,“用理性取得共识”。德国人比较注重从情感上关心孩子,使他们从小就感受到爱;德国人还注重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不希望给孩子施加压力。他们很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决不会把分数看得比孩子和能力更重要;当孩子成绩不好或是有不良行为时,他们会很认真地和孩子探讨其原因,积极从孩子的观点去思考问题,而不会用极端的方式去对待孩子。德国人还注重孩子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培养,比如孩子不会做的作业,父母就会鼓励他们自己动脑筋去寻找答案,而决不会轻易将答案告诉他们。德国的教育家把家庭的教育氛围看成是未成年孩子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尤其强调了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一生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孩子的一生。足可见家庭教育的重要。
图片来源:Unsplash本文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魏易在“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17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上的主旨发言。2005年以来,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机制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改变。从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来看,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达到了4.3%,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1]。到了2016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了31396多亿元,占GDP比例为4.22%,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80.7%。另一方面,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16年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为7492亿元,占GDP比例为1%。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统计存在偏重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问题,缺乏对私人教育投入的统计。以2016年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构成为例,其中事业收入占83.8%,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占2.7%,捐赠收入占1.1%,其他占12.4%[2]。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对全球200多个国家近10年的教育经费数据所做的一项研究,其中超过60%的国家因缺少私人部门教育支出的数据,尤其是家庭教育支出数据,而低估了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和教育总投入[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对教育需求的增长和市场力量的发展,私人教育投入在教育总经费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随着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家庭个性化、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校内和校外享受到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开始分化,由此可能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因此,为了对全国的教育投入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不仅需要政府和学校等教育机构的教育经费数据,也需要知道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2017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正式发布了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全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E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CIEFR-HS)。此次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的第一轮调查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其中农村12732户,城镇27279户,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人,中小学在校生1.4万人。与2016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的比较显示,此次调查的各学段在校生所占比例接近官方统计数据。调查内容包括0-3岁幼儿早教、3-6岁幼儿入园情况、6-16岁以及16岁以上在校生的在读情况、入学选择、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其中,家庭教育支出主要包括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两部分。本文将基于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介绍有关我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几个主要发现。一、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水平1.家庭教育支出是全国教育总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本次调查数据估算,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远高于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1.01%的结果,总量上相当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60%。由于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统计存在偏重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问题,缺乏对私人教育投入的全面统计,根据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GDP占比得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2.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根据调查数据,全国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8143元,其中农村3936元,城镇1.01万元。分学段来看,学前阶段全国平均为6556元,农村为3155元,城镇为8105元;小学阶段全国平均为6583元,农村为2758元,城镇为8573元;初中阶段全国平均为8991元,农村为4466元,城镇为1.1万元;普通高中全国平均为1.69万元,农村为1.22万元,城镇为1.82万元;中职全国平均为1.07万,农村为9061元,城镇为1.14万元。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不仅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地区和城镇内部也存在差异。以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例,按照东、东北、中、西地区划分,东北部地区最高,为1.1万元;西部地区为5567元,为东北部的一半左右;东部地区为8657元;中部地区为6382元。在城镇内部,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一线城市为1.68万元,二线城市为1.12万元,其他城市为7037元,占一线城市的不到一半左右。3.家庭生均教育负担在城间和家庭之间存在差异本文的家庭教育负担率是指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全国家庭生均教育支出负担率为13.2%,其中农村为10.6%,城镇为14.3%。分学段来看,学前阶段生均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0.7%,农村为8.4%,城镇为11.7%;小学阶段生均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0.4%,农村为7.5%,城镇为11.9%;初中阶段生均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5.2%,农村为13.6%,城镇为16%;高中阶段,普通高中生均家庭教育负担率为26.7%,农村为30.9%,城镇为25.6%。在义务教育阶段,根据家庭一年的消费总支出水平将家庭从低到高分为四组,消费水平最低的一组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4.7%,接近全国平均的城镇家庭教育负担率。第二组家庭平均为10.8%,第三组为11.6%,消费水平最高的一组家庭为11.9%。接下来,按照孩子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将家庭分为五组,分别是母亲没上过学的家庭、母亲小学毕业或小学肄业的家庭、母亲初中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家庭、母亲高中毕业或高中肄业的家庭以及母亲大学及大学以上毕业的家庭。家庭教育负担率根据母亲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10.2%、10.1%、10.8%、12.6%和16.1%,总体上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图1 义务教育阶段分城乡和家庭背景的家庭生均教育负担率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同样根据家庭一年的消费总支出水平将家庭分为四组,最低的一组家庭生均学前教育负担率为16.6%,最高的一组为8.8%。家庭消费水平处于中间的两组负担率接近平均水平,依次为11.2%和11.4%。按照孩子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来看,从没有上过学到大学及以上毕业,学前教育负担率依次为8.1%、10.9%、9.2%、10.9%和12.9%。图2 学前阶段分城乡和家庭背景的家庭生均教育负担率再来看普通高中,按照家庭消费水平从低到高分为四组,负担率依次为42.1%、31.1%、25.4%和22.1%。按照孩子家长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负担率依次为33.5%、26.2%、26.5%、24.8%和24.6%。图3 普高阶段分城乡和家庭背景的家庭生均教育负担率可以看出,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差距拉大,学前阶段最低和最高两组家庭之间相差7.8%,高中阶段相差达20%。而这一差异在义务教育阶段相对较小,说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财政投入确实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减少了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家庭对教育也存在差异化需求。在义务教育阶段,随着家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支出随之增加。学前阶段也存在着相似的趋势。与学前和义务教育不同,普通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率主要受到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经济水平和家长受教育水平越高,教育支出占比越低。这说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在经济条件允许范围内开始分化,而普通高中阶段不同家庭对教育的需求相对趋同。二、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结构1.家庭校内外支出占比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外的教育支出比例较高,达到家庭教育支出的三分之一。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而地区之间和城镇内部差异不大。此次调查重点关注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分为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两部分。校内支出主要包括学费、杂费和其他选择性、扩展性收费。家庭在校外的支出主要包括家庭在线上线下向机构或者个人购买的教育类产品和服务,其中包括学科类、兴趣类校外培训。在学前阶段,家庭生均校内支出占生均教育总支出的88.8%,校外支出占11.2%。小学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1.7%,校外支出占38.3%。初中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7.5%,校外支出占32.5%。普高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73.3%,校外支出占26.7%。可以看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外的教育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较高,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其次,城乡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而地区之间和城镇内部差异不大。以小学阶段为例,校内支出平均为4761元,占家庭生均教育支出的61.7%;校外支出为2957元,占38.3%。分城乡来看,农村地区校外支出占比为16.6%,而城镇地区校外支出占比达42.2%。分东、东北、中、西部地区来看,校外支出占比差距不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为42.1%,最低的中部地区为34.1%,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37.2%和36.3%。从城镇内部来看,差异也不大。最高的一二线城市分别为44.2%和44.4%,其他城市平均为38.8%。2.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参与情况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为47.2%,参与校外教育的学生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根据各学段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580多亿。在小学阶段,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占家庭校外支出的86.9%,初中阶段占81.3%,普高阶段占87.3%。可以说家庭很大一部分校外支出都投入在了校外教育上面。就学科类校外教育来看,全国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教育参与率为37.8%,其中农村为21.8%,城镇为44.8%。分省份来看,参与率最高的地区超过60%,而最低的地区不到20%。上学期间每周平均参加5.4小时,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时间最短的省份每周低于3小时。暑假期间每周平均参加14.8小时,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25小时,最低的每周低于10小时。虽然平时农村和城镇的差异不大,暑假期间农村地区参与学科类校外教育的时间平均为19.7小时,高于城镇地区的13.7小时。就参与学科类校外教育的费用来看,全国中小学生平均为5021元。小学阶段费用为4139元,初中为5426元,高中为6288元。农村费用为1580元,城镇为5762元。表1 全国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就兴趣类校外教育来看,全国中小学生兴趣类校外教育参与率为21.7%;农村为5.4%,城镇为29%。分省来看,参与率最高的地区接近50%,最低的地区低于10%。上学期间每周平均参加3.5小时,暑假期间每周平均参加7.4小时。参与兴趣类校外教育的学生平均费用约3554元,农村为1692元,城镇为3694元。无论是从参与率、参与时间还是费用,都可以看出家庭在选择校外教育方面,主要以学科和应试为主。此外,从家庭背景来看,不管是学科补习还是兴趣班,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高,参与率均不断提高。同样,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校外教育参与率也在提高。表2 全国中小学生兴趣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三、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教育情况1.分地区和家庭背景的民办学校就读学生占比对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公民办学校的分布情况的分析显示,全国学前阶段平均有56.8%的学生在民办幼儿园,小学阶段这一比例为7%,初中阶段为9.5%,普通高中为8.3%。中部地区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民办学校学生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各学段均低于全国水平,而东北部和东部随着学段的不同在平均水平上下浮动。相对城乡差异,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的城镇内部差异更大。在学前阶段,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读于民办幼儿园的学生所占比例越低。小学和初中阶段,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读于民办初中的学生所占比例越高。普通高中阶段就读民办学校的学生占比呈现类似U型:二线城市相对较低,而在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占比稍高。图4 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就读民办学校的学生占比(分地区)按照家庭全年消费总支出水平由低到高分为四组,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组就读民办学校的学生比例越高。在小学阶段,经济水平最低的一组为4%左右,最高的一组接近10%;在初中阶段,最低的一组为5%左右,最高的一组接近16%。在学前和幼儿园阶段家庭经济水平和就读民办学校的比例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例如,在学前阶段经济水平最低的一组家庭就读民办学校学生占比接近64%,而最高的一组为60%左右;在高中阶段,经济水平最低的一组占比为11%左右,而最高的一组占比为9%左右。2.分学段和家庭背景的民办学校收费除了公民办学校之间收费的差异,民办学校内部在收费上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无论在学前、义务教育还是高中阶段,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学生就读的民办学校收费越高。从公民办学校的收费差异来看,学前公办幼儿园为6300元,民办为7900元;小学公办为2751元,民办为7367元;初中公办为3191元,民办为13000元;高中公办为6582元,民办为14106元。学校收费不仅仅是包括学费,还包括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代管费,还包括其他选择性收费。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也并不是完全免费。可以看出,学前阶段公民办收费差距不大,高中阶段民办为公办的两倍左右,而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为公办的三到四倍左右。除了公民办学校之间的差异,民办学校内部在收费上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按照收费高低将民办学校分为四组,最低一组不足1000元,最高一组超过2万元。如果分学段来看,高中阶段的差异更大。收费最高的一组民办学校超过5万元。从不同家庭的学生就读的民办学校收费来看,趋势较为明显和一致。无论在学前、义务教育还是高中阶段,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学生就读的民办学校收费越高。用学校收费水平来大致衡量民办学校的质量,可以发现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就读民办学校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就读民办学校可能是出于对学校教育的差异化需求。调查询问了家庭选择民办学校的理由。经济水平最低的一组家庭有超过72%的回答是没有办法进入公立学校,只能去民办学校。而经济水平最高的一组家庭有61%左右认为可以去公办学校,但选择了更好的民办学校。图5 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就读民办学校的比例和民办学校收费(分家庭经济水平)四、小结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普及,家庭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支出,尤其是公立教育系统内部的支出开始减少并趋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趋同。收入差距越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教育需求的差异就越大。当公立教育系统的质量无法达到预期的时候,一部分收入较高的家庭会转而到私人教育市场上寻求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当免费政策实施之后,公立学校更加偏向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导致一些家庭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无法在公立教育系统内部得到满足。如果当地的私立学校较为发达,这一部分家庭很可能转而选择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就读,从而导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服务人群的日渐分化。如果可选择的私立学校有限,这些家庭也有可能选择将子女送到课外补习班,从而导致不同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获得的市场教育资源的分化。目前我国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其范围和程度如何?北大财政所希望借助该研究将我国家庭在学校之外的教育支出的“盖子”揭开,分析在公共教育资源和私人教育资源的双重配置机制下不同家庭所面临的机会和选择,以及市场化的教育供给主体对体制内学校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动相关的学术讨论与研究。参考文献[1]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3]UNESCO-UIS.(2016). The real costs revealed through national ecation accounts. Canada: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本文转自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IEFR)官方微信号“中国教育财政”,作者为魏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