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研究

2019年11月9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将在兰州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回顾与前瞻——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70年”，来自全国近九十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以及新闻传播行业、学术期刊的一百多名代表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深入交流。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集体编撰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将在此次年会开幕式上举行首发式。会议期间，还将宣读丝绸之路新闻传播教育高校联盟共识，成立“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期间，多名学界业界大咖将发表主题演讲。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蔡雨廷

中国甘肃网11月12日讯 据甘肃日报报道（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11月9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暨“兰州大学新闻传播教育60周年座谈会”在兰举行。此次年会以“回顾与前瞻——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70年”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各地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130余位嘉宾参加会议。会议检视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经验，展望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发展，并举办了四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围绕“新闻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闻教育培养理念与实践”“70年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等进行了分享与交流。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首发仪式。同时，由兰州大学代表丝绸之路各参会高校宣读了《丝绸之路新闻传播教育高校联盟2019兰州共识》。

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重点谋划未来发展。与会专家认为，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在新时代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要更加重视和加强史志研究，以史为师，以史为鉴。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主责主业和特长优势，以教育史志研究为己任，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及经验启示，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思想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要自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需求，积极发挥智库作用，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本次会议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史志部门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与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金紫薇）《中国教育报》2021年01月14日第6版 作者：金紫薇

目前，国内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的问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历史教育者研究不同版本教科书、不同课程内容，大多数研究内容都涉及到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史学研究前沿动态，积极地引入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史学成果以避免教科书的滞后性给师生带来不便。这些论述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横向与纵向对比，讨论了如何在教科书有限的编写范围内由教师主动引入史学热点问题、史学界争论话题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等问题。广大有实践经验的历史教师也根据自己的讲授内容认识到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并在长期的探索中找到这种适合师生的教学方法。许多历史教育者都关注到了教科书吸纳史学新成果的深度、广度和信度问题，凸显教科书与史学成果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教科书的一些滞后原因和解决办法，教师应该怎样起主导作用等。比如尤育号的《历史教学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尝试》指出，历史教学中教师作为主导，积极使用历史研究结果和促进这些研究成果进入课堂，体现了历史教学的点睛之处在于连续不断地汲取历史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变成学生可以驾驭和掌握的知识。教师将课本中比较过时的说法对照新成果从而得出与时俱进的结论，指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引导学生乐于涉足史学争鸣。李克军《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研究成果的探究》一文，认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动态和与课文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确保该教学内容充满了科学性与时代性，这种引入过程一定要遵守一些原则，即适当性、补充性、一致性的原则，采取补充史料与提倡合作探究等方法在课堂上引入合适的史学研究成果。贺英在其论文《论史学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运用与反思》中分析了在教科书中存在的史学成果应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张振宇的《史学研究成果引入高中历史教学的实践探析》也指出教师认为教科书中的缺失和遗漏等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办法来解决：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理解与剖析历史的本领，进一步拓宽学生历史学习的视野，使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及对教材体系之外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有所涉猎，则可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文章从四个部分论述了史学研究成果引入的类型、方法、功能和原则。具体到某一历史课文中，讨论吸纳史学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写作是一个参照。魏德才《试论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他讲述了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中一些概念的评判，比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台湾问题在中法战争中的体现、全面评价李鸿章和清末新政等，这种种分析都为引出将史学研究引入中学历史教学的具体做法作铺垫。印艳武的《论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滞后问题——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探讨》写出，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分别有李鸿章评价、清末新政、民族工业短暂发展这三个方面与史学新成果的详细对比，描述了中学历史教材吸收新成果的滞后现象甚为突出，进而找出教材吸收新成果的进程比较滞后的原因，并从讲授课程的历史教师角度出发，提出了吸收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些方法。于晓蕊的《关于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学术新成果问题的研究——以洋务运动为例》，对人民版九十年代后的四个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洋务运动课文比对。在比较了四个版本之后，作者认为：教科书制度的制约、教科书因吸纳史学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修改版本、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内容安排详略等这些因素导致了教科书吸收新成果滞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现代化与革命化相统一原则、吸纳成熟研究成果是教科书吸收新成果的原则。作者还分析与评价了洋务派，建议加大洋务运动的内容。唐莹莹在《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实践探析—以戊戌变法为例》中通过戊戌变法这节课的内容来探求历史教科书观点与史学研究成果的相对滞后性和片面性。孙永昌的《论高中历史课本中义和团运动部分吸收新成果的滞后问题》比较了现行四版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义和团运动，发现书中的描述滞后于史学研究成果，也指出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新成果的措施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学前教育思想史的研究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两大范式：一种是以学前教育家及其代表作为主线的思想史，其将历史背景与时代特点相结合，依据时间的顺序排列，论述学前教育家或代表作中的学前教育思想。另一种是以学前教育思想流派和思潮作为主线的思想史，其以历史发展为纵，思想流派为横，并将其放到整个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这两种研究范式是对学前教育思想发展的一种粗线条的梳理，忽视了对学前教育思想自身生成与流变机制的立体分析，既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演变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也难以准确地把握其在历史中的博弈与命运变迁，使得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失去本应有的丰富多彩和鲜活生命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研究范式都是聚集主流学前教育思想，体现的是精英教育家的幼教理论和观点，忽略了广大民众的主张和认识。学前教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实践。民众的幼教主张既是推动教育实践的不竭动力，也是精英教育家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如果仅仅以教育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当作学前教育思想发展的全部内容，这对学前教育思想史而言，既会减少厚重感，还会抹杀丰富性。如果学前教育思想史要占据大量的篇幅去撰写精英教育家及其代表作的思想，那么这种研究恐怕只能停留在表层思想上，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挖掘。当然，这并不是说学前教育思想史不能去阐述精英教育家及其代表作中的思想，而是说学前教育思想史不能仅著述他们的思想。学前教育思想既包括重要思想家、教育流派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和理论总结，更包括广大民众的学前教育主张。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应当重心下移，改变研究对象“高位化”的特点。在研究对象上，从教育家转向民众，让人真正成为教育思想产生的主体。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往往从他们的历史业绩中体现出来，民众的幼儿教育主张通常以思想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体现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教育习俗、教育故事和舆论中。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是对民众幼儿教育主张的理论总结，民众幼儿教育主张通常是教育家幼儿教育思想的基石或底色。从发展路径来看，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有可能是超前的，不是严格意义上依照时间的顺序来传承思想的；民众幼儿教育主张蕴藏在日常教育活动中，他们的教育思想除了讲求朴实和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周密的理论推理，却对日常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民众是推动整个幼儿教育实践变革的主力，他们的教育经验和主张，不仅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是整个人类幼儿教育思想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幼儿教育思想史研究既要注重发展的主线，更要与民众教育生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幼儿教育思想研究，展现一部有血有肉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发展史。在研究方法上，从文献转向口述，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除继续发挥文献研究法的优势外，历史口述法也大有用武之地。首先，学前教育思想源于实践，同时反过来指导教育活动。民众的学前教育主张和经验的传承，也主要依赖于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对经验与知识的口耳相传。其次，传统研究将学前教育思想经典化，使其成为教育家思想著述的历史。由于受体例的限制，留下的书面文献史料大都是官方或教育家思想的记载，对基层民众的有关记载非常有限。研究者研究学前教育思想需要拓展史料的来源。例如，与启蒙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启蒙教育，展现了民众对学前教育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挖掘不同时代的启蒙读物，对理解学前教育思想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再如，基层民众学前教育活动中，与知识和经验传播有关的史料（如民歌、民谣、民俗等）蕴含着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是民众学前教育经验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学前教育实践的直接体现。这些丰富的史料是学前教育活动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它们的挖掘能让学前教育思想栩栩如生地“活”起来。但是，这些教育史料往往是零碎的、不系统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挖掘和整理这些珍贵资料的难度将越来越大，而借助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能较好地弥补其不足，从而展现一部原生态的学前教育思想发展史。在研究重心上，从宏大转向微观，展现学前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我国传统的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注重从宏观的视角出发，着重对教育家论著的收集整理，缺乏对民众日常活动中体现教育理念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学前教育领域中的诸多细节过滤掉，从而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学前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研究视角下移的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不是简单地用微观的个体来代替宏观的整体，而是力图改变研究重心，即以具体的研究对象来代替抽象、概括的研究对象，注重对具体对象的挖掘和探讨。虽然关注民众幼教主张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具体的人或事物，但并不是只对这些具体微观现象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通过具体、微观现象折射社会发展的宏大整体，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于民众学前教育主张大多是零散、不系统的，正是通过对这些感性认识进行微观、具体的分析，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学前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更准确地理解理性认知的发展过程。可见，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运用具体描写的方法研究学前教育思想的历史，能较好地理解学前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更好地把握其“原源相生”的历史过程。在研究方式上，从分析转向叙事，展现学前教育思想产生的真实场景。民众的教育经验和主张，是民族共同体及其生命延续在精神层面的表现，是在漫长岁月里逐步积累而成的。面对如此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式，吸收西方叙事史学的优良传统和经验，从历史分析所主张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转向历史演变以“场景”为主要特征的“叙事”之中，即实现从历史“问题”到历史“场景”的转向，以生动地撰述教育思想，构建动态叙事的过程，使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变成可触摸的、可接近的、可普及于民众的历史，并成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叙事方法的运用，不仅能更好地使学前教育思想迸发出朝气，而且从理论分析回归到叙事，能将枯燥的理论教条转换为生动形象的教育情境，使研究者和读者一起“身临其境”。通过叙述和描写引导读者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让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且喜欢看下去。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原有的路径，转变研究视角，创新研究范式，既重视重要人物和教育流派的理论和学说，也要注意挖掘大众的学前教育经验和主张，上下衔接、纵横沟通，着力考察源流，“原源相生”，既溯其所自来，又辨其所当类，更明其所由去，从而全面地了解我国学前教育思想的基本线索和主要特点，并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以加深对现代学前教育理论的理解，为当今学前教育学科建设及学前教育实践提供丰富的理论素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国幼儿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研究”（B0A140020）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刚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20年7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发布会(2019—2020)”在北京召开。发布会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现场展示成果13项。现场发布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与《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为历史研究带来新视野和新课题。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多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形成了一系列新时代史学理论新成果。陈星灿(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编《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4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运用国际通用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中东部近1120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考古调查的成果，包括资料编与研究编两部分，总字数390万，插图929幅，图版465版，合计照片1852张。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完成中央交办项目“新中国70年”基础上，编撰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和经验，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所走过历程的简史著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步平、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8册。该成果为抗日战争通史著作。该著作突破以往单纯战争史研究的局限，将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来把握，放在世界大环境和战后长时段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助于读者对抗日战争进行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该著作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金以林、罗敏(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100册。该资料集收录文献341种，近5万页，所编选的资料主要为1945年以前出版的原版史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资料文件为主，以抗战军事为核心，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和思考。邵汉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日文，210册。该丛刊包括第一辑满铁调查月报100卷，第二辑经济调查50卷，第三辑贸易调查60卷。所收资料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较为罕见，对于研究日本对华资料调查和经济侵略，以及中国经济史、社会史、交通史、农业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徐蓝(首都师范大学)等著《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1919—194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该著作是系统讨论20世纪上半期英美结成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专著。基于美、英、德等多国档案，详细探讨了一战后至二战结束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和同盟关系的形成与确立。从军事外交新角度，研究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揭示该时期大国关系的互动状态以及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深层关系。现场展示成果13项严志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宋镇豪(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主编、马季凡(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编纂《绘园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杜继东(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著《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3册。左玉河(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所)主编《民国社会生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2册。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7册。张国刚(清华大学)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2册。张双智(北京师范大学)、杜常顺(青海师范大学)主编《近代青海考察记与调查资料汇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出版，中文，40册。杨栋梁(南开大学)等编著《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中文，19册。邹逸麟(复旦大学)著《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张生(南京大学)主编《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4册。王日根(厦门大学)、【日】大木康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6册。陈伟(武汉大学)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第三、四辑)，文物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中文，2册。吴晓亮(云南大学)、贾志伟主编《腾冲契约文书资料整理与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3册。数据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24日 15 版)

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回应真实而重要的理论或现实问题。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其重要问题莫过于学生的成长，因为学生不仅是教育的主体，还是未来社会的塑造者。中华书局出版的《学业、革命与前程——大转局中的清末浙江学生（1901—1911）》一书，基于历史“大转局”的理论视角，以清末浙江学生生活为研究对象，从生活史角度对清末学生、教育与社会变革做出了系统分析和空间呈现，涉及学生生活史理论、地方教育秩序、新式学生群体形成、学堂学生生活、留学生的思想与学业等，将学生因时代而变化的特殊境况，以及学生与社会的互动，作为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空间的一把钥匙。书中通过对154位浙江籍新式学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试图从别样视角探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　“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作者将新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抓住了教育学术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使得关注精英人物教育思想与宏观教育制度的教育史研究，转向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成为学术研究取向的一次重要变革。在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中，举凡管理活动、教学活动等，均成为教育活动研究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是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活动。教育本意就在于使学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作者以清末学生的成长为对象，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展开系统分析，积极践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研究路径。书中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拓展为“士农工商学”的“五民社会”，就是这种研究取向的体现。正如作者所言，与传统的“士”相比，社会变局中的学生急于吸收新生事物，同时又带有对旧时代的天然不满，所以能够很快接受外界强加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举措，最终形成磅礴的社会推动力量。这种 “以学生为中心”、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学生活动的教育历史研究，是教育史学研究的新拓展。该书并未停留在就学生论学生的简单层面，而是通过学生的成长与变化，透视教育的变迁与社会的新陈代谢，突破线性的“学生→教育→社会”的单向度分析，将其置于“学生?圮教育?圮社会?圮学生”的多维互动空间中，考察学生成长、教育变化与社会革新的多维关系。在研究中，作者将“学生力”作为历史动力源的一个重要维度予以分析，并从学习力、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等角度，对学生力进行诠释，使学生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出现在研究成果中。这种生动鲜活既体现在思想领域、情感领域，也更为直观地体现在行动领域，进而与社会活动发生联系。这种研究构思，使学生活动以立体形象呈现在研究成果之中，是对教育活动史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学术研究成果强调准确、严谨、规范、系统，这种表达方式在保证研究成果学术品质的同时，容易带来古板、生涩、枯燥等问题，产生阅读受众少、难以普及的结果。为改变这种情况，作者做出大胆尝试，将教育生活叙事作为研究成果的实现方式，将学生生活叙事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方法维度，将文学表达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表达维度，将“回到现场”作为研究成果的效果维度。在保证成果学术品质的前提下，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学生活动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强调“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在具体表达时，突出表现为“在场性”（具体场景）、“生活性”（真实活动）、“精神性”（精神或心理变化）。在保证学术著作可读性的前提下，担负起“存史”与“释史”职能。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尊重学生生活，辨析、甄选学生生活史料，追溯历史中学生“活的”实践，重点考察学生生活体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以及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从史料本身寻求学生生活的历史情感，以通俗的语言进行形象化、故事化的叙事，使学术著作以立体生动的形式得以呈现。为了保证表达效果，作者还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借鉴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文学表达方式，通过微观、通俗的语言，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有机融合，展示学生生活画卷，使学术论证与文采飞扬相得益彰。这种表达方式，如同作者所言：学生生活史研究强调的不是去寻找规律、解释生活，而是描述生活，更好地让读者从阅读中实现自我体验。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研究对象选取、研究方法运用以及新史料挖掘，为得出新结论创造了条件。新结论不仅回应教育历史中的理论研究问题，而且尝试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该书以学生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学生成长因素以及学生成长与教育、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广泛选择学生生活资料，史料来源不拘一格，举凡人物传记、日记、自叙年谱、书信集、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纪念刊、校史、人物文集等均是资料来源。在多学科方法运用中，作者对资料做灵活处理，使研究成果既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之上，又积极回应学术问题与实践问题。在将研究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向教育活动转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学生活动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阶段尤其如此，“学生是透视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在作者看来，新式学堂学生异于传统士子童生，清末学生群体以鲜明的知识性，颠覆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范式。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是对历史以及历史研究中核心问题的有效回应。具有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重心。不过，由于对人及教育认识的不同，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观点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具有“尊尊亲亲”等级观念的人才，使人按照既定轨道亦步亦趋，这样一来，教育容易成为教化。这种对人与教育的狭隘认识由于列强入侵得以打破，社会上对人与教育出现了全新的理解，新式教育开始出现。历史并非直线式向前推进，清末教育遇到的问题在今日世界各国教育中依然存在。按照巴西教育家弗莱雷的观点，教育从来都不是中性的，要么解放人，要么束缚人。该书对新时期的教育如何解放人、使人摆脱被束缚状态做出了积极回应。“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中的体现理论研究问题不同，提供的学科知识相异。对不同问题研究产生知识的增加与融合，使得学科趋于成熟。该书提出“大转局”概念，并分析和尝试解释清末中国学生、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术研究助推学科建设的有益尝试。晚清时期的中国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面临一个未知世界，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要重新认识自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这种认识的直接反映，变革成为不可逆之事。晚清时期的中国在“变”与“不变”、“变”什么、如何“变”以及“变”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上，经历了艰难选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艰难选择的结果。然而，“中体西用”是“大转局”社会中被动选择的结果，其中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教育中体现为：学生的素质结构可以且必须变，但是规格不能变，即教育要培养具有新型素质结构却要维护皇权统治的人才，使得教育应然目的与实然目的产生冲突，可谓“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的体现。作者恰当地使用“大转局”概念对这类问题作出分析。不仅如此，将学生生活置于近代历史“大转局”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推动学科建设的主观目的。亦同作者所言：“如何超越已有的学生史研究框架，跳出区域史、社会史乃至教育史的故有视野来看待学生发展问题……本书借助转局理论，通过探究清末浙江学生，尝试建构学生史研究的新框架。”（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日第2002期 作者：李忠精彩推荐：教育研究需围绕教育现实课堂之外的教育远比课堂教育重要在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中把好留学生“质量观”和“质量关”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在南京举行。近20年来，体育史研究在体育学术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化的状态，而中国的史学界也一度忽略了体育历史的书写和关注。然而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体育史的重要性已日渐凸显。为了引起学界的关注，倡导更多人投入体育史的讨论与研究中，1月15日，《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在南京举行，邀请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教授崔乐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筱才以及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教授路云亭作为主旨发言专家，围绕“中国体育史研究方法与方向”的主题，与来自国内数十个高校的中青年学者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体育与科学》杂志是一本由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江苏省体育局主管的双月刊，也是唯一一份进入国家核心期刊的杂志，且同时入选CSSCI，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三个遴选数据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倡导体育文化建设，为体育学独立于教育学，成为人文社会学的一级学科，起到拓荒性的作用。而《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开办五年来鼓励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到对体育问题的讨论中，开放知识体系，走在学术前沿。此次有关体育史研究的工作坊筹备长达两年，是史学界和体育学界学者的首次双向学术对话，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从体育中的历史，走向史学中的体育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对当下体育史研究的状况作出了整体评述。他表示，在中国，体育史研究仍局限于体育学界，并未扩展到史学界；因而体育史研究尚未达到历史学整体的学术规范，包括对史料的爬梳、对注释的引证和表述、对深度资料的挖掘，都与历史学整体有很大差距。“问题是历史学界对体育这一人类投入了大量激情、创造了诸多辉煌的生存方式，历史学界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体育史这一学术领域一向很寂寞。”金大陆说。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专家学者希望借由这次机会，倡导体育学界与史学界的联合。让体育史研究不仅仅总结体育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更是要把体育史纳入到当代中国整体史中，与政治、经济、文化史相沟通。通过体育史的视角，来看国史整体态势。让体育史研究“从体育中的历史，走向史学中的体育”。在这样的倡议下，金大陆又分别按照纵向与横向，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在纵向上，体育史研究可以分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中国近现代体育史和新中国以来的中国当代体育史；而在横向上，体育史要从古代希腊和近代奥林匹克运动史的比较视野，研究诸如各类型国别和各类体育项目的训练史、技术发展史、竞技制度史及人物，研究体育哲学史、体育经济史、体育教育史、体育建筑史等等。但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研究，都不能让体育史孤独表达和呈现，一定要与政治史、社会史等高度融合，从世界史的视野考察中国体育史。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教授崔乐泉则针对体育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展开了探讨。他表示，研究和融入体育史学科，需要明确掌握体育史、体育史学和体育史学史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及三者间的区别与联系。而体育史主要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系统与层次的分析方法。除此之外，崔乐泉还厘清了体育史的研究对象，例如体育发展的客观进程、体育史观、体育史编纂学、体育史家的体育史学活动、体育史学评论、体育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等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的冯筱才口述史以细节取胜，对体育史研究至关重要身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的冯筱才，则从历史学研究者的角度，对体育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冯筱才认为，不存在“体育史被史学超越”的说法，体育史研究中体育学者有自身的优势，如运动技术、项目专业性、制度人脉的了解等等。同时，他提出，体育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从“义和拳”到奥运会，体育往往与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体现了中国人的焦虑与追求，是历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冯筱才还指出了当下体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缺陷。他提出，历史研究需要以史料为本，而体育史领域有海量史料尚未整理，这是体育史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体育史研究需要克服狭隘的专业主义，不支持孤立研究，而是要具备多元的研究方法与广阔的研究视野，可从整体史学、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科学、日常生活、比较分析、概念史等不同方面丰富研究视角；另外，体育史在主题开放性与研究深度、问题意识与论点创新也亟需进一步加强；并加强学术交流，让体育史研究更国际化，更规范。上海体育学院教授路云亭上海体育学院教授路云亭目前正在梳理这30年来《体育与科学》杂志的当代学术影响史。在回顾与整理中他总结了体育史研究中的种种关键与问题，并与在座的专家学者分享。他强调，在古代体育史研究中要慎用“体育”的概念。体育应有成熟的法系和规则，而中国古代的祭祀、游戏等活动并没有类似现代奥运会的完整法系和规则，因此路云亭认为不可将其与现代体育混为一谈。另外，他又指出，体育史研究要打破封闭格局，实现开放交流，与国际史学接轨，这样可以开拓体育史研究的整体空间，实现双赢或多赢。路云亭格外强调了口述史对于体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口述史看似没有理论，但其理论是内含在细节中的，即便受访者说话不够真实也有其研究价值，只要研究者注意甄别；因为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真实的东西，任何人都无以抵达历史的真实性；而口述史以细节取胜，细节中蕴含的震撼性无可比拟，某些细节甚至足以颠覆历史。比如他在采访老体育者的过程中，无意中听说的某个细节，就足以颠覆现有的一切见解。除了各项主旨发言，在座的专家学者还围绕体育史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体育与法学、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谈到了乒乓球、广场舞等具体体育项目的研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回应真实而重要的理论或现实问题。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其重要问题莫过于学生的成长，因为学生不仅是教育的主体，还是未来社会的塑造者。中华书局出版的《学业、革命与前程——大转局中的清末浙江学生(1901—1911)》一书，基于历史“大转局”的理论视角，以清末浙江学生生活为研究对象，从生活史角度对清末学生、教育与社会变革做出了系统分析和空间呈现，涉及学生生活史理论、地方教育秩序、新式学生群体形成、学堂学生生活、留学生的思想与学业等，将学生因时代而变化的特殊境况，以及学生与社会的互动，作为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空间的一把钥匙。书中通过对154位浙江籍新式学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试图从别样视角探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作者将新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抓住了教育学术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视野下移”的学术路径，使得关注精英人物教育思想与宏观教育制度的教育史研究，转向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成为学术研究取向的一次重要变革。在基层、民间的教育活动中，举凡管理活动、教学活动等，均成为教育活动研究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是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活动。教育本意就在于使学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作者以清末学生的成长为对象，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展开系统分析，积极践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研究路径。书中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拓展为“士农工商学”的“五民社会”，就是这种研究取向的体现。正如作者所言，与传统的“士”相比，社会变局中的学生急于吸收新生事物，同时又带有对旧时代的天然不满，所以能够很快接受外界强加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举措，最终形成磅礴的社会推动力量。这种 “以学生为中心”、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学生活动的教育历史研究，是教育史学研究的新拓展。该书并未停留在就学生论学生的简单层面，而是通过学生的成长与变化，透视教育的变迁与社会的新陈代谢，突破线性的“学生→教育→社会”的单向度分析，将其置于“学生?圮教育?圮社会?圮学生”的多维互动空间中，考察学生成长、教育变化与社会革新的多维关系。在研究中，作者将“学生力”作为历史动力源的一个重要维度予以分析，并从学习力、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等角度，对学生力进行诠释，使学生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出现在研究成果中。这种生动鲜活既体现在思想领域、情感领域，也更为直观地体现在行动领域，进而与社会活动发生联系。这种研究构思，使学生活动以立体形象呈现在研究成果之中，是对教育活动史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学术研究成果强调准确、严谨、规范、系统，这种表达方式在保证研究成果学术品质的同时，容易带来古板、生涩、枯燥等问题，产生阅读受众少、难以普及的结果。为改变这种情况，作者做出大胆尝试，将教育生活叙事作为研究成果的实现方式，将学生生活叙事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方法维度，将文学表达作为呈现研究成果的表达维度，将“回到现场”作为研究成果的效果维度。在保证成果学术品质的前提下，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学生活动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强调“回归生活常态”的成果表达形式。在具体表达时，突出表现为“在场性”(具体场景)、“生活性”(真实活动)、“精神性”(精神或心理变化)。在保证学术著作可读性的前提下，担负起“存史”与“释史”职能。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尊重学生生活，辨析、甄选学生生活史料，追溯历史中学生“活的”实践，重点考察学生生活体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以及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从史料本身寻求学生生活的历史情感，以通俗的语言进行形象化、故事化的叙事，使学术著作以立体生动的形式得以呈现。为了保证表达效果，作者还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借鉴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文学表达方式，通过微观、通俗的语言，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有机融合，展示学生生活画卷，使学术论证与文采飞扬相得益彰。这种表达方式，如同作者所言：学生生活史研究强调的不是去寻找规律、解释生活，而是描述生活，更好地让读者从阅读中实现自我体验。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研究对象选取、研究方法运用以及新史料挖掘，为得出新结论创造了条件。新结论不仅回应教育历史中的理论研究问题，而且尝试回应教育现实中的实践问题。该书以学生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学生成长因素以及学生成长与教育、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广泛选择学生生活资料，史料来源不拘一格，举凡人物传记、日记、自叙年谱、书信集、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纪念刊、校史、人物文集等均是资料来源。在多学科方法运用中，作者对资料做灵活处理，使研究成果既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之上，又积极回应学术问题与实践问题。在将研究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向教育活动转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学生活动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阶段尤其如此，“学生是透视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在作者看来，新式学堂学生异于传统士子童生，清末学生群体以鲜明的知识性，颠覆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范式。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是对历史以及历史研究中核心问题的有效回应。具有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重心。不过，由于对人及教育认识的不同，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观点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具有“尊尊亲亲”等级观念的人才，使人按照既定轨道亦步亦趋，这样一来，教育容易成为教化。这种对人与教育的狭隘认识由于列强入侵得以打破，社会上对人与教育出现了全新的理解，新式教育开始出现。历史并非直线式向前推进，清末教育遇到的问题在今日世界各国教育中依然存在。按照巴西教育家弗莱雷的观点，教育从来都不是中性的，要么解放人，要么束缚人。该书对新时期的教育如何解放人、使人摆脱被束缚状态做出了积极回应。“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中的体现理论研究问题不同，提供的学科知识相异。对不同问题研究产生知识的增加与融合，使得学科趋于成熟。该书提出“大转局”概念，并分析和尝试解释清末中国学生、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术研究助推学科建设的有益尝试。晚清时期的中国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面临一个未知世界，重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要重新认识自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这种认识的直接反映，变革成为不可逆之事。晚清时期的中国在“变”与“不变”、“变”什么、如何“变”以及“变”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上，经历了艰难选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艰难选择的结果。然而，“中体西用”是“大转局”社会中被动选择的结果，其中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教育中体现为：学生的素质结构可以且必须变，但是规格不能变，即教育要培养具有新型素质结构却要维护皇权统治的人才，使得教育应然目的与实然目的产生冲突，可谓“大转局”在微观教育领域的体现。作者恰当地使用“大转局”概念对这类问题作出分析。不仅如此，将学生生活置于近代历史“大转局”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推动学科建设的主观目的。亦同作者所言：“如何超越已有的学生史研究框架，跳出区域史、社会史乃至教育史的故有视野来看待学生发展问题……本书借助转局理论，通过探究清末浙江学生，尝试建构学生史研究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