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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暖然似春

如何理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如何理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朱小蔓许多教师天天都在教育实践中,天天接触孩子,一旦进行理论研究,却不一定具有教育实践的敏感性。这是为什么呢?要解答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师?——这两个根本性的概念切入。我的职业生涯比较复杂,我是集教师、行政干部、研究者三重身份于一身的人。我从73年开始做教师,不久就开始担任行政工作,自78年又开始转向做科研,几乎行政生涯、教师生涯和科研生涯是同步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经历,使我这样一个现代的、特定的科研管理工作者,拥有一种特别的生活基础,正是这种生活基础,才使得我将教育研究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本身的逻辑运动。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即生活本身的逻辑运动,是分叉——合流——再分叉——再合流,这样一个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过程。因此,对我个人来说,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都告诉我:任何一个思想的产生,都来源于实践,都会在实践中找到它的原形。这个原形可能是可以直观的原形,也可能可以找到它的原形对我的一种触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我对生活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对“教育理论可以离开教育实践,形成独立的教育理论”的观点,不能够认同。教育理论或近、或远、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来源于实践的根基。教育实践如果没有比较清楚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教育实践。我跟实践一线的教师接触很多,我总是跟他们这样说:我们两群人要互相靠拢,你们应该向理论工作者靠拢,因为实践需要反思,实践需要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如果你们真想成为一个比较清醒的实践者,不跟理论工作者联盟是不可想象的。有的教师说,我天天都在课堂上,难道没有实践的感受吗?我认为天天在课堂上的人,不一定对教育实践有真切的感受,不一定对教育实践有敏感性。我常常觉得,许多教师工作了许多年,对教育实践却不一定敏感。他们以为自己有教育经验,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东西是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是最值得自己去认真观察、对待、处理、思考的东西。因为任何现象都存在着两重性:即重要性或不重要性;本质性或浅表性。教师要有甄别事物的两重性之意识和能力。不要认为自己处在现象中,对经验就一定很敏感。许多教师天天都在教育实践中,天天接触孩子,一旦进行理论研究,却不一定具有教育实践的敏感性。这是为什么呢?要解答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师?——这两个根本性的概念切入。从根本上说,教育一定是反映了人的学习过程、求学过程中最本质的东西,教育就是对学习者的关心和指导。而教师则是在教育过程中承担着指导和影响学习者的角色。所以,现代教师的概念是个大概念。只要是在学习过程中作为指导者和影响的,就是教师。那么,教师如何关心、指导和影响学习者呢?首先,教师要关心学习者。具体地说,教师要关心、关怀学习者的学习:关怀学习者在学习中的动机、动力和障碍,指导学生更有效的学习;不仅指导当时有效的学习,而且激发学习者持续学习的欲望和动力。这样的教师,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教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大学教师,只要是做一个人师,都需要观察人是怎样学习和进步的。如果将“合理地改进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方法,保持学生旺盛的学习精力”作为衡量一个成功教师的标准的话,那么,许多老师都不能达标。一些教师不仅不能发现学生学习上的根本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生进步,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拟制学生的学习动机。有的甚至南辕北辙:没有指导学生掌握好的学习方法,而是教了一大堆错误的方法;没有使学生养成持续发展的学习动机,而是泯灭了学生学习之火。这样的教师就不成其为教师。教师如果不能把握住做教师的真谛是什么?教育的根本是什么?他不能遵循这条主线去做教育,也就不可能产生对教育经验的敏感性。这些对教育经验没有敏感性的人,就不能做好教师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中的教师需要训练。那么,究竟应该训练什么呢?我认为,要训练眼睛、耳朵、嘴巴、体态语言、整个心智,特别是大脑;甚至是训练教师的感情、敏感以及怎样做研究。教师要获得这种能力,不与教育理论工作者在一起学习,是行不通的。一个教师,如果从来没有受过做教育研究的训练,不明白做教育研究的真谛,不懂学习过程的教育心理学(比如大脑认知的机理),也没有对文化的理解力,没有高尚的情操,甚至没有教师特有的人格条件;不通过学理论,不通过学思想,不用博大精深的文化去涵养自己,怎么可能变成优秀的教师呢?所以,教师不要以为,可以离开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合作与指导,可以单独做好教育研究,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有的教师对我说,自己学了许多教育理论,到了教育实践中不会用。我说,那当然了,教育思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培养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学生进行的哲学训练比较多,今年第一次,我以德育学的方向招收博士生。这是全国第一家德育学的博士点。我开出了两个方向,即道德哲学和德育政策分析。我认为哲学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教师没有经过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不可能对教育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为什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哪?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些人有很多伤害,耽误了很多时间。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选择。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66年,我会考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我当时的成绩比较好,一心想学理工科,由于当时物理或无线电系是第一位的热门专业,所以,我的全部高考志愿填的都是无线电系。可是刚刚填完高考志愿,文革就开始了,运动就开始了。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和人生选择。最后,我就弃工从文了。就从文而言,我是先从文学,再从哲学,最后再从教育学。我入教育学的门很晚,几乎是40岁的人了。但我有老高中的知识基础,那时,我们受的教育是的的确确的素质教育,今天我们也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我以为,还没有回到文革前的教育质量——全面发展的教育。那时候,我们在高考前还听音乐会、看话剧(老舍的茶馆)、参加学雷锋活动,学习上根本没有死记硬背。我那时的数理化学习,很用功,做了大量外国的试题,包括苏联、匈牙利、美国等国家的试题。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那时高中学生的基础知识训练,还是很扎实的。虽然我们没有去学工,但当时的训练对我们的理论思维,乃至整个意志的培养,功效还是很显著的。后来,我就从学文学走到学哲学,又从学哲学走到学教育学。走了这一个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文学给我的是一种人文的力量,那么多人物的精神世界丰富着我的精神世界。文化的力量,可以说是相当多的凝聚在文学经典中的,当然也包括凝聚在历史经典中。所以,我认为,人文力量,可能首先体现在文学中。文学对现在学生的影响逐渐式微了,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那时侯,我们与老师接触很多,不象现在的学生难得和老师在一起。我们班50个学生,配了80个教师,天天和老师在一起。从这里,我还是悟出来,教师更重要的事,不完全在课堂,最重要的是通过师生交往而生成出来的新东西,是知识之外的东西。  其次,教师要影响学习者。教师的人格和学问融为一体的力量,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两者缺一都永运不可企及的、都将永远不能领悟的神奇力量。有人告诉我,一个院士对他说:“如果还有来世,自己能自由选择专业的话,一定选择研究道德教育。”我听了很高兴,很希望有一天能跟这个院士进行道德教育的对话,讨论他为什么渴望研究道德教育。说实在的,一个人到不了这个境界,是没有办法做好道德教育的。我对自己的学生的道德要求是很严的,道德教育和学问教育两者之间,原本在教育中最深层次上的东西是一体的。之所以现在的教育变得让人不能容忍,是因为在教育中这两者被割裂了。今天的一些学问专家,实在缺少情操、缺少胸怀。今天的教育,不能影响学生的人格发展,不能达到改变人生方向,影响人终身发展的地步。一个真正的教师是一个能影响学生终生发展方向的人。美国的卡内基教学委员会的波伊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睡不着觉,在床上细数自己一生受过哪些教师的教育。结果发现,只有四个教师是影响自己人格成长的真正的教师。为什么只有这四个教师被认为是真正的教师哪?原因在于,这几个教师具有深刻的道德目标,能对学生进行道德性的影响。他们影响了学生一生的信念和追求。所以,波伊尔坚持认为:教师是一个对年轻一代具有最深远影响的人,是一种比其他任何职业都神圣的职业。解答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师之后,我们究竟如何理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呢?理论怎样影响实践、理论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实践哪?由于我做了十四年处级干部,又做了三、四年院长、所长,之后又做了七年大学副校长,加在一起,做行政干部已经二十多年了。可以说,我做行政和做专业的时间一样多,一直是一个双肩挑的人。因此,我理解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教育行政决策和教育实践的关系,就会有我自己的特殊角度。我一直认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分界是不那么清楚的,也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教育理论就没有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理论,教育理论原本就是整个现场,它的理论都是来自于教育活动之中,而教育活动本身又是人在其中的活动,这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一个教育者理解教育活动,一定有自己的眼光、情感、体验、角度,甚至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胸怀。因此,那些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的教育理论,它本身一定积淀着很厚重的教育实践,它早已经与教育实践水乳相融、镶嵌在一起了。可以说,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能产生影响,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关联,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没有任何的遭遇、遭际,就不会产生影响。教师的影响是通过对学生的真切的关怀,产生连接的。影响这个词需要好好研究,影响是一定要有关联的。比如,一个做教育史研究的人,如果要成为一个教育史家,就一定要研究教育实践,和教育实践产生关联,而且当他懂得教育实践以后,对教育史的诠释就会不一样,就不会完全是引经据典,即使是同样的引经据典,其对教育史的研究也会不一样,即使依据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史实,做出来的东西也会不一样。这是因为,史学家本人不一样而致。我认为,要对教育实践有影响,一定要与教育实践有连接;连接的方式是不样的,不是说天天要蹲在学校里,这样是不可能跳出来一点去看世界的;连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连接与间接连接、关心连接与现场直接操作等多种样式,但是必须连接。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一个关照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家,必须到教育实践中去。  那反过来说,教育实践中怎么会有教育理论哪?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鄙薄教育实践工作者,认为教师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没有什么理论,不可能搞出象样的教育理论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原因在于,今天的教育活动和早年的教育活动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的教育的活动是从师傅带徒弟到班级授课制,主要的任务是传递知识。这种教育理论主要是研究知识传递的过程,研究知识是如何传递的。只要研究了教学心理学,就可以当好一个教师。即使是这样浅表的理论,也是来源于教育实践的。如果没有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班级授课制,就没有赫尔巴特,没有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就没有所谓的教育理论。教育理论本来就是来自于教育实践的。今天,教育理论就更加需要教育实践了,今天的教育理论变得这样广大,已经打破了和经济、社会之间的藩篱。这种情况下,有极其广阔的社会实践活动背景,其中有许多理论渗透于其中,这么多思想、理念,社会学的眼光、经济学家的眼光、人类学家的眼光、政治学家的眼光,都进入到教育活动中间,今天的教育活动再也不能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审视,必须从各个学科视域融合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了,今天的教育实践中有许多问题可以催生出新的理论。  为什么说,教育实践产生教育理论?原因在于:教育实践中蕴涵着丰富的、大量的、复杂的、千变万化的问题。问题是产生理论的根源,没有问题就没有科学研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来源于问题。劳丹认为,科学理论产生于两个来源,一是经验中的问题,二是概念中的问题。没有经验和概念中的问题,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理论。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史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教育研究也是研究,也是智力劳动,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做教育研究,应该呼吁优秀的人来做教育。如果只是一些智力不高,情操不够的人来做教育,教育是没救的。因为,毕竟教育是人的事业,要靠教师、靠带头人、靠有影响力的人、靠教育家来做。教育家如果不优秀、不聪明、没有智慧、没有健全的大脑和理智、没有丰富的情感世界,教育是做不好的。我一直主张教育家应该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人,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一直不相信非常沉闷、闭琐、小气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教育家。只有大将风度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教育家。一个人有许多优点,但没有胸怀决不可能成为教育家。教育家是愿意使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在自己的努力下,变得好一点的人。没有胸怀怎么可能成为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是让一个人想把最好的方面展示给你看的那样一种东西。这是教师要学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许多教师培训没有讲到点子上,不知道把教师启发、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引导教师发现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教师能够发现一个生命的希望,发现一个生命的力量。如果一个教师不能发现一个生命的希望,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心血来唤起生命的力量的话,这个教师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教师。教师怎样才能发现生命的力量哪?没有宽广的胸怀,总以为别人想干什么,不相信人,用一种不正常的眼光看人家,评价人家,总是以一种不好的心情去怀疑别人的积极性,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的。我以为,不管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一旦他表现出某种热情和积极性,这就是一种了不起 的东西。保护这种积极性比什么都重要,教师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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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理论实践与实践理论辩证关系探析

教育活动中的这两个主体分别从事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尽管有些研究也提出了理论研究者要关注实践、实践工作者也生成理论的观点,但由于没有很好地揭示教育“言说者”的实践品性和教育“行动者”的理论特征,结果是不但没有让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之关系更为亲近和密切,反而让两者越走越疏远。一、理论的实践品性:教育言说者之理论实践教育学家也从来就不是从“石缝里蹦 出来的孙大圣”,他们的生活史本身就成为他们的教育体验史,教育实践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深深胎记, 使他们魂牵梦绕,让他们想忘都忘不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怎样地富有教育的天赋、无论怎样地富有教育学的想象力、无论怎样地擅长概念的运动,任何研究者的教育理论都与他们的教育实践息息相关,与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的生活史密不可分,这就是他们存在的天命,是他们的效果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理论一定包含着教育的实践因子。二、实践的理论特征:教育行动者之实践理论实践智慧的精髓在于“个别求中道”,即 在个别性的实践中求取具体的恰当性。当代哲学在批判现代性思维方式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吸取这一思想精髓。解释学中加达默尔对实践智慧的复兴;政治哲学中欧克肖特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伦理学中麦金太尔对古代德性的重视;社会理论中布迪厄对“实践感”的强调;政治学和人类学中詹姆斯.斯科特对地方知识和“米提斯”的倡导等,都表明,实践活动正在以一种特有的理论形态、独特的理论品质屹立于学术之林。三、走向握手言和的“实践理论” 与“理论实践” 认识到教育“言说者”与“行动者”的这种相互进入关系,才使得双方多了一份平和的心态,少了一份敌视的情绪。说白了,教育的“言说者”和教育的“行动者”共同构成了教育活动的利害相关者。这样,教育的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的视觉透射方式,应该由过去“向下看与向上看”的关系转换成现在的“向左看与向右看”的关系,甚至双方还要形成“看别人就是看自己”的视觉思维。 这一方面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分工仅仅是制度化的设计与安排,彼此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更因为, 无“言说者”就无“行动者”,无“行动者”就无 “言说者”,“言说者”本身就是“行动者”,“行动者”本身也就是“言说者”。这样,教育的理论工作者就少了一份高傲与清高,多了一份平和与谦虚; 教育的实践工作者就少了一份自卑与胆怯,多了一 份自信与力量。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蔑视别人就是蔑视自己,欣赏别人就是欣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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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不待师

教育研究需围绕教育现实

【思想汇】编者按近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教育改革的文件,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方方面面。面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教育研究急需调整研究范式。本版作者认为,教育研究队伍要走出传统研究的惯习,围绕教育场中的实际问题做实证研究,构建循证教育体系以推动研究的科学化专业化。学科研究的惯习与教育实践需求错位学科研究一般聚焦于一门学科的概念、表述体系和基本原理,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与其他多数研究领域一样,我国现代高水平教育研究也发端于高等学校,沿此惯习,当下许多教育研究仍体现为浓郁的学科研究的特征。其一,相当数量高层次研究选题基于研究者的学科立场和学术研究优势,而不是基于教育实践者的真实需求。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层次课题管理部门允许申报者自主确定课题参与立项竞争。这使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经历和较丰厚学科研究积淀的高校教师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据统计,近些年多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教育学项目是由高等学校承担的。高校教师承担课题有其自身学术优势,但却存在忽视研究课题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的倾向,这与他们学术型成长经历和担负高校分科型教学任务有关。另外,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绝大多数教育实践问题是综合型的,特别是诸如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高考改革、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以及教师校外有偿补课等教育难点问题,关涉到不同层级政府的责权划分,具有不同发展优势的学生的学习机会再分配、城乡统筹发展、国民教育价值取向变革、教师法律权利边界确定等多个领域,仅仅由高校教育学科教师组成的课题组来突破这些教育实践难题是有困难的。其二,应用性指标在研究项目的结题评审中应有的地位缺失。论文、专著出版的级别以及研究过程和方法的学术规范性,是目前项目结题评审专家们普遍关注的要点,但对能否真正能解决教育实践问题评审不足。这也是为什么10年来全国各地结题的省部级以上教育研究项目数以万计,但让教育行政管理者、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家长感到可用的成果并不多。简单的“科学主义”与教育的复杂性错位以经典物理科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自十九世纪兴起以来影响深远,其典型特征是,认为事物运行和发展过程是确定、有序、可逆的,表现出对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或具有线性特征的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盲目崇拜。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忽视教育现象的复杂性,试图用简单思维方式解释复杂教育问题的做法也相当普遍,比如:有人随意放大一种教育要素对整个教育发展的绝对性影响,提出“有一个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的判断;有人忽视教育任务和教育资源条件的差异性,简单套用统一的生师比来评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生师比的合理性。用简单的思维方式所得出的结论,虽然看上去“干净利索”,但由于不能准确揭示教育问题发生的复杂内在机理和外在制约条件,所以不可能生成出准确的改进建议。理想取向与教育的现实状态错位教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理想取向与教育的现实状态的错位的表现形态是,聚焦应然性研究,只是描述理想状态下的教育要素、要素间的关系形态以及资源供给水平,而很少结合我国各地教育实际状况,提供从不理想的现实状态迈向理想状态的具体改进路径和实施策略。我国现有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部分都是按照这种理想模式编写的。这是许多教育学教科书看上去“挺有道理”但不能有效指导实践的重要原因,也是师范毕业生不能很快地适应教育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现实学校中的教育要素如教师、学生、教育设施都不是按照教科书所期望的理想状态配置的。两种研究的区别在于,应然性研究可以从容止步于种种理想化的设想,而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的研究是复杂的,它要综合考虑发展目标设置的合理性问题,现实教育要素水平以及推进过程中人们可能获得的资源、制度和政策条件,是研究者必须深入到教育实践中经过多方合作和反复尝试才能完成的。教育研究必须围绕现实探寻答案为了匡正上述三种错位,当代中国教育研究必须探寻新的立项依据、研究组合方式、研究展开进路以及新的评价标准和话语方式。第一,回归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正确轨道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代教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须在实践标准的视域中,合理地处理好学科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只有回归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有效认识链条上,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突破。实践证明,许多难点问题,只有提升到更高理论层次上进行综合研究才能解决,例如,对教育部所属高校招生名额省域分配问题,就存在“按人口数量分配”“按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需求分配”“按各省、直辖市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分配”和“尊重历史沿革”等不同理论观点。这说明只有以现实教育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准确把握其在实践中的真实状态,透视并在更高的层面解决相关理论问题,才能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坚实理论依据的具体对策。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学科才能不断吸收到富于时代气息、有助于现实问题解决的新理论。为此,省部级以上课题立项单位应适当压缩自主立项项目,主要投放从教育实践中征集到的急需课题;支持理论工作者与高水平实践工作者联合攻克长期难以解决的重要难点问题,并在立项时要求课题组设计实践过程,明确实践单位,预估实践效果;要求重要课题结题时必须提供引领解决相应实践问题的证据,并将实践效果优劣作为评价研究质量高低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第二,按照复杂科学的原理和话语方式,解释和解决复杂的教育问题。复杂具有普遍性,简单只是复杂的一个特例或构成环节,正如法国哲学家莫兰所说的,“简单的东西,不再是任何事物的基础,而只是在复杂性之间的一个过渡的环节。”首先,要承认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它是由稳定要素与不稳定要素、可预见事件和随机生成事件、单一因果关系与多元共同影响关系、相似特征与差异化特征、连续发展的有序性与无序性(如某些断裂性事件)共同构成的,表现为多要素影响、多样态构成、多种发展路径共存的存在和发展样态,因此教育研究不应再满足于现状批判和对小局域内教育要素间关系的简单描述,而是要准确判断每种状态存在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评估其在全局中的位置和作用,揭示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判断其合理性构成特征并预见其发展趋势。其次,要用新的学术词汇和话语方式表达复杂科学视域下的研究成果。在简单事物观视域下,人们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表述,一般使用公式、公理以及决定、必定等词汇和话语方式,以明确事物运行和发展的确定性、有序性和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显然这些词汇和话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研究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教育研究领域契合复杂科学的词汇至少包括:概率、随机生成、博弈、多元分析、趋势预判、差异评估、自主适应、系统协同、整体观照、边界探寻、匹配分析、价值偏好、多重路径、潜能识别、优化选择、危情干预、非连续性事件等等,这种话语方式更能恰当反映复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本质属性,如对体罚效果的判断是,“通过体罚获得好的教育效果是一个低概率事件”。第三,把研判不同区域和学校教育要素构成的现实特征以及探索达成预定目标的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作为教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此,应在研究立项体系中,划分出一类推广应用研究,鼓励优秀结题项目特别是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做好后续推广应用研究,从而在制度设计和立项规划层面上引导高水平研究关注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的研究,以有效促成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性转化。此外,当代教育研究还要从我国教育要素和资源供给的差异化特征出发,透彻解析研究对象的现实存在特征,分级分类制定个性化实践路径和发展策略。(作者:傅维利,系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桓公说之

傅维利:教育研究需围绕教育现实

作者系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思想汇】编者按近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教育改革的文件,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方方面面。面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教育研究急需调整研究范式。本版作者认为,教育研究队伍要走出传统研究的惯习,围绕教育场中的实际问题做实证研究,构建循证教育体系以推动研究的科学化专业化。学科研究的惯习与教育实践需求错位学科研究一般聚焦于一门学科的概念、表述体系和基本原理,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与其他多数研究领域一样,我国现代高水平教育研究也发端于高等学校,沿此惯习,当下许多教育研究仍体现为浓郁的学科研究的特征。其一,相当数量高层次研究选题基于研究者的学科立场和学术研究优势,而不是基于教育实践者的真实需求。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层次课题管理部门允许申报者自主确定课题参与立项竞争。这使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经历和较丰厚学科研究积淀的高校教师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据统计,近些年多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教育学项目是由高等学校承担的。高校教师承担课题有其自身学术优势,但却存在忽视研究课题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的倾向,这与他们学术型成长经历和担负高校分科型教学任务有关。另外,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绝大多数教育实践问题是综合型的,特别是诸如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高考改革、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以及教师校外有偿补课等教育难点问题,关涉到不同层级政府的责权划分,具有不同发展优势的学生的学习机会再分配、城乡统筹发展、国民教育价值取向变革、教师法律权利边界确定等多个领域,仅仅由高校教育学科教师组成的课题组来突破这些教育实践难题是有困难的。其二,应用性指标在研究项目的结题评审中应有的地位缺失。论文、专著出版的级别以及研究过程和方法的学术规范性,是目前项目结题评审专家们普遍关注的要点,但对能否真正能解决教育实践问题评审不足。这也是为什么10年来全国各地结题的省部级以上教育研究项目数以万计,但让教育行政管理者、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家长感到可用的成果并不多。简单的“科学主义”与教育的复杂性错位以经典物理科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自十九世纪兴起以来影响深远,其典型特征是,认为事物运行和发展过程是确定、有序、可逆的,表现出对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或具有线性特征的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盲目崇拜。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忽视教育现象的复杂性,试图用简单思维方式解释复杂教育问题的做法也相当普遍,比如:有人随意放大一种教育要素对整个教育发展的绝对性影响,提出“有一个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的判断;有人忽视教育任务和教育资源条件的差异性,简单套用统一的生师比来评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生师比的合理性。用简单的思维方式所得出的结论,虽然看上去“干净利索”,但由于不能准确揭示教育问题发生的复杂内在机理和外在制约条件,所以不可能生成出准确的改进建议。理想取向与教育的现实状态错位教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理想取向与教育的现实状态的错位的表现形态是,聚焦应然性研究,只是描述理想状态下的教育要素、要素间的关系形态以及资源供给水平,而很少结合我国各地教育实际状况,提供从不理想的现实状态迈向理想状态的具体改进路径和实施策略。我国现有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部分都是按照这种理想模式编写的。这是许多教育学教科书看上去“挺有道理”但不能有效指导实践的重要原因,也是师范毕业生不能很快地适应教育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现实学校中的教育要素如教师、学生、教育设施都不是按照教科书所期望的理想状态配置的。两种研究的区别在于,应然性研究可以从容止步于种种理想化的设想,而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的研究是复杂的,它要综合考虑发展目标设置的合理性问题,现实教育要素水平以及推进过程中人们可能获得的资源、制度和政策条件,是研究者必须深入到教育实践中经过多方合作和反复尝试才能完成的。教育研究必须围绕现实探寻答案为了匡正上述三种错位,当代中国教育研究必须探寻新的立项依据、研究组合方式、研究展开进路以及新的评价标准和话语方式。第一,回归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正确轨道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代教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须在实践标准的视域中,合理地处理好学科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只有回归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有效认识链条上,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突破。实践证明,许多难点问题,只有提升到更高理论层次上进行综合研究才能解决,例如,对教育部所属高校招生名额省域分配问题,就存在“按人口数量分配”“按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需求分配”“按各省、直辖市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分配”和“尊重历史沿革”等不同理论观点。这说明只有以现实教育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准确把握其在实践中的真实状态,透视并在更高的层面解决相关理论问题,才能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坚实理论依据的具体对策。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学科才能不断吸收到富于时代气息、有助于现实问题解决的新理论。为此,省部级以上课题立项单位应适当压缩自主立项项目,主要投放从教育实践中征集到的急需课题;支持理论工作者与高水平实践工作者联合攻克长期难以解决的重要难点问题,并在立项时要求课题组设计实践过程,明确实践单位,预估实践效果;要求重要课题结题时必须提供引领解决相应实践问题的证据,并将实践效果优劣作为评价研究质量高低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第二,按照复杂科学的原理和话语方式,解释和解决复杂的教育问题。复杂具有普遍性,简单只是复杂的一个特例或构成环节,正如法国哲学家莫兰所说的,“简单的东西,不再是任何事物的基础,而只是在复杂性之间的一个过渡的环节。”首先,要承认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它是由稳定要素与不稳定要素、可预见事件和随机生成事件、单一因果关系与多元共同影响关系、相似特征与差异化特征、连续发展的有序性与无序性(如某些断裂性事件)共同构成的,表现为多要素影响、多样态构成、多种发展路径共存的存在和发展样态,因此教育研究不应再满足于现状批判和对小局域内教育要素间关系的简单描述,而是要准确判断每种状态存在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评估其在全局中的位置和作用,揭示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判断其合理性构成特征并预见其发展趋势。其次,要用新的学术词汇和话语方式表达复杂科学视域下的研究成果。在简单事物观视域下,人们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表述,一般使用公式、公理以及决定、必定等词汇和话语方式,以明确事物运行和发展的确定性、有序性和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显然这些词汇和话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研究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教育研究领域契合复杂科学的词汇至少包括:概率、随机生成、博弈、多元分析、趋势预判、差异评估、自主适应、系统协同、整体观照、边界探寻、匹配分析、价值偏好、多重路径、潜能识别、优化选择、危情干预、非连续性事件等等,这种话语方式更能恰当反映复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本质属性,如对体罚效果的判断是,“通过体罚获得好的教育效果是一个低概率事件”。第三,把研判不同区域和学校教育要素构成的现实特征以及探索达成预定目标的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作为教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此,应在研究立项体系中,划分出一类推广应用研究,鼓励优秀结题项目特别是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做好后续推广应用研究,从而在制度设计和立项规划层面上引导高水平研究关注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的研究,以有效促成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性转化。此外,当代教育研究还要从我国教育要素和资源供给的差异化特征出发,透彻解析研究对象的现实存在特征,分级分类制定个性化实践路径和发展策略。

聪明衰矣

612项!教育部公示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你们学校是哪个?

在部属高校、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理工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相关行业协(学)会择优推荐的基础上,经通讯评议及专家组评议,教育部高教司认定612个项目为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1月23日至1月29日。新理念选题结合工程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国内外工程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研究新工科的内涵、规律和发展趋势等,提出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理念和思路。包括4个选题方向:新工科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新经济对工科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我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经验分析。新结构选题面向产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传统工科专业进行改造升级,开展新兴工科专业建设的研究与探索等,推动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与组织模式变革。包括4个选题方向:面向新经济的工科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理科衍生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工科专业设置及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与实践。新模式选题在总结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体制机制改革和大学组织模式创新。包括5个选题方向:新工科多方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新工科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新工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新质量选题在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制订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教师评价标准和专业评估体系,开展多维度的质量评价等。包括6个选题方向:新兴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制;新工科基础课程体系(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面向新工科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面向新工科建设的教师发展与评价激励机制探索;新型工程教育信息化的探索与实践;新工科专业评价制度研究和探索。新体系选题分析研究高校分类发展、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体系结构,提出推进工程教育办出特色和水平的宏观政策、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等。包括5个选题方向: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综合性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工科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分类推进新工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面向“一带一路”的工程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