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伦理研究

2019年9月20至23日，以“新时代教育伦理、师德建设与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全国第七届教育伦理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来自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70多所高校与教育机构的160多位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会议主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研讨。会议收到提交的学术论文近100篇。大会开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淑芹主持。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正玉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对来自全国的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教师是教育之本，师德是教师之本。教育与伦理之间密不可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伦理学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助于建设与时代相契合的教育伦理与教师道德的原则规范，也有助于发挥教育伦理道德在广大教师提高教育水平、教学技能、研究能力中指导和激励的作用。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开展教育伦理、师德师风和教育现代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在会议致辞中指出，全国教育伦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精神，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教育伦理道德理论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服务，得到了学界和教育界的充分肯定。最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正平教授主编、全国10所著名师范大学知名教授共同撰写的《教育伦理学》，熔铸着各位研究者的精湛的智慧，也因此朝着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伦理学教材体系，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迈出了一大步，已经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同。我们热忱期待全国教育伦理和师德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努力，以新的成果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黄小华处长代表任友群司长致辞，他指出，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召开以“新时代教育伦理、师德建设与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全国理论学术研讨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培养“四有老师”，教师要做学生的“四个引路人”，教师要做到“四个相统一”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这是我们开展师德研究与实践的根本遵循。近年来，教育部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建设和大中小学新时代教师十项行为准则，中国教育伦理学会的专家教授积极开展师德理论和实践研究，在推进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中发挥了资政育人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为了进一步推进全国的师德师风建设，应当遵循 “高位引领、底线管控、权益保护、师道尊严”这四个理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要对教师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还要对学校、对学生和家长加强尊师的教育，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王正平教授在全体大会上发表了《新时代教育伦理道德与我国教育现代化》会议主题演讲。他指出，教育是一种道德价值活动。我国教育现代化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伦理道德的支持和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伦理，要以习近平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为遵循，继承我国优秀教育伦理传统，积极吸取国外有益的教育伦理道德因素，反映教育客观规律和道德文明的诉求，体现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诉求。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全教育领域大力倡导“尊师重教”“立德树人”“教育公正”“教育创新”“教育仁爱”等五大新时代教育伦理道德核心价值理念。在全体大会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张勤教授代表学会作了第一批“全国师德建设实践与创新基地”总结评估报告。第一批基地从2013年启动建设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教育伦理学会经过组织基地学校师德建设经验总结交流和专家实地考察，常务理事会审核讨论决定10家单位进入第二轮四年建设，并且决定6家单位正式成为“全国优秀师德建设实践与创新基地”。在热烈的掌声中，学会有关领导向优秀基地单位正式授牌。学术会议的第一阶段，由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宏政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晏辉教授作了《新时代我国教育伦理学的理论进路》的报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卜玉华教授作了《新时代教书育人的新使命》的报告；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果作了《论人工智能时代的师生伦理关系》的报告；山东师范大学车丽娜教授作了《论教师的社会理性及培育》的报告；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季轩民作了《教师良知与教育改革》的报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王本陆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各位专家的理论探讨，集中表现教育伦理研究面向新时代，以道德良知和教育理性探索教书育人和教育改革的使命。学术会议的第二阶段，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余玉花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刘竑波教授作了《教育惩戒权的伦理原则与保障机制》的报告；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蔡辰梅教授作了《复杂境遇下教师的完整责任认知及其实践培育》的报告；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副研究员黄素珍作了《信念与责任视域中的教师伦理》的报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梁宇学作了《正治笃行 成德达材——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德建设实践与创新工作汇报》的报告；福建师范大学教师伦理委员会廖志成教授作了《新时代我国教育伦理学的理论进路》的报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杜时忠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五位老师的发言体现了理论研究的广度、论述的深度、思想的力度、道德情感的温度和演讲的风度。本次会议本次学术会议研讨阶段，全体与会专家分四个小组，围绕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国特色教育伦理学理论构建与教育现代化研究”“提高教师‘三个地位’与师德师风建设研究”“新时代教师道德与立德树人研究”“我国师生、家校关系中突出伦理问题研究”“大中小学师德评价研究”“学校师德建设实践经验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理论研讨、思辨和探究。大会总结交流阶段，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滨教授主持。全体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听取了四个小组交流发言代表龚正伟教授、喻学林教授、王艳教授、李慧琳研究生的发言。本次学术研讨会紧扣主题，对新时代教育伦理、师德建设与教育现代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教育伦理研究直面现实问题，探讨的内容层次齐全、覆盖面广泛，既在教育伦理道德的理论探索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又总结交流了各基地学校师德建设的有益经验，使与会代表负责人获得十分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启示。目前，学会专业研究人员实现了学科交叉，理论专长互补，既有理论专家学者，又有师德实践工作者；研究队伍结构合理，老中青结合，研究群体呈更加年轻化趋势，理论功底扎实，思想活跃，更加有利于新时期我国教育伦理研究的理论创新。在会议闭幕式上，教育伦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何云峰教授向大会介绍学会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和计划。会长王正平教授在会议闭幕致词中，提出了“习近平关于师德师风建设论述与中国特色教育”“提高教师‘三个地位’”“当代中国的师生伦理关系问题”“家校伦理关系”“大中小学师德评价的适宜性、科学性”“教育工作领导者与普通教师之间的关系”“教育自由与教育创新”“教师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自由”“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发展”“教育领域高科技的运用与师德观念变化”等12个当代中国值得研究的教育伦理前沿问题。本次会议让置身于教育伦理学视阈下的与会代表在面向新时代的师德理论与实践时，感受到教育伦理学理探究的深度、道德价值引导的要义和教师道德情感的力量。许多代表表示，教育对美好灵魂的追求让我们回归到教育的伦理本真，要努力探索师德教育的内涵和方法，明晰教育伦理价值的取向，确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善的人，发现教育工作真正的意义。相信在全国广大教育伦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伦理学的发展一定会变得更加明朗。全国师德师风建设的广泛开展，对科学的教育伦理与师德理论提出了强烈的诉求。新时代教育伦理学研究任重道远，前景广阔。（中国日报吉林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动我国教育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师德实践，促进国内教育伦理学和师德研究专家、师德建设工作者的相互学习与交流，9月20日—9月21日，由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联合承办的，主题为“新时代教育伦理、师德建设与教育现代化”的全国第七届教育伦理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东荣会议中心举行。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正玉，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师管理与师德建设处处长黄小华，中国伦理学会代表、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王正平教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张勤教授，以及来自全国100余所大中小学校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代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共26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淑芹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正玉在致辞中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本次会议的主题意义深远，既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又契合教育发展的需要，有高度有广度，也有深度和精度。他表示，吉林大学在73年的办学过程中，凝练出了独特的“红”“白”“黄”三“源”色的精神，充分彰显了一代代吉大人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根系血脉和行为准则。吉林大学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伦理研究和师德师风建设，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坚持打造黄大年式的教师团队，把黄大年的敬业精神、战略视野、爱国情怀融入到教师队伍建设的全过程。他相信与会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碰撞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一定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理论成果。中国伦理学会代表、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在讲话中表示，作为一个研究教育伦理学的学人，庆幸自己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度和伟大的时代，正是得益于伟大的国度和时代给教育伦理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条件和优势。他表示，教育伦理学会自成立以来，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师德建设和评价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保持自己的学术特色和研究优势，以实际行动和精品力作，为中国伦理学会成立40周年献礼。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黄小华处长在致辞中表示，非常荣幸参加第七届全国教育伦理学术研讨会，认为此次会议具有三大特点：时机好、地方好、主题好，并对中国教育伦理学会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的智力支持和研究支撑表示感谢。他就习近平总书记师德师风系列重要讲话中的三个方面“师德师风的重要性、师德师风的标准、加强师德师风的路径方法”进行了阐发。他从“高线引领、底线管控、权益保障、师道尊严”四个方面概括了十八大以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理念并作了详细阐释。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王正平教授作了题为《新时代教育伦理道德与我国现代教育化》的主题讲话，认为推进我国现代化教育建设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有力支持，而要顺利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一是需要正确的教育伦理道德引导；二是需要中国特色教育伦理道德核心价值理念引领；三是需要把新时代教育伦理道德核心价值理念融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设计、社会舆论引导和国民教育价值认同。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张勤教授在会议开幕式最后作了第一批“全国师德建设实践与创新基地”的建设总结评估报告，公布了第一批“全国优秀师德建设实践与创新基地”名单，并进行了授牌仪式。开幕式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晏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卜玉华教授、山东师范大学车丽娜教授等作了大会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中国特色教育伦理学理论建构与教育现代化研究、提高教师“三个地位”与师德师风建设研究、新时代教师道德与立德树人研究、我国师生和家校关系中突出伦理问题研究、大中小学师德评价研究、学校师德建设实践经验交流6个论题，进行了分组讨论。最后，学会秘书长何云峰教授介绍下一阶段学会工作重点和计划，王正平会长作了闭幕致辞。（中国日报吉林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讯 近日，由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的全国第八届教育伦理学术研讨会在遵义召开，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与教育机构的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120余人参会。本次会议主题为“新时代立德树人、教师道德与教育现代化”。遵义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建国认为，深入开展中国特色教育伦理学理论研究，对于当前大力推进师德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准，培养“四有”好老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希望广大专家关注目前我国师德建设实践中的热点和突出问题，为建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伦理学理论体系不断努力，砥砺前行。“教育伦理价值是人类全部教育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正平说，新时代教育伦理道德的根本使命在于：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探究根本价值目标，为教育事业“立心铸魂”；为教育教学活动构建科学恰当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边界；为教师个体重建与时俱进的、善的道德信仰和人格长城。“教师肩负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苏寄宛说，“师德师风建设要从当前的师德实践需要出发，增强每个教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道德责任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玉花提出，要通过制度规则建设和营造“敬重教师、信任教师”的社会氛围来促进教师的自我修养，提升师德水平，使教师德配其位，品德修养与职业地位相一致。与会专家积极回应了当前师德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发表观点。湖北大学教授靖国平针对当前师生关系中的某些突出和热点伦理问题，提出了构建“多维师生关系”、重估教师的伦理价值、重申教师的智慧伦理、构建师生道德发展共同体、改善教育生态环境的应对之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焕琦结合当前家校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伦理调试，认为教师与家长的关系应当在注重道德威望、社会责任、主动协调的特点上，通过双向合作关系最终体现平等和友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自慧谈及师德建设的法律向度，认为通过底线师德立法，不仅能够规范教师行为，而且能为教师的正当利益提供法律保护。与会专家还就“劳动教育与立德树人”“人工智能、在线教育与教育伦理”“提高教师‘三个地位’与师德师风建设研究”“大中小学师德评价的适宜性、科学性”等当代中国教育伦理前沿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专家表示，新时代教育伦理的研究，应当理论与实践结合，责任与使命并重，继续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为教育的伦理本真发声。（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 李文静 实习生 吴田恬）作者：李文静 吴田恬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科技领域伦理争议和伦理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2019年科技伦理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指出，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和方面。在这场以“国际背景下中国科技伦理问题的挑战和应对”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技管理等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直指当前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伦理问题并探讨应对之策。新科技带来新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上开始广泛地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伦理问题。近些年，随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甚至颠覆了自然进化法则、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扩展了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和担忧。伦理问题越来越凸显，伦理的规制也越来越不可或缺。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近几年，基因编辑技术在快速发展和优化的同时，其所带来的伦理、安全、监管等问题也引发了广泛讨论。由于编辑过的基因组难以逆转并可以遗传至下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人体上进行试验之后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更加凸显。2015年4月，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成功修改了人类三原核胚胎基因组，为治疗一种在中国南方儿童中常见的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症提供了可能。这是CRISPR-Cas9技术首次应用于人类胚胎编辑，由此引发基因组编辑技术伦理和监管问题的巨大争议。2018年11月26日，中国学者贺建奎通过媒体宣布，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对人体胚胎进行了基因敲除试验用以免疫艾滋病，两名接受了试验的双胞胎女孩已经出生。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已就这一事件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并进行严肃调查和处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兆翔：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很强的“头雁”效应。与此同时，这项颠覆性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风险与挑战已经日益浮出水面。例如，人工智能其实也会表现出偏见和歧视。如果人们在进行数据标注的时候，总是将“女性”和“做家务”联系在一起，那么人工智能就容易把一张男性在做家务的图像识别为女性在做饭，这其实就是一种性别歧视。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创造出了一个“虚拟情感”世界。人工智能通过不断学习使得自身更加符合青年人的需求，使人们觉得和机器人在一起更加舒适和自由，长此以往将会影响人的正常社交。科学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探索，更承载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重大科技伦理事件如何应对和防范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昌增益：科学成果的评价需要时间来验证。当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公布后，我们不应该立刻下结论，而是要过一段时间再来评价。同时，科技伦理问题和科研诚信问题也不应该混为一谈。因为科技伦理属于共识问题，随着人们对一项技术的认识逐步加深，观点也会有所改变。而科研诚信则属于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应该有明确的规范和行业准则来约束。此外，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的标准也应该分开制定。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自然规律，探索应该是无止境的，但是科学应用则需要伦理和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东风：科技伦理建设应该起到“打预防针”的作用，而不应是“事后诸葛亮”。重大科技伦理事件如何防范，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应该从小培养学生们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意识和观念。在3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在做动物实验时，缺乏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实验室成了屠宰场。如果这样的年轻人今后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很难保证其在科学伦理问题上不犯错误。第二，各级伦理委员会应当为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制定规范。明确科技伦理问题应该由谁来监管，如何监管，以及出现问题后如何处理。将相关工作尽量做在前面，是防范伦理问题发生的重要措施。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翟晓梅：一项新技术刚出来时，经常会面临来自伦理学界的质疑声。从伦理学视角对新技术进行讨论时，通常有两个纬度，一是技术的安全性问题，二是根本性的道德立场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但是直到2010年，“试管婴儿之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兹才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有媒体说这是“迟到”的诺贝尔奖，但这项技术之所以在30多年后才获奖，正是因为一项技术的安全性是需要时间来考量的。现在，辅助生殖技术经过30多年的实践考验，最终扫清了伦理障碍，得到公众的认可。另一个纬度则是根本性的道德分歧。实际上，现在生物医学界在讨论一项新技术在道德层面存在的问题时，都会关注一个重要方面，即这项技术在投入实际应用时的社会价值。科学家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要思考这项研究是否真的对患者有帮助，是否对科学知识的增长具有价值。创新不仅是科学层面的事情，更是价值层面的事情。因此，在做相关决策的第一时间，就要将创新和伦理统筹考虑，鼓励真正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科技伦理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科技伦理不只是科学家个人的责任，需要突破学科界限，需要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媒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科技伦理问题的防范与治理。政府应从宏观层面加强约束，建立明确的惩罚制度，从国家层面成立具有法律职能的权威部门，组织跨部门的伦理委员会。要对科学家强化教育培训，了解并确认其个人和专业的道德责任，并运用到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此外，还要加强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对话，以及媒体的科普能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雷瑞鹏：伦理先行既有科学意义，也是必要的。新兴技术的应用导向性强、复杂性高，诸多风险不仅是科学判断，更是价值判断。因而其中涉及的伦理需要跨学科专家来共同参与、不断完善，并且要在研究一开始就将伦理问题考虑进去。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教授杰若恩·霍温：在欧盟相关科技创新政策中，“负责任的创新”是重要理念之一。“负责任的创新”是评估科研和创新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及所承载的社会期望的一种新理念，旨在培育和设计具有可持续性、安全性的科研和创新。同时，“负责任的创新”意味着所有社会参与者，包括科研人员、政策制定者、社会组织等在整个科研和创新过程中保持密切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期望。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樊春良：当前思考如何推进科研伦理体系建设，应该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层面来考虑。我们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不仅涉及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还涉及科技成果的使用者、科技活动的管理者，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伦理环境的建设，这个环境包括了适宜的价值观、伦理指导原则、政策体系、法律法规、公众教育和科学传播等，因此需要管理部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治理。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副教授刘朝：出现伦理事件时，过去往往总是由法律来事后惩罚。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早已不适应现在新技术带来的新情况。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法律和伦理应当融为一体、共同发力。比如在应对特斯拉无人驾驶致人死亡事件中，美国通过完备的法律和完善的伦理制度，表现出了对新科技的充分宽容。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加强从业人员的伦理教育和制定相关伦理规范都是为了保护科学家，保障科研活动的顺利展开，而非规制科学家。只有充分的信任与必要的监督，才真正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本报记者 方曲韵)

9月10日是第36个教师节。值此之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三位老师、《在明明德：大学的伦理之基》作者杨斌、钱小军和姜朋齐聚，围绕以下3个话题，为同行与读者们分享了精彩洞见：姜朋：这本书中有一些关键词，没有体现在封面和题目里，却贯彻于书中。其中有一个分量很重、与伦理或“明德”高度契合的词，就是“师责”。杨老师，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师责”两个字的理解吧！杨斌：今天我们在教师节之际谈《在明明德》，师责确实是个焦点。教书，经常被当作过去人们对自己工作的一种概括，比如我在大学教书。但如果这里的书，代表着内容，代表着知识的话，“教书”其实不能算是完整的对教师职责的概括。说到这儿，我特别推荐大家认真读一读书中的第二章——“师责辨难：大学教学伦理论要”。这一章的内容，不只是与大学老师有关，它与任何教课的老师，也包括很多担当辅导角色的人，其实都很相关。甚至包括为人父母，读读这一章，也会有启发。说回师责，教师在学校中的责任是大学责任的一个微观、具体的版本。我们常说大学的核心责任是人才培养，具体到老师来说，除了教书，也别忘记还有两个重要的字——育人，教书育人。大学要进行创造新知的学术工作。对于一名老师来说，做科研，目的不只是创造新知，就像在一个单纯的研究机构那样。大学的教师需要通过创造新知的过程育人。学生参与其中，也使得教师的传授本身能够与时俱进，从而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创造力。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服务社会。教师同样负有之于社群的责任。疫情中你会看到很多老师不仅仅是教好书，在学校里坚持做科研，同时还尽可能地为他所在的社群负上更大的责任。同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也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使命。大学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和传统的捍卫者，也是让文化不断能够开新芽、发新知的促进者。具体到教师个体层面，他或她的研究和行为本身，也在促进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2016年之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下，人们越发认识到，大学教师身处于超越国界的、范围更大的学术共同体之中。其参与活动无疑会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当然，我们这本书中着墨比较多的还是大学的教学伦理。教书很认真负责、教学内容非常详实且教学态度端正，这是不是就能使老师的教学得体并且有效呢？书中间的前半部分内容给出很多启发性、延伸性很强的问题给大家。我在这儿挑其中几个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讲有教无类，对所有学生都要足够平等地对待，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对于一些呼应度很高、思考有深度的学生很喜欢，很认可、青眼有加这样的现象呢？这就牵扯到教学中所包含的伦理问题。再比如教学大纲的设计、具体的课堂讲授，什么是教学中间的“知止”？究竟是从老师的角度来传授知识本领，还是要适当“留白”，让这种留出的空白成为学生探索和发挥的空间？姜朋：这让我想起罗素在私人信件里对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生所作的评价：“学生们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而且很懒，梦想着别人能够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足以使人“汗涔涔而泪潸潸”了。但更值得反思的还有，那些学生是如何变成这般模样的？杨斌：道理其实很简单。着眼于“教”和“学”这对范畴，当教师力推的身位很深的时候，学生接受的状态就会更强，而探索的动力则会受到某种抑制。这不仅是简单的教学方法和对内容掌握程度的问题，而是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再比如，除了我们开设的伦理课，包括中学的语文课，很多时候老师是有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真理在手，操之在我，还是能够让各种意见尽情展示，能够把自己的立场做一些遮掩，使学生更有动力、勇气和自信去表达？在很多案例教学课堂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发生。当老师带领学生层层抽丝剥茧，由浅入深地剖析，大家也讨论得饶有兴味。最后还差10分钟下课的时候，同学们非常希望有些东西带回家。作为回应，教师打开事先准备好的PPT，灯光暗起来，幕布降下去，幻灯片放出来，片中内容也许并对不是基于课堂上的讨论自然生成结论，也可能与课堂讨论高度契合，足以表明整个课堂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老师在扮演的心态下完成教学，但如此一来，难保学生不会产生猫戏老鼠之感。我觉得这不是小事，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伦理问题。教室当中到底有一个麦克风好，还是多个麦克风好，还是压根一个麦克风都没有好？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教室的硬件设施安排和布置问题，其实在技术之外也包含很重要的一些伦理思考。今天我们看到学生走出校园后劲如何、持续学习的能力如何以及原始创新的能力如何，在教学过程当中就体现在他和老师之间的一进一退，一满一空这样的辩证关系当中。这部分其实非常有意思，我特别推荐给大家。钱小军：是这样的。伦理课程，如果老师认为自己是主体，这个课肯定是教不好的。大学里对于像MBA这样的都已经有了成型的价值观的学生，老师主要是推动学生养成反思的习惯，只有学生自己想去改变的时候，他们才能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学生就是主体。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从学生们那里学到的东西特别多，包括学生们写的案例、课堂讨论带出的新思路，都让我们受益匪浅。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老师要特别了解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意识到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我们去影响他们，他们才能够自己有动力去改变。在“明明德”的过程当中，如何评价学生们的言论、观点、立场，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明德”。老师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学生，而是要让学生自己去做判断，让学生和学生之间相互学习，有时这种互相启发起到的作用会更大。【来源：清华经管高管教育中心微信公众号】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当前，“跨越围墙”“智慧教育”“在线课程”“知识服务”等诸多教育样态逐渐显露头角，宣告着教育的未来已经到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以反思的视角瞻望了“未来已来”的教育。面对“未来已来”的教育，我们应如何以反思的态度来接纳这个初生之物？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曾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也涵括了教育问题。依凭约纳斯开创的责任伦理学，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打开反思教育的智慧新门。观照他人：设定教育的“距离”“未来已来”的教育呈现着“云端教育”“自由学校”“电子书包”等多样与别致的教育形态。数字技术不断为知识创造提供拟真条件，网络将改变学校的时空格局，教学范式和认知方式亦会随之更新，这些变化似乎预示着人类的教育将会出现重大变革。在约纳斯看来，人类的诸多事业距离“责任伦理”越来越远，他把这种只关注人类自身的短视之学称为近距离的伦理学。我们将约纳斯的近距离伦理学隐喻迁移到教育领域亦可成立。当教育的聚光灯仅是投射于人类自身时，这种教育终究还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而此种狭隘视野的教育可称为近距离的教育。近距离的教育体现为教育目标设定囿于人类的局限性，特别是教育目标的设置缺乏一定的可行性。比如：我们应该达到哪些教育目标？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怎样才能有效组织这些教育经验？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到实现？显然，现在的我们仍然不能对泰勒（R. W. Tyler）70年前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中提出的教育目标问题作出符合人类自身甚至超越人类范畴的回答。这足以说明，现在的教育终究还是环绕在人类周围的近距离的教育。约纳斯认为，人类的“任何行动必须从人类的长远存在着想，或者任何行动的后果不能对未来的生命造成破坏”。教育终究不是为了关注人类自身发展的近距离的教育，而我们需要的是将人类置身于世界并着眼未来的远距离的教育。为实现远距离的教育，我们应在教育目的和知识学习两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在教育目的方面，约纳斯与美国教育哲学家诺丁斯（Nel Noddings）的关心伦理思想是一致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促使学习者学会关心，即学会“关心他人，关心自然与物质世界”，学会关心生命世界中的一切存在。第二，在知识学习方面，约纳斯认为，“基础知识必须尝试跟上我们的力量的转瞬即逝的影响范围，而且，必须使其近期目标经受长远后果的批评”。这进一步说明，除了培养学习者的认知能力，我们还需注重培养其诸如“社会与情感能力”（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的非认知能力，力图在知识创新与社会实践之间实现意义的重塑，从而为造福人类与改善世界付诸行动。关注学习：承担教育的“责任”自瑞典创立的Vittra Telefonplan学校设计成型后，人们开始关注未来学校的设计理念，认为未来学校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开放的、交互的空间样态，因而不会有固定划分的教师、桌椅和隔墙。在美国建立的Ad Astra学校，没有统一的课程时间安排，甚至没有课后作业，学习者只是通过问题式或项目式学习方式来完成相应任务。未来教育的样板学校越来越多，这些学校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充分尊重学习者的兴趣，学习与游戏有机相融，学习时空可以即时调控。就学习时空而言，传统的学习时间已经变得不是单向的、线性的，空间也不是区隔与封闭的，学习时空正向着立体的、开放的、可塑的、可生长的趋势不断转换与重构。除了可以转换与重构学习时空，人工智能也为改变人类的学习方式增添了不少光彩。人工智能将人类的学习从固定的接受学习，转换为智能化的“混合学习”“自适应学习”“无边界学习”等诸多学习模式。具体而言，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更多是在人机交互的形式中进行，未来学习中的陪读、练习、监督等工作由机器人代替人完成。在人工智能的推进下，人类的学习将会在学习力和思考力方面进入更为高阶的层面。不过，当前的人工智能还不能完全参与人类的学习活动。人工智能目前能做到的仅是程序性的串行加工，而人类具有的顿悟、迁移、推理、批判、想象等思维都不是人工智能所具备的。因此，我们不能随意地将人工智能引入人类的学习活动，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的全部思维。无论未来教育呈现出何种样态，人工智能参与人类的学习活动终究还只是一种教育实验。约纳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且深刻地提醒我们“在教育中进行的实验影响到其主体的生命，也许影响到整整一代学童的生命。人类实验，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往往也是和主体间进行一种负责任的、非实验的、真正合适的交往。而且，即便最高尚的目的也免不了这里所说的责任”。进言之，我们不能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肆意地开展某种实验，否则，将会产生某些不可估量的伤害。关心未来：生发教育的“启迪”目前，教育实施的程序仍以学校为核心，以教学为中心，教育内容由权威机构选定，教师单向搬运旧有知识，学习者被动接受固有信息。未来教育所畅想的智能教学、智慧教室、数字化学习等新教育方式，或许会与现行教育形式产生一定矛盾。比如，如何有效组合教育时间与空间？如何取舍和选定教学内容？人工智能如何介入教育场域？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如何有机融合？面对这些富有张力的未来教育问题，约纳斯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但他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提醒我们，“这里的关键是：以长远、未来和全球化的视野探究我们的日常的、世俗—实践性决断是一个伦理的创举”。这说明，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析教育问题本身，立足长远、顾全大局才是化解未来教育矛盾的可行途径。约纳斯用“忧患启迪法”（the heuristics of fear）为未来教育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即“人们必须在尊重民族性的前提下倾听人类超民族的事业的声音，以便赢得民族性对它的承认，承认它是最高的事业”。问题是，教育事业的重任应由谁来完成？在约纳斯看来，父母和政府是承担这项重任的完美搭档，因为“当人们想到父母责任时，应该会涌起一种关怀后代的崇高感，想到政治家责任时，应该会涌起一种关怀后代的使命感”。约纳斯虽然没有为未来教育的实现提出更为具体的实施步骤，但从当前世界教育的总体格局来看，各国仍需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教育四大支柱的理念，即教育要促使学习者学会求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学会生存与发展（Learning to be）。实际上，我们需要培养的仍然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富有善意、服务社会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我们应继续挑战和破解更有复杂性、情感性、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教育问题，进而在教育的实践进程中对“未来已来”的教育作出责任伦理维度的新反思。（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司建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摘 要：教育大数据是由数据主体、数据客体、教育活动和教育数据四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教育大数据的伦理诉求具体表征为主观上的自我保护需要和客观上的社会保障需要，明确伦理诉求是治理伦理风险的前提条件。教育大数据的伦理诉求是数据主体和数据客体等结构要素对伦理价值的共同追求，即数据主体以“有用无害”为表征的内生性诉求，数据主体以“责任担当”为表征的外发性诉求，数据客体以“数据权利”为表征的内生性诉求，数据客体以“制度保障”为表征的外发性诉求。四个方面的内涵表征相互关联，形成从低到高的伦理诉求层级。教育大数据伦理诉求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教育大数据伦理共同体的建立和维系，即以伦理精神共同体促进共识性伦理信念的形成，以伦理交往共同体打破沟通壁垒、明确责任担当，以行业规范共同体实现数据权利的制度保障，以伦理文化共同体增强大数据技术与教育人文的共通。关键词：教育大数据；伦理共同体；伦理诉求作者简介：戚万学，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教育学院教授(山东曲阜273165)；谢娟，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教授(济南250022)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4年度资助项目“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国民认同研究”的研究成果。相应文化制度和内在支撑条件的落后与阙如，致使教育大数据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和弊端。为规避发展陷阱并维持后发优势，如何引导人们在产生、采集、存储和利用教育大数据的过程中遵循必要的道德信念和行为规范，是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脉络看，人们对教育大数据的研究萌芽于21世纪初，在经历了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逐步兴起与初步发展之后，于2013年开始走向深入发展阶段，呈现出多元、微观的研究趋势，教育数据安全、隐私等具体伦理问题受到关注。[1]教育大数据伦理研究逐步兴起。一、教育大数据伦理研究的发展脉络调查发现，当前的教育大数据伦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大数据伦理研究带给教育研究的启示和教育研究对大数据伦理的关注。首先，大数据伦理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成果对教育大数据的伦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2013年，有学者关注大数据时代的公众隐私问题，认为大数据在知情选择等方面挑战了国际隐私法，主张以建立监管机构、制定行为守则等方法应对，[2]呼吁从法律制度和职业伦理的双重角度去构建保护个人隐私的防线[3]。随之，更多的学者对大数据伦理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已有研究表明，大数据带来自由、开放和共享的同时，也对传统伦理产生挑战。[4]大数据具有潜在的道德客体性和非完全道德主体性，大数据时代的道德难题可能会因大数据的建构而发生得更加隐蔽无形。[5]人们应当关注数据共享和使用中的道德问题并积极开展道德评估，[6]通过伦理治理来规避大数据技术异化带来的非人道、非人性、非自由等问题，[7]建议在康德主义、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和德性论等伦理框架下对大数据实践进行道德检验，[8]通过知行合一等道德原则来应对数据鸿沟、数据失信、隐私泄露等伦理挑战以增强传统伦理和大数据技术的内在契合度[9]。在伦理治理方面，有学者从法律、道德和技术三个层面提出应对数据收集和处理中隐私问题的规范条件，[10]强调数据立法的重要性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在数据安全问题上的约束作用，[11]主张通过道德思维的数据化等途径来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道德治理创新和伦理转型，[12]引入责任伦理策略对社会治理在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和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等平衡关系方面提供道德规约[13]。其中，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以下简称《条例》)最具影响力。《条例》于2016年通过、2018年生效，它界定了个人敏感数据、问责机制、数据处理者、数据保护者，以及数据主体的知情权、访问权、更正权、拥有权、删除权、限制权、反对权、个人决策权等具体数据权利，从而对数据信息实施保护。[14]其次，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对大数据伦理持续关注。有学者意识到，大数据的学习分析技术在信息收集、信息访问、信息后果、利益分配等方面引发了隐私侵害等伦理问题，违背了教育目标。[15]学者们提出，在教育大数据产生、采集、存储和应用过程中，应以必要的道德信念和伦理规范进行指引，倡导传统伦理和技术伦理共同发力。[16]遵循自主、善意、公正、可持续等伦理原则，应对隐私泄露、数据束缚、决策禁锢等伦理威胁。[17]教育大数据提供的学生画像具有单向监控效应，在数据采集、使用和存储等方面对学生数据隐私造成威胁，可采用问责制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良好道德环境，并在学校和学生间通过协商建立道德契约。[18]教育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应重新审视对学生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的认识，在正义伦理和关怀伦理的信息公正框架下进行大数据实践。[19]在具体伦理策略方面，有学者论证了教育大数据的循证决策、创新评估、重新概念化、伦理发展等研究趋势，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行为准则方面提出具体建议。[20]从分配正义视角对资源稀缺、目标偏离、同伴效应、决策偏见等教育公正问题视角，有学者提出教育大数据的开发、设计和实施等方面的具体建议，[21]以及在学习技术中建立监督机制及问责制度等政策建议[22]。已有研究成果探讨了大数据的伦理内涵，提出了应对大数据伦理问题的丰富建议，对教育大数据伦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但研究多是从隐私泄露、数据权利缺失等具体伦理问题出发寻求特定伦理策略，尚未基于技术系统的角度关注教育大数据的结构要素及其伦理关系。实际上，教育大数据具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对其开展伦理研究需要系统分析框架的指导，过于微观和非系统的研究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的碎片化和重复性。所以，本文从教育大数据的结构体系出发，不仅对数据客体本身进行伦理分析，而且对数据主体及其在教育活动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等环节进行系统的伦理审思。教育大数据系统究竟需要怎样的伦理规范，即人们在生成、采集、使用大数据的过程中到底需要哪些道德信念和行为规范的指引和约束，对此的正是对教育大数据之伦理诉求之呼吁。明确并实现伦理诉求，是开展教育大数据伦理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应对教育大数据伦理难题的基本前提。本文首先将教育大数据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进行考量，对各结构要素及其伦理关系进行梳理，然后以伦理诉求为出发点，对数据主体和数据客体的具体诉求进行归纳，并从伦理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实现途径。这种审视思路，既涉及数据客体和数据内容本身，又兼顾数据主体及其在教育活动和大数据技术应用中的行为；既关注教育大数据合乎伦理发展，又有助于教育大数据研究的理性开展。通过细致梳理，解答“诉求是什么”、“为什么有诉求”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以及“有哪些诉求”、“怎样实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深入思考教育大数据的伦理结构和发展价值、厘清教育大数据健康发展的形式与途径，促进大数据时代传统教育伦理与互联网思维的有机结合以及传统道德观与数字伦理观的有效融合，为解决教育大数据面临的伦理难题提供引导与参考。来源: 社科院网站

9月21日，全国第七届教育伦理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前卫校区召开。该会议由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会议的开幕式上，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正玉致欢迎辞，他表示，教育与伦理之间密不可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伦理学理论与话语体系，有助于建设与时代相契合的教育伦理和教师道德的原则规范，有助于发挥教育伦理道徳在广大教师提高教育水平、教学技能、研究能力中的指导和激励作用。随后，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王正平发表主题为《新时代教育伦理道德与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讲话。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张勤作第一批“全国师德建设实践与创新基地”建设总结评估报告。活动现场还进行了第一批“全国优秀师德建设实践与创新基地”授牌仪式。当天下午，大会进入分组讨论环节。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研究所所长何云峰介绍了下一阶段中国伦理学会工作重点和计划。

“近年随着数字科技与社会结合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伦理冲突也开始在教育行业显现。比如在课堂上用人脸识别、头戴脑波仪等监测学生学习情况等，引起社会对其合理性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19中国区域数字学习指数报告》中提到，教育中的人机关系、数据流通和隐私保护等，将是未来重点课题。12月4日，腾讯MEET教育科技创新峰会上发布了由北师大智慧教育学习研究院、腾讯研究院和腾讯教育联合完成的《2019中国区域数字学习指数报告》。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在发布《2019中国区域数字学习指数报告》时指出，整体上，数字学习发展区域不均，城市“头部效应”明显。根据评估测算，全国数字学习指数呈现东高于西、南高于北的情况，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分布特征一致。区域上，华东领先，江苏、山东、浙江等学习大省起到了重要作用；省份上，广东第一，深圳、广州、东莞等多个城市的指数排名靠前，体现出广东科技+教育的普遍活力；城市上，北京高居榜首，首都在全国文化与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反映在了数字学习上。数字学习的泛在、多元和普惠化作用还未能从整体上充分体现，要跨越宏观经济等客观障碍，让全民都能获取高质量、高价值的数字学习，任重道远。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在介绍《2019中国区域数字学习指数报告》内容。未来网记者 程婷 摄“工厂模式”教育缺陷凸显数字信息技术的普及加速了知识社会的到来，社会将以“知识”为中心，以知识的产生、共享和应用为核心活动。这对知识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认为，首先，人们需要举办的数字素养来合理参与到数字社会的运转中。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正在并且会持续接替人类的部分技能和工作。面对这种加速变动的工作环境，传统意义上的基本技能诸如阅读、书写和算术等已经远远不够用，未来人们需要培养更广泛、弹性更大、更不容易被机器接替的技能，比如21世纪比较重要的几项技能如创造力、协作、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报告指出，预计到2030年，技术技能工作时间将增加55%，社会和情感技能将增加24%，而手工技能将下降15%。由此，需要人们具备更强大的学习能力，终身都能够快速学习、应用和创新，来不断适应职业生涯的变化、不断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传统的适应工业时代需求的“工厂模式”的教育缺陷凸显。报告指出，一方面学习是人的天性，且每个人的资源禀赋有异，学习的目标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而另一方面，教育工厂为了实现规模和效率，采取了对所有人统一标准的教学方式，忽视了个体差异，部分学习者的个性和能力可能难以有效发挥，从而影响学习成效。个性与标准之间的矛盾在知识加速迭代的知识社会会加剧，再继续工业时代的教育，可能出现学生毕业之时面临所学知识大量过时的挑战。报告指出，学习者的个性充分发挥成为当前和未来教学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个性问题。事实上，当前人类的教育系统大体上都是适应工业化生产需求的大规模的“工厂模式”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社会的日趋成熟，全球都在加大探索教育变革。教育变革已经超越民族国家范围，成为全球人类共同的责任。新趋势下如何把握住学习变革机遇？报告指出，纵观全球趋势，虽然不同地区、机构的研究和政策有各自特点，但能明显发现的未来教育变革方向有两个共性特点：“教育”的视角越来越向“学习”转变；全球都特别重视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整体而言，数字技术的连接、计算和交互能力，让学习者能够无边界地获取所需资源进行学习，也让教育者和学习者自己能够掌握学习的需求和成效，从而使得“学习者为中心”能够有效实现。新趋势下如何才能把握住学习变革的机遇？报告分析指出，根据国内外近年来对科技与教育、学习结合的主流概念和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三个纬度：面向学习环境的泛在化，要突破传统“教育系统”和“学校”的时空局限，借助技术在全社会构建完善的学习系统，让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终身学习；学习内容和方式多元化，这要求改变单一、标准的传统教育，借助技术提供多样、可选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并为学习者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让学习者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三是学习主体普惠化，这要求尽力突破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分布的不均衡性，借助技术让学习资源、尤其是优质学习资源广泛提供，让学习者能够获得公平的学习机会。这样的时代，个人需要成为善学之人，而国家应该成为“善学之国”。“善学之国”即要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技术与教育、学习有效结合，构建泛在化的学习环境，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普惠化面向所有人，构建“人人可学、会学、能学”的国家。来源：未来网 作者：程婷 原创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