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基础研究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应继续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和考核机制，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华为公司负责人任正非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了大量时间来探讨中国的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他认为，我国目前基础研究方面水平不高与基础教育跟不上直接相关。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过于偏重应试，束缚了孩子的天性，让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标准答案，对知识点掌握得很牢固，但长大后很难有全面的思维，创造力相对缺乏。然而，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些知识很快就会过时，掌握学习能力才是关键。因此，当前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的良好局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还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却是中国科研领域不能回避的隐忧：我们的基础研究少，“配合国家战略”的研究多，独创性探索性的研究少，最终呈现的科研成果也是论文多、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高校科研经费除部分以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基金等形式定向划拨外，绝大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项目申报方式获得。这些科研项目短则一年、长则三五年就要结题，有明确的论文、专利考核指标要求，并不适于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重大成果的基础性研究活动。有些探索类研究三五年也难以出成果，科研人员为了顺利结项，往往只能写篇论文交差。曾经以5.2亿元专利转让费创下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纪录的毕玉遂教授说过，他这项专利研发过程中没有申请到科研经费，虽然自己很为钱发愁，但误打误撞让产品最终研发成功了。否则，以他研发10余年，前6年连个理论都没想出来的进度，这项科研成果多半要被评审委员会投不信任票，不得不半途而废。然而，当这项专利研发成功后，市场用5.2亿元的真金白银，认定这是一项有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这比发多少篇论文、拿多少项荣誉都更有说服力。迄今，他这项专利一篇论文也没发表过。近期，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明确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实施周期3年以下项目，不作过程检查。与人才培养的长期性相比，机制调整产生的效果立竿见影。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科技工作者，都想出成果、见实效。充分相信和尊重科研工作者，尊重科研规律，不一味用时间去考核，也许反而会激励诞生更多科研成果。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和考核机制，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区别对待因科研不确定性未能实现预想目标的研究和那些因为学术不端导致的项目失败，允许科研失败，严惩弄虚作假。只有这样，科研人员才能从应付考核的担忧中解放出来，真正把精力投入到发明创造中去。（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佘 颖）来源：经济日报

近日，2019年第五届中国人工智能大会在青岛召开。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专家汇聚一堂，进行了新一轮的思维碰撞与头脑风暴。人工智能技术已逐渐渗透到各行业中，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变革，主导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的变迁。而就在上个月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发布《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提出各国要制定相应政策，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创新的有效战略和实践。我国是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大国，大热的人工智能与全民关注的教育相遇，会有怎样的新碰撞？前不久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从某种程度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教育已经走入顶层设计，将对传统教育的生态带来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正在往哪个方向走？是否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还存在哪些问题？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各方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迅速近年来，“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成为官方谈及人工智能教育的一句高频率表态。“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教育生态、教育环境、教育方式、教育管理模式、师生关系等维度影响着教育，”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日益深入，个性化学习和减负增效得到实现。”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把智能教育作为推动智能社会建设的重要应用领域进行了专门部署。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满足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需求，推动教育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创新，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学界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解决3个层面的教育问题，分别是面向特殊人群的补偿性教育、针对常规业务的替代式教育以及服务个性发展的适应性教育。元培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洪文表示，我国大部分人都已经认识到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从政府到企业都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他认为，人工智能教育技术的纵深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教育不均、师资短缺、教学负担过重、学习效率不够高等多维度的问题。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目前的情况可以用“前景广阔、追随者众”八个字总结。盛景背后隐忧不少，数据是个大问题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蓬勃发展。据统计，过去一年我国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融资数量和融资金额都已居世界首位，行业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方面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似乎，关于人工智能和教育一切看起来都很乐观，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事情从未如此简单。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为了达到设计目的，AI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数据。必须将数据输入算法，以便它可以“学习”环境，以及判断哪些是“好”和“坏”结果。当前，我国教育行业的数据储备量严重不足已是公认的问题。与金融、医疗、制造等其他人工智能应用行业相比，教育行业的数据类型单一、数据规模有限以及数据的真实有效性不足都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瓶颈。人工智能依赖庞大的数据支持，要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多维度、大量级的教育数据储备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包括学生成绩、出勤记录、课程教案、作业和评语等在内的结构化数据，更需要能体现学生学习行为和教师教学过程的非结构化数据。同时，如何深入分析和理解数据也是个大问题，和其他领域相比，单纯地依靠大数据手段很难还原教育的实际过程。“因为每个地方的教育程度、孩子们的接受水平等都非常不一样，要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都必须进行通过AI课堂技术工具真实还原学习轨迹、精准记录学习过程、帮助学生最大程度发掘潜力等一连串的过程。”好未来集团智慧教育事业部总裁王伟说。洪文也表示，我国人工智能教育行业目前正在使用的学生学习的整个数据确实参差不齐。看起来似乎有海量数据，但仔细分析问题不少，一方面是数据过时或是不可靠，另一方面是数据之间没有交流与沟通，造成封闭。他认为行业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数据问题，才能让模型更精准、学习更有效。先有教育才有智能，仍需筑牢基础研究人工智能推动教育的个性化学习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对所有的从业人员来说都是挑战和新的尝试。技术方向该往哪边走？哪些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业内人士都有各自的看法。就研究侧重点来说，国内外的人工智能教育目前已经呈现了不同的方向。国外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数据、机器人、深度学习等方面。国内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等国家已经在教育学心理、情感教育、认知研究等方面下苦工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在我国仍属空白。由于人类的情感非常丰富，而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产生厌烦、愉悦、沮丧、恐惧等复杂多变情绪，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及时获知学生的情绪、有效把握学生的情绪并给予相应的情感指导是情感教育的重要环节，更是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好未来集团CTO兼开放平台事业部总裁黄琰认为，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还需要加深对人类情绪和情感的识别及了解，并与人类的脑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相关理论相融合，这些问题的研究或将对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战略部署来临，打造智慧教育新生态8月底，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科技部宣布在前期建设5家开放创新平台的基础上，新批10家单位开展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智慧教育名列其中。这表明国家对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对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发展有较大的期许。据了解，智慧教育国家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将面向教育改革创新和教育行业发展需求，为行业中的教育教学机构、教育科技企业、教育从业者等各参与方提供从技术、解决方案到产业化应用的全场景、全过程、全周期智慧教育服务支持。开放平台将分为三个部分：智慧教育技术赋能平台、智慧教育解决方案开放平台和智慧教育产业开放平台。如果把人工智能教育的技术视为“一路升级打怪的过程”，那么基础设施层面的问题则是全行业必须突破的。有了它，才有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基础数据，比如学生的学习数据、教学资源数据、教学管理数据等。这些数据的开放和共享，让人们对人工智能+教育有更清楚的认识。黄琰表示，作为此次智慧教育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承建单位，好未来目前实现了多项技术的产品化应用。未来，将进一步打造教育行业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社区，引导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人员基于开放创新平台开展产品研发、应用测试，整合技术、产业链和金融三方面资源，营造共创共享的智慧教育新生态。（李艳）

数学家、物理学家对宇宙和未知领域的探索，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和方法。牛顿在力学、光学以及和莱布尼茨共同在微积分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打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大门。无数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与突破，推动了两百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现代产业的根本在基础研究力学和热学基础理论进步，推动了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蒸汽机的灵感，来源于高压锅。经过100多年的改良，蒸汽机从原型到规模应用，开启了工业革命。又经过上百年的探索，内燃机为现代交通工具装上了强劲的心脏。电磁学为电力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使电力走向实用，电灯的出现，点亮了一个全新的产业。而交流电系统的诞生，使电力的远距离传输与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数学与物理的接力突破，奠定了无线通信的理论基础。麦克斯韦用四个方程组，推测了电磁波的存在并且以光速传播。赫兹用实验击发和探测到电磁波，证实了麦克斯维的猜想。马可尼从赫兹实验发现商机，拉开了无线通信产业的大幕。电力机车比内燃机车诞生更早，跑得更快，1903年的试验中就跑出了200公里的时速。工业强国纷纷投入高铁工程技术研究，日本第一个实现了高铁商用。中国高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创新，创造了轨道交通史上的世界奇迹。现代计算机无比强大的功能，起源于最基础、最简单的数学规则。二进制定义了最基本的计算语言，布尔代数实现了数理逻辑运算，而冯·诺依曼提出的存储程序原理，为现代计算机的结构奠定了基础。以计算机、信息通信、空间技术、原子能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式开启。空气动力学的演进，是航空航天产业起飞的关键。“伯努利原理”使人们认识到不同速度的流体所蕴含的力学特性。茹科夫斯基提出“升力定理”，为飞机装上了理论的翅膀。吴仲华的“三元流动理论”，为现代航空涡轮发动机的设计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的发展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进步。爱因斯坦用质能方程揭开了质量与能量的关系，迈特纳用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化学家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物理学家建设可控核反应堆，共同推开了原子能产业的大门。没有信息论的建立，人类就无法进入数字世界。“香农定理”为信息通信产业奠定了理论基础。集成电路的发明，让IT产业进入“摩尔定律”时代。而通用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共同语言，软件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人类对光的探索从未止步。丁达尔发现了光的全反射原理，电话的发明者贝尔，利用太阳光作为光源，打通了第一个光电话。高锟提出在电话网络中用光代替电流、玻璃纤维代替导线的构思，直接推动了光通信产业的诞生。今天，光通信已成为网络基础设施，支撑起信息社会的海量数据传输。科学家用数学模型模拟人脑神经活动。图灵为人工智能科学提供了开创性的构想。深度学习理论的进步，使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新的发展浪潮。机器人能不能思考？这个严肃的哲学命题还没有准确的答案，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智能社会正在到来。科学的进步，往往是对经典理论的批判。相对论突破了牛顿力学的局限，量子理论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人们认识到微观粒子独特的运动规律。而量子计算的构想，正在为人类带来超强的计算能力。孟德尔从豌豆杂交实验中，推测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1900年，“孟德尔定律”被三位科学家同时证实。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漫长的基因解码之路，只是人类生命之谜破解的开始。华大基因汪建说，自己要活到120岁。基因科学的持续进步，让我们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更多的期待。基础研究的历史，是成千上万优秀人才的协奏曲。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等无数科学家的研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观念，也奠定了现代产业的理论基础。基础研究的根本在于教育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需要上百年，数代人的共同努力，需要有天才的灵感闪现，更需要大量科学家、能工巧匠的持续创新。基础研究的根本在于教育，要形成英雄“倍”出的人才黑土地。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今天的教育，将决定科技、产业、国家的未来。科学家往往也是教育家，他们传承科学知识，更传承科研精神。袁隆平、李小文、屠呦呦等科学家们数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搞科研，板凳甘坐十年冷，这种精神，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教科书。大学不仅培养人才，也培育创新的土壤。在广袤的农场中建校的斯坦福大学，仅收取象征性的租金把土地租给校友创业，这些年轻的创新英雄，在前沿科技领域夜以继日地奋斗，把一片果园变成了“不眠的硅谷”。英雄不问出处，大学不仅培养博士、硕士、学士，也包容多样化的人才。瓦特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仪器修理工，他从学校一台纽科门蒸汽机的修理起步，开始改变世界。在抗战如此艰难的岁月，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们时刻准备着报效祖国。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在宗祠里仍在讨论原子核物理。南京大学的教工们在战火纷飞中，赶着1000多头稀缺品种牲畜，西行2000多公里抵达重庆，保存了珍贵的科研资源。职业教育为产业发展培养了源源不断的“现代工匠”。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是高质量德国制造的“秘密武器”。完成初中教育后，瑞士70%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他们造就了著名的“瑞士制造”。基础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基础教育是人才成长的起点，中小学是一个人品格、思维、习惯形成的决定时期，青少年基础素质培养的根本在于教师。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少年强，则国强。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老毛奇元帅说：“普鲁士的小学教师赢得了萨德瓦战役。”威灵顿公爵认为，“滑铁卢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决定的。”少年时期体魄、意志、毅力的培养，成年后将升华为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与荣誉感。

未来网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李盈盈）近日，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的专访时再次强调教育，他说：“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是科教。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而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是重视教育，我们会重返贫穷。”截图自@央视新闻这个社会最终要走向人工智能任正非表示，在华为的生产线上，基本上没有人的，20秒钟一部手机，从无到有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未来几百条、上千条的生产线完全是自动化的，从我们公司的索引，可以放大来看这个国家，国家也要走向这一步，否则国家没有竞争力的。央视专访任正非视频截图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有硬件基础，比如说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节的硬件设施，但硬件设施是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哲学、教育，在于人类文化素质。”任正非说。而在人工智能的背后有座统计学的大山，此前任正非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人工智能说的再玄妙，其基础也是数学。”他表示，统计学很重要！国外计算机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往往不重视统计学，有些人把它当成小儿科扔到一边，也没有大师。教育是一切的基础任正非呼吁提高教师的待遇，让优秀的人报师范学校，愿意当老师：“再穷也不能穷教师，只有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国家才有未来。”任正非强调，“如果教师的待遇不高，优秀的人不愿当老师，就会出现‘马太效应’，我们的教育只会越来越差。”他讲了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的故事。德国因为不投降，最后被炸得片瓦未存。日本也受到了强烈轰炸，大量的工业基础被摧毁。但是，没过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都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的经济也快速恢复，这都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这点是最主要的。对于华为而言，之所以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岿然不动，雄心勃勃，也得益于他的人才储备。在任正非看来，芯片研发光靠砸钱不行，要砸物理学家、数学家、脑科学专家等科学家。在华为工作的人才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今天大家看到华为有很多成功，其实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外国科学家。因此，我们国家要和西方竞技，唯有踏踏实实用五、六十年或者百年时间振兴教育。”不过，任正非认为，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与基础理论研究相提并论的是基础教育，为此，他个人出资，请权威专家做中国基础教育状况的调查研究，并以他个人名义向贵州省捐助了上千台钢琴。“不要满嘴数理化，应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任正非认为“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是科教。”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他表示，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等硬件设施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而硬件是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哲学、教育，在于人类文化素质。任正非一辈子与教师无缘，却心系教育。他的父母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任乡村教师，父母叮嘱他们“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但是，任正非却一直心心念念教育事业，替党和政府“瞎操心”。用任正非的话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有老师，怎么办？社会怎么发展？”任正非表示，再穷也要给未来投资。“这个时代对一个国家来说，重心是要发展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就难有有作为的基础研究。”对于我国而言，如果不从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抓起，国家不可能强大。“未来20-30年，人类一定要爆发巨大的革命。如果我们投资教育，从现在抓农村基础教育，20-30年后，农村的孩子都是硕士博士，在国家在创新领域拼搏，这是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这才是未来。”这是任正非的理想。为了强大我国的教育，任正非还个人出资，请中央党校、中国基础教育课题组的专家做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状况调查，分析乡村的贫困学生的学习途径，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出台提供调查样本。任正非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教师们担负着给花朵浇水。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没有使命感，花枯萎了，不就一个乔布斯少掉了吗？”

南方日报讯 （记者/钟哲 通讯员/李芸）“搞基础科学研究就像教育子女一样，可能十年、二十年才有成效。但为了国家独立自主、长治久安，强大的基础科学是必需的。”11月30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下称“华附”）的第156期“华附讲坛”再迎来重量级嘉宾，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与数百名华附学子面对面交流，畅谈自己对数学、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看法。丘成桐是著名的数学家，祖籍广东梅州。1982年，他成为首位获菲尔兹奖的华人。他在微分几何学领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数学和基础科学是许多应用学科的基础，青少年要看到数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指向的无限可能。”丘成桐给学生们分享了数学基础学科的逾20种应用，如数学生命科学、控制理论、信息与通信科学等，着重阐释了基础科学这门“无用之学”在家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讲座中，丘成桐着重展示的是基础数学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临床诊断领域的应用潜力：“未来10年，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对医学的贡献可能超过其他所有技术的总和，数学和计算科学将会更广泛地为医疗决策提供支持。目前，很多医疗系统的研究人员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低估了这些影响。”“我们的心胸要广大，要从数学的观点解决问题，与其他的学科充分交流融合。”丘成桐说，前沿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快，无论是高等物理、天文物理，还是大数据、经济学，每个领域都与数学有所交叉，每一个有学问的数学家都希望用数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来源：科学大院（ID：kexuedayuan）作者：王贻芳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华为、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大院er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而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出现了几何学、逻辑学等科学，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发展出一整套科学体系。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西方的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西方的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社会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 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搞基础科学研究就像教育子女一样，可能十年、二十年才有成效。但为了国家独立自主、长治久安，强大的基础科学是必需的。”11月30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下称“华附”）的第156期“华附讲坛”再迎来重量级嘉宾，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与数百名华附学子面对面交流，畅谈自己对数学、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看法。丘成桐是著名的数学家，祖籍广东梅州。1982年，他成为首位获菲尔兹奖的华人。他在微分几何学领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数学和基础科学是许多应用学科的基础，青少年要看到数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指向的无限可能。”丘成桐给学生们分享了数学基础学科的逾20种应用，如数学生命科学、控制理论、信息与通信科学等，着重阐释了基础科学这门“无用之学”在家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讲座中，丘成桐着重展示的是基础数学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临床诊断领域的应用潜力：“未来10年，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对医学的贡献可能超过其他所有技术的总和，数学和计算科学将会更广泛地为医疗决策提供支持。目前，很多医疗系统的研究人员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低估了这些影响。”“我们的心胸要广大，要从数学的观点解决问题，与其他的学科充分交流融合。”丘成桐说，前沿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快，无论是高等物理、天文物理，还是大数据、经济学，每个领域都与数学有所交叉，每一个有学问的数学家都希望用数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记者/钟哲 通讯员/李芸）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一所一流的大学应该如何炼就？中山大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天琴计划”有哪些最新进展？基础研究推进源头创新，需要怎样的科学家精神？如何通过“强基计划”培养更多有志于基础研究的人才？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罗俊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分享他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一名科学家、一名大学校长的思考和相关建议。关键词：抗疫担当“中山医”援湖北守广东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第二、第三医院派出60名精锐医护人员随广东首批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逆行支援武汉，开启了广东、湖北两个抗疫战场。罗俊说，为驰援湖北，中大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担当，先后派出512名精锐医护人员，是广东派出医护人员最多的高校。“我们的医护人员非常有担当，他们全部都写了请战书，主动申请上前线，有的甚至写了不止一次。”在广东战场，中山大学10家附属医院第一时间进入战疫状态，中山三院、中山五院是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中山七院是深圳后备定点救治医院，中山八院是发热门诊医院，其他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对全社会开放；中大关于新冠肺炎的科研攻关项目也在第一时间启动。罗俊说，“疫情突如其来，中大各附属医院在初期医疗物资紧张、医疗收入受疫情影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还积极向湖北捐款、捐赠医疗物资。这体现了中大人的家国情怀。”中大严谨求实的作风、高超的医术也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大人做事认真，医科尤其如此。500多名中大医护人员在湖北抗疫两个多月，实现了‘零感染’。”罗俊说，“在武汉一线，中山大学负责支援接管的重症病区，实现了‘零死亡’，非常了不起。”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罗俊也在思考：“经过这次疫情大考，国家医疗卫生的投入是否应该加大？能不能把对医疗卫生的投入跟GDP挂钩？”为此，他准备提出三方面建议：一要增加公立医院的数量，为老百姓谋福利，提供更多公立好医院、好医生；二是加强复合型、急需型医护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增加人均医护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三是增加医疗资源的战略物资储备。关键词：基础研究将为国家强基培养人才“我这一辈子都在做基础研究。”罗俊说。从引力到引力波，从世界精度最高的G值到空间引力波探测“天琴计划”，围绕引力做基础性、原创性科学研究这件事，他已经做了30多年。2019年12月20日，我国“天琴”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的首颗技术验证卫星——“天琴一号”在太原成功发射。随着“天琴一号”发射升空，“天琴二号”项目建议书也已于春节前提交给上级有关部门。罗俊透露，“天琴二号”计划在约400公里轨道高度上对地球重力场进行高精度测绘，计划在2025年前后发射。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部分技术已经成熟，并在“天琴一号”上经过检验。采访中，他还给记者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三点思考。第一，选择最难的问题，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我对团队教授的要求是：一个好教授，要一辈子做一件事；一个优秀的教授，要一辈子做成一件事。第二，做事要精益求精，做到现有技术水平的极限，做到不能再好。第三，要有严格的纪律。”做基础研究也是如此，罗俊认为，科技应该走原始创新之路，才能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而不是光靠引进、消化别人的技术。罗俊说：“原创不是突然的灵感，要有较好的基础和积累，是厚积薄发，而且要有比较明确的国家需求牵引，这样才能引领国家社会发展。”他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必将形成厚积薄发的局面。今年两会，他也希望在这方面提出建议。为国家培养更多基础研究人才，中山大学也在行动。不久前，中山大学公布了2020年“强基计划”招生简章，计划招生150名。罗俊介绍，强基计划就是真正选拔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以“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为成长目标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我们从本科生就开始培养，将通过多维度的考核评价选拔人才，不是单选高考高分考生。”在专业设置上，中大强基计划设置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生态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历史学、哲学、基础医学等9个专业，基本都是基础性的学科。在人才培养上，罗俊透露，今后，对强基计划的人才培养，学校可能设置专门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希望把这批优秀的人才培养得更优秀。”关键词：一流大学抢抓机遇大力发展工科大学的属性是什么？罗俊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大学不仅仅只是个传授知识的地方，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三个根本问题不回答清楚，大学可能就会迷失方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我心目中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就是‘三个首先想到’。”他说。一是国家首先想到。“国家在做国家战略布局、解决国家发展急需等一系列大事项时，有国际领先的可转化或直接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成果和思想方案时，首先想到这个大学。”罗俊说，“中山大学也在努力践行这个标准。比如国家想发展海洋研究，想到中大；做超算，想到天河二号；研究粤港澳发展，也想到中大……”二是社会首先想到。家长送孩子来读书放心，国内外学生在择校时首先想到这个大学。三是学界首先想到。大学具有一流的学科水平，学术界在前沿讨论和研究时首先想到。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罗俊认为，从科研角度来说，要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大学来说，如何做？他认为，应当以“三大建设”为抓手，进行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建设。“用大项目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用大团队组成攻坚克难的合力，用大平台集聚人才。”罗俊说，“这些最终都要落脚于培养人才这个大学最核心、最根本的任务。有了这些，我们的学生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需求，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近年来，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下，中山大学还着力加强工科发展，引进一批工科人才，推动跨越式发展。“国家高新科技发展与工科联系更为紧密，广东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和地方有需求，中山大学就有责任为国家和广东培养人才。所以我们抓住了机遇，抓紧时间加快发展工科。”罗俊说，中大仍在继续努力。（羊城晚报）

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4月1日，教育部北楼二层报告厅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以及科技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在这里，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召开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高校座谈会。参会的大学校长、书记面前，放着一份由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起草的《推进高校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该方案提出了优化高校原始创新环境行动、组织实施原始创新长期项目专项行动、强化国家科技计划原创导向行动、强化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行动和实施创新科学研究手段行动等五大行动。它的目标很明确——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问题。“再过几年回过头看，我们这个座谈会和这份文件，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感慨，两个部委共同推动，体现的是对基础研究和对高校在基础研究中独特地位的重视。给原始创新一个宽松环境《行动方案》的第一条，就是营造环境。“这点特别重要。很多时候，人不是选拔出来的，而是在良好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李家俊说，基础研究需要得到长期稳定的支持，但如今一些高校的氛围，让人坐不住冷板凳。“我还是建议国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也给高校更多自主权。”这不仅仅是指自主确定研究选题的权力，也包括高校自主支配科研经费的权力。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对《行动方案》中提出的“推动高校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表示赞同。他透露，清华大学也将于近日出台本校完善评价体系的文件。不过，他表示，高校的评价制度要改，更高级别的指挥棒也得改。如果评价学校和学科时依然沿用老办法，改革恐怕难以顺利实行。“除了评价和管理，环境建设还应包括文化建设——我们要有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文化。”邱勇说。同济大学校长陈杰进一步提出，促进高校一流创新文化建设应该也是一项重要任务，要让年轻人勇于挑战传统、挑战权威，让不同的思想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碰撞和交流。让青年人成长起来青年人，也是高校中的一股生力军。怎么支持这样一个处在科研黄金期但是资源相对匮乏的群体？《行动方案》也特别提出，要支持一批30到40岁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根据确定的重点方向，让其自主确定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按需提出年度经费，不用再为找钱费神。“要让大家能安静下来，做真科研、真学问。”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说。对年轻人，还是要注意用代表作或者科研影响力来评价，尤其是注意其国际合作对象的层次。对有科研潜力的年轻人，可以实行“免检”——不要让他们担任行政职务，为其配备行政秘书，让他们安心做科研。李家俊还注意到了一个群体——博士后。他认为，要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也应重视我国的博士后队伍。“中国成为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时候，就是国际上优秀的年轻人愿意来做博士后的时候。”李家俊表示，从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用好博士后这支人才队伍，管理过于僵硬，亟须体制改革。在学科交叉处找宝藏重大突破，往往出现在学科交叉处。与会高校校长普遍感慨，现在的学科交叉融合还是不够。“原有的学科结构很难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形势，目前我们或多或少存在着学科体量不均，学科壁垒明显，学科调整机制不明晰，资源配置碎化等问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建议，支持高校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鼓励智能科学、工程科学、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很多前沿科学问题并非单一学科可以解决。陈杰指出，可以在行动方案中对鼓励学科交叉融合提出更多举措，比如加大对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设立的支持力度，增加交叉学科博士生、博士后的数量；再比如，对交叉学科培养的博士生，毕业时能否考虑授予两个一级学科所在门类的学位。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十位来自不同高校的校长、书记围绕《行动方案》给出了他们的建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会上做了回应和解答。去年6月，科技部和教育部签署了科教协同工作协议书，议定建立科技部、教育部协同工作机制。近一年来，两部门协同推进，总结形成了19项工作。这次准备推出的《行动方案》，也正是科教协同工作的成果之一。来源：科技日报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编辑：陈小柒审核：王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