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调查研究报告

小编经过三天外出调查研究，今天又更新了。这几天小编跟领导重点对基层开展“两学一做”进行了调研，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报告怎么写，觉得有用的朋友也可以加个关注，拿去使用。报告套用问题——原因——解决，这是调查研究报告最基本的格式。鉴于篇幅的原因，具体的内容下面点到为止。一般用一段引言做开场，比如：随着“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的开展，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聚集务实高效、干事创业的正能量，珍惜组织赋予自己的干事创业的平台，切实增强夯实基层、推动发展、后发赶超的责任使命，要深入学习党章党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自觉用党章和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言行，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2018年8月13——15日按上级要我们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认真谋划、扎实调研，采取网上征求意见和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收集意见建议，并对重点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现将调研的主要内容报告如下:引言结束之后就可以开门见山的指出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一定是通过前期工作，大家反映出来的，否则就没有调研的意义了，比如：1.政治思想有偏差。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理论武装抓得不紧，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如信仰缺失、精神懈怠等现象缺乏警惕性，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消极的思想言论和不满的情绪，没有去坚决地抵制、纠正与疏导。部分党员，包括一些干部党员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不强，还存在精神缺钙问题，未能主动把自身置于“四个全面”的大局中，向中央看齐。2.表面工作做得多。主要是领导班子成员下基层、搞督导没有深进去、沉下去，实效不明显。存在不入户、调研走马观花、真抓实督不够、解决实际问题不多等问题。如有时候到基层就是听汇报、搞座谈，自己问得少，亲自看得少。3.脱离基层群众。有一种“官本位”的思想、当官做老爷的衙门作风，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被动解决多、主动化解少，要求部门解决多、直面群众解决少。如对信访积案缺乏主动化解的意识，导致有些信访案件越积越深，化解难度越来越大。4.真抓实干不够。主要是求稳怕乱、瞻前顾后、遇到困难绕道走。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难度较大问题上，存“推、拖、绕”的现象。在发展的问题上，有时有机遇抓不住，有条件用不好，致使许多发展机遇擦肩而过。……………………………………问题一般都是很尖锐的，在提出问题之后，下一步就是分析或者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1.有思想偏差。客观的讲，各级对活动的宣传力度开始下降，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开始进行转移，部分领导认为今后的作风建设应该没有过去严，思想有些抛锚，过去存在的“四风”苗头又开始在脑海里蠢蠢欲动。另外，部分基层党员对政治学习也不够重视。现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部分领导干部和党员在心理上会存在抵触和厌倦情绪。2.有应付心态。部分党员认为自己已经接受了最严格的的党性洗礼，问题已经找完了，原因已经深挖了，整改措施已经到位了，再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意义不是很大;有的党员认为开展“两学一做”主题教育只是“故伎重演”，在“严度”和“广度”上，只要随便应付就可以了。3.有工作难度。虽然作风建设的总体势头没有减弱，但宣传力度有所下降、工作队伍有所精简、工作容量有所缩小，加上个别党员和干部自身有抵触情绪，导致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工作氛围不够浓厚，难以取得较为明显的工作成效。…………………………最后就是如何解决的问题，调查报告就是要提出意见，千万不能将问题再提给上级领导，在调研报告中提出问题也是很人在写报告时常犯的错误，这是最大的忌讳，如：1.优化工作方案。按照中央要求开展好此项活动，确保方向不偏、内容不空、工作不虚，在活动推进过程中关键是要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总体把握，严格活动要求;坚持领导带头，发挥榜样作用;坚持群众参与，实现与民互动;坚持问题导向，务必真抓实改;坚持因地制宜，力求创新出特。2.实现党员全覆盖。根据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已明确开展“两学一做”主题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党员。建议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农村党员都要参与，同时非领导职务干部、非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都要参加学习教育。3.抓好内容建设。建议重点抓好三方面内容的学习:一是学党章党规党纪。二是学系列讲话。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长期的政治任务，三是学经典。要对《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一批政治理论学经典著作要进行深入钻研。4.学典型。着重树立一批践行“两学一做”的先进典型，加强宣传，并号召党员多向身边的先锋模范学习。5.实践学。结合学习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工作任务，将争做合格党员的要求贯彻到落实个人整改任务的全过程。………………………………以上就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调研报告的基本写法，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吧。

新京报讯(记者 吴苹苹)疫情是否对亲子关系造成影响？ 11月7日，第十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以“后疫情时代的变与不变——让云端的孩子有幸福的童年”为题，探讨后疫情时代家庭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当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等嘉宾出席此次论坛，并分享了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后疫情时代家长最期待孩子身心健康“2020年，家长的焦虑仍普遍存在。小学生家长的焦虑集中于脾气控制、教育方法，而中学生家长则更加焦虑于亲子间的沟通问题。” 当日，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总经理解琪分享了《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成果。 报告显示，有80.9%的家长认为疫情给自己和孩子提供了更加了解彼此的机会，“停课不停学”让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更近，从而促使家长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那么，后疫情时代的家庭教育观念是否改变？解琪指出，身心健康是后疫情时代的家长们对孩子最大的期待。研究报告显示，69.8%的家长表示孩子的优秀意味着“身体健康”，65%的家长认为优秀的孩子要“乐观积极”，而认为学习成绩好是优秀孩子的标准的家长占比仅有17.9%。疫情让更多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问题在此次论坛的圆桌对话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认为，疫情带来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也认为，此次疫情让更多的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家长怎么与孩子相处。同时，俞敏洪指出，目前家庭教育在两大方面缺失，一是孩子规矩意识不足，二是孩子独立意识不强。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俞敏洪认为，一方面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规矩，同时明确遵守、违反规矩带来的奖惩；另一方面，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随着孩子的长大，只要孩子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犯突破底线的错误，我觉得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度。”专家认为教育评价体系亟待变革“我个人认为，家庭教育的改变，就是要从学校的教育制度或者是教育体系的变革开始。”俞敏洪说。那目前教育体系需要完成哪些改变？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认为，重塑教育评价系统刻不容缓，“如果只靠分数评人选人，我们的教育很难有全局性的改变。”对此，王殿军指出，应建立多维度、多元性、过程性、发展性的评价体系。他以清华附中综合评价探索实践为例，并展示了该校学生“个人成长”的记录。记者看到，该记录共包含了该生读书分享与人文思索、学术志趣及偏好发展、艺术素养及特长培养、体质健康与体育锻炼、感动感悟与交流沟通、总结与个人反思等6大方面的积分比较情况。“这样评价之后，孩子能够看到自己全面的情况和与别人的差别。”王殿军说道。他表示，评价是撬动中国教育真正改变的支点，如果评价体系不修改，“教育只能是一种呼唤、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梦想。”新京报记者 吴苹苹 校对 杨许丽 刘越

关注【公务员自习室】，持续获取领导讲话、民主生活会、年终总结等干货资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形成了作风建设的新局面。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进一步转变，集中专项整治收效明显，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持续强化正风肃纪，一批违规违纪行为受到严肃处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持续贯彻落实，解决了一些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好评。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带来了风气的变化、制度的变革与文化的革新。但在实际工作中，尽管党纪利剑高悬，仍然有少数人顶风作案，挪用公款者有之，胡吃海喝者有之，违规违纪者亦有之。这说明，难走的是后半程，作风建设仍然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丝毫懈怠。更应该在此基础上乘胜追击、更上层楼，真正形成坚固的制度保障和健康的文化基础。一、正风肃纪、遏制“四风”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习近平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二、当前反腐倡廉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反腐力度很大、成效很明显，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依然艰巨。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一是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主要表现在“七个有之”;二是在腐败问题上，有的仍心存侥幸，搞迂回战术，买官帽、批土地、抢项目、收红包，变着花样收钱敛财;有的欺骗组织、对抗组织，藏匿赃款赃物，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党纪国法惩处;三是“四风”问题面上有所收敛，但并没有绝迹，有的“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出现了各种变异。就局系统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些部门党组织还不同程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管党治党责任需进一步压实;治理“四风”问题有所好转，但并没有真正绝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如：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一些部门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单位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部门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报、听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部门和党员干部顶风违纪、变本加厉，有的单位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党员干部精神倦怠、不敢担当，怕出事、求平稳，存在“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不作为”现象。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主要措施在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中，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级党委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政治。反腐倡廉任务艰巨，任重道远，要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既要治标，查处一些案件;又要治本，从根源上予以解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关键是抓领导干部，特别是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点部门、重点岗位上的领导干部。不得违背中央精神，转移群众监督注意力，改变整治对象和整治重点，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一)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引导，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央部署和要求。教育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学习、净化思想、提高认识，克服形式主义，力戒“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做派，从思想上剔除“四风”问题滋生的毒瘤。具体说来就是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为人民服务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切实便民、利民、为民，减少群众“办事难、办事贵、办件小事跑断腿”的诸多不便;要关注民生，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在群众的食品安全、饮水安全、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多作人性化的考虑，把学习教育的要求结合工作思路切实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在工作中，努力让群众满意。让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中认识到，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突出抓好“一章程两准则四条例”的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明规知纪，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树立道德“高线”，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二)夯实“两个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党委、党组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自己、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认真履行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所有领导干部都要履行“一岗双责”，做党风廉政建设的“明白人”、“责任人”、“带头人”。纪委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责任，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和制度机制，不断探索、持续用力，构建明责、督责、追责的责任落实链条和机制。局纪检组协助局党委制定主体责任清单，出台监督责任清单、监督责任考核办法，推动各级党组织相继建立相关制度，在落实“两个责任”上实现有清单、有台账、有规程、有留痕，形成以制度监督为基础、以常态监督为重点、以责任落实为保障的监督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科学化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落实“两个责任”摆在了突出位置。“两个责任”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和“撒手锏”，必须抓实、抓牢、抓好。当前，中央和省、市反腐力度很大、成效明显，“上热”充分彰显。但是反观基层，全面从严治党“下冷”问题还比较突出。其根本的原因还是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责任主体不明、履职尽责不力、监督责任缺位、问责追责不严。必须要准确把握“两个责任”的关系，勇于担当认真落实“两个责任”，突出问责这个关键，切实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三)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必须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睁大火眼金睛揪出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既要紧盯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潜入地下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又要注意发现和纠正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式对待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仅仅当作口号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出入隐蔽场所、借婚丧嫁娶敛财、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等不正之风。坚决纠正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现象，严肃问责追责在重点领域存在的瞒上欺下、弄虚作假行为。对执纪审查对象存在“四风”问题的，应当先于其他问题查处和通报;对规避组织监督，顶风违纪的一律从严查处，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越往后执纪越严，越往后处理越重。(四)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就是要对腐败现象毫不忍受、毫不宽容，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对腐败行为，发现一起坚决纠正一起;坚持“露头即打”，防止滋生蔓延。充分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扣“六项纪律”，紧盯“三大问题”，紧抓“三个重点”，加强对被巡察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继续把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作为重点，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要作为重中之重。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从组织创新和制度建设上加强和完善内部监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积极实践“四种形态”，强化日常监督，坚决清理门户，对自己人的违纪问题“零容忍”，严防“灯下黑”，局纪委高度重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完善责任清单、台账管理、定期述责、约谈提醒等工作机制，切实强化纪检监察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五)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针对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突出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小微权力”腐败，严肃查处虚报冒领、贪污侵占，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执法不公、欺压百姓，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的行为，加大对“小官大贪”、“蝇贪蚁腐”、侵吞挪用、克扣强占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查处力度，集中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的必须严肃查处，以严明的纪律保障脱贫攻坚战顺利推进。让群众对公权力的运行知晓明了，基层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了，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主动维护自身利益。全面从严治党任重而道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充分认清反腐倡廉的形势和任务，把重点工作牢牢抓在手里、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中，聚焦不散光，聚神不分心，聚力不发散，做到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要坚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以上率下、层层带动，继续紧盯各个时间节点，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就一定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不断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即可下载全文。—END—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仅供教育科研学习，原文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发刊所有！往期精彩文章回顾20.北京理工大学举办第二届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19.会议邀请 | “大学教学创新与一流本科教育” 国际学术研讨会18.关于举办“新中国高等教育70年高峰论坛”的通知17.薛欣欣：我国高校教育学院学术竞争力比较研究——基于2018年16家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期刊的载文统计16.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讨会”的通知15.【征稿启事】2020年STEM国际会议14.第五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投稿被接收名单13.专稿| 2018 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基于16家高等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期刊的发文统计12.“追求教育卓越的理念与行动”国际研讨会即将在南京举办11.与其让研究生大张旗鼓搞创新，不如让其踏踏实实读点书10.速看！“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名单公示来了，东北师大成为最大赢家！9." Harvard Ecational Review"Volume 88, Issue 3 (Fall 2018)8.第四轮学科评估高校A类学科数量及排名（报专业选择高校A类专业准没错）7.2019年高中数学新教材正式发布！内容大变化 +数学必修1教材（PDF）下载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教育学）5.中国知网推出：全国教育学-学者论文指数排名TOP50

我国投资者开始接触投教的时间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超五成的投资者缺乏长期接受投教的意识。我国投资者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素养仍未有明显提升。受教者与施教者在投教渠道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电视、电台等媒体在开展投教方面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课题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自2016年首次开展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全国性问卷调查以来，2018年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性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延续了以往两次调查的基本风格与特色，即着眼于对影响投教工作实际效果深层次原因的挖掘与分析。不同于同类调查只是单向对投资者做问卷访问的通常模式，本项调查问卷范围同时涵盖投资者（受教者）和投教工作者（施教者），是国内外学术界首次从投教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视角来研究投资者教育的效率与制度建构问题。该项调查分别设计了《投资者教育情况调查（投资者部分）》和《投资者教育情况调查（投教工作者部分）》两份问卷，并对问卷进行了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检验。内容效度检验上，课题组通过咨询和座谈等形式，在广泛听取市场投资者、投教工作者、调查统计专家以及相关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问卷内容进行了反复调整、修改与优化；结构效度检验上，投资者部分问卷与投教工作者部分问卷各因子间相关系数大多介于0.1～0.6之间，各因子与测量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处于0.3～0.8之间，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本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共回收问卷20887份（投资者部分问卷11504份，投教工作者部分问卷9383份）。课题组根据相关统计学标准对问卷进行了严格筛选，最终确认有效问卷为19888份（投资者部分有效问卷11005份，有效率为95.66%；投教工作者部分有效问卷8883份，有效率为94.67%）。课题组利用SPSS 23.0软件分别对投资者问卷与投教工作者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信度方面，投资者部分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投教工作者部分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在信度，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良好。课题组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下面介绍调查报告的一些要点和基本结论。一、我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现状与效果分析1.投教工作的开展改变了金融机构对投教的认知，激发了其开展投教工作的内在动力2016年度的调查结果显示，证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主要动力为满足相关监管部门的合规要求，缺乏主动开展投教工作的内在动力。但是在2017年及2018年度的问卷调查中，结果开始出现变化。调查表明，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主要目的，开始从被动的满足监管要求转变为主动“帮助投资者获得基本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和“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保护投资者正当权益”。在2018年度“金融机构开展投教的主要动力”调查中，认为投教工作“对公司发展和拓展业务有直接帮助”排在了第一位。这些变化均表明了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认知的转变，即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由“满足金融监管机构的强制要求”的被动动作，转变为公司客户服务和品牌建设的主动行为。当然，作为推动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的外部力量，“来自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强制性要求”依然是排第二位的重要因素，这与我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投资者教育的持续重视相契合。这一转变从一个层面反映出我国持续多年推进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已经在悄然改变我国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强制性要求对整个金融市场投教工作的推动和引导初见成效。2.投教工作提高了投资者主动接受教育的积极性，90%以上的受访投资者表示愿意为接受投教而投入相应的时间和资源在投资者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中，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投资者参与和接受教育的内在积极性的分析。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投资者对接受投教积极性的自我评价为3.44分，投教者对投资者接受投教积极性的评价为3.60分（满分为5分），说明无论是从投资者角度还是投教者角度来看，投资者接受和参与投教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调查数据还显示，愿意为接受投资者教育投入一定时间和资源的投资者占有较高的比例，其中，为参与投教而花费了一定资金的投资者占比超过90%；近半数投资者（占45.74%）参与各类相关学习的资金投入占其收入的5%~15%，有11.61%的投资者在投教学习上的资金投入超过其收入的15%。在时间投入方面，超过92%的受访投资者表示愿意为参与投教活动花费时间，其中，超过半数的投资者（占53.35%）每周投入的学习时间在2小时以内，有12.65%的投资者每周投入的时间超过5小时。投资者愿意花费时间和资金参与投教学习活动，表明投资者对通过参与投教来学习相关金融知识、提升自身金融素养的重视程度在持续提高。3.投教工作有助于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升，多主体参与实施的投教工作对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有更为积极的影响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参加过投教活动的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显著高于未参加过的投资者（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参加各投教主体开展的投教活动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通过选取投教实施主体中对投资者金融素养影响较大的三个主体（金融机构、交易所/行业协会、高等院校）进行组合分析发现，参加过多个主体投教活动的投资者，其金融素养明显高于只参加过一个投教主体活动的投资者，且投资者接受投教的主体种类越多，其金融素养也越高。这一结果再次实证了课题组2017年调查报告的结论：“多主体参与、形成系统性的投资者教育体系，是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一致认同的未来投资者教育的主体结构，也是最合理的投资者教育主体结构发展方向。”4.投教工作有助于投资者养老规划意识的培养，促进个人更积极地选择定期储蓄、养老保险、长期性投资等养老保障方式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国人的养老规划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问题，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对个人而言，养老规划是一项长期金融投资决策。从国外成熟市场的投教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把养老规划列为投教工作的重要内容，认为对投资者的养老金融教育是改善个人退休养老规划状况的重要途径。为了研究我国投教工作对个人养老规划的影响，课题组在2018年度问卷调查中增加了关于养老规划的内容。调查显示，接受投资者教育越多、对金融知识掌握更好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更加理性，更能够预估不同金融决策的结果，主动去制定与实施个人退休养老规划的可能性越高。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超半数的投资者并未对自己的养老生活做出合理的目标设定和经济规划（仅有46.62%的投资者预期过自己的养老资产规模），缺乏必要的养老财务准备意识，表明我国个人养老规划意识较为薄弱。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接受投教的频率能够显著影响投资者的养老规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接受投资者教育的程度越高，主动进行退休养老规划的概率越大。同时，我们还分析了投资者教育对投资者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发现接受投教的频率越高，其对于未来自身的退休养老规划的考虑就越全面，养老方式的选择就越多样化，且选择个人定期储蓄、商业养老保险、长期性投资等方式作为退休养老保障的可能性越大（其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二、我国投资者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1.我国投资者开始接触投教的时间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超五成的投资者缺乏长期接受投教的意识投资者开始接受金融教育的时间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金融教育基础，为投资者培养良好的金融意识提供保障。调查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受访投资者都是在大学及以后阶段才开始接受经济/金融相关教育，仅23%的投资者在大学之前了解过经济/金融相关知识，而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从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国民金融知识。总体来看，我国投资者接受经济/金融相关教育的起步时间远远晚于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表明我国在国民教育阶段开展投资者教育的发展空间巨大。调查数据还显示，仅有41%的受访者表示会长期接受投资者教育，而表示会长期开展投教活动的金融机构占比却达69.08%，表明长期性投教资源供给上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但投资者尚未形成长期接受投教的良好习惯。而投资者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若投资者缺乏长期接受教育的意识，将使得投资者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亟需加强对投资者长期接受投教意识的培养。2.受教者与施教者在投教渠道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电视、电台等媒体在开展投教方面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投教渠道也是影响投教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连续三年的调查中都设计了投资者对投教渠道偏好的调查内容。201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对网站、电视电台、各类交易软件等线上渠道的接受度，与现场教育活动、纸质材料（书籍、报刊）等线下渠道的接受度相当（线上渠道接触度90.42%，线下渠道接触度91.35%），表明投资者更偏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投教渠道；而目前投教主体最常采用的仍为线下渠道（使用率为81.32%），对线上投教渠道的关注和开拓明显不足（使用率为51.55%），表明线上渠道的投教工作亟待补充和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在线上渠道中，投教工作者使用率最低的电视、电台等媒体渠道（使用率为36.50%），却是投资者具有较高偏好的渠道（使用率为91.28%）。投资者对通过电视、电台等渠道接受投教的偏好，与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较少利用这些媒体渠道的错位表明，金融机构在利用线上渠道，尤其是电视、电台等媒体渠道开展投资者教育方面还有很大发挥空间。略感意外的是，近年来监管机构大力倡导和推进的实体投教基地建设，却是投资者知悉程度最低的渠道（20.53%的受访投资者表示从未听说过投教基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目前投教基地数量还较少，覆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投教基地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各方面宣传和发展还不够成熟。3.金融机构投教工作“重宣传，轻实践”的倾向依然存在，大多投教人员对公司的投教规划并不了解调查数据显示，在金融机构投教工作的侧重点方面，参与人数最多的是“宣传、协助和组织”（占比为77.77%），而参与“受理及处置以及讲授工作”的人数较少（占比为30.8%），暴露出金融机构投教工作“重宣传，轻实践”的特点，投教工作的实际实施人员配置不足，可能造成投教活动缺乏实质性和持续性。数据显示，多数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都非常重视和关注，在投教方面投入了较多资源。投教人员的配比结构较为合理，受访的投教工作者的工作年限集中在1-3年和5-10年，超七成投教工作者接受过相关专项培训。超过90%的金融机构制定了专门的投教计划（以月度计划为主，占比为75.28%），但受访投教工作者对本公司投教计划的具体内容知悉度并不高，仅有32.52%的受访者表示对公司投教计划比较了解。同时，将投教工作纳入公司业绩考核的机构占比不到50%，表明仍有一些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的重视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教计划的实际执行，降低了投教工作的效果。在对投教工作效果的评估方面，大部分受访金融机构都安排了“客户对投教活动满意度的调查”，作为对本单位投教工作的效果评估，但是普遍缺乏多样化的投教效果评估手段，且对客户满意度的测评也主要是由于监管机构的规定要求。这一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投教工作的系统性评估体系建设还比较薄弱，导致各投教主体开展投教活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虽然有关投教资源的投入较多，但与投教效果联系密切的投教环节未得到凸显，能切实提高投教实际效果的有关举措并未得到更好的实施。4.金融机构仍是目前投教的重要主体，但是其开展投教的“悖论”依然存在课题组在研究中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金融机构在投教工作中的准确定位问题，现有文献对此也没有涉及和专门研究。现实背景是：金融机构是目前实施投教工作的最重要主体，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投教工作；但是，投资者教育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且具备社会服务的功能，而金融机构作为追求盈利的市场主体，如何形成有效的、具有公信力的投资者教育供给？在实施投资者教育时能否做到客观公正？本次调查就这个问题设计了专门的问卷题目。调查数据显示：（1）金融机构在投资者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被投资者广泛认可。从投资者对各种主体开展投教活动的认可度来看，对金融机构的认可度在所有主体中排名第一（认可度达88%）。（2）另一方面，无论是受访投资者还是受访施教者，双方均认可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的上述“悖论”的客观存在，即双方均认为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与其机构本身的盈利性定位存在一定冲突，但双方在冲突程度的认知上有所差异：投资者对这种“悖论”和利益冲突的感觉更为强烈一些（对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悖论”，受教者评分为2.84分，施教者评分为2.49分）。（3）由于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悖论”的存在，对于投资者来说，金融机构投教活动的可信度因此而有所减扣，从而成为影响金融机构投教工作实际效率的一个因素。5.投教主体结构不合理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投教工作效率的最主要问题在连续三年的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均设置了“对目前投教工作存在的不足进行评价”问题。结果显示，“开展投教工作的主体结构不合理”、“进行投教的时机不合适”、“投教内容过于单调”、“投教渠道过于单一”以及“缺乏系统性投教体系设计”5类问题，是目前投资者和施教者均认为存在的需要改善的问题。但结果也表明，受访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对于投教工作存在的不足的评价，既有明显区别，也有高度共识。在对“开展投教的时机不合理”、“投教内容过于单调”两方面的看法上，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存在显著的“角色差异”，投资者对这两方面的不满程度的排序，明显高于投教工作者。这也提示金融机构在今后开展投教工作中，应该更加注重投教时机的选择和投教内容的优化，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学习需求。具有较高共识的是，投资者和投教工作者均将开展投资者教育的主体结构不合理视为影响投教工作效率的最主要的问题（二者的排序都为第一位），再次说明改善我国的投教工作应该从主体结构的优化调整开始 。6.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提高国民金融素养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具有效率的投教制度安排早在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就呼吁“加大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力度，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功能”。本次问卷调查中，对于“是否应该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态度显示，超过八成的投教工作者都赞成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且超过四成的人表示“非常支持”，认为把投资者教育引入国民教育体系是提高国民金融素养、提升投教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和制度安排。这一结论亦与2017年度的调查结果高度吻合。目前，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还未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以及相关财经/投资的内容，这是个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普遍缺乏资本市场的基础知识的制度性原因。现实中，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差距过大，这种差异给金融机构等主体开展投教活动带来很大难度，使得投教的针对性不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目前金融机构过多承担了对投资者进行基础教育的工作，弱化了自身在专业化投资领域的优势。通过将金融与投资的基础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可以减轻金融机构在普及基础金融知识方面的过度承担，使金融机构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专注于专业化和有针对性的投资者教育服务。对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充分发挥教育工作的正外部性效应，可以培养全民的健康投资理念，促进投资者行为的普遍理性，这是最有效地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治本之策，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和长远发展。三、关于投教工作与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关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投资者教育的效果与投资者本身的金融素养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即投资者教育会影响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形成，而投资者的金融素养也会影响其对投教的参与和学习。课题组在研究中，除了对投教工作现状和问题的关注外，还专门探讨了投教工作与投资者金融素养之间的关系，在2018年度问卷调查的内容设计上对此做了适当安排，问卷设计了投资者基本金融素养、专业金融素养、综合金融素养、客观金融素养、主观金融素养、投资组合的简单多样化、有效分散化等调查指标。对相关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结论有以下几方面：1.我国投资者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素养仍未有明显提升问卷调查显示，受访投资者的基本金融素养为69.43，其中得分在80分以上的投资者占56.66%，表明我国投资者群体对利率、复利以及通货膨胀等基础金融知识的掌握较好；但受访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素养仅为44.23，其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投资者达58.31%（与2017年度的调查结论一致），大部分投资者专业金融素养仍未达及格标准，投资者对风险分散、无风险利率等专业金融知识的掌握还严重不足。这一结果与2017年度的调查结论一致。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地域差异。男性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素养和专业金融素养均高于女性（这与国际上关于金融素养性别差异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在大多数家庭财务决策中，男性往往占主导地位。在地域分布上，基础金融素养最高的为东部地区（71.62分），专业金融素养最高的则是西部地区（46.25分）。2.投资者普遍存在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偏差，金融素养越低的投资者显得越“骄傲”，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反而更为“谦虚”面对复杂的金融产品，投资者总是依据自身的金融素养来进行选择和决策的。客观金融素养为投资者提供处理信息所具备的基本知识，主观金融素养（即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则更多的引导投资理性决策。行为金融学中有关投资者自我认知的研究表明，投资者的认知偏差会造成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交易行为，进而引导金融资产错误定价，致使金融资源不合理配置。数据显示，我国投资者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存在偏差。投资者对金融素养的自我评分高于真实得分，表明投资者存在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不同金融素养水平下投资者对金融素养自我认知的偏差程度：金融素养低的投资者倾向于高估自身金融素养（对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且金融素养越低，其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显得更为“骄傲”；而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则倾向于低估自己的金融素养，表现得更为“谦虚”。结果表明，金融素养的自我认知偏差使得投资者无法准确估计自身金融素养，加强投资者教育可能有助于从自我认知角度纠正投资者对金融素养的认知偏差。3.金融素养的提高增加了投资者选择自主投资方式的概率，降低了部分投资者对理财顾问和委托投资的需求调查数据表明，58.54%的受访投资者表示有理财建议需求，其中，41.30%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建议的需求表现为“我自主决策，但在投资前会征求理财顾问的意见”。接近40%的投资者选择“我完全自主决策”的投资方式，仅1.66%的投资者选择“投资决策完全交由理财顾问决定”的委托投资方式。值得关注的是，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投资者理财顾问依赖程度的影响基本一致。一方面，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投资者选择自主投资的概率会增加，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自信和自主决策能力；另一方面，金融素养的提高会减少投资者的外部理财建议需求和对理财顾问的依赖程度，表明金融素养更高的投资者，能更好地分辨理财顾问提供的信息是否具有价值，减少了对外部理财建议的过度依赖和盲目服从。此外，金融素养对理财建议需求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也从侧面印证了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的“悖论”，在投资者的潜意识中，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者教育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因此，理财顾问在追求自身财务利益的同时，所提供的理财建议也需尽可能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4.投资者金融素养水平对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具有不同的影响课题组一直关注投资者教育对投资者资产组合的影响。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也设计了有关投资者金融素养对投资组合多样化与分散化的不同影响。投资者金融素养的高低会透过投资行为的理性程度来反映。理性的投资者通常会通过其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来分散风险；而金融素养较低的投资者由于缺乏对投资组合多样化的理解，其投资往往会集中于某一特定资产。随着其金融知识的增加和金融素养的提升，风险意识的增强，其投资组合逐渐多样化，但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简单多元化。随着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持续提升，更有可能将资产配置到经过筛选的投资组合上，即加入了对“资产相关性”的考虑，在此基础上形成投资组合的“有效多样化”和“有效分散化”，而非不考虑资产相关性的简单资产配置行为。调查也显示，投资者金融素养的提升，并不必然会提高其投资组合的分散化程度。因为投资组合的合理配置有时候会受到投资者过度自信的负面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主观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投资者来说，主观金融素养的提升使得其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化”程度得到提高（有效分散化程度从0.63上升到0.72）；但对主观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投资者来说，金融素养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化”程度，即投资者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其投资组合有效分散化的程度越低。这可能是由于金融素养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更容易高估自己对特定金融资产分析的准确性，在资产配置中更倾向于投资其偏好的金融资产，从而降低其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化”。可见，通过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准确认识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纠正投资者的金融素养认知偏差，将有助于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福祉。（本文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的调查报告摘要。执笔：李建勇、宋明莎。特别感谢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广发证券、华西证券、华福证券、广州证券、广发期货等公司对本次调查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新华网北京9月26日电 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报告显示，“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认为的人生最重要事情的首位。该报告对全国11万余名四年级学生、7万余名八年级学生和3万余名班主任进行了调查，认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已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显示，中小学生均认为“有温暖的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认为家庭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追求。这反映了他们对家庭的重视、依赖和对温暖家庭的期望。调查显示，学生最崇敬的榜样为“父母”。这表明孩子对父母普遍持有认可和尊敬的态度。在亲子沟通方面，报告显示，超过两成的学生认为家长的表现有待提高。25.1%的四年级学生和21.8%的八年级学生表示“家长从不或几乎不花时间与我谈心”，22.5%的四年级学生和21.2%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从不或几乎不问我学校或班级发生的事情”。九成以上教师表示，家校沟通也存在问题。排名前三位的问题为“家长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家长参与沟通的积极性不高”和“与家长教育理念不一致”。此外，学生和教师都认为，与学生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相比，家长最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四、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对自己最关注的前三位是学习情况（选择比例分别为79.8%、79.9%）、身体健康（66.6%、66.5%）和人身安全（62.2%、52.2%）。96.2%的四年级学生和95.8%的八年级学生表示家长对自己的成绩期望至少是“班里中等”。不过，家长参与孩子学习过程的积极性并不高。数据显示，33.3%的四年级学生和48.3%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对自己的学业参与度较低。调查结果表明，亲子阅读频率越高，学生在阅读兴趣、阅读时间、阅读量、运用阅读策略能力等方面的表现越好。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家庭却没有建立良好的亲子阅读习惯。学生报告“家长从不或几乎不和我一起读一本书”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3.5%、65.4%，报告“家长从不或几乎不和我谈论正在读的书”的人数比例分别为25.6%、49.4%，报告“家长从不或几乎不和我一起去书摊、书店或图书馆”的人数比例分别为26.0%、44.5%。在藏书量方面，农村家庭藏书量明显少于城市。

鲸媒体讯 （文/琴不白）4月2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提出， 在满足了国民教育的基本需求之后，中国教育正在形成由公办教育、民办教育、课外培训教育、国际教育等构成的新的生态，出现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新的问题。国家密集出台政策，集中破解课外培训热、民办教育、农村教育等突出问题，治理义务教育秩序，重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其中，学前教育领域方面，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新政受到官产学等多方解读和热议。以新政出台为标志，中国学前教育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学前教育行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职业教育领域方面， 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要痛点在于体系建设政策集权化与区域产教融合利益多元化之间的冲突。教育新生态：民办教育画像蓝皮书指出，在国家举办和管理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成人和扫盲教育之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教育空间和市场，包括民办教育、课外培训、国际学校、留学教育、教育科技企业等类型和主体， 主要是通过家长付费购买的教育服务，它们在“教育事业”之外构成新的教育业态，与体制内教育的互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复杂，成为教育发展和教育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现实。（一）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在早期发挥的主要是弥补政府教育经费不足的“拾遗补阙”的作用，近些年来，民办教育更多的是满足不同群体（如高收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由于学前教育的供给短缺，民办幼儿园得以大发展。2017 年，民办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 62.9%，在园儿童占 55.91%。在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 8.1%、民办初中在校生占全国初中在校生的 13%；但在一些地区，包括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民办教育的比重高达 20%甚至 30%~40%。民办中小学成为择校竞争的主要目标，原先优质的公办学校沦为“二流学校”。与房地产业相结合、规模巨大、高度商业化的“超级中学”恶性发展。国家通过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实行按营利和非营利“分类管理”的思路，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二）教育培训机构近些年来，火爆的课外补习热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教育公平等的伤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8 年是教育部和各有关部门重拳治理教育培训市场的一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的 2017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 48.3%（包括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由商业公司提供补习的占 30%左右。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占一定的比例。课外补习的生均支出，以东北地区最高，达 4357 元/年；其次为东部地区，为 3592 元/年；而中部地区（1970 元/年）、西部地区（1806 元/年）的生均支出只有东北地区的一半不到。城乡之间的差异更为惊人：农村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为 419 元/年，城市学生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3710 元/年，为农村学生的近 9 倍。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 4900 多亿元。（三）国际学校近年来，我国国际学校快速发展，反映了随着新兴富裕阶层人数增加，中国家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意识大为增长。2018 年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学校总数为 821 所，其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121 所、民办国际学校 426 所、公立学校国际部（班）274 所。2018 年新增国际学校 87 所，增幅高达 12%，创近年新高。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地区的国际学校数量位居前四，均超过 80 所。其中，广东的国际学校超 130 所，居于首位；上海近 110 所；江苏省已达 90 所，位居全国第三。（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人数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2017 年中国留学生人数首次突破 60 万人，相比上年增长 11.7%，近 10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5%。增长迅猛的国际教育需求，为语言培训、游学、出国服务等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趋势，呈现出三个特征：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根据《2017中国留学白皮书》的调研结果， 2017 年出国留学群体中就读本科及以下学段的学生占总人数的 36%，已成为出国留学的主力军之一。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之外，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教育选择，巨大的教育市场，商业的、资本的、公益的多种社会价值和利益的博弈，构成了新的教育生态。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三类学校需要重点关注蓝皮书指出，对于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有三类学校需要重点关注，城区的大班额和大规模学校、乡镇的寄宿制学校和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 这三类学校反映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挤、乡空、村弱”的基本现实。教育部要求到 2018年基本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到 2020 年基本消除 56 人以上大班额。由于城区小学学生多，教师为了提高升学率而采取分快慢班、程度班、单双班等方法，极大地伤害了学生。长期待在空气混浊、难以流通的教室，严重损害学生的身体健康，一旦遇到传染病暴发，后果不堪设想。但解决大班额问题并非易事，受到地方财政能力、土地资源等的制约，需要在城乡教育统筹规划的思路中予以破解。蓝皮书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有农村小规模学校 10.7 万所，其中小学 2.7 万所、教学点 8 万个，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 44.4%；在校生有 384.7 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 5.8%。农村小学寄宿生有 934.6 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 14.1%。新政出台后，学前教育迎来新的拐点，“公益性”和“普惠性”是主旋律201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若干意见》（简称新政）发布后，受到很多争议。新政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学前教育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蓝皮书认为，学前教育发展主线仍然是解决短缺、普及，强调普惠和优质。而学前教育公平问题并没有被认真对待。首先，天然带着普惠帽子的公办园从公共财政中获得了最大的资助，但是，从其招生服务对象看，它并没有兜底，对弱势群体的针对性更加付之阙如。其次，由于流动产生的两类群体，如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已经替代了原来纯粹出于地域原因产生的不公平，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最大的问题，这一点仍将出现于学前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学前教育被纳入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之后，必将在入园资格上设置多重要求，反而更加增加这部分人群的入园成本。最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虽然名义上留有“20%”的市场化、多样化空间，但也势必大大压缩家长的选择权。学前教育的下一步发展必须把公平提上议事日程，否则人民的满意度并不会因公办园和普惠民办园增加而增加。蓝皮书提到，民办幼儿园从1998年以来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到2017年还占62.9%的比例。虽然学前教育这20年来发展迅速，但学前教育资本化（以资本上市为方向）则是从2015年左右才开始启动，之后这两年迅猛发展。但随着新政的出台，短暂的资本“狂欢”面临清场。不过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体系依然存在一些发展问题，如公办园的定价标准统一与公办园之间的投入差如何平衡；如何处理小区配套园面临的复杂产权关系等等。奕阳教育集团董事长、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张守礼提出以下建议：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既要建立民办普惠园的投入-价格机制，也要改革公办园办园体制，以此加强学前教育经费统筹和配置；坚持遏制资本的政策取向，把建立民办非营利机制作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点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应该重点在机构立法上，弥补学前领域的基础制度缺失；构建学前教育多样化的供给结构，建立分类管理制度，把小微园纳入到政策、管理框架中。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区域产业发展呈下滑趋势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田志磊按照标志重点事件节点，将职业教育分成五个重要发展阶段。一是1978年的恢复阶段；二是1983年的发展阶段，农村普通高中翻牌为职业学校；城市职业教育多部门、多结构、多形式办学。三是1997年的滑坡阶段；四是2005年的体系建设1.0阶段；五是2019年的体系建设2.0阶段，政策提出建立1+X证书体系，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高职百万扩招。田志磊围绕当前产教融合的痛点，结合2019年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了当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区域发展的一些情况。 蓝皮书认为，中西部与东部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融入区域产业的情况总体向好。近年来，东部企业大量内迁，带去了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所提供的税收，增强了地方政府提供面向本地产业的职业教育的意愿，产教融合日益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县市政府的占优策略。而新兴产业集群所提供的技术岗位，逐渐提升居民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在东部地区，职业教育融入区域产业的程度有下滑的趋势。有观点认为，东部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在于：随着东部居民收入的增长，老百姓不想读职业教育；随着产业发展，东部沿海企业需要更多本科毕业生或者至少是高职毕业生。超半数家长认为“减负”政策“越减越重”，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成家长最期待的措施“减负”成为 2018 年中国教育的一个高频热词， 为了解家长对中小学生“减负”情况的满意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腾讯教育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4 日，开展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家长满意度问卷网络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6748 份，其中有效问卷6744 份，有效样本率为 99.94%。 调查结果显示“减负”政策受到大部分家长关注，家长选择校外培训类型的倾向度相应发生变化。但家长对“减负”政策存在矛盾心态，“减负”政策效果未获得大部分家长认可，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是家长最期待的措施。对于“减负”政策对孩子学习带来的影响，约半数的受调查家长（50.85%）认为“学业负担更重了”， 44.48%的家长认为“没有变化”，仅有 4.67%的家长表示“学业负担轻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家长认为学业负担没有减轻，“减负”政策对减轻学业负担的效果远未达到预期设想，反而呈现“越减越重”的趋势，这一现象发人深思。在出台“禁止各类与升学挂钩的杯赛与统测”政策后，受调查家长回答身边是否还有类似杯赛与统测在开展时，超过二成的家长回答“比较普遍”（22.21%）、“非常普遍”（21.00%）。不过，接近三成的家长表示“不清楚”（28.34%）， 6.38%的家长表示“没有”， 22.08%的家长表示“比较少见”，折射出各类与升学挂钩的杯赛与统测的“降温”态势，但是与升学挂钩的杯赛与统测乱象还未得到彻底治理。蓝皮书调查指出，在家长期待解决“减负”问题的措施中，受调查家长选择“改革中考和高考制度，采用多元的、体现素质教育的录取标准”最多（72.18%），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成为家长最期待的“减负”措施。“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减轻孩子升学压力”获得了超过六成家长的支持（64.29%），选择“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学效率”的占比仅比前者少了约 5个百分点。家长对“加强督导，使减负措施真正得到落实”（53.38%）和“各学校都要进行减负，以免造成不平衡”（52.09%）的期待程度相当。选择最少的是“加强对家长的宣传和引导”（27.40%），尽管大部分家长更期待外部措施，但还有接近三成的家长认为家长自身转变是“减负”的重要途径。

儿童校外生活是指儿童放学后在学校以外经历的生活内容，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领域。由中国儿童中心主编的中国首本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于201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为主题，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和农村的14874名儿童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报告摘要如下：书本摘要目前我国儿童每年寒暑假、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约有180天，加上儿童放学后的时间，儿童在校外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在校内的时间。校外生活已经成为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领域。对于儿童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来说，除了关注儿童的学校生活之外，也要关心儿童的校外 生活状况、教育引导儿童过好校外生活。本书中的“儿童校外生活”，是指儿童放学后在学校以外经历的生活内容。主要从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进行界定。时间维度上，指的是学校放学后的时间；空间维度上，指的是学校之外的场所；内容维度上，指的是学校课程之外的各种活动。本课题组通过开展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对当前我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其中，调查研究通过典型城市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对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儿童进行儿童校外生活状况问卷调查。幼儿园及小学二、四年级的问卷由家长填答；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二、三年级的问卷由儿童自己填答。最终在全国10个城市和农村共收集有效问卷14874份。专题研究分别从教育减负、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等角度对儿童校外生活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并通过青少年宫、科技场馆、社区儿童之家等呈现当前儿童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发展情况。案例研究通过中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中国儿童中心儿童健康人格培养、北京市校外教育“三个一”活动、启行营地教育、北京阅读季等展现国内各类机构对儿童校外生活进行的探索及提供的服务。此外，还通过日本中小学生修学旅行和芬兰课外教育的概况为我国儿童校外生活建设提经验借鉴与启示。基于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本课题组发现我国儿童校外生活具有以下特征。（1）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时间安排、场所建设、内容设置等方面为儿童校外生活保驾护航。（2）儿童校外生活多姿多彩，儿童校外活动需求更加多元，校外机构的服务类型更加多样。（3）儿童校外生活学段特征明显，“玩耍”是幼儿园儿童校外生活的关键词，小学二、四年级是一个过渡期，休闲与学业并存，小学六年级是一个分界点，初中儿童校外生活主要围绕学业展开。（4）儿童参与课外培训日常化，课外班已成为校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5）家长重视儿童校外生活，母亲参与程度高于父亲。（6）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与其身体、心理及社会情感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本课题组还发现儿童校外生活状况存在以下问题和挑战。（1）儿童校外生活状况存在城乡差异、发展不平衡，重视智育，对德育、体育、美育、劳育的培养发展不够充分的现象。（2）儿童校外生活“影子教育”痕迹明显，其他校外生活时间被压缩。（3）“剧场效应”突出，家长教育观念有待改变。（4）儿童喜欢在网络虚拟空间里游戏、休闲，乡镇农村更加明显。基于上述现状和问题，本课题组提出如下建议，以提高儿童校外生活质量。（1）加快推进教育公平，缩小儿童校外生活质量差异。（2）准确把握减负的科学内涵，让儿童校外生活发展更加充分。（3）倡导科学家庭教育观，引导儿童健康校外生活。（4）规范引导校外教育机构发展，丰富儿童校外生活资源。（5）挖掘校外生活教育价值，加强校外科学研究。（6）强 化协同育人，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儿童校外生活的格局。

文章来源：《国家治理》周刊4月甲完整版报告请点击：《当前公众对“人工智能+教育”的认识与期待》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李思琪原文责编：贺胜兰 司文君新媒体责编：李思琪视觉：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