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人才是大学的第一使命,是大学的根和本。在担负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教学侧重于言传,科研侧重于身教。教学与科研,也就是言传与身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教学和科研如能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育人,就能更好地培养一流人才、成就卓越教师。教学与科研对高校而言,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一对需要平衡的辩证关系。自两百多年前威廉·冯·洪堡创立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时明确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后,这一原则已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标志。对于以文化和知识传承、知识创新和创造并重的研究型大学而言,这一辩证关系不言自明;即便是以文化和知识传承为主的教学型大学,由于必须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技术,这一关系同样也清晰明了。纵观全球大学发展的千年历史,这一关系虽在各个大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侧重,但从未偏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在规模和办学能力上,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迅速走过了恢复高考、扩大规模的过程,走进了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新时代。我们这一代教师也亲历了我国高等教育从小众受教到大众受益的发展过程。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初进入大学的我们,迄今仍感恩和感动于当年的大学氛围。当时,老师们在沉寂蹉跎了十多年后,以浓缩升华了的知识、蜡烛般燃己照人的情怀,全身心哺育我们;学生们则像永不知饱的雏鸟,引颈争食、奋力消化吸收,同时跟随师长迅速转入研习探究。教师乐教,学生爱学,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永恒的大学记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任务更加明确、发展路径愈加清晰、建设目标更为远大,各校都试图将自己的定位和视野放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加以考量。在历史变迁、跌宕甚至转折的关头,文明与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知识与科学的创新与创造,技术与产业的突破与变革,无不依赖于教育,无不依赖于人才培养。此时,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能力和水平,无疑是国家实力的综合体现。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和大学使命的全面复苏,我国高等教育必然要从单纯的知识传承转入知识传承、创新和创造并重的新阶段。这就要求高校教师既要做好教学、又要精深科研。于是,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上的时间分配、精力投入平衡问题必然显现。凡认真从事教学的老师都深有体会,教学是一项极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而且是个良心活。然而,正如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指出的:“大学已经忘记了更重要的教育学生的任务。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存贮地,这些大学是成功的,但它们忘记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十几岁的人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人,让他们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值得反思的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存在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的失衡问题,我国高校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并不鲜见。教育本身是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微妙过程,假如高校从教者初心不在、为利所驱,就不可能立德树人、造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教师不做教学做什么?不做科研教什么?这句常常挂在高校教师和服务管理者嘴边的话已经大体道出了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培养人才是大学的第一使命,是大学的根和本。在担负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教学侧重于言传,科研侧重于身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教学和科研如能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育人,就能更好地培养一流人才、成就卓越教师。就我自己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体会,教学在一流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教学对教师而言,是一个系统提升、融通基础知识的过程;对学生而言,是掌握系统扎实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主要途径。同时,任何教学都具有教育性,即只要有教学活动,就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产生影响,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引领功能。并且,教师不仅要将自己知道的道理给学生讲明白,还要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疑难问题,甚至要化解学生为“滴定”教师水平、显示自己能力而提出的“挑战性”甚至“挑衅性”问题——这本身就是对教师的一种锻炼和提升。以我所熟悉的科研领域而言,被世人称道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创新和突破,大多基于讲授中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因此,教学中的知识融通、抽丝剥茧、寻根究源,无疑能促进自己科研的广度和深度。教学工作则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将自己对科技前沿的学习认识、科研心得和成果等融入、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同时,在这种重新加工和梳理中,又可以为优化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提升自己的科研境界提供反馈和新思路。此外,教学工作还能从学生身上反演看到自己的不足,被学生的灵动所激发,达到教学相长,可谓一举多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在老一辈教师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就应该将教学工作当成天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立德树人中成就自己。以己管见,科研在一流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提升性和拓展性作用。与教学过程相比,科研过程具有面向未知世界、探索未知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等特点,有助于拓展学生素质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正如洪堡指出的,教学活动不能脱离对科学的具体探讨过程,否则教学就变成了空洞的教条传输,这样就束缚了人的潜能,而不是对人类智慧潜能的尊重。科研工作既是创造新知识的必然途径,也是展示和检验教师与学生知识积累、技能才华的重要场合,更是磨炼研究者意志和品德的必要途径,与教学工作相辅相成,构成了高校育人的主要手段。我常和学生说,科研工作是一个以失败为主旋律的过程,科研的魅力恰在于百折不挠后可能发现的新现象、新原理、新物质、新方法和新技术,由此引领人类文明文化、深化科学认识、提升科技水平、改善人类生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正是科学研究的不断精进,才给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不断更新的源泉,这就是教学是流、科研是源的辩证统一,也是历经千年、不断革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当下,全球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校除了继续在科研上追求特色、追求引领外,更加重视对教学内容、方法和技术的探索,更加重视对专业的融通整合,更加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引领和支撑。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百多年的西风东渐、学习探索、艰苦发展过程,如何在新时代开创东风西渐的大格局,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尽快形成中国特色并为全球共享的高等教育理念和范式,是我们高教从业者的使命,也是青年学生的职责和理想。科学认识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更好地贯彻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激发高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定是我国高校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校发展的重心所在。(作者:严纯华,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
作为一名教师,本位的能力就是教学能力,因为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教科研是提高教学能力的手段,学校和教师开展教科研活动,就是为了提高教师教学能力。通过提高教科研水平,促进教学能力的提升。教师是专业技术人员,教学能力就是专业能力。专业技术能力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取得的,不是天生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训练,来不断提高专业技术能力。一直以来,在中小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都是本位的第一位的能力,但是在高校里,有些偏颇,过于看重教师的教科研能力,其实这是一种跑偏的节奏,高校教师的职责也一样是教书育人,其次才是研究。对于这一点,教育部在振兴本科计划里明确给出了答案,就是教师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教书,大学教师也不能例外。教书当然需要教学能力,没有教学能力,也就谈不上什么教书了。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开展教研活动,区片县市省等教育部门和有关单位,也会组织大型的教科研活动,但是,所有的这些活动,并非是为了教研,而是为了教学。通过这些活动,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无疑,教研活动非常重要,教师的教研能力自然也很重要,但是,这个能力是服从于教学能力的,教研能力是包含在教学能力之中,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教学能力。实际上,教研能力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这两个能力是正相关的。很多名校在招聘教师时,都要求教师提供在专业领域的获奖证书,优课、基本功竞赛、论文等,特别是上课和基本功的证书,被相当看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证书本身就是教师专业水平的体现,就是教师教学能力的体现。通过这些证书,我们可以看出一名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一个多次夺得省市优课大奖的教师,去专业水平一定是很高的。没有得奖的教师专业水平不一定差,但得过高级别大奖的教师专业水平一定不差,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重视教研能力,因为从教研能力上可以反映出教师的教学能力。但是,无论怎么重视教研,都是为了教学服务的,这一点,决不能跑偏!
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师生互动的故有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因为科技的介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教师的教,因为互联网的介入已经在教学手段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一只粉笔画到底,变成教学全程用多媒体。从视觉、听觉、感觉上帮助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而学生的学变化之大更是惊人。教师已经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渠道,而是成为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之一。于是教师们在完成教学任务时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教师教研活动的话题。这些话题中,高效课堂是热门之一;集体授课,个性化辅导也不能忽视。我们的教师要通过教研活动解决在45分钟内,让每一个知识点,学生都能领会。那教师必须提前把所有知识用多媒体制作成学生喜欢的PPT。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把更多的知识学会。另外现在的教研活动,把从研究教师如何教好,转变成如何让学生学好,不管是探究式教学、项目化教学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学会。学法的研究,在很多学校教师参与的教研会上,大家已经想出很多好的建议。最具有创新的学法,就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离开家长老师这两根拐杖,在老师的教中受益,在自己的学习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学习能力,最后取得好的成绩。教研还有一个比较创新的事例,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不间断的接力。这种教研活动,促进了老师们探讨问题的研究力和学生质疑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有些问题教研活动无法解决时,老师们就会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拿到科研中研究。因为教研是对教学工作的研究。是在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学科教学中具体的教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直接为教学实践服务。一般研究的时间比较短,研究的问题是教师教授某一学科的知识点。在国家鼓励科技创新的今天,科研已经成为所有教师一个工作的重点,也是教育创新的一个难点。因为家长对学生的重视,国家对教育的大力扶持和发展,新出现的系列问题,都要通过教育科研, 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种以教育理论为武器、以教育现象为对象、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并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地获取新的教育科学规律性知识为目标的创造性实践。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创新的闪光点。在进行教育科研的过程中,老师们将系统地采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研究教育现象,提炼教育经验、发现教育规律性知识,然后将研究成果直接用于教育未来和教育实践。教育科研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连续的、系统的教学研究活动。它选题一定是符合社会发展,同时它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热点、难点。制定的研究计划与实验一直到成果鉴定、结题一直要连贯,尊重科学,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因此,研究的时间较长,一般需要2-5年甚至更长时间。科研的过程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强调创造与开拓。没有任何的主观限制,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对教育现象和教育实践中的事实,进行了解、收集、整理、分析,从而发现和认识教育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所以做学问,不能拷贝,抄袭,避免出现学术不断。所以,我们每位教师,都要经历教学、教研与科研,绝大多数的教师能在岗位上兑现着教好每一名学生的教学诺言。所以教学要在课堂上认真完成,遇到问题在教研活动中要与大家找到解决方案。对于一些新的教法和学法,大家以科研课题的形式,开展研究,从选题到实验,最后到鉴定结题,每一个环节都是对教师教学实践的检验。科研要讲究学术诚信,科研成果不管是研究报告、论文、专著、科学新发现,都要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为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加快建设适应“双一流”要求的师资队伍,推动高水平科研促进高质量教学,提高青年骨干教师的科研能力水平,高教国培特举办本期“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提升线上工作坊”。本期工作坊将邀请国家级教学名师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上有突出成就的青年专家代表,从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科研能力、教研一体等多方面内容进行分享交流,帮助老师们重新认识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以更为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方法去进行教学与科研活动,从而达到“以教促研、以研促教、教研一体”的目的,帮助老师们在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教学技巧指导和启发学生的同时,又能培养教师们善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联席坊主朱桂萍,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副系主任、北京市教学名师。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骨干教师、2017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年获得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师雪霖,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清华大学iCenter兼职研究员,原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课程总监王晓阳,2009年至2019年担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聚焦以“翻转课堂教学及在线教学应对”、“青年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教学中的科研——研究范式与教改成果物化”及“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等相关主题为主线,邀请多位专家分享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帮助教师培养科学思维,创新科学研究方法,提升科研成果产出能力。形式坊主直播讲座、网络互动交流、远程技术指导、全程微信答疑;参加对象各高等(高职)院校分管副校长、青年教师、一线教师、院系管理者、学校科研院(科研处)、人事处、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通讯员 张妍“我没想到大一就能听到韩杰才院士的课!”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吴舟哲本身学的是自动化专业,兴趣广泛的他已经选修了“材料科学的十个基本问题”“图像处理与我们的生活”和“探索控制的奥秘”3门新生研讨课, 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选到了韩杰才院士等一批学术大家、知名教授的课程。像吴舟哲这样,大一时开始进行项目学习,有专门的老师作为指导教师,可以到自己感兴趣的实验室参观、学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新生研讨课、创新实验课、创新研修课、创业实践课、文化素质课,可以现场聆听院士、教授、教学名师的学术报告或授课,这几年,在哈工大已经不算“新闻”。近年来,哈工大持续优化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改革,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全面推行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的同时,学生学习与发展的个性化需求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满足。曲华仁大一时在机电学院就读。尽管成绩不错,但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也充满求知欲的他,在大一结束时选择了转专业,进入经管学院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并辅修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的社会学专业。现已大三的他,笑称自己是“复合型本科生”。在哈工大,20岁的泰米尔为“龙江二号”卫星装上了微型CMOS相机,2019年2月,这个小相机在太空中拍下的照片登上《科学》杂志,被称为“最美地月合影”。因为“最美地月合影”,泰米尔成为同学中的“明星”。而他所在的哈工大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更是一个星光熠熠的群体。今年五四青年节,这支由“90后”“00后”学生组成的团队荣获第二十四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他们参与研制了“龙江一号”“龙江二号”“珠海一号”和新技术试验卫星E星等多颗卫星。“紫丁香二号”卫星开创了我国高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微纳卫星的先河。这些闪亮的名字背后,蕴藏着哈工大破解教学与科研相互“矛盾”这个难点与痛点问题的“密码”。“坚持教学和科研双轮驱动,让学生在‘做中学’,强化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机制建设,把教学和科研作为驱动人才培养中心任务的‘两个轮子’,让这‘两个轮子’一起转起来。”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反复强调的这个主张,成为哈工大科研优势、工程优势、实践优势、学科优势等各种办学优势向人才培养转化的航向标。据悉,学校着力推进教学科研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机制,把高水平科研成果及时植入教学内容中,让教学与科研“两个轮子”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形成教学和科研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相得益彰的态势,逐渐完善课程体系、实训体系、平台体系和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最近,网络上大家一直在探讨高校教授的晋升评价方式,以前都是需要论文,没有论文想得到晋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今,晋升政策更加开放了,没有一篇论文,不用去科研,也能评上教授,这在高校圈引起了轩然大波。今年南京林业大学就评出了一位“教学型”教授,其实这一制度并不是南京林业大学首创,早在2005年,同济大学和武汉大学就开始设置“教学型”聘任岗位,对大学教师的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如今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这支队伍。外界也纷纷热议,大学究竟应该重教学还是重科研,很多人都没有达成共识。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的明确规定,现代大学有三大任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责辩证统一,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大学定位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同。在过往的媒体报道中,有这样一组数据被多次提及,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其中研究型大学只占20%,教学型大学占了70%,支持大学分层次、分功能。那么我们的高校教师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分类呢?中科院院士陈懿就对美国的研究型和教学型大学做过解释,研究型大学是指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比例高的学校,研究型大学并非只搞科研而不搞教学,同理,备课教学也不是没有研究,除了要求教师有良好的科研背景和素质外,各种启发式、讨论式教学,自己设计的难度不同的实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新教学方法和新教材的组织与编写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研究;教学型大学主要指那些不授博士学位、只培养本科生的学校,但是教学型也没有只教学而不研究的意思。在美国,并没有常规制的教学型教授,凡是只管教学者,都是非常常规制内的,没有教授头衔,他们只担任教学任务,被称为“讲师”,但是在美国高校职称体系中,“讲师”不在其列。教学型教授一般不受到高校的待见,这引起了管理机构和民间的普遍反思,教育体系内缺乏教育尊严与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矛盾。如今高校提出“教学型教授”,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在职称晋升方面过于看重科研成果数量、等级的改正,这让很多埋头教学的教师看到了希望。高校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学型教授”却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和使命,因为教学活动与科学研究统一,是近年来世界著名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这是符合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的,如果大学教授不做研究是很难提升教学质量的,因此大学教师也必须是专家型的。对于教师的科研,学生可以不关心,但教师不能不做。对于这一点,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余金中深有体会。他已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授课20多年,去年还获得了首届“李佩教学名师奖”。“我教的课不见得都是我自己做过研究的内容,学生也许听不出来,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凡是真正从事过研究的部分,我教课的深度、解释的清晰程度是截然不同的。”余金中说道。反过来,他也认为,教学打下的坚实理论基础对科研是有促进作用的。“它让我能更准确地提出科学问题,设计出最优技术路线,用科学方法做好实验。也能更深入地分析实验结果,总结出科学规律,提炼岀科学模型,进而写出好的论文。”有专家表示:“教学型教授”作为一项权宜之计,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扩展到高校教学和科研关系的讨论时,既要反对“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同时也要警惕“重教学、轻科研”的倾向。
我在高校从事人事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对高等教育也有一段时间的研究。教学科研关系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写论文,从知网上找到了几十篇讨论教学科研关系的论文。学者们不光是讨论现在社会上热议的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讨论教学科研是否能互相促进。一般来说,大家都比较认同科研对教学有一定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从事创新性和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新的研究成果会丰富教学内容。但是,大家对教学是否促进科研并没有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课堂上,学生会对一些问题提出特别的看法,从而启发教师的思维。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目前高校教学内容不可能像科研工作那样前沿,教学和科研工作仍然存在比较大的脱节。我个人比较认同第二种观点,国内一些研究者通过调研也发现教学对科研的促进作用确实是比较小。教学对科研没有促进,那是否存在妨碍呢?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教学和科研是存在冲突的,至少从时间和精力上是冲突的。其中教学对科研的冲击比科研对教学冲击的更大一些,换句话说,一个一直做科研的人,如果要同时从事教学工作,他的科研会受到较大影响,而另一个一直做教学的人,如果同时做科研,其教学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造成这个的原因很多,比较直观的原因是:教学能力具有延续性,一个教师花一年时间上好一门课后,后面不用再花这么多时间去准备教学内容了。而一个教师即便花十年做科研,他仍然需要付出很多才能往前推进,一旦教学占用了科研时间,势必会对科研造成影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老师都喜欢一直上上过的课,而不喜欢开新课,喜欢一段时间上同一门课,不喜欢同时上多门课。假想一下,如果让老师从教学和科研任选一样,只要完成规定任务就能拿相同的工资,那大多数老师一定会选做教学,因为教学更难考核一些,显得更容易一些。此外,科研工作能否取得成绩,绝大部分因素取决于教师本人,但教学不一样,还取决于学校的教学条件、教学体系以及生源质量等,尤其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基于上面的分析,高校对科研进行额外激励,而把教学作为教师应该做的事,这是合理的选择。但目前,由于社会导向问题,以及高校在科研上的不断加码,使得天平过多地往科研上倾斜。教师往往在科研上拼尽全力,而在教学上差不多就行。这个问题也已经成为当前高校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也翻阅了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这种失衡的导向,大家都没有特别有实效的办法,或者说大家并没有真心想要去扭转。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一是提高教学要求,对教学的基本环节把好关,让教师对教学不至于敷衍了事。二是培养以教学为特长的教师,鼓励他们去做教学研究,去编教材,去付出,然后提高他们的待遇,打通他们晋升的渠道。至于那些愿意从事科研的教师,也不可能让他们放弃科研而转投教学吧。世上现在高校的老师既要兼顾教研,也要兼顾科研所以说非常累,那么在高校里面,到底是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呢,这个要依情况而定高校也分研究性大学合职业性技术学院,如果在职业技术学院当老师那么,那么可能就以教学为主如果在研究性大学那么科研的分量上的相当大还有有的大学特别是有的老师,因为年龄或者因为别的因素,不想再净身尺寸那么他理论上也可以不搞科研所以说在高校里,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要依据这个大学的层次和自己人生的规划那么如果说一个年轻老师在科研领域是一个新兵的话,那肯定要在高校里做好,坐等板凳,甚至清贫的准备,因为做科研并不是一件可以急功近利的事情,大家必须沉下心来,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说大家想要快速的赚到收入,我觉得到高校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2017年9月,国家公布了双一流大学名单,涵盖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标志着中国的双一流大学工程正式启动。双一流大学工程的实施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内建设和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进而建设和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纵观世界排名靠前的一流大学,无一不是研究型大学,即以培养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且工作重心为开展科学研究的高校。中国要建设和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先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将高校的职能由培养应用型人才向培养研究型人才转变。那么要想实现这一转变,其首先就必须要改变高校的师资结构,扩大科研人员的队伍,更要扩大研究与发展人员的队伍,不断为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那么中国的双一流大学在建设研究型大学方面做得如何呢?今天笔者就带大家看下双一流大学最新的教学与科研人员、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统计。我们根据各高校教学与科研人员、研究与发展人员的数量,制作了双一流大学教学与科研人员、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排行榜,我们先来看前十榜单: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入围前五,她们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均超过10000人,北京大学更以13905人的绝对优势位列榜首,这五所高校的师资队伍规模之庞大可谓已经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但看其中的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明显弱于其他三所高校,其比例居于这五所高校末端,甚至不如其他入围前十的高校,可见这两所高校的师资质量、精度还不够,这一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的表现就非常亮眼,其研究与发展人员达到了7769人,比例高达58.27%,是这五所高校中规模优势和质量优势都“占得上”的高校。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也均超过了8000人,单就规模而言,也是国内教学与科研人员最多的几所高校,她们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一起成为榜单前十高校。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十所大学均为综合类大学,其办学规模一般都大于理工类高校或其他行业性院校,其师资规模优势十分明显。我们再来看其他高校排名及完整榜单:从整体榜单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双一流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规模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综合类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规模一般大于行业类院校及专业院校;第二,拥有医学院的高校比同类不拥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高校教学与科研人员规模要大。所以基于这两点,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的排名都普遍靠后。因为本篇文章的数据统计侧重于规模大小的比较,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争议非常大,所以笔者最后根据研究与发展人员和教学与科研人员的比值做出双一流大学前十高校的榜单,和规模前十的榜单做下比较。我们给出了双一流大学研究与发展人员和教学与科研人员的比值榜单10强高校如下:从该榜单我们可以看到,入围的前十高校与上面的前十高校完全不同,内蒙古大学以92.15%的比例荣膺榜首,并且可以看到入榜的高校均为理工类大学或行业类一流名校,如果是上面提到的10所高校为“大而强”,那么这十所高校则为“小而精”。那么大学发展到底是走“大而强”之路还是走“小二精”之路好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第一使命,是大学的根和本。在担负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教学侧重于言传,科研侧重于身教。教学与科研,也就是言传与身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教学和科研如能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育人,就能更好地培养一流人才、成就卓越教师。教学与科研对高校而言,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一对需要平衡的辩证关系。自两百多年前威廉·冯·洪堡创立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时明确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后,这一原则已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标志。对于以文化和知识传承、知识创新和创造并重的研究型大学而言,这一辩证关系不言自明;即便是以文化和知识传承为主的教学型大学,由于必须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技术,这一关系同样也清晰明了。纵观全球大学发展的千年历史,这一关系虽在各个大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侧重,但从未偏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在规模和办学能力上,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迅速走过了恢复高考、扩大规模的过程,走进了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新时代。我们这一代教师也亲历了我国高等教育从小众受教到大众受益的发展过程。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初进入大学的我们,迄今仍感恩和感动于当年的大学氛围。当时,老师们在沉寂蹉跎了十多年后,以浓缩升华了的知识、蜡烛般燃己照人的情怀,全身心哺育我们;学生们则像永不知饱的雏鸟,引颈争食、奋力消化吸收,同时跟随师长迅速转入研习探究。教师乐教,学生爱学,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永恒的大学记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任务更加明确、发展路径愈加清晰、建设目标更为远大,各校都试图将自己的定位和视野放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加以考量。在历史变迁、跌宕甚至转折的关头,文明与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知识与科学的创新与创造,技术与产业的突破与变革,无不依赖于教育,无不依赖于人才培养。此时,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能力和水平,无疑是国家实力的综合体现。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和大学使命的全面复苏,我国高等教育必然要从单纯的知识传承转入知识传承、创新和创造并重的新阶段。这就要求高校教师既要做好教学、又要精深科研。于是,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上的时间分配、精力投入平衡问题必然显现。凡认真从事教学的老师都深有体会,教学是一项极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而且是个良心活。然而,正如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指出的:“大学已经忘记了更重要的教育学生的任务。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存贮地,这些大学是成功的,但它们忘记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十几岁的人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人,让他们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值得反思的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存在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的失衡问题,我国高校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并不鲜见。教育本身是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微妙过程,假如高校从教者初心不在、为利所驱,就不可能立德树人、造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教师不做教学做什么?不做科研教什么?这句常常挂在高校教师和服务管理者嘴边的话已经大体道出了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培养人才是大学的第一使命,是大学的根和本。在担负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教学侧重于言传,科研侧重于身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教学和科研如能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育人,就能更好地培养一流人才、成就卓越教师。就我自己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体会,教学在一流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教学对教师而言,是一个系统提升、融通基础知识的过程;对学生而言,是掌握系统扎实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主要途径。同时,任何教学都具有教育性,即只要有教学活动,就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产生影响,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引领功能。并且,教师不仅要将自己知道的道理给学生讲明白,还要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疑难问题,甚至要化解学生为“滴定”教师水平、显示自己能力而提出的“挑战性”甚至“挑衅性”问题——这本身就是对教师的一种锻炼和提升。以我所熟悉的科研领域而言,被世人称道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创新和突破,大多基于讲授中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因此,教学中的知识融通、抽丝剥茧、寻根究源,无疑能促进自己科研的广度和深度。教学工作则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将自己对科技前沿的学习认识、科研心得和成果等融入、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同时,在这种重新加工和梳理中,又可以为优化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提升自己的科研境界提供反馈和新思路。此外,教学工作还能从学生身上反演看到自己的不足,被学生的灵动所激发,达到教学相长,可谓一举多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在老一辈教师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就应该将教学工作当成天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立德树人中成就自己。以己管见,科研在一流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提升性和拓展性作用。与教学过程相比,科研过程具有面向未知世界、探索未知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等特点,有助于拓展学生素质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正如洪堡指出的,教学活动不能脱离对科学的具体探讨过程,否则教学就变成了空洞的教条传输,这样就束缚了人的潜能,而不是对人类智慧潜能的尊重。科研工作既是创造新知识的必然途径,也是展示和检验教师与学生知识积累、技能才华的重要场合,更是磨炼研究者意志和品德的必要途径,与教学工作相辅相成,构成了高校育人的主要手段。我常和学生说,科研工作是一个以失败为主旋律的过程,科研的魅力恰在于百折不挠后可能发现的新现象、新原理、新物质、新方法和新技术,由此引领人类文明文化、深化科学认识、提升科技水平、改善人类生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正是科学研究的不断精进,才给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不断更新的源泉,这就是教学是流、科研是源的辩证统一,也是历经千年、不断革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当下,全球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校除了继续在科研上追求特色、追求引领外,更加重视对教学内容、方法和技术的探索,更加重视对专业的融通整合,更加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引领和支撑。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百多年的西风东渐、学习探索、艰苦发展过程,如何在新时代开创东风西渐的大格局,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尽快形成中国特色并为全球共享的高等教育理念和范式,是我们高教从业者的使命,也是青年学生的职责和理想。科学认识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更好地贯彻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激发高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定是我国高校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校发展的重心所在。作者:严纯华(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来源:光明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造成当下青年教师焦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亟须清理的问题,据笔者观察,造成青年教师产生普遍性焦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成家、立业与生存压力。遗憾的是,这三项因素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人生舞台上,没有错峰更没有缓冲,导致压力叠加由此衍生出独有的“青年期焦虑综合征”现象。在这三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立业,只要它解决了,其他两项压力因素随之消失或者极大缓解。对于青年教师而言,立业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学与科研,要靠一种还是两种技能安身立命?由于时间的硬性约束,教学与科研之间到底是非此即彼的鱼与熊掌的关系,还是可以达成兼容的双轮驱动?只要厘清了这个关系,青年教师的焦虑问题也就演变为一种需要技术性处理的问题。大科学时代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宏观层面上,在科技的裹挟下出现了领域拓展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象;在微观层面,作为社会中的人又面临领域集成与功能整合现象。这两种矛盾所造成的撕裂,回到生活世界最终都要落脚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在缺少必要调试期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的心理失衡与行为选择的仓促应对。各行各业概莫能外。笔者曾私下里戏言,当下要成为一名被广泛认可的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职能:在教学上要有演说家的口才;在科研上要具备专家的专业能力;在社交上要有外交家的人情练达。还好这最后一项职能还没有被政策固定化,否则,教师的时间碎片化现象将更是难以修复。这种矛盾是古已有之,还是一件新生事物呢?梳理科技史上的线索不难发现:从历史上看教学与科研几乎就是完全分立的。按照流程来看,教学和科研在整个知识生产链条上处于两端,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知识,而科研的主要功能是生产知识。这种结构化安排有助于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与分工的细化:负责传播知识的,要开发各种技术,使知识传播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从而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而知识的生产端(科研活动),则要尽量免除各种干扰保证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进行创新与知识的高质量生产,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知识的生产链条几乎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运行,比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以教育为主,教学效果堪称完美,而稍后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则是科研的代表,他们都集中精力于知识的生产,为后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科研成果。近代科学建制化以来,教学和科研逐渐出现有限整合的迹象,一些人既是教师,同时又是科研人员,比如伽利略、牛顿等人都在大学任职。我们今天对于他们的教学工作了解并不多,反而是他们的专业科研成果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这种结构安排并不是其所在学校的硬性要求,完全是基于个人偏好选择的结果。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教学与科研的功能整合是大科学时代知识功能结构转型的标志。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科研领域的集成化。所谓“领域的集成化”,是指任何一个科研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的协同才能完成,而知识的功能开始直接面向社会需求,此时科研人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面。集成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科研人员必须对自己的相关领域有所涉猎,这就增加了科研的难度——要想做出成绩,科研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投入,时间分配的零和博弈势必挤占教学等其他选择的时间。对于教学而言,要想获得好的效果,必须重新配置专与博的权重,选择的困境由此发生。另外,功能整合的最大特点,就是教学与科研从知识生产链条的两端开始向中间靠拢,换言之,教师的功能从单一的教学开始向科研靠拢,而科研则从单一的知识生产向知识传播(教学)靠拢,这种趋势就促成了教学与科研的整合(双轮战略),区别在于各自的权重划分不同而已。教学科研的功能整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不是某种人为设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喜欢与否,当下的科研人员必须接受这种功能整合。现在的问题是功能整合的速度超过个体改变的速度,导致出现群体性适应不良现象。如果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以渐进的方式展开,那么社会的意见会小很多,但是,我们当下是以政策安排的方式把这个进程人为加速与固化,以激进的方式对接市场需求,让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就迅速进入这套行动轨迹,从而导致出现大范围的不满。客观地说,功能整合对于教师和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大势所趋。对于教师而言,从传统的教学向科研靠拢,可以普遍提升教学的水准,用新知识丰富教学内容是提升教学水平的最重要渠道,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用知识反哺教学的典型案例,就如同坊间所谓:只教学不研究,越教越死。同样,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从单纯的知识生产者向知识传播者靠拢,可以更好地用知识服务社会,并为科研发展的外围环境争取更大的认同与支持,否则,纳税人和企业为何要支持你的研究呢?国外很多著名科学家时常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上,其目的在于向国会介绍与阐释某些研究的重要意义,以期获得社会支持,同时这也是向公众展示新知识的一种广告,能够吸引感兴趣者的投资、人才加盟和同行合作的重要手段。在实践层面,为了应对这种不满情绪,国内最近几年推行的教师岗位分类改革就是一种不错的尝试。按照该方案的设计初衷: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偏好,可以在如下三类岗位中做出选择:教学为主型岗位、科研为主型岗位与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根据岗位特点安排教学量与科研量。比如教学为主型岗位,以上课为主,科研要求比较低;反之,科研为主型岗位,以科研为主,上课为辅;教学科研并重型则取折中模式。照理说这套模式设计很合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我们通过调研发现,问题出在三种岗位的出口是一致的,即不论哪种岗位类型,在评估时都是由同一个委员会做出裁决(通常是单位的学术委员会),而学术委员会的偏好是看重科研,从而导致前期政策安排所设计的岗位分类由于评估出口严重趋同,最终造成分类改革的名存实亡。其实,解决办法也相对简单,只要在分类出口处,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即可。真正的难点问题有两个:首先,三类出口标准如何实现等价。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既影响分类的公平,也出会出现某类岗位成为放水之源;其次,要设计一个合理的换挡期,不能一岗定终身。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偏好在特定时期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毕竟熟悉哪个岗位都是需要时间的,一旦完成转型应该允许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新的岗位,并按新的岗位要求完成考评。试想演艺圈在很多年前都已经出现了“两栖”甚至“三栖”艺人,科教界出现“教学-科研”功能整合不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吗?(作者:李侠,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