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研究

国家教材建设研究工作已有新进展。据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官网消息，12月14日，北师大教材研究院挂牌成立。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北师大党委书记程建平、校长董奇出席成立大会。会议现场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右一）、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揭牌。 本文图片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新闻网朱之文强调，北师大教材研究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全国教育大会会议精神的成果，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北京师范大学的科研力量和教育资源，更好地开展国家教材建设的研究工作。朱之文指出，加强教材研究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材建设意见的重要举措；二是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三是完善教材专业化建设，提升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保障。此外，他还对教材研究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教材研究必须要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二是教材研究必须要牢牢把握教育规律，扎根中国教育实践；三是教材研究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四是教材研究必须要有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讲话据北师大官网介绍称，北师大教材研究院是全国首家在高校成立的面向全学段的教材研究平台，来自部属师范大学负责教材工作的领导，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和教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各学段教材编写、研究的专家学者与会见证了研究院的成立。此前，教育部办公厅于今年9月26日印发了《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启动首批12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对教材建设研究高度重视，具备相关学科或专业领域教材建设工作基础的高等学校、教科研院所等机构均可申请设立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申报种类包括：一是学科专业类，包括中小学（含中职）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各1个，共3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四门教材（各1个，共4个）；高校经济学、新闻学两门学科教材（各1个，共2个）。二是管理类，包括民族教育、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各1个，共2个）。三是综合类，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教材研究（1个）。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院长韩震发言此次成立的北师大教材研究院院长一职则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党委原书记韩震担任。现任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的韩震教授出生于1958年5月，山东省阳谷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欧美哲学、西方历史哲学、价值观研究、教育研究。韩震曾任北师大哲学系副主任、主任，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首任院长，北师大党委常委、副校长，北外校长、党委书记等职，今年3月，韩震卸任北外党委书记职务。成立于2017年3月的国家教材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的组织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目前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大会合影

编者按：在40年的学科化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中国传播学教材在不断满足传媒类专业教学需要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本学科的研究高度。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周岩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3期刊文，对传播学教材进行整理，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这些教材进行研究，展示教材出版的发展规模，细读部分代表性教材，并分析高被引教材特征，明确中国传播学教研的实际着重点，以及广大学子脑海中那张真实的传播学知识地图，从而透析中国传播学教学的发展脉络，感受广大学人对传播研究的理解与眼界。中国传播学的教材具有特殊性：作为一门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引进的学科，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算长，大约40多年。40多年来，各年代的传播学教材介绍的知识构成了不同年代学生的第一张传播学知识地图，带给各年代学人有差别的传播学基本认识，必然有力形构了各时期学人的学科理解，从根子上影响着各历史阶段的学术想象力与学科发展高度。通过对40年来中国传播学教材发展情况的整体量化分析，同时结合对部分高影响教材的细读来展现中国传播学基础知识地图及其变化，并结合中国学术生态对传播学基础认识进行尝试性解读，可以管窥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轨迹。中国传播学教材的发展规模对于传播学教材的界定，本文主要基于教材本身的定位，因为很多传播学书籍明白地标注了其教材性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很多书籍标注为专著，但在实际教学中被广泛作为教材使用。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早期传播学总论类著作既作为教材，也可以算作专著。当时的传播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对学科进行概览式的介绍已经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传播学理解的高度，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传播学原创著作。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很多分支研究、交叉研究不断涌现，这些新领域出现的著作也往往具有双重特点，既是开创该领域的重要专著，也是高校开设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因此，属于以上情况的著作亦被划归为教材统计在内。笔者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和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传播学主要著作目录》，并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截至2017年底，共统计了中国大陆传播学原创著作2291部，其中根据以上标准被定为“教材”的共有534部，占到了总数的23.31%。这些教材的书名大多冠之以“概论、原理、通论、导论、基础、引论、教程、探论、纲、纲要、基础知识”等字眼，以专业教学需要为目的而编写，力求概览学科全貌，明晰学科边界，达到传播学“入门”的效果。上世纪80年代是传播学教材出版的初始阶段，共有四本，分别在1987和1988两年。上世纪90年代，传播学教材数量略微提升，可以看作是传播学教材发展的第二阶段。最高达到9本，分别是1997和1999两年；1991、1992和1996相对低谷，但也达到了3到4本。2000年后，传播学教材数量突飞猛涨，年教材出版最少也有15本（2000年），2007年达到峰值，为37本。2008和2009年有一定时期的下降，2009年以后又呈大幅度增长，至2012年达到最高，年出版量有47本。2012年之后稍有回落，但仍保持稳定发展，基本保持在20本左右。因此，可以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定位为传播学教材出版的初始阶段，上世纪90年代定位为积累阶段，新世纪以来定位为井喷发展阶段，至今并无结束趋势。总体来看，中国传播学教材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数据背后意味着学科建制的快速扩张、教研队伍的迅速膨胀、在校学生规模的激增。传播学的整体概述类（总论）书籍一直是传播学教材出版的主要方面，达到121本，占总量的22.66%。冠名以“大众传播”的教材与传播总论类教材在内容上相差不大，如果将此二者合并，则达到了166本，占总量的31.09%。“网络与新媒体”和“媒介经营管理”则对应着此二领域在当前传媒环境中的巨大影响，传播史和研究方法是学科理论教学必不可少的部分。此外，传播法、新闻传播、国际传播、传播心理、媒介素养、文化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均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支。总体来看，中国传播学教材的多主题发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一方面由于传播学本身的多学科交叉特性，同时又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一些新研究领域的扩展必然出现新的重要研究分支，成为新的教学重点。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知识地图教材勾勒了学生的第一张专业知识地图，同时也反映出编著者的学科理解与领悟。传播学教材就是反映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依据。因此，选取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教材进行知识结构的分析，便可以知晓传播学科在中国的理解特点和程度。高被引教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形成了学术圈内的普遍认同，是形成高影响力的核心部分，统计并分析这些教材更能深入明确中国传播学教研的实际着重点，以及广大学子脑海中那张真实的传播学知识地图。以此为据可以透析中国传播学教学的发展脉络，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广大学人对传播研究的理解与眼界。（一）早期著名传播学教材的知识结构分析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教材是由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在1988年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较早出版的教材还有：沙莲香在1990年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张隆栋在1993年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于1993年所著《传播学引论》，张国良于1995年所著《传播学原理》。这几本教材的序言或后记中，大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科研重点是顺应着学科教学在紧迫的压力下编写出来的教材。这几本开创性的教材非常具有代表性，书中内容的共同处横亘中国传播学教研至今，其不同处代表了当时对传播学研究的不同理解和科研倾向，为此后的传播学多样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作为第一本教材，在极力概览传播研究地图的同时，已经将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带进论述之中。沙莲香的《传播学》则旗帜鲜明地要在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中寻找中国特色传播研究的进路，即传统文化中的传播。不止于此，沙莲香还想通过脑神经研究作为渠道，探讨人内传播，这一点正迎合了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神经研究转向。张隆栋的实证研究路线在当前的传播研究中已被发扬光大。李彬和张国良的教材内容试图概览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全貌。在一个学科研究初始阶段，研究者常常会急于把握学科的全貌和系统，这一点在早期传播学教材中有明显的痕迹。同时，在有差异的传播研究理想的作用下，各教材在尝试建构传播研究系统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差异化的图景。上世纪末，传播学教材发展迎来了大高潮。胡正荣于1997年出版的《传播学总论》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从社会需求和学理发展的角度，论证传播学建立的合法性。同时，沿袭早期教材的基本观点，继续将施拉姆学说奉为经典，以其为传播学研究的起点，对四大奠基人等进行重点论述。1999年，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出版。仅从内容涉及面来看，此书似乎并无太多特别之处，但这本教材中有很多研究与实验的详细描述。在结构上，将传播研究划分成若干个层面，有利于增强初学者对于传播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把握的信心，即回到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展开对传播研究的论述。此外，虽然很多后继者也编写了数量可观的教材，新千年以来的其他高影响力传播学教材大多还是那些早期教材编写者的教材再版。邵培仁在1997年的《传播学导论》中郑重将自己的“整体互动论”列入传播模式中，并在2000年出版的《传播学》中，再次重点提及。这时，邵培仁教材中的中国化视角已经逐渐成熟，特别是富于民族传统的媒介生态观和媒介地理观已经在书中用一定篇幅进行分析，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研究系统。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于2003年出版，书中增加了对传播与传播研究的全景式论列，同时对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进行了重点论述，并通过相关的文章进行该学派的多方位理解。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也于2009年再版，邵培仁的《传播学》（第三版）于2015年再版。这些教材对传播学科的基本观念的介绍，与近年来对施拉姆及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解构等新研究成果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一点必将是今后中国传播学教材修改的重点。此外，40年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引介了许多世界前沿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至今我们的很多教材中所介绍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西方上世纪60、70年代的传播研究成果。这与我国当前人文社科研究和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的错位，对于传播学科自身发展也不利。（二）高被引传播学教材的主题结构与阶段演进分析高被引传播学教材无疑是40年来中国传播学知识积累的重要代表，是学术圈内普遍承认的优秀作品，形成了相对较高的知名度，并影响了广大的传媒专业学子，进而达到了思想的传承。因此，通过分析被引次数超过300的42本高被引教材的主题结构和演进过程，可以把握中国传播学教研的重点，了解具体历史阶段的传媒专业学生对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认识。为了直观反映传播学教材主题之间的关系结构，本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这些主题词的共现情况进一步绘制出知识图谱，以便宏观反映出教材主题的结构，即主要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领域。具体做法是：将以上统计的42本中国传播学高被引教材的主题词进行录入，先选择频次不少于1次的主题词，然后计算它们中任意两个主题词在所有论文中同时出现的次数，并将共现计算得到的数据用社会网络分析中常用的Pajek软件将其可视化。可以发现，“概论”和“传播”是最重要的2个中心词汇，分别达到了30次和27次，其次是“网络”（10次），出现频率在2次以上的词汇还有“媒介”（4次）、“大众传播”（4次）、“管理”（3次）。从共现关系上来看，“传播”+“概论”形成了最有力的连接，“传播”+“网络”、“网络”+“概论”、“媒介”+“管理”的连接也相对较多。从三角关系上来分析，“传播”+“网络”+“概论”形成了最有力的三角联系，其它三角连接则相对有限。可见，传播总论、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是高被引教材的重点，这也和各大高校传媒类专业开设课程的现实是一致的。传媒专业学生（特别是本专科生）在传播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结构也由此描绘出来。从高被引教材的年代分布来看，最早出现的当然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传播总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传播心理和信息社会，2000年出现媒介经营管理，次年出现舆论传播、网络传播、媒介批评，继而出现的有传播研究方法、传播统计、媒介素养、网络传播伦理、文化传播等领域。以上研究方向基本构成了当前高校传媒类专业的课程开设。当然，很多学校有自己的专业特色方向，而以上提及的由高被引教材所开设的课程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总结与反思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为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生根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下，传播学教材出版依旧繁荣，显示出本学科发展的勃勃生机，传播学成为一门显学。教材中的传播知识地图大都以引介西方传播成果为主，这本身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一门诞生于西方的学科。但这也会产生问题。首先，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如何对接。如果说有些理论具有普遍性，那么基于西方人的很多社会心理学实验是不是也完全适用于我国？具体到教学中，这个问题就会演化成：学生对西方理论很熟悉，但面对中国现实则大都束手无策，或另说一套。其次，教材中所呈现的传播研究知识地图显得陈旧，而新的研究输入还有待加强。当前的传播学教材，所介绍的知识大都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传播研究成果。最近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和世界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传播研究业已吐纳出新，我国的传播学教材应当跟上学科的时代发展。再次，传播研究实际是一个领域研究，中国传播学教材往往要将其论证成一个独立学科，而这并不完全是传播研究一路发展而来的真实状况。德国的传播研究源自批判哲学，英国传播研究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加拿大的传播研究在政治经济研究内，美国的传播研究以经验研究为主，不同国家的传播研究有着不同的渊源与学术谱系。因此，以后的教材一定要打破施拉姆给中国学界设定的那样一个有很大偏见的传播研究系统，给学生一个更加全面、科学的传播研究图景。（载《传媒观察》2021年03月号，有删节。）编辑：王言予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关注《传媒观察》江苏省双十佳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以下简称“教材研究院”）为外语教材的专门研究机构。教材研究院在外语教材研究中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旨在凝聚国内外语学科多语种、跨学科的教材研究专业力量，搭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外语教材建设的高端学术研究平台，实现外语课程教材建设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化、专项化，打造国家外语教材研究高地。为推动我国外语教材研究，促进优秀研究成果交流，经上海外国语大学批准，教材研究院面向全国外语教师及研究人员，发布2021年外语教材研究项目。项目申报事宜如下：一、指导思想立足我国外语教材研究和建设需求，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中国外语教材建设研究为主，兼顾国际比较研究，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兼顾历史研究与前瞻研究，为我国外语教材及外语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着力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前沿和动态，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应用研究要立足学科发展、人才培养需要，聚焦教材建设和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力求具有针对性和较强的应用价值。二、项目说明1. 此次课题继续聚焦各层级、各语种的外语教材理论、外语教材建设及外语教材应用研究。2. 为实现研究集群化、成果体系化、目标明确化，教材研究院将为经评审立项的课题指定课题导师。导师负责统筹研究方向，指导研究过程。3. 此次课题设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研究周期分别为：重点项目2年，一般项目与青年项目1年。三、建议课题方向1. 新时代课程思政融入外语教材创新研究（课题导师：浙江大学 李媛教授）1） 课程思政融入外语语言技能类课程教材研究2） 课程思政融入语言学类课程教材研究3） 课程思政融入文学文化类课程教材研究2. 外语教材理论研究（课题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雪梅教授）1） 外语教材编写理念研究2） 外语教材价值观研究3） 外语教材评估理论研究4） 外语教材二次开发研究5） 外语教材话语分析研究3. 混合式教材建设研究（课题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 金慧教授）1） 面向混合式教学的教材设计与开发2） 基于MOOC的外语教材建设研究3） 多模态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研究4） 混合式教材的交互设计研究5） 混合式教材的内容设计研究4. 外语教材研究与教师发展（课题导师：华中科技大学 徐锦芬教授）1） 教材开发与教师专业素质联动发展研究2） 教材编写实践对提升教师教材使用能力的影响研究3） 教材编写实践对提升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影响研究4） 教材建设投入度与教材使用有效性研究5） 融合教材建设与使用的教师培训项目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5.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教材研究（课题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 胡开宝教授）1） 语料库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2）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中国形象研究3）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教材中的西方形象研究4）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课文语言特征研究6. 职业外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课题导师：北京开放大学 常红梅教授）1） 职业类型教育背景下“活页”教材资源建设与开发2） 1+X证书制度试点下课证融合、书证融合的探索与实践3） 职业外语教材的评价体系及标准研究4） 职业外语教材中高本一体化建设研究7. 新文科视域下日语专业通识教育教材设计（课题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洁教授）1） 日语专业通识教育课程纸数融合教材设计与编制研究2） 日语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教材的育人理念与内容配置研究3） 日本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教材研究注：申请者可在建议课题方向下，根据所涉领域、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和重点，自行设计具体题目进行申报。题目表述要科学、严谨、规范、简明，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四、申请条件1. 申请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2. 申报重点项目，申请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主持完成过省、部级及以上社科研究项目。3. 申报一般项目，申请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主持过校级科研项目者优先。4. 申报青年项目，申请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优先。申请人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5. 申请人如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须由同研究领域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五、申报时间及要求1. 项目申请时间为2021年4月1日—6月30日。以申请人《项目申请书》网上提交日为准。2. 申请人可登录“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项目管理平台” （http://kyxm.sflep.com）进行注册，填写相关表格，并在申请有效期内通过申报网站提交《项目申请书》及相关资料；同时将申报书下载打印一份（A4纸），由项目申请者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填写审核意见并盖章后寄至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邮寄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558号外教社716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材研究院项目管理办公室（邮编：200083）。联系人：邵老师。联系电话：021-55385320。六、项目管理1. 立项。申请人可通过项目管理平台查询评审及立项结果（立项结果将通过“外教社高教发布”微信公众号对外公布）。教材研究院将向获批立项的申请人发出《立项协议书》及相关资料。正式立项时间为收到申请人签字的《立项协议书》后的次月1日。2. 结项。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研究后可申请结项。申请结项时，请在项目管理平台提交《项目结项申请书》，同时下载并用A4纸打印两份，由项目申请者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并盖章后，连同项目成果复印件一份，寄至教材研究院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成果经鉴定合格后方可结项。3. 延期。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项目研究的，可书面申请一次延期结项。延期结项时间最长不超过60天。书面申请请寄至项目管理办公室。七、经费资助1. 经费资助。立项项目根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享受相应的项目经费资助。申请人应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2. 经费发放。经费分2次发放，项目正式立项后的次月发放经费总额的60%，项目结项通过后，发放剩余的40%。对于未能结项或结项鉴定为“不合格”的项目，剩余的40%经费不再发放。经费汇入项目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账号。3. 票据开具。申请人在收到立项和结项经费后，需分别开具正规发票或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收据，并寄回教材研究院管理办公室（相关开票具体要求另行通知）。八、项目成果1. 教材研究院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权使用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和资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拥有课题成果优先出版权。2. 研究成果由研究者自主出版或发表的须在成果中注明：“本项目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外语教材研究项目资助。”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3月19日（广告）

新京报快讯（记者 冯琪）12月24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十三五”期间教材建设工作有关情况。教育部教材局一级巡视员申继亮表示，目前已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数字教材开发、编写、评审等方面的研究。2018年，教育部发布《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与质量标准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其中指出，“开展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的研发、试点和推广。”近日，教育部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208号提案答复的函中也提到，中小学各学科教材编写出版单位配合课程教材的使用，建立了相应的数字教育资源。“当前，教育部正在开展数字教材的研究，创新课程形式，制定相应的标准和管理办法。”“关于数字教材，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也是教育部教材局一直高度关注的领域。”12月24日，申继亮介绍了数字教材的研究进展。他表示，数字教材涉及政策、理论、实践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委托专业机构对数字教材的开发、编写、评审、安全等标准和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研究制定具体的数字教材管理办法，此事我们在高度关注、积极推进。”申继亮表示。新京报记者 冯琪 校对 柳宝庆

我校教师黄燕、叶俊、廖颖参加培智新教材审读试教工作会议4月1日上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特殊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组织的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三科五、六年级审读试教工作会议在江苏省无锡市隆重举行。受乐山市特教专委会会长、乐山特校校长吴用委托，市特教专委会副会长、夹江特校校长江静贤，与我校培智组组长黄燕，培智试教教师叶俊、廖颖老师贤应邀赴会。人教社特殊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徐勇雁主持会议全国45所特殊学校，42位校长、副校长，120位一线老师，10余所高校专家、教授参与了此次审读试教工作会议，盛况空前。会议在人教社特殊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徐勇雁主持下拉开了帷幕。人教社职业与成人教育编辑室主任朱志勇就教材编写的背景、编写依据、编写方案等为与会老师做了详细讲解，指出教材编写越来越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教材建设体现了国家意志，是落实中小学教材管理方法和立德树人工作方针的重要体现。人教社职业与成人教育编辑室主任朱志勇发表讲话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语文》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马红英教授围绕“教什么”、“教材是什么”两大主题，就当前一线老师们在新教材落地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进行了解答。华东师范大学马红英教授发表讲话四川省、贵州省、福建省福州市等省、市特教教研员及辽宁省沈阳市春晖学校、江苏省无锡市梁西特校等试教试用单位分管领导，向与会领导和专家汇报了在此次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三科五、六年级审读试教工作中的参与情况。四川省教科院特殊教育研究员黄汝倩博士以《聚合智慧、精益求精》为题作大会经验交流，向与会专家和同行详细介绍了培智学校三科教材在四川成都、乐山两地5校试教试用的情况。四川省教科院特殊教育研究员黄汝倩博士以《聚合智慧、精益求精》为题作大会经验交流，向与会专家和同行详细介绍了培智学校三科教材在四川成都、乐山两地5校试教试用的情况，充分肯定了乐山特校在试教试用中学校领导重视，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同课异构过程扎实，新教材审读及试教试用意见建议具有建设性。四川省特教教研员黄汝倩在经验交流中充分肯定乐山特校审读试教工作我校高度重视此次试教审读工作，学校培智部按照人教社的要求，精心组织全体教师积极研讨精心打磨，圆满完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生活语文》、《生活数学》两个学科的试教试用任务，为培智五、六年级新教材的编审出版贡献了乐山特教人的智慧。乐山特校吴校长、夹江特校江校长、乐山师院特教学院李主任指导新教材试用同课异构研讨活动叶俊老师试教试用课《一次比一次有进步》廖颖老师试教试用课《综合与实践2--我是购物小能手》参加此次审读试教工作会，解决了我校在新教材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提升了我校教师对教材的分析理解和应用能力。同时我校作为西部地区参会不多的特教学校，在全国审读试教工作会议上的建议报告，有助于新教材编委组进一步了解西部地区特校、老师、学生的实际情况，助力更符合新课程标准、老师爱用会用、学生喜欢适用的培智新教材的如期出版发行，推动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叶俊黄燕文/图）我校参会教师黄燕、叶俊、廖颖认真聆听专家讲话【来源：市特殊教育学校】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编者按：“你知道中国近现代十大诗人是哪十个人么？明确：胡适、艾青、徐志摩、海子、洛夫、易白、北岛、汪国真、舒婷（汪舒二人并列第八）、席慕蓉和食指。他们都曾在文坛活跃一时，并且凭借风靡海内外的代表作被读者所铭记。”——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网页截图）人民教育出版社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十大诗人”◎ 5星文学网 编辑部易白是谁？2011年11月，新华社通稿《战士王增弘五年军旅成就“诗歌画”》和2012年3月通稿《中士王增弘：“战士艺术家”》，还有军队政治工作专业理论刊物《政工导刊》刊发《纤笔描细彩 诗言励青春——战士王增弘的诗画军旅》报道宣传的正是当时因文艺创作成果丰硕荣立二等功的“易白”。他在民间、军界、政界、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不作细述，他是48.2万豆瓣网友热议的“最喜爱的中国近现代诗人”之一，也是2019至2020年度网络热议的“中国十大人物”。当然，他的成就远不止这些，相关报道和研讨颇为热闹。军旅诗人 易白（退役）易白，本名王增弘，1986年生于广东揭阳，移居汕头，四岁学诗，2005年参军入伍先后在省部级和中央级报刊网媒发表文艺作品2500余（件），诗作多次在军地比赛中夺奖，曾担任军队政治工作网《军旅文学》《红星评论》责任编辑，借调各级政治机关和战旗报社、解放军报社工作的岁月中，他在军队多位资深报业前辈悉心栽培下，理论水平和诗文造诣突飞猛进。2010年他为烈士创作并刊发于《战旗报》和《西南民兵》杂志的长诗《亡魂之歌》退役后获得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首届杨牧诗歌奖（注：官方诗歌奖）。首届巴金报告文学奖获得者、简约主义诗歌倡导者罗未然在题为《与英雄和读者一起疼痛——评王增弘获奖组诗〈亡魂之歌〉》的学术文章中评论道：“这种全景式立体抒写，在读者心中塑造了烈士们血肉丰满、胸怀博大、灵魂崇高的群体形象，弥补了新闻宣传无法直抒胸臆的缺憾，达成了诗歌抒情、言志、记史的功能和使命，使之迅速跃升到了史诗的艺术高度。也许，这正是首届杨牧诗歌奖的评委们青睐这组诗，并将其列入获奖篇目的一个重要理由。”原四川省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四川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邓高如将军曾在战旗报就易白诗集发表诗评，赞誉其“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013年退役后，易白在深圳龙岗创办了5星文学网，他在龙岗创作发表的《种子的选择》《梦里梦外》《文坛药方》《未死》《容许》《子弹的爱》等经典诗歌代表作风靡海内外，诗作经资深朗诵家朗诵后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学讲普通话》作为语音教材播出。他曾大力呼吁文人们多创作“正能量”文学作品给予读者心灵温暖，并倡议当代文人们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著书立说、研究创作。他极力反对资产阶级商业运作文学，曾多次呼吁作家们要拒绝功利写作，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文学青年，被学者亲切赞誉为“中国诗歌旗手”，是中国互联网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和精神领袖。考虑到互联网时代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在碎片化阅读习惯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作品的传播应与时俱进，他开始思索将文学和音乐进行融合，开始为推动中国纯文学繁荣发展而思虑，在研讨文学创作的访谈中，他曾论述道“纯文学创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思想阵地和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人类的灵魂工程。”202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和央视新闻移动网宣传了音乐诗人易白唱作单曲《唱给人民的信》引起广泛关注。前不久，他研究“中国古汉语活化石”潮汕话，而创作了一年多的潮语音乐诗歌《潮汕》，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龙岗FM99.1等主流媒体播出后，迅速刷屏网络。内容来源综合：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三大搜索引擎等（整理）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重大研究项目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会议旨在落实中央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决策部署，为国家课程改革提供专业支持。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教材局局长郑富芝，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项目顾问仲呈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以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来自全国高校、教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一线学校的近百名研究人员参会并进行了研讨。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介绍了重大项目推进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情况。本着边建所边推进工作的原则，研究所聚焦意识形态前沿、课程改革薄弱环节和课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率先启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课程图谱研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标准英文翻译，以及大中小德育一体化、大中小体育一体化、大中小艺术一体化等重大项目研究。目前研究项目的顶层设计、方案研制等基础性工作已完成，有些项目有了初步成果。14位项目组负责人系统介绍了各项目研究思路和工作方案。郑富芝和吕玉刚对项目进行了点评指导。郑富芝认为，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项目选题好、站位高，具有四个重要特点：一是立根本。立好民族的根，铸好教育的魂。这个根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就是德育。这些项目的共同点体现了立根铸魂。二是补短板。党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是当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希望通过研究补上短板。三是接链条。大中小学德育、体育、美育的一体化建设项目，正是以学生发展为本，注重大中小学教育的整体设计，把分段实施的教育链条连接起来。四是扩视野。要以国际视野反观和思考中国的课程教材项目，在深化课程教材建设上解决一流和先进性问题。郑富芝建议，希望课题要接地气，解决课程教材改革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课题研究使中国的课程教材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吕玉刚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是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关键问题。他建议，除了课程教材以外，还希望关注课外读物的建设，特别强调要以《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为指针，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系统设计。（汪瑞林）

大会现场 人民教育微信公众号 图教育部近日在京召开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大会，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正式成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为课程教材研究所揭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建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重大举措，国家教材委员会及其专家委员会、教育部教材局、课程教材研究所，形成决策、实施、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为推进教材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会议强调，面对中央的新要求和发展的新形势，我国教材建设还有很多“课”要补、有很多“坎”要过，需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一是抓方向，强化马克思主义对教材建设的统领。要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一体化推进大中小学德育教材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二是抓服务，推进教材建设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要着眼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服务创新驱动、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助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与教育中心工作的统筹。三是抓质量，把好教材建设的各个关口。要立标准，强编审，重使用，确保出好教材、用好教材。四是抓制度，提高教材建设的规范化水平。要健全组织制度，建立规划制度，严格管理制度，解决好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五是抓保障，推动教材建设持续加快发展。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员保障，强化专业支撑，提高教材建设保障水平。会议指出，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在专业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要在高标准推进课程教材研究所建设方面下功夫。要坚持政治建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公益属性。要坚持研究立所，加强政策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重视发挥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平台作用。要坚持人才强所，面向全国会聚人才，面向未来培养人才，面向世界锻炼人才。要坚持服务兴所，提供课程教材咨询服务，开展课程教材人员培训、课程教材监测评估，为专家委员会开展工作做好服务。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的决策部署，搭建国家级高水平课程教材专业研究平台，做好课程教材建设专业支撑，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有关批复，经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设立课程教材研究所。该所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开展课程教材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为国家课程教材建设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参与拟定国家课程设置方案和课程标准（教学基本要求），参与组织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工作，参与国家课程实施和教材使用的培训、监测和评估，为地方和学校课程教材建设提供咨询和服务，开展课程教材研究的国际交流与项目合作，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下设各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开展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会上，课程教材研究所分别与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全体委员、教育部24个相关司局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班子成员、课程教材研究所和课程教材中心全体同志300余人参加会议。（文章转载自：教育部官网。原题为：《教育部召开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大会 首个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成立》）

楚天都市报1月22日讯（记者揭明玥 通讯员党波涛）日前，教育部公示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认定结果。华中师范大学入选中小学（含中职）历史教材研究基地，基地负责人为我校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教授。据了解，本次经高校及研究机构自主申报，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资格审核、专业评审、审核确认、全国拟认定11个基地为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