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博士项目

一则报道，引人注意：“剑桥大学博士骗女孩发裸体照 还在父母家装摄像头。” 继续看内容介绍：身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伯明翰大学现任讲师，29岁的马修·福尔德表面上无疑是众人心目中的人生赢家。这样的描述可以看到马修.福尔德的社会职位，这都是人们社会发展中追求的目标，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自然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究其学历来讲，他也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也不得不让人们佩服。他的高智商和表面光环，使得从开启调查到将他绳之以法，是耗时长达4年的全球追捕行动，也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恋童癖追捕行动。 有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很少数社会成功人士，是常人只能当榜样的人。可这样的人却在干着不为人知的“变态”事情，把人性的恶在“成功”的保护下发挥得淋漓尽致。 比如这位剑桥大学博士在人们眼中的样子：马修·福尔德是一名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年仅29岁的他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他的人生就如教科书般一样完美，出生富裕家庭，从小就不愁吃穿。与其他英国富裕家庭的小孩一样，从私立学校考到了最顶尖学府剑桥大学，随后一路深造，并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在伯明翰大学任职，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科研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福尔德并不是刻板的书呆子，或是邋遢的科学怪人。他善于交际，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还有一个深爱他的女友。从他的社交网页中可以看出，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喜欢恐龙、烘焙、乒乓球和3d打印。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位智商高的学生，家庭富裕不愁吃不愁穿，教师家长都不用操心其学习，在同学中还挺有人缘的学生，甚至还常常成为别人眼中的学习榜样，连他的父亲都没能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是变态狂，制造如此恶劣低俗的罪行。这用经济、教育等因素怎么解释都觉得解释不通，所以就尝试着从心理学以及他的个性方面浅析一下。 弗洛伊德认为，生命的源动力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的本能，另一种是死的本能。生的本能代表着爱与建设的力量，是成长的源动力，也称为“力必多”；死的本能代表着恨与破坏，是毁灭的动力，也称为“达那多斯”。这些本能是天生的，不是只有一种本能，也是无意识的。本能是人行动的动力，但在社会化环境中，哪些行为是符合社会标准的，哪些行为是不符合社会标准的，需要人在成长过程中学会鉴别与遵守。对于智商高的人而言，社会行为标准掌握起来容易却能够自律能够遵守，这些人在社会层面的人际交往中往往会给人容易接近的好感，又有才学，说话又有智慧，他们成长中常人遇到的困惑或烦恼用智商就能解释清楚，反而不会成为他们的挫折。但他们困惑烦恼因大多数情况可能不被人理解，就会采用这样本能性的毁灭方式来制造各类麻烦，既满足了能量释放渠道，又把自己智商用得具有新奇感。他们不怕事大，不怕使用智商，事越大，智商的用处就越大，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福尔德变换70多个身份来掩饰自己的变态行为，他的恐吓手段和大多数人的恐吓手段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在隐藏自己身份中智商超高，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他为什么针对青少年？而不敢针对成人？可能在他的生活中，成人对他是有威胁的，或许他曾经受到过成人的恐吓，成人的权威感会让他针对弱小来欺负，这个就很有社会影响的意味了。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他的年龄，他现年29岁，而有8年的犯罪历史，也就是在他的青年期就开始了变态行为，与青年期的荷尔蒙影响或许分不开，8年的犯罪让他成瘾，即使智商再高，他也是一个人的智商，终究抵不过FBI和NCA这群人的智商，无论怎样隐藏，终究留下痕迹，被擒拿归案。 之所以从心理角度进行分析是想告诉成长中的青少年，有的人披着亲和成功的光环，也只是停留在社会交往层面即可，不可轻易接近。越容易接近的人有可能隐藏着某种欲望的满足。家长们也常常教育孩子们不要和陌生人随便聊私人信息，仅限于社会工作关系的信息而已，如果你需要情感慰藉，找专业人员或者喜欢的艺术方式体育方式进行。对于智商高的孩子而言，学会从心灵上理解和关心他们，疏导好他们的一些认知偏差，不要用权威压制他们，他们的人生可能不会这样跑偏，当然智商的确是和大脑有关。学会保护自己不成为变态者的恐吓对象，就象这名16岁少女在被要求提供裸照并给她1600英镑马上就觉得不对劲，揭穿他的伪装一样给NCA人员提供更多的线索，终究让福尔德得到严厉惩罚。

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博士后研究项目周期: 国内一年，国外一周，可做认证，永久复训剑桥大学共拥有31个学院，其中彼得学院是最古老的学院，始建于1284年，有800多年历史。哈默顿学院（Homerton College）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其中一个学院，其建筑物建于 1824 年，学院则成立于 1976 年。剑桥大学博士后研究班成功开办五期，博士后在读人员总数在89人，2021年5月第六期赴英国学习。

新冠病毒的来源一直是全球人们关注的重点，特别是西方国家大搞污名化的行动上演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揪出导致新冠产生的罪魁祸首，毕竟在真相未出现之前，西方势力仍旧有足够的借口，去造谣新冠的来源，让国人蒙受耻辱。各国的科学机构也在致力于探讨新冠的源头，而近期关于病毒来源的研究有了新进展，美国的污名化行为将受打击。最新的研究发现，新冠A类病毒在武汉只有极少数病例，却多存在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当中，此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于剑桥大学Peter Forster博士的推论。4月8日英德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PNAS上发布，研究人员通过新冠病毒的进化方式，将病毒划分为ABC三类，其中A类被认为是爆发根源，B类为我国境内爆发的主要类型，C类则在欧洲大陆上广泛传播。就当前的研究来看，和病毒起源最相似的A类病毒，在我国武汉虽然有出现，但是数量不及美国大陆以及澳大利亚境内那么多，在中国国内传播较广的其实是B类，而欧洲的病毒很有可能是B类病毒变异而成。从这些研究当中不难看出，我国境内的新冠病毒仅仅只是一个进化体，而并非根源。而爆发根源A类病毒，的确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受感染者当中分布更多，此观点让美国的污名化行为受到了撼动。事实上关于的源头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很多讨论，除去美国执意认为源头是我国之外，也有一些国家持有不同意见。意大利作为受新冠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曾就新冠源头的问题展开过讨论，意大利的药理研究所主任此前公开表示，意大利可能在去年的11月和12月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的肺炎，而这个时间早于武汉爆发疫情的时间。虽然当前尚不得知新冠的真正源头，但是美国的行为仍旧值得苛责，美国多次将世卫组织已经定名的病毒污名化，试图从舆论上来逃脱公众对政府疫情防控不力的指责，甚至还想要我国为此次疫情承担责任，这样的做法着实可耻。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目前关于病毒源头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多数言论都是建立在科学推测之上。真正的源头问题尚待科学证实，但是污名化的行动并不可取，遇到这种泼脏水的举动，我们应该予以大力谴责。【注：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关注我们，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来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8月28日-30日，2020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顺利举行。YoKID优儿学堂创始人、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苏德中做了主题演讲。线下教育行业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YoKID也在大半年不能复工的煎熬下经受大考。在夏季高峰会，苏德中分享了他在压力下突破的经历和思考。YoKID专注0-3岁婴幼儿入托教育，苏德中说，如果只把公司当成一门生意，一个买卖，那只要计算好财务数据去考虑疫情影响要关闭哪些校区，但YoKID把入托当作一份责任和事业，宁愿把步伐放长放慢，也要坚持做好每一家校区的教育，哪怕需要十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時间。他说，YoKID找到了一帮志同道合、坚守价值观的人，坚持做别人觉得难做的、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情。“不要每次说到好的教育就是海外品牌，中国人也可以做一个真正改变孩子一生的教育品牌。”15:05【完整版演讲视频】以下为演讲全文：大家好！我是苏德中，来自中国香港，今天是我第六年来亚布力发言。我们的企业叫YoKID优儿学堂，是做0—3岁的婴幼儿托育。亚布力秘书处让我多说一说疫情当中个人的感悟，我总结了四条跟大家分享。“把开始想三五年做出来的事放长放慢做，可以七年八年，也可以九年十年”第一是坚守初心。疫情当中，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多的实体经济受到了影响，但大部分在3月、4月也陆续恢复开业，而我们的行业，由于0—3岁的婴幼儿是特别敏感的群体，所以政策大半年都还没有让我们复工复业，8月底才开始容许准备开园。过去几年我们在国内开的十几所YoKID托育学校，在今年都停止了运作。这挑战可能是这次大会对我们的考题，这道考题也让我们冷静反思，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事业，为什么要放弃在剑桥大学安定的生活去接受这份挑战。我认为，会选择创业的人，都是不惧怕挑战的人。很多人说我们是学霸创业，那学霸应该是更不怕大考，不怕挑战！我觉得大考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事情，因为其实在创业的每一天都遇到不同的困难，大考可以考得好，可以考得不好。我的原则是，不能不参加这场考试，不能够做逃兵。不做逃兵，就是执着的、坚定不移的继续事业。我一开始跟团队思考怎么样面对疫情挑战的时候，就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生意、一个买卖，就算一算财务数据，决定要关哪些店；但如果把它当做事业，把它当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想方设法坚持自己所做的，把一开始想三五年做出来的东西放长放慢来做，可以用七八年来做，也可以用九年十年。坚持初心、守住价值观是最重要。2015年，我第一次参加亚布力夏峰会的发言，我当时还挺胖的，说着一口不流利的港普。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杨元庆先生跟丁健先生在台下给我们几个创业者做点评，他们问我，作为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香港人，到北京做儿童幼教的项目，能够坚持多久？当时我说，至少会做到为国家的幼儿教育发展做出一番成绩为止。我今天也可以很自豪地站在这里回复元庆总说，6年之后，我还站在这里，还在以同样的初心，守着同样的价值观，做着同样的项目，服务形态、产品模式经过不同的变化和升级，但是对于中国未来的花朵、中国幼儿成长培育的初心，我们还是坚持至今，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很多人问，到底为什么要去做托育项目？作为对数字比较敏感的学院派，跟大家汇报一下简单的数据。2017年生育是1700多万，2018年是1523万，2019年是1465万。去年出生率降至10.48%，创了1949年以来新低。大家可能看到会说，这个数字虽然下降，但每年还有挺多人出生的。其实，第一组数据是在国家发布了二胎政策后发生的。换句话说，二胎政策公布以后，生育率连续三年下降。1960年代的出生人口超过3000万，1980年代超过2500万，今天是大概1500万左右的水平。现在大家不愿意生，非常核心的原因在于养育孩子、带孩子面临很大的挑战。国外有充足好的托育学校帮助家长解决，0-3岁孩子入托率达到40%、50%，部分国家达到80%，而我们国家目前在5%以下。除了解决国家的生育率问题，在家庭层面，我们的初心是可以减少家长的焦虑，同时给予孩子最幸福的成长。除了帮家长带孩子以外，YoKID托育体系是重视孩子的心智成长及提升家庭的幸福感。可能大家不知道，每年会有1000多万儿童、青少年患上不同的心理疾病。什么意思？比如说，大家数1、2、3，这3秒就会多1个有心理问题的小孩子。而我们有句古话说“预防胜于治疗”，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YoKID使得他们的性格、习惯、情商、社交有更好的幸福成长，同时也给家长强有力的科学育儿支持，那YoKID就是为国家每一个婴幼儿的成长发展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如果找到一帮志同道合、坚守价值观的人，共同创造一番事业，是非常幸运的”第二，我想说珍惜团队。很多的企业家都会说员工是我们的资产，YoKID从不把团队当员工，我喜欢用同事这个词，共同创造一番事业的人。在疫情压力当中，我对团队或者同事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跟解读。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能力挺强，可以带着一帮想做好这个事业的团队往前走。但是在压力底下发现，如果你找到一帮志同道合、坚守价值观的人，很多时候是团队推着你往前走，这是一种无形无声的动力，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这状态不单是就你拉大家往前走，也是团队在背后推着你向前走。我们必须认清楚一个事实，任何人无法独立面对那么大的外部挑战。更进一步说，离开了一帮同心同德的人，我们在压力和大考下只会更脆弱。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一帮志同道合、坚守价值观的人共同创造一番事业，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今天在这里我最自豪的就是给大家展示我们团队的照片，此时此刻我在做分享的同时，同事们在北京做开园培训。虽然在疫情期间，有8个月时间婴幼儿教育幼教的实体不能够营业，但是每一位YoKID人没有一天不在努力，我也在这里向我的每一位YoKID同事和每一位支持YoKID的人表达最真诚的谢意。你们看另一张照片都是戴着口罩，是核心团队在疫情当中不断开会去思考并执行一一系列的对策，这也是我下面想说的第三点，守正出奇。“别人觉得难做的、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情，我们做好才能换来的美好结果”第三,守正出奇，我们也要有些具体的招,做出一些东西去应对大考下的外部压力。首先做出的改变是在3月底，国内疫情已经开始得到了舒缓，我们推出了上门一对一的托育。这个举措基本上救活了接下来几个月的现金流，同时也得到了包括新华社、央视以及海外的NHK等等报道。这里有一两分钟的短片给大家看一看，具体我们是怎么落实所谓的守正出奇。01:50所以这一个上门的托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有多好，迅速反应、札实执行、认真服务，在企业受到挑战的时候，不能墨守成规本身的业务，我们改变了服务场景，更有效地满足与解决家长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象，孩子几个月、大半年被关在家里不能够出去，孩子与家长对于我们托育服务的渴求是非常大的。其次，我们从全资直营扩张的模式，变成酒店式管理输出。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国家的幼教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里面没有做得特别好，其中一个短板或者没做对的地方，就是卖加盟。很多的店做了一两个好的学校，就放开他们的品牌收加盟费，把品牌的使用权以及管理权给了其他的投资人。以投资人去运作幼教机构，挑战是非常大的，失败率很高。YoKID做出这样一个思考和尝试：能不能够参考酒店管理的逻辑，我们来负责好托育的运营管理，不做加盟，而是以业绩管理提成作驱动，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份底气去做这件事。因为出奇的前提是守正，这份底气源于过去五六年在同一个行业深耕做同一个事情，我们在过去已经有特别好的标准化以及人才培养，这使得我们做上门托育、做管理输出都能水到渠成。背后的连锁管理、对教育儿童成长的理解，以及对幼师培训体系，足以支撑我们在疫情当中思考布局并且迅速地执行。“出奇”的部分，是基于多年来的守正。在疫情当中，不单没有关任何一个学校，力图保障孩子在疫情过后可以回到原来的学校入托就读，同时还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以酒店管理模式稳健扩张。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感到自豪的，就是在2020年的2月28日，北京市正式发放了托育营业牌照，YoKID旗下的每一所托育学校都拿下托育服务牌照，这些也是我说的“出奇”的基础是守正，守正就是不停地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多是别人觉得难做的、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情，我们做好才能换来的美好结果。“中国人也可以做一个真正改变孩子一生的教育品牌”最后是简单专注。很多年轻人创业，包括我6年前一想到做企业，就要做大、做强。那么多年下来的反思，可能我觉得企业必须是做小、做专、做扎实，那就是保持简单专注。比起很多不同的业务、不同的产业，简单专注可能说出来不是很性感的东西，但是可能它对于企业的发展以及个人的成长都会是最有价值的。YoKID所谓的简单专注，就是不停地在我们教学理念、服务体系去深耕，做得更好，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做成国际级水平，而我们也把握每一次机会，或者说主动爭取机会，希望能够把中国人创造的教育品牌堆到海外，把YoKID的理念与价值让很多不同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交流，不要每次说到好的教育就是海外品牌等等，中国人也可以做一个真正改变孩子一生的教育品牌。凭着对简单专注的执着，坚持做别人觉得难做的、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情，2019年得到国际杂志（Timeout Magazine），他们在每一个城市的杂志每年都会评选10大名校，而YoKID 很荣幸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做0—3岁托育的公司入选，你们可能听过其他的学校名字比如哈罗、中加，大部分入榜的中国学校都是从海外引进的，而我们YoKID优儿学堂是中国人打造的。【责编：章伟升】

女孩出生在一个很奇怪的家庭：父亲经营者一座垃圾废料场，母亲则是没有营业执照的药草师兼助产士。家中有7个孩子，父母从没想过让他们去上学，反而要求他们从小就帮父亲干活。塔拉韦斯特弗因为父亲坚信，世界末日终将到来，一家人要为此做好准备，上学是在浪费时间。他声称，学校是政府给人洗脑的地方，只有笨蛋才去。他的孩子们不是笨蛋，只要呆在家里就行。而医院是恶魔的领地，无论生病和受伤，都不能去医院医治，应该用草药自行治疗，享受痛苦；痛苦也是一种赐福。女孩名叫塔拉韦斯特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在闭塞中长大，他己安心父亲教导的“真理”，认为自己的未来就像父亲安排的那样，结婚，在父亲农场里盖座房子，向母亲那样成为助产士。学校，跟自己无关。在那充满偏执，暴力，封闭的环境里，女孩过得并不幸福。父亲对子女的安全漠不关心，在垃圾场里，孩子们要装卸，切割废铁；一家人出车祸也拒绝送医院治疗，对孩子们有强烈的控制欲。甚至哥哥对妹妹也经常家暴。幸运的是，母亲会教孩子们一些知识。而在一个哥哥的鼓励下，塔拉从家里走了出来，坐进教室里。虽然那一年她已经17岁了。参加入学考试前，塔拉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学习，最终，在她的努力下，她进入了杨百翰大学。在第一天上课时，她因坐错公交车而迟到，更进错了教室。第一次测试，一个题也没有答对。考入大学后，由于缺乏基础的通识教育，塔拉一度跟不上课程进度，甚至连课本都不会看。为了通过课程考核，她常常彻夜学习，一遍遍地研读教材，修改论文。她在日记里写满了承诺，发誓一定要远离废料场。胃溃疡、发烧、脚趾受伤以及家人的施压都没能让她停止学习，最终，代数期中考试没能及格的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期末考试中拿到了满分。暑假里，塔拉收到成绩单，除了西方文明课，其他的成绩全都是A，甚至可以拿到一半的奖学金。这让她对未来充满信心。上学期间，她找了份工程大楼的保洁工作，每天四点上班。后来她又在学校找了份工作，在19岁那年，她身无分文，甚至想去卖血。最终有人帮了她。她可以正常上学，并且靠努力赢得了教授的推荐，参加了剑桥大学的项目。在剑桥大学，她的努力被斯坦伯格教授吸引，对方给他寄来了“盖茨剑桥奖学金”的申请，为她在剑桥学习，提供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和住宿费。虽然塔拉很不自信，但还是在教授的鼓励下申请了。 剑桥大学最终，塔拉成为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进入剑桥大学。而对教育，她得出的结论是， 教育不是狭义上的职业培训，而是广义上的自我创造。这是美国女孩塔拉，自学成才的真实故事。盖茨对塔拉的评价是： 我的自学能力在她面前不值一提。 盖茨和塔拉韦斯特弗2018年，塔拉根据她的成长经历，完成了这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2019年因此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她也成了比尔.盖茨的座上宾。点击下图，去亲身体悟作者的成长历程。感受自我创造所带来的成就，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到你。#剑桥大学#

今天朋友圈被这篇文章刷屏了！那怕再忙，也请你花几分钟读一读。有人问了个问题：中国是怎么生产这么多粮食，足够养活十多亿人的？是靠进口还是自给自足？剑桥大学博士Janus Dongye的回答（和他以前许多回答一样）让人拍案叫绝。以下为正文：眼见方为实。打开你的谷歌地球，从天上看看中国大地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西方媒体一般不会报道这些东西。哪些地方值得留意，我会一一指给你看。包括以下这些坐标点：地点一：福建宁德港（东经119°57'45.2"，北纬26°43'02.8"）我们的第一站是福建省的沿海地区。把地图放大一点，可以看到海面上漂着上百万个房子和网箱从浙江到广东，这段1000多英里的海岸线上，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网箱。那是什么？那是中国的“海鲜农场”。与其出海捕野生海鲜，不如在同一个地方养海鲜。这样一来花较少的精力就能养出鱼、虾、蟹、龙虾、贝类等，挣的钱还多。中国农民不只海水养殖，任何开阔的水域，水库、河流、湖泊都能养水产品。想象一下，每个网箱养几十条鱼或螃蟹，加在一起是多大的规模。那中国的海鲜消费量是多少呢？据估计每年全球海鲜消费总量1.44亿吨，中国是最大的海鲜消费国，以650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5%，接下去是欧盟（1300万吨）、日本（740万吨）、美国（710万吨）和印度（480万吨）。中国和印度人口差不多，但中国的海鲜消费量是印度的12倍——尽管印度的地理条件更理想，位于渔业资源丰富热带，两面围绕着温暖的海洋。在中国每年消费的6500万吨海鲜里，只有1500万吨是捕捞的，其余5000万吨都来自水产养殖农场。而日本90%的海鲜都来自捕捞。多亏了海鲜养殖，普通中国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海鲜，日常三餐可以吃得起海鲜。下面是典型中国家庭的团圆饭，你可以看到很多食材都是海鲜。这样一桌供全家人享用的海鲜大餐，价格仅在120美元左右。地点二：浙江湖州南浔（东经120°09'02.9"，北纬30°46'14.5"）下一站是长江、太湖和钱塘江一带的洪泛平原。丰富的淡水资源带来了河流上游大量的养分，使这个地区成为养育1亿人口的鱼米之乡。这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比较类似孟加拉国、印度西孟加拉邦和越南西贡的洪泛平原。与另外那些人口稠密的洪泛平原相比，中国人做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呢？与种植水稻相比，养殖水产品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致富更快。拉近一点，你会看到这里有上百万个鱼塘。除了鱼塘，你还可以看到周围种了很多树。这些树是桑树，是用来养蚕的。两千年来，这片地区的中国人发展出许多高度复杂且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桑基鱼塘，见下图：在完全不知道“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的情况下，中国农民利用这个鱼-桑-蚕组成的生态系统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如今，这个系统发展成对同一片土地的多次循环利用：但要在鱼塘里养更多鱼，你得有增氧泵才行。它能向水里注入空气，使鱼有足够的氧气维持呼吸。下图中，每个鱼塘中间的白点就是一个增氧泵。要在每个鱼塘里安装增氧泵，就必须处处通电。怎么向增氧泵供电呢？当然是太阳能电池板。从谷歌地图上你可以看到，太阳能供电的鱼塘已经开始替代桑基鱼塘。湖州的部分地区已经装上了太阳能电池板。上图左为传统桑基鱼塘，右为光伏鱼塘在地方政府的推动和专家的帮助下，农民和渔民开始学习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技术。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对推广高科技这么上心？因为官员晋升和政绩挂钩。光伏鱼塘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有利于地方官员晋升。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中国为何能生产全球84%的丝绸、66%的淡水鱼，太阳能发电量占全球总量25.8%。在浙江和江苏的农村地区，人们几乎每天都吃鱼。有人说这是他们脑子聪明的秘诀。另一种生态循环是莲藕和养鱼。在某些鱼塘里，你可以同时种菜，其中最常见的是种莲藕。中国每年莲藕产量达11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90%，出口量占全球60%。不光中国人爱吃藕，韩国、日本、越南也是进口莲藕的大户。藕是我最喜欢的素菜之一，希望中国能加大推广力度，让全世界人民都吃上这种美味。第三种生态循环是芥菜-蜜蜂-鱼虾。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种油菜。农民们冬天从河床上把养分含量高的淤泥挖出来堆在岸边，然后在这种泥里种不同的作物，比如油菜或芋头，不用施化肥。经过上千年的耕种，这里的农田是这样的：地点三：江苏省兴化市垛田镇（东经119°51'50.4"，北纬32°56'51.9"）这里没有路，你得坐船才能在里面穿行。也正是因为这种生态系统，中国才成为全世界头号菜籽油生产国，产量占全球总量的22%。有了油菜花，就能大规模养蜂。中国蜂蜜产量占全球30%。实际上，美国消费的蜂蜜有1/3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为了避免关税，中国蜂蜜出口商先出口到印度、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再在当地重新贴标改成当地产品，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其他产业也有类似的操作。除了蜂蜜，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大闸蟹产区。大闸蟹的价格可以卖到每公斤60美元左右，只有中等收入人群才吃得起。地点四：山东省寿光市（东经118°44'14.7"，北纬36°44'15.9"）接下来要去的是山东平原。放大一点，我们就能在平原上找到上百万个“闪光”的小屋。看看周围，它们无处不在。这是什么？原来是控制温度湿度的蔬菜水果大棚。大棚里，不管什么季节都能做到蔬菜水果一年多熟。这意味着蔬菜水果产量比传统农田高出几倍。比方说，大棚里种莴笋，从播种到收割需要52天，这样一年可以种七轮，效率高了七倍。所以，大棚种植在有限空间内极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这对中国人而言简直太棒了。为了推广这种方法，华北地区地方政府要求农民从农村合作银行贷款搭建大棚。此外，还要求农民在大棚内安装物联网监控系统。通过再教育培训，农民们学会了用手机监控温室内部环境参数，比如二氧化碳浓度、光线强度、土壤温度等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蔬果产量和消费量在7亿吨左右，是世界总量的40%。印度大部分国民是素食者，可耕地面积大于中国，但全国蔬果产量是1.8亿吨，中国是它的3.8倍。秘诀就是大棚种植。有了大棚蔬菜，中国人享用的蔬菜品种比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价格还更便宜。查询维基百科就会发现，除了热带特产以外，中国每一种蔬菜产量几乎都是世界第一，而且跟第二名拉开的差距还不小。许多东亚特有的蔬菜甚至都没有上榜，比如韭菜。与蔬菜类似，中国除热带水果外的各种水果产量几乎都是世界第一，远超第二名。有一次我邀请一个黑人朋友来我家夏夜烧烤，拿了很多西瓜招待他，被开玩笑说我种族歧视，我给他看了这张统计表：在日本，一只西瓜大约卖2000日元（18美元），在中国，买一只更大的瓜只要10块人民币（1.5美元）。中国新疆的西瓜特别甜，如果你喜欢吃西瓜或任何一种瓜果，都应该去一趟哈密。地点五：西藏拉萨（东经91°09'18.6"，北纬29°41'52.3"）下面还是大棚，但是是西藏的大棚。把谷歌地球移到西藏任何城镇，都能看到大棚。政府让藏民在青藏高原上建了很多大棚，藏民们在大棚里种番茄种得不亦乐乎，去寺庙的时间少了，让某个大和尚觉得不高兴了。结果呢？过去十年西藏蔬菜价格下降90%，不用再从邻省运了。多数西藏人终于吃得起西瓜了。谁不喜欢吃瓜呢？历史上多数藏人只吃牦牛肉、奶、乳制品和面食。在那样的恶劣气候条件下什么都种不出来。只有喇嘛才吃得起蔬菜。现在中国政府让大家都吃得上蔬菜水果了。地点六：新疆伊犁可克达拉（东经80°35'21.5"，北纬43°43'51.2"）可克达拉是北疆的一个县级市，西边是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地区。下图黄线标出的是中哈边境线。明显看出，中国一侧的绿色农田更多，哈萨克斯坦一侧基本就是荒原。其实这里的土地很贫瘠，土壤酸性太高，水资源太少，种不了什么农作物。只能指望雪山上冰川融化时流下来的水。对哈萨克斯坦人来说，这样的种植业成本太高，而且本身市场也不大。所以哈萨克斯坦人决定干脆啥也不种。中国这一侧呢，所有荒地都被一支特别的政府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给耕种了。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了一个管辖260万员工和农民的国企，里面有汉族人也有维吾尔族人。因为有了如此庞大的规模，边际运营成本下降，而且跟内地广大市场直接对接。过去30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年都派农业学生去以色列学习沙漠气候条件下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些学生回到中国后把滴灌法等先进技术付诸实践。当技术条件成熟可以市场应用时，他们把新开垦的土地卖给当地各族农民，或直接请他们加入合作社。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为了节约水资源和降低农业成本，接受培训学习汉语和最新的农业技术。每个村都有党员指导他们如何科学耕作。滴灌法可以大大减少用水量，从而节约成本。在以色列和中国本土技术的帮助下，新疆的荒地成了高产的沃土。那他们在这些新开辟的土地上种什么呢？番茄、辣椒、瓜果、葡萄和棉花。这些作物都比麦子利润高。新疆有充沛的日照和凉爽的夜晚，这使作物更加甘甜可口，买到内地和国外市场上的价格也就更高。中国消费者喜欢买新疆水果，因为它就是更好吃。新疆的农业生产效率非常高，高到产量国内市场已经消化不了了。为了不让维吾尔农民吃价格下跌的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依赖“自由市场”，而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渠道，把农产品高价卖到国外去。如果国内市场不需要这些农产品呢？中国向美国学习，向国际商贸伙伴提要求，让它们买。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领导人去哪个国家，都争取签自贸协议，让它们买中国产品。不信吗？接下来便是证据。地点七：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东经86°36'15.4"，北纬42°18'36.1"）沙漠里这些红色的地块是什么呢？放大一点，你会看到这些是番茄田，种着无数番茄。这么大的规模，想象一下产量有多高。你吃意大利面、土耳其烤肉或薯条的时候，可能就在吃新疆番茄。当然，可能不是从新疆直接进口的，而是跟蜂蜜一样，经由第三国转销的。中国每年番茄产量达5630万吨，出口量占全球1/3。其中1400万吨来自新疆。从全球最大的番茄酱生产商就能看出来：中粮集团（第2）、新疆中基实业（第3）、内蒙富源农产品（第6）、亨氏（第7）、新疆天业（第15）。这些公司基本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国政府的分销商，这部分利润多数返还给了新疆农民。最近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把新疆番茄卖到东欧去。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说不定今后意大利也会对新疆番茄感兴趣。这些事西方媒体是不会报道的。除了番茄和辣椒，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葡萄产国，产量占全球19.1%，最好的葡萄来自新疆吐鲁番。当然，酿造葡萄酒的技术确实不怎么样。最后，聊聊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主要作物吧。这是最重要的粮食，因为不只人要吃，还是猪、鸡、牛等产肉产奶的禽类畜类的饲料。我们来比较一下全球最大的粮食产区吧：可耕地（千平方公里）：中国1086、印度1579、欧盟1091、美国1631大米（百万吨）：中国208.1、印度169.5、欧盟3.1、美国9.2小麦（百万吨）：中国134.3、印度98.5、欧盟150.2、美国47.3玉米（百万吨）：中国257.3、印度26.0、欧盟60.9、美国366.2可以看出，中国总体上是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但对14亿人口而言，这个量足够让人“吃得饱”，但离“吃得好”、人均粮食消耗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可耕地面积不足以支持让14亿人都“吃得好”，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可耕地面积还在减少。地点八：河北省邢台市（东经 114°55'20.8"，北纬 37°35'54.1"）中国宝贵的土地资源是怎么使用的呢？下一站我们访问华北平原。这是中国大部分农作物的产地。（下图从上到下距离1500公里）这片平原上随便选个地方，比如四线城市邢台，这是个有700万人的“小”城市。（下图从上到下距离60公里）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实际上绿色的是农田，白色的点是村庄，每个村大约500人。比较大的白色区域是镇，人口从1万到10万不等。可以看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挣了钱，他们开始在原来的农田上盖房子，绿色的田野会越来越少。据估计，中国每年减少的可耕地面积在3000平方公里左右。这些农田变成了白色的混凝土。长期这样下去将造成灾难，因此中国政府在极力控制规管土地使用。但这种“城镇化”的势头巨大，管理起来难度相当高。地点九：甘肃省庆阳市（东经107°40'38.3"，北纬35°41'00.7"）从建国之初开始，可耕地资源匮乏的现实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共就组织群众开垦山地。这样的例子太多，就以黄土高原为例吧。64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其实不适合种植农作物。但如果你放大看看，就会发现所有山谷、山坡都被开辟成了可耕地。从天上往下看，类似植物根须的地方便是农田。再靠近一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山丘都被改造成了梯田。可人们发现，梯田太多会导致土地退化，雨季会发生泥石流等灾难。从1999年开始，中共意识到开辟太多农田不会显著提高产量，却会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以发起了“退耕还林”运动。农民们放弃那些产量低的农田，改在上面植树。放弃土地的农民会得到政府补贴，维持他们原来的收入。上图可以看出造林的效果。这说明中国政府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逐渐理解了可持续发展的的关键。中国领导人曾经指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可不是空话，可以说每个字都落到了实处。许多外国人不清楚中国人民为什么支持领导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重组了中国政府机构，更关注环境了。比如说，如果某个地方环境太差，没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负责环境的官员是可以“弹劾”市长的。尽管退耕还林工程减少了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尽管存在土地退化现象，但在大规模投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农业生产效率仍然得到了提升，国内粮食产量仍然在增长。其中一项技术是耐盐碱水稻，使农民可以在盐碱地里种出水稻来。尽管国内农作物产量提升，但中国仍然没有实现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自给自足，大约10%的粮食还是得靠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但其实这部分进口粮食多数不是直接供人食用的。例一：酿制啤酒和白酒从2006年起，中国便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啤酒生产国，每年产量达4654万千升，是美国产量的两倍有余。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4.9%的速度增长。除了进口小麦，中国的啤酒花也大部分靠从德国和美国进口。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烈酒生产国。多数中国人喝不惯威士忌和伏特加，而比较青睐味道更芬芳浓郁的白酒。中国每年的白酒产量大约在1360万千升左右，比西方人喝的烈酒多得多。这还没有把私人酿的米酒算进去。所以，中国有些地方的饮酒文化是外界根本不知道的，反正比英国和俄国人能喝。例二：生猪和猪肉全球猪肉产量上图反映出中国人有多喜欢吃猪肉。中国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的玉米有一部分被拿来做猪饲料，当然也有的用于鸡、牛等禽类畜类的养殖。结论中国可以喂饱中国人，而且不是让人吃米面等主食填饱肚子。中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食品种更多、价格更低。对社会上的穷人来说也是一样。这是我去过欧洲、美国、日本等许多地方之后的感受。比方说，中国八人一桌吃20个菜，包括各种肉类、蔬菜和甜点，大家毫无宗教顾忌，过敏忌口，也不管什么个人空间。在山东，这样一桌菜大概要50美元左右。同样一桌菜在北京、上海、台北大概要150美元左右，在加州、日本、香港要300美元左右。这还没有算各种饮料和酒类。实际上，日本和美国加州大多数人基本不会有一次享受20道菜这种奢侈体验，但这在中国再正常不过了。这么长的帖子，希望有助于大家涨知识，中国生产的粮食可远远不止“养活”十几亿口人而已。来源/观方翻译（guanchaglobal）、女性之声

被光环加身的女孩塔拉·韦斯特弗有诸多光环：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历史博士。然而，她本人却说：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才对，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旁人只看到她的与众不同，她的优秀，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从来只是一个敏感、自卑、怯懦的小女孩。她来自极少人能想象的家庭，童年和垃圾场为伴，还有哥哥的虐待、母亲的嫌弃和不理解，以及父亲那可笑的信仰！以为孱弱的女孩，哪里承受的住这样的痛苦，塔拉却硬生生的熬住了，只因为她告诉自己，要走出去，要远离这个残破不堪的家庭，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比尔盖茨对这个女孩的评价是这样的：我在阅读她极端的童年故事时，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女孩塔拉·韦斯特弗的世界。充斥着恶臭的腐烂童年1986年，爱达荷州的一个山区，一名婴孩呱呱落地，她就是塔拉·韦斯特弗。父亲是摩门信徒，不仅在家有着“大家长”的权威，还信奉神的力量。排斥一切和现代科学有关的事物，例如生病不能去医院、不让子女去读书，那是对神的亵渎。总之，在父亲眼中，相信科学便是堕落始端！塔拉·韦斯特弗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要不是母亲利用强大毅力自学成产婆，还捣鼓草药，想必他们全家早就饱受疾病的折磨。小时候，父亲就拉着塔拉去垃圾场帮工，还不允许她拒绝。在父亲眼中，她根本就不是她自己，只是父亲权威下的附属品，不仅是她，家庭中任一成员都是。全家在父亲的思想加持下，竟然全都相信神的传说，甚至还相信世界末日说法。塔拉说，2001年1月1日的那一晚，他们全家都在家静静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甚至想着等全世界都毁灭了，只有他们所在的“世外桃源”般的大山不会被波及，之后他们开启创世传奇。想着想着，大家都笑了。可事实是，那一晚，什么都未曾发生。父亲的信誓旦旦，成了一个笑话！后来，父亲受刺激，便离家出走，再回来时，竟然打起精神，继续自己的信仰。不幸的是，因为父亲的愚蠢，导致全家在一次出行时发生车祸，父亲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几个走回家，不允许他们去医院。那时塔拉可以活着，可谓是奇迹。再之后，塔拉和哥哥肖恩越走越近，逐渐对他产生依赖。不曾想，这是她噩梦的开始。哥哥肖恩有虐待倾向，经常趁父母不注意对她施暴，弱小的她，只能独自承担，她不是没想过告诉父母，可他们根本不相信。好在另一个读大学的哥哥泰勒拯救了她。一次泰勒回家时，刚好撞到肖恩对她施暴，他帮助了塔拉。找塔拉谈心，鼓励她去考大学。彼时的塔拉只有10岁。但心中却种了一颗种子，一颗走出家庭的心。被家庭拖累的艰辛求学路在泰勒的帮助下，塔拉没日没夜的学习，一有时间就学习。就这样，她为了心中的那颗种子，坚持了7年。有问题，就会问哥哥泰勒，鲜少和其他人有过多接触。这7年，竟然真的让塔拉走出一条路。她考上了私立杨百翰大学。知道结果的那一刻，她兴奋极了，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走出去，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了。不曾想，这只是另一份艰辛求学路的开始。塔拉的习俗是一个礼拜洗一次澡，不讲究卫生，在大山中生活，她也习以为常。可到了大学宿舍，她成了异类，被周围人嫌弃。从未踏出家乡的她，早就脱节于现代社会。她成了孤僻的塔拉，独自一人生活、学习着。甚至无数次想着再回到那个大山里生活，至少，那里的环境很无忧。直到她遇到自己的初恋，和他谈起了恋爱。有次，和男友回家时，肖恩当着男友的面打骂她，为了维持良好氛围，塔拉还大笑着和男友解释说这是兄弟间的打闹。可男友哪里不知道呢！男友告诉塔拉，他爱她，但塔拉从未想着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男友无法拯救塔拉，只有塔拉才能拯救她自己。塔拉哭了，但终究没舍得脱离家庭。直到后来，她努力调节和家人间的关系，澄清肖恩的行为，但被母亲辱骂，还在别处说塔拉坏话，将她说的很是不堪。她终究还是失望了，也下定决心远离那个家。那段时间，塔拉正在准备剑桥大学博士的考试，因为家庭缘故，差点没考上。当她准备放下家庭的那一刻，塔拉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最终，她成功了！逆袭的本质，是自由的追求后来，塔拉鲜少和家人来往。她无数次想到家庭，想到自己时，都会觉得难过。终于，她下定决心和自己和解。塔拉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她想要更多人知道她的故事，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走出痛苦的原生家庭，收获自由。她的书，刚出版一周，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她也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无数人读了她的故事，感动不已，也为这个女孩的强大点赞。当然，塔拉最值得人钦佩的是，在痛苦中依旧有勇于追求自由的勇气。要知道，苦难的人生不一定会成就一个人，也许会毁灭一个人。想要通过苦难成长的，无一不承载着巨大压力。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压力被释放后，其力量也是无穷的。此时的塔拉，早就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成就了自我！未来之路如何，和出生无关，只有自己可以去塑造。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就去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但大多数人往往耽于安逸。塔拉在《福布斯杂志》访谈中说：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它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这就是塔拉经历最大的收获——理解、拓宽、执着、热情！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她的故事，读来让人感觉悲伤，会为她家人感到悲哀，但不会为她感到悲哀。如同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生活中纵然充斥苦难，依旧不忘追求精神的自由。你愿意和我一起读读这本书吗？一起走入塔拉的世界，了解她的人生，从她的经历中，找到自己的人生路。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读读这本书，欢迎点击下方链接购买塔拉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属于你的路，就在你的一念之间，需要从认识自我开始！

【采访/张瀚天】2017年，成龙电影《英伦对决》（The Foreigner）在英国与中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英国华裔关玉明（成龙饰演）向杀害其女儿的北爱恐怖组织复仇的故事，引起了一部分中国观众对英国爱尔兰问题的关注。然而，这片讲述的北爱故事，会让有爱尔兰民族认同的观众满意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联系了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托尼·卡蒂（Tony Carty）教授，请他从这部电影谈起，聊聊英爱关系的旧历史与新发展。托尼·卡蒂（Tony Carty）教授，1948年出生于爱尔兰，后主要求学于英国，1973年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任教北京理工大学之前，其曾在英国艾伯丁大学、香港大学及清华大学教授课程。卡蒂教授的父亲来自爱尔兰共和国，母亲来自北爱尔兰。他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度过童年，并从一开始就拥有双重国籍。在爱尔兰完成中学学业后，卡蒂教授决定离开爱尔兰，体验不同的文化环境。于是他先后就学于北爱尔兰的女王大学以及剑桥大学，兼具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教育背景，并亲历了六十年代以来爱尔兰问题的发展。这一历史际遇使卡蒂教授一直着力于研究爱尔兰问题，并曾在1996年出版专著《爱尔兰是被征服的吗？》（Was Ireland Conquered?），系统阐述了作为国际法问题的爱尔兰问题，并以历史的洞见增进国际法的理论分析，展示了十二世纪以来英国与爱尔兰各方围绕英爱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其中充满了棘手的复杂性。此书出版时，爱尔兰共和军虽然与英国政府有了一些和平接触，但仍未解除武装，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在不断的冲突中依然前景未卜。时至今日，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爱尔兰的国际法地位进一步变得复杂，此时重新回顾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的历史，必定饶有趣味。大部分爱尔兰影院并没有播放《英伦对决》张瀚天：首先请您谈谈对《The Foreigner》这部电影的内容有什么看法？托尼·卡蒂：我想我可以引用《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Donald Clarke的影评文章Pierce Brosnan as Gerry Adams: the movie you need to see now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对电影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五分中的三分（和《至暗时刻》一样的分数）。这篇影评不仅包括了我的主要意见，还谈到了更多东西。在这部电影里，皮尔斯·布鲁斯南所饰演的前爱尔兰共和军士兵、现国会议员利亚姆·汉尼斯（Liam Hennessy），调查了一起爆炸案，而这个人物显然是模仿新芬党（Sinn Fein，主张爱尔兰独立和统一的政党，IRA的政治代表）主席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皮尔斯·布鲁斯南——一个爱尔兰人——确实留着与亚当斯类似的胡须，带着老式的眼镜，看起来就像是在模仿亚当斯一样。我想强调的是，亚当斯从来没有担任过电影里所谓的“副爱尔兰大臣”或者“副首席大臣”——在同一部影片里的称谓也不统一——他甚至根本没有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IRA），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爱尔兰时报》的影评指出，在影片中，IRA的对应物是UDI，因为这部片子改编自史蒂芬·李瑟（Stephen Leather）1992年一部恐怖小说，这部小说的核心情节就源于哈罗兹爆炸案，并且其中明确提到了IRA。但是，整部《英伦对决》都没有出现过UDI的成员，甚至连UDI的全称是什么，也从未解释。在影片里，一个威斯敏斯特的官员甚至还说：“你为英国政府服务得很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猜想，UDI的全称是奥尔斯特保卫运动（Ulster Defence Initiative）或者统一煽动者（Unity Directive Instigators），而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像是站在斗争的另一边，是爱尔兰新教徒的组织，而不是天主教徒的组织（笑）。另外，格里·亚当斯不仅不像电影中那样是个前共和军战士，也不像影片中那么粗野。亚当斯的性格是出了名的温和，而在电影里，布鲁斯南竟然会脱口说出：“你他妈的真是疯了!（You’re out of your fucking tree）”。电影还给布鲁斯南的角色加了一个绰号“博格赛屠夫（Bogside即北爱尔兰德里城郊区的地名）”，而在现实世界，没人会这么称呼亚当斯。因而总体上，这是一个发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在那个时空，和平进程才刚刚开始，爱尔兰共和国还在形成之中。 关于这段历史，还有另一部有趣的电影值得推荐，那就是《旅途（The Journey）》。2006年，在911事件的影响下，一批极端分子意图开展新的破坏活动来推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冲突升级。在这样的威胁下，托尼·布莱尔敦促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的统一主义者展开对话。而对话的双方，分别是狂热的民主统一党领导人伊安·佩斯利（Ian Paisley）和新芬党政治家马丁·麦圭尼斯（Martin McGuiness），后者才真正是日后的副首席大臣。两人本来是长期政敌，两人所代表的政党也本没有合作的意向。在故事发生的那天，佩斯利本来要回家和妻子庆祝结婚纪念日，而当时机场已经关闭了，所以他决定前往爱丁堡乘坐私人飞机。麦圭尼斯决定与他同行，两人乘坐同一辆汽车前往机场，在车上展开对话。对话的内容是秘密的，但作为虚构而呈现在电影中。2016年电影The Journey海报张瀚天：那么，您对这部电影的整体评价是什么呢？托尼·卡蒂：总体上，这部电影反映了中国香港人对爱尔兰问题的想象，而其主要内容源于英国对爱尔兰的种种前见，即把爱尔兰人描绘成非常暴戾、粗野而不诚实的人，必须受英国的控制和影响才能安分。这就是本片传递给我的信息。我并不喜欢动作片，也没有从连篇的打斗戏和枪战戏里得到多少愉悦，而且这种故事里根本没有悬念，你知道谁会获胜，而且成龙不会死。另一方面，影片对现实场景的描绘，不管是伦敦还是爱尔兰的乡间，都让我觉得很熟悉，引起我的某种乡愁。但这些场景并不真实，因为其中没有新教徒，而新教徒实际上是更为主导性的力量。而且，其实副首席大臣（Deputy First Minister）并不能独自决定任何事项，他们必须和首席大臣（First Minister）一起作出决定。现在我认为这部电影是贴在爱尔兰局势上的一个标签，如果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这种标签会极其有害。而且，大部分爱尔兰的影院其实并没有播放这个影片，它们经过商业计算，认为放映这个片子是不会盈利的。复杂交织的身份认同影响着爱尔兰的独立进程张瀚天：如您在《爱尔兰是被征服的吗？》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北爱尔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爱尔兰问题的一个后遗症。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您在此书中的观点吗？托尼·卡蒂：这本书主要运用了法律与文化，尤其是法律与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们对于社会治理的规范性情感。在文学中有很多历史材料，算是带有一定虚构性质的历史文献，而以现实主义方法运用这些文献，是研究爱尔兰的唯一途径，因为爱尔兰没有国家档案，而只有诗歌和历史学家的作品来记述历史事件。本书的题目《爱尔兰是被征服的吗？》则指向了爱尔兰身份认同，这一认同一直饱受争议。爱尔兰根本上是十九世纪一场典型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的产物，那时候的人们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转化成了盖尔族的战士，暴力反抗英国的帝国主义。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成功了，英国人离开了，此时爱尔兰人反而有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之后的五十年就再没有什么重大进展了（笑）。张瀚天：您在书中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各方的情感和立场。这样复杂的立场源于整个爱尔兰多样的身份认同，而这些身份认同又源于历史上爱尔兰被逐步殖民和征服的过程。那么您能否简要重述一下这一历史进程？托尼·卡蒂：总体上看，十一世纪以来，在爱尔兰，多种不同的认同产生了一波又一波不同种类的爱尔兰人。我的妹妹住在都柏林，在她的住所旁边，有一座由诺曼战士建造的城堡，它建成于1170年代，而英国在一百多年前刚刚被诺曼人征服。这些都柏林的诺曼人来自法国北部，主要说法语，而他们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1970年代家族绝嗣为止。也就是说，这些人在都柏林居住了八百年。在1171年，亨利二世向爱尔兰人宣称自己是爱尔兰的国王。是否有爱尔兰人接受了这一说法，记载并不清楚，但他们并没有抵抗亨利二世，而是等着他自己离开。从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情况没有大的变化，一些英格兰领主来到爱尔兰，占据了一些土地，并且逐渐融入了爱尔兰社会。而在新教改革之后，情况才有了显著不同。伴随着英格兰殖民主义的兴起，伊丽莎白女王决定殖民爱尔兰，而她开启这一进程，是基于“爱尔兰是不列颠一部分”这一信念，因而抗拒殖民的人就是叛国者。在这一过程中，爱尔兰相当一部分土地被英格兰冒险者所夺取，原主人或被杀，或成为奴仆。随后，由于英国新教与爱尔兰天主教之间的冲突，对立变得越发明显，直到十七世纪初征服最终完成为止。就在伊丽莎白去世后不久，英格兰取得了对爱尔兰的完全控制。于是，在那时的爱尔兰南部，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其中的一部分是诺曼贵族的后代，而这些人是十一到十六世纪之间从英格兰来到爱尔兰的，另一部分是原住民盖尔人，他们很久之前被击败并被剥夺了土地。另一种身份，是英格兰冒险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匪徒，伊丽莎白也乐见他们离开英格兰，这些人掌握了都柏林。到了17世纪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也是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执政时期，他开始了新的殖民活动，而他所派遣的殖民者主要是苏格兰人。这些人几乎都是杀人犯，因为詹姆士一世交给这些殖民者的任务就是清除当地人口，而不问手段为何。被殖民的是北爱尔兰的九个郡，所谓的奥尔斯特苏格兰人代替了原来的居民，接手了这些地区。所以，2006年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进行的和平谈判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整个北爱尔兰问题就起源于苏格兰。另一方面，到十七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还不是同一个国家，而是同一国王治下的两个国家，因而在那时的爱尔兰就有几种不同的种族身份，在南部是以都柏林为中心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统治阶级，而在北部是奥尔斯特苏格兰人，另外就是被压迫的作为少数派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十九世纪末之前，情况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虽然在十七世纪有反对詹姆士二世的战争，但在爱尔兰人的角度，这是一场宗教战争，而非民族间的战争。在十九世纪末的爱尔兰南部，有一次知识界的大繁荣，尤其是在历史、戏剧和诗歌领域，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发明了爱尔兰民族，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盎格鲁-爱尔兰统治阶级的后代——叶芝、萧伯纳、王尔德——而乔伊斯作为最著名的爱尔兰作家，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并不感兴趣。这些知识分子开启了爱尔兰的独立运动，而这场最终确实导致了爱尔兰独立的运动，却是由盎格鲁-爱尔兰人主导的，其中许多人在不列颠政府中身居要职，而且祖上来自英格兰。后来的情况也一直是这样。而北爱尔兰则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而强烈的身份认同。奥尔斯特的新教徒视自己为苏格兰长老会信徒，并且不愿成为爱尔兰的一部分。他们确实有着不同的种族起源和不同的文化，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因而就应该回到自己来自的地方。从十七世纪初至今，他们在北爱尔兰已经生活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在整个北爱尔兰，随处可见各种纪念碑、教堂和墓园标注着1607年、1608年或者相近的年份。总而言之，这些人确实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并且他们认为这种身份是一种不列颠的身份。我在书中主张，这些有着不同身份的人不应被迫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因而边界应该重新划分，应该把占北爱尔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乡村地区划归爱尔兰，因为这些地区的主要人口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张瀚天：这种复杂而交织的身份认同显然影响了爱尔兰的独立进程？托尼·卡蒂：是的。在盎格鲁-爱尔兰知识分子主导的叛乱中，主要的参与者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在1918年赢得了对英国人的战斗，而且我认为这些人不应该被冠以恐怖主义反动分子的污名，因为他们确实尝试过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新芬党参与了1918年十二月联合王国的选举，并赢得了除了圣三一学院的两个席位之外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全部席位，而在北爱尔兰，他们赢得了二十个席位中的六个。从1908和1910年选举中的一无所获，到1918年成为爱尔兰议会中的唯一政党，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芬党决定在都柏林集会，而其中的很多人都还因为1916年的军事叛乱而面临指控。英国人于是决定搜查新芬党的各个集会地点，并逮捕与会者。这使得运动转入地下，并转变成了一种解放运动，而且绝对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解放运动。这种现代恐怖主义不同于俄国革命党人的办法，俄国人的想法是，先去搞点爆炸，情况就会发生某种变化，虽然他们大概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变化（笑）。而以迈克尔·柯林斯（Micheal Collins）为代表的爱尔兰理论则认为，应该只攻击那些支持现有建制的人，因而他们袭击公务员，并杀死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这在现代的定义下，当然是恐怖主义。迈克尔·柯林斯资料图英国人的反应是以牙还牙。他们直接处决有嫌疑的爱尔兰人，比如那些被发现携带武器的人。从1919年年初到1921年年中，爱尔兰笼罩在血腥的对抗之中，有超过十万英军在击败德国人之后，从一战的战场转向镇压爱尔兰人的行动。而在巴黎和会上，爱尔兰人派1918年当选的爱尔兰议员去寻求对爱尔兰共和国的承认。但他们没有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或者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触，也当然不会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接触，这些领导人也没有回应他们的主张。到了1921年，英国人恶作剧似的决定给爱尔兰制定一部宪法，而他们明知这部宪法中许多关键内容是爱尔兰所不会同意的。他们规定，爱尔兰仍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英王仍是爱尔兰的国家元首，虽然爱尔兰人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政府，处理内部事务，但他们必须向英王宣誓效忠，并且要同意英国在爱尔兰建立通商口岸。面对这一问题，爱尔兰人分成了两派。叛军的首领柯林斯其实是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人，他认为可以承认这个宪法，既然过几年我们还可以推翻它，何必要为这事儿争执不下。他的想法是，签了这个协议，英国人就会撤军，到时候他就可以放手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而独立运动中的另一些人，由德瓦雷尔（de Valere）领导的道德上的纯粹主义者们认为，不能签订一个自己不准备履行的协议，因而不能批准这个宪法。他们不能接受英王做自己的元首，也不能接受英国人的通商口岸。于是，爱尔兰举行了一个专门的投票，支持签署协议的一方有一定的优势，但绝不是决定性的优势。于是，内战爆发了，这虽然并不是美国或中国那样的大内战，但一样是破坏性的内斗。我认为英国人要对此负责，他们明知这一协议会导致爱尔兰的分裂，并且在分裂发生以后，支持了同意签署协议的一方，为他们提供武器，并帮助他们最终赢得了内战。而在十五到二十五年以后，这一协议还是被打破了。在这期间，大约在1930年代，英国人对爱尔兰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设想一种平等而非压迫性的关系。但，一切都太迟了。爱尔兰已经受到了太多创伤，共和军领袖柯林斯在1922年被同一阵营的人所刺杀。北爱尔兰问题此时也开始浮出水面，因为南爱尔兰日益变成一个天主教的爱尔兰，之前十分活跃，甚至起主导作用的盎格鲁-爱尔兰因素逐渐消失了，这些人回到了英格兰或者苏格兰。于是爱尔兰南北部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日益紧张。叶芝于是离开了爱尔兰，并撰文批评爱尔兰文化与历史特质所受的破坏。总之，1916年到1922年间的爱尔兰历史是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令人伤感。张瀚天：之后就是问题进一步潜伏和发酵的时期？托尼·卡蒂：是的。英国给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们设立了议会，虽然不如都柏林的议会权力那么大，但也实现了实质的自治。但这些新教徒却没能与占北爱尔兰人口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达成和解。对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们这些天主教徒深知自己只是这个新教国家的微不足道的少数派，我们应该安分守己。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公民权，他们不能获得与新教徒同等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权利，也没有充分的住房和失业保障。因而，马丁·路德·金的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极大兴趣。他们在北爱尔兰的乡间游行，却总是被警察驱散，其实这种游行并没有什么危害，因为乡间的路上只有游行者和监视他们的警察（笑）。警察的镇压引起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新的骚动，一直持续到1968年冬天。到1969年夏天，新教徒控制的北爱议会和警察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采用的办法是把天主教徒赶出贝尔法斯特和德里。警察突袭了天主教徒聚居的街道，把他们赶出家门，并把房屋付之一炬。这导致了剧烈的内部敌对——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虽然这并非正式记载而是民间记忆，但我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那时在伦敦执政的仍是自由派的政府，但已寿数将尽，到1970年五月，它就下台了。1969年这一政府的内政大臣是詹姆斯·卡拉翰（James Callaghan），他很可能对爱尔兰抱有同情。北爱尔兰的天主教教会领袖向卡拉翰陈说了警察在北爱尔兰天主教聚居区的暴行。于是卡拉翰向北爱尔兰派出了英军，英军驱逐了天主教聚居区的警察，并在这些地区的边界设置隔离带，局势才安定下来。卡拉翰资料图（图/BBC）但那时的人们并没有能力进一步展开行动，因为没有IRA，甚至连临时性的IRA也没有。1970年6月之后，保守党政府上台，派系主义占据了主导。保守党认为北爱尔兰的保守派统一主义者和自己属于同一阵营，两方都认为应该派军队进入天主教徒的聚居区维持秩序，并由警察搜查住宅，确保其中没有枪支武器。保守党政府指令北爱政府逮捕一切有恐怖主义嫌疑的人，并可以不经审判而拘押——一种紧急状态。从而在自由派政府下台一年之后，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英国军队的关系从友好变成了敌对，在1969年，天主教徒还因为英军挽救了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对其感恩不已，一年之后，一支临时组建的IRA就和英军与警察陷入了战争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内战，而非民族间的战争，因为南部的爱尔兰人对这场战争根本毫不在意。虽然爱尔兰人对北爱局势确实抱有同情，但大部分人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只有一两个爱尔兰政治家主张采取行动，但最后他们都被爱尔兰政府以贩卖军火的罪名逮捕了。同时，IRA的行动也更加地肆无忌惮，因为他们发现，英国人并不在乎IRA在恐怖袭击中杀死了多少爱尔兰人，于是他们决定跨过海峡，到英格兰去制造爆炸。这确实是有效的，尤其是对自由派政府有效，而保守派政府总是主张不惜代价地遏制恐怖主义。保守党政府对待新芬党的态度，就像特朗普对待朝鲜的态度一样：如果你不放下武器，我就不会和你对话。而新芬党和朝鲜一样，都坚持先对话，再讨论停火问题，这就导致问题陷入僵局。而在1997年上台以后，托尼·布莱尔开始寻求解决困局的办法，其结果就是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这一协议借助了非常特殊的历史机缘，当时在伦敦主政的是布莱尔，在都柏林是伯蒂·阿亨（Bertie Ahern），两人间的友谊非比寻常，如果当时还是保守党执政，那么这个协议根本是不可能的。二人解决北爱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北爱的天主教社群隔离起来，让他们在这一社群内互助自治，而既不迁移到英格兰，也不去都柏林。阿亨和布莱尔（图/wikidot）而更近的一个谈判过程就反映在《旅途》这部电影中，影片的主角就好比两个傀儡，佩斯利和麦圭尼斯两个人被硬塞进同一辆汽车，两个人的对话也完全被实际的谈判双方所监听，布莱尔和阿亨两个人注视着车里谈话的进程。谈话的结果是不错的，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这一协议实际上从2007开始生效，一直到2017年的一月。导致协议破裂的，并不是派系斗争，而是因为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执政的北爱政府推行的一项能源政策导致了无数欺诈和腐败，并使政府损失了大量经费，而这一措施是由身为新教徒的首席大臣福斯特提出的，于是麦圭尼斯认为，首席大臣应该因此辞职，让位给党内其他有能力的人。但福斯特拒绝让位。同时，新芬党提出，要把盖尔语作为与英语并行的北爱官方语言。这主要是为了展示新芬党的决心，但其实已经没有人讲盖尔语了，因而这个主张纯粹是象征性的。对此，新教政党其实原则上并不反对，但他们对法案的一些枝节问题持有异议。虽然存有争议，但两党的冲突都是相当和平的，主要的斗争都是法律框架内和立法层面的，这都主要归功于布莱尔和阿亨所达成的政治方案。如果新芬党不放下武器，北爱的这些新教政党是不可能和他们组成联合政府的。总体上看，北爱确实有自己独特而充满矛盾的身份，北爱的新教和天主教人群都相当虔信宗教，在政治上十分活跃，而且都是民族主义者。而在英格兰，不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归根结底都是一群无神论者。但作为一种0传统的爱尔兰，那种爱尔兰人为之斗争了数百年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整个爱尔兰，不论南北，都已是后现代社会，而“爱尔兰”作为一种浪漫的回忆，并不是爱尔兰人真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了。爱尔兰共和国的总理是一位同性恋者，而且人们以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支持同性恋合法化的法案，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严守天主教传统信条的国家。爱尔兰岛上的“两国一制”张瀚天：在脱欧过程中，英国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似乎使得北爱尔兰人能够享受双重的便利：他们既能作为爱尔兰共同市场的一部分而享受欧盟统一市场的便利，又能作为英国的一部分享受联合王国内统一市场的便利。您对这一点有什么评价？托尼·卡蒂：这涉及脱欧协议的第49条和第50条。第49条规定，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南部之间应当保持法规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二者之间不应存在贸易壁垒，而第50条规定，北爱尔兰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也应保持这种法规的一致性，亦即二者之间的商业活动不应受到限制，除非北爱议会决定设置限制。于是，在法律上可以确定的是，北爱尔兰与英国其他地方之间的经贸和社会联系不受脱欧的影响，而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和社会联系也不受脱欧的影响。但是从文本上，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法律安排是否意味着有一条从世界各地通过爱尔兰南部、爱尔兰北部再到达英国的渠道，或者反之从英国到世界各地的渠道。我并不确定这一方案会如何运作。我能确定的是，爱尔兰南北的居民都会反对在自己身上施加的新限制。张瀚天：那么在脱欧之后，北爱的人民会更加英国化呢？还是更爱尔兰化？托尼·卡蒂：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用种种符号去挑衅某些人群。北爱议会中的民主统一党，作为一个新教政党，实际是英国国内在宗教上最为保守的政党，甚至比爱尔兰南部的政党都更为保守，他们反对同性婚姻，也反对堕胎。如果不被挑衅，他们将会维持与爱尔兰共和国的经贸与社会关系，但他们也并不会在符号性的问题上作积极的表态。北爱的新教徒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天主教徒在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上的共同性，要强于他们和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的共同性。但这并不会导致他们举行公投，脱离英国。通过脱欧协议，爱尔兰人得到了他们最重视的东西：爱尔兰仍是一个经济社会统一体。简言之，在爱尔兰实行的是“两国一制”。但从我一生的经历出发，我没有在北爱尔兰的人们身上看到加入爱尔兰的强烈意愿。在政治和情感上，北爱尔兰的人认为自己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我想告诉他们，虽然爱尔兰并不是个完美无缺的地方，但至少英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英国不是一个新教帝国，而是无神论和物质主义的后现代社会，而其本身并不算成功。它由一群腐败的寡头统治着，这些人都是挥霍者和赌徒。而在爱尔兰，整个经济形势都发生了转变，就我所见，中国在爱尔兰发挥着相当重要作用。爱尔兰一直是欧盟的出口平台，其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相当高，而且以英文为工作语言。来自美国、德国、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地区的许多大公司已经在爱尔兰营业了数十年，这些公司在爱尔兰享受着公司税收的特别减免。当下，爱尔兰共和国是最受北爱年轻人欢迎的就业和教育目的地，因此，原来越多的人必然会迁移到南爱尔兰。而在我小时候，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极少会去爱尔兰共和国工作。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爱尔兰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新教徒的身份不再是相互抵触的了，它们都变得过时了。我并不能确定情况会如何发展，但整个爱尔兰必然会是一个经济社会统一体，而且北爱尔兰能实现它想要实现的任何改革。虽然现在北爱并没有经济上的主权，英国的委员会管理着爱尔兰的金融和货币事务，但伦敦并不想控制北爱，如果北爱要求获得这些权力，伦敦不太可能反对，因而最终北爱可能得到经济主权。总之，我们可以确定，作为经济社会统一体的爱尔兰，会得到维持甚至加强。 （特约记者：张瀚天 访谈整理）

在当下留学盛行，有人出国留学不归，便说科学无国界。邓强教授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说科学无国界？当它为谁服务的时候，它是有很深的民族烙印的。”确实，一个中国培养的学生，去留学之后，便在他国工作，让人很心寒。但是这些仅仅是一小部分人为了安逸的生活、优越的工作环境而做的选择。其实有很多学生，自从踏出国门那刻起，就一直心怀祖国，希望学成归来，为祖国奉献毕生所学。12年前，一个曾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浙江男孩陆朝阳，获得英国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3年后，博士毕业的他未做停留就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团队，他说，与潘建伟老师有一个“君子之约”，学成后一定归来报效国家。如今，陆朝阳的手机里依然保存着潘建伟老师发来的一条短信。那是2009年的一天，潘建伟在北京参观完“复兴之路”主题展后，给大洋彼岸的学生们分别发去了短信：“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贡献！”从2011年回国至今，已有9年，陆朝阳不仅硕果累累，更是惊艳了世界，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量子领域有这么大的成就，被人称之为“量子鬼才”。一、初露锋芒1982年12月，陆朝阳生于浙江东阳，从小聪明过人，学习很优秀。在1997年，从画水镇中考入东阳中学，他还曾担任实验班班长，获得过王惕吾一等奖学金和严济慈奖学金。2000年，他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4年本科毕业之后，他直接被保送至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研究部，攻读硕士研究生。在这里，陆朝阳师从潘建伟开展光子纠缠和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开始初露锋芒。2005年，陆朝阳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通过近两年的努力，他不仅成功制备了六光子纠缠态，而且在同一个实验装置中巧妙地实现了可用于量子计算的簇态，在理论上发展了有效的多体纯纠缠判定工具。紧接着，陆朝阳开展了第二个实验工作，在国际上首次用光子比特演示了量子信息领域最重要的算法：肖尔大数分解算法。之后，他又带领多光子团队完成了容失量子编码、任意子量子模拟等实验；同时辅助潘建伟指导学生，设计了十量子比特超纠缠态等一系列后续实验。二、君子之约随着两个重要任务的完美结束，陆朝阳也迎来了他的硕士毕业时刻，并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和剑桥海外基金资助，于2008年进入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转向量子点单光子源和电子自旋操纵方面的研究。踏上留学之旅前，他与潘建伟老师有一个“君子之约”，学成后一定归来报效国家。正是有了这个约定，陆朝阳在博士期间，不是在看书学习，就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科研上有了新突破，以第一作者首次观测到单电子自旋的实时量子跃迁和非破坏性测量[Nature 467, 297 (2010)]，为基于自旋的量子计算方案解决了一个基础性难题。2011年博士毕业以后，陆朝阳不忘初心，未做停留就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希望推进国内相对薄弱的固态量子调控技术的研究，把这个领域做大做强，真正为国家所用。三、现状如何？回国后，28岁的陆朝阳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正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科院对外合作重点项目、量子先导专项子课题等等共七个项目。通过夜以继日的奋战，与潘建伟密切合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带领研究团队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突破，其中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量子点脉冲共振荧光的确定性高品质单光子源[Nature Nanotechnology 8, 213 (2013)]，而且这是中国在量子点光学量子调控领域发表在《自然》系列期刊上第一篇论文。陆朝阳的科研硕果累累：四次刷新并至今保持着光子纠缠的世界纪录；首次实现单光子多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和高维度量子隐形传态；首创量子电脉冲共振荧光技术，制备了国际上综合性能最优的单光子源，成功研制世界上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2019年底，在光学量子计算四大关键指标上大幅刷新世界纪录。截至目前，他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了90余篇论文，被引用11000余次多次，其中第一作者论文单篇引用最高700次。陆朝阳拥有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惊艳了世界。他因此而获奖无数，就近两年，在2019年获得中国物理学会黄昆奖、腾讯科学基金会“科学探索奖”（300万元资助）、仁科芳雄亚洲奖。2020年，他被授予美国光学学会颁发的阿道夫隆奖章（Adolph Lomb Medal），这是该奖章设立80年来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奖。2020年10月7日，他又荣获2021年度罗夫兰道尔和查尔斯本内特量子计算奖，成为首个斩获此奖的中国科学家，奖励其对“光量子信息科学，尤其是固态量子光源、量子隐形传态和光量子计算的突出贡献”。作为量子信息领域的80后明星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的研究工作再次获得国际奖项认可。四、结语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说过一句话：“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陆朝阳做到了，他学成之后，想到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想着回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推进国内相对薄弱的固态量子调控技术的研究，把这个领域做大做强，真正为国家所用。对于陆朝阳的故事，你有什么看法？欢迎下面留言！（图片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