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研究

“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长沙简牍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唯一博物馆，接受国家文物局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授牌。长沙简牍博物馆外景。长沙简牍博物馆俯拍。长沙简牍博物馆展厅内的J22古井复原模型。工作人员认真清洗三国吴简。资料图“文明之路”——长沙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外国友人参观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研究会开展吴简读书讨论活动。资料图吴简双面签牌。吴简户籍竹简。红网早前报道：长沙简牍博物馆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红网时刻新闻记者秦芳通讯员管震北京报道“5·18”国际博物馆日上午，在首都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为今年新增的34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授牌，长沙简牍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唯一代表获此殊荣。这座承载中华古老文明的博物馆，究竟具备什么样的魅力，得以晋级国家一级博物馆？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神秘殿堂，探寻她不同寻常的发展之路。10万余枚三国简牍出世简牍藏品全国最多1996年10月，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街的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出土了10万余枚三国孙吴简牍，数量超过了我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简牍作为中华民族在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一个独特的文字载体，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创立与巩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走马楼出土的简牍，内容为三国孙吴长沙郡所属县（侯国）的行政文书，涉及司法、财政、赋税、户籍等诸多方面，填补了三国史料之缺，对深入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书法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被誉为二十世纪继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代出土文献资料方面又一次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发现”之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湖南出土简牍数量累计达到20多万枚，是中国出土简牍最多、时代序列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地区，而作为湖南省会的长沙又是中国出土简牍最多的城市，于是，全球唯一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为一体的专题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应运而生。除了10万余枚举世无双的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长沙简牍博物馆还收藏有1997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西北角发掘的数百枚东汉早期简牍，2003年长沙走马楼J8井出土的2000余枚西汉早期简牍，1993年发掘的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签牌、封检、漆木器和其他文物3500余件，以及少量近年来征集入藏的历代文物和现代书画艺术品。正因为吴简的出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2000年开始立项兴建长沙简牍保护研究中心，2002年正式批准成立长沙简牍博物馆，2005年12月试开馆，2007年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起免费开放。国家文物局将湖南简牍保护列为国家重点文物科技保护工作，2004年3月批准实施由湖南省文物局组织编报的《长沙走马楼三国简牍保护整理项目总体方案》。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先后投入吴简保护整理工作的专项经费达1465万元。整理出版300万字吴简图书预计明年全部完成从1997年开始，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的保护整理工作历时19年。2002年，完成10万余枚三国孙吴简牍清洗揭剥工作；2009年，完成76552枚有字简脱色拍照工作；2011年，完成全部有字简的脱水、修复、包装等工作；2012年，三国孙吴简牍被放入恒温恒湿的地下文物库房收藏；2015年，“长沙走马楼三国简牍保护整理国家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结项验收。长沙简牍博物馆计划整理出版吴简图书十一卷、三十二册，近八万幅图版，约三百万字。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七卷、二十册，剩下的预计2018年以前全部出版。在长期的简牍科研保护工作中，长沙简牍博物馆总结出一整套符合南方出土简牍特点、操作流程严谨、有可靠质量保障的保护工作机制，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简牍整理保护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先后受邀参与了广东南越王宫博物馆汉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秦简、北大汉简、清华楚简、甘肃秦简、山东银雀山汉简的科技保护工作。长沙吴简的科技保护工作多次受到国家文物局领导及文保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在全国简牍保护工作中起到了标杆和示范的作用。随着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保护整理工作稳步推进，相关学术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吴简发现20多年来，历史、考古、文献、文物保护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探讨研究，出版了大量报告、专著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关于吴简的研究文章有600余篇；撰写的专著23部；以吴简为专题的博士论文5篇、硕士论文20余篇。从事吴简研究的学者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填补了三国史、简牍学研究的诸多空白。长沙简牍研究会、北京吴简研讨班、东京吴简研究会等专门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全国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和文博单位都有专门研究吴简的学者。吴简研究逐步成了简牍学中的热门专题，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科前沿。随着吴简研究日益升温，与之相关的学术交流也日渐繁荣。从2001年至今，长沙简牍博物馆已成功举办了三次国际性的简牍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国际简帛学界的领衔人物、知名学者出席盛会。多彩原创展览让古老中华文明走近现代市民长沙简牍博物馆《文明之路》基本陈列通过《三国吴简》《中国简牍》《世界文字载体》《中国简牍书法》四个部分展现了中国简牍文化的传承，突出了简牍这一特色主题，被评为“湖南省十年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近年来，长沙简牍博物馆又结合自身特色，引进和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原创展览，如《盛世殷商——甲骨、青铜、玉器珍品文物特展》《翰墨留香丝路溢彩——吐鲁番出土文书精粹展》《兰亭的故事展》等。每次展览开幕都同期举行“博物馆之夜”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为适应国内外游客的要求，长沙简牍博物馆讲解员具有中、英、日三语讲解能力，且经培训拥有一支高素质、有热情的志愿者队伍提供讲解接待等服务。长沙简牍博物馆还是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教育活动，主办富有特色的“长沙市民文化遗产讲堂”“小小讲解员”培训班、简博俱乐部、简牍小课堂、外出巡展等一系列品牌活动，被称为“市民的终身课堂”。历经15年的蓬勃发展，长沙简牍博物馆在藏品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展示与宣传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成为长沙文化软实力的一大品牌。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长沙简牍博物馆年均接待国内外观众达70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占30%，境外游客比例达到10%，年均接待学术团体200多个。“站在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新起点上，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简博人将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撸起袖子加油干，迈出跨越发展新步伐。”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说。

简牍学，或称简帛学，是在上世纪兴起的一个专门学科，从1901年尼雅、楼兰简的发现算起，简帛的发掘与研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近年来，随着简帛资料的量出、整理公布和研究，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专门的学科，且与历史学、考古学、献学、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今年时逢著名的简帛学家谢桂华先诞80周年，为了进步推动简帛研究和学科发展，促进学术交流，缅怀谢桂华先的学术贡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和重庆师范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联合举办的“简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谢桂华先诞80周年纪念座谈会”，于101922在重庆召开。谢桂华（1938年10月31日—2006年6月12日)，男，汉族，湖南新化人。196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历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1年起任研究员。1989—1999年先后任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副会长。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在简帛学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他们认为，一百多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壮观的简帛研究队伍、机构与成果，本次参会的老中青年学者，年龄结构合理，简帛事业后继有人；从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学者所谈的学术观点思想上看，简帛研究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国际汉学界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特别是随着简牍在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不断发现，简帛学的国际性特征日益显现；从学者们所谈的议题和所提交的论文上看，内容异彩纷呈，他们围绕新出简帛及考古新发现介绍、简帛整理及本研究、简帛与中国古史研究、简帛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出资料与巴渝古代明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光明融媒记者计亚男）

一个月前，一则“柳诒徵先生藏书因后人分割遗产不均被纵火烧毁”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令人唏嘘不已。此后一两个星期内，劫后余生的一批柳诒徵先生旧藏便陆陆续续出现在国内某旧书拍卖网站上，更是进一步证明此前传言非虚。这一批出现在拍卖网站上的劬堂旧藏以拓本、民国诗集为主，最后大多以善价成交。而其中笔者所低价购得的则是一本封面为红笔涂抹、只剩“本书印三百部，第六十四号”之字样的小册，或因没有标题而未引得太多藏家注意。然查内页可知，此书实为劳幹先生1943年所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之初版石印本。在首页右下角可见两方藏印，分别为“劬堂藏书”、“柳诒徵”，左上角则有朱笔所书“翼谋先生转交”，可证此书确为柳诒徵先生旧藏。封面为红笔涂抹、只剩“本书印三百部，第六十四号”之字样首页右下角可见两方藏印这本被安志敏先生誉为“视沙畹、王国维二氏之著述无愧色”的汉简研究巨著此次免遭火劫可谓不幸中之万幸，而其书命运之坎坷实则远不止于此，足可为近代中国学界艰辛之见证。该书虽于1943年方首次付印，但劳幹先生对居延汉简的释读工作早在近十年前（1934年）便已开始。是时，最早负责整理居延汉简的刘半农先生骤然离世，“释文则由三机关委人分担。北平馆委向觉明兄，贺昌群兄，北大委余让之兄，蔽所委劳贞一兄，各成一部分”（见傅斯年致袁复礼函，1940年）。其后两年内，劳幹便已完成自己所负责的释文内容，并以晒蓝本的方式制作成册。而就在傅斯年已开始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此书时，抗日战争爆发，史语所被迫转迁西南，居延汉简以及晒蓝本释文转由沈仲章秘密送往香港大学保存，出版自是无望。劳幹先生在《居延汉简考释自序》中所说“在北平未沦陷以前，由马叔平、向觉明、贺昌群、余让之诸先生和我作了一部分释文，也因北平沦陷失去”便是指此段经历，是可谓《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之第一劫。而据邢义田先生之研究，这一部分释文其实并未“失去”，至今仍分别保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中。但毫无疑问的是，劳幹先生当年并未能够将已作成的释文带到大后方，故不得不依靠居延汉简的反体照片重新开始释读工作。而此时史语所的工作条件已远不如北平时期，1940年自昆明迁至李庄板栗坳以后，更是日见艰难，以致一向傲气的所长傅斯年都不得不提笔向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诉苦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而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劳幹仍用去数年时间“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重新写就《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不得不令人敬佩。可就在释文重新作成之后，付印又成一难题。印刷费紧张不说，当时的李庄也没有合格的纸张与铜板，而仅有的刻字工作者更“仿佛像汉代墓画上的摇钱树”一样忙于承接各方交代的印务。于是，史语所只得以石印的方式先自行印制三百部。右前为史语所昆明时期（1938-1940）的劳幹先生而从柳诒徵先生旧藏的这本编号为64号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来看，李庄当时的印刷质量确实难称满意，甚至可算粗糙。无怪乎当时亦在李庄的向达写信向魏建功感慨道：“劳贞一《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已石印成书四册，定价二百五十元，唯并未影写，又石印极坏，复无考释，未免可惜也。”但正如傅斯年在李庄时期石印的另一部史语所著作《六同别录序》中所言，“此时能印这类文章，纵然拿一幅丑陋像见人，也算万幸”。其实，真正可惜的倒不是“以丑陋像见人”，而是三百部的印量大大限制了研究者利用此书的机会。据京都大学秦汉法制史学者大庭脩教授在《汉简研究》一书中回忆：“此《居延汉简考释》在日本的情况如何，有多少部传入日本，无由可知，但无疑极为稀少。我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跟随森鹿三先生开始共同研究时，森先生手中的一部系留在北京的今西春秋氏所送，京都周围只有这一部。”虽然整个“京都周围只有这一部”，可就是这唯一一部流入日本的《居延汉简考释》便奠定了1950年代初京都大学“居延汉简研究班”的基础，并引领了日本中国简牍学研究的潮流；不难想见，倘若《居延汉简考释》当时能够成批量印制，其对秦汉史研究的推动想必也将更为有力。四十余年后，大庭脩教授赴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平原分校访学时，意外在该校图书馆里发现了《居延汉简考释》的又一藏本，编号为209。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对大庭脩这样的汉简研究专家而言，《居延汉简考释》的石印初版本竟也是第一次见到（此前京大研修班同学使用的当是《居延汉简考释》一书的誊写本）：“以前参加森先生的共同研究时，没有使用过此书，实际上也不怎么具有版本学的知识，一直想为什么限定为百部。而至当时方知，实际上是300部。中国的研究者称此书‘已是文物’。”而令人痛心的是，正是这样一册被日本秦汉史学家奉若珍宝、“已是文物”的《居延汉简考释》初印本，竟险些毁于一群不肖子孙之手。1942年，劳幹先生曾在居延故址写下“吊古宁复而，世乱思清平”之诗句，祈求的正是战乱早平，华夏故物可幸免于战火。可谁能料想，他自己的这本矩著在艰难挺过“世乱”之局后，却在“清平”之世又横遭此劫呢？

从二十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到193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掘的“居延汉简”，再到19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武威三简”、 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悬泉汉简……甘肃简牍的每一次发现无不震惊世界。近二十年来，甘肃学者对甘肃秦汉简牍进行了有计划的整理出版。近日，随着《武威汉简集释》的正式发布，标志着历时8年的“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圆满完成，这是甘肃目前最新的整理成果。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在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专访时，就甘肃简牍的整理工作、汉简对当代国学研究与书法创作的意义等相关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对于即将在2021年建成开放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朱建军表示，“简牍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显学，目前我们对展厅陈列构思已形成了四大基本陈列，分别为简牍时代、丝路见证、边塞生活、简牍书法。”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与敦煌学一样，简牍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显学澎湃新闻：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威三简”、居延新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悬泉汉简等的发现，无不震惊世界。伴随着这些汉简的不断发现，能否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甘肃简牍的现状与收藏，为什么甘肃简牍出土量最大？今后还有可能有重大发现吗？朱建军：甘肃自1907年以来，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达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甘肃简牍博物馆共收藏文物50129件（组），包括秦、汉、魏晋简牍39465枚以及与简牍相伴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主要包括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和临泽晋简，以及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其中一级文物1679件（组），二级文物3160件（组），三级文物27096件（组）。悬泉汉简甘肃简牍出土量大主要有几个因素决定。首先，甘肃简牍发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从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隧遗址发掘出土第一批敦煌汉简开始，期间又有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人贝格曼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酒泉金塔地区汉代张掖郡居延地区长城烽隧遗址发现的1万多枚居延汉简。1949年迄今，又陆续在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天水等地区发现了秦简、汉简、晋简等不同时代的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约4万枚简牍，以及万余件相关文物。其次，甘肃简牍出土地域广，出土性质多样。从甘肃东部的天水、渐次向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区均有数量不等的简牍出土。简牍出土地既有墓葬，也有长城烽燧遗址，还有驿置遗址等。再次，甘肃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适宜简牍保存。天水放马滩秦简今后，甘肃简牍还是有可能有重大发现的。举例来说，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在1990年-1992年发掘出土23000多枚汉简，以及1万多件相伴文物。根据悬泉汉简记载，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构在敦煌郡境内一共设置了九处。或许哪一天，我们就能发现掩埋于黄沙中的其他几个驿置遗址，发现汉简和其他文物。悬泉置遗址澎湃新闻：对于甘肃汉简的整理有着怎么样的过程？过去出版整理过哪些甘肃汉简？是否留有遗憾？朱建军：甘肃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初，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首次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现在这批残简已经公开刊布，习称为“敦煌汉简”。第二次在1913—1916年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这两批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1万多枚汉简，习称“居延汉简”。此批汉简现保存于中国台湾史语所。居延汉简与敦煌学一样，简牍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国际汉学界，1909年，斯坦因把所获的敦煌汉简交给法国汉学家沙畹进行整理释读，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沙畹去世后，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负责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酒泉烽燧所获的汉简整理工作，于1953年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在国内学术界，罗振玉与王国维则在1914年合著出版了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该书不仅仅停留于文字的释读，还对简牍文献中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为今后简牍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范式。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今甘肃和内蒙古的汉代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万枚居延汉简，居延汉简的发现是轰动一时的重大考古发现，在那个风云激荡、民族危亡的时代里，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和保存的艰难过程也是中国学术界觉醒、抗争、奉献的成长过程。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当时代卓有成绩的学者如马衡、劳榦等参与其中，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基础整理和研究工作。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甘肃简牍发现的数量的增加，国内从事甘肃简牍整理研究工作的人员、队伍、机构也日益增多，参与居延汉简研究的队伍壮大，国内以劳榦、陈梦家、陈直等为代表，国外学者则以日本的大庭脩、英国的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汉学家为代表，成绩斐然。近二十年来，甘肃学者对甘肃秦汉简牍进行了有计划的整理出版，“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就是甘肃目前最新的整理成果。过去由于技术设备条件和释读研究水平的限制，整理成果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有很多简牍的照片是模糊的，释文有不少错讹等，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对汉简的深入研究，其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书法艺术价值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澎湃新闻：那“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在编排及释读等方面又有哪些独特性？朱建军：“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是2012年开始起动的，计划出版四种十册（《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1册、《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1册、《居延新简集释》7册、《武威汉简集释》1册）。该丛书由于体量大、研究难度大、参与学者多，陆续进行了八年之久，至2020年8月《武威汉简集释》的正式出版才标志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圆满完成。《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甘肃秦汉简牍集释》设定的目标一是原简图片的清晰度和欣赏性，二是简牍文字释读的原始性和准确性，三是版式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四是简文内容的研究性和集成性。在原简图片的清晰度方面，本书的最大贡献是公布发表了最清晰的红外图片，这在出土文献整理尤其在竹木简牍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过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简牍变色污暗和文字笔划轻重难以辨认的地方，在红外图片上即可一目了然。研究观览者有此一册，日月乾坤尽在书中，不必千里来访察看原简。有些分册尚未提供红外照片者，或是由于简面褪色、简质损坏，红外照片难以收到上述效果；或是由于固化在玻璃管里一时难以操作。但这一部分数量较少，且我们从各个时期留下的照片中选用了最为清晰者作为补充，不影响正常释读。除了红外照片外，本书同时出版了彩色图片，原简原色原大，实现了对简牍使用的那个遥远年代各类文书的直观性和欣赏性。《武威汉简集释》在简文释读的原始性方面，依照原简文字照录原字，各种异写异构不以现行通行字代替。在编排方面，此次排版所有原简图片不管长短、大小、宽窄一例按照原简编号顺序排出（天水放马滩秦简例外）。在简文的释读方面，也通过校记、集释、说明等形式对文字内容进行解读。汉代屯戍劳作与酗酒斗殴等都可在甘肃简牍中找到记录澎湃新闻：您如何理解甘肃汉简的历史意义及学术价值？朱建军：我馆藏有一枚编号为T0114①:112A/B的简，这是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住宿情况的记载。龟兹王夫妻二人为何会留宿悬泉置？说来话长……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和王夫人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家血脉，汉宣帝作为娘家，没有理由不为汉家公主返乡而高兴，沿途驿置为龟兹王夫妻提供最好的接待自是情理之事。龟兹王夫妇留宿悬泉置简牍上的解忧公主在汉代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中也有记载。解忧公主她一生经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曾嫁予三任丈夫，皆为乌孙王。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半个世纪，她一直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巩固汉室与乌孙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年逾七十之时，上书给汉朝皇帝陈述思乡之苦，请求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故国，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如愿回到汉朝。天子怜悯她的境遇，亲自出城迎接解忧公主的归来。解忧公主归国记汉简中关于粟特故地康居的记载也极为丰富。敦煌悬泉置出土一件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据张德芳先生释文，全文293字，记录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成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与康居以及两汉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如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们的屯戍劳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殴、往来书信简牍上都有记载。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澎湃新闻：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从中可以见出汉简在国学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对于终于完整出版的《甘肃秦汉简牍集释》，你如何理解这一系列工作对当代国学研究的意义？朱建军：现在都讲国学，而国学的研究要回到原点，返本溯源，要从先秦诸家原始经典中主要是儒道法墨中了解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在甘肃整理出版的汉简中有很多关于对传统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思想精华的记载，如《武威汉简集释》中收录的儒家经典代表《仪礼》简，记载了儒家思想对当局统治的重要意义。总的来说，《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及一系列汉简牍整理出版工作既为学术上进一步研究国学流变打下了坚实的“溯源”基础，也为现代社会和现实人生贡献传统智慧和力量，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武威汉简集释》中收录的《仪礼》简澎湃新闻：除了在国学中的重要地位，汉简在当下也越来越受到书法界的重视，您如何理解甘肃简牍的书法风格与多样性？您认为此次在《甘肃秦汉简牍集释》中的一系列高清图片的公布，对于当代书法研究与书法创作有什么意义？朱建军：从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简册中我们可以看到形体匀整、瘦劲挺拔的篆书，字形多变、气势豪放的隶书，字字独立、大小不拘的草书，大小相兼、疏密得体的行书……这同简牍所记载的时代分不开。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恢弘壮阔的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飞速发展和多样变化，书法风格也在书体的演进中呈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形态模式，这些书法风格的演变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汉简作为重要的史料弥补了书法史上这一段时期的书体演变和发展的缺失。武威仪礼简高清图片的公布使我们在时隔两千多年以后，依然能近距离地看到汉人墨迹的真实面貌，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汉代书法发展的演变过程，拓展了我们对传统的新认识，也给当代书法学习和创作提供了借鉴、取法的宝贵资源。从“有馆无舍、馆展分离”到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设澎湃新闻：甘肃简牍博物馆一直存在着“有馆无舍、馆展分离”的状况，2019年9月，甘肃简牍博物馆建设项目顺利开工建设，经过一年的建设，甘肃简牍博物馆进展到哪一阶段？何时建好？朱建军：甘肃简牍博物馆建设项目于2019年9月24日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45%，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完成率100%，地下室主体结构施工完成85%，地上一层主体结构施工完成50%，地上二层主体结构完成20%，主体结构施工正有序推进。预计2021年建成并面向社会开放。甘肃简牍博物馆效果图澎湃新闻：目前对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展厅陈列有何构思？如果评定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系列“镇馆之宝”，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些？朱建军：目前我们在展厅陈列构思已形成了四大基本陈列，分别为简牍时代、丝路见证、边塞生活、简牍书法。“简牍时代展”主要介绍简牍在汉唐时代的作用，挖掘简牍背后的故事，同时也会对甘肃30多批次简牍的出土情况做一个基本的介绍。“丝路见证展”主要是通过简牍来看古丝绸之路。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和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同时，简牍对汉代的政治、军事防御体系、律法制度等内容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边塞生活展”通过简牍文献展现真实故事，还原官员、士卒以及普通民众工作、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反映当时边塞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牍书法展”主要讲述简牍所体现的中国书法发展的源流和最高成就。以便深入了解秦汉简牍书法艺术风格发展，再现丝绸之路的简墨风貌。甘肃简牍博物馆效果图甘肃简牍博物馆效果图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一级文物1679件（组），每一件都对我们研究秦汉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有：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壁书——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召条》，该壁书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新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自言献驼直不如实册》为研究西汉王朝与康居等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元致子方书》是两汉地下出土物中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书信。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召条》《新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自言献驼直不如实册》《元致子方书》澎湃新闻：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后如何进一步强化对汉简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继续在汉简与丝绸之路的对比研究中花功夫，您如何看待汉简研究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朱建军：首先会推出高质量的基本陈列展览，发挥博物馆应有的教育传播功能，让公众认识什么是简牍，简牍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价值，让简牍文化真正走进百姓生活。日后也会通过与各方合作，不断搭建简牍保护研究与弘扬利用平台，共同推进中国简牍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活起来，如充分利用5G等新技术，开展数字文物保护、技术应用和业务模式等前沿课题研究，打造优质数字文物保护内容产品。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简牍文物进行数字化信息整合管理，运用大数据、AI等方式，搭建简牍文物数字化整合信息研究平台等。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从长安（洛阳）经河南、陕西、甘肃到敦煌；中段从两关以西到葱岭以东；西段为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以及北非和欧洲。在甘肃简牍中，数万枚西北汉简明确而详细地记载了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军事防御、邮驿交通体系的支撑措施，对西域诸国的有效管理以及与中亚、西亚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等，为研究两汉丝绸之路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简牍与简牍学研究大约从先秦两汉到西晋末年，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竹简和木牍，还有甲骨、金石和嫌帛。我国最初的书籍一般认为是简牍，它是指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的古文献通称。唐人吕向曾说：“大竹曰策，小竹曰简，木版为牍。”由此可知，简与牍分别指两种质地不同的书写材料，简是以竹做成，牍是用木为之。“简”字从“竹”，“牍”字从“片”。竹简、木牍虽有区别，但实际上不论竹、木均可称为简。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煤，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即把文字写在加工而成的竹子或木片上就叫“简牍”。另外，简和牍是两种形制大小不一、容字行数不等的书写材料。一般把比较宽并可书写几竖字口的木质长方形体称为“牍”，把比较狭窄仅能书写一竖字的竹质长方体称为“简”。竹简可编为册，因编册可以成卷，所以简必狭而长。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容写数竖，缀连编之册。因此，简和牍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记录的内容多少也有区别。此外，简牍是指多种形制不一名称有别的记录有文字的竹木遗物的总称。简牍兴起于殷商，盛行于秦汉，出土实物最早在战国，较之甲骨、金石具有取材容易、制作简单、书写方便等优点，但仍较笨重，不便于绘图。20世纪初，汉晋木简的发现促成了简牍研究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简牍研究已经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是具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即出土的竹木简牍及现已掘得的草简、石简、帛书、玉简、墙皮书以及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前西汉古纸图书等，而且还包括记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怯卢文、西夏文、古藏文、婆罗密文等的简牍。这些简牍都是记载不同历史时期有关事件的珍贵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补正史之不足。二是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自法国人沙碗的《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问世以来，我国的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劳干、陈梦家等以及日本、港台等地的学者大庭惰、森展三、马先醒等也都潜心研究简牍学，一批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相继面世，如《流沙坠简》、《汉简缀述》、《居延汉简考释》、《木简》等等。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内不少学者运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简牍，揭示简牍资料反映的历史规律，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用考古研究法考察简牍的时代；用档案研究法探讨简牍文书的内容、行文关系、制作制度等；用历史研究法恢复散简残牍原貌；三是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简牍研究的机构和人才。在中国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室；台湾的文化、中兴等大学设有简牍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也有简牍研究室。国际上，日本关西大学设有简牍研究中心并设有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位点；在美国、韩国等国的高校也有不少研究简牍的机构。使这门学科成了继往开来发挥自身优势的一门新兴学科。国内外简牍研究已蔚然成风，并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大陆以张政娘、李学勤、裘锡圭、薛英群为代表，台湾以马先醒、邢义田为代表，日本以大庭惰、永田英正为代表。一大批科学论文不断丰富和充实着简牍学的研究体系。四是简牍方面各类专业期刊的出版。目前在国内专门研究简牍的期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帛研究》、《简帛研究译丛》，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简牍学研究》；在台湾有国际简牍学会主办的《国际简牍学会会刊》及《简牍学报》；在日本有木简学会主办的《木简》等等。这些期刊对弘扬简牍文化、推进简牍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简牍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块绚丽瑰宝，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甘肃是简牍大省，有“汉简之乡”的美誉。特别是在武威出土的以汉代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为代表的各类简牍文物，内容丰富、史料可贵，是中国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丝路文化传播交流的盛况，也彰显了武威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8月21日，《武威汉简集释》图书首发式暨“簡”述中国学术交流研讨会在武威市举行。当日，高朋满座，群贤毕至。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学者就简牍学研究、凉州地区考古与文物研究、凉州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等方面提出他们的真知灼见……简牍文化研究的进步，有力助推武威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旅游名市和生态美、产业优、百姓富的和谐新武威。 壹 《武威汉简集释》在武威首发武威，自汉开河西四郡以来，一直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隋唐时期更是长安以西最大的都会。历史悠久，遗存丰富，特别是武威境内出土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汉代简牍，见证了武威在古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交融的盛况。由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张德芳先生担纲主编，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专家学者，历时8年编纂的《武威汉简集释》，对武威境内出土的汉代以来简牍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武威汉简集释》是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历时8年合作整理完成。《武威汉简集释》是“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系列丛书之一。丛书包括《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居延新简集释》和《武威汉简集释》，共四种十册，《武威汉简集释》的出版标志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圆满完成。《武威汉简集释》收录了历年历次发现于今武威地区汉晋时期的简牍，其中就有最为重要的“武威三简”，即儒家经典代表“仪礼”简、汉代尊老养老法令“王杖简”、体现汉代医学水平的“武威医简”，以及其他遗址、墓葬出土的零散汉晋简牍，共计643枚。全书分“彩色图版”和“集释”两大部分，彩色图版部分随图附释文，以便翻检。部分简牍附有摹本和黑白照片，有助于学界深入研究。“集释”部分主要分释文校注、词条注解，并适当加按语。在全面综合学界数十年研究成果和对照彩色图版的基础上，《武威汉简集释》囊括了迄今关于这批简牍较为准确的最新释文，纠正了此前不少误释，补充了许多新释、漏释。武威汉简是武威厚重历史的见证，《武威汉简集释》的出版不仅为弘扬武威悠久的历史文化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为研究两汉丝绸之路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其整理出版是新时期甘肃简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标志着甘肃出土汉简整理研究水平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贰 “簡”述中国学术交流研讨会亮点纷呈8月21日下午，“簡”述中国学术交流研讨会在甘肃省武威市建隆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系统的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7篇，论文集收入的论文数量多，涉及面广，主要包括简牍学研究、凉州地区考古与文物研究、凉州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论文集的论文针对西北汉简的研究内容十分的丰富，不仅有武威三简的综合研究，也有对三简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此外，还有对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一些相关问题的阐释。有对简牍书法艺术的总结分析。也有通过简牍对河西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专家提交的论文除讨论西北汉简外，还有对武威历史文化和考古与文物相关问题的研究。包括凉州地区出土文物研究、凉州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等内容。会议期间与会专家进行了主题发言，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张德芳《武威汉简和凉州文化》阐释了武威三简的内容和及其重要地位，指出武威三简对弘扬丝绸之路儒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树声《汉代丝绸之路汉文化的流布——从甘肃出土汉简谈起》通过出土汉简东西对比，阐释了简牍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是随着军事力量向东、向西推进的。同时认为甘肃简牍博物馆通过网络平台对汉简进行宣传，希望通过各种“简”述中国的活动将汉简从学者的书本中走向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甘肃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乾隆《历时八年，终得圆满——谈<武威汉简集释的出版意义>》从出版的角度阐释了武威汉简出版的价值。指出《武威汉简集释》图版更清晰、释文更精准、集释更权威，此书的出版，为《秦汉简牍集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更是汉简研究的新起点。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杨红伟《深化武威汉简研究，拓展历史文化新领域》认为《武威汉简集释》的发布填补了西北区域史的空白，见证了武威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交流。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高荣《武威汉简反映的汉文化在河西的传播》认为河西魏晋缺少儒家文化的土壤，武威汉简的出土刚好弥补了《汉书地理志》的史料空白。认为武威三简的出土佐证了汉文化在河西得到传播，汉文化在河西进行扎根。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贾小军《“马踏飞燕”铜奔马时代申论》结合河西考古资料中“马踏飞燕”式奔马及汉代河西考古资料中的马，认为“马踏飞燕”铜奔马的具体时代，最早也应属在河西墓葬壁画中常见“马踏飞燕”式奔马的魏晋时期，略晚于魏晋陶质“马踏飞燕”，或者更晚。以上诸位专家的发言既有从武威汉简、西北汉简的内容入手对武威历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的阐释，也有针对武威地区的历史及出土文物，对如何弘扬武威历史文化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学术上的指导。叁 弘扬简牍文化，传播中国声音武威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这里既有声名远播的铜奔马，也有闻名于世的武威汉简。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华夏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两千年前，西汉王朝在这里设立武威郡，隶属凉州，姑臧成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简牍文化是武威的重要文化遗产，先秦秦汉魏晋时期是简牍时代。简牍是纸张未发明以前古人寻找到的一种最为便捷实用的书写载体。正是简牍的广泛运用才使悠久的华夏文明、灿烂的思想文化能被记录下来，得以长久保存和流播。20世纪是简牍的大发现时代。20世纪50年代，武威先后出土了珍贵的“武威三简”，包括儒家经典代表“仪礼”简、汉代尊老养老法令“王杖简”和体现汉代医学水平的“武威医简”等，这些简牍既是研究汉代儒家典籍版本、养老制度和医学成就的珍贵文献，也是中国简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牍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过去的缺位，使得千年简牍文献保护研究利用工作略显迟滞，未发挥其应有的文物地位和史学价值。庆幸的是，今天，甘肃简牍正在以新的权威话语为依托，以新媒体技术为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多视角地还原两千多年前的浑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甘肃简牍博物馆同新华网、武威市委宣传部、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共同举办此次文化盛会，通过发布《武威汉简集释》整理研究成果，以期借助多方资源，深入挖掘简牍文献的内涵价值，更好地推动简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日，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指出，《武威汉简集释》由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张德芳研究馆员主编，全书收录了历年历次发现于今武威地区汉晋时期的简牍。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当中，建成后，它将成为弘扬简牍文化，传播中国声音的文化高地。朱建军说：“融媒体时代，简牍发展仍存在诸多困境，需要以智慧的内容创造、表现形式、互动手段和传播方式吸引大家参与进来，在文物中见人、见史、见生活。所以，如何更好地凸显简牍文献的内涵价值，如何让中国简牍‘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如何将中国故事做好世界表达，这是新时代给予我们的挑战，更是这个开放包容的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期待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同我们一起，时刻关注中国简牍学的发展，不断搭建简牍保护研究与弘扬利用平台，共同推进中国简牍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活起来。”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雒焕素 文/图

11月17日下午，笔者有幸在湖南省博物馆，聆听了一场由陈松长教授主讲的以《论马王堆帛书的书法形态》为题的讲座，学到不少东西，感受到书法艺术的与时俱进。30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热心听众听取了当天的讲座。马王堆帛书是秦汉之际隶书墨迹书于缣帛的大宗实物，其内容数量之众多，书体种类之丰富，是研习秦汉之际隶书的书体演变，研创秦汉简帛书法绕不开的珍贵资料。马王堆帛书的书写形态大致可以分为篆隶、古隶、汉隶三种，每一种书体内又因书手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书体风格。陈松长在本次讲座中主要从这三种书体中分别选取《足臂十一脉灸经》、《战国纵横家书》和《五星占》作为代表，从笔法、构形、章法、风格等方面具体描述和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书体形态特征，同时从隶书形体演变的角度对这三种不同书体进行了适度的对比分析，力图阐明马王堆帛书的主要书写形态，并对与之相关的隶书成熟期问题展开讨论。陈松长讲座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马王堆帛书的基本情况马王堆帛书是1973年在马王堆3号墓发掘出土的，该墓墓主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軑侯利苍的儿子，第二代軑侯利稀。帛书出土时，都盛放在一个长约60厘米、宽30厘米、高20厘米的素地长方形漆奁中。这些帛书分为整幅和半幅两种形式，整幅宽约48厘米，半幅宽约24厘米。经整理，这批书共有15件，50余种古佚书，12万多字，内容涉及多种学科，其中很多种帛书都是久佚的珍贵典籍文献。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我们以单篇作为计算单位，帛书大致可分为如下五大类五十余种：一、六艺类1、《周易》；2、《二三子问》；3、《系辞》；4、《衷》；5、《要》：6、《缪和》；7、《昭力》；8、《春秋事语》；9、《战国纵横家书》二、诸子类1、《老子》甲本；2、《五行》；3、《九主》；4、《明君》；5、《德圣》；6、《经法》；7、《经》(或称“十大经”、“十六经”）；8、《称》；9、《道原》；10、《老子》乙本。三、数术类1、《阴阳五行》甲篇；2、《阴阳五行》乙篇：3.《五星占》；4、《天文气象杂占》；5、《出行占》；6、《木人占》；7、《相马经》；8、《刑德》甲本；9、《刑德》乙本；10、《刑德》丙本。四、方技类1.《足臂十一脈灸经》；2、《阴阳十一脈灸经》甲本；3、《阴阳十一脈灸经》乙本；4、《脈法》；5、《脈死候》；6、《五十二病方》；7、《胎产书》；8、《养生方》；9、《杂疗方》；10、《却穀食气》。五、帛图1、《丧服图》；2、《“太一将行”图》(或称“社神图”、“辟兵图”、“太一祝图”等)；3、《长沙国南部地形图》；4、《驻军图》；5、《导引图》等。帛书的抄写有一定的格式，有的用墨或朱砂先在上钩出便于书写的直行栏格，即后世所说的“乌丝栏”或“朱丝栏”。 整幅宽的每行书写70至80字不等，半幅宽的每行写20至40字不等；篇章之间多用墨钉或朱釘、朱墨点作为区别的标志，篇名一般在全篇的末尾空一两个字的空隙后标出，并多记明篇章字数。根据该墓出土的一枚纪年木赎可以断定马王堆三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汉文帝前元12年（公元前168年），而根据书中的明确纪年，如《阴》甲篇中的“廿五年、廿六年”(即秦始皇25、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221年）， 《刑德》甲篇中的“今皇帝十一年” (即汉高祖11年，公元前196年）和《五星占》中的“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等可以推断，马王堆帛书的抄写年代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六 国（公元前221年左右）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间。第二部分，马王堆帛书的书法形态。马王堆帛书由于数量众多，且每篇抄写的书体风格各不一样，故早在原帛书整理小组给帛书定名时，就有根据字体分为“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的，以至人们都误以为马王堆帛书中有着典型的篆书抄本。其实，马王堆帛书整体上说都是隶书，只是其形态各不一样而已，故我们曾将马王堆帛书的字体分为篆隶、秦隶（或叫古隶）和汉隶三种。所谓篆隶并不是典型的篆书，而是一种保留篆书形体结构较多的隶书，它是在隶变的过程中以隶书的笔意书写篆书结构的字体。故其字体大都是篆书结构，但笔法都带有隶书的意味。一、下面，我们且以《足臂十一脉灸经》为例，来分析一下它的书法形态。《足臂十一脉灸经》是一篇汉代的医学文献，文中不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这大致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其抄写年代可能是在秦代。1、笔画特征——横画（1）较为浑圆。横画虽保留了篆书的圆转笔势，但却不像标准篆书那样分左右两笔写成，而是方起运笔，并向上形成一定弧度。（2）隶书笔意明显。横画的结尾已具有明显的挑势，出现燕尾笔画的雏形，其笔道运行略有起伏，或下抑，或上扬，笔致跳动而富有节奏变化。（3）笔势圆转而取势不同。横画在笔道上无多大变化，但取势却多种多样，有平整者，有向下倾斜者，有向右上斜耸者。笔画的特征——竖画竖画入笔大都是由轻至重，头细尾粗。（1）弯曲的竖画，其竖笔之中或多或少带了一些波痕。（2）倾斜的竖画指的是这条线是直的，但不是直接向下取势，而是向左下方倾斜。（3）这样的竖画线条劲爽。只是这种竖画在这篇帛书中并不是代表性的竖画，较为少见。笔画的特征——转折笔画转折笔画是篆隶特征最为明显的笔画之一。字形的转折处不再全为圆弧状，而出现了犀利的尖角。2、结构特征（1）字形长扁不一，既有篆书的窄长结构，也有隶书的扁平形态，显得自然生动，张弛有度。（2）字形结构的组织比较自由随意，尚没有定式和规范要求。这种构形的自由随意，还可以从很多相同的字形上显示出来，更有甚者，同是一个字的写法还可以相映成趣。3、章法特色章法是当今书法创作很讲究的地方，但帛书的抄写者也许并没有我们现在的章法意识，但其所自由抄写的帛书又多有其自然形成的章法特色可以好好寻味。古隶或称之为秦隶，它间于篆隶之间，笔画上、结构上隶变的痕迹非常明显。在笔画上，点、挑、波、磔并举，具有篆书的遗意。在线条的运作中方圆共用，粗细相间。在结构上组合自由，取势上长短不拘，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二、下面且以《战国纵横家书》作为古隶的代表名篇试作一些分析。 这篇帛书中避违汉高祖刘邦而不避讳汉惠帝，所以他的抄写年代应该在BC206-BC195年之间。从书体风格来看，其点画斩钉截铁，郁拔纵横，尽管线条没有太多的粗细变化，但其点画构形的组合变化，字与字之间的参差错落，行与行之间的紧密照应，具有很强的艺术张力，可以说是马王堆帛书中最具有艺术魅力的古隶抄本之一。一是笔画特征——横画。横画的起笔有的比较圆润，有的则比较方整，但收笔都已经有了波挑的趋势。笔画的特征——竖画。竖画趋于垂直，但带有少许的屈曲。笔画的特征——装饰性笔画。笔画的特征——捺画。捺画形态各异，长捺舒展，短捺拘谨，且已基本具备隶书的特色。长捺多为逆锋起笔，捺脚处顿笔后，提笔向右出锋，显得飘逸舒展。短捺一般短而粗，逆锋起笔后，笔力逐渐加重，收笔处向下转笔后回锋收笔，戛然而止，短促而刚健。笔画特征——折画。折画方圆并重。如：当、而、臣等字，其折画多外方内圆。圆转的笔画一般只在固定的某些字上会出现，职阳、物中的“勿”字，就写成了圆转形态。二是结构特征：（1）宽度一致，长度不等。（2）从单个的字来看，抄写者十分讲究穿插错落、左右舒展、上下伸张的各式变化，具有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左缩右伸或右缩左伸型。上展下缩或下展上缩型：其一是上松下紧者：上部分写得舒展，而下部分书写相当紧密。其二是上松下紧者：上部分写得相当紧凑，而下部分写得很修长。三是章法：《战国纵横家书》这件书的布局均匀疏朗，字距疏密随意，行距虽无界栏，但间距明显。文字点画无明显的粗细变化，运笔以方笔为主，方圆并举，字形修长舒展，结体多为纵势，笔画长短洛肆，劲爽犀利而富有节奏感。四是风格特征：三位书手所写，风格亦各不相同。第一种书体显得刚劲挺拔，另两种则用笔比较纤细，圆转的笔画出较多，这就使得字体少了一份刚劲，多了几分秀美。汉隶，也称今隶，这种字体构形上比较规范，线条已经完全失去篆书圆转的态势，字形呈正方或扁方形，笔画以折为主，横画方入尖收或蚕头雁尾并用，左波右磔对比强烈，字距间规整有序。三、下面仅以《五星占》为例来讨论一下它的书法形态。帛书《五星占》上有“孝惠元”、“高皇后元”的明确纪年，且其所记年号终止在汉文帝三年，由此可知这卷帛书的抄写年代应该就在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前后。这件帛书的书体相对于帛书《周易》、相马经等来说，显得比较方整而规范，具有比较鲜明的笔画、构形和风格特征。1、笔画特征——横画横画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横画着笔均匀，方顿起笔，行笔略向上行，至末端向上轻提，呈尖状收尾。第二种的横画笔势有了明显变化，它圆入直行，略带波折，收笔早上挑，初呈蚕头雁尾之势。第三种横画则无收笔上挑的笔势，圆起圆收，运笔平直，首尾粗细一致。笔画特征——直画折画大致可分为二组类型：第一组的运笔是横画略向右上行走，到折处时下压笔锋，销作停顿再随势转下，没有棱角而略成内方外圆的形态。第二组的折笔则明显不同，转角处多提笔上升，蓄锋后再顺势而下，形成一种棱角分明的转折。笔画特征——竖画竖画也可分为二组类型：第一组长竖笔直下行，形成那中上细下粗的垂露笔法。第二组则多为短竖，其笔道上下粗细无变化。笔画特征——竖钩：竖钩一般拉得很长，写成相当规范一致的斜笔。笔画特征——捺笔：捺笔也相当一致，其笔势飞动，向下重拉，有一种规范而自由的艺术趣味。2、结构特征（1）由小篆的纵势长方变为扁平取势。书手扁平取势的时候，也会偶尔用几个纵长的笔画来作为调整点缀。（2）字体结构紧密（3）偏旁组合各具特色。3、章法特征这件帛书是有朱丝栏界格，皆有分栏抄写特点的一篇有关天文军战的文献，其章法布局在兼顾抄写内容需要的同时，大致可以用疏朗清雅、灵动有致来形容。具体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品鉴：文字布局的特点是字距较大，行距紧密，显得空灵疏朗。字体大小参差，长短照应，整体上错落有致，卷面清爽。四、马王堆帛书的三类书体，几乎反映了秦汉之际隶变的各种书法面貌，我们将其放在一起比较，也许能够较好地认识汉字的隶变过程。(一)篆隶的笔画，无论是横画、竖画还是折画都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无统一的形式，这可能与隶变初期的自由状况分不开。竖画也分为三种形态：竖画虽趋于直但带有弯曲状、竖画虽为直线但呈斜式以及偶尔的直竖。转折的笔画是圆转与方折并存，但圆转的笔画出现的频率还比较高。且这时的方折笔画多采用顿笔再换笔的形式，因此尖角较多。（二）古隶的笔画变化没有篆隶那么多，这说明经过隶变初期那种笔画书写自由的时期后，书手们慢慢有了选择。比如说，在横画上比较统一，无论其入笔如何，它最终都会带有隶书中波挑的痕迹。竖画虽也带有少许的屈曲，但其屈曲的程度相对于篆隶来说要小很多。折笔时，篆书的圆润已经基本消失，除了“勿”等少数的几个字外，其余的大多变为方折的笔画，虽然折笔仍然以顿笔再换笔下行为主，但偶尔也会出现下压而形成方折的形式。（三）汉隶是隶书的笔画、构形比较成熟的书体，故其笔画形态已经逐渐形成了种种定式。横画上，全都带有波折，并出现了隶书中最有特色的蚕头雁尾的笔迹。竖画上，无论是长竖还是短竖，其总体趋势以竖直为主。转折处，圆转的形态已基本消失，转折处呈方正之势。当然，这种方正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其中较多的是通过下压的笔画，随势而转形成没有棱角的方折，这是汉隶书体中所常见的方折的主要特色。此外，汉隶中的点画也已经出现，如“下”字中的点画，在篆隶中是没有的，它一般是写成长捺。古隶书体中把点写成捺的形式已经减弱。通过三种字体比较，字形有长扁不一，既有篆书的窄长结构，也有隶书的扁平形态，慢慢转变成了扁平的形态。篆隶的字体还是以修长为主，偶尔的一些笔画少的字会写得方扁。古隶的字形已经是修长与方扁共存。汉隶由于已经是成熟的隶书，在它已十分成熟的书体中是完全呈方扁的形态的，在《五星占》这种成熟初期的汉隶虽有几笔纵势，但主要的还是以方扁的为主。从书体的倾斜度来看，成熟的隶书在字的倾斜度上是有一种特色的，即往往是左低右高的形式，多向左倾斜。在上举三种书体中只有《五星占》最为接近这种倾斜的角度，另外两种的倾斜方向就比较随意。通过对上述篆隶-古隶-汉隶书体形态的考察，我们发现，到了汉隶的书体中，其笔画已具有规律性的波势和挑法，左波右磔对比强烈，其构形取势则以方扁为主，纵向取势的篆书体式已是一种调剂和点缀而已。或许可以这样说，马王堆帛书中的汉隶体的形态已基本完成了隶变的过程，其形体构形扁方，字形内敛而外张，构形部件稳定一致，已基本成为一种汉隶的定式。现在，我们也许应该这么认为：隶变应该是在西汉初年已基本完成，隶书已基本成熟。至于所谓成熟的东汉隶书，应该是隶书演变过程中的鼎盛时期，而不是所谓成熟期。讲座结束后，在互动环节，陈松长详细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相关链接:陈松长简介:湖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副院长，现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导、湖南大学岳麓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泠印社社员、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兼职教授。兼任中国汉画学会、中国秦汉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简帛研究》、《简帛》、《简牍学研究》、《出土文献》学术杂志编委。已出版《马王堆汉墓文物》（合著）、《马王堆帛书艺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湖南古代玺印》、《简帛研究文稿》、《秦汉官制考论》（合著）、《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和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伍）》、《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文字编》等学术著作20余种，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竹简1枚(简号EPT50:1)，正反面书写。简长23厘米，宽1.1厘米，厚0.3厘米。该简是目前河西汉简中所见最为完整的《苍颉》篇首章部分文句。简末二字“赏赏”可能是习字者随意所书。简文共59字。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以后，闾里书师合秦时的《苍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一篇,习称汉《苍颉》篇。居延甲渠候官出土的《苍颉》篇竹简对于研究汉代《苍颉》篇的版本衍变、文本构成等具有重要价值。原简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苍颉作书 以教后嗣居延新简《苍颉》篇＋阅“牍”延伸一 、《苍颉》篇简介《苍颉》篇是秦汉时期通行的供儿童识字写字的学习教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朝时的识字教材有秦丞相李斯所作《苍颉》篇、车府令赵高所作《爰历》篇和胡毋敬所作《博学》篇。汉兴以后，闾里乡师(地方乡里教书先生)合《苍颉》七章、《爰历》六章和《博学》七章等为《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共计三千五百字。汉以后《苍颉》篇逐渐被废弃，以致散佚无存，亡佚千年，后人早已不知其本来面目。自清乾隆孙星衍以来陆续开始《苍颉》篇的辑佚工作，至王国维综合参订各家之辑，重辑为二卷，共收单字2488字，残句8条，其中的5条《苍颉》篇汉简来自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汉长城烽燧所获。这是当年的王国维所能看到的全部《苍颉》篇内容。近世以来，地不爱宝，在全国各地又陆续出土了数批汉《苍颉》篇，近年来北大入藏的汉《苍颉》篇尤为珍贵。敦煌汉简《苍颉》篇二 、斯坦因和一堆木刨花当年流寓日本的罗振玉收到沙畹寄来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晋木简手校本后，他和王国维合撰了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沙畹寄给罗王二人的简牍照片里只有数枚《苍颉》篇残简，王国维已经诧其为神物了。罗王二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斯坦因考察所获《苍颉》篇残简数量远不止于此。据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一书介绍，现收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敦煌汉简总计有1953个号。经学者重新统计，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敦煌所获未发表汉简当为2398枚，加上已发表的702枚，可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敦煌所获的汉简总数约为3100枚。这批敦煌汉简大部分是《苍颉》篇的习字柹片。这些练字柹片可能出土于斯坦因编号为T6b的凌胡隧。斯坦因在报告中有对发现大量练字柹片的叙述：在烽燧西北约16码处有一个奇怪的发现。这里发现了一堆木刨花，上面写有汉字，而且总字数很可能超守1000个。如果不是蒋师爷（注:蒋孝琬）当时就注意到，这些字显然是一个人写的，而且一些词组反复出现，我们就有可能错过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毫无疑问，他已正确地认识到，这是某位军官或文职职员练习、提高书法水平时所用的木片。他写满一面后，用刀削下来，又在新的表面上继续练习，如此反复多次。他所用的木料红柳和胡杨树枝，在附近沼泽盆地里到处都是。斯坦因二探未刊汉简残片斯坦因所记的这个烽燧即敦煌汉塞的凌胡隧（T6b），未刊汉简中大量练习《苍颉》篇的柹片，大概就在这里出土的。敦煌汉简所出的《苍颉》篇文字大都是篆意很浓的篆隶体。未刊布的这批练字残简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记载：秦始皇以小篆统一文字，丞相李斯作《苍颉》，车府令赵高作《爰历》，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皆小篆。汉初，闾里乡师并三篇为一篇，仍取名《苍颉》。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诸书皆为小篆，至贾鲂（东汉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始由小篆变为隶书。这些《苍颉》汉简证明，汉初闾里乡师合三书为一书，仍名之曰《苍颉》篇，作为规范的临摹教本，还是采取了小篆字体。因为隶书的流行需要一个过程，汉朝初年，承秦之后，不可能一下子变篆为隶，这就是我们看到大多练字简，都是小篆和篆隶体的原因。当然其它地区发现的一些《苍颉》篇抄本，如本文介绍的这枚竹简《苍颉》篇（EPT50.1）即是隶书。凌胡隧（T6b）永昌水泉子出土七言《苍颉》篇（来源：甘肃简牍博物馆）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甘肃省文物局，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文化产业信息平台联系邮箱：yaoyanan@rmrbgg.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

中国甘肃网8月21日讯（本网记者 张振国 文/图）8月21日，第四届凉州文化论坛期间，“簡”述中国学术交流研讨会在甘肃省武威市召开。来自全国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系统的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7篇，论文集收入的论文数量多、涉及面广，主要包括简牍学研究、凉州地区考古与文物研究、凉州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论文集所收论文针对西北汉简的研究内容十分地丰富，不仅有武威三简的综合研究，也有对三简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此外，还有对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一些相关问题的阐释。有对简牍书法艺术的总结分析，也有通过简牍对河西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专家提交的论文除讨论西北汉简外，还有对武威历史文化和考古与文物相关问题的研究。包括凉州地区出土文物研究、凉州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等内容。会议期间，与会专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张德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葛承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树声，甘肃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乾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杨红伟，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田河，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韩高年，兰州大学艺术学院讲师邵强军，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高荣，兰州城市学院简牍研究所所长、教授孙占宇，兰州财经大学教授、河西学院历史文化和旅游学院特聘教授高启安，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贾小军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张德芳《武威汉简和凉州文化》阐释了武威三简的内容和及其重要地位，指出武威三简对弘扬丝绸之路儒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认为武威三简目前在凉州文化的地位还没有凸显出来，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及图书首发仪式，能够引起大家对武威三简的重视。葛承雍《寻找汉简中的“葡萄”“葡萄酒”》通过传世文献说明了张骞通西域以后，葡萄酒还没有酿造，魏晋南北朝后，葡萄酒仍很珍贵，是王公贵族的饮品，盛唐以后，葡萄酒仍然作为外来产品。很期待从河西走廊出土的简牍中找到葡萄和葡萄酒酿造有关的史实。郝树声《汉代丝绸之路汉文化的流布——从甘肃出土汉简谈起》通过出土汉简东西对比，阐释了简牍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是随着军事力量向东、向西推进的。同时认为甘肃简牍博物馆通过网络平台对汉简进行宣传，希望通过各种“简”述中国的活动将汉简从学者的书本中走向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韩高年《有关<王杖十简>》的几个问题》对王杖十简和诏令册的释读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授予王杖的目的。认为王杖十简不仅涉及汉代的养老制度，还涵盖了汉代的社会保障制度。阐释了王杖十简五方面的价值，分别是历史价值、法制史价值、文章学文体学价值、民俗学价值、现实价值。周乾隆《历时八年，终得圆满——谈<武威汉简集释的出版意义>》从出版的角度阐释了武威汉简出版的价值。指出《武威汉简集释》图版更清晰、释文更精准、集释更权威，此书的出版，为《秦汉简牍集释》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更是汉简研究的新起点。杨红伟《深化武威汉简研究，拓展历史文化新领域》认为《武威汉简集释》的发布填补了西北区域史的空白，见证了武威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交流。同时表明兰州大学为西北区域史、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田河《生老病死——武威汉晋简牍漫谈》指出武威汉简《仪礼简》的生而有秩序；《王杖十简》《诏书令》《旱滩坡汉代法律篇》的老有所依；《武威医简》的病有所医。通过汉晋丧葬简牍阐释了汉代丧葬制度——死有所归。邵强军《简牍书体的特色及其成因探微》以河西地区出土简牍为主要研究物件，从简牍独特的媒材特征，汉代古丝绸之路开辟的大时代背景对简牍的发明所产生的影响等，探讨了河西地区简牍书体的特色和简牍书体形成的深层原因。高荣《武威汉简反映的汉文化在河西的传播》认为河西魏晋缺少儒家文化的土壤，武威汉简的出土刚好弥补了《汉书 地理志》的史料空白。认为武威三简的出土佐证了汉文化在河西得到传播，汉文化在河西进行扎根。孙占宇《悬泉汉简历表类残册复原：兼谈历日与质日》立足于出土秦汉历表类简册的整体特点，从简牍材质形制、书法特点及抄写格式等方面的一致性入手，对《悬泉汉简（壹）》中13枚残简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致考证，局部复原为5件年代可考的册书。并初步指出“历日”与“质日”的区别在于：“历日”主要用于查看日期和时日禁忌，与近世流行的“宪书”、“皇历”并无太大区别；而“质日”则兼具“历日”与“记事簿”的双重功能，与今日流行的“台历”较为接近。高启安《汉塞出土“黄羊夹"功能和使用方式考索》通过对河西走廊出土的16件“黄羊夹子”的出土及收藏状况、名称、结构及材质、捕捉方式及原理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认为所谓“黄羊夹”只出现在河西走廊及黑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上，可判断戍守边关的将士和驿站管理人员闲暇时用以捕猎以补充肉食，改善伙食。同时认为，套圈和套绳索不一起出现，因绳索的用途广泛，在不狩猎的场合，绳索可改作他用。贾小军《“马踏飞燕”铜奔马时代申论》结合河西考古资料中“马踏飞燕”式奔马及汉代河西考古资料中的马，认为“马踏飞燕”铜奔马的具体时代，最早也应属在河西墓葬壁画中常见“马踏飞燕”式奔马的魏晋时期，略晚于魏晋陶质“马踏飞燕”，若作大胆推论，或如孙机先生所言属于西晋，或者更晚。诸位专家的发言既有从武威汉简、西北汉简的内容入手对武威历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的阐释，也有针对武威地区的历史及出土文物，对如何弘扬武威历史文化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学术上的指导，专家们的发言对进一步弘扬武威历史文化，推动甘肃简牍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