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祖国基层”报告会第93期回顾个人简介胡波,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9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届硕士毕业生。作为上海市选调生,先后在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街道、上海投资咨询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锻炼。目前任职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11月14日晚19:00,现任职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的胡波准时为师弟师妹们开启了她的基层故事直播分享。“宝宝们大家晚上好!”一句亲切的“宝宝们”瞬间点燃了直播间,让大家分外亲切。她眼中的上海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开放、包容、创新是上海最鲜明的品格。在上海亲身生活、工作五年后,她眼中的上海意味着成熟的人才机制、精细的城市管理、强烈的规则意识、多彩的品质生活。她分外激动地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引述了总书记的两句话:“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壮阔征程上,上海一定能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一定能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她说,短短两句话就可以看出总书记对上海寄予厚望,并对上海的多年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针对师弟师妹们对于上海选调政策的问题,她分析了上海选调政策的几个特点:招录过程严谨规范、岗位设置很有诚意、培养模式建章立制、带教老师始终关怀、志同道合伙伴共同奋斗。她分享道,在自身的工作经历中,她真切地体会到上海选调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有可为的干事平台以及无微不至的组织关怀,能够为师弟师妹们提供广阔的发展和成长空间。说到过去五年中的工作实践体会,她讲述了这样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白领们”的党建活动第一个故事是她在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虹梅街道党建办的工作经历。这个辖区的一大特点就是企业多、小区少,白领多、居民少。一位白领告诉她,“每天一早赶来,披着星斗回家,对于脚下这片土地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基本无感”,处于这种生活状态中的白领们,对于党建活动的典型态度就是没兴趣、没时间。针对这样的特点,胡波与同事们将党建任务与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将业余生活、公益活动、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开展、创新了一系列特色党建活动:如“Tell+”抗战知识讲座、漕河泾开发区白领假面交友晚会、社区美妆一小时等。看着这些白领们从“没时间、没兴趣”到积极参与、乐在其中并收获成长,她说,“我们做工作不能只看到人们的表面态度,而是要快速了解所服务的群体的真正需求。”长护险的“前世今生”第二个故事在她曾探访的一个困难家庭中发生。她在日记中这样记下了她在这个家庭中看到的场景:“五口人,四代同堂,老祖母80好几,大部分失能,坐在椅子上不见任何反应,也没说一句话,感觉是听力也不太好;老人的儿子刚到70,却已患有痴呆症、基本失聪、自理能力差,老人的重孙20多岁先天性脑瘫,躺在床上,整个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看上去就像个10来岁的孩子,露在被窝外面的双臂也是蜷曲畸形的;老人的儿媳(看上去也应该有60好几了)告诉我们,孩子的妈妈改嫁了,儿子在外打工,平时她要照顾3个人的生活起居,有了长护险减轻了她很多负担……”这位老人提到的大大减轻了他们负担的“长护险”,就是胡波参与其政策制定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每日专人上门服务。他们在政策制定时,经过了科学调研老人需求,赴经验成熟地区学习,向业内专家咨询,最终市政府多次会议讨论后出台了长护险服务。她略显激动地说,当她看到长护险真真正正地为这些老人和家庭减轻了很多负担时,她十分自豪,感觉到自己在岗位上真正地践行了初心和理想。结语:初心与梦想直播临近尾声,她这样总结了上海选调生的工作:“上海选调生能让我们坚定初心和梦想,具体工作的背后有“人民城市”的责任与追求,有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能让人在平凡中坚守理想,在奋斗中成就自我。”她说,在这里我们能够做到“三个统一”,将家国情怀与平凡奋斗高度统一、将施展才华与个人成长高度统一、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高度统一。最后,她用这句话道出了自己的选调感受,也表达了对师弟师妹们的期望——“平凡中坚守理想,奋斗中成就自我”来源:北大选调生
[个人档案]胡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血管通路中心主任、暨南大学肾脏病与血液净化研究所副所长。熟练掌握肾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危重病诊治,独创多项血液透析血管通路新技术。为国内 200 多家三甲医院培养了 300 多名血管通路进修医生,受邀到全国 26 个省份以及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新加坡、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血管通路手术与学术交流。持续探索专业技术创新,2016 年在国内首创人工血管内瘘取栓手术新方法,在全国 26 个省推广应用;随后在2017 年,所在科室成立华南地区第一个远程自动腹膜透析示范中心;2020 年,科室被授予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老人报 蔡卫杨 通讯员 张灿城诊室故事“病人来了,我就要尽全力给他带来希望”25 岁的透析患者小陈,因为一场急进性肾炎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进入了透析期。小陈起先选择腹透,可是因为网膜过度活跃,腹透做了没多久就进入了血透。疾病的巨大折磨,心理的沉重压力,让原本青春阳光的小陈,失去了同龄人的健康,也失去了快乐。漫长的透析期,内瘘的一次次失功重建,一点点击溃着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然而命运似乎还是没有放过这个艰难的年轻人,这一次内瘘的失功似乎更为来势汹汹。当地两家三甲医院尝试开通,都以失败而告终。原本坚强的小陈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甚至对透析、对手术产生了抵触情绪,还数次对接诊的医生恶语相向,这可愁坏了小陈的父母。复杂的病情、叛逆的孩子、焦虑的父母,对每位医生都是极大的挑战,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胡波的手上。“我们详尽地评估了小陈的病情,解决手术问题我们是行家,可是对于小陈来说,心理问题和通路问题同样重要。心理健康、行为方式,都将直接决定患者通路的使用寿命及远期预后。但是,病人来了,我就要尽全力给他带来希望。”胡波说道。为了恢复小陈的信心,胡波亲自与小陈沟通,起初并不是那么顺利,可是胡波没有放弃,依然秉承着“医者父母心”的原则,耐心细致地给小陈解释病情,讲解手术难点,小陈也从之前的抵触到慢慢愿意沟通,最终积极配合治疗。“手术很成功,闭塞的血管得以成功开通,小陈封闭的内心也得以重新打开。”胡波开心地说道。其实,针对很多透析患者存在的不同程度的身体、心理及生活问题,胡波还专门开设了病友交流群。很多像小陈一样的年轻人在这里认识了新的伙伴,他们彼此鼓励、彼此安慰,温情的氛围也为很多失去信心的患者注入了活下去的勇气。病案分析新技术先行者 解救十五年透析老人71 岁的陈阿姨,是一名已经有 15年透析史的老病人,其 15 年的透析历程简直就是一部通路的抗争史。起病之初,陈阿姨选择了腹膜透析,无奈 6 年之后因为腹透相关性腹膜炎而被迫放弃腹透,改为血透。可惜由于自身血管条件不佳,及碍于当时技术所限,陈阿姨先后 3 次尝试建立自体动静脉内瘘(AVF),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无奈选择了留置颈内半永久透析导管,可是导管常见的并发症,如功能不良、血流量不佳、导管相关性感染,还是找上门来。在使用导管透析的7 年间,陈阿姨先后多次因为上述问题更换导管,用陈阿姨的话说,“每次透析就怕医生告诉我管子有问题,这条管子就是我的命呀!”最近的一次“导管功能不良”发生在去年,这次的情况比以往所有换管经历都凶险得多。中心静脉造影及胸部CT 都提示导管没有顺利进入该放置的地方,而是误入了纵膈,导致右侧大量胸腔积液、右肺大范围膨胀不全。如果拔管不当,极有可能损伤纵膈脏器引发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当地医生束手无策,介绍她找到了胡波。胡波敏锐地发现了手术的难度与风险:“通路是透析病人的生命线,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病人守住生的希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胡波首先安抚了陈阿姨一家的紧张情绪,之后立即开始紧张而细致的术前评估工作,一遍遍地推敲方案,模拟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后来,在严密的监测之下,胡波亲自上阵为陈阿姨拔除了这条错位的导管,手术过程顺利,术后生命体征平稳。后来,胡波又为患者建立了下肢人工血管移植内瘘(AVG),这门技术也是胡波率先在省内开展起来的。“像这样的透析病人其实还有千千万万,守住透析通路,就是给他们生的希望。”胡波意味深长地说道。高龄慢病非阻碍 对你最佳才是我们的选择84 岁高龄的江奶奶,5 年前开始透析,因为高龄,且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史,血管条件不佳,建立通路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半年前,江奶奶在透析过程中反复出现右上肢肿胀伴疼痛,有时原本瘦削的老人右臂甚至会肿得像个萝卜。其实江奶奶的病因并不难找,多家医院的CT 都提示是血管堵了,是血流不畅所致。可是摆在医生面前的困难是,高龄、慢病使得血管开通的难度大、风险高。江奶奶已在多家三甲医院尝试开通,都未果,不少医生建议将内瘘弃用,重新建立透析通路,可这又谈何容易。在辗转省内多家医院之后,江奶奶家属找到了胡波团队。胡波了解到,江奶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对生活质量有着很高的期望,当即表示会尽一切努力帮助老人保住右侧的内瘘。胡波表示,弃用内瘘重建通路或许是大多数医生的选择,它相对简单,风险也较小,在手术层面,肯定是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对病人来说,这未必是最优的选择。医生应该以人为本,我们选择的不仅是简单的手术方式,更是她接下来多年的生活方式。后来在胡波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江奶奶闭塞的血管终于得以开通,手臂也得以恢复。江奶奶和家人激动地表示,胡波给予了老人幸福的晚年生活。帮你问医生尿毒症是不治之症吗?尿毒症是肾脏病发展的末期性病症,在临床上死亡率要高于其他肾脏病症,因此才会被很多人认为是绝症。胡波指出,尿毒症并非绝症。如今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发展,尿毒症的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完全可以治疗的。目前,临床上主要以透析方法进行治疗,只要治疗得当,病人可以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尿毒症的预期寿命还是很长的,只要积极配合治疗,病症可得到有效缓解。但是,要想完全治愈尿毒症,概率并不是很高,换肾也只是最终的一种救治选择。来源:老人报2021-03-01
来源:盘古智库6月4日,“罗斯福”号航母离开关岛进行重新部署“没有人怀疑中美在南海军事竞争和摩擦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因为双方已有竞争的意图,针锋相对的战略和频繁的日常操作层面的摩擦。双方都还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美军在南海习惯于唯我独尊、不可挑战,尚没有准备好适应中国的海上崛起。不过,除了和平共处,双方似乎都没有其他选择。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文章来源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微信公众号,其英文原文载于The Diplomat。”没有人怀疑中美在南海军事竞争和摩擦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因为双方已有竞争的意图,针锋相对的战略和频繁的日常操作层面的摩擦。中国被指责胁迫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南海搞“军事化”和寻求地区霸权;美国被认为在打“南海牌”,并遏制中国的海上崛起。在两国总体关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南海更不可能例外。但是疑问仍然存在:竞争将有多激烈?当每天充斥着中美海上对峙的消息时,许多人可能会猜测,中美会走向军事冲突吗?5月15日,美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飞临海南进行抵近侦察双方都有理由维持和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中国是南海最大的沿海国,南海攸关中国的核心及重大利益: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海上通道。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军事平台活跃在该地区。美国高度重视在南海的海上主导地位、航行自由以及对地区国家的安全承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此保持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每天都在南海进行着各种复杂的军事行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海空力量过于弱小,中美军事力量在南海相遇的机会很少。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中国的能力迅速提升,海军和空军的进步尤其明显。另一方面,自2009年以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力量增强,并大大加强了其在南海的海空力量存在。美国各类军机在南海的活动频率增加了100%,每年约1,500架次;水面舰艇的存在增加了60%,达到了每年约1,000个舰日。在这种情况下,频繁的海空相遇注定是不可避免的。2020年2-5月,美海军海洋监视船位南海高强度作业双方都还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美军在南海习惯于唯我独尊、不可挑战,尚没有准备好适应中国的海上崛起。尽管中国解放军在物质上已经非常强大,但它在意识和经验方面还需要学习,作为成熟的强国该如何与美国进行互动,如何在竞争中实现和平共存?不过,除了和平共处,双方似乎都没有其他选择。如果双方的军事能力都能保持正常发展,那么无论它们的意图如何,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南海的未来都将是一个两极格局。此外,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不愿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因此,任何一方均很难在这里重建主导秩序。随着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可控军事冲突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一方的挑衅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另一方的报复,极有可能导致事态的螺旋升级。考虑到双方都拥有如此多的武器平台,都是核大国,军事解决基本没有可行性。中美在南海的竞争当然在日益加剧,但距离战争仍有一段距离。双方之间每天都会发生数次海上相遇事件,每年数千次。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专业的和安全的;只有少数存在一些风险。最近的新冠疫情使两国和两军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局势的紧张。由于新冠疫情,中美两国更加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除了保持在西太平洋的日常行动,双方都有新的担忧。美国担心中国会利用暂时的权力真空,因此故意展示更多的武力,给中国更大的外交压力。而中国对华盛顿的南海政策越来越绝望:即便在疫情期间,美国也没有忘记派遣舰机挑衅中国;在权力竞争的推动下,美国在南海“逢中必反”,却毫不关心其他声索国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对于越南渔船撞上中国海警船沉没事件发表明显偏袒越南的声明从4月中旬到5月初,美国海军派遣了包括“美国”号两栖攻击舰在内的数艘军舰,前往中国海洋地质-8号调查船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租用的“西卡佩拉”号之间的所谓对峙区域,声称是为了应对中国的行动,中国海军被认为在同一时间也出动了类似数量的军舰,这引起了媒体和专家关于中美海上对峙的热烈讨论。另一个不那么高调但却更为激烈的案例是,中国航母辽宁舰编队在4月进行远海跨地区机动训练时,遭到美国军舰和多架军用飞机的抵近侦察和袭扰,发生了多起异常接近事件。美海军两栖戒备群联合澳海军护卫舰位南海活动即便如此,双方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专业和克制。事实上,与2019年同期相比,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南海的活动并没有显著增加,尽管大多数的媒体报道和专家评论给人以这样的印象。问题在于,这些行动的细节被过度暴露,被过度关注。在权力竞争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军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故意加大军事活动的报道和宣传,给媒体和公众带来了无限的讨论和想象空间。两国国内都有一些“鹰派”人士利用这些信息夸大局势紧张。虽然包括南海声索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然而一些个别国家确实对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感到高兴,因为这可能给它们带来扩张的机会。因而,中美南海军事对抗甚至是战争的话题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和美国都在为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和南海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战略或行动上希望通过武力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尽管一些美国高级官员一再发表战争言论。在日常军事互动中,确实存在着不断增加的风险,但如果没有冲突的主观意愿,这些风险就有可能会得到控制。当前,中美两军最重要的是要防止误判。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危机管理机制在有效性和成熟度方面甚至都不如当年的苏美和今天的俄美,这一点就显得尤为迫切。另外,我们需要让专业人士能专注于他们的工作。中美南海军事竞争受到了媒体、评论员和一些政客的过度影响和炒作,这放大了竞争的强度,并可能推动“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和美国的军队都需要保持竞争力和专业性,远离政治炒作和公众舆论。毕竟,如果发生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前线的指挥官和水手,其他人都只会是旁观者。(注释略)■
视觉中国供图漫画:徐简人非生而知之者。在求索的漫漫长路上,每个人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引。以导师的身份传道授业,也充实着学者的学术生命。从“如师如父”到“老板主事”,抑或从“师门一家”到“平淡如水”,导生关系形态正发生巨大的改变。良性的导生关系能使双方共赢互利,反之只会两败俱伤。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变化,又该如何寻求理想的导生关系?在讨论中,或许能洞见这些问题的答案。-----------------国内的导师和国外的supervisor:殊途而同归郭佳今年2月,在国内硕士毕业8个月后,我从隆冬中的北京来到了盛夏里的悉尼,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习。澳大利亚学制和英国相似,博士没有必修的课程,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独立研究,导师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导和支持的来源。我所在的系,一名博士生有2-3名导师,根据学生与导师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系里会明确每位导师负责的比重,一个学生有来自不同系的导师也很常见。我的两位导师有主副之分,主导师算不上“大牛”,但是在其领域内也小有名气;副导师则是一位工作热情十足的“青椒”。导师的英文是supervisor,直接翻译是“监督人”,字面上并没有“教”和“师”的含义;在这里,如果想问对方的导师是谁,很普遍的方式是“Who are you working with?”(你和谁一起工作)。这是我体验到的澳大利亚师生关系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导师更像同事,是工作上的前辈,明确地处于“公私界限”中“公”的那一边。在国内攻读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的同学,对“师门”这个词想必不会陌生,同一位导师的学生之间互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十分普遍的事。“师门”暗含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导师的身份酷似“家长”,“如师如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师生关系的出发点。对我来说,硕士时期的“师门”在承担学习、学术上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我的导师在学术上极其严格,在生活中则真诚地关心着每一个学生。我们“师门”不仅每周有读书会,还经常聚餐、一起出游。同学们大多数是异地求学,老师还邀请我们去家中过元旦、过中秋节,大家的关系非常好,称得上亲密。在博士阶段,虽然我的两位导师非常关心独自离家生活的我,但更多时候,他们都是以一种非常“职业”的方式和我相处交流。我与导师有固定的见面时间,每次见面都会约定下次见面讨论的内容,并且他们都会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导师的指导以我的需求为主,而不是他们主动去“教”,这种指导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进展,其背后是导师与学生的平等工作关系。至于“师门”的概念,似乎并不存在,第一次与导师见面,导师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其他学生。我们系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时间,大家一起喝酒谈天、交流感情,但这是整个系的活动,并不限于哪个“门”。虽然在西方文化中,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但导师对于学生来说是“上级”、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也是事实。如何保障学生与导师相处时的权利、如何让学生更好地获取帮助,是澳大利亚高校非常重视的事情。每年的博士生年审在审核学生的同时,也在审核学生对于导师的满意程度;如果学生对导师有任何不满,更换导师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这种将师生关系纳入规则和程序之中的做法,也进一步去除了师生关系中的“人情”纠缠。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是非常幸运的。我在硕士期间接受了非常规范的学术训练,我的导师在学术上公正,在生活中亲切;现在的两位导师认真负责,同时总是给我积极的反馈和充足的支持,他们并不是刻板印象中严厉刻薄、毫无人情味的supervisor。然而,我个人的幸运并不代表这两种师生关系都是完美的,国内部分导师公私不分,以“家长”自居,无限度地支配学生的自由,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外国导师中则有不少人在指导方式上缺少人情味,导致导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很难建立起信赖关系,甚至造成学生的心理问题。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导师还是supervisor,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学术上指导学生,师生关系的中心都应该是学生的学术研究。无论是亲密的师门,还是专业的“监督人”,文化差异不应该影响导师指导的最终结果,即学生在学术上有所突破,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我想念我硕士时期的师门“家庭”,也享受我现在的博士生活,我知道,当我陷入思考困境,或者论文写作遇到难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向我的导师们求助,他们也愿意时刻做我求学路上的掌灯人。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师生关系胡波之前,我在一所独立学院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每学期至少带两个大班,每班将近120人,而每学期都要重新分班。因为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为了方便联系,开学初建立班级群就很有必要。面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除了面对面授课,通过社交软件在线交流,就是我近些年和学生沟通的主要方式。我注意到,对于大一新生而言,最密集的交流时间就是开学初的第1-2周,他们会咨询很多细节问题,包括教室在哪里、上课带哪本书、考试考证的信息,还有部分学生会在群里询问眼镜店、打印店在哪里等生活问题。因为不少大一新生还保留着高中阶段的思维方式,还有同事收到学生私发的诸如“老师,现在能上厕所吗”之类的问题,让人啼笑皆非。然而,一旦适应了大学生活,学生和教师的沟通就会减少。等到了高年级阶段,少部分学生又会主动联系老师,询问一些考试、就业、出国等方面的问题。换言之,不同年级的学生,跟教师沟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而学生之间也存在着主动与否的差别,不少性格内敛的学生并不愿意和教师主动交流。当下,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的专业分工,也使得不同身份的教师和学生的沟通频率、沟通内容不尽相同。辅导员和学生沟通的内容往往事无巨细,学习、生活、个人感情、社团活动、人际交往等,无所不包。我作为任课教师,和学生交流的问题以学业、就业为主。部分与我较熟悉的高年级学生,偶尔也会谈及一些个人情感问题,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前提是他们对老师拥有绝对的信任。总体而言,任课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大多局限于专业知识,少部分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的教师,了解和关注学生可能更多一些。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似乎又近了一层。但是,这种关系的拉近,并不代表师生边界的模糊。我以为,仍然需要以学业、论文指导为重心。师生关系异化的表现有:让学生长期帮助教师完成个人私事,彻底沦为导师的“佣人”,利用手里的掌控权谋取私利,让学生成为自己科研项目的“打工仔”,甚至侵占学生的科研成果,故意延长学生的毕业年限。所幸的是,这样的“黑心”导师往往出现在新闻里,属于少数的“奇葩”。我自读博一年多以来,身边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案例。跟工科生不同,作为文科生,我们依然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师”,而不是变了味的“老板”。因为多数文科博士生并没有实验室,也不需要在导师的监控下,天天打卡、坐班。我们和导师之间的沟通,以在线交流居多,面对面沟通相对较少,但这并不影响沟通的效果。导师应该怎样关心学生,对学生关心哪些方面,不同性格的导师,其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此外,在研究生群体中,有从没离开校园的应届本科生,有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校园的学生;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面对不同背景的学生,导师与其交流的内容和频率,自然也会有所不同。以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为例,我与导师沟通的内容还是以论文写作为主。因为我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又是辞职来读博的,平时偶尔也会谈及家庭、工作和就业的问题。至于在沟通和回复的方式上,有的老师会“秒回”,有的老师会“佛系”,这也是由其性格特点、个人习惯、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导师还将自己所有指导过的研究生(包括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和在校生)建了一个将近100人的群,他经常会在群里主动转发一些就业、学术信息及论文写作的建议等。在科研上,他也会帮助一些从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这些无疑都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说到底,师生之间的交往始终是由教师主导的。教师在师生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平等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还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直接体现出教师所秉持的教育观念。导师在和研究生交往的过程中,都应当有相应的边界意识。总之,对学生严格要求,传道授业解惑,做好本职工作,这是对合格教师最起码的要求,而要成为有人格魅力的老师,便是更高境界的追求了。或许缺少温情 可我觉得“老板”导师没什么不好薄世笙有人说,当下的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授业师徒”,变得越来越像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对此,我深以为然。我对这个问题算得上有发言权——因为我便是一个每天都把“老板”挂在嘴边,跟着导师做实验、搞科研的在读博士生。实事求是地讲,我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情况几乎毫不了解,因此不敢妄加评判。但是,对于理工领域的导生关系,我还是相当熟悉的。每天早上起床抵达实验室,于我而言仿佛打卡上班;晚上整理数据,锁门离开时,则酷似下班回家;每周的导生组会,如同定期召开的员工例会;而导师定期分发给我们的劳务报酬,更像工资的变种翻版。不论从哪个细节上看,我们所处的科研团队都像极了一个小小的公司,领导团队的导师自然要扮演“老板”的角色,而我们这群博士生,自然也就成了“雇员”。在我身边一些并未读博从事科研的朋友眼里,这样的导生关系,让他们颇有一种不适感。相比于“授业师徒”之间的脉脉温情,这种类似雇主与雇员的工作关系,似乎显得冰冷、坚硬而不近人情,以至于让他们发出“人心不古”之类的感慨。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善意的出发点,但在很多问题上,作为“局内人”的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造成这种认知差别的原因,是我对当下科研工作的大环境与大背景的了解与理解。从事科研工作,是我自小以来的理想。尽管理想从未改变,但伴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对科研工作的理解却产生了不少深刻的变化。小时候,我想象中的科学家,都是如同牛顿、爱因斯坦一般,能够以一己之力发现一套理论,颠覆整个学科的“牛人”。然而,当我进入大学之后,我很快便发现了今日之科研与往日的不同。牛顿与爱因斯坦固然伟大,但他们所处的那个粗放、基础的科研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任何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要在今天的环境下有所成就,都离不开大量的经费与人力投入,以及高效、有序的团队合作。在大学里,一个导师及其带领的博士生,乃是最核心也最基本的科研团队,而“准工作化”的管理方式,正是让团队能够高效、有序运行的最优模式。对于导师而言,学生不仅仅是他们科研事业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也是为其科研项目添柴助力的重要人力资源;而对学生而言,导师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学术引路人,也是为其提供重要物质条件,使其能够做出成果的平台搭建者。导师与学生之间各取所需,构成了维系这种“类工作关系”的基础,只要这种关系能够处在校方有效的监管之下,不至于扭曲失衡,双方便能同时从中获益。科研团队高效运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这对国家的科研事业与科学发展也大有裨益。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样的导生关系,其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尽管我不得不承认:“老板”的称谓听起来确实没有“师父”温暖,为“老板”工作时也难免心生疲惫,但与科研工作的现实需求相比,这些缺憾都只能说是某种“必要的代价”。或许过去的导生关系更加私人化、更显温情,但在今天的科研形势之下,这种准工作化的导生关系,无疑最能适应现实情况。达尔文通过进化论指出:是环境选择了生物演化的方向,而很多社会现象的变化,其实也是外部环境的选择,而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作为一个“高产”实验室的一员,我既是这种新型导生关系的亲历者,也是其受益者。因此,即便我有时也会心生怨气,但还是会坚定地履行自己在实验室里的职责,对“老板”安排的科研任务负责到底。当然,这种体制也存在弊端,我身边也发生过个别导师利用手中的影响力对学生进行“压榨”的不良现象,但面对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针对性地保护学生的基本权益,对不良导师加以处理,而不应把批判的枪口对准导生关系本身。既然教学相长就尽量不要耳提面命王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各方面成长,有其自身特质。对大学老师们来说,如何与研究生沟通?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之中,这是一门艺术,也是挑战。难点有二。一是如何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如何找到95后研究生的有效沟通方式。说实话,我自己仍处于摸索中。既然是教学相长,就要避免强迫,尽量不要耳提面命。教师并非无所用心,相反,这是教师的用心之处。最佳情况,也许是在沟通的时候,连学生都没有意识到教育正在发生,但思路、观念、启发,已经悄悄然进入头脑,成为其“私有财产”而毫无“违和感”。实事求是地说,我本人很难做到这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体来说,研究生比本科生处于更高一个阶段的成长过程。从最直觉的感性层面仔细观察本科生的行为举止,就会发现有趣的不同。比如,本科生在等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在几级台阶之间挪动跳跃,研究生则会静立不动。从穿着方面看,研究生阶段已经步入“消费秩序”,男女生皆然。以我们文科院系为例,本科女生特别在低年级,往往背着双肩背包,而研究生女生则多携文艺帆布袋或“包包”了。我之前在大学中文系任教,5年间眼看着几批本科生从幼稚走向成熟。2013年年底,当我要奔赴另一所大学工作的时候,有几位研究生请我吃饭。按照古今中外的标准,她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是看着她们从本科阶段成长起来的,但在那天之前一直没有留意到她们从谈吐到思维以及个人风格,都已经与本科生时代很不同了。再一想,这不是很正常吗?本科4年,正是一个人从中学时代向成年过渡的阶段。而且,研究生对教师的依赖比本科生要少。此时,一个人的人生观已经趋于定型,思维方式乃至于学术倾向也日益明显,生活习惯也趋于固化。他们面临的生活世界比本科生要广阔复杂得多,与各种抉择不期而遇,焦虑与疑惑并存。处于此阶段的他们,很难从空前的复杂世界中提炼出清晰的问题,遑论答案了。此时教师若不明就里地指手画脚,只会招致敷衍与躲避,甚至给对方带来伤害。此正是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即前面说的两大难点:如何做到知己知彼,如何找到有效沟通方式?对我来说,这都是尚未解决的难题。社会生活与学术生活的年龄差、时代差,使得每一位教师的洞见和教训,都不可能原样复制到目前以95后为主体的研究生心里。拿我本人来说,我没有在国内读研究生的经验,硕博都是在国外读的,还曾在央企工作多年,这些经历与学生们截然不同。而且,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教师需要在不经意的“各言其志”的交流之中,寻找针对不同个体的有效、具体又特殊的沟通方式,殊为不易。正如教育学者丛日云所说:“生活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自己也时常感到迷茫,不知该怎样活着,怎样做人,我又拿什么去教学生呢?……况且,人生有不同的道路,生活有不同的模式,这需要学生自己去作抉择。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他诚然可以向老师求教,但更需要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学习,向同伴学习,而教师也需要向学生学习。”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说到底,科学与理性带给人谦卑,和认真为上。对学生宁可拘谨慎言,也不要过于自信地耳提面命。摒弃门户之见 让学生自由飞翔曹东勃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进而开展一种探究性的教学、掀起一场课堂革命,大体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风靡全球教育界的一个基本趋势,也与全国高校本科教育会议提出的“以本为本,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要求相契合。不过,同样的道理,到了研究生培养阶段,面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境。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形成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张从本科传导到研究生,本科扩招过程中陆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一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显现。一个突出问题是“生师比”的失调,导致导师的指导不到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校教师在面临沉重的教学科研压力之余,能够指导带教和承受的研究生规模、数量,也存在一个最优边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位新晋硕导、博导,在其指导学生的最初几年,尚能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优长开展有效的指导,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大约3年左右,当他所带的学生覆盖到全部年级阶段并稳定到一个较高规模水平后,就不免力不从心、渐露疲态,很难顾及到每个学生的成长,其关注和指导的力度就会下降,学生的获得感也会下降。从我个人指导研究生的情况来看,大约硕士生是每年2-3人,博士生每年1人。如果满负荷工作的话,所指导的研究生规模就达到7-9人。如何确保培养的质量,对每位学生负责?导师对学生是一种“一对多”的局面,而从“以学生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却是“一对一”的——每位学生只有一个导师。这是一对矛盾。所以,我一方面提醒自己作为导师,要时刻注意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尽最大努力增加与学生的接触、沟通;另一方面,也在和学生的交流中建议他们“反周期调节”。对硕士生来说,在图书馆读书的时间会更多,相对于博士生而言,被导师找去讨论的机会更少,那么有时就需要更为主动地与导师沟通交流;而对博士生来说,要反过来去增加自己沉下心来坐冷板凳、研读经典的时间,形成一种对冲。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形成一种基于“学生、学习、学术”的开放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包容传统的“师门”所内涵的师生关系。除此之外,应当有一种相互砥砺、促进共同成长的愿景。须知,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其基本的组织方式早已不再是本科生的班级制,但独行快、众行远,每个研究生仍然有构建新的集体认同的强烈需求。开展读书会,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开展集体学术项目,到乡村田野、工厂车间进行社会调研。这些都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有效手段。强调上述方面,绝非为导师松绑、卸责,而是要促使导师把心思真正聚焦在“引导”“塑造”上。相当数量的导师也比较认同的一种流俗见解是,把导师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指导论文写作,甚至个别导师连这一点都做得不到位。等而下之者,则把“导师—学生”的关系异化为“老板—雇工”关系。实际上,导师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导学”,在于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在于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碰撞思想、分享体验、触发灵感、激励创新,构成不可分割、互为助力、相互成全、互相成就的学术共同体。导师不仅是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老师,还应该是研究生科学研究上的合作伙伴、思想修养上的主要责任人、健康生活上的重要监督者。到了特定的抉择时刻,导师还要学会“放手”——为了学生更好的成长,摒弃那些“拱卫山头”的“门户之见”和留用身边的私心杂念,放他们“自由飞翔”。这样的定位,是对传统意义上完成任务型的“导师—学生”关系的一种超越,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高质量“师生关系”。教育是一个慢变量,教书、育人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导师需要在实践摸索中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像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那样,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复旦的列车载着2020届校友即将达到校园生活的目的地。回顾这段旅途,你首先会从哪里说起呢?是感恩生在这一时代何其有幸?是与复旦的第一次相遇?还是难忘的师生情与同窗情?抑或是陪伴自己度过这段岁月的恩亲、伴侣、朋友?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复旦人的论文致谢,去回忆那被珍藏的温暖与时光。致时代在这不平凡的庚子年,感谢抗击新冠疫情的逆行者们,你们的无私无畏拯救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你们的负重前行换来了社会的健康安定,你们逆行的身影是2020年最美的风景。愿国泰民安,多喜乐,长安宁。(高分子科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 张雪纯)提笔写下这段文字时,距离离开复旦还有近三月时光。今年恰逢2020庚子鼠年,一场疫情席卷中国并逐渐向全世界蔓延开。虽开局不顺,但政府反应迅速、处理得当,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如今中国的鼎盛富强已逐渐向世人展现,游学生活于这样和平繁荣的年代实属吾幸。(环境科学与工程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 徐小雅)致母校在复旦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忙碌而又充实,毕业之际非常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复旦提供的学习、生活环境,感谢指导教师周嘉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刘安教授以及复旦大学MEMS课题组成员的无私帮助。博士毕业论文以及期刊/会议论文都凝结着在复旦拼搏和努力的汗水,见证着强者自强的精神。初识复旦感到惊艳,即将离开感到十分不舍。乘风破浪更进一步,带着希冀再次起航,回报母校的培养之恩。(微电子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杜林)站在象牙塔的门前,回望在这里的点点滴滴,我感恩自己能与复旦相遇,感谢自己在复旦遇到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今日已告别从前,不管走得多远,你的名字旦复旦兮,今生永相伴”。(法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张恺晨)致导师回首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实在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人。我的导师华茉莉老师是一位极其负责任的老师,对待学术和科研项目严谨认真,给予了我很多科研学习上的帮助,在我遇到疑惑或者科研受阻时,都会与她及时沟通讨论。华老师除了在学术上对我的指导,她乐观自信的性格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她经常和我说,“需要对自己有信心,才有坚持做下去的动力,”希望以后我也可以像华老师一样,遇到困难时不畏挫折,更加独立、自信和从容。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也会继续努力进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张倩倩)吾师杨新教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学识渊博,为人温文尔雅,虚怀若谷,宽仁大度,德高望重,为晚辈之楷模,敬仰之心如滔滔江水,吾虽不善言辞,内向忸怩,然每念师恩,便感激涕零无以言表,今当离别,祝吾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文章症结承蒙先生陆晓慧循循善诱,才得以开解,陆先生性格直爽,睿智过人,富有智慧,微言大义,吾受益良多,感激不尽。先生王笑非于吾求学第二载国外归来,虽相谈甚少,然每逢组会之际便可闻王先生于学术之真知灼见,王先生之于学术的热忱与兢兢业业乃令吾所动容。先生陈宏自吾进组以前便管理科研仪器之事,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吾与陈先生交谈虽少,但深感其和蔼近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 徐小雅)首先,我要诚挚地感谢我的导师——李嫣教授。在实验的完成上,李老师总是会耐心地指导、启发每次遇到问题就心烦意乱、脑袋发懵的我;在写论文或答辩时,李老师每次都会细心、负责地帮我修改,尤其是在逻辑方面,我受益良多;在求职方面,李老师会比我自己还要关心未来的就业和发展,也在求职的心理和策略方面帮助了我许多;在日常的生活中,李老师总是温柔宽和,更像个会时常与我们谈心、投喂我们零食水果的大姐姐。我很感谢李老师能给我在这个课题组读研的机会,能让我在钻研学术、奋力实验的同时,还收获像家庭一样的温暖。感谢段更利教授对我学习和生活的关切与教诲。段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他教导我们要爱护身体、潜心科研的话语还是时常会萦绕在我耳畔。(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李佳佳)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感谢我的导师张卫教授三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他平时非常忙碌,但是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有问题找他,他都会耐心地帮我们答疑解惑。从他的身上,我学会了很多很多,尤其是如何为人处事、如何搞好科研。他教会我们要学会拒绝、专注少数事、更加自律、拓展好奇心。(微电子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蒋西西)七年复旦法学生涯中最幸运的,莫过于成为王伟老师的学生。在那之前我沉默而胆怯,始终将自己隔绝于缤纷大学生活的寂静一隅。王伟老师欣赏我、接纳我,以他的真诚善良和人文精神让我放下思虑、打开心扉,可谓知遇至深。他勉励我以万卷书和万里路丈量世界;毫不吝啬地为我指引人生的方向也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所作出的选择。在王伟老师的鼓励下,我在档案馆里触摸近代法学博士们的信笺和心迹;前往康奈尔法学院交换,在高山白雪间度过一段弥足珍贵的时光。对我的毕业论文他更是逐字逐句审阅、细致到每个尾注和标点。(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曾晶)致同窗我要感谢我的师门同窗徐洋、严冬同学,在调研中她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对于论文写作需要的画图软件倾囊相授,对于文献资料查询收集、论文选题的建议,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无数个深夜我们的思索、畅谈,甚至是争执,都使我看到了学术研究前途的光明,发现了益友的珍贵。在她们身上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女子力”!还要感谢师门的聂然、赖舜林、翟如月同学,让我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认识她们是我的幸运。我衷心地祝愿我的师门同窗姐妹们在学术和人生路上都有各自的成就!(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 田澍瑶)茫茫人海就像一片戈壁滩,我们就是滩中的沙砾,不过有了同门师兄弟姐妹们的陪伴使我不再感到渺小和孤独。在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候,流淌着轻快的音符,这些音符汇集在一起,结成了美丽的主旋律,这就是生命划过的痕迹。感谢张敏师姐、赵东辉师兄、郭晓娇师妹、范泽慧师妹、祝心怡师妹。因为有了您们的陪伴,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反而时常会被您们的温暖所感动到!(微电子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蒋西西)致恩亲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养育了我,同时也一直支持着我在学术与生活上不断地进步,他们是我最爱的人,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陪伴是断然不会有今天的我。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秦婉,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她也是我永远的榜样,我们对于爱情和未来的信念也是我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动力,未来的生活我们也将携手共进,一起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姜思宇)我要感谢给予我幸福家庭的爸爸妈妈,你们的爱陪伴着我经历了所有或重要、或平常的人生旅程,让我始终自信从容;你们的教导和以身作则,让我始终谦虚平和、与人为善。这是我生来就享有的宝贵礼物,我很珍惜也很感激。(法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张恺晨)致好友舍友是我研究生生涯最暖心的馈赠,感谢复旦让一群可爱的姑娘们相遇。我请小可爱们,选一种花代表自己:长腿选了温暖向阳的太阳花,媛媛选了清香四溢的百合花,静静选了不可或缺的满天星,明华选了强生命力的仙人掌,冉冉选了喜庆好看的红芍药,而我选了素洁玲珑的茉莉花。这六朵花终于有了各自的花名,她们相遇在铺满阳光的山顶上,即使被风吹散仍会相聚在天涯。(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王明月)感谢三年来一起学习、共同成长的同学们。开心时,一起分享;低落时,彼此陪伴。是你们的支持和关心让我不觉孤单,共享温暖。借此机会我还想特别感谢复旦语馨社的小伙伴们,三年的朝夕相处让我拥有了别样的校园生活,你们的出现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下一个路口再会。(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钟荣)包罗万象区提笔落笔间,时光倏忽而过。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我收藏了许多令人铭记的瞬间。三年硕士生涯即将结束,回顾这段在复旦的求学经历,良多感触涌上心头。在这三年的学习期间,我受到了良好的学术熏陶,培养了学术研究的能力和精神。感谢所有学院老师对我的教诲,也感谢唐博辅导员在学院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尤其要感谢我的导师程远老师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学术上的提点。能成为程远老师的学生是我的荣幸,程老师不仅对我的论文写作给予了悉心指导,还支持我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交流学习,并常常启发我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鼓励我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锻造独立的思想和健全的人格。一日程门立雪,终身以心相敬。谨此感谢我的母校、老师、亲人和好友的支持与帮助。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会带着你们馈赠与我的精神财富,砥砺奋斗,不断前行。愿多年后的某天,自己仍会记得这段与各位相处的美好时光,能够怀着自信与坦荡,坐看拂堤杨柳,笑谈广博人生。(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沈轶)在此我想感谢我珍爱的亲人这些年来对我的包容,理解和体谅。谢谢我的父母,是你们无私的付出让我有动力不断进步;谢谢我的哥哥和妹妹,是你们无条件的支持让我有精力专注学业;谢谢我曾经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是你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有勇气追求梦想。因为你们会永远站在我身后,艰难困苦都不足为惧。最后,向所有给我温暖和力量的老师同学,亲人朋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感谢。未来常挂思念,倍怀感激!(生命科学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刘雪欢)文采组所有的一切都已包裹进我的行囊,留作对复旦的念想。时光总是如云烟般远去,然求学路漫漫,岂问终程?回望三年求学生涯,虽困难、坎坷、挫折无数,但庆幸自己有良师相伴、益友相随、至亲相爱。奋斗着,不断奋斗着,踏向明天。日夕归来,仍是那个翩翩少年。(环境科学与工程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 杨小龙)所有过往,皆为序曲。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欢乐时光,永不相忘。虽各自天涯,亦心存挂念,惟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李亚楠)丙子初学,庚子卒业,两纪寒窗,学海参商。丙申之岁,幸遇恩师,结缘邯郸,承自由而无用之志。然时有涯,而知无涯,虽切问近思,成此拙作,仍愧于博学笃志之训。四载春秋,承师友亲恩良多,由是感激,拙文代语,聊表谢忱。吾师者,武培怡教授也!教授少年天资,舞勺之年,登南大学堂,成金陵佳话。后远渡重洋,习夷高技,返利中华,国之杰青也!组会上,博览五车,授业解惑,敦敦教导,能者为师。闲暇间,通古博今,觥筹交错,侃侃而谈,智者为友。恩师于我,再造学业之恩,当铭记于心。然学生愚钝,术业不精,有负师之所望,甚是惭愧。唯念恩师贵体安康,师门佳作如流。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恩,山高水长。(高分子科学系2016级博士研究生 胡波剑)喜悦与感动,温暖与回忆,难忘与不舍,这些时光都凝聚在了毕业论文的最后一页。,欢迎在留言区说出你的致谢,致谢所遇之人,感恩助己之人。最后祝愿大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毕业快乐!来源:复旦大学 复旦研究生 撰稿 黄庆辉 编辑 黄庆辉
近日来,藏族小伙丁真在摄影师胡波的拍摄下,一镜走红网络。成为众多网民和媒体关注的对象,据初步统计,微博热搜关于丁真的话题有20个,累计阅读量突破42亿人次。一个平凡人在短时间内受到关注度之大,有很多明星都无法相比。目前,很多网友都把关注点放在丁真的未来走向。他做什么工作,收入怎么样,给家乡带来什么样效益等等。出于个人的关注点,我还是想来研究一下,丁真走红的背后,到底谁是幕后推手。根据媒体报道的信息显示,最初拍摄丁真的摄影师叫胡波。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胡波告诉记者,他有着“世界高城的微笑”的藏区拍摄计划,表达的核心内容是——最高级的表情就是微笑,而主角并不是丁真,是丁真的弟弟。丁真当时在去买泡面的路上,与摄影师相遇,才有了这场邂逅。如今丁真持续走红,各路网红公司签约、综艺节目邀请等声音层出不穷,但目前最确切的消息就是,11月18日,丁真与四川理塘县国资委下属的一家国有公司进行签约,成为理塘县的旅游大使。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目前“丁真”商标已被多家公司抢注。丁真出名了,有流量了,各路江湖人士都想蹭他的热度。随着丁真不断走红,也开始传出最初拍摄他的摄影师胡波,与丁真渐渐疏远,甚至有人称是被资本截胡了。记得丁真刚火的时候,是摄影师与丁真一起开直播,摄影师作为幕后旁白音。但有网友质疑摄影师是在利用丁真挣钱,太商业化了。在后来,就再也没有怎么看见丁真和摄影师一起直播了。摄影师胡波那么,这位一手捧红丁真的摄影师胡波,究竟是何方神圣?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查到了摄影师胡波的真实身份。微博实名认证为“微笑收藏家波哥”,正是摄影师胡波的社交账号。在他的简介里显示,胡波是纪录片独立制作人,手机原创视频,收藏动人微笑。正是这位摄影师,一手捧红了丁真。
一夜之间,一个名叫丁真的康巴汉子就迅速在全国蹿红,流量甚至直逼当红小生。网友们在关注丁真的同时,也在12月10日发现,丁真背后的"最强经纪人"其实也不简单。丁真签约过程全曝光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丁真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放牛娃"一跃成为全网关注的流量宠儿。12月9日晚,有媒体报道了发现丁真、签约丁真的整个全过程。最先发现丁真,将他推向风口浪尖的,是摄影师胡波。胡波最先开始其实是主拍丁真的舅舅四朗罗布的。丁真的舅舅因长得酷似港台巨星郑伊健,在网络上小有热度。一开始胡波就想签舅舅,还提出了业界通用的三七分成,却被舅舅以照顾家人为由拒绝了。一次偶然的机会,胡波遇到了来舅舅家吃饭的丁真,没想到随手一拍并上传到网上,竟意外走红全网,让他生平第一次收获了几十万个赞和七八百万的流量。紧接着,胡波就趁热打铁,约了丁真开起了直播,一开场就有3000多万的观看量,流量惊人。这些数字都意味着,丁真已经火了。本来,胡波还打算带着丁真再次外出拍摄,时间就定在直播的三天后。谁料,丁真一家人却被旅投公司的人给接走了。这半路突然杀出来的"程咬金",一下子让胡波有了紧迫感。之后的几天里,胡波和旅投公司的人虽然明面上说要公平竞争,让丁真自己抉择,但其实暗里里也在拼命地较量着。两边都想要签下丁真,但各有各的打算。为了签下丁真,旅投公司的内部经历了激烈的讨论。期间,四川省甘孜州的领导还给旅投公司打过电话,索要丁真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不已,以为是想从中"截胡",但其实只是帮助沟通旅游宣传片的事情。经过多轮的谈判与沟通,丁真的父母最终选择信任国企,于是签约到了旅投公司。这场惊心动魄的"抢人大战"才算落下帷幕。"最强经纪人"名不虚传事实上,签下丁真对于旅投公司来说,才只是一场"硬仗"的开始。作为一个高原上的初创团队,对时下最流行的短视频、互联网知识都不甚了解的他们,也只能是摸索着前进。维持住丁真目前的流量与热度,引领着丁真这艘大船前进的幕后之手,就是文旅公司的老板杜冬。因为丁真的爆红,他也被称为了"最强经纪人"。杜冬出生于南京,拥有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和西藏大学宗教学的双硕士学位,曾经是一名在上海国企工作的白领,翻译过小说和艺术史,算得上的一个"宝藏男孩"。2007年,杜冬第一次来到理塘,就对一个叫曲西的藏族姑娘一见钟情。之后,杜冬就经常来到这里,还为姑娘写下了15万字的情书,最终整理出版为《康巴情书》。虽然曲西"十动然拒",最终嫁给了别人,但这也并没有影响杜冬继续喜欢这里。2011年,他辞掉了上海的稳定工作,从上海远赴西藏求学。充分掌握了藏族的文化和语言后,他回到了理塘,开始为理塘"代言"。在9日采访中,杜冬说,自己只有在讲英文的时候才会觉得放松,说中文实在是太累了,一听就是老"凡尔赛"了。其实当初杜冬的理想生活是跑到乡下种大米,抽空再写一些怪诞小说。谁料,如今却扛下了"最强经纪人"的担子。杜冬为理塘带去了咖啡和互联网,现在他也在努力地帮助丁真,带着他最喜爱的理塘,走到世人的面前。这件极富理想主义的事情,或许也就只有他这样的"老文青"能干得出来了。祝福理塘,也祝福丁真永葆纯真!#丁真爆红网络背后的故事#、#经纪人#、#丁真#作者:十七责编:饶舌歌手阿瘪娱乐圈的最新动态还有:张柏芝妈无惧高额罚款,与男友当街抽同根烟!女儿被传狂捞2500万章泽天逛街遭偶遇,清纯美貌依旧引路人赞叹,未见刘强东陪伴身影辛巴被立案调查,多辖区监管部门协同工作,或面临15年有期徒刑
最近,关于年轻人“怕老”的话题忽然热起来,“1992中年危机”袭来,心灵鸡汤能不能治好这种焦虑症引发争议。细想一下,觉得“怕老”其实是个伪命题。每个时代,都会有类似的“焦虑”,总有一种成长叫“自然变老”:有的人老了,他却年轻着;有的人年轻着,他却老了。任楚翘(司法工作者)年轻和老化,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再好的化妆品、保健品或美容术,都只能暂缓衰老的速度。而真正的“不老青春”是不分年龄的,是生命健康成长的“年轻态”。前几天与90后(今年93岁)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坐在一起聊天,听她单纯的笑声、幽默童真的敏捷反应,自愧自己比她还要“老”呢!黄伯欣(商业分析师)与其大呼小叫炒作“怕老”,不如更多地关注“怕老”背后的现实问题;与其用心灵鸡汤喂点解渴之料,不如传授“治人生如烹小鲜”的厨艺妙道。陈胜辉(证券公司高级经理)因为一些年轻人,虽然有基于社会压力下“不想太早长大”的倾向,但越来越主动地用自己的开放性、创造力、责任感,去潜移默化影响着有些浮躁的现实。譬如两会前《中国青年报》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养老话题”是年轻人最关心话题之一,不是简单“怕老”,而是关心实在的一系列相关改革。同时,另一项社调表明,在新的公益志愿行动中,80后、90后越来越成为参与主体,有些人甚至已把它当做自己新的生活方式。李洋(广告策划)未来已来。要真心实意向年轻一代学习,用经验、真情、对话、举措,更好地提供服务,充满信任地和年轻人一起,努力传承优秀文化,创建一个不急功近利、从容平等的新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社会生态系统,来自于一项项惠及年轻人的“实招”。比如,制定并解读、执行好民法总则中婚姻、继承等与“老”相关的法规政策,就是一种最好的平等性权利保障;为创新创业“松绑”,更进一步简政放权,就是给年轻人成长插上翅膀;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等改革,可以更好地让年轻人的教育与现实需求接轨;在控制调节高房价的同时,推动更多城镇化改革和观念变革,让就业机会、住租政策、城镇发展等能更好地协调及均衡发展。陈天驰(自由摄影师、酒吧侍者)当然,年轻人也要向长者、智者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曾经对几位年轻弟子说自己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其中也反映出年轻人的成长,要有更高的理想追求,这样才能有“时尚颜值、事业峰值、奋斗价值”,才会有一个终老无悔的青春。王赫然(导演)“怕老”虽然是个伪命题,其折射出来的心理问题、教育问题、成长问题、就业问题、社会问题等,却都是真课题,需要无论年龄大小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相互携手,攻坚克难,从容应对,向上向善。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实需要的“好活法,年轻态”。许艺晴(音乐公司媒体宣传)杨涛(基金公司业务经理)@马铃薯小土豆:已婚,老公80后,从恋爱到结婚没有任何代沟的感觉,婚后生活波澜不惊,家和单位两点一线,日常开支吃喝大头,不再有年少轻狂和异想天开。夜深人静时,突然想起少年的梦,唏嘘不已,人未老,心已平。@戴烈:每个人都有烦恼。作为一名90后,工作上,我刚刚起步,很多业务、技能并不熟悉,必须奋起直追;感情上,心目中的“女神”还没出现,还要时不时应对各种相亲,让人哭笑不得;身体上,因为长时间加班熬夜,感觉“身体被掏空”。好在我的心态良好,如果天天愁眉苦脸的,亲朋好友怎么会叫我“开心果”呢?@胡波:单纯地用年龄划分人生阶段,注定带有片面性。没有不老的青春,没有不退场的一代。中年危机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和心智模式,除却外部压力,总会有其内在共核的东西——那就是不断增长的生活阅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内在的反思和进步。@酒神祭祀:问题不是中年危机,而是感觉自己会孤独终老,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感觉越来越强烈。@焦陆杰:没有女朋友,没有车子,更没有在雄安新区买一套房子,我就莫名其妙地步入了“中年”,心中确有不甘。其实,只要每天都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每天都能努力追逐理想,那么,不管这个年龄线如何划定,自己的青春之火都将永不熄灭。@梦迪:95后路过,毫无中年危机之感。加入“考研党”群体,大学生活开始变得简单、安静、平和。有没有危机,关键看是否有压力,以及心态如何。我不想25岁就死在“人生定型”的魔咒下缙闻20岁刚出头时,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彼时听说有一种“25岁魔咒”,就是当你25岁的时候,人生就会基本定型,甚至能据此想见几十年后的生活。就像紧箍时刻箍在我的头顶,每每念及这个魔咒,头痛欲裂。如果不能在25岁以前找到称心的工作,做出不菲的业绩,拿到丰厚的薪水,按照“25岁魔咒理论”,我就没有办法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实现财务自由,也就没有办法攒够首付,没有办法买学区房,不能给孩子优渥的物质条件,也就没有办法实现梦想。所以,必须拼命做出点什么,尽可能比同龄人更早“出任CEO、嫁给高富帅”。后来,传说中的25岁人生警钟终于敲响,我自然没有出任CEO,更没有身价倍涨,攒够首付买学区房。然而,所有这些不能实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世界末日并不会就此降临。如今再去回答那个人生中的“玛雅预言”,验证我的人生是否就将从此定型,我只想说一句:去他的“25岁魔咒理论”。除非是巫师,谁能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至少,现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已是我20岁出头时不能想见的。这些细节可能赋予人生几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那么十年、二十年后,我的生活又岂是以现在的状态和阅历能够预见的?人生是动态的,也充满未知性。在人生的任意节点上,都存在着改变和重启的可能性。人生想要何时重启,想以何种方式重启,完全取决于个人改变现有生活的意愿,和把这种意愿付诸行动的勇气。一个人是否拥有强烈的意念,拥有非凡的勇气,都与年龄无关,只与心态有关。所谓的“25岁魔咒理论”,不过是在人生苦短的警醒下,想要尝试生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却又不敢作出改变的年龄焦虑而已。和“25岁魔咒理论”一样,年龄焦虑有着各种各样的变种,例如最近开始流行的“90后中年危机”。最开始看到《金正男遭1988年中年妇女刺杀》新闻标题的时候,同龄人也只是权当玩笑地说“1988年中年妇女算什么,32岁都算老年得子了”。此前,在某篇关于赵雷的文章当中,赫然写着“赵雷母亲32岁老年得子”。32岁正当年,怎么能算老年得子呢?90后的调侃者们在自黑,却没想到“听者有意”。从90后已垂垂老矣,一路讨论到中年危机,竟然引发了强烈共鸣。从联合国官方微博发布“青年”定义,把1992年出生的人划分到中年人行列,到《新华每日电讯》一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年危机”确实存在的文章刷屏,指出澳大利亚人幸福感最低的是在25岁到74岁中间。“90后中年危机”和“25岁魔咒理论”一样,完全就是鸵鸟心态的孪生兄弟,给想要尝试人生多样性却又没有胆量的人一剂心理安慰。你看,有很多人和你我一样,都是因为生活压力,才放弃了理想;都是因为社会不公,才怀才不遇;都作出了诸多努力,但终究没有回报。所以,在焦虑中妥协,在危机中老去。当然,在房价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我并不想对所有90后的“中年人”说,人生不只有眼前的苟且,大胆奔向诗和远方;但生活压力并不等同于生活焦虑。用什么样的心态对抗现实压力,对抗年龄的增长和自然机能的退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就算没有大刀阔斧改变人生的勇气,至少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若能时刻主动接受社会改变的信息,也就不会害怕被时代抛弃。你可以不认同TFboys,可以不喜欢韩流,可以不玩《王者荣耀》;但你不能在全然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充满鄙夷地说:“喜欢这些玩意的都是些没有主见的小屁孩。”当你说出这种话的时候,首先在心态上已经老去。因为你不知道,或许某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就在你鄙视的那些从未了解过的新玩意中。想到2011年去世的北大法学泰斗芮沐先生。他在103年的一生当中,始终保持着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好奇心。80多岁的时候,电子游戏刚刚开始风靡,他跑到大商场的顶层游戏厅打游戏,老伴站在一旁无奈地等待,周围全是10岁左右的小孩。这种状态令人羡慕。希望在我80岁的时候,也能保持这样的童真,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不要25岁就已死在所谓“人生定型”的魔咒下,直到75岁再埋葬。孤独换来这个年龄独有而珍贵的自由杨涛25岁生日和平常并没有什么差别,除了办理信用卡的银行和航空公司发来的祝福,以及QQ上的生日提醒。依旧是挤地铁,上班,下班,挤地铁。回家后,照常打开外卖软件,边等待送餐小哥,边刷豆瓣和知乎,然后看着一集《老友记》吃完晚饭。工作两年多来,大多时候都是这样重复,就像模具刻出来的。说实话,我自己还是挺满意这种状态的,只不过时有时无的孤独感分外强烈。说孤独又有点矫情。上班时,我每天至少要打十几个电话,每周平均要和客户吃饭三次,周末还能约着同学朋友玩桌游打麻将。25岁的孤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困惑与尴尬。校园里,同学纷纷走进职场,各自陷进了自己那一方逼仄的角落,或苦苦挣扎,或风生水起,偶尔相见也不过各自惊叹于日益增长的酒量和渐渐隆起的肚腩。自己和工作伙伴打起交道来依然生涩慎微,多一分显得谄媚,少一分又疏于冷漠。因此,大多时候,我还是一个人乐得自在。很多时候,孤独并没有明显的心理副作用,只是在时间面前显露出无比的杀伤力。一个人的日子往往觉得时光漫长,每年却总有那几个时点提醒你青春飞逝,比如春节,比如生日,于是一次又一次觉得人生蹉跎,一事无成。就像这普通而糟糕的一天。上次那个丢失了汇款单的国企财务女主管,今天又打电话过来质问为什么资金到账时间又晚了五分钟,电话里只能耐心听着她不间断地投诉,同时一个劲地道歉,挂掉电话,立刻上网买束鲜花和水果送过去表达歉意。本来约好中午一起吃饭的客户临时出差,意味着已经就拖了一个月的项目还要继续耽搁。下午开会,领导公布了二季度的业绩指标,高不可攀的数字顿时让即将到来的小长假也难言轻松。当电视里的95后已经在体育场上大展身手,而自己才刚从校园里走出,独自摸索着职场的游戏规则,生硬笨拙地模仿。何况还有那无法绕开、人人为之色变的房价。对于绝大多数外地年轻人而言,若非拉上上一代的全部家当,是断无可能在京城换得一张上车票的。当车门渐渐关闭,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那最后一批乘客。于是,一方面是想象中迈入社会与开始工作的踌躇满志,一方面却是告别象牙塔之后真正意识到自我的渺小与无力。学生时代目标清晰而明确,大多是为了一纸高分,工作之后人生的维度忽然复杂起来,目标也非线形化,再没有一个关于优秀的绝对标准成为努力的方向。大概这就是这个年龄所面临的孤独的真正起源。滴水难以改变洪流的方向,每个人都被时代的浪潮席卷而去,对于终点却一无所知。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与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下,个体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很难说得清今天的某种努力在10年后是否依然有意义。当然,孤独感伴随的焦虑并非总是坏事。它会时刻提醒你不要不切实际,也会让你对成功学鸡汤保持警惕。不是每一个英语教师都能成为俞敏洪,也不是每一个中关村卖电脑的都能成为刘强东。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孤独往往换来的是这个年龄独有而珍贵的自由。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没有功名利禄的光环。当昔日的抱负雄心一点点支离破碎,不可一世的自我形象渐渐坍塌,年龄的增长会慢慢弥合两者间的鸿沟,和前辈一样,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终将会在老去之前接受平凡的命运。“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社会的现实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困顿于世就像在水中挣扎,唯有猛吸口水,纵使不能浮于表面光鲜,也能沉入水底风平浪静蓄力待发。未曾经历沧桑的他们只是累了易之明末清初的女诗人柳如是写过一首诗——《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有这么几句:“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感叹自己白发已生,容颜衰老,化妆品用了一大堆,大有美人迟暮之感。可是,柳如是写这首诗时,才20岁出头。20岁就感叹自己是个“老女人”了,这样看来,今天那些焦虑“中年危机”的90后,真算不得矫情。最近一篇网文《90后,你的中年危机已经杀到》,还有人翻出联合国曾把“15至24岁”定义为青年,引发了集体的情感共鸣。“34岁老来得子”“25岁步入中年”……这些话提醒着“日渐衰老”的90后和“老态龙钟”的80后,你们的似水年华远去了。人生的有限性,是人类永恒的哀婉。是壮怀激烈还是平淡如水,都耗不过岁月的折旧。有意思的是,古人感叹年华易逝,大约是来自短寿的恐惧;在科技进步的今天,人均寿命被大大延长,而心态却没有同步延缓,呈现出早熟与焦虑。笔者有俩硕士同学,毕业不到3年,每每相聚,谈吐间总是绷着一股紧迫感。A同学在国企当秘书,在制度化的升迁序列里,他说“不过在熬年头”。前段时间相聚,竟又瘦削一些,原来他的领导高升,答应将他提个半级,却未能兑现。“这么一来,又耽误个两三年。”A君悲愤难平。在可以预知的未来5年,工资不会大幅提升、生活难言大起色的心态下,他离开了位于长安街边的总部,来到位于五环外郊区的子公司,打算从边缘干起,来一个弯道超车。B同学毕业后读了博士。刚读博士那会儿,想着毕业后留北京,“差点的学校也行”。如今快3年过去,随着房价的上涨,目标日渐萎缩,从“天津也行”,到“省会就行”,到“有安家费哪都行”。读了博士,意味着未来三四年里,虽然有一个安稳温暖的卧榻,却无论社会如何澎湃、房价如何翻滚,自己只能袖手旁观。最近,他更郁闷了些,因为导师说,“你的题目有点大,要不延期毕业一年吧”。不到3年之前,我们犹在谈论《纯粹理性批判》《悲剧的诞生》《存在与时间》,今天,我们的对谈,却浸润着沧桑感。他们老了吗?面相不太明显,我想,他们只是累了。90后这一代人,他们成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物质最为充裕的时代;由于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精神成长得到了整个家庭的密集灌注。他们曾经的标签,是“叛逆”“个性”“自我”,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春洋溢。同时,他们迎来了教育最为漫长的时代,在一线城市,硕士学历几乎是毕业求职的起点。而硕士毕业,年龄就已经落到联合国“青年”定义的边缘。他们一离开校园,就得面对房价高涨、阶层固化、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他们从一个“好好学习——成绩优异——前景光明”单向度的评价体系中脱身,面对的是水无常形的多向度社会规则。在这里,除了勤奋,出身、机遇、眼界、社会关系等,无一不是左右前途的砝码;在这里,不再有决定命运的高考,有没有赶在一次限购之前入手房子,对未来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中年危机”的定义不知凡几,但精神层面的表现大体可归结为一点:焦虑。由此,90后的“中年危机”,并不是缓慢到来的,而是一入职场,人生的种种困惑就纷至沓来。他们有着面对社会急剧变化的彷徨,机遇丛生却难以把握的无力,独生子女的物质、精神重负,成家立业的传统路径对人生的规训。面对这些,90后累了,恰好发现自己不是青年了,于是就“中年危机”了。今天这场90后的“中年危机”,大概是这一代人在脱离了撒娇的年龄之后,最后一次集体性的“撒娇”。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今天,却是压力来得太早,快乐也不那么痛快。面对“中年危机”的集体喟叹,个体化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多读一本书,多培养一个爱好,抵御社会思潮的裹挟;同时,也当有社会化的解决方案,社会如何重塑流动性,回归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未来预期,构建起比较稳固的安全感,或许可以释去年轻人伤春悲秋的愁绪。愿未来社会能呈现更加温情的一面,能托举起“诗和远方”。哪怕90后老了,也可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像伏枥的老骥一样,追寻千里之外的远大。陷入“中年危机”的90后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是谁”李国翠90后“中年危机”的说法在青年群体中不胫而走,不论这是自我调侃还是真实的看法,作为心理学尤其是青年心理问题的观察者,我都感到些许迷惑与焦虑。中年危机一般是指人到中年,因面临衰老、压力、婚姻、事业、子女等各种问题,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心力交瘁、难以应付的心理低潮状态。在心理学发展史上,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这个词最早起源于美国心理学家奥特·贾克斯,他在1965年的《国际心理学杂志》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指的是40~55岁的个体,尤其是男性个体,由于面临机体方面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强烈的内在焦虑与恐慌感。这个年龄段的人(40~55岁)开始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和不可回避性,死亡意识瓦解了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形成的积极追求外在价值和自我成就带来的满足感,中年人的自我感觉、生命的信任和价值信念面临一种无意义的威胁。换言之,在40岁之后,现实生活启发个体去重新思考“我是谁”这个概念,青春期建立的自我观念会逐渐被抛弃,个体亟须一种更高的生命意义感来整合自身。而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尚未完成人生的一系列任务,却似乎已经过早地未老先衰,有气无力。是他们矫情吗?恐怕不是,在我看来,90后的“中年心态”折射出当前年轻人面临着缺乏活力、缺乏斗志的心理危机,流行词“被掏空”“葛优躺”等就是这种状态的形象展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中年心态”的流行跟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大环境有很大关系。随着社会环境日趋功利化的要求,沉重的现实感正是让人丧失活力的“凶手”。当我们不解90后缘何25岁就发出中年危机的感慨时,也许应该上溯追寻到好几代人塑造的社会价值观上,“社会越来越现实”正成为一种顽疾,巨大的社会压力让人没有剩余的心理空间去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进而探索自我。从90后自身的角度来说,放弃精神世界的探索而被现实裹挟,可能是这种“中年危机”及其无力感诞生的主要原因。在不少90后的成长经历中,学习唯分数论、工作唯收入论的观念很重,用外来的指标来衡量自己,进而导致人的自我物化,自我物化发展到一定年龄就爆发无力感——“这是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要为什么活着,应该追求什么的疾病。”年轻就是折腾,就是尝试,正是在这种尝试和折腾中,生命力得以迸发和喷溅,但如果生活完全被现实压力绑架,势必会压抑自身的潜能,甚至一味追求外在的功利满足。当一个人不尊重自己的感觉和内心的声音时,是很难活出自己的生命力的。当然,我们也没必要为此太过忧心忡忡,年轻人的“中年心态”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国家,也曾出现大面积的社会群体的精神困境,爆发出普遍的焦虑症等身心疾病,我想这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另一方面,这也是当代对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的新要求:在物质欲望基本满足的同时,如何鼓励产生更多的人文追求,似乎应该是每个人、每个家庭和社会都亟须思考的问题。陷入所谓“中年危机”的90后们,确实应该想一想“我是谁?”“我这一辈子应该去追求什么?”“什么对我才是最有意义的”等真正的问题。当一个人严肃思考过这些问题后,或许其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中年心态才更有希望被青春心态取代。
“我在祖国基层”报告会第93期回顾个人简介胡波,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9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届硕士毕业生。作为上海市选调生,先后在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街道、上海投资咨询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锻炼。目前任职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11月14日晚19:00,现任职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的胡波准时为师弟师妹们开启了她的基层故事直播分享。“宝宝们大家晚上好!”一句亲切的“宝宝们”瞬间点燃了直播间,让大家分外亲切。她眼中的上海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开放、包容、创新是上海最鲜明的品格。在上海亲身生活、工作五年后,她眼中的上海意味着成熟的人才机制、精细的城市管理、强烈的规则意识、多彩的品质生活。她分外激动地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引述了总书记的两句话:“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壮阔征程上,上海一定能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一定能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她说,短短两句话就可以看出总书记对上海寄予厚望,并对上海的多年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针对师弟师妹们对于上海选调政策的问题,她分析了上海选调政策的几个特点:招录过程严谨规范、岗位设置很有诚意、培养模式建章立制、带教老师始终关怀、志同道合伙伴共同奋斗。她分享道,在自身的工作经历中,她真切地体会到上海选调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有可为的干事平台以及无微不至的组织关怀,能够为师弟师妹们提供广阔的发展和成长空间。说到过去五年中的工作实践体会,她讲述了这样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白领们”的党建活动第一个故事是她在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虹梅街道党建办的工作经历。这个辖区的一大特点就是企业多、小区少,白领多、居民少。一位白领告诉她,“每天一早赶来,披着星斗回家,对于脚下这片土地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基本无感”,处于这种生活状态中的白领们,对于党建活动的典型态度就是没兴趣、没时间。针对这样的特点,胡波与同事们将党建任务与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将业余生活、公益活动、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开展、创新了一系列特色党建活动:如“Tell+”抗战知识讲座、漕河泾开发区白领假面交友晚会、社区美妆一小时等。看着这些白领们从“没时间、没兴趣”到积极参与、乐在其中并收获成长,她说,“我们做工作不能只看到人们的表面态度,而是要快速了解所服务的群体的真正需求。”长护险的“前世今生”第二个故事在她曾探访的一个困难家庭中发生。她在日记中这样记下了她在这个家庭中看到的场景:“五口人,四代同堂,老祖母80好几,大部分失能,坐在椅子上不见任何反应,也没说一句话,感觉是听力也不太好;老人的儿子刚到70,却已患有痴呆症、基本失聪、自理能力差,老人的重孙20多岁先天性脑瘫,躺在床上,整个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看上去就像个10来岁的孩子,露在被窝外面的双臂也是蜷曲畸形的;老人的儿媳(看上去也应该有60好几了)告诉我们,孩子的妈妈改嫁了,儿子在外打工,平时她要照顾3个人的生活起居,有了长护险减轻了她很多负担……”这位老人提到的大大减轻了他们负担的“长护险”,就是胡波参与其政策制定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每日专人上门服务。他们在政策制定时,经过了科学调研老人需求,赴经验成熟地区学习,向业内专家咨询,最终市政府多次会议讨论后出台了长护险服务。她略显激动地说,当她看到长护险真真正正地为这些老人和家庭减轻了很多负担时,她十分自豪,感觉到自己在岗位上真正地践行了初心和理想。结语:初心与梦想直播临近尾声,她这样总结了上海选调生的工作:“上海选调生能让我们坚定初心和梦想,具体工作的背后有“人民城市”的责任与追求,有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能让人在平凡中坚守理想,在奋斗中成就自我。”她说,在这里我们能够做到“三个统一”,将家国情怀与平凡奋斗高度统一、将施展才华与个人成长高度统一、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高度统一。最后,她用这句话道出了自己的选调感受,也表达了对师弟师妹们的期望——“平凡中坚守理想,奋斗中成就自我”来源:北大选调生
[个人档案]胡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血管通路中心主任、暨南大学肾脏病与血液净化研究所副所长。熟练掌握肾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危重病诊治,独创多项血液透析血管通路新技术。为国内 200 多家三甲医院培养了 300 多名血管通路进修医生,受邀到全国 26 个省份以及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新加坡、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血管通路手术与学术交流。持续探索专业技术创新,2016 年在国内首创人工血管内瘘取栓手术新方法,在全国 26 个省推广应用;随后在2017 年,所在科室成立华南地区第一个远程自动腹膜透析示范中心;2020 年,科室被授予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老人报 蔡卫杨 通讯员 张灿城诊室故事“病人来了,我就要尽全力给他带来希望”25 岁的透析患者小陈,因为一场急进性肾炎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进入了透析期。小陈起先选择腹透,可是因为网膜过度活跃,腹透做了没多久就进入了血透。疾病的巨大折磨,心理的沉重压力,让原本青春阳光的小陈,失去了同龄人的健康,也失去了快乐。漫长的透析期,内瘘的一次次失功重建,一点点击溃着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然而命运似乎还是没有放过这个艰难的年轻人,这一次内瘘的失功似乎更为来势汹汹。当地两家三甲医院尝试开通,都以失败而告终。原本坚强的小陈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甚至对透析、对手术产生了抵触情绪,还数次对接诊的医生恶语相向,这可愁坏了小陈的父母。复杂的病情、叛逆的孩子、焦虑的父母,对每位医生都是极大的挑战,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胡波的手上。“我们详尽地评估了小陈的病情,解决手术问题我们是行家,可是对于小陈来说,心理问题和通路问题同样重要。心理健康、行为方式,都将直接决定患者通路的使用寿命及远期预后。但是,病人来了,我就要尽全力给他带来希望。”胡波说道。为了恢复小陈的信心,胡波亲自与小陈沟通,起初并不是那么顺利,可是胡波没有放弃,依然秉承着“医者父母心”的原则,耐心细致地给小陈解释病情,讲解手术难点,小陈也从之前的抵触到慢慢愿意沟通,最终积极配合治疗。“手术很成功,闭塞的血管得以成功开通,小陈封闭的内心也得以重新打开。”胡波开心地说道。其实,针对很多透析患者存在的不同程度的身体、心理及生活问题,胡波还专门开设了病友交流群。很多像小陈一样的年轻人在这里认识了新的伙伴,他们彼此鼓励、彼此安慰,温情的氛围也为很多失去信心的患者注入了活下去的勇气。病案分析新技术先行者 解救十五年透析老人71 岁的陈阿姨,是一名已经有 15年透析史的老病人,其 15 年的透析历程简直就是一部通路的抗争史。起病之初,陈阿姨选择了腹膜透析,无奈 6 年之后因为腹透相关性腹膜炎而被迫放弃腹透,改为血透。可惜由于自身血管条件不佳,及碍于当时技术所限,陈阿姨先后 3 次尝试建立自体动静脉内瘘(AVF),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无奈选择了留置颈内半永久透析导管,可是导管常见的并发症,如功能不良、血流量不佳、导管相关性感染,还是找上门来。在使用导管透析的7 年间,陈阿姨先后多次因为上述问题更换导管,用陈阿姨的话说,“每次透析就怕医生告诉我管子有问题,这条管子就是我的命呀!”最近的一次“导管功能不良”发生在去年,这次的情况比以往所有换管经历都凶险得多。中心静脉造影及胸部CT 都提示导管没有顺利进入该放置的地方,而是误入了纵膈,导致右侧大量胸腔积液、右肺大范围膨胀不全。如果拔管不当,极有可能损伤纵膈脏器引发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当地医生束手无策,介绍她找到了胡波。胡波敏锐地发现了手术的难度与风险:“通路是透析病人的生命线,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病人守住生的希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胡波首先安抚了陈阿姨一家的紧张情绪,之后立即开始紧张而细致的术前评估工作,一遍遍地推敲方案,模拟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后来,在严密的监测之下,胡波亲自上阵为陈阿姨拔除了这条错位的导管,手术过程顺利,术后生命体征平稳。后来,胡波又为患者建立了下肢人工血管移植内瘘(AVG),这门技术也是胡波率先在省内开展起来的。“像这样的透析病人其实还有千千万万,守住透析通路,就是给他们生的希望。”胡波意味深长地说道。高龄慢病非阻碍 对你最佳才是我们的选择84 岁高龄的江奶奶,5 年前开始透析,因为高龄,且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史,血管条件不佳,建立通路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半年前,江奶奶在透析过程中反复出现右上肢肿胀伴疼痛,有时原本瘦削的老人右臂甚至会肿得像个萝卜。其实江奶奶的病因并不难找,多家医院的CT 都提示是血管堵了,是血流不畅所致。可是摆在医生面前的困难是,高龄、慢病使得血管开通的难度大、风险高。江奶奶已在多家三甲医院尝试开通,都未果,不少医生建议将内瘘弃用,重新建立透析通路,可这又谈何容易。在辗转省内多家医院之后,江奶奶家属找到了胡波团队。胡波了解到,江奶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对生活质量有着很高的期望,当即表示会尽一切努力帮助老人保住右侧的内瘘。胡波表示,弃用内瘘重建通路或许是大多数医生的选择,它相对简单,风险也较小,在手术层面,肯定是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对病人来说,这未必是最优的选择。医生应该以人为本,我们选择的不仅是简单的手术方式,更是她接下来多年的生活方式。后来在胡波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江奶奶闭塞的血管终于得以开通,手臂也得以恢复。江奶奶和家人激动地表示,胡波给予了老人幸福的晚年生活。帮你问医生尿毒症是不治之症吗?尿毒症是肾脏病发展的末期性病症,在临床上死亡率要高于其他肾脏病症,因此才会被很多人认为是绝症。胡波指出,尿毒症并非绝症。如今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发展,尿毒症的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完全可以治疗的。目前,临床上主要以透析方法进行治疗,只要治疗得当,病人可以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尿毒症的预期寿命还是很长的,只要积极配合治疗,病症可得到有效缓解。但是,要想完全治愈尿毒症,概率并不是很高,换肾也只是最终的一种救治选择。来源:老人报2021-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