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是在哪读的硕士

本文大约1600字，读完约4分钟中国海警船在南海海域对越南渔船进行检查““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依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在包括泰国湾的整个南海水域，有9208艘越南渔船活动，3月份的数字是9152艘。南海渔业资源保护已刻不容缓，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有关研究显示，南海鱼类资源过去30年来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按目前情形发展到2045年，该区域海洋物种损失数量将多达59%。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文章来源于“环球网”。”据外媒报道，在中国颁布南海禁渔令后，越南向本国渔民发出在法律范围内继续捕鱼的信息。事实上，无论从活动范围，还是渔船规模，越南都是当前南海渔业活动最为剧烈的国家。“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依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在包括泰国湾的整个南海水域，有9208艘越南渔船活动，3月份的数字是9152艘。此外，仍有大量的越南渔船活动未被AIS记录到，甚至有很多越南渔船根本没有加装AIS终端。越南渔船的活动范围遍及越南近海、北部湾、海南岛海域、台湾西南海域、西沙海域、南沙海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近岸近海及泰国湾。中国执法人员检查越南渔船越南渔船在其管辖的水域活动，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有不少渔船侵入到了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其他沿岸国与越南没有任何争议的水域。以4月为例，有千余艘越南渔船侵入到了中国海南岛、马来西亚和印尼交界水域及柬埔寨海域。在南海争议海域特别是万安滩附近，甚至有多达数千艘越南渔船活动。越南的非法捕鱼问题由来已久，频频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尼每年都会抓扣数百艘越界捕鱼的越南渔船。2017年10月，欧盟委员会针对越南非法、无管制和不报告（IUU）的渔业问题对越南提出“黄牌”警告，明确指出越南渔业存在诸多问题。尽管近两年，越南在国内法、渔船检测和监控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客观来看，越南管控渔船也存在现实难题，如渔船太多和监管投入限制等问题。与中国在南海日益萎缩的渔业活动不同，越南渔业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其近海的鱼类资源早已逐渐枯竭。对于进入中方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渔船，中方多采用驱离的手段另外，渔船和海上民兵是越南在争议地区展现存在和进行“维权”的重要手段，近两年更是被提到相当高的战略位置。越南一直将民兵自卫队视为重要国防力量，近些年还在不断加强。根据越南自己公布的数据粗略估计，越南大约有接近5万人的海上民兵队伍。因此，越南政府很难下决心真正管控其渔船活动。南海渔业资源保护已刻不容缓，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有关研究显示，南海鱼类资源过去30年来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按目前情形发展到2045年，该区域海洋物种损失数量将多达59%。中国的“休渔期”制度是完全出于保护资源环境的自我限制行动。在争议地区，中国也多次主张进行合作休渔。南海争议问题将长期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但为了南海周边地区的共同利益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南海沿岸国有义务采取单边、双边或多边的自律方式限制捕捞的程度和规模。鉴于当前实际情况，有专家提议，各方应重点致力于促进渔业管理的科学领域合作，而并非将合作议题“政治化”。至于依靠渔船进行维权，各国出于战略和维权的考虑，短期内可能都难以完全杜绝，但考虑到时代的进步、军事力量的职业化及专业化进程和南海渔业资源保护的紧迫性，也应该逐渐减低其使用规模，避免给正常的渔业活动掺杂过多的政治和战略色彩，为南海渔业的自我限制及合作扫除障碍。■文章来源于“环球网”图文编辑：车起咏责任编辑：刘菁波

视觉中国供图漫画：徐简人非生而知之者。在求索的漫漫长路上，每个人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引。以导师的身份传道授业，也充实着学者的学术生命。从“如师如父”到“老板主事”，抑或从“师门一家”到“平淡如水”，导生关系形态正发生巨大的改变。良性的导生关系能使双方共赢互利，反之只会两败俱伤。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变化，又该如何寻求理想的导生关系？在讨论中，或许能洞见这些问题的答案。-----------------国内的导师和国外的supervisor：殊途而同归郭佳今年2月，在国内硕士毕业8个月后，我从隆冬中的北京来到了盛夏里的悉尼，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习。澳大利亚学制和英国相似，博士没有必修的课程，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独立研究，导师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导和支持的来源。我所在的系，一名博士生有2-3名导师，根据学生与导师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系里会明确每位导师负责的比重，一个学生有来自不同系的导师也很常见。我的两位导师有主副之分，主导师算不上“大牛”，但是在其领域内也小有名气；副导师则是一位工作热情十足的“青椒”。导师的英文是supervisor，直接翻译是“监督人”，字面上并没有“教”和“师”的含义；在这里，如果想问对方的导师是谁，很普遍的方式是“Who are you working with？”(你和谁一起工作)。这是我体验到的澳大利亚师生关系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导师更像同事，是工作上的前辈，明确地处于“公私界限”中“公”的那一边。在国内攻读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的同学，对“师门”这个词想必不会陌生，同一位导师的学生之间互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十分普遍的事。“师门”暗含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导师的身份酷似“家长”，“如师如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师生关系的出发点。对我来说，硕士时期的“师门”在承担学习、学术上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我的导师在学术上极其严格，在生活中则真诚地关心着每一个学生。我们“师门”不仅每周有读书会，还经常聚餐、一起出游。同学们大多数是异地求学，老师还邀请我们去家中过元旦、过中秋节，大家的关系非常好，称得上亲密。在博士阶段，虽然我的两位导师非常关心独自离家生活的我，但更多时候，他们都是以一种非常“职业”的方式和我相处交流。我与导师有固定的见面时间，每次见面都会约定下次见面讨论的内容，并且他们都会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导师的指导以我的需求为主，而不是他们主动去“教”，这种指导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进展，其背后是导师与学生的平等工作关系。至于“师门”的概念，似乎并不存在，第一次与导师见面，导师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其他学生。我们系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时间，大家一起喝酒谈天、交流感情，但这是整个系的活动，并不限于哪个“门”。虽然在西方文化中，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但导师对于学生来说是“上级”、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也是事实。如何保障学生与导师相处时的权利、如何让学生更好地获取帮助，是澳大利亚高校非常重视的事情。每年的博士生年审在审核学生的同时，也在审核学生对于导师的满意程度；如果学生对导师有任何不满，更换导师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这种将师生关系纳入规则和程序之中的做法，也进一步去除了师生关系中的“人情”纠缠。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是非常幸运的。我在硕士期间接受了非常规范的学术训练，我的导师在学术上公正，在生活中亲切；现在的两位导师认真负责，同时总是给我积极的反馈和充足的支持，他们并不是刻板印象中严厉刻薄、毫无人情味的supervisor。然而，我个人的幸运并不代表这两种师生关系都是完美的，国内部分导师公私不分，以“家长”自居，无限度地支配学生的自由，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外国导师中则有不少人在指导方式上缺少人情味，导致导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很难建立起信赖关系，甚至造成学生的心理问题。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导师还是supervisor，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学术上指导学生，师生关系的中心都应该是学生的学术研究。无论是亲密的师门，还是专业的“监督人”，文化差异不应该影响导师指导的最终结果，即学生在学术上有所突破，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我想念我硕士时期的师门“家庭”，也享受我现在的博士生活，我知道，当我陷入思考困境，或者论文写作遇到难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向我的导师们求助，他们也愿意时刻做我求学路上的掌灯人。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师生关系胡波之前，我在一所独立学院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每学期至少带两个大班，每班将近120人，而每学期都要重新分班。因为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为了方便联系，开学初建立班级群就很有必要。面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除了面对面授课，通过社交软件在线交流，就是我近些年和学生沟通的主要方式。我注意到，对于大一新生而言，最密集的交流时间就是开学初的第1-2周，他们会咨询很多细节问题，包括教室在哪里、上课带哪本书、考试考证的信息，还有部分学生会在群里询问眼镜店、打印店在哪里等生活问题。因为不少大一新生还保留着高中阶段的思维方式，还有同事收到学生私发的诸如“老师，现在能上厕所吗”之类的问题，让人啼笑皆非。然而，一旦适应了大学生活，学生和教师的沟通就会减少。等到了高年级阶段，少部分学生又会主动联系老师，询问一些考试、就业、出国等方面的问题。换言之，不同年级的学生，跟教师沟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而学生之间也存在着主动与否的差别，不少性格内敛的学生并不愿意和教师主动交流。当下，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的专业分工，也使得不同身份的教师和学生的沟通频率、沟通内容不尽相同。辅导员和学生沟通的内容往往事无巨细，学习、生活、个人感情、社团活动、人际交往等，无所不包。我作为任课教师，和学生交流的问题以学业、就业为主。部分与我较熟悉的高年级学生，偶尔也会谈及一些个人情感问题，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前提是他们对老师拥有绝对的信任。总体而言，任课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大多局限于专业知识，少部分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的教师，了解和关注学生可能更多一些。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似乎又近了一层。但是，这种关系的拉近，并不代表师生边界的模糊。我以为，仍然需要以学业、论文指导为重心。师生关系异化的表现有：让学生长期帮助教师完成个人私事，彻底沦为导师的“佣人”，利用手里的掌控权谋取私利，让学生成为自己科研项目的“打工仔”，甚至侵占学生的科研成果，故意延长学生的毕业年限。所幸的是，这样的“黑心”导师往往出现在新闻里，属于少数的“奇葩”。我自读博一年多以来，身边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案例。跟工科生不同，作为文科生，我们依然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师”，而不是变了味的“老板”。因为多数文科博士生并没有实验室，也不需要在导师的监控下，天天打卡、坐班。我们和导师之间的沟通，以在线交流居多，面对面沟通相对较少，但这并不影响沟通的效果。导师应该怎样关心学生，对学生关心哪些方面，不同性格的导师，其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此外，在研究生群体中，有从没离开校园的应届本科生，有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校园的学生；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面对不同背景的学生，导师与其交流的内容和频率，自然也会有所不同。以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为例，我与导师沟通的内容还是以论文写作为主。因为我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又是辞职来读博的，平时偶尔也会谈及家庭、工作和就业的问题。至于在沟通和回复的方式上，有的老师会“秒回”，有的老师会“佛系”，这也是由其性格特点、个人习惯、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导师还将自己所有指导过的研究生（包括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和在校生）建了一个将近100人的群，他经常会在群里主动转发一些就业、学术信息及论文写作的建议等。在科研上，他也会帮助一些从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这些无疑都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说到底，师生之间的交往始终是由教师主导的。教师在师生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平等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还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直接体现出教师所秉持的教育观念。导师在和研究生交往的过程中，都应当有相应的边界意识。总之，对学生严格要求，传道授业解惑，做好本职工作，这是对合格教师最起码的要求，而要成为有人格魅力的老师，便是更高境界的追求了。或许缺少温情 可我觉得“老板”导师没什么不好薄世笙有人说，当下的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授业师徒”，变得越来越像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对此，我深以为然。我对这个问题算得上有发言权——因为我便是一个每天都把“老板”挂在嘴边，跟着导师做实验、搞科研的在读博士生。实事求是地讲，我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情况几乎毫不了解，因此不敢妄加评判。但是，对于理工领域的导生关系，我还是相当熟悉的。每天早上起床抵达实验室，于我而言仿佛打卡上班；晚上整理数据，锁门离开时，则酷似下班回家；每周的导生组会，如同定期召开的员工例会；而导师定期分发给我们的劳务报酬，更像工资的变种翻版。不论从哪个细节上看，我们所处的科研团队都像极了一个小小的公司，领导团队的导师自然要扮演“老板”的角色，而我们这群博士生，自然也就成了“雇员”。在我身边一些并未读博从事科研的朋友眼里，这样的导生关系，让他们颇有一种不适感。相比于“授业师徒”之间的脉脉温情，这种类似雇主与雇员的工作关系，似乎显得冰冷、坚硬而不近人情，以至于让他们发出“人心不古”之类的感慨。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善意的出发点，但在很多问题上，作为“局内人”的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造成这种认知差别的原因，是我对当下科研工作的大环境与大背景的了解与理解。从事科研工作，是我自小以来的理想。尽管理想从未改变，但伴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对科研工作的理解却产生了不少深刻的变化。小时候，我想象中的科学家，都是如同牛顿、爱因斯坦一般，能够以一己之力发现一套理论，颠覆整个学科的“牛人”。然而，当我进入大学之后，我很快便发现了今日之科研与往日的不同。牛顿与爱因斯坦固然伟大，但他们所处的那个粗放、基础的科研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任何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要在今天的环境下有所成就，都离不开大量的经费与人力投入，以及高效、有序的团队合作。在大学里，一个导师及其带领的博士生，乃是最核心也最基本的科研团队，而“准工作化”的管理方式，正是让团队能够高效、有序运行的最优模式。对于导师而言，学生不仅仅是他们科研事业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也是为其科研项目添柴助力的重要人力资源；而对学生而言，导师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学术引路人，也是为其提供重要物质条件，使其能够做出成果的平台搭建者。导师与学生之间各取所需，构成了维系这种“类工作关系”的基础，只要这种关系能够处在校方有效的监管之下，不至于扭曲失衡，双方便能同时从中获益。科研团队高效运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这对国家的科研事业与科学发展也大有裨益。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样的导生关系，其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尽管我不得不承认：“老板”的称谓听起来确实没有“师父”温暖，为“老板”工作时也难免心生疲惫，但与科研工作的现实需求相比，这些缺憾都只能说是某种“必要的代价”。或许过去的导生关系更加私人化、更显温情，但在今天的科研形势之下，这种准工作化的导生关系，无疑最能适应现实情况。达尔文通过进化论指出：是环境选择了生物演化的方向，而很多社会现象的变化，其实也是外部环境的选择，而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作为一个“高产”实验室的一员，我既是这种新型导生关系的亲历者，也是其受益者。因此，即便我有时也会心生怨气，但还是会坚定地履行自己在实验室里的职责，对“老板”安排的科研任务负责到底。当然，这种体制也存在弊端，我身边也发生过个别导师利用手中的影响力对学生进行“压榨”的不良现象，但面对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针对性地保护学生的基本权益，对不良导师加以处理，而不应把批判的枪口对准导生关系本身。既然教学相长就尽量不要耳提面命王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各方面成长，有其自身特质。对大学老师们来说，如何与研究生沟通？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之中，这是一门艺术，也是挑战。难点有二。一是如何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如何找到95后研究生的有效沟通方式。说实话，我自己仍处于摸索中。既然是教学相长，就要避免强迫，尽量不要耳提面命。教师并非无所用心，相反，这是教师的用心之处。最佳情况，也许是在沟通的时候，连学生都没有意识到教育正在发生，但思路、观念、启发，已经悄悄然进入头脑，成为其“私有财产”而毫无“违和感”。实事求是地说，我本人很难做到这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体来说，研究生比本科生处于更高一个阶段的成长过程。从最直觉的感性层面仔细观察本科生的行为举止，就会发现有趣的不同。比如，本科生在等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在几级台阶之间挪动跳跃，研究生则会静立不动。从穿着方面看，研究生阶段已经步入“消费秩序”，男女生皆然。以我们文科院系为例，本科女生特别在低年级，往往背着双肩背包，而研究生女生则多携文艺帆布袋或“包包”了。我之前在大学中文系任教，5年间眼看着几批本科生从幼稚走向成熟。2013年年底，当我要奔赴另一所大学工作的时候，有几位研究生请我吃饭。按照古今中外的标准，她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是看着她们从本科阶段成长起来的，但在那天之前一直没有留意到她们从谈吐到思维以及个人风格，都已经与本科生时代很不同了。再一想，这不是很正常吗？本科4年，正是一个人从中学时代向成年过渡的阶段。而且，研究生对教师的依赖比本科生要少。此时，一个人的人生观已经趋于定型，思维方式乃至于学术倾向也日益明显，生活习惯也趋于固化。他们面临的生活世界比本科生要广阔复杂得多，与各种抉择不期而遇，焦虑与疑惑并存。处于此阶段的他们，很难从空前的复杂世界中提炼出清晰的问题，遑论答案了。此时教师若不明就里地指手画脚，只会招致敷衍与躲避，甚至给对方带来伤害。此正是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即前面说的两大难点：如何做到知己知彼，如何找到有效沟通方式？对我来说，这都是尚未解决的难题。社会生活与学术生活的年龄差、时代差，使得每一位教师的洞见和教训，都不可能原样复制到目前以95后为主体的研究生心里。拿我本人来说，我没有在国内读研究生的经验，硕博都是在国外读的，还曾在央企工作多年，这些经历与学生们截然不同。而且，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教师需要在不经意的“各言其志”的交流之中，寻找针对不同个体的有效、具体又特殊的沟通方式，殊为不易。正如教育学者丛日云所说：“生活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自己也时常感到迷茫，不知该怎样活着，怎样做人，我又拿什么去教学生呢？……况且，人生有不同的道路，生活有不同的模式，这需要学生自己去作抉择。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他诚然可以向老师求教，但更需要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学习，向同伴学习，而教师也需要向学生学习。”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说到底，科学与理性带给人谦卑，和认真为上。对学生宁可拘谨慎言，也不要过于自信地耳提面命。摒弃门户之见 让学生自由飞翔曹东勃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进而开展一种探究性的教学、掀起一场课堂革命，大体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风靡全球教育界的一个基本趋势，也与全国高校本科教育会议提出的“以本为本，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要求相契合。不过，同样的道理，到了研究生培养阶段，面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境。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形成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张从本科传导到研究生，本科扩招过程中陆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一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显现。一个突出问题是“生师比”的失调，导致导师的指导不到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校教师在面临沉重的教学科研压力之余，能够指导带教和承受的研究生规模、数量，也存在一个最优边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位新晋硕导、博导，在其指导学生的最初几年，尚能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优长开展有效的指导，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大约3年左右，当他所带的学生覆盖到全部年级阶段并稳定到一个较高规模水平后，就不免力不从心、渐露疲态，很难顾及到每个学生的成长，其关注和指导的力度就会下降，学生的获得感也会下降。从我个人指导研究生的情况来看，大约硕士生是每年2-3人，博士生每年1人。如果满负荷工作的话，所指导的研究生规模就达到7-9人。如何确保培养的质量，对每位学生负责？导师对学生是一种“一对多”的局面，而从“以学生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却是“一对一”的——每位学生只有一个导师。这是一对矛盾。所以，我一方面提醒自己作为导师，要时刻注意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尽最大努力增加与学生的接触、沟通；另一方面，也在和学生的交流中建议他们“反周期调节”。对硕士生来说，在图书馆读书的时间会更多，相对于博士生而言，被导师找去讨论的机会更少，那么有时就需要更为主动地与导师沟通交流；而对博士生来说，要反过来去增加自己沉下心来坐冷板凳、研读经典的时间，形成一种对冲。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形成一种基于“学生、学习、学术”的开放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包容传统的“师门”所内涵的师生关系。除此之外，应当有一种相互砥砺、促进共同成长的愿景。须知，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其基本的组织方式早已不再是本科生的班级制，但独行快、众行远，每个研究生仍然有构建新的集体认同的强烈需求。开展读书会，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开展集体学术项目，到乡村田野、工厂车间进行社会调研。这些都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有效手段。强调上述方面，绝非为导师松绑、卸责，而是要促使导师把心思真正聚焦在“引导”“塑造”上。相当数量的导师也比较认同的一种流俗见解是，把导师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指导论文写作，甚至个别导师连这一点都做得不到位。等而下之者，则把“导师—学生”的关系异化为“老板—雇工”关系。实际上，导师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导学”，在于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在于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碰撞思想、分享体验、触发灵感、激励创新，构成不可分割、互为助力、相互成全、互相成就的学术共同体。导师不仅是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老师，还应该是研究生科学研究上的合作伙伴、思想修养上的主要责任人、健康生活上的重要监督者。到了特定的抉择时刻，导师还要学会“放手”——为了学生更好的成长，摒弃那些“拱卫山头”的“门户之见”和留用身边的私心杂念，放他们“自由飞翔”。这样的定位，是对传统意义上完成任务型的“导师—学生”关系的一种超越，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高质量“师生关系”。教育是一个慢变量，教书、育人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导师需要在实践摸索中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像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那样，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来源：盘古智库6月4日，“罗斯福”号航母离开关岛进行重新部署“没有人怀疑中美在南海军事竞争和摩擦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因为双方已有竞争的意图，针锋相对的战略和频繁的日常操作层面的摩擦。双方都还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美军在南海习惯于唯我独尊、不可挑战，尚没有准备好适应中国的海上崛起。不过，除了和平共处，双方似乎都没有其他选择。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文章来源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微信公众号，其英文原文载于The Diplomat。”没有人怀疑中美在南海军事竞争和摩擦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因为双方已有竞争的意图，针锋相对的战略和频繁的日常操作层面的摩擦。中国被指责胁迫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南海搞“军事化”和寻求地区霸权；美国被认为在打“南海牌”，并遏制中国的海上崛起。在两国总体关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南海更不可能例外。但是疑问仍然存在：竞争将有多激烈？当每天充斥着中美海上对峙的消息时，许多人可能会猜测，中美会走向军事冲突吗？5月15日，美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飞临海南进行抵近侦察双方都有理由维持和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中国是南海最大的沿海国，南海攸关中国的核心及重大利益：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海上通道。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军事平台活跃在该地区。美国高度重视在南海的海上主导地位、航行自由以及对地区国家的安全承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此保持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每天都在南海进行着各种复杂的军事行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海空力量过于弱小，中美军事力量在南海相遇的机会很少。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中国的能力迅速提升，海军和空军的进步尤其明显。另一方面，自2009年以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力量增强，并大大加强了其在南海的海空力量存在。美国各类军机在南海的活动频率增加了100％，每年约1,500架次；水面舰艇的存在增加了60％，达到了每年约1,000个舰日。在这种情况下，频繁的海空相遇注定是不可避免的。2020年2-5月，美海军海洋监视船位南海高强度作业双方都还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美军在南海习惯于唯我独尊、不可挑战，尚没有准备好适应中国的海上崛起。尽管中国解放军在物质上已经非常强大，但它在意识和经验方面还需要学习，作为成熟的强国该如何与美国进行互动，如何在竞争中实现和平共存？不过，除了和平共处，双方似乎都没有其他选择。如果双方的军事能力都能保持正常发展，那么无论它们的意图如何，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南海的未来都将是一个两极格局。此外，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不愿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因此，任何一方均很难在这里重建主导秩序。随着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可控军事冲突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一方的挑衅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另一方的报复，极有可能导致事态的螺旋升级。考虑到双方都拥有如此多的武器平台，都是核大国，军事解决基本没有可行性。中美在南海的竞争当然在日益加剧，但距离战争仍有一段距离。双方之间每天都会发生数次海上相遇事件，每年数千次。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专业的和安全的;只有少数存在一些风险。最近的新冠疫情使两国和两军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局势的紧张。由于新冠疫情，中美两国更加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除了保持在西太平洋的日常行动，双方都有新的担忧。美国担心中国会利用暂时的权力真空，因此故意展示更多的武力，给中国更大的外交压力。而中国对华盛顿的南海政策越来越绝望：即便在疫情期间，美国也没有忘记派遣舰机挑衅中国；在权力竞争的推动下，美国在南海“逢中必反”，却毫不关心其他声索国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对于越南渔船撞上中国海警船沉没事件发表明显偏袒越南的声明从4月中旬到5月初，美国海军派遣了包括“美国”号两栖攻击舰在内的数艘军舰，前往中国海洋地质-8号调查船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租用的“西卡佩拉”号之间的所谓对峙区域，声称是为了应对中国的行动，中国海军被认为在同一时间也出动了类似数量的军舰，这引起了媒体和专家关于中美海上对峙的热烈讨论。另一个不那么高调但却更为激烈的案例是，中国航母辽宁舰编队在4月进行远海跨地区机动训练时，遭到美国军舰和多架军用飞机的抵近侦察和袭扰，发生了多起异常接近事件。美海军两栖戒备群联合澳海军护卫舰位南海活动即便如此，双方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专业和克制。事实上，与2019年同期相比，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南海的活动并没有显著增加，尽管大多数的媒体报道和专家评论给人以这样的印象。问题在于，这些行动的细节被过度暴露，被过度关注。在权力竞争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军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故意加大军事活动的报道和宣传，给媒体和公众带来了无限的讨论和想象空间。两国国内都有一些“鹰派”人士利用这些信息夸大局势紧张。虽然包括南海声索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然而一些个别国家确实对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感到高兴，因为这可能给它们带来扩张的机会。因而，中美南海军事对抗甚至是战争的话题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和美国都在为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和南海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战略或行动上希望通过武力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尽管一些美国高级官员一再发表战争言论。在日常军事互动中，确实存在着不断增加的风险，但如果没有冲突的主观意愿，这些风险就有可能会得到控制。当前，中美两军最重要的是要防止误判。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危机管理机制在有效性和成熟度方面甚至都不如当年的苏美和今天的俄美，这一点就显得尤为迫切。另外，我们需要让专业人士能专注于他们的工作。中美南海军事竞争受到了媒体、评论员和一些政客的过度影响和炒作，这放大了竞争的强度，并可能推动“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和美国的军队都需要保持竞争力和专业性，远离政治炒作和公众舆论。毕竟，如果发生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前线的指挥官和水手，其他人都只会是旁观者。（注释略）■

今天凌晨4点多，一个叫海啸实验室影像的自媒体博主发长文，为兄弟伸冤。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他的导演好友戏赏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女演员拍戏后在坠入爱河，导演顶着资方的巨大压力把自己沉淀多年的作品上映，得到了多方的赞赏，开始女演员演完戏却抛下他去找“男神”，最后在精神上击倒了已经在脆弱边缘的导演，导致他最终逝世。他说的就是：《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制片人刘璇，女演员王玉雯，男神肖战。玉雯16年认识肖战。17年拍电影 18年和徐正曦分手。拍戏的时候肖战跟她关系还好，后来她嫌肖战不火就疏远了，肖战后来也把关于她的互动微博删了胡波对艺术的追求，从夸她的情绪爆发力和镜头感不难看出，这完完全全是一个艺术家对影片本身炙热的向往，因为他知道拍到这样珍贵的画面背后是忍者别人骂孙子的酸楚和面对资本无可奈何的压力，相比直接的拒绝，在过程中的折磨也是对他最残忍的事情。内心的理想逐渐在现实中幻灭，再加上金钱和爱情的纠葛让他对创作和本身以及荣誉都置身事外。那么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当初看过大象这部四个小时的电影的人，都觉得里面写满了阴郁和不安。胡波那个时候还被人质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人们对胡波的离开满是遗憾、惋惜，他的才华和纯净难得一遇。但是凝聚了毕生心血的作品，被人用来作为攻击的工具，在全篇没有尊重没有维护，看到的只有吃人血馒头的样子这就是国内影视的局面，商业和文艺永远都是两个对立面，电影院不会允许四个小时的电影占用他们太多的赚钱空间，直直和资本挂钩的票房更是没有给那些创作者一点点空间，他们在缝隙中勉强生存，在现实里泯灭了个性，讽刺的是在他去世两年后这部作品拿奖拿到手软他的干净和纯粹和这个肮脏的世界格格不入。但是如果是他，他一定会怪自己时运不济，所有的事情都堆在了那个时间段里，一定不会对爱的人如此怨恨。纯粹的电影人和想要往上爬的女演员，始终不是一路人，终究没有办法在一起。究其根本还是没有放过自己“肖战自从227以来上过的热搜快比吃过的饭都多了”，网友表示虽然再也不想看到肖战出现在自己视野，但是这次肖战纷纷迎来了路人的怜爱，虽然讨厌但这锅不该他背，总不能遇到事情就找肖战扛。为什么要在结尾暗指“男神”，很明显要把话题往这边引。如今文艺电影人也要靠蹭别人的热度来为自己引流赚钱了，。当真相变成了大胆的消费，当事件的重点被模糊，肖战的出现也就不言而喻，所有的资本都看准了他的舆论力量，争着抢着从他身上扒下点皮来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这次被利用的工具人肖战也应该为闹剧买单吗？

来源：盘古智库“从严格意义上讲，“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是一个国内外研究南海的学者网络，是一个开放式的智库，并非一个正式机构。态势系统及其分发的数据，主要着眼服务智库研究和政策分析，数据来源及手段相对单一，肯定是无法支撑具体军事行动的，在精确性和稳定性方面也远远无法与各国官方的内部系统相比。但是，这类开源的数据挖掘和集成，却有利于相关学者、评论员和社会大众对南海的总体情况特别是军事态势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知和客观的把握。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最近一段时间，“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SCSPI）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军机连续在中国周边的抵近侦察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是一个国内外研究南海的学者网络，是一个开放式的智库，并非一个正式机构。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海空态势系统，持续跟踪和披露域内域外国家在南海的舰机动态，以及各国渔船在南海的非法活动，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媒体和政策分析专家的广泛关注。“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做到跨学科的协作和融合。国内外分享船舶跟踪识别系统（AIS）和广播式自动监视系统（ADS-B）数据的网站平台数以百计，但没有专门聚焦具体区域的专业性开源态势平台。南海海空态势系统基本上是从无到有，它需要软件工程师和数据挖掘专家在战略与政策学者的指导下，完成商业数据的挖掘、清洗及可视化呈现。通俗地说，我们需要在数以千万级的AIS和ADS-B原始数据中，发现并列举出与南海战略态势有关的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和分析。在具备上述能力的前提下，还需要有原始的数据和呈现数据的载体。AIS是一个自动响应系统，包括船载发射机、天基及岸基接收器和相关网络，是全球协作的助航系统和海上安全信息系统；ADS-B的原理类似，包括机载设备、地面收发及处理应用设备、通信链路和传输网络，能够辅助雷达保障空中安全，广泛应用于空中交通管制，除各国官方维护的内部数据外，目前的开源数据主要由全球的无线电爱好者协作提供。此外，各种电子地图的迅猛发展，也为这些原本专业性很强的格式化数据提供了很好的可视化载体。态势系统及其分发的数据，主要着眼服务智库研究和政策分析，数据来源及手段相对单一，肯定是无法支撑具体军事行动的，在精确性和稳定性方面也远远无法与各国官方的内部系统相比。但是，这类开源的数据挖掘和集成，却有利于相关学者、评论员和社会大众对南海的总体情况特别是军事态势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知和客观的把握。随着对实证要求的不断提高，包括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等在内的公共政策的分析及研究，都越来越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在一些专业性数据或平台的建设方面，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既往贡献不多，难免处于跟跑阶段。如今，我们基于开源商业数据，做出较为有益的尝试。而由于中国学者的参与，也有利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元、更平衡的视角。在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国际认可的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能“消灭”很多有关南海的假消息，推动南海的研究更加深入。同时，也能为国内外媒体和大众提供一个权威来源，提高公共信息的质量。■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图文编辑：周卓玮责任编辑：刘菁波

来源：盘古智库中国海警船在南海海域对越南渔船进行检查““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依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在包括泰国湾的整个南海水域，有9208艘越南渔船活动，3月份的数字是9152艘。南海渔业资源保护已刻不容缓，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有关研究显示，南海鱼类资源过去30年来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按目前情形发展到2045年，该区域海洋物种损失数量将多达59%。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文章来源于“环球网”。”据外媒报道，在中国颁布南海禁渔令后，越南向本国渔民发出在法律范围内继续捕鱼的信息。事实上，无论从活动范围，还是渔船规模，越南都是当前南海渔业活动最为剧烈的国家。“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依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在包括泰国湾的整个南海水域，有9208艘越南渔船活动，3月份的数字是9152艘。此外，仍有大量的越南渔船活动未被AIS记录到，甚至有很多越南渔船根本没有加装AIS终端。越南渔船的活动范围遍及越南近海、北部湾、海南岛海域、台湾西南海域、西沙海域、南沙海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近岸近海及泰国湾。中国执法人员检查越南渔船越南渔船在其管辖的水域活动，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有不少渔船侵入到了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其他沿岸国与越南没有任何争议的水域。以4月为例，有千余艘越南渔船侵入到了中国海南岛、马来西亚和印尼交界水域及柬埔寨海域。在南海争议海域特别是万安滩附近，甚至有多达数千艘越南渔船活动。越南的非法捕鱼问题由来已久，频频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尼每年都会抓扣数百艘越界捕鱼的越南渔船。2017年10月，欧盟委员会针对越南非法、无管制和不报告（IUU）的渔业问题对越南提出“黄牌”警告，明确指出越南渔业存在诸多问题。尽管近两年，越南在国内法、渔船检测和监控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客观来看，越南管控渔船也存在现实难题，如渔船太多和监管投入限制等问题。与中国在南海日益萎缩的渔业活动不同，越南渔业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其近海的鱼类资源早已逐渐枯竭。对于进入中方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渔船，中方多采用驱离的手段另外，渔船和海上民兵是越南在争议地区展现存在和进行“维权”的重要手段，近两年更是被提到相当高的战略位置。越南一直将民兵自卫队视为重要国防力量，近些年还在不断加强。根据越南自己公布的数据粗略估计，越南大约有接近5万人的海上民兵队伍。因此，越南政府很难下决心真正管控其渔船活动。南海渔业资源保护已刻不容缓，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有关研究显示，南海鱼类资源过去30年来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按目前情形发展到2045年，该区域海洋物种损失数量将多达59%。中国的“休渔期”制度是完全出于保护资源环境的自我限制行动。在争议地区，中国也多次主张进行合作休渔。南海争议问题将长期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但为了南海周边地区的共同利益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南海沿岸国有义务采取单边、双边或多边的自律方式限制捕捞的程度和规模。鉴于当前实际情况，有专家提议，各方应重点致力于促进渔业管理的科学领域合作，而并非将合作议题“政治化”。至于依靠渔船进行维权，各国出于战略和维权的考虑，短期内可能都难以完全杜绝，但考虑到时代的进步、军事力量的职业化及专业化进程和南海渔业资源保护的紧迫性，也应该逐渐减低其使用规模，避免给正常的渔业活动掺杂过多的政治和战略色彩，为南海渔业的自我限制及合作扫除障碍。■文章来源于“环球网”图文编辑：车起咏责任编辑：刘菁波

作者：乔巴（富书主笔）有一种绝望，悄无声息昨天有个新闻刷爆了我的朋友圈。10月13日凌晨两点，985名校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研三学生小唐（化名）在实验室自缢身亡。他的遗书内容曝光后，引发无数网友泪目。这是一封字字温柔却句句诛心的遗书。生命的尽头，他用平平淡淡、絮絮叨叨的文字，云淡风轻地自我调侃，道出了自己求学三年来无尽的心酸、无奈与绝望。他很想做个用功的学生，强迫自己听了三年的研究生课程，即使“老师的授课质量差到了酸奶没吃完放垃圾桶里一周的地步”。他一心想与导师近距离接触，却常常被一句“自己多去看文献，看看别人怎么做的”给搪塞回来。他希望自己有好的运气，祈祷实验设备不要失灵，但这台“正常工作的概率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设备”即使耗费了一年的精力，得出的实验数据依然被老师毫不留情说“没有意义”。“我太笨了，不懂得自己思考。行吧，过去一年做的一切推翻重来。”于是，他拼了命地赶进度，还得跟其他人共用设备。为了提高使用效率，他把白天让给别人，自己通宵了好几次，但仍得不出严谨一致的结果。一遍遍地做无用功，“一模一样的条件，每一次居然都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趴在电脑前看着自己的数据，感受着自己的心态一块一块碎落下来。”事发前几天，有老师提议让同学们发专利对付毕业，但却遭到某老师的怒喷：“不能让他们发专利！得让他们发论文！专利太简单了，发个专利就毕业，太水了！”本来就深感毕业无望的小唐苦笑了一声，心里却早已濒临崩溃。“因为数据延毕丢人，几百万个研究生，不缺一个废物......”“正好国家今年正为了就业问题犯愁，我就不给国家添麻烦了，我想我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加入公务员队伍为人民服务”。在不断地心理暗示和折磨下，小唐终究还是败给了压力，选择在他最熟悉的实验室里结束了自己25岁的生命。25岁，正是青春绽放光芒的年纪，小唐却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留下书信，把这份耀眼的光芒带走了。没有对家人的叮嘱，只留给亲人朋友一句“顺顺利利”，然后“祝愿国家繁荣昌盛”。或许，在自杀之前，他也奋力向命运挣扎过，也曾回忆起往日的荣光。但在人世无常又无情的命运前，他灰心了，退缩了。他不理解，自己明明已经倾尽全力、拼尽所有，为何依旧挡不住厄运的车轮。有人说：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一个人默默承担，直到被阴影吞噬。他给所有在平淡生活中挣扎徘徊的人，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确实，小唐忘了，没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场荆棘、一场劫难。生命那么短，何必着急去死。无论生活给了多么痛的巴掌，也要乐观的活着啊。坚持一天是一天，总会等到柳暗花明的时刻。下辈子，愿他能做一只温柔的小猫，无论在哪，都能尽情的享受阳光的温暖。成年人的世界，崩溃无声第55届金马奖将最佳剧情长片、最佳改编剧本授予了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而在401天前，这部作品的导演胡波在北京自缢去世，年仅29岁。胡波生前才华横溢，却无人赏识、穷困潦倒。29岁生日那天，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奋斗多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大象席地而坐》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也是最后一部电影。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里，包括心血和尊严。好不容易等到杀青，监制王小帅却提出要将4个小时的电影压缩成2个小时的版本。胡波珍视的长镜头需要被剪碎后重新拼接，当然，他没妥协。此后，胡波的抗争没有丝毫作用，他还遭遇了无尽的冷漠和嘲讽，这让他的心一点点变凉、变死。在奔走无果后，这个充满阳光的大男生，默默整理好头发和笔记，用一根在淘宝上买来的绳子套住了自己的脑袋，用来放弃一切，也用来做最后的抗争。5个月后，他导演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横空出世，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大奖，评委们称赞这部作品有着“大师级别”的艺术水准。这部230分钟的影片一分钟都没有再剪辑。幸运的是，胡波护好了作品的全貌；不幸的是，他再也没机会知道了。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人生就像条河，有时候河身狭窄，夹在两岸之间，河水奔腾咆哮，流过巨石，飞下悬崖。可是一旦渡过，河面逐渐展宽，两岸离得越来越远，河水也流得较为平缓，最后流进大海，与海水浑然一体。”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难熬的时光，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苦。但最可惜的是你明明就要冲破隘口奔向大海时，却选择了绝望与放弃。其实，哪个人的一生不是一场舟车劳顿的旅途。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自己一个人，感受生活的冷暖，承受人生的压力，抵御所有的苦难。撑住了，一切痛苦不过是磨砺的另一个代名词。撑不住，生命或许就戛然而止。成年人的世界，永远崩溃无声，唯有傻傻地过、笨笨地熬。当你咬牙在黑暗里坚持的时候，一回头，才发现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生活永远，比我们想象的难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里有句话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做人实在是够苦。”曾经看过一个读者的分享。他人生最难熬的低谷，就是父亲查出癌症的那段时间。那时候，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照顾，身心都被折磨到了极致。有一次，他喂父亲喝汤，可是父亲根本就不吃，还把碗摔到了地上。他心里本来就窝火，终于忍不住向父亲大发脾气。可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父亲的食道已经大面积溃疡，疼得连喝水都会痛苦不堪。他自责而绝望，他知道，父亲时日不多了。他说，曾经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觉得人生无望。后来才发现，比这些更难以接受的是，你眼睁睁的看着最爱的人一天一天靠近死亡，而你什么也做不了。其实，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是一边崩溃，一边坚强。当眼泪、求助、祈祷统统都无用时，唯一能做的除了忘记自己、放过自己，别无他法。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啊。即使无数次被碾压得支离破碎，也要拼尽余生去修修补补。活着无非是活一种心态。压垮人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颗不肯放下、作茧自缚的心。所以，如果生活太苦太累，不如放过自己。不被情绪绑架，学着和自己和解。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生活的路四通八达，如果总卡在一个地方任由自己钻进牛角尖，便会深陷迷失痛苦中不能自拔。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说过：人的这一生中难免会浪费一些时间，也免不了会走一些弯路。每个人都不是上帝的幸运儿，一条路走下去才会知道人生的意义所在。平凡的你我，也曾在残酷的成长道路中跌跌撞撞、如履薄冰。但只有捱过那失落无助的深夜，才会懂得如何活出如今倔强的底色。生活实苦，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忘不了的痛。踏过深渊重回之时，回首相看，一切皆值得。几米的漫画里曾有一段话让我深有感触：“我掉入井中，最深的绝望时，却低头看到了满满的星光。生活总是给我们接二连三的困难，让我们疲劳绝望。但是换个姿态来看待，你会发现，即使身处绝望，你的周围还是会有最美的风景。”所以，即使人生有源源不断的暴击，但也处处藏着惊喜。愿每一个受过伤的你，都有重振旗鼓的勇气。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作者简介：乔巴，富书主编，新书《好好生活》正在热销中，和300万人一起升级生活认知，本文首发富书，版权归富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注：本文章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视觉中国供图漫画：徐简人非生而知之者。在求索的漫漫长路上，每个人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引。以导师的身份传道授业，也充实着学者的学术生命。从“如师如父”到“老板主事”，抑或从“师门一家”到“平淡如水”，导生关系形态正发生巨大的改变。良性的导生关系能使双方共赢互利，反之只会两败俱伤。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师生关系的变化，又该如何寻求理想的导生关系？在讨论中，或许能洞见这些问题的答案。-----------------国内的导师和国外的supervisor：殊途而同归郭佳今年2月，在国内硕士毕业8个月后，我从隆冬中的北京来到了盛夏里的悉尼，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习。澳大利亚学制和英国相似，博士没有必修的课程，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独立研究，导师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导和支持的来源。我所在的系，一名博士生有2-3名导师，根据学生与导师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系里会明确每位导师负责的比重，一个学生有来自不同系的导师也很常见。我的两位导师有主副之分，主导师算不上“大牛”，但是在其领域内也小有名气；副导师则是一位工作热情十足的“青椒”。导师的英文是supervisor，直接翻译是“监督人”，字面上并没有“教”和“师”的含义；在这里，如果想问对方的导师是谁，很普遍的方式是“Who are you working with？”(你和谁一起工作)。这是我体验到的澳大利亚师生关系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导师更像同事，是工作上的前辈，明确地处于“公私界限”中“公”的那一边。在国内攻读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的同学，对“师门”这个词想必不会陌生，同一位导师的学生之间互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十分普遍的事。“师门”暗含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导师的身份酷似“家长”，“如师如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师生关系的出发点。对我来说，硕士时期的“师门”在承担学习、学术上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我的导师在学术上极其严格，在生活中则真诚地关心着每一个学生。我们“师门”不仅每周有读书会，还经常聚餐、一起出游。同学们大多数是异地求学，老师还邀请我们去家中过元旦、过中秋节，大家的关系非常好，称得上亲密。在博士阶段，虽然我的两位导师非常关心独自离家生活的我，但更多时候，他们都是以一种非常“职业”的方式和我相处交流。我与导师有固定的见面时间，每次见面都会约定下次见面讨论的内容，并且他们都会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导师的指导以我的需求为主，而不是他们主动去“教”，这种指导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进展，其背后是导师与学生的平等工作关系。至于“师门”的概念，似乎并不存在，第一次与导师见面，导师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其他学生。我们系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时间，大家一起喝酒谈天、交流感情，但这是整个系的活动，并不限于哪个“门”。虽然在西方文化中，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但导师对于学生来说是“上级”、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也是事实。如何保障学生与导师相处时的权利、如何让学生更好地获取帮助，是澳大利亚高校非常重视的事情。每年的博士生年审在审核学生的同时，也在审核学生对于导师的满意程度；如果学生对导师有任何不满，更换导师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这种将师生关系纳入规则和程序之中的做法，也进一步去除了师生关系中的“人情”纠缠。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是非常幸运的。我在硕士期间接受了非常规范的学术训练，我的导师在学术上公正，在生活中亲切；现在的两位导师认真负责，同时总是给我积极的反馈和充足的支持，他们并不是刻板印象中严厉刻薄、毫无人情味的supervisor。然而，我个人的幸运并不代表这两种师生关系都是完美的，国内部分导师公私不分，以“家长”自居，无限度地支配学生的自由，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外国导师中则有不少人在指导方式上缺少人情味，导致导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很难建立起信赖关系，甚至造成学生的心理问题。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导师还是supervisor，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学术上指导学生，师生关系的中心都应该是学生的学术研究。无论是亲密的师门，还是专业的“监督人”，文化差异不应该影响导师指导的最终结果，即学生在学术上有所突破，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我想念我硕士时期的师门“家庭”，也享受我现在的博士生活，我知道，当我陷入思考困境，或者论文写作遇到难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向我的导师们求助，他们也愿意时刻做我求学路上的掌灯人。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师生关系胡波之前，我在一所独立学院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每学期至少带两个大班，每班将近120人，而每学期都要重新分班。因为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为了方便联系，开学初建立班级群就很有必要。面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除了面对面授课，通过社交软件在线交流，就是我近些年和学生沟通的主要方式。我注意到，对于大一新生而言，最密集的交流时间就是开学初的第1-2周，他们会咨询很多细节问题，包括教室在哪里、上课带哪本书、考试考证的信息，还有部分学生会在群里询问眼镜店、打印店在哪里等生活问题。因为不少大一新生还保留着高中阶段的思维方式，还有同事收到学生私发的诸如“老师，现在能上厕所吗”之类的问题，让人啼笑皆非。然而，一旦适应了大学生活，学生和教师的沟通就会减少。等到了高年级阶段，少部分学生又会主动联系老师，询问一些考试、就业、出国等方面的问题。换言之，不同年级的学生，跟教师沟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而学生之间也存在着主动与否的差别，不少性格内敛的学生并不愿意和教师主动交流。当下，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的专业分工，也使得不同身份的教师和学生的沟通频率、沟通内容不尽相同。辅导员和学生沟通的内容往往事无巨细，学习、生活、个人感情、社团活动、人际交往等，无所不包。我作为任课教师，和学生交流的问题以学业、就业为主。部分与我较熟悉的高年级学生，偶尔也会谈及一些个人情感问题，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前提是他们对老师拥有绝对的信任。总体而言，任课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大多局限于专业知识，少部分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的教师，了解和关注学生可能更多一些。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似乎又近了一层。但是，这种关系的拉近，并不代表师生边界的模糊。我以为，仍然需要以学业、论文指导为重心。师生关系异化的表现有：让学生长期帮助教师完成个人私事，彻底沦为导师的“佣人”，利用手里的掌控权谋取私利，让学生成为自己科研项目的“打工仔”，甚至侵占学生的科研成果，故意延长学生的毕业年限。所幸的是，这样的“黑心”导师往往出现在新闻里，属于少数的“奇葩”。我自读博一年多以来，身边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案例。跟工科生不同，作为文科生，我们依然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师”，而不是变了味的“老板”。因为多数文科博士生并没有实验室，也不需要在导师的监控下，天天打卡、坐班。我们和导师之间的沟通，以在线交流居多，面对面沟通相对较少，但这并不影响沟通的效果。导师应该怎样关心学生，对学生关心哪些方面，不同性格的导师，其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此外，在研究生群体中，有从没离开校园的应届本科生，有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校园的学生；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面对不同背景的学生，导师与其交流的内容和频率，自然也会有所不同。以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为例，我与导师沟通的内容还是以论文写作为主。因为我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又是辞职来读博的，平时偶尔也会谈及家庭、工作和就业的问题。至于在沟通和回复的方式上，有的老师会“秒回”，有的老师会“佛系”，这也是由其性格特点、个人习惯、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导师还将自己所有指导过的研究生（包括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和在校生）建了一个将近100人的群，他经常会在群里主动转发一些就业、学术信息及论文写作的建议等。在科研上，他也会帮助一些从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这些无疑都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说到底，师生之间的交往始终是由教师主导的。教师在师生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平等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还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直接体现出教师所秉持的教育观念。导师在和研究生交往的过程中，都应当有相应的边界意识。总之，对学生严格要求，传道授业解惑，做好本职工作，这是对合格教师最起码的要求，而要成为有人格魅力的老师，便是更高境界的追求了。或许缺少温情 可我觉得“老板”导师没什么不好薄世笙有人说，当下的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授业师徒”，变得越来越像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对此，我深以为然。我对这个问题算得上有发言权——因为我便是一个每天都把“老板”挂在嘴边，跟着导师做实验、搞科研的在读博士生。实事求是地讲，我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情况几乎毫不了解，因此不敢妄加评判。但是，对于理工领域的导生关系，我还是相当熟悉的。每天早上起床抵达实验室，于我而言仿佛打卡上班；晚上整理数据，锁门离开时，则酷似下班回家；每周的导生组会，如同定期召开的员工例会；而导师定期分发给我们的劳务报酬，更像工资的变种翻版。不论从哪个细节上看，我们所处的科研团队都像极了一个小小的公司，领导团队的导师自然要扮演“老板”的角色，而我们这群博士生，自然也就成了“雇员”。在我身边一些并未读博从事科研的朋友眼里，这样的导生关系，让他们颇有一种不适感。相比于“授业师徒”之间的脉脉温情，这种类似雇主与雇员的工作关系，似乎显得冰冷、坚硬而不近人情，以至于让他们发出“人心不古”之类的感慨。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善意的出发点，但在很多问题上，作为“局内人”的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造成这种认知差别的原因，是我对当下科研工作的大环境与大背景的了解与理解。从事科研工作，是我自小以来的理想。尽管理想从未改变，但伴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对科研工作的理解却产生了不少深刻的变化。小时候，我想象中的科学家，都是如同牛顿、爱因斯坦一般，能够以一己之力发现一套理论，颠覆整个学科的“牛人”。然而，当我进入大学之后，我很快便发现了今日之科研与往日的不同。牛顿与爱因斯坦固然伟大，但他们所处的那个粗放、基础的科研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任何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要在今天的环境下有所成就，都离不开大量的经费与人力投入，以及高效、有序的团队合作。在大学里，一个导师及其带领的博士生，乃是最核心也最基本的科研团队，而“准工作化”的管理方式，正是让团队能够高效、有序运行的最优模式。对于导师而言，学生不仅仅是他们科研事业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也是为其科研项目添柴助力的重要人力资源；而对学生而言，导师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学术引路人，也是为其提供重要物质条件，使其能够做出成果的平台搭建者。导师与学生之间各取所需，构成了维系这种“类工作关系”的基础，只要这种关系能够处在校方有效的监管之下，不至于扭曲失衡，双方便能同时从中获益。科研团队高效运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这对国家的科研事业与科学发展也大有裨益。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样的导生关系，其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尽管我不得不承认：“老板”的称谓听起来确实没有“师父”温暖，为“老板”工作时也难免心生疲惫，但与科研工作的现实需求相比，这些缺憾都只能说是某种“必要的代价”。或许过去的导生关系更加私人化、更显温情，但在今天的科研形势之下，这种准工作化的导生关系，无疑最能适应现实情况。达尔文通过进化论指出：是环境选择了生物演化的方向，而很多社会现象的变化，其实也是外部环境的选择，而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作为一个“高产”实验室的一员，我既是这种新型导生关系的亲历者，也是其受益者。因此，即便我有时也会心生怨气，但还是会坚定地履行自己在实验室里的职责，对“老板”安排的科研任务负责到底。当然，这种体制也存在弊端，我身边也发生过个别导师利用手中的影响力对学生进行“压榨”的不良现象，但面对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针对性地保护学生的基本权益，对不良导师加以处理，而不应把批判的枪口对准导生关系本身。既然教学相长就尽量不要耳提面命王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各方面成长，有其自身特质。对大学老师们来说，如何与研究生沟通？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之中，这是一门艺术，也是挑战。难点有二。一是如何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如何找到95后研究生的有效沟通方式。说实话，我自己仍处于摸索中。既然是教学相长，就要避免强迫，尽量不要耳提面命。教师并非无所用心，相反，这是教师的用心之处。最佳情况，也许是在沟通的时候，连学生都没有意识到教育正在发生，但思路、观念、启发，已经悄悄然进入头脑，成为其“私有财产”而毫无“违和感”。实事求是地说，我本人很难做到这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体来说，研究生比本科生处于更高一个阶段的成长过程。从最直觉的感性层面仔细观察本科生的行为举止，就会发现有趣的不同。比如，本科生在等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在几级台阶之间挪动跳跃，研究生则会静立不动。从穿着方面看，研究生阶段已经步入“消费秩序”，男女生皆然。以我们文科院系为例，本科女生特别在低年级，往往背着双肩背包，而研究生女生则多携文艺帆布袋或“包包”了。我之前在大学中文系任教，5年间眼看着几批本科生从幼稚走向成熟。2013年年底，当我要奔赴另一所大学工作的时候，有几位研究生请我吃饭。按照古今中外的标准，她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是看着她们从本科阶段成长起来的，但在那天之前一直没有留意到她们从谈吐到思维以及个人风格，都已经与本科生时代很不同了。再一想，这不是很正常吗？本科4年，正是一个人从中学时代向成年过渡的阶段。而且，研究生对教师的依赖比本科生要少。此时，一个人的人生观已经趋于定型，思维方式乃至于学术倾向也日益明显，生活习惯也趋于固化。他们面临的生活世界比本科生要广阔复杂得多，与各种抉择不期而遇，焦虑与疑惑并存。处于此阶段的他们，很难从空前的复杂世界中提炼出清晰的问题，遑论答案了。此时教师若不明就里地指手画脚，只会招致敷衍与躲避，甚至给对方带来伤害。此正是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即前面说的两大难点：如何做到知己知彼，如何找到有效沟通方式？对我来说，这都是尚未解决的难题。社会生活与学术生活的年龄差、时代差，使得每一位教师的洞见和教训，都不可能原样复制到目前以95后为主体的研究生心里。拿我本人来说，我没有在国内读研究生的经验，硕博都是在国外读的，还曾在央企工作多年，这些经历与学生们截然不同。而且，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教师需要在不经意的“各言其志”的交流之中，寻找针对不同个体的有效、具体又特殊的沟通方式，殊为不易。正如教育学者丛日云所说：“生活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自己也时常感到迷茫，不知该怎样活着，怎样做人，我又拿什么去教学生呢？……况且，人生有不同的道路，生活有不同的模式，这需要学生自己去作抉择。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他诚然可以向老师求教，但更需要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学习，向同伴学习，而教师也需要向学生学习。”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说到底，科学与理性带给人谦卑，和认真为上。对学生宁可拘谨慎言，也不要过于自信地耳提面命。摒弃门户之见 让学生自由飞翔曹东勃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进而开展一种探究性的教学、掀起一场课堂革命，大体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风靡全球教育界的一个基本趋势，也与全国高校本科教育会议提出的“以本为本，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要求相契合。不过，同样的道理，到了研究生培养阶段，面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境。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形成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张从本科传导到研究生，本科扩招过程中陆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一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显现。一个突出问题是“生师比”的失调，导致导师的指导不到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校教师在面临沉重的教学科研压力之余，能够指导带教和承受的研究生规模、数量，也存在一个最优边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位新晋硕导、博导，在其指导学生的最初几年，尚能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优长开展有效的指导，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大约3年左右，当他所带的学生覆盖到全部年级阶段并稳定到一个较高规模水平后，就不免力不从心、渐露疲态，很难顾及到每个学生的成长，其关注和指导的力度就会下降，学生的获得感也会下降。从我个人指导研究生的情况来看，大约硕士生是每年2-3人，博士生每年1人。如果满负荷工作的话，所指导的研究生规模就达到7-9人。如何确保培养的质量，对每位学生负责？导师对学生是一种“一对多”的局面，而从“以学生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却是“一对一”的——每位学生只有一个导师。这是一对矛盾。所以，我一方面提醒自己作为导师，要时刻注意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尽最大努力增加与学生的接触、沟通；另一方面，也在和学生的交流中建议他们“反周期调节”。对硕士生来说，在图书馆读书的时间会更多，相对于博士生而言，被导师找去讨论的机会更少，那么有时就需要更为主动地与导师沟通交流；而对博士生来说，要反过来去增加自己沉下心来坐冷板凳、研读经典的时间，形成一种对冲。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形成一种基于“学生、学习、学术”的开放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包容传统的“师门”所内涵的师生关系。除此之外，应当有一种相互砥砺、促进共同成长的愿景。须知，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其基本的组织方式早已不再是本科生的班级制，但独行快、众行远，每个研究生仍然有构建新的集体认同的强烈需求。开展读书会，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开展集体学术项目，到乡村田野、工厂车间进行社会调研。这些都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有效手段。强调上述方面，绝非为导师松绑、卸责，而是要促使导师把心思真正聚焦在“引导”“塑造”上。相当数量的导师也比较认同的一种流俗见解是，把导师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指导论文写作，甚至个别导师连这一点都做得不到位。等而下之者，则把“导师—学生”的关系异化为“老板—雇工”关系。实际上，导师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导学”，在于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在于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碰撞思想、分享体验、触发灵感、激励创新，构成不可分割、互为助力、相互成全、互相成就的学术共同体。导师不仅是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老师，还应该是研究生科学研究上的合作伙伴、思想修养上的主要责任人、健康生活上的重要监督者。到了特定的抉择时刻，导师还要学会“放手”——为了学生更好的成长，摒弃那些“拱卫山头”的“门户之见”和留用身边的私心杂念，放他们“自由飞翔”。这样的定位，是对传统意义上完成任务型的“导师—学生”关系的一种超越，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高质量“师生关系”。教育是一个慢变量，教书、育人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导师需要在实践摸索中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像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那样，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

疫情期间，最风口浪尖的两位作家，一个是方方，一个是六六。“武汉日记”是记录一个时代，描绘一种想象，自然不能只看一家之言。方方，自从“武汉日记”发布以来，针针见血，刷屏不断，涉及了武汉疫情以及人性发展的各个方面。详见咖爷推送：《武汉作家方方：疫情凶猛时，为人当温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热搜上的另一位女作家，也是编剧，六六。从3月9日开始，六六也陆续更新自己的“武汉日记”，可刚更新到第二篇就成了全网打骂的对象。原因是她在封面摘要写了：幸亏我来了，再不来素材都没了。还别说，六六真是去疫区找“素材”的。疫情爆发，牵动人心，广电总局鼓励大家，以抗疫为主线，创作报告剧《在一起》。许多知名导演和编剧都被拉到一起，《我的前半生》编剧秦雯、《归去来》编剧高璇和任宝茹、《红海行动》编剧冯骥，导演张黎、安建、沈严等已开始以各种方式采访、调研。六六是被邀请的编剧之一。然而，整篇文章读下来，却总让人不爽快。甚至有人评论：现在不需要唱赞歌的人。同样毁誉参半的还有她的新剧《安家》。喜提大结局后，有人觉得真实，有人觉得浮夸。到底哪一个才是六六？01说起来，六六算是国人中的精英派，说话不该这么别扭。1995年，大学生还是稀缺，六六就顺利地从安徽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之后从事外贸工作。她是努力的，也是幸运的。1999年，不到四年时间，她放弃做外贸，直接去新加坡定居了。在新加坡，她改行做了幼教，同时也开始以六六为笔名在网上撰文。许多青年作家要奋斗十多年才能抵达的人生巅峰，在她这里很快消解了。2003年，一边做幼教工作，一边兼职写网络小说的六六，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王贵与安娜》。2009年，《王贵与安娜》被搬上荧幕，六自从发表第一部小说以来，六六便决定把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写作中去。之后几年她的出书速度，就是最好的证明。2005年，她出版了小说《双面胶》。2006年，发表散文集《温柔啊温柔》。到了2007年，成为作家刚满三年，六六再次转行。这次她成了编剧，有投资商看中了她新鲜热乎的都市小说《双面胶》。2007年，老牌剧风头不再，倒是赵宝刚的《奋斗》独领风骚。有了《奋斗》打头，赵宝刚之后还拍了《我的青春谁做主》和《北京青年》，组成了那个时代最浪漫的年轻群像“青春三部曲”。从此，青春，迷茫，爱情，理想，这些从来都只在字面上出现的词汇，以最夸张，最浪漫，最都市化的方式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双面胶》则是后青春时代的真实写照。它聚焦于年轻人相恋后的共同困境：婚姻——凤凰男与都市女的婚姻冲突，以及婆媳大战。2010年前后，电视剧的流行风向都以家庭撕逼为主，现在依然不落下风。《双面胶》正好踩在点上。“十年磨一剑”的说法，放在六六这里似乎不存在，自从改了笔名六六之后，她果然人如其名，一路顺风顺水。《双面胶》播出后马上爆红，续集《何处是我家》很快接档。六六显然不会止步于续集，同年她出版了小说《蜗居》。小说改编分很多种，有些小说根本改编不了，六六的大多数小说都适合改编。她本人，甚至凭借《双面胶》和《王贵与安娜》两度入围白玉兰奖最佳编剧。2016年，参与《金星秀》录制时，金星是这么介绍她的：“家庭婆媳戏的祖师奶奶，海清的伯乐，非常有才华，被看作是继张爱玲，虹影之后，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者。”人红了，作品直戳人心，有人说她好像是观众胃里的蛔虫。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才能一炮而红？021990年，六六与初恋相识，相伴相随很多年，24岁时两人一起移民新加坡。初来乍到，除了年轻和爱情，这对年轻的夫妻一无所有。为了找工作，她要跑各种各样的工厂，有些甚至在地图上都没标出来。为了生活，她和好几个同龄人一起挤在一套合租公寓，每天为钱计较。去超市是冲打折去的，去大学教授家是去当保姆的。一路跟着丈夫努力奔往前程，这大概是她最想要的生活了吧。她曾说过，你知道，我没有男人会死。可是，六六的丈夫早就有一个“红颜知己”，认识六六之后，两人还约定了每五年要见一次面。等“红颜知己”结婚生子，六六以为万事大吉，却在离婚又复婚，搏斗又败下阵来的“斗小三”中，循环往复，不肯撒手。可是，她不想撒手的真的是爱情吗？“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跟着你，等你有了一切的时候你抛弃我？”这句话来自六六2013年的小说《女不强大天不容》。而在2012年，六六在感情上斗得精疲力尽之后，已在微博默认离婚。她想抓住的，只是自己的一点面子而已。面对婚姻破裂，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多年来她都口径一致对外。因为不想放手，她甚至说：“说实话，男人不出轨的，你还不一定敢要。如果100个人里有95个都一样，你敢拿那5个不一样的吗？”但是，现实中的婚姻无法挽回，在创作中却可以所向披靡。网络小说是六六完成人生蜕变的助力者，要在茫茫网络之中一战成名，捷径或许不是找到喜欢你的读者，而是直戳痛点。六六知道，她可以将自己的传统婚恋观植入改编之中。比如，对《王贵与安娜》里对婚外恋隐忍不发的安娜，比如《心术》里的剩女美小护。但这些声音不会成为主流，它们注定会成为热点议题的陪衬。03当代老百姓的痛点，最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房子，医患，第三者，以及婆媳相处。《双面胶》小试牛刀之后，六六花了40天的时间写出了《蜗居》。言辞犀利，海藻和宋思明在一起的全过程，不偏不倚直接描绘下来。十年前，“小三现象”引起广泛的讨论，但市井里的聊天却仅限于“宋思明是否爱海藻”、“海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每一帧讨论似乎都默认了还有很多人，现实中的人，就像海藻，小贝和宋思明一样活着。但谁也没想到，《蜗居》之后，娱乐圈明星各种狗血爆发，从文章到吴秀波，腥气越发浓烈，手段也空前升级。那几年，婆媳戏不再流行，年轻人的都市奋斗剧也有更上档次的整合，最顶配的便是《欢乐颂》。这部电视剧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癫狂：有钱人和老油条的打工者不仅住在一处，还成了朋友。《欢乐颂》五美这种影视剧打头，现实中升级的狗血，给人一种烈火烹油的快感。于是编剧的创作，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现实中收集素材。为了创作《蜗居》，六六去上海弄堂里租了房子，和邻居说话，体验海萍的生活。《蜗居》2012年，医患纠纷是热点，六六又去上海的医院里“卧底”。一半时间做患者 ，一半时间当医生，最后成稿《心术》。《心术》为了写好某个中医片段，她在一个老中医门下，读完了全日制的中医临床基础硕士研究生。就连上山下乡的义诊，也跟着老师到处去过。每个作家都采风。但功成名就之后的采风与拼命写作，与奋斗中的真实生活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后者是无尽等待，是一次次被打倒又站起来的坚持。比如青年导演胡波，他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在金马奖上摘得桂冠，可他却未能等来这份荣誉。生活一直困顿的他，在得奖前几个月便自杀了。而前者，从体验的第一天开始便知道会结束，是片段式，不会渗透原本生活的堡垒；加上写完之后，必然有金钱回报，便更不会绝望。本就失真的体验写进戏剧里成了主观判断，成了日常生活之外的社会性实验剧。如此，该怎么写呢？或者，怎么才能戳到观众的痛点？六六的法宝，是集中更多的现实狗血，汇聚更多的极端实例。她从敢写敢露下手，并且从超脱的精英视角去审视病态中的人之为人。集中描写群像，而不是个人生活。《蜗居》是官场腐败，潜规则和床笫之事的直白；《心术》则是把医患做照妖镜，照出社会中诸多重大隐患。正因为写剧本时的毫无顾忌，她经常遭遇到的是禁播或者写到一半被禁写了。艺术源自生活，但艺术就是各种生活狗血的堆砌，各种真实事件的映射吗？042009年微博兴起，六六是作家中粉丝人数高达千万的大网红。比起同样作家起身的郭敬明、韩寒，她的号召力略输一筹；但比起虚无缥缈的安妮宝贝，她又实在是烟火气十足。她的微博，会让你觉得像是理想主义的斗士，一无所有，勇字当头。但转发新闻不一定是个人观点，在六六为数不多的原创博文里，有几条就特别刺眼。2010年，六六发文感叹复旦大学月入三千的女孩，不如正在给自己按摩的月入9000元的师傅。后来有人反驳，她说是感叹大学生在都市打拼的不容易。到了最近几年她画风突变，变得越发离谱。2018年，寒门博士杨宝德自杀，她嘲对方自视甚高。“所谓学习，不仅仅是课本的，也是做人的道理。你伺候伺候老师，那不是应当的吗？”2019年，“六六地域黑”冲上热搜。起因是她坐高铁时，被东北口音的人抢了座位，于是东三省都成了她“捏鼻”的对象。现实是一回事，而创作讲的不是现实，而是作者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就要涉及到个人经历，欲望，三观。但六六的三观又如何呢？自家观点明明是相夫教子，做传统女性，即便是老公出轨许多次也选择不骂不抢。到了《安家》里却踩着女性主义的东风，把能收拾的小三都倾家荡产过了个遍。说起创作者的抄袭大忌，说起自己时，只说自己一个字没抄，但真正谈起抄袭本身时却是态度暧昧，语言退却。要是琼瑶阿姨也这么“大气”，为何还要较真打官司呢？说别人的事，都是犀利、直接、有态度，给人感觉正能量爆棚。说起自己又是另一种画风，“钓金龟婿”和“伺候伺候”这种用词都没有了，剩下只是当时的努力和心酸。微博上的义正言辞，公号上迷惑发言，都让她的辩白多了一种机会主义者两边都想占的轻佻。真正忠于生活的艺术，好与坏，丑与美，应该两相当才是如实的记录生活。不是只有小三，医患，买房和原生家庭，才能戳中“观众”的痛点。把观众当做有血有肉有想法的人，而不是拼收视率的数据，作品的品质才会蒸蒸日上。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六六离这条线终究是渐行渐远。方方说，日记就是日记，永不出书。六六说，再不来素材就没了。同样的时代，一个追求极致纯粹，另一个喜欢在观众的肾上腺素上“蹦迪”。有人问六六：方方日记需要被替代吗？她回答，每个写作者有自己的视角，为何有替代一说？换个角度来看，她的作品或许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这条路还能走多远，谁都不知道。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时代给了一个人“蹦迪”的机会。那么是否也可以留一扇窗，给追求极致的理想主义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