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作为师范类院校“老大”，也是“985”高校，位居全国第15名，实力自然不简单。再加上历史悠久、地理位置好，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等学科特色明显强劲，是报考师范类院校的首选。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新生入校一学期后，在自愿申请的基础上择优选拔30名左右免费教育师范生组成耕耘师范生班，入选学生均在本院系完成四年大学学习，在学习同时，参加由学校组织实施的专门培养计划，强化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信息技术素养和能力培养，思维扩展训练，外语与国际交流能力强化，教育教学见习和实习等。国家“万人计划”是一项涵盖领域广、涉及部门多、实施周期长的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由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人社部等11个部委联合推出，面向全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给予特殊支持，旨在加快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师范类、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是“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院校，入选“2011计划”、“111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是武汉七校联合办学成员，国家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国家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华师的英语专业本身就很好，湖北第一，在国内名声很好，前十吧，免费师范生就更好了，大学不花一分钱，工作又很好找，英语专业(师范)就业率100%，毕业生主要到省、市一级重点中学任教。历史 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有百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学院是华中师范大学传统优势学院之一。其中历史学专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历史文献学为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为全国高等学校国家级重点学科。曲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前身山东师范专科学校，1955年创建于济南，1956年5月升格为曲阜师范学院，同年9月迁至曲阜，1981年被确定为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六所高校之一，同年成为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的高校，1985年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目前有曲阜和日照两个校区，在校生3万多人。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了过硬的教育教学质量。建校以来，累计为社会培养输送毕业生48万余人，广大毕业生以“基础厚实、作风朴实、业务扎实”受到社会广泛好评。考上这3所顶尖的师范院，就拿到了金饭碗。

在“69”国际档案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文水县档案馆热情接待了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张爱明，档案馆全体职工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据悉，张爱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以来晋中的商业问题。我县作为明清至民国晋中地区的商业重镇之一，商业较为发达，农民经商现象较为普遍，该馆丰富的馆藏为他的博士论文作了有力支撑。据统计，该馆先后为张爱明博士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文书档案百余卷作为参考，其中涵盖了阎锡山时期的民国档案、文水县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档案、1948-1954年的人民政府档案、建国前后山西省村社的典型调查、商业局和工商联档案、文水县地方志、文水县文史资料等。这些珍贵的档案为其研究近代文水县农民经商的缘起、概况、类型及工商业改造等提供了非常全面的理论依据。张爱明博士向档案馆捐赠其博士论文《半耕半商：文水县农民的商业活动与乡村社会（1930-1960年代）》，约35万字。王翠珍馆长特为其颁发文水县档案馆捐赠证书，她表示，希望能与其开展更多的合作交流，也祝愿张爱明博士能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宣传好文水县的革命精神与商业文化出一份力。来源：胡兰党建

4月24日下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为大家分享了自己研究近代史30余年的四点心得与体会。本文系录音整理，经朱英教授审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一、做学问：先天不足、后天恶补我是77级学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1978年3月入学，从上大学算起一晃40年，从事近代史研究也有30余年了。回顾我个人的研究历程，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存在着一个先天不足的情况。“先天不足”是指基础知识学得不好。初中、高中阶段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候，但受到了“文革”的影响，无法正常上课，导致我们基础知识不扎实、不全面。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做了近三年“知青”，后来以“知青”的身份考入大学。基础知识不扎实，也没有长期刻苦地准备高考，不过很荣幸地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陷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一级的学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中的少数，都是很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勤奋、刻苦，想把失去的时间“恶补”回来。不少77级、78级大学生，后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来不错的成果，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靠刻苦勤奋干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有相当的积累，大量的阅读，有了厚实的知识积累，还需要思考，人文学科的成果就是在你的思考之上，写出来。勤奋刻苦不可少，如果再有几分聪明，或者说是有几分才华，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最一流的学者，一定会是既勤奋又有才华的，而勤奋是最基本的前提。我个人的体会非常深刻，尽管我们“先天不足”，但通过“后天的恶补”，基础知识体系的缺陷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二、找准方向、精耕细作从事研究工作，第一步就是要找准方向，这不仅仅局限在近代史研究的领域。找准方向之后再精耕细作。找准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关系到你今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空间，取得的成绩。一般地讲，我们最初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都是从一个具体的方向或是一个题目开始，包括在读硕士、读博士，都需要找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你研究的方向。你做的题目能否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而且你做出的成果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题目不宜太大，也不能太小，但方向一定要有发展空间。由于我的“先天不足”，尽管大学四年非常勤奋刻苦，但都只是做了打基础的弥补，至于史学研究怎么做，基本上没有找到门径。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和同班同学马敏考上了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生，跟章先生读研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读研究生后，首先要找研究题目，找方向。我很幸运，章先生帮我找到了研究题目和方向。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甚至能影响我一辈子都能做得下去做出成果的好选题。在七十年代末，章老师深入做辛亥革命史研究，他在全国各地查资料，在苏州档案馆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苏州商会的档案。商会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在辛亥革命前，它是由新兴的工商业者共同组成的一个新式商人社会团体。过去，我们在做辛亥革命史、做资产阶级研究时，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商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和港台、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发现关于辛亥革命史，我们从未思考过的一些问题，而港台、国外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例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我们一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从未质疑过。但台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其中一个疑问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有资产阶级吗？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研究就是研究工商业、资本家，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的研究把对象搞错了。当时国内一大批关于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成果，都是在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者立宪派，而革命派中很难找到资本家，立宪派中有少数是资本家。大陆学者作出回应，说资产阶级应该包括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狭义说就是资本家，广义说就包括了资本家的政治代表：革命派和立宪派。但我们发现，我们主要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反过来说，资产阶级主体即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我们是缺乏考察的，这是我们研究的缺陷和不足。章老师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发现了商会的材料，商会是工商业资本家的团体，我们通过商会研究，考察它方方面面的情况，考察它的活动，从而可以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章老师意识到苏州商会这批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希望整理出来。但苏州档案馆的领导感觉比较为难，因为这批档案的量太大，从1905-1949之后所有的内容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整理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还需要整理者有一定的专业素养。章老师提出，我们派老师和学生帮助档案馆一起整理这批资料，并作为两个单位共同署名的成果。正巧那年（1982年）我和马敏考上研究生，就这样我们开始在两个老师的带领下整理这批资料。章老师给我们下发的任务是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寻找自己研究的题目。章老师并没有具体说研究什么题目，但他说看档案会发现里面的题目很多很多。刚开始我们很迷茫，大学四年都没有听说过商会，后来请教林增平老师，林老师说这个题目好，可以研究一辈子了。对于当时的我，可能还体会不到章老师、林老师的用意，现在我非常赞同了，而且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方向是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商会研究需要更多的，年轻的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个方向对我和马敏教授影响太大，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同时能够看到那么多成体系的原始档案，非常幸运和难得了。朱英教授找准方向后，开始精耕细作。着手研究后发现，光靠档案资料是不行的，一定要靠大量的史料征引。史学研究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找史料。现在有很多技术、方式比较方便地查阅资料，当年条件有限，而且湖北武汉近代档案的保存很少。清末全国有8大商会，其中一个就是汉口商会，可惜武汉基本没有保存清末民初的汉口商会档案。所以我们从其他途径寻找资料。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很重要的一种资料就是报纸和期刊。清末和民国报刊数量相当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比如申报，就是全国性的报纸，当年是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数据库可以检索的，我们只能跑到图书馆去查胶片。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去国家图书馆看《时报》，整个国图只有三、四个阅读器，我们首先要抢占阅读器，抢到了每天早上去一直待到晚上关门，万一有一天没抢到，就很沮丧。而且我是外地进京，当时国图又不能复印，也不能像今天一样拍照，只有靠手抄。很大一批资料，全部手抄。随着日积月累，我们的资料卡片就是一堆一堆的。手抄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分类，而且对资料内容熟悉，现在虽然很容易检索到资料，但很难分类、没有理解，不能直接使用。我对资料熟悉并以问题分类，这些资料都可以转换成论文里有用的征引。读书时为了搜集资料是全国各地跑。读研和刚工作时，去国外或台湾机会很少，一直到八十个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机会去台湾。去台湾做交流学者的机会，我看到不少大陆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所以精耕细作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就是大量的搜集与选题相关的资料，你资料的占用量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而且这个工夫是否到位，能够充分地反映到你的论文或著作中。史学的研究，没有史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这一点讲，不踏踏实实地做，真的很难出成果。但只要真正进入到了史料的海洋中去，方方面面的史料逐渐掌握，你又会发现有很多可以做的题目。此外与你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直接相关的论文、著作，你肯定不能放过，容易忽略的是标题里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研究内容却可能有相关性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好的学者，即使不是和你同一方向的研究，但他的论著中会涉及到相关话题，会有一些很好的思路、建议。那么精耕细作除了史料，就是要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著作花力气去读，去啃。学习研究论文，包括国内的学者，也包括国外的学者。我们发现有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非常出色，他们研究的长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研究中的短板，广泛的阅读之后，又有了充分的史料，加上对史料的分类和详细的了解，非常了解所作的研究从何时开始，经历了哪些阶段，研究了哪些议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没有做的问题，通过阅读发现问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思路，而且这样的学术研究一定是有学术原创性的。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有三个方面是需要一辈子不停地追求和实践的——读书、思考、写作，唯有如此学问才会循序渐进。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在研究初期要对自己有一个高要求。从我个人的体验，或看一些比较优秀的学者，早年发表的论文都写得非常好。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清末苏州商团的，写完初稿后反复修改，后来投给《近代史研究》，很顺利的发表；之后一篇是写清末苏州商会，也花了很多功夫，很顺利地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因为有新题目、新史料、新观点的缘故，当时投稿没有退回修改，发表极其顺利。我发表这两篇文章是30、31岁，发了这两篇论文之后，自己就知道，写文章应该写成这样，反复修改达到一个高的水平才算完成。马敏老师更厉害了，第一篇就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起点非常高。高要求之后又有好的期刊发表，对自己也是极大的鼓励，更加有信心继续做研究。后来我们连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了一些论文，对以后学术研究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即使这样，后来我也一直在坚持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依然勤奋治学，这样才能持续进步。《苏州商会档案丛编》三、处理好学术研究专与博的关系专题研究要深、要透，剖析问题的方方面面；先是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拓展，所以仅仅知道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专题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例如商会研究，不仅是研究商会的内容，还涉及近代史的方方面面，需要多角度论证。假如我对其他的问题不了解，对商会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深刻，所以治学中一定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我的论文和专著，很多都是以“商会”为主，题目或内容都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相关问题，既有独立性又有自己的系统性。我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了解商人是个怎样的群体，他的整个发展脉络，于是需要了解近代商人，甚至古代商人。在历史进程中，在近代所谓“新”与“旧”有哪些转换和矛盾冲突。不去了解内在的发展变迁，单纯地从商会章程入手，很难具体深入地作分析。其次，商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查阅苏州商会档案时，我发现有几份苏州农会档案史料，具体内容是苏州农会给苏州商会的公文，还盖有农会的大印。当时就有疑惑，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农会，都是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的农民组织，但从未听说过辛亥革命前有农会。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写过相关的文章。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便开始留心这个问题，不断捕捉、寻找材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商会资料的同时，我也收集了不少农会的资料，写了几篇文章。这是一个全新的题目，有人说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特别是后来在故宫“一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查档，既有商会的档案，也有农会的资料。其中有两卷关于农会的档案非常重要，使我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农会这个组织。这些农会档案是当时晚清全国各地农会上报清廷中央农工商部的各种材料，全国各地农会的负责人、具体工作事项等都有涉及。我估计在我查阅此档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资料。我还在湖北省图书馆抄到一份《湖北农会报》，这份报刊是清末湖北农会办的报刊。有了这些材料的积累，写成了《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农会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后来我指导学生魏文享关注国民党的农会。共产党的农会大家都知道，关注的人也很多，但国民党也很重视农会，而研究的人很少，所以是值得做的。围绕这个问题，魏文享写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专著。这样，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宽，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另外，我在研究商会的问题中，发现在19世纪末戊戌变法之时，就有人提议成立商会，但并未付诸实施。主要原因是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而到清末正值清廷新政改革，清末新政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集中表述为“振兴工商，奖励实业”。那么如何振兴，除了民间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提出见解，还有清廷及一些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从很多高官的奏折能反映出他们对官商，或政商关系的重视。最后连清廷也认为，要想真正振兴商业，必须官员和商人连成一体、上下合力，才能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还有日本的经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不仅打败了大清帝国，甚至打败了“老大”俄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停地思考、反思，日本的崛起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通过改革变成强国。它的政治、经济大背景，还有改变君主专制的体制，通过君主立宪达到改革的目的，这是政治方面的措施。而日本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商会的诞生，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人数的增加，他们思想认识的提高，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政府政策的改变，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长期“重本抑末”思想的转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重商主义”的思潮和政策就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很难得的是，官与商在成立商会这一问题上在当时达成了共识。但商会并不是中国创造的，在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组织，而且在他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期间，也有很多介绍欧美、日本商会的资料。中国成立商会是国外引进的，很多章程，很多规定，诸如商会选举制度等，在以往的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我就商会选举的问题、制度的演变、具体的操作等写了一系列文章。不同商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投票选举明显是近代民主政治的表现，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举措？实质上，这些都是中国人套用的。于是我意识到，商会的产生、后来为何会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以及商会的权力都是和政府有关系的。商会这一民间社团，在经济领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政府支持，让它来参与，所谓政府放权给商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管理放权给商会。尽管参照西方的模式，放权给商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看商会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商人满意，官方也是比较满意的，商会成为连接官与商的一个纽带，充分发挥了“通官商之邮”的功能，其作用自然不容小觑。而且在商会成立后，商人的影响力变大，“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商会可看作是近代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写出相关论文来回应国外学者质疑“辛亥革命前中国有无资产阶级”这一问题。过去几乎没有学者从商会这个角度去回应他们的质疑，我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学人的注意。孙中山先生留下了很多文字、演讲、信函，他自己确实未说过辛亥革命只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他是为了整个中国。我们说的革命，应该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解释是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这一观点我们是不接受的。后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还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只能求同存异，但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尽量客观地去评价、去看待历史。通过研究商会我从对清朝政府的看法，也与以前我们常说的贪污、腐败、无能有了不同，清朝很多高官大吏不断摆脱屈辱的阴影，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清廷在上层决心改革，也作出了很多行动。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确实能看到上层的转变和改革的意愿。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是过去所说改革都是假的。过去我们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与我们过去没有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朝政府深入、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都是以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的形象作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来讲，把清朝政府的改革和其他行为放置于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下，通过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场域来讲清朝政府，必然会把清廷讲得一无是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清廷）做的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发生。当年的革命党人，为了他们的革命目标，竭尽所能放大清廷的反动与腐朽，他们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我们现在一百多年后去研究辛亥革命，就不能这样简单化的处理，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近代史学界是在沿用革命党人的话，“洋人的朝廷”就成了我们给清廷的定性。我们的任务与当年革命党人的任务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是客观地评价这一段历史，这就涉及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对革命的对象还需要研究。这一总是当时与学界同仁交流，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曾经想一起做一些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尽管最后没有做成，但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一定进展。比如我关注经济领域，我认为清廷在经济改革，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而且在之后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民国时期也在不同程度上沿用着这些经济政策、措施。这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拓展的新增长点。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放大，探讨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代表国家，商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代表民间社会，我们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到近代，到清末，到民初，甚至再往后延展，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化，我们会发现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了历史各层面的发展。我和马敏合写了一个关于苏州商会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分析研究近代史的新框架和新思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对市民社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是想通过商会做实证研究，以回应他们的研究，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因为市民社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欧洲的经验，在中国是没有的。以这样一个视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是有适应限度的。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了一步，称之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范式，后来很多人也使用这一范式。我们的研究要有突破，就是要把小历史和大历史的研究结合。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结合八十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起步，我们把商会史的研究放在辛亥革命和近代史的框架中，所以它回应的不仅是商会史的问题，还有整个辛亥革命的问题；之后我们反思，从辛亥革命的视角看更多是从政治标准研究，但商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经济团体，于是有学者使用更宽泛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研究商会；再往后，透过商会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看国家与社会，通过商会历史的研究去关怀整个大历史的发展。我最大的体会是专题研究想要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必须要跳出专题，比如章开沅先生提出的跳出辛亥革命，以“三个一百年”来研究辛亥革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气量和眼界。如果一个研究确实只是区域性的，个案性的，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其他人很难从你的研究中获得启示和帮助。但如果将自己做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其他学者虽然不做同一专题，借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甚至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以这里我借用赵世瑜老师“小历史与大历史”的提法，来说这点体会。史学研究难在长期坚持。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如果将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乐在其中，则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同时要长期做研究，个人的体验，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体质一直不好，但没什么大毛病。四十多岁出现问题，主要是那时每日从早到晚伏案工作，很少锻炼。经常高度眩晕，甚至有一次休克了，只得住院。但也没有查明病因，最后主治医生认为是功能性动脉供血不足，需要多锻炼，多活动，不能从早到晚都在伏案看书写作。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打乒乓球队，每天打球，到现在20多年了，老毛病再也没有犯，学问也能继续做。不过现在不敢熬夜了，否则身体吃不消。最后借用章老师的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如果立志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作为，既要勤奋刻苦勤思勤写，又要注意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把学术当作爱好，并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吴攀，通讯员 罗松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大老校长章开沅先生和夫人黄怀玉女士向该校图书馆及博物馆捐赠三件珍贵文物。此次捐赠的三件藏品分别是陶碗一个、恐龙蛋化石一枚、《大清帝国分省精图》一册，均是章开沅先生多年珍藏中的精品,为不同年代的代表文物和珍贵史料。其中，陶碗约为新石器时期西北马家窑或马丁文化文物，恐龙蛋化石来自郧县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两件藏品均入藏博物馆；《大清帝国分省精图》于1907年（明治四十年）由日本东京合资会社富山书局再版印刷，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将入藏图书馆八楼古籍特藏室保存。章开沅先生表示，华中师大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众多前任校领导和老一辈学术大师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党爱校，为学校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作为华中师范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和华中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章先生希望通过捐赠来引领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继承和发扬华师优秀人文传统，为学校整体事业发展不忘初心、群策群力，砥砺前行。此前,章开沅先生已多次向该校博物馆捐赠藏品,包括日本投降书高清影印件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和历史资料,为我校博物馆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华中师大原党委书记马敏表示,三件文物均为章开沅先生珍藏,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将来，他也会效仿章先生的义举，尽其所能向学校博物馆捐赠文物，支持博物馆的建设。华中师大校长赵凌云代表学校向章开沅先生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他指出，章开沅老校长此举为“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注入了新内涵，体现了老校长作为一名党员和华师的老前辈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的担当精神。明年，华中师大新博物馆将会如期开放，届时这三件藏品将会展出。

前几天，小编一直致力于为大家解说华中师范大学的软实力，诸如校园环境、学风建设等等，于是有小伙伴留言想了解一下它的硬实力，小编心想这有何难，于是今天这一篇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硬核”实力专场，前方高能，别眨眼哦。首先我们先把科研实力单拎出来说一说，因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科研水平相当不错。去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华中师范大学凭借着29项项目立项数位居全国第3名。自"十二五"以来，华中师范大学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数排名一直稳居全国高校前10位，"十三五"规划项目公示立项数更是排到了全国第4，充分展现出了华中师范大学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能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我们常说的“C刊”，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在2020年1月的C刊发文数量排行榜上，华中师范大学发表了932篇论文，排在全国高校第14位。在人文社科领域，华中师范大学半点不怯，在自然科学领域，华中师大也一点不虚。2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F0701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类立项项目，其中华中师范大学获得立项资助15项，获资助直接经费高达866万元，立项数和经费数额居全国高校第1，这个科研能力实在让人叹服。除却科研实力，华中师范大学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它的师资力量，小编也不多说，就给大家例举两个“大师”级别的人物。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是华中师范大学的荣誉资深教授，也是华中师大的老校长、中国大陆近代史学家中的“两个半”之一、国内社科届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九十多岁的高龄，仍然每天坚持去办公室研究学问、接待来访。自诩“90”后的章开沅先生时常劝诫青年学子：“学习的主要动力是兴趣，求知欲产生于兴趣，产生于好奇心”。秉持这这一教学理念，在他6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出了诸如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敏、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虞和平等一批卓越人才，是华中师范大学“丰碑”式的人物。还有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两大泰斗之一，在学术界素有“南邢北陆”之称，“南邢”指的就是邢福义。只要上过他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课的学生，无不被他幽默风趣、循循善诱的风采所折服。邢老先生讲课从不带讲义，但总是能博古论今，侃侃而谈，枯燥的语法课也能讲得生动有趣，理论阐述深入浅出，板书中还时常配有速写画面，十分形象。“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是邢福义给学生们的师训，更是自己的人生格言，治学数十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被称为“360天从不休息的勇士”。正是这种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邢福义先后发表了5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20多部学术著作，四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成为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课题的首席专家。其实，除了科研实力和师资水平，能代表一所高校硬实力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学科建设、就业升学、学科竞赛等等，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华中师范大学在这些方面也很出彩，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不妨将目光放到华中师大，保准不会令人失望，想要报考的考生们千万不要错过哦。关注“掌上志愿”，获取更多关于大学的报考信息！

2021年3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在北京燕山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国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20日上午的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刘文鹏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致开幕词。杨念群教授回顾了当前清代政治史研究所处的境遇，认为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学科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以及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开始转变，导致原本占据史学研究主体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呈现边缘化的趋势。虽然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议题在不断深化与拓展，但面对上述方法论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清代政治史研究不得不因应寻求新的突破。本次会议召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开拓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新方法；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回应诸如“新清史”等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的挑战，从而通过讨论、批评与研究，在清代政治史领域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并力图构建本土的历史解释框架，推动当前的清代政治史研究。最后，杨念群教授对未来的政治史发展方向提出期望，认为应当保持政治史研究的开放性，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对话，推进各学科在研究方法、议题等方面的交流，开掘、扩展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与会者合影清代的职官选任本次论坛由七个主题会议与圆桌讨论组成。20日上午，论坛第一组会议围绕清代职官选任问题展开，会议由刘文鹏教授主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刘文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林浩斌分别以《论清末丞参》《丞参选任问题与清末用人专门化》为题，从不同角度对清末官制改革运动中新设职官——丞参作了讨论。刘文华注重总体分析丞参之设立，认为至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官制改革，中央各部大致都已设立丞参。其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这是中国行政制度近代化的必要措施与体现。不过由于选任过程存在诸多弊端，以至丞参冒滥，遭致裁撤之议。林浩斌则更加注重丞参的选任问题，认为丞参选任牵涉甚广，其不仅涉及中央用人权的争夺与调适，而且牵涉官制改革过程中职官与差遣、选材与酬庸问题的平衡问题，更与原有的内外职官升转体系的调整、重构关联紧密。丞参的选任表明清末官制改革的专门化取向，而所面临的上述诸问题，也影响了清末民初其他官制的选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明《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一文认为，乾嘉以降科举进士出身者构成了刑部司员的主体，而为了维持这一比例，也为了能够继续使用熟悉部务的“熟手”，刑部不断扩充由本部拣选保题的名额。刑部内部的权力分配并非以官阶高低为判，而是以刑名知识和理刑经验为准，从而形成掌握专业知识的官吏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再分配局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温海波、谢殿诚的报告《字识与清代军政运转》，认为清代绿营系统仍延续明朝的字识。字识仍发挥着处理钱粮册籍、信息传递等基本职能，但其参与贪腐之事屡禁不止。清廷对武官私用字识难以禁止，只是对其舞弊行为制定了惩处标准。不过清廷也通过一定措施不断规范、制度化字识群体，这种制度化反映了清廷对武官掌控基层文书的妥协，亦是军事权力难以深入基层的务实措置。清代的中枢机构与朝局第二组主题围绕清代中枢机构与朝局，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文鹏《清代军机大臣议覆制度的形成及意义》一文通过对军机大臣议覆职能、议覆内容与特征的分析认为军机大臣通过议覆介入到军国大计的决策过程，成为影响皇帝最大的政治力量。这一议覆职能实源自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覆职能，又同时延续了内阁大学士的撰拟上谕的职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博的报告《清季军机大臣副署制度的构建》，认为清末副署制度虽得以确立，但由于其倡议者将之比附于乾隆朝的军机大臣署名之制，清廷也没有以正式文书清楚说明副署制度的意义何在，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使得朝局各方对“副署”应负责任的看法各异，直接导致了后来资政院与军机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发展为对“皇族内阁”与立宪运动的怀疑。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洋《阁臣差使与清代国家治理探析——以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为中心》一文，认为入值军机的内廷大学士履行着皇帝的秘书长、参谋长和钦差大臣等多重职能，稳定实现了其对清廷中枢决策的有效参预。雍乾以来，大学士以入值军机等差使事务为职能重心，差使体制已成为清中后期阁臣职能运作的主要方式。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凌霄的报告《半隐匿性政治：军机处的满伴与清代中枢机构的变迁》，考证军机处满伴即是满章京中的一部分官员，特别是指值班章京。它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军机处内部机制的成熟，使得“半隐匿性政治”趋于巅峰。道、咸以后，满、汉章京渐行渐远，导致军机处的这种半隐匿性政治难以再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最终与清朝一道走向覆灭。泰山学院历史学院唐论《计中计：丁未“假照片事件”探析》一文，认为丁未“假照片”事件是奕劻、袁世凯等为打压、排挤岑春煊所施行的手段。梁启超密谋与岑春煊在会面事泄而引发端方追查。蔡乃煌为求进，献“假照片”于端方，端方与奕劻、袁世凯密谋，通过恽毓鼎弹章、蔡乃煌假照片相互印证以坐实岑春煊暗通康梁党人的罪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健鸿《王文韶的内召与甲午政局》一文，认为王文韶被恭亲王奕援引应召进京，虽然因人事纷争与翁同龢的反制，其迟迟不能进入最高权力决策层，不过最终得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其难有威望与实权，导致他一方面周旋于帝后、各政治派别之间；另一方面难以凝聚一批洋务和政务突出的人才，只能依靠早年积累的各种人脉资源从事政治活动。清代的边疆治理下午第三组围绕清代边疆治理问题展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怀远与柔远：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使团探析》一文以小见大，通过考察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的史实经过，认为此次熬茶使团成功出使，不但加深了土尔扈特与清朝的相互理解，而且使团成员目睹了清朝的社会繁荣和阐扬黄教之伟绩，得知准噶尔部覆灭及哈萨克阿布赉汗进表归附等与其部族密切相关的大事，无疑对土尔扈特绝然摆脱沙皇统治，毅然选择东归祖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强光美的报告《清朝“内亚性”的再商榷——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视点》，认为合璧书写表明了清朝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并以之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文秩序的用意，实现了其从满洲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蜕变，成为了“历史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新清史”学者将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视为清朝“内亚性”和区别于传统中原王朝重要表征，有失偏颇。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张伯国《德化推行与认同塑造：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思想及实践考析》一文，跳脱乾隆帝治疆的“因俗而治”思想框架，认为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思想根源于乾隆帝本人的民本思想、维护满洲形象以及出于维持新疆统治的现实需要。这一思想及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构建回人清朝认同的政治意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临希《将军杀台吉有罪吗——光宣之际边疆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文，强调清末清廷意图将蒙地纳入国家赋税系统。通过对国家、地方、蒙古地区等多方权势在此期间展开斗争的论证，文章认为晚清国家力量不足，借助官商合办，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实现了边疆治理模式转型，使得清末蒙旗人群结构发生改变，国家权力在蒙地逐渐绵密化，利于后续政权打造更深层的国家一统性。清代的财政体制、科举制度、八旗制度下午第四组涉及清代的财政体制、科举制度与八旗制度等诸多议题，会议由吉林师范大学刘小萌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文远《清代“不加赋”的国策化与财政转型》一文，考察了清代财政体制的运作、转型及其反映的治理理念。文章认为“不加赋”国策化与“定额化”，是明清赋役体制发展的结果，体现了“贡赋国家”的财政特点。同时，清代财政体制也体现出“应急化”的特征，清廷则从国、民一体的角度强化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来解释国家对于这种应急管理体制下的“财政动员”与加派，这也是不同于西方的财政体制近代化转型。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振国、王月的报告《论清代的举人拣选——兼辨举人截取的性质和大挑出现的时间》，认为清朝入关后，沿袭明代拣选之例，不断进行调整，逐渐形成较具清朝特色的拣选规章。报告既辨明了截取的含义，又论证了拣选之例与大挑制度的确立。但由于拣选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拣定的人数不断累积，拣选存在的价值受人怀疑，其名实逐渐背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学深《言出法随：清前期国家基层治理与律法适用——以科场罢考事件为例》一文，认为随着雍乾时期对士子罢考问题的重视，管控力度逐渐加强，处罚也“由宽转严”。这种驱严的管控制度，体现了国家管控的有效性和雍乾时期朝廷对基层治理下的“治”序，展显了十八世纪清朝集权模式下律令运行的高效，以及强调国家和官府在各层级的主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一文是对其既有研究的深化。作者认为拨补地位于旗地外围，以北京城为基点逐层推进至直隶南部地区，以及包括宣府镇在内的卫所系统诸地。由此也造成距离原圈土地越来越远，百姓无力耕种，只能召佃取租，然主佃纠纷，往来诉讼，经年不断，民众不堪其苦。这说明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非八旗区域仍存在辐射性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华军、邓天红《清代归旗制度创设问题考论》一文，考证了清初归旗制度的创设应在顺治二三年间，至康熙二十三年成型。其创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清廷对明代管理革职解任官员制度的承继，又有八旗内部诸因素的影响。此外，康熙帝对驻防八旗成为新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因“渐染汉俗”问题的担忧，下五旗诸王对八旗驻防管理集权化的不满等也是重点考虑的现实因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屈成《清代汉中八旗驻防考实》一文，认为清前期汉中八旗驻防的两驻两撤、两度议设这种摇摆政策的出现，表明乾隆朝以前八旗驻防制度仍处于调适阶段。汉中驻防裁撤之后，八旗驻防重点开始由内地转移至沿边、边疆，这是清廷统一全国过程中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变化的体现。清代的法制变革与具体案例21日上午，第五组主要讨论清代的法制变革与具体案例，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陈支平教授主持会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邓建鹏《清代州县司法实践对正式制度的偏离》一文认为，地方衙门在进行个案审判时存在与司法体制要求不一致的情况，这说明清代地方司法体制并非是“守文据法”而是“移情就法”。州县官的综合行政治理角色决定了其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优先考虑实用主义与地方安定，加之司法资源有限、上级司法监督不严等原因长期存续，最终导致司法实践与正式制度的“背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祥雨的报告《从二元到一元：顺治朝法制变革研究》指出，多尔衮和顺治帝对明朝和满洲法律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继承和扬弃，从多尔衮摄政时期满汉法律体系并存的“二元体系”，到顺治亲政后满汉法律体系竞争甚至对抗最终形成清律的“一元体系”，汉人制度和满洲制度之间存在衔接与融合，这一过程揭示了满汉关系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形式和清朝统治的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白帆的报告《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建构的进程及其效果》，结合政治史和法律史，将清代新疆法律制度与国家统一新疆的政治进程联系起来探讨，从法律哲学的目的性、法律意识及法律的安定性三要素出发，在大一统视野下分析了清代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的法律建设过程。报告认为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深入，新疆地区法律特殊性逐渐减弱，其法律体系逐渐呈现出与内地法律一体化的特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姜金顺《族群关系与法律变革：康雍年间“两引”案件判决格式的形成与推广》一文，认为“两引”案件引发的法律二元性冲突主要集中在判决依据、权力关系、族群关系三个层面，最终表现则是刑部官员、地方督抚在“两引”案件判决上经常出现分歧。为解决这一分歧，康雍两朝陆续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分歧解决机制，“两引”案件判决格式得以持续推广，由此在清代中后期引发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法律变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猛的报告《清代国家治理中伪造印信案件的量刑标准：制度应对与法律实践》认为，在不同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审理者会依据伪造者的犯罪动机、伪造方式、施骗结果，并综合个人对于案情的认识，援引律例，最终量刑。尽管因为审理者的个人意志导致量刑标准和处罚措施难以统一，但仍有诸如是否触及“军机、钱粮、假官”的“高压线”等基本原则与量刑标准为其所考虑。清代的政区地理及职官设置第六组主要围绕清代政区地理及职官设置等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在报告《从理事到抚民：清代归绥地区厅制变迁新探》中，从动态角度将归绥地区厅制的变迁分为理事、分辖、统合、兼辖、抚民、建省六个阶段，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还原其不同时期的复杂样态，认为归绥地区的行政建制鲜明地体现出府州县与藩部两大圈层过度地带管理模式的巨大转变，其制度演进过程提供了观察清代边疆地区郡县化的绝佳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孔迎川的报告《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清前期湘黔间政区改划研究》认为，明朝于黔东南政区的设置行“犬牙相入”之法，故而出现了府属贵州、卫属湖广的“府卫两属”现象。清朝通过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手段，完善黔东南的政区体系，加强了贵州省对黔东南的控制。同时，清朝仍保留了湘黔边界的“犬牙相入”之处，以便控制贵州，护卫湖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存璐在报告《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研究》中通过对清代州县署理官的来源、署理形式与委署章程的考订，认为州县官署理制度在诸多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导致署理制度在实际运作时产生诸如实缺官员调委过多、佐杂常年委署正印、辗转调署等贻害地方吏治的问题。署理也与原本设计的“临时代理”初衷背道而驰，反而成为清末督抚任官的主要方式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董嘉瑜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凯华的报告均涉及清代四川总督建制的讨论。董嘉瑜《清初四川总督建置与驻地考》一文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讨论四川总督的政区置废与治所变迁，认为四川总督建制在顺康年间十易其名、八易驻地，这频繁的变化以军事因素为主导，国家职官体系及地方治理思路亦发挥重要影响。李凯华《清代川陕总督建置演变探析》一文则主要从政治史角度切入，认为川陕总督其历次调整裁撤都反映出清代西部地区政治环境及清廷治理政策方向的变化，间接折射出了整个清前期对总督定位调整的轨迹。清代政治的权力运作与国家治理下午第七组主要讨论清代政治的权力运作与国家治理，会议由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雍正帝立储密旨考》一文，通过对实录、起居注以及《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所载史料批判分析后，认为雍正帝立储密旨内容应仅限于立弘历为皇太子并继统。雍正帝在去世前并没有当众宣布接班人，其立储密旨实际包含传位之意。这一特殊的传位方式一方面保证了乾隆帝的顺利嗣统，另一方面既证明了雍正帝秘密立储的成功，又反向说明了其得位之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毛立平的报告《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后权的控制和打压》从制度、礼仪、空间三个维度探讨清代皇帝对后宫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管控过程。清帝在制度层面上，逐步切断皇后与外臣的联系，降低皇后地位；礼仪层面而言，减少或取消皇后三大节朝贺仪式，干涉皇后的节礼交际，并逐步收紧对于太后权威的管控；就空间层面而言，将后宫打造成一个封闭隔离、活动范围极其有限的空间体系。清帝在上述层面上的权力运作正呈现出有清一代“宫壸肃清”的实现过程。南京财经大学陈波、南京大学夏维中的报告《雍正十三年超盛南行与江南佛事》认为，雍正十三年超盛以钦差身份奉命南下，关注并干预佛事。在江南僧俗的密切配合下，其遵照雍正帝旨意，处理浙江境内佛教事务，并暗中策动江苏巡抚高其倬对康熙十三年江苏宜兴“善权前案”的重审，最终酿成雍正朝“善权后案”，震动江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文益《论清朝“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一文认为，清朝“大一统”治国方略主要包括“疆域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经济大一统”“民族大一统”和“权力大一统”五个方面，五种“大一统”方略共同构成清代系统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顺康雍乾四朝是清朝“大一统”治国体系形成、发展和完善时期，嘉庆以后是“大一统”治国体系走向解体的时期。论坛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研究》主编祁美琴总结发言。祁美琴教授首先感谢了各位学者对此次论坛的支持，并对因诸多客观因素限制未能如愿与会的学者致歉。她诚恳真挚地代表《清史研究》编辑部对学界同仁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两天精彩的研讨展示出了当前清史研究的勃勃生机，尤其是青年学者的表现十分可喜，他们在聆听前辈学者经验的同时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创见，互相的切磋与交锋坦率而直接，既就具体问题的不同观点互相商榷，也针对清史研究的写作分享想法经验。《清史研究》编辑部将继续砥砺前行，服务学界。(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作者：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重要论述，十分深刻地阐明了目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同时也指明了新时代我们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中核集团福清核电6号机组反应堆穹顶吊装成功，表明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有序推进。新华社发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富足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各项民生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普通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13.5亿人。我们实现了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宁夏大力推进低碳高效循环水养殖产业，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图为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园南美对虾养殖基地。新华社发回顾历史，我们理所应当有这样的自信：“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体而言，要分两步走：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河北省枣强县打造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助力传统复合材料企业转型升级。图为工作人员展示石墨烯原材料。新华社发2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就必须深刻把握“强起来”的实质内涵，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数量之强与质量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注重的是将蛋糕做大的数量之强，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则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之强。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数量和规模扩张型向质量和效益提升型的根本转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关键，是要注重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使经济发展建立在可靠、持久的基础之上。经济之强与生态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的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必须补生态文明建设之课，走绿色发展之路。我国人均资源严重短缺，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占有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但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真正能够“强起来”，我们必须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花大力气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社会，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物质之强与精神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注重的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则更应注重精神财富的创造和文化建设，满足人们的精神所需。文化兴则国运兴，精神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精神强大是国家强大的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亟须通过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培养起成熟的大国心态。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大国心态，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形成的，也不可能随着国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产生，它需要培育与涵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以理性的精神进行反思和重建，从而奠定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础。国内之强与国际之强。如果说，在“富起来”的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眼光向内，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那么在走向强起来的阶段，我们在注重国内建设的同时，还要更多将眼光朝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势必要更多地走出去，更多地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进程，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种负责任大国，绝不是要恃强凌弱、以大欺小、搞霸权主义，而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各国风雨同舟、携手同行，共同建设人类的美好家园。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强起来”的阶段，既是我们攻坚克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风险、充满挑战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我们的目标，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山巅，各种不可预测的复杂因素也将增多，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将越大。我们曾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中国近代走过的艰难历程，而在当下，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倾向沉渣泛起。为此，我们必须“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增强全民族清醒感、紧迫感、危机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和韧劲，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继续融入国际潮流，使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20日07版）

佳绩频传，华章日新。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2020年度）名单的通知》，通知中的2.0基地名单是在首批（2019年度）建设的104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的基础上遴选而定。在此份名单中，华中师范大学的“开沅”历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这也是华中师大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标志性成果。我们都知道，基础学科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源泉、先导和后盾，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为贯彻这一国家战略精神，教育部启动了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目的是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为新时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播种火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思想高地奠定人才基础。在教育部此次公布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名单中，华中师范大学的“开沅”历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能成功入选，是华中师大瞄准国家基础科学研究重大战略部署，高度重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工作的具体表现。也充分说明了华中师大的历史学颇具优势。那么，华中师大的历史学到底有多牛呢？ 首先，我们来看学院优势：华中师大的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32家会员单位之一。一百多年来，历史学科成绩卓著，培养了一大批一流师资和应用人才。其次，从学科优势方面来看：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华中师大的中国史专业获评为A类、并列第5名；中国近代史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史、世界史为湖北省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历史学专业是教育部“双万计划”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三，从师资优势方面来看：入选的“开沅”历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以华中师大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名字命名。学院人才济济，现有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6人。总之，华中师范大学作为一所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开沅”历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以历史学科为主体，依托人文、信息技术等优势学科，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改进育人机制等举措，开展历史学专业拔尖人才的培养，着力培养未来社会科学家。考生如果钟情于华中师大，就读“开沅”历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前景光明，未来可期。特别说明：本文数据来源于网络，仅供考生们参考。文章仅为一家之言，不足为训，不当之处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编辑：史育阁S04栏目：大学面面观大学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大学好坏很关键，而大学校址一直是考生和家长择校时的重要参考指标。少了东部地区频繁的台风天气，也少了西部略显贫瘠的长河落日，却多了一份属于江南水乡的温婉怡人。所以我国中部地区大学都是很受各地考生欢迎的。那么今天小编就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我国中部最好的6所大学，其中5所都是985高校，能考上的都是学霸，一起来看看。一、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坐落在美丽的湖北武汉，是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名牌大学，武汉大学占地面积5167亩，在校大学生5万余人，图书馆藏书六百余万册，有中科院院士9人，工程院院士8人，各方面实力雄厚。其中，武汉大学的法学、经济与管理、新闻学等热门专业位列全国前三，还有测绘、水利水电工程、材料物理、软件工程、生物技术等专业都是赫赫有名的。二、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是我国顶级的985综合研究型大学，校园占地面积7000多亩，六万多在校大学生，专职院士15人，76名长江学者，科研力量强大。华中科技大学开设的机械、自动化、电气工程、光电信科、机械电子等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王牌专业，非常受华为、联想等电脑手机制造公司的欢迎，就业前景很好。三、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位于湖南长沙，是一所直属中央军委的综合型顶尖大学。由于国防科技大学的性质比较特殊，多年来名声不显，但是实力不容小觑：10名两院院士、博士生导师200余人。专业上，国防科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誉享全球，著名的“银河”系列计算机就是该校研发的，此外还有软件工程、光电工程、系统科学名列全国前茅。加上是为中央服务，以国家为后盾，考上国防科技大学可谓前途一片光明。四、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是著名985双一流重点大学，中南大学近几年发展飞跃，网传有许多傲人的成绩。中南大学的临床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自动化、应用化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这些专业都是全国闻名，比较好就业的专业。其中，矿物理论、金属材料、概率论等学科领域均拥有世界级学派，中南大学各方面条件都相当不错，就是录取分数线不太友好，每年都需要高一本线100分左右才能报考。五、湖南大学有“千年学府”之称的湖南大学是有四部共建的985双一流重点大学，湖南大学来头不小，近百年来也不断发展，虽然近年来有衰落趋势但依然实力雄厚。湖南大学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学术氛围浓厚。专业上通信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机械工程等专业全国排名靠前，像建筑学、金融学、土木工程、会计学这些专业都是比较受学子欢迎，在全国范围内也颇具影响力。六、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位于湖北武昌，是国家教育部直属并重点建设的“211”大学，近年华师平均排名37位，仅次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大。值得一提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稳居90%以上，并且交换学习的规模十分庞大。华中师范大学的汉语言、外交学、应用心理学、中国近代史、绘画等专业都是全国闻名的重点专业，专业很吃香，就业前景好。关注史育阁，获取更多精彩大学、高考、升学、教育相关资讯、信息！史育阁原创，严禁一切个人、媒体在任何平台非法搬运、抄袭，一经发现将积极配合2018“剑网行动”直接依据《著作权法》追究侵权不法分子民事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