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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真正的以政法大学命名的高校并不多，其中适合学霸们报考的更是凤毛麟角，比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还有今天我们来分析的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一、院校实力大pk华东政法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学校现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律史）、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个上海市一流学科、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各1个。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学科评估中，法学一级学科位列全国五强；2016年学科评估中，法学获评A级，政治学获评B级。 上海政法学院：法学学科（含国际法学、行政法学、监狱学、金融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上海市一流学科、高原学科。根据软科2020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学校在“2020中国政法类高校排名”中位居第4；在“2020中国大学新生质量排名”中，学校在入围的1200所高校中排名第156位。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监狱学特色专业、社会工作特色专业从学科实力上看，华东政法大学更胜一筹，尤其是它的法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A级，位列全国前五强。

视觉中国供图看到查重报告显示，论文的文献复制比超过50%的时候，姚洪军一度觉得自己要举报的抄袭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位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的副教授，关注本院院长侯怀霞涉嫌“抄袭”已经9年。他提供的中国知网查重报告显示，侯的博士论文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达55%，另外5篇期刊文章分别为97.8%、69.1%、55.4%、53.1%、47.6%。依靠这些查重报告，他给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写举报信，跟涉事学校反映情况，一一打电话给期刊和论文原文作者，也在网上发帖，结果是无一例外地碰壁。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回应“不构成学术不端”，授与其博士学位的母校中国海洋大学认定“不属于轻微抄袭”。海大学术委员会的一位教授明确表示，侯论文存在瑕疵，但绝非抄袭，“调查资料翔实，我们随时等待向有关部门汇报”。曾以272分通过司法考试、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的姚洪军困惑了。为了搞清事实，他电脑里的资料已存了几个G，但似乎掌握的资料越多，距离真理越来越远。事实上，不只是姚洪军，那些参与评议的专家，也面临难题：知网查重存在误差，人工评议不被信任，学术抄袭没有统一标准……面对这份“抄袭”鉴定，他们也在思考：当学术抄袭被讨论至铺天盖地时，什么才是最准确的评价标准？抄袭与否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查重系统的结果专家“不认”作为同事，姚洪军第一次关注到侯怀霞“涉嫌抄袭”，是在2010年5月。读过她在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突然觉得“有些问题”。他已经看过侯怀霞的多篇文章。“她发的文章很多，领域也广，涉及诉讼法、广告法、环境法、知识产权、对外投资、企业责任多种多样，但她研究方向比较固定，而且法律领域的研究在2000年已经细分了。”在姚洪军看来，侯怀霞这样的“多面出击”，基本没有可能。姚洪军将侯怀霞的多篇学术文章放进了知网查重。其中，侯怀霞的博士毕业论文《私法上的环境权及其救济问题研究》在知网查重报告中显示，与25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有重合。以各个章节来统计，侯文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分别为：前言30.6%；第一章49.8%；第二章54.1%；第三章57%；第四章62.8%；姚洪军计算过，综合下来，整篇文章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约为55%。这份知网查重报告是在2015年生成的，侯怀霞则是在2008年6月6日通过的答辩，报告里列出的被复制的文章也包含了部分侯文刊发后发表的文章。为“防止误差”，姚洪军又进行了人工比对。他一页页圈出侯文中与他人雷同较多的文字，“最保守估计也超过6万字了”。侯怀霞的博士论文一共16万多字，按照姚洪军的算法，这些雷同的部分起码占到这篇论文的36%。侯怀霞毕业的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颁布了《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其中第10条写明：整段雷同内容占整篇学术成果30%以上，或将他人的学术成果作为自己学术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实质性部分，构成重度抄袭行为；占10%且非主要创新点，也构成轻度抄袭行为。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官网显示，侯怀霞2004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资源法方向）专业。2008年6月6日，她完成了毕业论文。姚洪军提供的知网的查重报告显示，侯怀霞另有5篇期刊文章也被指抄袭。2004年发表的《垄断涵义探析》、2006年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2007年发表的《论宪法上的环境权》及《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2009年发表的《论人权法上的环境权》，这些论文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内容占比分别为53.1%、69.1%、55.4%、47.6%、97.8%。姚洪军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抄袭是再清晰不过的事实了。然而，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给出的结论是，侯怀霞博士学位论文不足以构成轻度抄袭；上海政法学院的认定结论也为侯怀霞的期刊文章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这则“事实”也遭到了侯怀霞本人的反驳。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复制比中常理和法律法规都会标记，且她对别人的观点不是直接引用，就是间接运用，“这个学术规范是允许的”。侯怀霞坚称：“我没以任何方式去侵害和套取别人的东西，是否抄袭目前学校已经有结论，这些结论都有依据。”她还表示，其中一篇期刊文章《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其实“是别人抄我的，是我先发表的论文集”。至于这本论文集的具体信息，她却称“时间太久记不起来了”。“我没有那些问题。如果真的构成抄袭，我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侯怀霞说。信机器，还是信人姚洪军想不明白：“我也是学法律的，白纸黑字的证据摆在这里，难道还不足以认定？”在他看来，居高不下的“复制比”是推不翻的事实。但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参与侯怀霞论文鉴定的专家李其眼里，查重报告里的数字并不一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李其承认“侯怀霞的论文存在缺陷”，但他同时强调，“这绝不属于抄袭”。按照他的说法，知网的查重会标记雷同的语句，但无法作出更加细微的划分。尤其像侯的博士论文为法学类别，涉及援引大量法律法条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侯文中被举报雷同的部分，涵盖科普性叙述、新闻类报道，也有相关的法律法条，而这些都要依照实际情况来综合判定。“一些历史性综述，有时候用自己的话概述反而不准，不如直接引用已有的说法。”李其说。“知网查重并不能作为评判学术抄袭的唯一标准。”从2007年开始，学术不端问题越发被重视，部分高校要求硕士研究生论文和博士论文都需要进行知网查重，只有检测合格才能论文答辩，这个要求随后也延伸到了本科阶段。相比人工筛查，它的数据库庞大，筛查标准统一，工作周期短，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量论文保证了审核速度，它逐渐成了学术问题筛查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2012年，教育部颁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4年，又颁布《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知网查重的搜索指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升高。但即使知网查重是我国目前相对可靠的查重工具，机器检测与人为判别毕竟存在一定的差别，一些有关学术问题判别的争议也往往因此产生。李其说，引入知网后，学术界往往将“复制比”作为判定论文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不少优秀论文是在既有的成果上推进的，有突出的创新点但可能也存在较多雷同之处，很容易被复制比这一个指标“一棒子打死”；另一部分人却因此找到了捷径——可以没有观点，但是要会用新鲜的写法包装。在李其看来，知网查重一方面的确保证了论文的原创性，同时却也“圈住了君子，放过了小人”。这个空子曾被不少人死死地盯住。在市面上，一种所谓的“反知网查重”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论文检测系统应运而生。打开淘宝，一个月销量高达55万多笔的软件还能提供“降重”服务。拿这个软件来说，它可以根据论文查重情况，自动计算论文“降重”的价格，若需求紧急，24小时处理完还需再加钱。每逢毕业季，该店铺的论文查重及“降重”服务价格噌噌地上涨。有人总结，企图抄袭者能够用各种方法规避掉知网的查重，而潜心创作者因为引用问题却可能无法通过。“知网查重系统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为了方便，并非绝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是不是学术不端应交由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作判断。”关注过多起学术抄袭事件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也认可这种说法。他表示，知网查重系统统计的相似度可以用作提示，是否构成抄袭必须进一步鉴别分析。在众多的学术不端行为中, 学术打假的对象多数来源于直接搬运他人著作的显性抄袭者。作为一种更隐蔽的方式，“软性”的抄袭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软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范畴——“隐性”抄袭。有国内知名高校在读学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自己与导师合著的毕业论文被导师私自“霸占”：缩写为短篇论文，以个人的名字偷偷发表在期刊上。导师解释只出现一位作者是“期刊要求”；但期刊回应“基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对于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来说，鉴别分析抄袭也是道难题。比如对于界限并不分明的中间地带，什么能成为评判抄袭与否的标准？李其的方法是判定作者是否提出了新观点。但问题是，“观点机器无法识别，需要依赖人评。但人又很难被信任”。他们只能再次回归软件，这位教授无奈，“可软件不可能没有误差”。事实上，在国外，筛查论文也主要依赖这样的反抄袭检测系统。国外大学中应用最为普遍的系统是Turnitin。Turnitin会将用户上传的文档与后台数据库里的文章作出比对，计算相似度的比例，以及包含大量相关信息的“原创性报告”。但这个系统，有着极其庞大的数据库：超万种不同的期刊杂志、数以百万计的图书、以百亿计的网页。它还采用了智能语料库技术——哪怕你改写了原文，一样会暴露。新技术能否检测旧问题被侯怀霞写入博士论文“致谢”中的刘惠荣，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的党委书记。侯怀霞表示，刘是自己的朋友、曾经的领导和同事，读博期间曾给自己诸多鼓励。刘惠荣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2008年，那时候，学院里的答辩尚没有查重手段。对侯的论文审查，是答辩小组成员通过几层评议对内容进行的审核。“这在当时没有任何问题。”她强调。在她看来，存在问题的反而是举报本身。“侯的博士论文是2008年发表的，举报人是2015年用知网的查重软件检测，这是用现在的软件和标准去检测过去的文章”。她表示，一来，知网检测到“借鉴”的文章里，涵盖了侯文发表后刊发的文章，谁借鉴谁还不好说；二来，时代不同，用现在的标准去追溯和定性过往的文章学术不端并不能说得通。“即使从法律角度讲，也存在不咎既往的说法”。2009年，教育部颁布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事实上，被指抄袭后，总有高校及当事人回应：“刊发的论文发表早于各项规范出台。”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从教21年，10篇论文被指抄袭，其间职称从讲师晋升到了教授，并调入了另一所大学。这些论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对此，张世友给出的说法是，被举报的论文多发表于2005年之前，“构不构成所谓的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真是10年前的标准不一样”。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曾被公开举报“学术不端”。她的两篇论文一半篇幅以上引用他人已发表的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专著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还有两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但校学术委员会对此的认定是，蔡红英两篇论文发表时间在规定实施前，当时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管理尚未完全规范，引用不够规范的现象比较普遍，也是刊登两文的杂志社所允许的。“存在学术不够规范问题，但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虽然早已见怪不怪，但在熊文钊看来，“不能以新技术去追溯旧问题”，重点是要区分长期以来，判定抄袭的主要标准是不是未曾改变过——比如，无论什么时期，大面积的重合都不被允许。“在标准一定的情况下，这只是用新技术去检测曾经没发现的问题。”他说。抄袭与否到底谁说了算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李其记得，接到举报材料，学校就成立了专家小组，但研究侯怀霞博士论文的“工作量很大”。从分析论文到写完报告，李其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加上一些学校规定的流程，前后差不多花了一个月。他研究了所有国内、国外相关规范，但发现仍有很多条文覆盖不到的模糊地带。他甚至自创了一套评判标准，拿着论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但论文是否抄袭，仍旧“是个非常难界定的事情”。“首先，国内外没有对抄袭的规范；其次，具体到每篇论文，硬性的标准也不管用，因情况而异。”他说，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讨论和商榷，没办法用查重系统来生搬硬套。他表示，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是“独立存在的”，按要求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程序，关于侯论文详细的分析报告，他本人没有留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了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方称相关情况为研究生院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但这样一份让李其费尽周折的评议结果，却并没有得到举报人姚洪军的认可。长期以来，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袭”行为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评审后，得出的结论多是“过度引用”或不规范，这也曾被人质疑是“降级处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校学术委员会的独立与否对审查结果至关重要。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在校科研部门中，即使是独立机构，也有可能受行政因素干扰，对举报的审议难以保证足够地公平。而且，鉴定抄袭不只是高校面临的难题。姚洪军举报侯怀霞涉嫌抄袭的期刊文章不少刊发于知网查重系统问世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侯怀霞曾发表论文的《苏州大学学报》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为核心期刊，《苏州大学学报》曾负责侯怀霞文章的编辑康敬奎说，按照现在的处理方式，投递来的文章首先用知网进行筛查，复制比低于20%才能进入编辑流程。而在当时，刊文的筛查流程为初步查重、外审专家提供意见，都通过，再由编辑部根据情况排版。如今，康敬奎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查重操作，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看以前有没有其他人发过类似文章，是不是一稿多投，也会看看作者的学术背景。”“多数凭印象，根据平时对稿件的掌握情况”。他说，“顶多是这样。”同样是核心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济学版块的负责人苏伟也给出了类似的回应。“那会儿查重系统还没出现，就干脆没有系统式的查重。”他解释，一般来说，编辑部会把投稿的文章全文在百度上搜索；之后是专家复审，依赖专家对作者和该领域的熟悉程度，有时候也看直觉，看看文章跟作者本人职称、学历和研究方向等相不相符。“我们也很困难。作者如果抄一整本书，我们很难知道。”他反复强调，“当时真的挺辛苦的。”“我国学术评估领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不规范，首先是作者不规范，其次是学术期刊在刊发稿件时不规范。”储朝晖说。对此，储朝晖的建议是，加强校外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建设，让第三方机构来评判事实，之后，再由学校行政部门作出处罚。举步维艰的维权之路这些机制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作为举报人，姚洪军说，在这场举报中，自己多数的时间都在等待。从2015年5月起，他就手中的材料开始举报。一年多过去了，姚洪军等来了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调查结论的告知函》。同年12月，姚洪军开始向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举报侯怀霞的学术不端问题。没想到，事情一拖又是一年多。“即使按照规定，处理期限也最多是90个工作日。”姚洪军说，实际上，《上海政法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第八条也阐明：接到举报后，学校要在30个工作日内正式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调查组应于60个工作日内完成事实认定的规定。2017年6月9日，上海政法学院才给出认定结论，这份认定结论表示：“侯怀霞以上海政法学院名义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两篇论文，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2017年7月5日，姚洪军再次对上海政法学院提出申请，要求其公开认定标准并重新作出认定。这一次，学校很快给出答复。两个星期后，姚洪军收到了结果，“再次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提起复核，重新鉴定等于重复程序和鉴定，浪费资源，校学术委员会对本次复核申请不予受理”，但并未对公开认定标准的要求作出回应。研究法律的姚洪军不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他仍然想要一个“绝对的真理”。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国在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首次超过美国，但美国论文的引用率更高。据AEIC学术交流中心统计，去年一年，我国高校发生15起被公开讨论的论文抄袭事件，其中不乏国内一流的名校。这也是他执着举报的原因之一。在姚洪军看来，弄清楚侯怀霞论文的模糊地带，不仅关乎个人，也关系到我国学术评价的整体标准。“在政法学院，特别是法学博士之间，所有的标准和规则，即使是潜规则，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他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其、苏伟为化名）

上海政法学院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6名教师和4名辅导员。有意者于即日起至6月7日，登录上海政法学院网上招聘系统（网址：http://zp.shupl.e.cn/zpsys/）按照要求进行网上报名。详见↓一、岗位、要求及人数二、公开招聘（一）基本条件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2、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学位、专业和其他资格条件。3、专业技术岗位除了公共课教师、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影视艺术专业可放宽至硕士研究生外，其他岗位原则上应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双证）；辅导员岗位原则上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双证）。应聘人员普通高等教育阶段第一学历原则上须为全日制本科毕业并取得相应学位（双证）。4、招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198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学历为博士研究生或具有副高职称的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198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5、国内应届毕业生的报到证、毕业证、学位证均须为2020年取得，在读期间不存在人事或劳动关系、未缴纳社会保险；留学回国人员应当于2020年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可的学历学位且为初次就业；外省市社会人员应聘，须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一年以上（在有效期内），计算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紧缺急需的专业人才可不受一年居住证限制。6、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7、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8、条件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应聘条件。（二）招聘流程1、报名。请登录上海政法学院网上招聘系统（网址：http://zp.shupl.e.cn/zpsys/），按照要求进行网上报名（招聘系统报名为投递简历唯一途径）。招聘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6月7日。2、资格审查。学院（部门）根据招聘条件进行资格审查。3、考试考核。（1）教师岗位采取二级学院面试、学校审核的方式进行考核；（2）辅导员岗位采取笔试和面试方式进行。4、体检、考察。5、学校综合考试考核、体检、考察结果，确定拟录用人员。6、公示及录用。拟录用人员在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和学校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公示无异议，报上级部门备案后，办理入职手续。公示如有异议、影响聘用的，根据查实结果确定是否录用。（三）待遇拟录用人员入职后，按规定执行工资、奖金、福利和社会保险等待遇。教师岗位博士和副高职称人员按学校规定给予10-30万的经费支持，特别优秀者可面议。提供教师公寓，并可申请区人才公寓，享受租金补贴。学校提供9条发往各区的通勤班车路线，每天往返9号线、17号线短驳车10余班次。享受免费体检、子女幼托费、疗休养等福利。（四）联系方式人事政策咨询人：李老师 秦老师；电 话：021-39225121网站技术咨询人：张老师；电 话：18217273639资料：市人社局编辑：陈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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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市属，以法学为主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政法类高等院校，学校坐落在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由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与上海市司法局共建。学校始建于 1984 年的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04 年 由原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1、就业去向2018 届毕业生总计 2283 人。其中上海生源833 人占比35.84%。男女生比例为 1：2.52 。 本科毕业生 2223 人，高职毕 业生 60 人。总体就业率为 97.55%。其中去企业就业的占比最大， 占全部毕业生人数的 66.84%;升学占 10.47%，出国占 7.84%;事 业单位占 4.64%，政府机构占 3.37%;灵活就业占 3.29%,国家地方项目占 0.79%，部队占 0.31%。本专科各学院明细：2、深造情况 ①本科生国内升学本科生升学人数 235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10.57%。考取研究生 224 人，其中考取本校研究生 45 人。考“双”[指报考上海公安学院公安系统人民警察 学员（第二专科）项目]11 人。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院校包括：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厦门大 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67 所。 ②本科生境外留学本科毕业生中共有 177 人出国（境）深造，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 7.96%。涉及 61 所大学，包括，香港城市大学、华盛顿大学、诺丁 汉大学、杜伦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英国利兹大学、法国雷 恩商学院、悉尼大学等高校③大专深造情况高职毕业生中有 2 人出国（境）深造。高职毕业生升学人数 4 人，均为专升本，其中 1 人考入外校就读，3 人在 本校继续深造。3、就业工作情况 ①就业地点留上海1332 人，占比 59.81%，选择外地就业 716 人。②就业行业③就业薪酬本科毕业生起始薪酬有一半左右在 4000—5000 元之间，专业 之间有一定的差异。“5000 元以上—7000 元（含 5000 元）”的约占 33.36%， “7000 元以上”占 9.51%。高职毕业生毕业后的起薪平均为 4000 元。其中，留在上海的公务员起始薪酬相对较高，月收入可达到税前 10000 元左右。

考研是很多应届生的选择，而选择院校是考研的第一步，很多同学还是很想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提升一下自己，其中美丽的学校也很多。今天启航考研高老师给法硕考研的学子们推荐的学校是：上海政法学院。高老师会从招生专业目录，院校情况，报考条件，奖学金，分数线等方面带大家一起了解下上海政法学院，希望能够帮助到小伙伴们。上海政法学院简介上海政法学院建校于1984年，2004年9月，原上海大学法学院和原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并成立上海政法学院，2011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上海政法学院是上海市属的一所以法学为主干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政法类高等院校。上海政法学院2020年招生专业目录（非法学）上海政法学院历年招生情况分析（非法学）招生数据分析录取情况2019年进入复试73人，最低分329，最高分367，实际录取25人。调剂情况2019年上海政法学院法律（非法学）与法律（法学）均接收调剂。选择调剂考生的依据为：初试成绩为首要衡量因素，初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适当 考虑毕业院校、报考院校、是否通过司法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等能够反映考生综合素质的相关因素。招生条件及复试形式同等学力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按同等学力身份报考：A.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满两年（2016年9月1日以前毕业）者；B.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同等学力考生报名时必须同时具备：A. 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425分以上）；B.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六门以上所学专业课程合格成绩单（由本科院校教务处盖章证明）；C. 不得跨专业报考。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的同等学力考生不加试。非全日制：无。招生语种：英语。复试形式：逻辑推理，分析论证题，论述题。上海政法学院人才培养计划学制：学制2年6个月。学费：每学年1.8万元。奖助学金学校建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制度；同时，完善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和配套政策措施，加大研究生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资助力度，资助研究生完成学业（定向就业研究生不适用）。1.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0.6万/年；2.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资助标 准为2万/人；3. 专业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二、三等奖比例依次为：10%、20%、50%,资助标准为：0.6万/年、0. 4万/年、0.2万/年。学校同时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设立专业实习实践资助金；4. 新生学业奖学金，专业型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一、二、三等奖比例依次为10%、20%、50%,奖助标准为：0.3万/年、0.2 万/年、0.1万/年。5. 海外交流奖学金，根据学校确定的评定比例发放。其中一等奖每人每年人民币3万元，二等奖每人每年人民币2万元，一等奖每人每年人 民币1万元。以上是启航考研高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法硕非法学院校推荐—上海政法学院”相关内容，希望对各位小伙伴们有所帮助，预祝考研的小伙伴们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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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大学一直以来是升学的热门，政法类大学有个联盟，叫立格联盟。这个联盟是啥时候成立的呢？由英文legal音译而来。选用“立格”二字，有建立规矩、建立规格、建设制度、树立标准的意思。该联盟成立于2010年5月，首期会员有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随后甘肃政法学院，上海政法学院，山东政法学院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都陆续加入该联盟，目前该联盟有上述9所本科院校。联盟内高校实力如何呢？我们对比一下：可以看的出来，中国政法大学的实力还是很突出的，法学专业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A+的最高评级，这是政法类高校获得的最好评级啦！而西南政法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只有A的评级，稍稍弱于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的合体，因此财经和政法发面都比较出色。有2个专业获得A-，有4个专业获得B级评价，5个专业获得C级评价，是政法类大学中评级最多的高校。相比较而言，西北政法大学明显要弱很多。那我们看看这些政法大学招生都有多少吧！中国政法大学：计划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792人，其中含推免生计划728人。学校一句话点评：专业政法院校中的排头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年预计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3000余名(含推荐免试生和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生、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研究生等)，包括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2600左右、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400左右。西南政法大学：2020年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902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99名（仅招收法律（非法学）、法律（法学）专业学位）；士兵计划10名（单列）。学校一句话点评：原是政法界的老大，只是近些年甚是衰落，不过底气尚存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拟招收全日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约1780名（含统考生、联考生、推荐免试生），招生分学术型和专业学位两种类型。西北政法大学：2020 年拟招生1090 人（含推免生、非全日制考生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1979年学校获得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甘肃政法大学：2020年拟招收硕士研究生约600名，2006年学校获得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2007年开始招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年我校拟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 600 余人（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当年 下达的计划数为准），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500 余人，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70 余人。上海政法学院：2020年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350名，2011年学校获得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山东政法学院：2020年拟招收全日制研究生82人，非全日制研究生15人(含“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研究生5人)。2011年10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样看来，原来的政法五院虽然实力已经有较大差异，但还是能占据政法类院校前五的位置，省属的政法类本科院校不仅学科实力一般，硕士生的招生计划也明显要矮一截的。对于政法类大学，实力不同，招生计划相差很大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下方讨论区留言。

原标题：法学专家搞不定学术打假——谁来判定论文抄袭？看到查重报告显示，论文的文献复制比超过50%的时候，姚洪军一度觉得自己要举报的抄袭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位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的副教授，关注本院院长侯怀霞涉嫌“抄袭”已经9年。他提供的中国知网查重报告显示，侯的博士论文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达55%，另外5篇期刊文章分别为97.8%、69.1%、55.4%、53.1%、47.6%。依靠这些查重报告，他给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写举报信，跟涉事学校反映情况，一一打电话给期刊和论文原文作者，也在网上发帖，结果是无一例外地碰壁。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回应“不构成学术不端”，授与其博士学位的母校中国海洋大学认定“不属于轻微抄袭”。海大学术委员会的一位教授明确表示，侯论文存在瑕疵，但绝非抄袭，“调查资料翔实，我们随时等待向有关部门汇报”。曾以272分通过司法考试、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的姚洪军困惑了。为了搞清事实，他电脑里的资料已存了几个G，但似乎掌握的资料越多，距离真理越来越远。事实上，不只是姚洪军，那些参与评议的专家，也面临难题：知网查重存在误差，人工评议不被信任，学术抄袭没有统一标准……面对这份“抄袭”鉴定，他们也在思考：当学术抄袭被讨论至铺天盖地时，什么才是最准确的评价标准？抄袭与否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查重系统的结果专家“不认”作为同事，姚洪军第一次关注到侯怀霞“涉嫌抄袭”，是在2010年5月。读过她在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突然觉得“有些问题”。他已经看过侯怀霞的多篇文章。“她发的文章很多，领域也广，涉及诉讼法、广告法、环境法、知识产权、对外投资、企业责任多种多样，但她研究方向比较固定，而且法律领域的研究在2000年已经细分了。”在姚洪军看来，侯怀霞这样的“多面出击”，基本没有可能。姚洪军将侯怀霞的多篇学术文章放进了知网查重。其中，侯怀霞的博士毕业论文《私法上的环境权及其救济问题研究》在知网查重报告中显示，与25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有重合。以各个章节来统计，侯文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分别为：前言30.6%；第一章49.8%；第二章54.1%；第三章57%；第四章62.8%；姚洪军计算过，综合下来，整篇文章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约为55%。这份知网查重报告是在2015年生成的，侯怀霞则是在2008年6月6日通过的答辩，报告里列出的被复制的文章也包含了部分侯文刊发后发表的文章。为“防止误差”，姚洪军又进行了人工比对。他一页页圈出侯文中与他人雷同较多的文字，“最保守估计也超过6万字了”。侯怀霞的博士论文一共16万多字，按照姚洪军的算法，这些雷同的部分起码占到这篇论文的36%。侯怀霞毕业的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颁布了《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其中第10条写明：整段雷同内容占整篇学术成果30%以上，或将他人的学术成果作为自己学术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实质性部分，构成重度抄袭行为；占10%且非主要创新点，也构成轻度抄袭行为。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官网显示，侯怀霞2004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资源法方向）专业。2008年6月6日，她完成了毕业论文。姚洪军提供的知网的查重报告显示，侯怀霞另有5篇期刊文章也被指抄袭。2004年发表的《垄断涵义探析》、2006年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2007年发表的《论宪法上的环境权》及《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2009年发表的《论人权法上的环境权》，这些论文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内容占比分别为53.1%、69.1%、55.4%、47.6%、97.8%。姚洪军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抄袭是再清晰不过的事实了。然而，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给出的结论是，侯怀霞博士学位论文不足以构成轻度抄袭；上海政法学院的认定结论也为侯怀霞的期刊文章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这则“事实”也遭到了侯怀霞本人的反驳。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复制比中常理和法律法规都会标记，且她对别人的观点不是直接引用，就是间接运用，“这个学术规范是允许的”。侯怀霞坚称：“我没以任何方式去侵害和套取别人的东西，是否抄袭目前学校已经有结论，这些结论都有依据。”她还表示，其中一篇期刊文章《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其实“是别人抄我的，是我先发表的论文集”。至于这本论文集的具体信息，她却称“时间太久记不起来了”。“我没有那些问题。如果真的构成抄袭，我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侯怀霞说。信机器，还是信人姚洪军想不明白：“我也是学法律的，白纸黑字的证据摆在这里，难道还不足以认定？”在他看来，居高不下的“复制比”是推不翻的事实。但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参与侯怀霞论文鉴定的专家李其眼里，查重报告里的数字并不一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李其承认“侯怀霞的论文存在缺陷”，但他同时强调，“这绝不属于抄袭”。按照他的说法，知网的查重会标记雷同的语句，但无法作出更加细微的划分。尤其像侯的博士论文为法学类别，涉及援引大量法律法条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侯文中被举报雷同的部分，涵盖科普性叙述、新闻类报道，也有相关的法律法条，而这些都要依照实际情况来综合判定。“一些历史性综述，有时候用自己的话概述反而不准，不如直接引用已有的说法。”李其说。“知网查重并不能作为评判学术抄袭的唯一标准。”从2007年开始，学术不端问题越发被重视，部分高校要求硕士研究生论文和博士论文都需要进行知网查重，只有检测合格才能论文答辩，这个要求随后也延伸到了本科阶段。相比人工筛查，它的数据库庞大，筛查标准统一，工作周期短，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量论文保证了审核速度，它逐渐成了学术问题筛查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2012年，教育部颁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4年，又颁布《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知网查重的搜索指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升高。但即使知网查重是我国目前相对可靠的查重工具，机器检测与人为判别毕竟存在一定的差别，一些有关学术问题判别的争议也往往因此产生。李其说，引入知网后，学术界往往将“复制比”作为判定论文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不少优秀论文是在既有的成果上推进的，有突出的创新点但可能也存在较多雷同之处，很容易被复制比这一个指标“一棒子打死”；另一部分人却因此找到了捷径——可以没有观点，但是要会用新鲜的写法包装。在李其看来，知网查重一方面的确保证了论文的原创性，同时却也“圈住了君子，放过了小人”。这个空子曾被不少人死死地盯住。在市面上，一种所谓的“反知网查重”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论文检测系统应运而生。打开淘宝，一个月销量高达55万多笔的软件还能提供“降重”服务。拿这个软件来说，它可以根据论文查重情况，自动计算论文“降重”的价格，若需求紧急，24小时处理完还需再加钱。每逢毕业季，该店铺的论文查重及“降重”服务价格噌噌地上涨。有人总结，企图抄袭者能够用各种方法规避掉知网的查重，而潜心创作者因为引用问题却可能无法通过。“知网查重系统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为了方便，并非绝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是不是学术不端应交由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作判断。”关注过多起学术抄袭事件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也认可这种说法。他表示，知网查重系统统计的相似度可以用作提示，是否构成抄袭必须进一步鉴别分析。在众多的学术不端行为中, 学术打假的对象多数来源于直接搬运他人著作的显性抄袭者。作为一种更隐蔽的方式，“软性”的抄袭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软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范畴——“隐性”抄袭。有国内知名高校在读学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自己与导师合著的毕业论文被导师私自“霸占”：缩写为短篇论文，以个人的名字偷偷发表在期刊上。导师解释只出现一位作者是“期刊要求”；但期刊回应“基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对于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来说，鉴别分析抄袭也是道难题。比如对于界限并不分明的中间地带，什么能成为评判抄袭与否的标准？李其的方法是判定作者是否提出了新观点。但问题是，“观点机器无法识别，需要依赖人评。但人又很难被信任”。他们只能再次回归软件，这位教授无奈，“可软件不可能没有误差”。事实上，在国外，筛查论文也主要依赖这样的反抄袭检测系统。国外大学中应用最为普遍的系统是Turnitin。Turnitin会将用户上传的文档与后台数据库里的文章作出比对，计算相似度的比例，以及包含大量相关信息的“原创性报告”。但这个系统，有着极其庞大的数据库：超万种不同的期刊杂志、数以百万计的图书、以百亿计的网页。它还采用了智能语料库技术——哪怕你改写了原文，一样会暴露。新技术能否检测旧问题被侯怀霞写入博士论文“致谢”中的刘惠荣，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的党委书记。侯怀霞表示，刘是自己的朋友、曾经的领导和同事，读博期间曾给自己诸多鼓励。刘惠荣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2008年，那时候，学院里的答辩尚没有查重手段。对侯的论文审查，是答辩小组成员通过几层评议对内容进行的审核。“这在当时没有任何问题。”她强调。在她看来，存在问题的反而是举报本身。“侯的博士论文是2008年发表的，举报人是2015年用知网的查重软件检测，这是用现在的软件和标准去检测过去的文章”。她表示，一来，知网检测到“借鉴”的文章里，涵盖了侯文发表后刊发的文章，谁借鉴谁还不好说；二来，时代不同，用现在的标准去追溯和定性过往的文章学术不端并不能说得通。“即使从法律角度讲，也存在不咎既往的说法”。2009年，教育部颁布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事实上，被指抄袭后，总有高校及当事人回应：“刊发的论文发表早于各项规范出台。”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从教21年，10篇论文被指抄袭，其间职称从讲师晋升到了教授，并调入了另一所大学。这些论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对此，张世友给出的说法是，被举报的论文多发表于2005年之前，“构不构成所谓的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真是10年前的标准不一样”。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曾被公开举报“学术不端”。她的两篇论文一半篇幅以上引用他人已发表的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专著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还有两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但校学术委员会对此的认定是，蔡红英两篇论文发表时间在规定实施前，当时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管理尚未完全规范，引用不够规范的现象比较普遍，也是刊登两文的杂志社所允许的。“存在学术不够规范问题，但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虽然早已见怪不怪，但在熊文钊看来，“不能以新技术去追溯旧问题”，重点是要区分长期以来，判定抄袭的主要标准是不是未曾改变过——比如，无论什么时期，大面积的重合都不被允许。“在标准一定的情况下，这只是用新技术去检测曾经没发现的问题。”他说。抄袭与否到底谁说了算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李其记得，接到举报材料，学校就成立了专家小组，但研究侯怀霞博士论文的“工作量很大”。从分析论文到写完报告，李其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加上一些学校规定的流程，前后差不多花了一个月。他研究了所有国内、国外相关规范，但发现仍有很多条文覆盖不到的模糊地带。他甚至自创了一套评判标准，拿着论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但论文是否抄袭，仍旧“是个非常难界定的事情”。“首先，国内外没有对抄袭的规范；其次，具体到每篇论文，硬性的标准也不管用，因情况而异。”他说，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讨论和商榷，没办法用查重系统来生搬硬套。他表示，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是“独立存在的”，按要求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程序，关于侯论文详细的分析报告，他本人没有留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了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方称相关情况为研究生院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但这样一份让李其费尽周折的评议结果，却并没有得到举报人姚洪军的认可。长期以来，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袭”行为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评审后，得出的结论多是“过度引用”或不规范，这也曾被人质疑是“降级处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校学术委员会的独立与否对审查结果至关重要。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在校科研部门中，即使是独立机构，也有可能受行政因素干扰，对举报的审议难以保证足够地公平。而且，鉴定抄袭不只是高校面临的难题。姚洪军举报侯怀霞涉嫌抄袭的期刊文章不少刊发于知网查重系统问世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侯怀霞曾发表论文的《苏州大学学报》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为核心期刊，《苏州大学学报》曾负责侯怀霞文章的编辑康敬奎说，按照现在的处理方式，投递来的文章首先用知网进行筛查，复制比低于20%才能进入编辑流程。而在当时，刊文的筛查流程为初步查重、外审专家提供意见，都通过，再由编辑部根据情况排版。如今，康敬奎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查重操作，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看以前有没有其他人发过类似文章，是不是一稿多投，也会看看作者的学术背景。”“多数凭印象，根据平时对稿件的掌握情况”。他说，“顶多是这样。”同样是核心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济学版块的负责人苏伟也给出了类似的回应。“那会儿查重系统还没出现，就干脆没有系统式的查重。”他解释，一般来说，编辑部会把投稿的文章全文在百度上搜索；之后是专家复审，依赖专家对作者和该领域的熟悉程度，有时候也看直觉，看看文章跟作者本人职称、学历和研究方向等相不相符。“我们也很困难。作者如果抄一整本书，我们很难知道。”他反复强调，“当时真的挺辛苦的。”“我国学术评估领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不规范，首先是作者不规范，其次是学术期刊在刊发稿件时不规范。”储朝晖说。对此，储朝晖的建议是，加强校外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建设，让第三方机构来评判事实，之后，再由学校行政部门作出处罚。举步维艰的维权之路这些机制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作为举报人，姚洪军说，在这场举报中，自己多数的时间都在等待。从2015年5月起，他就手中的材料开始举报。一年多过去了，姚洪军等来了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调查结论的告知函》。同年12月，姚洪军开始向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举报侯怀霞的学术不端问题。没想到，事情一拖又是一年多。“即使按照规定，处理期限也最多是90个工作日。”姚洪军说，实际上，《上海政法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第八条也阐明：接到举报后，学校要在30个工作日内正式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调查组应于60个工作日内完成事实认定的规定。2017年6月9日，上海政法学院才给出认定结论，这份认定结论表示：“侯怀霞以上海政法学院名义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两篇论文，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2017年7月5日，姚洪军再次对上海政法学院提出申请，要求其公开认定标准并重新作出认定。这一次，学校很快给出答复。两个星期后，姚洪军收到了结果，“再次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提起复核，重新鉴定等于重复程序和鉴定，浪费资源，校学术委员会对本次复核申请不予受理”，但并未对公开认定标准的要求作出回应。研究法律的姚洪军不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他仍然想要一个“绝对的真理”。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国在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首次超过美国，但美国论文的引用率更高。据AEIC学术交流中心统计，去年一年，我国高校发生15起被公开讨论的论文抄袭事件，其中不乏国内一流的名校。这也是他执着举报的原因之一。在姚洪军看来，弄清楚侯怀霞论文的模糊地带，不仅关乎个人，也关系到我国学术评价的整体标准。“在政法学院，特别是法学博士之间，所有的标准和规则，即使是潜规则，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他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其、苏伟为化名）记者 王景烁 实习生 郭晓阳 安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