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研究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氢能缘何受瞩目（科技大观）欧训民（作者为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张家港氢能与先进锂电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近年来，世界各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国际氢能委员会与麦肯锡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氢能发展路线图，到2030年，全球在氢能项目上的投资将达到3000亿美元。氢能是由氢元素在物理与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氢气和氧气可以通过燃烧产生热能，也可以通过燃料电池转化成电能。氢气不仅来源广泛，还具有导热良好、清洁无毒和单位质量热量高等优点，相同质量下所含热量约是汽油的3倍，是石油化工重要原料和航天火箭动力燃料。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呼声日益高涨，氢能在改变人类能源体系方面被寄予厚望。氢能之所以备受青睐，不仅在于其释放过程中的零碳排放，还在于氢气可作为储能载体，弥补可再生能源波动性、间歇性等短板，促进后者的大规模发展。比如，德国政府正在推动的“电力转化气体”技术，通过制取氢气来存储不能及时利用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电力，并将氢气长距离输运以进一步有效利用。除了气态，氢气还能以液态或固态氢化物出现，具有多种储运方式。作为难得的“耦合剂”型能源，氢能既可实现电力和氢气之间的灵活转化，又能搭建“桥梁”实现电、热、冷乃至固体、气体、液体燃料的互联互通，构建更加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形式多样的氢能有着多元的应用场景。截至2020年底，全球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较上一年度增加38%。氢能的大规模应用正从汽车领域逐步拓展至其他交通、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应用在轨道交通和船舶上，氢能可降低长距离、高负荷交通运输对传统油气燃料的依赖，比如去年初，日本丰田公司开发并交付了首批海洋船舶的氢燃料电池系统。应用于分布式发电，氢能可为家庭住宅、商业建筑供电供暖。氢能还可直接为石化、钢铁、冶金等化工行业提供高效原料、还原剂和高品质热源，有效减少碳排放。不过，氢能作为一种二次能源，“得来”并不容易。氢元素在地球上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于水和化石燃料中，现有制氢技术大多依赖化石能源，无法避免碳排放。目前，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正在逐步成熟，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再电解水来制取零碳排放的氢气。科学家还在探索太阳能光解水制氢、生物质制氢等新型制氢技术，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发的核能制氢技术预计10年后启动示范。此外，氢能产业链还包括储运、加注、应用等环节，也都面临着技术挑战和成本制约。以储运为例，氢气在常温常压下密度低、易泄漏，与钢材长期接触会使后者发生“氢脆”而破损，储存和运输比煤炭、石油、天然气都要困难得多。当下，许多国家围绕全新氢能各环节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技术难关在加紧攻克。随着氢能生产和储运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氢能成本也有较大下降空间。有研究表明，预计到2030年，氢能产业链整体成本将下降一半。我们期待，氢能社会将加速到来。（作者为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张家港氢能与先进锂电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要从两个大局着眼，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国经济报告2020》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从需求体系看，新发展格局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构建和完善内需和外需互相促进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多位专家认为，“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开局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革命性”意义，与之相应的经济供给、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等都将面临重大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全文公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2020年是谋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承前启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建议》指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突显。以推动和繁荣中国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的《经济研究》，设立初衷是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之际，其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特点，成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者重要的“学术研究阵地”。在《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格局中，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再分配力度，避免疫情对部分群体的后续冲击，这是我国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在他看来，市场向前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两级化的结果。尤其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在不断减少，而要提高生产力，就需要进行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会造成优胜劣汰，或叫创造性破坏。因此要建立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和环境，就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政策托底。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全面的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6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和2021两年，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0%和4.8%，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速为-8.0%和4.5%，而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1.0%和8.2%。在众多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还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大国。按照这一预测，中国GDP在2020年将达到美国的73%，2021年进一步提升到75%。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蔡昉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属于较早得到控制的，因此，企业能够顺利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其复苏路径最接近“V型”结构。“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复苏也呈现不平衡性的特征，从统计数据上看，一些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小，而一些中小微企业疫情中业务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农民工有的还没有回到城市的岗位上，有些回来了的也面临着重新找工作的困难。”蔡昉说。在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传统外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个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必然会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中国需要积极进行战略调整以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形成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调整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必要性突显，也意味着，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供给体系、需求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都将面临重大调整。谢伏瞻表示，为落实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积极推进以下改革并完善相关政策：一是围绕公平竞争建立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保证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作用等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持续放开市场准入，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使国外更加依赖中国的产品消费市场和要素供给市场，以实现国内国际互相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认为，在“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稳定和促进消费提升，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途径。多位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应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比如可以加强对汽车消费、住房消费，城乡消费等新业态的发展，同时促进企业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改善消费环境。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双循环要素中最重要的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要进一步关注优质生产要素，提升禀赋结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短板是要素短板，不发展优质的生产要素，很难真正把短板补上。”樊纲说。《中国经济报告2020》指出，新发展格局要求依靠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构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格局，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和全球经济运行新秩序。（编辑：孟庆伟 校对：张国刚）

证券时报记者 张骞爻 “立足当前的形势，我们会看到理念、思想和战略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宏观经济环境当中。”12月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首届中国证券分析师金翼奖论坛暨2018“漂亮100潜力榜”首发式上作如此表示。高培勇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研所所长。当天，高培勇受邀在金翼奖的颁奖论坛上做了题为《2018：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前瞻》的主题报告。高培勇认为，当今讨论任何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或调整的时候，要重新考虑三个定义：其一是经济形势的判断已大不相同于以往；其二对于发展理念的理解已大不相同于以往；其三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把握也大不相同于以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大不相同于以往，须全面转换理念、思想和战略，而转换思维系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十九大报告主要的逻辑体系和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直接相关。”高培勇用“六个新”对这一逻辑体系作出概括：新时代、新矛盾、新方列、新阶段、新体系和新部署。他指出这是未来一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大致语境。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当中从六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高培勇认为，这些历史方位的变化，决定了未来一年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大致走向。谈到宏观经济的大致走向，高培勇指出，回顾过去五年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当时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到了2013年就提出了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概念。到2014年提出用新常态来概括经济形势出现的变化。2015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到2015年末就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强调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政策框架”。“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的第一个年头，在经济工作方面、宏观经济政策配置方面会沿着十九大报告指引的方向稳步前行，虽然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但一定是逐步逼近目标的。立足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立足于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立足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改革框架将会逐步得以确立，并且得到进一步的体现。”高培勇最后总结道。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获取、存储、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相应地，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必然会对经济学研究与创新产生深远影响，不仅极大拓宽了经济学研究范畴，而且冲击着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勇于创新与变革。传统经济活动如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等，主要发生在物理空间，其扩张也主要表现为在物理空间的数量累加。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经济活动则主要发生在数字空间或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中，经济活动的扩张也不再主要表现为在物理空间的数量累加，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融合渗透、赋能引领，推动新农业、新制造业、新服务业蓬勃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根据经济活动空间不同，数字经济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粹数字经济，即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运输（传递）、消费、支付等经济活动全过程都在数字空间完成，无须依赖物理空间，如加密（数字）货币、网络银行等；第二类是融合数字经济，即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交互融合中，物理空间发生的经济活动过程能够在数字空间得到实时反映，如在共享经济中，订单、支付等环节是在数字空间完成的，而具体的共享服务则往往在线下的物理空间进行。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算法+算力+数据”已经成为典型的生产方式。这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和过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极大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经济学研究应把这些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产生机理和运行逻辑、数字化企业的性质和发展目标、数字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治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的拓展，使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要求对研究方法进行创新。首先，由于受到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处理能力的限制，以往统计分析往往采用少量样本进行研究，容易造成数据遗漏和分析不完整等缺陷。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能力发生质的飞跃，海量数据资源可以满足经济学研究对大样本数据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采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大大提升了经济研究的精准性。其次，以往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大多是结构化的数值数据，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除了数值数据，还有很多非结构化数据，如图片、声音、视频、文本等，但计量分析、统计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很难处理这类数据。再次，传统经济学研究往往是在事件发生后搜集相关数据，然后通过统计模型、假设检验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这种静态、滞后的研究往往会削弱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甚至可以在预设环境中对经济数据进行自动智能分析，实时生成研究报告，实现精准预测，这就能够极大增强研究成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因此，经济学者应高度关注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样本数据扩大、数据结构种类变化等新情况新问题，重视文本挖掘、深度学习等数据分析技术在处理分析海量异构数据（相关的多个数据的集合）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和变革，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精准性和对经济实践的指导性。（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02日 09 版）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的创新与变革(学术随笔)孙运传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获取、存储、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相应地，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必然会对经济学研究与创新产生深远影响，不仅极大拓宽了经济学研究范畴，而且冲击着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勇于创新与变革。传统经济活动如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等，主要发生在物理空间，其扩张也主要表现为在物理空间的数量累加。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经济活动则主要发生在数字空间或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中，经济活动的扩张也不再主要表现为在物理空间的数量累加，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融合渗透、赋能引领，推动新农业、新制造业、新服务业蓬勃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根据经济活动空间不同，数字经济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粹数字经济，即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运输（传递）、消费、支付等经济活动全过程都在数字空间完成，无须依赖物理空间，如加密（数字）货币、网络银行等；第二类是融合数字经济，即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交互融合中，物理空间发生的经济活动过程能够在数字空间得到实时反映，如在共享经济中，订单、支付等环节是在数字空间完成的，而具体的共享服务则往往在线下的物理空间进行。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算法+算力+数据”已经成为典型的生产方式。这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和过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极大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经济学研究应把这些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产生机理和运行逻辑、数字化企业的性质和发展目标、数字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治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的拓展，使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要求对研究方法进行创新。首先，由于受到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处理能力的限制，以往统计分析往往采用少量样本进行研究，容易造成数据遗漏和分析不完整等缺陷。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能力发生质的飞跃，海量数据资源可以满足经济学研究对大样本数据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采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大大提升了经济研究的精准性。其次，以往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大多是结构化的数值数据，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除了数值数据，还有很多非结构化数据，如图片、声音、视频、文本等，但计量分析、统计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很难处理这类数据。再次，传统经济学研究往往是在事件发生后搜集相关数据，然后通过统计模型、假设检验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这种静态、滞后的研究往往会削弱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甚至可以在预设环境中对经济数据进行自动智能分析，实时生成研究报告，实现精准预测，这就能够极大增强研究成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因此，经济学者应高度关注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样本数据扩大、数据结构种类变化等新情况新问题，重视文本挖掘、深度学习等数据分析技术在处理分析海量异构数据（相关的多个数据的集合）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和变革，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精准性和对经济实践的指导性。（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获取、存储、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相应地，推动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必然会对经济学研究与创新产生深远影响，不仅极大拓宽了经济学研究范畴，而且冲击着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勇于创新与变革。传统经济活动如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等，主要发生在物理空间，其扩张也主要表现为在物理空间的数量累加。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经济活动则主要发生在数字空间或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中，经济活动的扩张也不再主要表现为在物理空间的数量累加，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融合渗透、赋能引领，推动新农业、新制造业、新服务业蓬勃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根据经济活动空间不同，数字经济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粹数字经济，即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运输(传递)、消费、支付等经济活动全过程都在数字空间完成，无须依赖物理空间，如加密(数字)货币、网络银行等；第二类是融合数字经济，即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交互融合中，物理空间发生的经济活动过程能够在数字空间得到实时反映，如在共享经济中，订单、支付等环节是在数字空间完成的，而具体的共享服务则往往在线下的物理空间进行。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算法 算力 数据”已经成为典型的生产方式。这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和过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极大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经济学研究应把这些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产生机理和运行逻辑、数字化企业的性质和发展目标、数字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治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的拓展，使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要求对研究方法进行创新。首先，由于受到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处理能力的限制，以往统计分析往往采用少量样本进行研究，容易造成数据遗漏和分析不完整等缺陷。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能力发生质的飞跃，海量数据资源可以满足经济学研究对大样本数据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采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大大提升了经济研究的精准性。其次，以往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大多是结构化的数值数据，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除了数值数据，还有很多非结构化数据，如图片、声音、视频、文本等，但计量分析、统计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很难处理这类数据。再次，传统经济学研究往往是在事件发生后搜集相关数据，然后通过统计模型、假设检验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这种静态、滞后的研究往往会削弱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甚至可以在预设环境中对经济数据进行自动智能分析，实时生成研究报告，实现精准预测，这就能够极大增强研究成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因此，经济学者应高度关注大数据时代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样本数据扩大、数据结构种类变化等新情况新问题，重视文本挖掘、深度学习等数据分析技术在处理分析海量异构数据(相关的多个数据的集合)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创新和变革，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精准性和对经济实践的指导性。(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02日 09 版)

来源：格隆汇来源：西泽研究院本文根据某媒体采访整理。问：您曾经在业界工作多年，在金融机构一直做研究工作，现在出来建独立的研究院或者说智库，是基于什么考虑？答：首先从大的政策背景来看，党的十八大非常支持新型智库的发展，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思想和意见表达市场，以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和容错纠错能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建立独立的智库，深刻洞察和独立表达，传递有温度的理性，是我们建立西泽研究院的初心。毕业后在金融机构工作接近十年，这十年对我至关重要。首先一点是让我发现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通常说的无法“学以致用”，我一直不赞成大学的教育完全遵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不是教育，是培训；也不是大学，是技校。大学之大，不是实用主义那么狭小的格局。我们学的东西可能最后都是要用，但是有一个过程和等待，不能天天想着变现，很多都是“无用之用”。存在的问题是，当前财经院校经济学科教育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思辨、解构、重构，或者说洞见及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院校出来的东西，只在学术圈子里自循环，对市场的语言和界面都不友好，这些都导致经济领域的研究产业链，从经院理论研究，到卖方研究，到买方研究，这三大链条之间出现了断层。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业界来说也普遍缺乏思想营养，他们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从理论到理论，其实大部分对市场的卖方研究人员没有什么思想贡献。我见过好多学校老师的论文，缺乏基本的常识和认知，却那把数学模型和计量做的很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研究产能的浪费。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北大的姚洋老师在一次大会上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问：您是说整个经济学研究行业，存在着资源错配和浪费问题吗？是不是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这好像是政府的供给侧改革语境。答：你说的没错。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这十年，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问题越来越复杂的十年，迫切需要理论界的指导和启示，学术滋养和思想支持的需求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的经院理论研究却基本止步不前，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百家争鸣相比，甚至有点退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姚洋老师前几天一再强调的。我在这儿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经院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价值，其实很多非常有价值。我想说的是，这些有价值的成果没有通过一个更加普及或者带有启蒙意味的语言，更加友好和体验舒畅的“界面”传导给研究产业链的下一环。大多数文章通过复杂的建模和形式上的计量停留在学术杂志和内部课题上。这些窖藏的理论成果，不应该停留在封闭的体系里，只给学术界自己看，只给课题的甲方看。因为很多课题经费都是财政花的钱，是公共产品，应该让全社会的去消费。尤其是业界研究人员。这样就出现了互相不理解，互相误会的问题。业界的研究人员基本看不上经院研究，认为他们都是在空谈，写的东西毫无应用价值，甚至是缺乏常识，思想贫乏，只是把模型和计量搞的纷繁复杂。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学校学的东西基本没用，甚至是错的。另一方面，学校的老师对业界的研究报告也看不上，认为都是没有根据的论断，论证方法太简单粗暴，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工整，没有参考文献和数学模型，很像“民科”。问：您说的研究产业链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当前的卖方研究已经非常成功了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答：研究也是一种产业，不过这个产业相对特殊和复杂一些，因为它的很多产品和服务都是无形的，而且很多都不是商业产品，很多都是社会资助的公共研究成果，很难变现。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定价难的情况下。就经济学领域来说，研究产业链的一般图景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应用经济学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相当于科技成果从理论到研发，到投产的链条。买方就是借助研究成果，实打实的投入真金白银进行应用。我前面将研究产业链分为三个：经院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是针对现实问题的一个简化，没必要太细分。当前卖方研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的问题大家也能看到。因为卖方研究说到底是一种营销导向，是一种经纪业务的增值服务，依靠派点和分佣。还有一种评价体系，现在因为一场酒局暂时停摆了，就是著名的“新财富”，就是靠买方投票进行评价。实际上这种买卖方的研究生产和评估体系是比较完整的，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直接一点，就是既然卖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派点和分佣，那我直接通过别的方式完成目的不就行了吗，非得费神费力的搞什么研究。写的研究报告也没多少人看，而且很多买方自己都没耐心和学养来读懂一些深度报告。所以很多卖方的首席，有一半的精力放到了搞关系，找内幕消息，发表一些奇形怪状的报告来吸引眼球了，比如网红直播，文革体，婉约派。问：您认为造成经济研究产业当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是制度的原因，人的原因，还是文化或别的什么原因？答：其实当前金融领域的研究行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中国金融市场化不足或者存在双轨制现象的一个缩影或投射。看上去，问题出在研究所和研究员身上，即出现在供给侧层面，本质上却是需求侧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根本不市场化，也就不专业化，从而也就不需要什么研究。我这个论断你可以从侧面去找证据。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越是市场化的领域，需要的研究越精深，越专业。比如，同是研究人员，券商研究所的研究员和首席感觉就比银行的专业。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券商卖方研究市场化程度，竞争激烈和考核激励体系，比银行完善和先进不少。所以你会看到，券商研究员出的报告，无论是在频次还是质量上，都感觉要比银行要好。他们的薪酬也比较市场化，当然压力也非常大。我在业界做过研究方面的负责人，过去我一直思考为什么银行这么重要的单位对专业研究的需求和敏感度都不高，尤其是一些农商行、城商行。后来我打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盈利动因发现，很多银行的利润贡献主要就是来自三块：地方债及融资平台非标、国企和房地产。靠的也是关系型维系的非市场化存款带来的超低利率，这应该说是一种租金或制度红利，因为市场化的机构，比如零售端的客户，配置的都是利率相对市场化的理财产品。而这三个领域，基本上不用做什么行研和信贷政策的研究，说的再夸张一点，这三个领域，有国家信用担保的领域，都不太需要做严格专业的风控。所以银行的研究人员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给领导写材料，写官样的材料最好，比如大会致辞、向监管部门汇报讲稿、党建材料、署名文章。说到底，很像一个政府机关，研究部门就是政策研究室。因此，经济金融研究领域现在这个状态，还是需求侧的问题。非市场化的领域是不需要专业化的研究的。你把银行总行当做一个政府机关部门来看，就可能很快明白怎么回事了。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研究院，还有一个作用是起到品牌宣传和制造影响力的效果。因为金融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与传统广告相比，通过研究和思想产品向市场和投资者宣传，可能会更好一些。投资者佩服你的专业能力和思想深度，就会信任你发行的产品，他们会觉得这个机构里有明白人。另外，投资者也会根据研究报告里的态度和价值观，来判断这个金融机构的价值观。问：难道银行不需要研究利率走势，政策走向，资产组合配置和战略方向尤其是金融科技方面的研究吗？答：上面为了说明问题，我的确把观点简单化了，也太过于批判主义。其实从当前的变化来看，情况正在改善，不同的银行也有不同的情况。但归根结底，越是市场化的银行，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就越高。过去几年银行哪几个业务领域市场化程度高？主要有三个，零售业务，金融市场业务和真投行业务。零售客户可不讲太多关系资源，你产品不好了，体验不舒服了，人家说走就走。金融市场的银行间，是市场化利率定价，当然有央妈的利率走廊窗口指导，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市场化的。投行业务，我说的是那些债券发行承销、pe和IPO及定增等真投行业务，这些也是非常市场化的。所以，这三块是非常注重研究的。你看看专心做着三块的，这个银行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气质还是不错的，比如建立研究院和研究公司的银行。其他的专业含金量并不是那么高，只不过是熟练工种，产品内容和交易结构都很简单，难的是营销端，是客户维护。这些都不是研究能解决的。问：现在新财富暂时取消了，很多券商研究所也在转型，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建研究院。您觉得整个经济金融类的研究产业要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答：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一方面，新财富运行了这么多年，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一到“拜票季”，整个券商界乱乱糟糟，觥筹交错，有些首席为了拉票不惜出卖尊严，喝酒那都是小事，每次拉票都要痛陈革命家史。这种消费别人的同情心和道德绑架的做法很荒谬。所以去年那个喝酒门，一个酒桌视频引发了研究市场的地震，最后的结局新财富评比取消。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即使不出这个喝酒门，也会出别的问题。变化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上去理解。总量上看需要去产能，现在金融行业的趋势，宏观经济和监管的环境，不需要那么多粗放的研究。或者说是去泡沫，体制内的一些没有思想性，又不接地气研究课题，业界的一些虚高的配置，其实都是可以砍掉的，所以研究员和其它金融从业人员一样，都将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在结构上，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内容产业的兴起，传播平台的拓展，跨界的交互，新兴的研究业态也孕育出来。这好像另一种双轨制，传统和新兴的研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或者说是思想市场的新结构，一些话语权是在垄断，但新的思想体系在形成，就像金融监管严格后会出现影子银行，存款利率管制多了会出现理财和资管。在思想和话语体系被管制和垄断后，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会出现紧缩和浪费，另一方面，人们对内容和思想产品的渴求也会催生新兴的表达结构。这个词在复杂系统学里面，叫涌现。它不是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问：展望未来，您觉得经济研究产业最需要什么样的改进？最近今年中国经济和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感觉经济研究产业对政策决策的支持不够。十八大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新型智库，提升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您觉得未来研究产业和思想市场如何发展，意义何在？答：最近有个杂志让我写新时代新型智库的建设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有很多的感悟。首先是政策决策方面，我觉得迫切需要深度的、科学的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尤其是智库的思想和理性判断的支持。现在政策方面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从理论上，逻辑上，道德上，都近乎完美无瑕，但是执行起来，都出现很大的扭曲和走形，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你可以说那是必须的代价，但是代价有点大。比如说三大攻坚战，顶层设计高瞻远瞩，非常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但是这些年下来，在取得明显效果的同时，也付出了较高的社会成本。我不是反对政策实施付出成本，我的意思是有些政策成本是完全可以规避掉的。何况，一些政策本身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比如金融去杠杆引发的流动性紧缩和市场波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顶层的苦心和好心不能很好的执行？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从一个超级规模体进化为超级复杂体，但下达的政策却是线性的，集中的和缺乏弹性的。比如资管新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出埃及记：资管新规与百万亿金融资产大迁徙》，资管新规从理论逻辑和道德上都很完美，是为了风险治理。但是，这么一刀切的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砍下去，导致几十万亿表外和非标资产无家可归，没有合规的科目可以安放。银行要缩表，肯定是捡软柿子捏，国企和政府平台得罪不起啊，因为他们是银行的实质意义的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所以，金融去杠杆，去的一定是最脆弱的体制外的最外层。而这一层，民企也好，中小企业也好，是中国经济生态体系里面最有韧性的一部分，他们好像中国经济生态的“湿地”。湿地破坏，看似没有很严重的生态报复，但是会有长期不可逆的影响。现在，又强制给中小企业放贷，谈何容易，又何苦呢。对于经济研究产业，我想还是要回到十八大的语境和精神里，鼓励新型智库的发展，尤其是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声音，一方面服务投资者和买方，另一方面，服务政策决策，为顶层设计者分忧。这么大的国家，决定几个行业和亿万人命运的政策主要出自部委某个处的副处长，可见压力和工作强度有多大。复杂经济体，需要有个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自组织结构，政策出台前后都要倾听各界声音，力求将社会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这个时候，经济研究产业，就需要提供来自市场的现实的基层的最真实的声音，形成自下而上的思想和意见传导，然后再自上而下形成总得政策框架。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应该就是政策的韧性；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应该是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对现代复杂经济体的理解程度，如何不折腾，如何无为无不为，这些不是传统权威式官员所能理解的，需要专业的学习，需要技术官员占主导。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此为方向，提供思想和方法的支撑。

王松霈1928年8月生，籍贯天津市。全球生态经济研究所(GEEI)首席顾问，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教授。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开拓者、创建者、理论奠基者之一，主要负责我国生态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和推动工作，生态经济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王松霈作为许涤新的助手之一，亲身经历了我国生态经济学从开创到发展的全部过程，他的讲述，使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理念的形成，以及为之服务的生态经济学基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都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本报记者 李成刚1980年，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先生提出，建立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科。这是一门新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边缘交叉学科。近40年来，我国生态经济学通过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如今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生态经济”概念深入人心，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中也将生态经济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倡导者，许涤新对这门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王松霈作为许涤新的助手之一，亲身经历了我国生态经济学从开创到发展的全部过程，他的讲述，使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理念的形成，以及为之服务的生态经济学基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都有了一种新的认识。生态经济学的产生1980年8月，许涤新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因此，王松霈认为，这一天应作为中国生态经济学发端的日子。“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王松霈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又回到生态社会的三个时代。工业社会中生态与经济的基本矛盾越来越尖锐，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要求的客观规律必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新的生态社会，而生态社会的标志，就是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相继出现“八大公害事件”，这让人们开始认识到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五大问题开始凸显：发达国家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激起世界范围内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质疑与批判。进入70年代后，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需求增加和过度开采，导致能源危机、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退化，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开始出现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不协调现象。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温室气体增加、全球气温升高、自然灾害增多及人口增长过快等。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很明显，传统的经济学和生态学已经很难解释，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其他一些关心这些问题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发展模式，并试图寻找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出路。20世纪60年代末，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和以美国的赫尔曼·卡恩和朱利安·西蒙等人为代表的乐观派开展了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途的大讨论，为世界环境与发展运动的形成进行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把保护环境的意识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1992年，联合国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明确把环境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随着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世界范围内逐渐出现了一种“经济生态化”的发展趋势，其表现遍及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城市建设开始强调自然、产品和产业开始强调绿色，生态农业、生态住宅、绿色包装、绿色食品等概念层出不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科学。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首先使用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中国在1980年由许涤新提出生态经济学，比美国晚了10多年。但与世界同步的是，中国的生态经济学与世界一样，都是因为新的生态时代的大背景而形成的。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开拓1980年9月，许涤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一次生态问题座谈会，以推动学界对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当时，通过工作安排，最后决定负责组织的任务就落在了王松霈的头上。自此，王松霈开始了长期负责组织推动生态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艰巨任务，并以之作为研究方向，开始了近40年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工作。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在近40年的发展演进中，尤其是在创建的早期，出现了许多个“中国第一次”。这些“第一次”有许多是在许涤新的直接领导下出现的，“有幸的是，我也在其中组织和经历了所有的工作。”王松霈说。这些“第一次”具体反映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开拓创建和发展的进程。1980年9月，由王松霈负责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举行。马世骏、侯学煜、阳含熙（均为中科院院士）等生态学家和许涤新等经济学家坐在一起，标志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顶尖学者开始合作，共同创建中国的生态经济学。1981年，王松霈负责组织编写了我国第一本生态经济学论文集《论生态平衡》。1982年，王松霈负责组织，在江西南昌召开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会上明确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1984年2月，由王松霈负责组织，“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作了报告，国家相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和我国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如钱学森、陈岱孙、于光远、刘国光等出席大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组织起了全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队伍。1985年，由王松霈负责组织，第一份全国性的《生态经济》学术刊物诞生。1985年11月，王松霈负责组织研究，提出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大纲。1985年末，我国第一个以中青年为主的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骨干队伍组建。1986年，王松霈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组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生态经济学专著，从无到有建立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初步理论体系。1992年，王松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课题，主编出版专著《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第一次开拓生态经济管理学新领域。“可以说，生态经济学自创建开始，就受到了广泛重视。”王松霈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事例。1984年“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召开，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答应到会作报告，但正值他要去当时的苏联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许多报告都推掉了，却保留了生态经济学讨论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初稿由王松霈等三人起草，但在最后报告的提法和高度上却远远超过了社科院的初稿。万里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点：一是生态经济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二是建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连同中国环保等机构的建立，是我国在这方面“觉醒”的表现。三是我国今后发展经济，不但要综合经济平衡，同时也要生态平衡，要用两个平衡思想指导我国的经济工作。由此可见，在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之初，就被提升至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战略研究高度了。生态经济学的内涵对于生态经济的内涵，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是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表述有所不同，常见的有：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和稳定、生态经济平衡等。对此，王松霈提出，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他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论范畴：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平衡和生态经济效益。其中生态经济系统是载体，生态经济平衡是动力，生态经济效益是目的。王松霈认为，中国的生态经济学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为可持续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学科理论。它为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在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实践中迅速发展了学科本身。如今，生态经济的指导思想已经被各级领导广泛接受，生态经济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推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股巨大力量。王松霈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生态与经济结合的范畴。对于它在当代的建立和运用，要从生态与经济结合的各种经济关系上认识它所具有的三个特点：一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识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性。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生态经济矛盾，从根本上说，都是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实践中，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任务。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认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从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持续和公平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因为只有公平才能够实现持续，没有公平就不能实现持续。这就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代际的公平。即今天追求高速度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后代人赖以发展经济的生态系统资源为代价。三是从目前和长远的关系上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性。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着眼点。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性，来源于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供给的持久性和生态环境对污染容纳的持久性。其实现的基础是人们必须认识和正确对待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容纳排污能力的有限性。这也就要求，人们发展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当前发展经济的需要和长远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取得当前经济利益和长远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王松霈认为，生态与经济协调的理论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是适应当代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态与经济的不协调，并推动它们走向协调的理论。同时也由此建立了自己的整个学科理论体系。其理论核心具体表现为：第一，它体现了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从过去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又走向现在的生态社会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在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它的提出体现了生态时代人们改变经济发展中生态与经济不协调严重现状的要求，它的运行以生态社会中生态与经济不协调和实现协调的矛盾运动为动力，它的前途以实现生态社会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新的生态时代与过去时代对比的一个最基本的突出特点。由此，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体现了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使自己成为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第二，它决定了整个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学科基本理论特色的形成。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适应新的生态时代要求而建立，以兼顾生态与经济两个方面的要求和指导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基本特色。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以自己的理论体系整体而存在，它有一系列的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原理，它们互相联系和依存；同时也分别在各个方面对生态经济发展实践起着理论指导的作用。应当看到，生态经济学的这些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原理，对实践分别所起的具体指导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它们所起的指导实践、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基本作用又是相同的。其关键就在于它们的建立都是以“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并由此赋予它们共同的理论特色。例如生态与经济双重存在的原理、生态与经济整体统一的原理、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原理和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效益统一的原理等，无一不是以生态与经济的结合来构建，并以生态与经济协调作为其基本理论特色。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理论基础王松霈提出，生态经济学在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中，以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作为核心理论，由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其作用是通过两个方面的关系和机制来实现的。第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内在的统一。研究新的生态时代条件下，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两者的关系，首先应该看到，两者的存在和作用是密切关联和内在统一的。这是因为：首先，它们提出的目的和任务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为了解决当代普遍存在的愈来愈严重的生态与经济不协调的问题，通过指导人们端正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使当代经济从生态与经济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发展走向生态与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次，它们提出的具体着眼点和内涵侧重点有所不同。“可持续发展”的着眼点是经济发展本身，具体是说明经济发展的动态状况和前途。其直接涵义是指经济发展纵向过程的具体协调状况，强调的是在时间序列上当代人和后代人发展经济是否具有同等的生态经济条件，从而考察经济的发展在代际之间是否能够继续。而生态经济学着眼点则是经济与生态状况之间的关系，具体是看它们的存在是否互相协调，以及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其涵义则同时包括空间区位上的“横向”协调和时间序列上的“纵向”协调两个方面。前者通常指地区之间（包括国与国、省与省、县与县，以及一个流域上、中、下游之间）的协调；后者通常是指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即代际的协调。然而应当看到，以上“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两者的这些不同，只是在统一方向和任务下的具体差异。它们在共同的目标和任务下，其存在和作用则是完全一致和步调统一的。第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建立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基础上。研究新的生态时代条件下，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两个范畴的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以“生态与经济协调”作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这是因为：首先，在实际经济发展中，“生态与经济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为只有在生态与经济实现协调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才能够继续进行。即生态与经济协调了，经济的发展才可能持续；没有协调，就没有持续。其次，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建立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基础上。“生态与经济协调”包括纵向的协调和横向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内涵也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发展通常是侧重强调纵向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有的甚至只是指过去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经济本身的协调发展），而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即本来全面含义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同时包括纵向的生态经济协调和横向的生态经济协调，而其中横向生态经济协调又总是作为纵向生态经济协调的基础而存在。由此，生态经济学（具体通过它的“生态与经济协调”核心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提供理论基础，是十分明显的。承继历史 开拓奋进王松霈回忆说，许涤新先生是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先行者和奠基者。生态经济学是他晚年倡导建立的最后一个学科，也是投入心力最大、时刻不忘推动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他亲自写文章、主持会议、身体力行，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为生态经济学的创建各方奔走。1988年1月，许涤新病重住进医院，仍不忘生态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直到他生命垂危时，在医院病榻前还叮嘱我说，‘以后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把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发展起来’。直到1988年2月8日许涤新先生逝世前，他还一再同夫人方卓芬说：‘生态经济学要大力提倡’。”王松霈说。这是许涤新先生对我们所有生态经济研究工作者的最后嘱托。许涤新对中国生态经济学的许多论述，综合起来，主要是他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学，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生态经济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的生态经济学。对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和基本理论问题，如生态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等，许涤新都有专门的论述。我国生态经济学中“生态与经济协调”的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也明显地贯穿于许涤新的许多著述论证中。许涤新先生为中国生态经济学奠基和播种，40年后，回顾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我们高兴地发现，许涤新先生播下的生态经济学种子，如今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已经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经济界人士展望新发展格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形成内外贸互促新局面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内外贸共同发力，形成内外两个市场联通、产业融通、规则衔接、相互促进的新局面。夯实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积极扩大“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投资，增强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扩大市场准入，增强国内市场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消除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清理和废除限制公平竞争的制度和做法。建立以合作创新为核心的示范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规则对接等方面先行先试。充分利用中国在数字领域的优势和市场潜力，通过数字技术对供给侧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规则体系有效衔接。加快形成内外贸统一、法治、透明、协调的监管体制。推进技术标准、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等国内国际对接，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畅通出口转内销渠道，帮助外贸企业创建自有品牌，开拓国内市场。（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长湧：巩固外贸高质量发展优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贸发展面临外需深度萎缩、经济全球化逆流等严峻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外贸带来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成为外贸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为培育巩固外贸新优势创造新机遇。随着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巩固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外贸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出口增值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扩大外贸拓展新空间。随着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协同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外贸企业统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将明显增强，国内市场对全球资源和要素的吸引力将显著提升，外贸发展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新IT”赋能行业智能转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随着直播带货、网络课堂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对支撑前端消费、前端应用的基础架构提出更高要求，进而推动整个ICT技术架构升级换代。在5G技术的催化下，智能物联网将快速发展，促进更多终端接入，形成海量大数据。当“端”产生的海量数据加上互联网及企业信息化系统上的数据，利用大数据工具存储和管理，通过“边—云—网”提供的算力，辅以人工智能先进算法，对各行各业的现行机理加以学习、提炼、总结，就能让计算机对业务流程和决策流程进行更高效、更智能化的管理，形成行业智能。这就是智能化时代的ICT技术架构——“端—边—云—网—智”。基于这种技术架构赋能各行各业实现智能化变革所需要的技术、服务与解决方案，就是“新IT”。（本报记者 黄 鑫整理）瑞声科技中国区总裁江南：积极拓展国际贸易空间瑞声科技坚持以发展核心科技、提高创新能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融入国际贸易上游价值链条，不断提升外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助力我国打造外贸发展新优势。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瑞声科技进出口总额超过144亿元。微型声学器件及线性马达等高端产品，牢牢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位置。目前，瑞声科技已在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研发和生产基地。我们先后在捷克、芬兰、丹麦、英国等地建立了精密光学、MEMS麦克风等研发中心。展望未来，瑞声科技将紧抓我国外贸新发展机遇，继续以创新驱动发展，用科技增强用户感知体验，通过技术创新书写我国外贸发展新篇章。（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考拉海购首席运营官吕健美：加快升级全球物流能力随着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不断增强、消费理念日益升级，海淘平台应用更好的物流能力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高品质的商品。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升级全球物流能力，无论消费者在哪里，跨境包裹48小时就能到家。未来一年，我们希望在服饰、奢侈品、家居等品类上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当前，对国际品牌而言，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最大且增速最快的市场，中国经济的活力在2021年会更显著。一方面，国际品牌会更加重视和迎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品牌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中国消费者已经不再只认国际大牌。今天，消费者对品牌以及商品功能的甄别能力更强了。未来，叫不叫国潮、是不是国际品牌已经没那么重要，核心还是把产品品质做好。（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高质量供给引领新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展望2021年，我们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加快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高质量供给必须依靠科技的自立自强。这就要求国家、企业、个体等各个层面都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供给要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这就意味着既要提升产业内部的效率和水平，也要提升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激发微观主体优化供给的动力和活力，既要发挥企业转型升级主观能动性，也要加快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本报记者 熊 丽整理）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总裁王春林：担起为农服务国家队责任2021年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重大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端牢中国饭碗、共筑粮食安全仍是农资行业的主基调。中农集团将秉承为农服务宗旨，肩负起为农服务国家队和主力军责任。一是全力以赴保障春耕备耕。面临即将到来的春耕时节，我们将精心组织、周密落实，有序生产、提早备货，切实保障春耕农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二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数字化农业，加强科技引领；三是持续推广绿色农资，减少面源污染，进一步加强农资新品种研发与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植保防治技术推广，推进水肥、药械一体化服务以及畜禽养殖粪污治理，促进粪污、秸秆资源化利用取得更好成效。（本报记者 刘 瑾整理）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2021年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新起点。国家已经提出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提高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精准度，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坚守库布其治沙事业和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的信心。“十四五”期间，亿利将聚焦沙漠光氢新能源和生态康养两大主业，特别是抓住光伏治沙的新机遇，立足于库布其沙漠的光能资源和土地资源，不仅要大规模发展生态光伏治沙，扩大治沙面积，同时还要开拓分布式光伏能源，开发光伏碳汇资源，延伸碳金融业务，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2021年，我们将推动全球沙漠生态价值创造与减贫、荒漠化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与低碳减排等国际合作。（本报记者 刘 慧整理）国际SOS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高卓：期待迎来更多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在华发展的信心。2021年，我们期待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也期待我们能更好地抓住产业变革商机，顺应可持续发展潮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进入了中国，业务范围也从最初服务在华外资企业扩展至中国各行业各类型客户，涉及医疗及差旅安全风险管理、培训和咨询服务等领域。尤其是依托我们积累的丰富资源和经验，以及我们在远程医疗服务方面的科技创新，我们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上的医疗安全和可持续运营的坚强合作伙伴。我们愿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开启更加美好的新征程。（本报记者 顾 阳整理）温州早晨电子有限公司电商零售事业部负责人戴也特：业务全覆盖提高抗风险能力展望新的一年，尽管未来仍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坚信，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新发展格局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势。我们要在保持海外市场持续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实现业务模式的全覆盖，提高抗风险能力。新冠肺炎疫情还在继续，国外的生产链还无法正常运转，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仍有非常大的机遇。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不仅为疫情之下的外贸创造了条件，未来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外贸业态并深度影响外贸发展格局，从而加快全球经贸格局的转变与重塑，这也将为我们外贸行业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我们相信，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外贸企业定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