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5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践行生态环保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解我国公众生态环境行为基本状况,引导和鼓励公众积极践行生态环境行为和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本次公民生态环境行为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主要通过门户网站开展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周期为201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调查范围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区、市),回收有效问卷13086份。其中,城镇样本占比为84.8%,高于农村;男性样本占比为64.7%,高于女性;26-59岁年龄段人群占比为83.1%;大专、本科及以上人群占比为76.1%。调查主要发现及结论:公众普遍认可个人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选择低碳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等多数生态环境行为领域践行度较高,能够“知行合一”,但在践行绿色消费、分类投放垃圾、参加环保实践和参与监督举报等领域还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受访者认为的影响行为践行的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个人层面因素,包括生态环境知识、意识、习惯、生活方式等。如“购物时自带购物袋”等绿色消费行为和“给政府提工作建议”等环保实践行为的践行度低,主要与个人意识和习惯有关。二是政策制度类因素。如公众认为“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等绿色消费行为践行度低的原因,主要与市场管理不规范和认证制度不完善等有关;认为“垃圾分类”践行度较低与垃圾处理体系和基础设施不健全有关。三是平台渠道类因素。如公众认为“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等绿色消费行为践行度低,主要是由于缺乏交流捐赠平台;认为影响监督举报行为的主要因素是监督渠道不畅通、反馈处理不及时等。一、关注生态环境:公众较为关注生态环境信息,对生态环境知识有一定了解,但有较大提升空间。关注生态环境信息,了解相关知识和政策,提升自身意识和环境素养,是公众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的基础。本次调查选取了“关注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发布的生态环境信息”和生态环境知识的掌握程度两个方面,了解公众关注生态环境的状况。(一)超六成受访者经常“关注生态环境信息”,高学历人群、城镇居民、从事环保相关工作的群体对生态环境信息更为关注。调查显示,75.3%的受访者认为“个人关注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发布的生态环境信息”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是重要的,60.8%的受访者“总是”或“经常”关注生态环境信息,践行度与认知度较为接近。受访者在“关注生态环境信息”行为上存在差异,主要与其受教育程度、城乡属性等因素有关。关注生态环境信息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大专、本科及以上受访者“总是”或“经常”关注生态环境信息的人数高达六成,而小学及以下人群不足四成;同时,城乡行为差异明显,城镇受访者更为关注生态环境信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环保工作的受访者更为关注生态环境信息,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图1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关注生态环境信息情况图2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人群关注生态环境信息情况从四大区域来看,东、中、西部人群对生态环境信息更为关注,“总是”或“经常”关注的人数达六成以上;东北地区相对较少,“总是”或“经常”关注的人数占比为45.5%。图3 四大区域公众关注生态环境信息情况(二)公众了解一定的生态环境知识,但对政府相关工作具体信息的了解还需加强。受访者对生态环境知识的掌握程度总体良好。84.9%的受访者知道“雾霾的产生与散煤燃烧无关”是错误的;81.6%的受访者了解“《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的发布情况;78.8%的受访者了解“露天烧烤会产生PM2.5”。此外,65.8%的受访者了解环保举报热线电话,了解程度相对不如前几项,表明公众对政府具体工作信息的了解还有提升空间。图4 公众生态环境知识回答正确率统计受教育程度影响受访者对生态环境知识的了解。对于“露天烧烤会产生PM2.5”和“雾霾的产生与散煤燃烧无关”等环境知识,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掌握程度越好。同时,受访者普遍了解《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的发布情况。图5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生态环境知识掌握情况二、节约能源资源:公众践行度较高,普遍“知行一致”。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约能源资源对于减轻我国生态环境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调查选取“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等节能行为”和“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两种典型行为,考察公众节约能源资源的情况。调查发现,近九成公众经常注意“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78.7%的受访者认为该行为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89.2%的受访者“总是”或“经常”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表明这已经普遍成为一种习惯。他们践行程度较好最主要的考虑是“节约能源资源”,其次是“为安全考虑”和“为节省开支”,占比分别为54.1%、26.1%和19.0%。图6 公众经常“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的主要考虑因素同时,超七成公众对自身践行“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行为评价较高。80.2%的受访者认为该行为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72.6%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分年龄段来看,年龄与“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的自我评价呈正相关。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认为自己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的比例高达91.3%,而18岁及以下群体的比例只有53.4%。图7 不同年龄段人群“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方面行为情况此外,高学历人群对“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的自我评价整体较高,硕士及以上学历受访者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的比例高达76.9%。图8 不同受教育程度公众在“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行为自我评价三、践行绿色消费:公众高度认可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但受质量和价格等因素影响,践行度相对较低。绿色消费对于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应身体力行。本次调查考察了3种典型的绿色消费行为,包括“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购物时自带购物袋代替塑料袋”和“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一)公众在“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等绿色消费行为上践行度较低,主要与市场管理、产品价格和认证制度等因素有关。仅五成受访者在“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等绿色消费行为上自我评价较高。89.6%的受访者认为这种行为是重要的,但仅有54.1%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同时,受访者认为影响其选购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为产品质量、价格和认证标准等,具体包括“市场管理不到位,绿色产品质量没保证”(66.7%),“绿色产品价格较高”(51.2%)和“绿色产品认证标准体系不健全”(48.6%)。此外,有11.6%的受访者认为“周边的人很少买”是阻碍自己选购绿色产品的原因之一,表明部分公众还存在跟风心理,需要树立“从我做起”的生态环保行动意识。图9 阻碍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选购绿色产品的原因(二)近六成受访者在购物时未能经常自带购物袋,他们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便利程度和个人习惯,中老年群体和东部地区践行度相对较高。调查发现,84.7%的受访者认为“购物时自带购物袋代替塑料袋”是重要的,但只有43.8%的受访者“总是”或“经常”自带购物袋。受访者认为未能经常自带购物袋的主要原因包括“购物袋携带不方便”(49.6%),“没有自带购物袋的习惯”(43.8%),“很多商家会免费提供塑料袋,不需要自带”(35.7%),“已经接受塑料袋有偿使用的事实,且塑料袋便宜”(26.9%)和“身边的人很少带”(17.4%)。这表明,公众未能经常自带购物袋主要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人宁愿付出额外成本购买塑料袋,也不愿意改变个人生活习惯。图10 阻碍公众“购物时自带购物袋”的原因不同地域、年龄段的人群在自带购物袋行为上存在差异。从各地来看,海南、北京、上海的受访者自带购物袋的频率相对较高,“总是”或“经常”自带购物袋占比分别是60.5%、58.4%和55.9%。从四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频率相对较高,“总是”或“经常”自带购物袋的人数占比为50.2%,其他三个区域相对较低。从不同年龄段来看,随着受访者年龄增加,其“总是”或“经常”自带购物袋的人数占比增加,中老年人群自带购物袋的习惯更好。(三)仅两成受访者“总是”或“经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多数受访者认为平台渠道、便利程度等是影响其行为的主要因素。73.9%的受访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等行为”是重要的,但仅有20.4%的受访者“总是”或“经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受访者认为,“找不到合适的平台和渠道”是他们未能经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的主要原因,人数占69.3%,其次是“不方便”“太花时间精力”和“身边很少有人这么做”,占比分别为37.3%、36.4%和23.2%。图11 阻碍人们“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的原因统计四、选择低碳出行:低碳出行深入人心,成为多数公众采取的主要出行方式。超六成公众经常采取低碳出行方式。84.6%的受访者认为“日常出行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63.3%的受访者“总是”或“经常”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仍有近四成(36.7%)受访者“几乎不”“很少”或“一般”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共交通工具为主,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受便利程度、基础设施和时间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原因包括“不方便”(63.1%),“基础设施(人行道、自行车道、公交站点等)不完善”(53.5%)和“太花时间精力”(39.2%)。此外,有少部分受访者认为“身边很少有人这么做”(3.2%)和“有损身份形象”(1.7%)是影响其未能经常采取低碳出行方式的主要原因,表明跟风、攀比的现象仍然存在。图12 阻碍公众“日常出行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的原因五、分类投放垃圾:公众高度认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践行度普遍较低,公众认为垃圾处理体系和分类知识等是主要影响因素。在此次调查的所有生态环境行为中,受访者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最为认可,但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最大。超九成(92.2%)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但仅三成(30.1%)受访者认为自身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受访者认为影响自身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是“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和“垃圾集中转运时不分类,所以没必要分类投放”,人数分别占63.7%和59.6%;其次是“不知道怎么分类”和“不了解分类后垃圾的处理进度和结果,没有成就感”,人数占比分别为36.5%和34.5%。此外,也存在“身边很少有人分类”和“太麻烦了,没有精力”两种个人主观因素,人数占比分别为22.2%和13.3%。图13 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在四大区域中,东北和东部地区受访者的垃圾分类自我评价相对较好,认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的人数分别占33.0%和32.4%;西部和中部的自我评价相对较差,人数分别占27.7%和27.0%。图14 四大区域公众的垃圾分类行为自我评价情况六、减少污染产生:公众在“不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上践行度较高,与认知度较为吻合,但存在城乡和年龄差异。调查发现,全国逢年过节“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习俗已经发生大的改变。72.4%的人认为“不燃放烟花爆竹”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是重要的,69.2%的人“几乎不”或“很少”燃放烟花爆竹,一定程度上表明受访者传统生活理念和方式已经发生显著改变。同时,比较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受访者生态环境意识和行为发现,东部地区受访者对“不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认知度相对较低,践行度反而较高,表明“禁燃令”等严格的制度政策确实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各类人群在“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上存在城乡、年龄差异。相比于城镇,乡村地区在节假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受访者人数占比明显较高。此外,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群是燃放烟花爆竹的主体,但是该人群中“总是”或“经常”燃放烟花爆竹的比例并不比其他年龄段人群高很多,表明年轻一代在节假日期间的娱乐庆祝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图15 城镇和乡村公众节假日燃放烟花爆竹情况统计图16 不同年龄段人群“总是、经常”燃放烟花爆竹行为情况七、呵护自然生态:近九成公众“不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保护野生动植物有利于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本次调查考察了公众在“不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行为上的表现。“不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是公众在各类生态环境行为中践行度相对最高的行为,公众对其践行度与认知度较为一致。85.4%的受访者认为“不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同时有89.5%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在该行为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八、参加环保实践:不到四成受访者曾向政府建言献策,其中东部地区相对较多,东北地区较少;高学历人群和环保工作从业者践行度更高。参加环保实践是公众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的重要环节。本次调查主要考察了公民“通过网络、热线等公开渠道给政府提工作建议”的情况。调查发现,66.5%的受访者认为“通过网络、热线等公开渠道给政府提工作建议”对于促进企业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而只有37.6%的受访者主动给政府提过建议。其中,东部地区行动占比(40.0%)最高,东北地区最低(28.5%)。总体而言,公众“主动给政府提工作建议”的认知度和践行度均偏低,有待提升。图17 四大区域公众采取“通过网络、热线等公开渠道给政府提工作建议”行动占比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中,“本科/大专”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热线等公开渠道给政府提工作建议”的人数占比(40.9%)较高,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比较小。图18 不同受教育程度公众“通过网络、热线等公开渠道给政府提工作建议”占比情况不同工作单位类型的受访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从事环保工作的党政机关或政府事业单位”的受访者和环保社会组织从业者“通过网络、热线等公开渠道给政府提工作建议”的比例最高,分别为56.4%和47.8%;社区基层工作机构(如居委会、村委会)比例相对较低,为35.6%。图19 不同工作单位类型公众“通过网络、热线等公开渠道给政府提工作建议”占比情况九、参与监督举报:公众表现出一定的参与度,参与相对理性有序,但仍有提升空间。监督和参与生态环保工作,既是公民权利也是义务,及时举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及影响公众健康污染环境的行为,对我国生态环保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一)受访者普遍认为个人监督举报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最重要的监督方式是通过媒体和体制内渠道,其次是民间环保团体等。调查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个人监督举报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较为重要。79.2%的受访者认为“向媒体反映情况,引起舆论关注”对于促进企业环境保护“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占比最高。其次是体制内渠道,认为“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企业污染行为”的方式“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受访者占比为70.2%;认为“通过上访向上级政府反映企业污染问题”的方式“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占比为54.4%。“寻求民间环保团体的帮助”占比仅为45.4%。图20 个人采取行动对于促进企业环境改善的重要程度(二)公众监督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的积极性较高,超六成受访者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采取过监督行动,行动方式多样且理性有序,首选体制内渠道,然后是媒体和民间环保团体等。过去三年中,超六成(63.0%)受访者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采取过行动,行动方式首选是求助各级政府,其次是求助媒体。选择“向当地政府部门投诉举报”的人占37.8%;选择“向当地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反映情况”的人占25.5%;选择“向媒体反映情况,引起舆论关注”的人占17.9%。此外,也有部分受访者选择了“寻求民间环保团体的帮助”“通过上访向上级政府反映企业污染问题”“直接找企业协商”等方式,但占比较小。图21 公众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行动情况对比受访者关于不同监督渠道的认知和实践发现,虽然在认知层面上,公众认为向媒体反映情况“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人数比例最高,但在实际行动中,人们首先倾向于通过体制内渠道向政府、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等相关部门投诉或反映情况,其次才是通过媒体曝光解决。这表明政府的监督举报渠道是公众的首选,但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公众会认为求助媒体比较有效。(三)受访者认为影响其监督举报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投诉监督渠道不畅通、反馈处理不及时等,且存在地域差异。面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近四成(37.0%)受访者选择“什么也没做、忍着”,他们认为,“投诉举报了也不会得到反馈或处理”(53.8%)和“不了解反映渠道或渠道不畅通”(45.8%)是他们不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此外,也有部分受访者“担心企业打击报复”(27.9%),担心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还有少部分受访者认为“不关我的事,应该由政府解决”,环境责任感较为缺乏。图22 公众面对企业污染问题未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从各地情况来看,河北、山西、江西、湖北受访者选择“投诉举报了也不会得到反馈或处理”占比较高,均超过60%;广东、江西、湖南、上海、陕西、宁夏等地受访者选择“不了解反映渠道或渠道不畅通”的占比较高,均超过50%;此外,在浙江、云南、江苏、吉林、四川等地,认为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不关我的事,应该由政府解决”的人数占比较高,均超过10%。十、共建美丽中国:公众认为政府工作力度不断加强,自身环境意识和行为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经过全社会共同努力,全国多地的突出环境问题已得到显著改善。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次调查选取公众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的评价,对自身生态环境意识和行为水平的评价,以及对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程度的评价三个方面,考察了公众对共建美丽中国行为的认知。(一)公众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高度认可,普遍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力度都在不断增强,同时中央工作力度高于地方政府。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力度都在增强,但地方工作的增强力度没有中央明显。超八成(80.6%)受访者认为中央工作力度较一年前有所增强;超六成(61.4%)受访者认为所在地政府工作力度较一年前有所增强。总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地方生态环保工作的增强力度没有中央明显,但中央和地方工作力度都呈现出增强趋势。图23 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变化情况的评价受访者对中央生态环保工作力度的评分普遍高于对地方的评分,同时认为部分地方工作力度与中央存在较大差距。以满分10分计,全国受访者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评分为6.84,对地方政府工作力度评分为5.54。其中,北京、上海、宁夏等地受访者对地方政府工作力度评分接近中央,差距相对较小。(二)公众普遍认为自身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行为水平,且在不断提升,为公众参与和推动生态环境工作奠定了基础。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行为水平有所提升。以满分10分计,受访者对自身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评分为7.04,略高于对生态环境行为的评分6.82。76.9%的受访者认为,与一年前相比,自己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了一些”或“提高了很多”,其中认为“提高了很多”的占20.2%;75.1%的受访者认为,与一年前相比,自身生态环境行为“进步了一些”或“进步了很多”,其中认为“进步了很多”的占17.2%。图24 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水平与行为表现变化自我评价(三)全国多地受访者认为居住地周围的环境问题改善显著,生态环保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受访者反映,其居住地面临的多种类型环境问题都有显著改善,尤其是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废弃物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40.4%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一年在其居住地面临的环境问题中,大气污染问题得到显著改善;30.0%的受访者认为水污染问题得到显著改善;28.9%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废弃物污染得到显著改善;22.7%的受访者认为生态破坏问题得到显著改善。图25 过去一年公众居住地环境问题得到显著改善情况从各地改善情况来看,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等地认为当地大气污染问题得到显著改善的人数占比最多;浙江、云南、福建等地认为水污染得到显著改善的占比最多;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地认为土壤污染得到显著改善的占比最多;宁夏、新疆、重庆等地认为噪声污染得到显著改善的占比最多;安徽、内蒙古、河南等地认为垃圾废弃物污染得到显著改善的占比最多;宁夏、云南、黑龙江、广东等地认为电磁辐射得到显著改善的占比最多;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认为生态破坏问题得到显著改善的占比最多。来源: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报
中国日报5月31日电(记者 程思) 为了解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行为的基本状况,引导和鼓励公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在生态环境部与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一周年之际,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问卷调查并对外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调查报告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中十条内容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逐条进行比照,设计了包括感知、知识、意识和行为四方面指标的问卷方案,面向不同群体集中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回收有效样本13086份,范围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区、市)。调查发现,公众普遍认可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呵护自然生态、能源资源节约、减少污染产生、绿色低碳出行和关注生态环境等5个生态环境行为领域践行度较高,能够“知行合一”。其中,近九成受访者“不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总是”或“经常”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超七成受访者对自身“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行为的评价较高;近七成受访者“几乎不”或“很少”燃放烟花爆竹;超六成受访者“总是”或“经常”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超六成受访者“总是”或“经常”关注生态环境信息。这些生态环境行为能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同时降低生活开支、有益健康、操作方便易行。调查显示,传统节庆习俗和生活方式中不符合环保理念的行为习惯已发生扭转,绿色生活方式逐渐深入人心。调查发现,在绿色消费、垃圾分类、监督举报和环保实践等领域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现象。其中,超五成(56.2%)受访者在购物时未能经常自带购物袋,超四成(45.8%)受访者认为自己在“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行为上做得一般,近八成(79.6%)受访者未能经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近七成(69.9%)受访者认为自己“垃圾分类”做得较差;超六成(63.0%)受访者过去三年中针对企业污染采取过监督行动;不到四成(37.6%)受访者曾为政府建言献策。调查显示,在这些方面公众生态环境行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从受访者反映的个人层面、政策制度和平台渠道等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予以改善。本次调查是第一次面向全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开展的客观量化摸底,有利于公众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推动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来源:中国日报网
今天(5月31日)上午,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多数受访者认为居住地周围的环境问题改善显著。节约资源方面,海南、北京、上海受访者过半数会自带购物袋。此外,在分类投放垃圾方面,记者发现存在“认可度高践行度低”的现象,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成为阻碍践行垃圾分类的最主要原因。据介绍,本次调查是第一次面向全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开展的客观量化摸底,面向不同群体集中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回收有效样本13086份,范围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市区。调查发现,公众普遍认可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全国多数受访者认为居住地周围的环境问题改善显著。从各地改善情况来看,北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认为当地大气污染问题得到显著改善的人数占比最多;浙江、云南、福建等地认为水污染得到显著改善的占比最多。调查显示,关注生态环境方面,超六成受访者经常关注生态环境信息,其中高学历人群、城镇居民、从事环保相关工作的群体对生态环境信息更为关注。受访者对生态环境知识的掌握程度总体良好,78.8%的受访者了解“露天烧烤会产生PM2.5”,65.8%的受访者了解环保举报热线电话。节约能源资源方面,公众践行度较高,普遍“知行一致”。调查发现,近九成公众经常注意“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同时,超七成公众对自身践行“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行为评价较高。购物时自带购物袋方面,调查发现不同地域存在差异,海南、北京、上海的受访者自带购物袋的比例相对较高,“总是”或者“经常”自带购物袋的比例分别是60.5%、58.4%、55.9%。践行绿色消费方面,公众高度认可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但受质量和价格等因素影响,践行度相对较低。低碳出行方面,低碳出行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多数公众采取的主要出行方式。84.6%的受访者认为“日常出行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对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最重要的。63.3%的公众总是或者经常采取低碳出行方式。阻碍公众低碳出行的最主要因素是“不方便”,达到了63.1%,其次是人行道、自行车道、公交站点等基础设施不完善,达到了53.5%。分类投放垃圾方面,公众高度认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践行度普遍较低。高达92.2%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对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但仅有30.1%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受访者认为,阻碍践行垃圾分类的最主要原因是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达到了63.7%;其次是垃圾集中转运时不分类,所以没必要分类投放,达到了59.6%。此外呵护自然生态方面,89.5%的受访者不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来源 北京晚报 记者 张航 编辑 丁肇文流程编辑 TF003
现代城市中生活着的人们很难在自己的身边发现有意义的户外空间。按功能主义理论为我们设计的环境往往使人们不满意。功能主义更多的是从生理学角度来评价建筑的准则。但功能主义者忽视了建筑与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及社会方面的因素,他们对公共空间本身不感兴趣,没有考虑到建筑设计对游戏活动、交往及聚会的可能性等方面潜在的影响,是一种着眼于功利和物质的设计思想。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家庭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家庭的平均规模变小,城市中三口之家愈来愈多,人口结构也在变化之中,人口老龄化日益明显。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是城市户外空间的常客,同时技术的进步又常常意味着减少工作负担和工作时间,这样,许多人就有了更多的闲暇,与此同时,大量社会性和创造性的需求又必须通过工作场所以外的机会来满足。住宅区、城市公共空间——从社区中心到公共广场——形成了一种可能的物质框架来满足一系列新的需求。 2 广场环境与人的行为的依赖关系 作为城市空间的广场,聚集城市人的活动可以说应是其基本特征。广场历来被称为是“城市的起居室”,顾名思义活动之于广场的重要性。广场因人活动的介入而显得生机勃勃,富有魅力,而人们也是通过这些活动去感受广场空间,满足社会性的需求,获得户外空间愉悦的体验以及美好的回忆。心理学家认为:城市居民所经受的不信任感和恐惧感很大程度上与缺乏能使不同人群交流的公共空间有直接的关系。当你不离开房间,往往被电视所创造的虚幻感和自己的恐惧感所占据。反过来,当你走出去置身于真实的世界中,与不同人的接触有助于塑造一种集体感和宽容感,它们反过来会支持这个不断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中城市生活的繁荣。因此广场的意义就在于其间发生的事件及活动,强调重视人的行为,重视广场环境与行为的互动关系是广场设计成功的关键,也是有效利用城市空间,创造感染力的都市形象的有效途径。 3 广场环境与人的行为的互动设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一个环境品质好的广场能够吸引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反过来又为广场带来生机与活力。那么怎样提高广场的环境品质以吸引更多的活动,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3.1 广场位置的选择 许多学者对行人行为的研究发现:人们无论何时都想到人们集中去的地点活动。使用最频繁的广场位于土地利用最为多样化的区域,可以吸引不同的人群光顾。Christopher Alexander在他所著的《模式语言》中认为:首先,作为活动中心的广场应与周围社区的主要道路联系紧密,也就是说主要道路汇集于广场。其次,广场在城市中的分布应是分散的,满足人们可以步行到达这里的要求。人们通常愿意接受的步行距离是400~500米,这样可以假设广场的服务半径也就是400~500米。 关于广场与街道的相对位置如何影响广场的使用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在《人性场所》中进行了总结:“①街角位置:由基本相同等级的街道形成。这里会成为活动聚会、穿行以及观看过往行人的场所。如果在午间能享受到阳光,这里将会潜力很高。②街角位置:两条街道的等级存在很大差距。由于无法成为行人的穿行空间,因此不会产生太多观众。③拓宽的人行道可构成建筑后退空间、交通和休息空间的一部分。④街区中央:四面被道路包围。这个空间会产生穿行交通,还可以成为绿洲空间或安静的休息场所,取决于广场的大小和具体设计。” 由此可见,广场位置选择关系到,广场是否能给周围的人提供合适的活动场所,是集中人们活动的先决条件。 3.2 广场的可见性及交通的可接近性 广场的可见性是其被周围人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要是从家里或工作场所的附近看不到广场,相对来说也就不会经常光顾它们,而可见性高的广场会有一个大得多的服务范围。我们看看传统的意大利广场,从它们的平面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场与街道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户外空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的视觉和行为都可以与广场空间连通、靠近,可以很自然,顺利地从街道进入广场,因此广场有了产生活动的可能性。然而某些现代的广场则不具有这一特征,如被环形公路包围的所谓街心花园,由于车辆的阻隔人们很难进入广场,虽然其中也不乏花架、坐凳、花坛等等设施,但人们往往只能“望园兴叹”。 3.3 广场空间的可识别性 这里所说的广场空间的可识别性,是指广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图-底”关系,广场有明确的“图形”特征,即广场有明确的边界,Christopher Alexander把这种空间称为室外“正空间”,室外空间有明确边界的称为“负空间”,(如图1。) Alexander认为:人们在“正空间”感到舒适而利用这些空间;人们在“负空间”感到不怎么舒适,因此这此空间无人利用。另外卡米洛·西特分析了大量的欧洲城市广场,将那些看来有人使用的生气的广场跟那些一无是处的一一加以鉴别,发现被广泛使用和被喜爱的那些广场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它们局部围合;另一方面它们也相互开放,彼此沟通。 看来对围合的需要出于人的非常原始本能,当一个人在户外要找一个地方坐下,他不大会选择户外空间正当中一块地方去坐,他通常会找一棵树背靠在那儿。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在他对公园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寻求部分围合部分开放的地方,别太开放,也别太封闭。 3.4 广场周围建筑的可接近性 建筑的可接近性是指广场边缘建筑底层的使用尽可能与广场空间发生社会关联及接触,为此,应尽可能将一些使用频率高、公用量大的项目设在广场边缘,如商业、饮食、娱乐、服务业等,达到了将人流引入广场的目的。此外,这些商业、饮食等活动均可由建筑伸至广场,形成室外咖啡座、室外餐厅和露天商场等等。 另外,也可以利用周围服务性部门使广场形成夜生活的中心。人们乐意在夜晚闲暇时出门,城镇的夜晚别有一番景色。如果夜间广场或街头行人稀落,难以提供自然监视,那么将影响人们去那里活动。Alexander认为:“要把晚间商店、娱乐场所和服务机构同旅馆、酒吧间、以及通宵达旦的餐车式饭店联结在一起,以便形成夜生活的活动中心,那里是:灯火通明、安全舒适、生动、活泼、兴高采烈。这样就可把夜里外出的游人都吸引到该城镇内寥寥可数的几个夜间活动场所去,从而增加夜间行人活动的热烈气氛。鼓励这些夜生活中心均匀分布在整个城镇。” 3.5 广场空间的层次 除了那些特意为大型公共聚会、市场而设计的广场以外,较大一些的广场应该被分成许多亚空间以鼓励使用。没有植物、街道设施或人的大型开放空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亲和力的,人们在这样场合的行为会表现为快速穿过广场或呆在广场边缘。Alexander的观察中发现:任何使人们感到舒适的地方基本上得具备:①靠背,②能看到更大的空间。他在《模式语言》中写道:“无论你在营造什么样的空间——不管这是花园、露台、街道、公园、公共户外空间,还是庭院,一定要做到的是:首先,要至少构造一个较小的空间,使它看到这个空间的内部,并构成这个空间的天然背景。其次,选好这个空间及其通路的位置,使这个空间能看到至少一个更大空间的内部。当你做完了这个工作,每一个户外空间都会有一个天然的'背景';每一个占据这个天然位置的人,背向着这个'背景',可以往外看到某个更大的远景”。 空间划分可以借于地面高程的变化、植物、建筑物、座椅设施等的变化,不仅在广场上人较少时创造出美观的视觉形象,而且能使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逗留一会儿。 4 结论 广场设计不仅仅要满足景观方面的要求,更要考虑的是人的行为,人们个人或群体的平凡、琐碎的需要。因此在广场设计中,建筑师不能主观臆断,独断专行,将自己设计的东西强加给使用者。建筑师应更多地对人的心理、行为进行研究,创造出与人们行为相适的空间,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更具魅力。
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佐治亚大学和明尼苏达自然资源部最新一项研究发现,在公园或森林里散步时,人们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是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结果。研究发表在《环境与行为》杂志上。该研究名为“心理需求满足和对自然景观的依恋”,研究人员通过调查795名受访者,基于他们的身份、地方认同、情感依赖等,评估他们对荒野的依恋程度。研究结果显示,荒野满足了人们的基本心理需求。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类对自然的需求差异很大,这与进化有关;也与过去的经历关联,而且非常情绪化。文献资料显示,荒野对人类健康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肥胖、慢病和心理健康。在荒野中生活可以影响行为,有助于心理健康。研究表明,森林散步对心肺健康、皮肤护理和认知功能等方面均有益处。此外,人们到户外,也会得到更多锻炼,从而降低患慢病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证实把绿茵引入城市的重要性,不仅能够改善身体健康,还能够改善人类福祉,如缓解洪灾、城市“热岛效应”、水质和空气污染的威胁,从而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来源:生命时报
7月14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开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覆盖《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中10类行为领域,并重点关注生态环境、践行绿色消费、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公众评价等专题。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调查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公民自身环境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但不同领域践行程度呈现明显差异。在呵护自然生态、选择低碳出行和节约能源资源方面践行程度较高,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在参与监督举报和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公众表现较为积极。在践行程度相对较差的是践行绿色消费、减少污染产生、关注生态环境和分类投放垃圾等行为领域,仍然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现象。与2019年调查结果相比,公众绿色生活方式总体有所提升。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呵护自然生态、关注生态环境信息、践行绿色消费(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闲置物品方面)等行为对于保护环境重要,人数占比提高了10%-20%。特别是在践行绿色消费和分类投放垃圾方面,经常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闲置物品的受访者人数占比增加了一倍,垃圾分类践行较好的人数占比增加了两成以上。调查发现,公众高度认可污染防治攻坚战所取得的成效。多数受访者(68.5%)认为过去三年所在城市总体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认为空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人数占比最高(70.1%);超七成公众对所在城市总体生态环境质量和空气质量的满意度较三年前有所增加。其中,京津冀地区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感受最为明显,认为过去三年其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的人数占比最高,均超过80%;长江经济带受访者对所在城市过去三年水环境质量改善感受较为明显,认为过去三年所在城市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人数占比为58.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4.8%。自2019年起,为持续了解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状况,引导和鼓励公众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监督参与生态环保实践,推动落实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跟踪调查评估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状况,并每年发布年度调查报告。本次调查主要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开展,回收有效问卷72163份,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区、市)。▼一图回顾报告主要内容▼来源: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图片来源:中国环境 赵晓宇、姚超/制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林远)《经济参考报》7月15日刊发题为《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发布》的报道。文章称,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14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京津冀地区受访者认为,过去三年其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这份报告名为《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覆盖《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中10类行为领域,并重点关注生态环境、践行绿色消费、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公众评价等专题。调查发现,公众高度认可污染防治攻坚战所取得的成效。多数受访者(68.5%)认为过去三年所在城市总体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认为空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人数占比最高(70.1%)。其中,京津冀地区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感受最为明显。与2019年调查结果相比,公众绿色生活方式总体有所提升。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呵护自然生态、关注生态环境信息、践行绿色消费(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闲置物品方面)等行为对于保护环境重要,人数占比提高了10%-20%。特别是在践行绿色消费和分类投放垃圾方面,经常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闲置物品的受访者人数占比增加了一倍,垃圾分类践行较好的人数占比增加了两成以上。(完)【来源:新华社】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进入21世纪后,环境行为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已逐渐应用到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中。作为环境行为学基础理论的环境行为理论成为许多建筑及规划设计的指导理论,在柳州高级中学的校园设计中,环境行为理论得到大量应用,大学生入党申请书,设计人员综合考虑校园内各类空间环境的要素,从师生的生理、心理需求及行为模式出发,结合学校的文脉与文化性,注重“和谐自然”的意境,同时兼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创造出具有独特气质的校园空间。1环境行为理论的基本理念 环境行为学是研究人与周围各种尺度的物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着眼于物质环境系统与人的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对环境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方面研究,其基本目的是探求决定物质环境性质的要素,并弄清其对生活品质所产生的影响,通过环境政策、规划设计教育等手段,将获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品质的改善中。环境行为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理论,追求的是环境与行为的辩证统一。 环境行为理论是环境行为学的基础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环境决定论,2)相互作用论,3)相互渗透论。环境决定论是指环境决定人的行为,外在的因素决定反应的形式,即建筑应与周围环境相统一,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相互作用论是指环境和人被独立地客观地定义,相互之间互相作用,其行为的结果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不仅能消极的适应环境,也能利用环境提供的要素,改变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统一。相互渗透论是指人们通过修正和调整物质环境,改变与我们交往的人们,从而改变社会环境。与相互作用论不同的是相互渗透论不是用二元论的观点考察人与环境,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统一。2环境行为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2.1环境决定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 2.1.1‘和谐自然”的总体规划新柳高的基地位于柳江边上,离蜡烛山不远,有山有水的地理环境及柳州高中的历史文化沉淀,使得新校区具有“集自然山水之秀,汇人文气质之灵”的独特气质。在新校园规划中,采用“化零为整”的手段,利用中国传统园林的借景及对景的手法,不拘小节,达成一种建筑与山水无限融合的理想夙愿。通过分析基地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建筑的主轴线与柳江平行,次轴线则将蜡烛山、基地与柳江联系起来。利用圆弧的向心性,在外围用圆弧走廊将各个分散的教学楼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各功能建筑沿轴线有序展开,即规整又不失活泼。同时教学楼之间的连廊形成一个个相框,移步换景,与周围环境相融合,深得中国传统园林的借景及对景的手法的精髓。2.1.2简约的建筑设计手法 在建筑形式的处理上,源自于广西的秀美山水赋予的灵感,建筑风格不再是旧有的简单呆板,力求新颖活泼,建筑设计与新区的环境相适应,表现一种腾飞、向上的气氛,同时增加新校园的识别性,在南北入口处,有五层高度上的扇形雨棚。中轴线由一系列的立柱开始,分隔了运动场对入口广场的干扰,并象征学生由此进入神圣的知识殿堂,通过中轴线宽敞的连廊,与辅助的西侧的连廊结合,可以到达主体建筑内部的各个区域,同时可以成为入口街道的标识。主体建筑涂料与混凝土、金属与玻璃的组合,柔和而又具有现代感。采用小尺度划分,以产生亲切感,简约的比例,塑造轻盈的外观效果,既减少了对学生的压迫感,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2.2相互作用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2.2.1合理分区。整体设计基于人员活动流线和有机整体原理的空间序列组织方法,这是通过分析学校人员活动规律及建筑基地环境得出的结论,是相互作用论最直接的体现。 建筑理论家汤布利(1、w0mbly)对有机建筑给出以下定义:“假如一座建筑是有机的,它所有的部分应是和谐的,是一种连贯的表现,包括与环境之间的统一,它的居住者、建筑材料、结构方法、建筑地段、建筑用途、文化背景以及它所赖以生成的理念,每一个要素都是另外要素的产生的结果,一种有机的结构定义预言了生活,与使用者一起成长,呈现出它自身的基本现实或内在本质”。在该校园空间的建构设计中,充分体现了有机整体的概念。而其内在的本质是基于人的活动流线与活动区域,能最大限度保证使用者的方便性与舒适性。根据功能分区,将体育活动以及绿化区临近新区主干道布置,有效阻隔了城市的噪声。教学区、体育区与位于基地北部的生活区呈三角型布置,分区明确,联系方便,互不干扰,从任何一区到其它两区均为最短距离。在中心校区的布局中,将全部教学楼以及办公楼、图书馆等,以一条贯穿的半室内步行街道相连,来自外部的自然光线和不同标高处的“桥廊”,暗示出城市街道般的空间特征,使空间的使用与发展导向一个良性的走向,使校园空间成为有机整体。2.2.2相互作用理论在校园竖向设计中的应用相互作用理论在校园竖向设计中主要体现为在进行竖向设计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并且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新校园的设计中,尽量利用原有的地形,降低土方造价,将低洼地带体育场标高降低2m~3m,利用地形边缘的高差作为看台,节约建设成本,并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学生可以在体育场周围的草坡上休憩、玩耍或观赏比赛。在校园西侧,原有地形低洼,建筑避开这里布置,形成的空地作为自然景观,原有的水面保留并加以改造,多层次的绿化、景观形成的诗意校园空间可成为学生课余交流、放松的良好场所,并将成为个性发展的舞台。 2.3相互渗透理论在校园空间建构中的应用 2.3.1相互渗透理论在创造校园动态 空间序列中的应用动态的空间序列是指人们穿过一组空间的整体感受和心理体验,要获得良好的整体感受,在空间序列设计时要注重空间的大小、高低、狭长或开阔的对比,以及空间中实体建筑界面的变化的联系。在柳高校园的空间序列设计中,特别注重具有“穿越”意义的序列空间的创建。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穿越”这一空间构造的意义,让人怀着“前方似乎有不少有趣的东西可以一看”的一种期待,同时又不能让人看到全部,而将一些感动留到后面,这就是所谓的“穿越”。为了使柳高空旷的基地成为受人欢迎的环境,设计时以一系列四通八达的,开闭有致的交通空间,将大量的单个建筑联接成集合形式的校园平面。在中央部位创建一个中心校园区,周围用路径环绕,体育馆、报告厅等则像卫星一样在其外围布置,通过贯通连廊,环形连廊,相互连接,形成多层次的空间体系。 2.3.2相互渗透理论在营造“以人为本”交往空间中的应用 “评价一个校园规划好坏与否的重要标准,是看规划方案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与其他学生、教师、游客、艺术作品、书本及非常规活动的即兴交流,校园规划的功能不仅仅是为教学活动提供物质环境,还在于校园规划能具备激发好奇,促进交流的特质,这样的校园氛围才是真正最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内涵”校园中师生的交往活动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及社会性活动,三种类型的活动是以交织融合的模式发生的。以环境行为理论为依据营造课堂教学之外的,适宜多元化教育模式的“广义课堂”成为新时期设计所关注的问题。相互渗透论是进行交往空间设计的关键。教室以外的交流大多是以三五成群的模式,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小群生态。因此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时,把教室走道尺寸放大,扩大了走道的功能,使之不再是单一的通道,而是具有一定的交流空间的复合空间模式。同时在进行绿化设计时,采用花墙竹墙,群体树本等,围合出大量半围合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通过各种小广场的设置,方便学生进行一些集合活动。并且在连廊中增加了可以休息的长凳,使之成为休息交流的空间。在中心校园内部,设计重视环境地景的对应与融合,加强视觉轴线的塑造,创造借景(远山)、亲水空间塑造及平原地景意象的延续。多层次的建筑布局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与学习群组,而各种形态各异的外部公共空间,围合半围合空间,以视觉的和物质的方式相互联结成网,成为具有自由流通的,不断变化的,动态统一的交往空间。 3结束语 环境行为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从多学科的视野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以环境行为理论作为校园设计的指导思想可以更好的创造出与环境相协调的,使用功能完善的校园空间。
离开环境即无行为可言(There is no behavior apart from environment)。——R.Sommer愉悦、组构良好的环境,提供幼儿适龄的多样活动,用以支持幼儿各层面的发展并促进学习(A pleasant, well-organized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children with a variety of age-appropriate activity options supports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all domains and enhances learning)。——E.Essa环境和发生其间的活动是很难分开的。的确,环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暗示”与导引性,人在不同的空间会有不同的“空间行为”。影响幼儿行为表现一个很大的因素是环境的设计与空间的规划。儿童与物质情境的互动有直接的关系且易于观察,虽然学习能力随年龄而加强,但儿童及其与人造环境互动的系统性知识,可用以改善儿童情境的设计。在探究儿童与人造环境间互动上,有七项普遍性的共识:(1)人造环境对儿童兼具直接和象征的影响。(2)人造环境和儿童发展的研究将可获益自多元情境观点。(3)所有为儿童设计的人造环境,应提供尊重儿童发展的功能:增进个人的认同、鼓励能力的发展、提供成长的机会、提升安全和信任的意义、兼顾社会互动和私密性。(4)在情境的运用和解释上,有实际的个别和文化变异性。(5)不论在何处,儿童应主动参与其所生活物质情景的规划与安排。(6)人造环境的影响必须在社会和文化系统的脉络中检视。(7)儿童不是家庭、学校和特别托儿环境的唯一使用者。心理学上,研究影响幼儿行为发展,主要有三大理论:(1)遗传论:遗传论者虽然不否认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但仍认为遗传才是形成个体行为的唯一原因,因此视行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观察记录研究,以统计方法求出大量资料的平均值,制成“儿童发展常规模型”,从研究中发现幼儿之间的发展过程有高度的相似性存在,故主张儿童基本行为并不由外界刺激所决定,乃是由神经系统之生长所决定,与幼儿经验无关;后虽不再完全否认经验对发展的重要性,但仍然主张发展乃是儿童的天性的展开。(2)环境论:环境论者认为行为的发生完全是个体接受环境中的输入而产生输出的结果,个体的行为任其所处的环境来塑造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在儿童行为方面,其发展主要是环境塑造的,也即行为乃是环境与经验影响的结果。儿童的发展主要决定于环境,教师如果要控制儿童行为的发展,可以经由操纵环境力量来达成此目的。(3)交互论:认为遗传或环境都可以解释行为的发展。在某些行为的发展上,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远超过遗传的支配;在另一些行为的发展上,则只有等待个体的成熟才能学习。一般而言,早期的发展或简单的行为反应,较容易受遗传因子影响;较复杂的行为或个体年龄越大,则受环境的影响越深。在儿童行为方面,主张儿童的发展是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的发展不但源自体内,也源自外在环境的力量,故遗传和环境都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不论遗传论、环境论或交互论,都承认遗传和环境对儿童行为很重要,只是强调的重要性不同而已。须提的是,遗传是行为发展的主观因素,与生俱来,不可改变,而环境却是行为发展的客观因素,可操控或改变。行为学派的行为理论即主张:(1)发展产生自从环境中的学习;(2)如果改变了幼儿的环境,其行为也会改变;他们认为人类行为是学来的,幼儿行为塑形于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改变幼儿行为最有效的方式是改变幼儿的环境。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付蕾)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中国确定的环境日主题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当天,中国生态环境部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中国各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宣传生态环保知识,推动全民参与生态环保建设。请听详细报道:6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环境日。5号上午,2018年中国环境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国家主场活动在长沙举行。在主场活动上,中国生态环境部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规范包括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等十个方面。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希望人人都成为环境保护的关注者,积极关注生态环境政策,为政府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希望人人都成为环境问题的监督者,发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及时劝阻制止,或者向12369平台举报。”在具体的操作方面,《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也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比如应合理设定空调温度,多走楼梯少乘电梯,人走关灯,一水多用,节约用纸,按需点餐不浪费。在践行绿色消费方面,应当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外出自带购物袋、水杯等等。5号当天,中国各地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宣传生态环保知识,推动全民参与生态环保建设。在浙江台州温岭牧屿污水处理厂,40多名中学生实地参观了污水变清水的整个过程,上了一堂生动的环保课。“把这个又黑又臭的水处理成什么样的水,就是我们手上这种又清又亮的水。”对于污染物为什么会被很快降解,厂区里为什么没有臭味这些问题,学生们充满了好奇,而实地考察以及污水处理厂技术人员的讲解,不仅让他们了解了污水处理的过程,更让孩子们感到了水资源的宝贵。泽国四中学生李承航表示,“这些清水来得特别不容易,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水。”在山西省太原吕梁等地,则通过倡导绿色出行、环保进校园、发放《家庭节能手册》等活动,倡导大家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树立环保意识。美丽中国,需要全社会一起行动起来,共建共享,中国各地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旨在推动全社会公民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事务,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携手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