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审稿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申兵 图片来源：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提供据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全球600强城市将贡献全球GDP的60%。在最新城市竞争格局下，世界级城市群对全球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正在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高端要素也在不断向世界级城市群聚集。区域综合实力的竞争，正越来越体现在城市群能级的竞争上。12月25日，“成都经济发展研讨会2019——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与成渝城市群双核联动发展”在成都召开。研讨会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申兵围绕世界级城市群发展趋势及成都中心性提升主题，进行了主旨报告。申兵认为，当前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五大新趋势包括：更加注重构建全球创新网络、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更加注重提升实体经济实力，更加注重营造绿色、韧性、包容的环境，更加注重加强治理，更加注重政策引导和支持。竞争焦点从“份额”转向“层级”城市群实力是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载体。在申兵看来，如果把城市群形容为“金字塔”，那么世界级城市群正是最有影响力、控制力，也最有服务支撑能力的“金字塔”塔尖。而在城市群实力体现中，核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层级、位势或能量，基本决定了这个城市群在全球的位势。“所以，核心城市对一种经济要素的控制能力，还有决策中枢的作用，直接影响城市群的位势或者城市群作用的发挥。”申兵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只有站在价值链最高端，才能说是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申兵认为，当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竞争焦点，已经由全球价值链的份额竞争转向全球价值链的层级竞争，这就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占据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附加值的环节，努力保持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掌控能力。从全球城市群发展态势来看，不管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还是旧金山湾区，不仅是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创新中心的承载地，还拥有完善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宜居宜业的环境及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据申兵分析，当前全球分工体系正在调整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在全球分工体系下，欧美提供技术和创新活动，俄罗斯、中亚、中东提供能源，而中国是强大的制造业基地。未来，“中国开始往技术提供者转移，能源供应者还是原来的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地区，有些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强调均衡与绿色让申兵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许多欧美地区对于城市群发展的研讨，都回归到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上。这样做的理由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力求在研发、专利、技术、工艺、品牌等关键环节上，保持和重获制造业全球领先地位。“还有就是要增强经济多样性，扩大不同群体就业机会，让整个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申兵解释。例如，著名的美国“波士华”城市群，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围绕知识经济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功应对了近五十年来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和区域关系演变所带来的区域发展挑战。依托当地丰富的教育资源和高端人力资源，“波士华”实现向高科技制造业成功转型。伴随着电子和科技研发类公司在波士顿及其周边聚集，沿128号公路形成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这也让波士顿成为生物科技、精密仪器、计算机、软件和通讯设备等产业重要集聚地，带动城市群向高端产业升级。在经济发展同时，世界级城市群的“进击之路”同样伴随着环境污染与生态问题。“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这两年做的发展愿景、规划，共同的词都是绿色。随着我们国家的城市群更加成熟，这方面的任务可能就会更重。”申兵说，“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抗打击能力要非常强，要迅速在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的危机中恢复过来，这一点对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要。”注重治理与政策引导此外，申兵谈到，当前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更加注重治理与政策的引导支持。而从结构来看，城市群往往是由不同行政主体组成，这就意味着城市群内部的协调需求非常强烈。解决协调问题的通常手段，包括制定愿景和规划、设立跨行政区机构组织，协调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鼓励不同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城市管理或治理。其中，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主题来制定相应规划，是一直以来各大城市群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1929年，为疏解中心城市压力过大问题，纽约制定了一次规划。”申兵举例，到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空心化问题，纽约再次做了一系列规划，而1996年的规划主要针对宜居性、社区、管理问题，而纽约2017年版规划则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环境、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这种方式同样被应用于日本首都圈发展。通过自上而下制定规划，日本首都圈解决了疏解中心城市、多核发展、基础设施更新、应对环境变化等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相应发展课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6年做了七次规划，每次规划一个主题，负责国土规划部门的中央机构和首都圈一起来做。” 申兵进一步谈到，在东京湾，通过协调发展，不同港口也确定了自身功能和主要任务。“哪些港口应该主要走集装箱、哪些走冷链，这样保证整个基础设施建设和职能比较协调。”此外，关于中心城市建设，申兵也提醒，欧美都是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形成的世界级城市群。“现在中国已快进入工业发展中后期，再谈中心城市发展，可能就跟以前的机理和动力不一样。”每日经济新闻

文/观察者宏观经济研究的时效性空前重要，而京东大数据率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耗时耗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一向给人高深莫测、皓首穷经的感觉。不过，传统的经济研究“模式”可能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随着新经济、新技术与现实社会的共振频率越来越快，宏观经济研究要“突破自我”，不仅要与深度博弈，还要“与时间赛跑”，解决滞后性的问题。11月19日，《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出炉，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不是相关决策部门的研究结果，而是京东数科大数据能力的“外溢”。确切地说，这是一份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研究报告，核心依据是京东账户收货地址的变迁——京东有3亿多的用户账户，而用户收货地址的变动，恰恰又是一个可以实时掌握的维度。京东数科的“数据思维”或“大数据模式”，很可能就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未来模式。01宏观经济研究的方式、方法，往往会直接决定结果，而京东大数据研究报告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并且有着显而易见的决策价值。比如，关于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动，从报告上来看，北京的人才吸纳和流出模式，与其他一线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人才流出来看，北京与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口交互非常密切，但与此同时，北京流出人口中的“主流”，并非在以北京为中心的都市圈内停留，而是转向数千公里以外的上海、广州等城市。这与“京津冀”都市圈的政策导向产生了偏差，特别是，北京没有能够起到对河北腹地强辐射的作用。北京的人才吸纳模式也与众不同。相比部分“老北漂”的选择流出，北京每年又有“新北漂”流入。尽管北京流出人口相对大于流入人口，但是，相比其他城市，北京对年轻人依然是极具吸引力的。以广州人口的流动为例，无论是迁入城市和迁出城市，第一名都是北京。京东数科的大数据对“北京模式”的挖掘是一种创新性的发现。以往我们只讲“京津冀”，只讲长三角珠三角，但更多的是笼统判定其人口走向，并没有考虑跨区域融合，甚至区域功能这种微妙的变迁，所以采用传统的，相对静态的数据采集方式不足以对其进行更准确定位。在京东的这份报告中，起码体现了大数据宏观研究的两个优势。一方面，京东大数据的数据覆盖是很完善的，而从京东亿级客户群体反馈出来的变迁中，通过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采撷出更加灵活多变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可以实时掌握海量数据，以及大数据分析的速度非常快，大数据宏观研究在时效性上的优势非常突出。02报告产出的时效性，是大数据宏观研究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多数宏观经济研究报告发挥价值的前提，不是能不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能不能解决滞后性的问题，为决策提供及时的指导。宏观决策，往往意味着试错，但京东数科的大数据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京东城镇化研究报告的案例中，通过京东用户收货地址的变化，大数据可以像监测城市交通一样实时监测人口流动，从而显示出城镇化决策与预期结果的偏差，减少决策的试错成本。大数据宏观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其对传统宏观研究的超越。在京东的大数据系统中，有两种突破至关重要且显而易见：一是数据维度的突破，二是技术的突破。我们会发现，传统的城镇化研究之所以耗时耗力，首先是因为需要大量的社会调研和人口统计，毕竟，在传统的统计方式之下，住户搬迁与否，只有住户主动申报或统计部门定期调查才能获知。而与此同时，在人口流动非常频密的当下，等到研究报告出炉，数据本身可能已经与现实情况出现了偏差。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京东数科大数据的支撑，不仅在于拥有3亿用户的数据，也在于拥有传统宏观研究机构难以企及的研发投入。一方面，京东数科把真金白银投向了最前沿的科技领域，今年4月，京东就曾发布了《京东区块链技术实践白皮书(2019)》，另一方面，从应用领域来看，京东数科的大数据、AI创新已经超越研究的层面，在扶贫、城市管理等痛点显著的领域已经相继开始落地，这也同样是宏观研究“时效性”的一种反应。事实上，未来的大数据对于宏观研究、宏观决策，将产生远远超越其目前所能体现出的价值。由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像GDP这种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其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在传统的宏观研究框架下，过时的“数据思维”，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价值难以被计算，更不要说去支持决策。

央广网北京6月20日消息（记者刘飞）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今天（20日）就中美经贸摩擦关键议题举行研讨会。相关专家表示，美国单边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只会损人不利己，而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打好我们自己应对国际不确定性的“王牌”。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就努力推动自由贸易。近年来，各国政府根据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的要求，提出了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而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恰恰是由美国2002年首先对全世界各个组织提出的。作为早期提出者，美国却从去年以来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提高关税，提高壁垒，提高各种对本国企业在贸易摩擦中的补助。从其全球范围的影响来讲，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表示，美国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行为损人不利己，一意孤行下去，注定是一个“多输”的局面：“美国一方面大范围挑起贸易摩擦，导致经几十年努力得来的关税减让成果得而复失，全球贸易壁垒明显升高。另一方面，又破坏全球和区域贸易安排，‘到处退群’，故意瘫痪WTO运作。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认为，中美贸易战将在短期内使全球经济增速下降0.3%。长期来看，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也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会使全球经济损失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指出，美国向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此外，孙学工指出，美国政府号称要保护的蓝领阶层也将在贸易摩擦中受到伤害：“美国蓝领阶层从贸易摩擦中获得更多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很小，但却必须承担消费品物价上升的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40年来，1979-2018年双边货物贸易由25亿美元增加到6335亿美元，增长252倍，服务贸易已超过125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1600亿美元。2017年，中美此轮贸易摩擦之前，我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每个美国农民平均每年向我国出口农产品1万美元以上。全球范围来看，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38万亿元，商品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因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表示，首先还是要努力促使回到中美两个大国竞合发展的轨道。而如果美国政府执意将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战、金融战和其他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所谓“战”，则应依法强力反制。从中国自身发展上来讲，他提出要保持步调和节奏，继续推进自身高质量发展，强大市场将是应对贸易摩擦的一张“王牌”，“一张可以克敌制胜的‘王炸’。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引领带动供给创新。增强对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市场吸引力。聪明的国家和商家，不会弃强大市场而不顾。”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稳字当头，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方针政策落地落实。要稳字当头，全力抓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增长“换挡不失速”，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关键要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并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精准部署。如何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如何做好明年各项重点工作？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　坚定信心辩证看待经济形势“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首先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王昌林认为，中国经济有基础、有优势、有支撑、有机遇、有潜力，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向高质量阶段转变的诸多有利条件。王昌林表示，首先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能够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充分结合，在应对风险挑战方面优势明显。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强大的市场快速发展，对跨国投资吸引力增强，为我国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参与全球分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我们还拥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及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王昌林分析说，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仍有较大空间。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尚不充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巨大，市场规模、产业体系、人力人才资源、基础设施等综合优势和超大规模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有足够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王昌林表示，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打个不很准确的比方，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一辆车，我们正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道路越来越崎岖，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严峻，内部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王昌林表示，对此我们既要有清醒认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王昌林表示，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速必然放缓，这是客观规律。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比高速增长时低，但在世界范围仍是较高增速，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在提高、结构在优化。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稳字当头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明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如何理解“稳字当头”？“没有稳就没有进，稳是第一位的。稳本身也是进。”王昌林认为，现阶段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对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方针政策落地落实。要稳字当头，全力抓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增长“换挡不失速”，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就业，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明年面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引导和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实体经济，优化就业结构，大力发展和振兴制造业。稳金融，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关键是严控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稳外贸，要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加大对重点企业支持。稳外资，要推动对外开放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方向发展，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一批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积极性。”王昌林说。稳投资，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当前，外需面临不确定性，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则是快变量，要把稳投资放在重要位置。”王昌林表示，要抓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抓一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投资，抓好那些早干晚干都得干的重大投资。抓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落地实施，尽快转化为实物工作量。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支撑，加快推进具备条件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在制造业投资方面，要切实采取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稳预期，就是要加强和完善预期管理，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和平衡性，做好舆论正面引导。”王昌林说。　深化改革激活蛰伏发展潜能王昌林认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关键要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比如，目前我们在社会事业领域投资潜力很大，特别是教育、医疗、健康、家政、托育等需求很大，但供给不足。”王昌林说，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这些领域的发展潜力，做好供给和需求结合点的文章，培育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王昌林表示，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再平衡。比如，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很关键的一点，要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聚焦‘堵点’和‘痛点’，持续为市场主体松绑，更好激发广大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王昌林说。王昌林认为，当前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稳住传统制造业的“基本盘”，核心是要降成本，进一步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迈向中高端。同时，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适应我国需求结构升级需要，建立健全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加快培育壮大新的支柱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服务、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家政服务，等等。越是面对复杂局面，越考验驾驭经济的能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各项政策形成合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油助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我们要持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推进深度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王昌林说。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长三角三省一市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在一体化发展方面作出了不懈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合作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如何看待新时代一体化的新特点？就此，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纲要》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位。高国力认为，这一定位非常契合长三角的发展水平和未来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现在所说的一体化，与原来已有的一体化，不是割裂的，而是连续的，是在原来一体化探索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条件作出的更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安排。”高国力说，一个最大不同在于空间尺度上的安排。《纲要》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全域作为规划范围，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和腹地，便于长三角通过安徽密切对接中部崛起战略，紧密衔接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纲要》提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高国力认为，这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两个实实在在的重要抓手。高国力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体现出长三角不仅追求经济一体化，而且非常重视生态绿色一体化。”高国力表示，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将为我国主动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战略支撑，尤其是“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的提出，彰显了新时代我国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和魄力。《纲要》还对长三角地区都市圈发展作出了新部署。高国力认为，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可以从“三个圈”来进一步落实：一是通勤圈，以一小时左右通勤距离作为加快都市圈建设的抓手；二是轨道圈，加快建设现代轨道交通运输体系；三是优质生活圈，打造优质生活空间。在规划期限上，《纲要》提出规划期到2025年，展望到2035年。对此，高国力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行将结束的时间节点，也将是我国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五年。明确这一节点目标，有利于检验一体化发展成果。在高国力看来，“实质性进展”应该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打破或明或暗的壁垒，真正探索出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其次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缩小安徽和其他两省一市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此外，还要真正促进由行政区经济逐步转化为经济区经济，产业集群布局等经济行为，淡化或打破行政区烙印，形成内在有机的经济关联。

央广网北京9月24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那么，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增强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力、打通循环梗阻？稳就业、稳投资的着力点又在哪儿？中国之声系列“权威访谈”，24日专访嘉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王昌林认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找准新发展格局的方向和基点，增强主导权和控制力。王昌林说：“我们肯定更多的是建立以我们为主体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要有主导权和控制力，比如我们在产业链上，不能说很脆弱、不稳定、不安全。我们要提高它的稳定性，提高它的主导权、控制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追求的目标。”对此，王昌林表示，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王昌林说：“内需正在不断释放，随着我们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今后我们肯定毫无疑问会成为第一大消费市场，而且消费层次多样性，既有高端消费也有中低端消费。我们的优势很突出，比任何发展中国家或者大国都具备综合优势，（比如）我们强大而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现代的交通基础设施、人力人才资源等，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很突出。”从供给侧看，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同时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王昌林说：“第一个是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畅通产业循环，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第二个是加大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的保障。第三个是要着力解决分配的结构性梗阻，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第四是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比如服务业、教育、医疗养老需求潜力很大，但是供给不足。第五是要解决我们脱实向虚的问题，实物的循环和金融的循环二者紧密结合，推进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据显示，1-8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王昌林分析，今年我国整体就业走势之所以能够实现前低后稳，显示出中国经济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也是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的成效的体现。王昌林表示：“下一步核心问题还是要稳市场主体，我们90%的就业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行，这个事就稳不住。第二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要适应我们国家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和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第三要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还是要加大教育、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应我们的需要。第四要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者、劳动者的收入，要比较稳定、有保障、舒心，收入水平还要稳步提高。第五要进一步优化就业的服务，特别是解决一些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比如大学生、农民工、青年的就业，这才是我们的未来。”二季度以来，随着我国各项政策措施持续显效发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恢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回升向好。二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增幅比一季度提高20.9个百分点；7月份投资增速6.7%，8月份增长8.4%，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下一步如何继续“稳投资”？王昌林表示，关键是增强宏观政策的持续性。“千方百计扩大民间投资，一方面围绕着补短板，比如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另外一个是民生领域的一些短板，应急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公共服务、环保投入、大江大河治理等；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就是促进投资和消费双升级的投资，比如物流、教育、养老，是消费（领域）又需求很大，应该说我们投资的潜力和还是很大，提高投资的效率，把钱用在刀刃上。”只有立足国内循环实现规模经济，刺激市场主体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夯实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产业基础，大国经济才能深度参与国际循环，实现更大发展。王昌林总结说，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三季度过后我们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稳固性在增强，恢复的动力在增强。这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积累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产业体系以及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没有这些是不行的。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这是我们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来源：证券时报网证券时报e公司讯，8月5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国内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投资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潜力还在。虽然投资仍未回到往年的正常水平，但逐月恢复的态势已经形成。按照已有趋势判断，三季度投资即可结束下降局面，重新实现增长，全年投资增速可能只略低于上年水平。

本文转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超过7万字的草案有哪些新提法、新部署、新指标？为什么不预设“十四五”期间具体的GDP 增速目标？城镇化率增幅放缓有哪些考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央广会客厅》，一起来读懂“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吧。 △总台央广中国之声主持人婉莹（图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图右） 不预设GDP具体增速目标 这是近年来规划中的“最大变化”针对备受关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没有设定明确的数字，而是表述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认为，这是近年来规划中“最大的变化”。 王昌林：在我的印象里，规划当中这还是第一次没有提定量的目标，所以说大家比较关注。我个人理解，一方面，还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我们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在我们不要以GDP论英雄，引导大家不要去强调速度的概念。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把质量和效益提高，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包括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不设定明确数字）给我们也留点余地，这种比较科学的表述，保持合理增长，根据我们实际需要到年度再确定，这样好。 至于对未来5年经济的总体预期，以及如何看待今年6%以上的GDP增长目标，王昌林介绍：“我们定经济增速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叫合理增长。什么是合理增长？就是我们在经济学当中说的潜在增长率。从目前阶段来看，从我们的条件来看，我们的潜力还很大。（GDP增长目标）定在6%左右，是符合我们潜在增长率水平的。另外，看今年的经济增长不能单看，因为我们去年的基数太低，你比如说一季度去年因为是负增长。所以我觉得要结合去年来看今年的增长。那么从未来5年看，总体上应该说中国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只要我们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能够保持正常的政策措施，我们应该能保持5%左右的增长。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发展趋势。” 城镇化增幅放缓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十四五”纲要草案中设定的目标任务，与“十三五”相比，有一些变和不变，比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增幅放缓。 “城镇化率应该是不断提高后在趋缓。总体上进入到提高质量为主的一个阶段。总体上应该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快速地发展。”王昌林说，“当然，城镇化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城镇化的质量还有待提高。比如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距比较大。比如说在一些城市建设方面，超大城市核心问题要瘦身健体，解决城市病的问题；大城市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完善它的功能，更加宜居宜业；县城的核心问题是要强功能、补短板，让一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和城市化，提高我们的城镇化率。” 而人均预期寿命，“十四五”的目标和“十三五”一样：提高一岁。不过王昌林表示，实现的难度会增加：“我看了数据，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6岁，到2019年已经是77.3岁。这个预期寿命水平在国际上算高的了。前些年我们都提高得快一点，因为60多岁，基数低，但越往后就越来越难。像考试一样，从60分到90分简单，但90分以上就每增加一分都不容易。”王昌林说，“因此，我们“十四五”提出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一岁，其实也挺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努力来完成的指标。当然，这应该也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医疗条件的改善、科技的进步等等。”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升至95% 民生科创更受重视与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相关，“十四五”纲要草案首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要提高到95%，王昌林引述统计数据介绍，2019年参保率是93.2%，覆盖13亿人，“下一步要提高到95%，我觉得有难度，但是不大，也是能完成的。核心问题主要还是进一步扩大基数，应保尽保，更多地覆盖全民，并不断地、适当地提高保障水平。”“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超过7万字，共19篇，65章，设置5个方面20项主要指标，涵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和安全保障。其中第十四篇“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享水平”包含内容最多，共6章。王昌林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更重视“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体现创新、科技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指标，则是从“十三五”的“强度达到2.5%”，提升为“十四五”的“年均增长7%以上”。 记者丨白杰戈 张棉棉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标题：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望海楼）臧跃茹《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12月23日 第 01 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明年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大内需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已达1.4亿，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壮大，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动力将更为强劲。中国还有一定比例低收入人口，未来推进高质量发展将大大改善他们的收入水平，其基本需求和潜在需求将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所带来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能力提升也将远超预期。为此，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提高投资精准度和有效性，完善激励社会资本参与机制，更好地支撑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稳定消费预期。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扩大内需规模与提升品质并重。从实际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突破40万亿元，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但是，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仍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服务消费水平未来还有很大拓展空间。从消费支出规模来看，国内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需要进一步释放。从消费环境看，随着本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以及消费相关市场基础设施升级和竞争秩序的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新型消费加速兴起，海外消费回流的潜力也很大。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保障机制。要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缓解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迅速上升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减轻居民家庭消费的后顾之忧，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意愿。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与人直接有关的“两个比重”，即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市民化质量，加速消费潜力释放，增强内需动能。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要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提供需求结构升级所需的特别是与扩大服务消费相关的制度供给，推动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改革，提供满足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制度保障。要创新和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坚决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健全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监管体制，显著提升国内市场监管能力和水平。（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