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发表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君荣）6月22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报告会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外部冲击下韧性显现的中国宏观经济”。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凤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论坛第一单元由杨瑞龙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于泽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外部冲击下韧性显现的中国宏观经济》。宏观调控持续发力报告指出，2019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弱企稳”。从需求侧来看，对上半年宏观经济边际贡献最大的是净出口，1-5月份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净出口从2018年对GDP负向拉动0.6个百分点，到2019年一季度正向拉动1.46个百分点，对GDP影响变动了2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和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对冲了制造业投资下行，稳定了投资。从供给侧来看，最为显著的改变是金融业增加值提速，对服务业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上半年，面对不利的贸易形势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有效稳定了出口和外资，进出口数据亮眼。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小阳春”在调控不变的情况下显得特立独行。上述超预期变化之外，更多的是宏观政策发力和改革提速带来的意料之中的因素。松紧有度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形势。一方面，股市走强带动了券商；另一方面，补充资本金后，银行表内信贷扩张加之稳定的利差，提升了银行业盈利水平。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力，稳定了基建投资。展望下半年，意料之外的因素难以继续维持，情理之中的政策性支撑因素还在。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最大的冲击是来自外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条件变化，需要判断清根源，找到合理应对措施。从2018年开始，美方屡次单方面提高关税。当前对贸易战的分析通常从经济逻辑出发，认为美方的做法是一种威胁，以关税为手段，希望重构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获取更大经济利益。但是，仔细分析美方征税的范围和内容，可以发现更多是对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征税。美方的关税举措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是美国国内制造业衰落多年之后的政治反映。中美贸易摩擦更多是政治驱动而不是经济驱动的。美国的很多关税举措是希望能够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从全球价值链更多向北美、美国国内收缩，形成更加牢固的区域价值链，提升国内制造业地位，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白人群体的政治诉求。国内政治驱动力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全球化在过去30年以来的快速发展，更多是经济动因，掩盖了全球化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当前的国际组织框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产品价值链和资金自由大规模流动的收入分配与经济波动后果，这导致各国国内政治问题纷纷涌现，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各地出现。但是，在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和新技术推动的数据流全球化趋势下，经济的全面隔离已经无法办到，同时各国国内政治问题的诉求也不相同，全球化不会重现“冷战”中意识形态维度下的全球冲突格局，而是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主导型的全球化。这意味着，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不确定性日益加大，“黑天鹅”事件逐渐常态化。在这种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主导型的全球化中，经济逻辑依然会起作用，中美贸易摩擦更可能的走向是一定意义上的以国家安全名义的“科技脱钩”，不会也无法走向全面“经贸脱钩”。科技冲击对我国确实存在一定影响。我国经济有足够韧性面对国内政治维度日渐占据上风的全球化阶段，在前期积极布局的作用下，我国经济是有足够韧性来抵御各种不确定性的。所谓韧性，是面对冲击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这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有好的长期增长基础，足以抵御短期各种波动；二是改革开放红利，尤其是中国参与新的全球化体系抵御各种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三是国内稳健的宏观调控。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全球价值链正在逐渐向大消费市场集中，在扶贫提高收入、户籍城镇化等政策推动下，我国国内消费市场长期看还有很大潜力。美国超越英国正是凭借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我国在这方面同样具有显著优势。二是以研发为基础的国内产业体系。随着技术进步，全球价值链逐渐从劳动套利走向研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多年的积累造就了我国具备相应的基础。三是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数据全球化和相关服务。当前的全球化从贸易、金融日益走向数据跨境流动，借助阿里巴巴等构建的网络平台，我国具有雄厚的数据全球化实力。四是以一带一路为基础的包容性全球化。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下的全球化核心在于各国不能合理分配全球收益，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可以解决现有全球化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利用好东南亚的产业链与市场。五是国内要素市场改革红利。我国经济增长中不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低，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可以有效提升资源配置和效率。六是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各种短期冲击。充分释放国内改革潜力从我国具有的经济腾挪空间来看，未来长期是向好的。但是，很多潜力的发挥需要国内改革以进行结构调整。下半年，我国经济存在一些短期风险需要防范。（一）全球经济持续走弱。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投资和贸易下降，拉低各国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制造业份额下降，当前非洲等后发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挑战，传统的出口导向型模式逐步失灵，需要寻找新的模式。更进一步，目前全球有陷入“永久停滞”增长阶段的可能。全球经济走弱对我国下半年总体出口提出了更大挑战。（二）由于我国的税制主要是和经济增速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弱企稳的情况下，地方收入受到冲击，面对减税降费的压力，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存在一定风险。（三）金融条件变化的风险。在全球资产配置的压力下，我国面对着较大的汇率冲击。要实现进一步金融开放，需要特别关注汇率市场变化。需要重点防范金融市场情绪变化。（四）新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泡沫消失。（五）服务业进一步下滑。（六）我国总体就业还相对平稳，但是就业质量降低会直接拉低消费等国内需求。（七）国内市场结构性下滑的风险。房地产投资下半年面临回调，投资效率依然较低，汽车消费会在下半年见底，不会回到快速增长态势。长期考虑政策叠加效果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报告提出以下一系列政策建议：（一）中美贸易摩擦驱动力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这些与美国制造业等产业相关的政治问题已经摆上台面，将会在长期持续。选举年这些问题影响会逐步加大，今明两年是高峰，需要积极应对，但是不会随着选举结束消失，未来将会持续。（二）面对全球化驱动因素的变化，必须对全球化的未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不能简单从经济角度分析全球化。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经济动因还在，全球经济不会脱钩，我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时刻准备应对各国国内政治议题的冲击。这就要求大力加强对各国的国别研究，不能简单从一个统一的国际观点看各国。同时，积极推动WTO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化，降低国内政治冲击力度。（三）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建立在知识密集、研发密集和数据密集基础之上，相关政策要有针对性，以此为目标精准降成本、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工资上涨对产业迁出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套利型价值链在下降；另一方面，重要的是生产率基础上的实际工资而不是简单的名义工资。建立必要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四）为了更好发挥中国经济的潜力，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外部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必然随之发生调整。但是，目前还存在很多阻碍结构调整的因素。在这种环境中，简单用总需求政策稳定经济可能会加剧结构调整问题。（五）短期稳增长政策需要适应新的开放和改革要求。在设计短期政策时，更多考虑未来的改革开放要求，考虑政策叠加后果，构建与未来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框架。原标题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中期）”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显现韧性来源：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记者张君荣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稳字当头，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方针政策落地落实。要稳字当头，全力抓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增长“换挡不失速”，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关键要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并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精准部署。如何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如何做好明年各项重点工作？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　坚定信心辩证看待经济形势“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首先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王昌林认为，中国经济有基础、有优势、有支撑、有机遇、有潜力，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向高质量阶段转变的诸多有利条件。王昌林表示，首先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能够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充分结合，在应对风险挑战方面优势明显。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强大的市场快速发展，对跨国投资吸引力增强，为我国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参与全球分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我们还拥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及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王昌林分析说，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仍有较大空间。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尚不充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巨大，市场规模、产业体系、人力人才资源、基础设施等综合优势和超大规模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有足够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王昌林表示，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打个不很准确的比方，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一辆车，我们正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道路越来越崎岖，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严峻，内部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王昌林表示，对此我们既要有清醒认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王昌林表示，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速必然放缓，这是客观规律。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比高速增长时低，但在世界范围仍是较高增速，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在提高、结构在优化。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稳字当头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明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如何理解“稳字当头”？“没有稳就没有进，稳是第一位的。稳本身也是进。”王昌林认为，现阶段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对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方针政策落地落实。要稳字当头，全力抓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增长“换挡不失速”，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就业，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明年面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引导和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实体经济，优化就业结构，大力发展和振兴制造业。稳金融，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关键是严控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稳外贸，要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加大对重点企业支持。稳外资，要推动对外开放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方向发展，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一批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积极性。”王昌林说。稳投资，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当前，外需面临不确定性，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则是快变量，要把稳投资放在重要位置。”王昌林表示，要抓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抓一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投资，抓好那些早干晚干都得干的重大投资。抓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落地实施，尽快转化为实物工作量。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支撑，加快推进具备条件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在制造业投资方面，要切实采取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稳预期，就是要加强和完善预期管理，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和平衡性，做好舆论正面引导。”王昌林说。　深化改革激活蛰伏发展潜能王昌林认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关键要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比如，目前我们在社会事业领域投资潜力很大，特别是教育、医疗、健康、家政、托育等需求很大，但供给不足。”王昌林说，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这些领域的发展潜力，做好供给和需求结合点的文章，培育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王昌林表示，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再平衡。比如，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很关键的一点，要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聚焦‘堵点’和‘痛点’，持续为市场主体松绑，更好激发广大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王昌林说。王昌林认为，当前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稳住传统制造业的“基本盘”，核心是要降成本，进一步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迈向中高端。同时，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适应我国需求结构升级需要，建立健全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加快培育壮大新的支柱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服务、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家政服务，等等。越是面对复杂局面，越考验驾驭经济的能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各项政策形成合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油助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我们要持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推进深度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王昌林说。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长三角三省一市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在一体化发展方面作出了不懈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合作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如何看待新时代一体化的新特点？就此，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国力。《纲要》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位。高国力认为，这一定位非常契合长三角的发展水平和未来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现在所说的一体化，与原来已有的一体化，不是割裂的，而是连续的，是在原来一体化探索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条件作出的更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安排。”高国力说，一个最大不同在于空间尺度上的安排。《纲要》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全域作为规划范围，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和腹地，便于长三角通过安徽密切对接中部崛起战略，紧密衔接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纲要》提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高国力认为，这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两个实实在在的重要抓手。高国力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体现出长三角不仅追求经济一体化，而且非常重视生态绿色一体化。”高国力表示，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将为我国主动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战略支撑，尤其是“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的提出，彰显了新时代我国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和魄力。《纲要》还对长三角地区都市圈发展作出了新部署。高国力认为，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可以从“三个圈”来进一步落实：一是通勤圈，以一小时左右通勤距离作为加快都市圈建设的抓手；二是轨道圈，加快建设现代轨道交通运输体系；三是优质生活圈，打造优质生活空间。在规划期限上，《纲要》提出规划期到2025年，展望到2035年。对此，高国力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行将结束的时间节点，也将是我国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五年。明确这一节点目标，有利于检验一体化发展成果。在高国力看来，“实质性进展”应该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打破或明或暗的壁垒，真正探索出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其次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缩小安徽和其他两省一市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此外，还要真正促进由行政区经济逐步转化为经济区经济，产业集群布局等经济行为，淡化或打破行政区烙印，形成内在有机的经济关联。

厦大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通过较完善的科研训练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科研功底。一直以来，厦大经济学科研究生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高水平科研活动，涌现了一批理论基础扎实、研究方法系统、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人才。2020年，经济学科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成果颇丰，截止到10月，经济学科博士生已有多篇论文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最优期刊发表。本期推送为大家介绍厦大经济学科博士生2020年度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的合作发表论文。发表情况概览（1）郭晔，黄振*，姚若琪：战略投资者选择与银行效率——来自城商行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20,55(01):181-197.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探讨了不同类型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影响的差异,并对战略投资者影响银行效率的渠道进行分析。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更为多元化,本文选取2008—2016年102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引入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第二,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是商业银行战略引资时的最佳选择,其次是境内非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最后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第三,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引制"与"引智"渠道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郭晔，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宏观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风险、行为经济等，主持并完成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黄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19届金融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学、债券市场与风险管理，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姚若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金融学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风险。（2）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经济研究,2020,55(06):105-121.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直以来是财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刘诗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20届博士生。在《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现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财税政策、企业微观行为。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企业研发创新、中国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冷志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税收理论。（3）宁博，潘越，蒋敏：婚姻、家庭与公司金融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2020(01):114-127婚姻状况、家长里短不仅仅是私人事务,也可以通过家庭成员嵌入公司经营治理进而影响公司发展。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实证方法的改善,从婚姻和家庭视角探讨公司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尤其是在金融学领域成功探索出婚姻和家庭因素影响公司决策的研究思路和实证方案,构成了家庭经济分析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文首先梳理婚姻和家庭形成经济影响力的内在机理,即婚姻状态、生育情况等因素会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过程以及个人的行为偏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婚姻和家庭在创业、公司发展和传承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系统概括,并就其中具有启发性的创新洞见进行全面回顾,旨在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家庭因素与公司金融的交叉研究提供文献上的借鉴。宁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2020届博士毕业生，现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潘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福建省杰出青年科研人才等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迄今在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来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4）张明志，陈榕景：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经济学动态,2020(05):85-100.本文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上,本文不仅提出了城市流动人口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成本作用机制,分析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人力资本作用机制,而且讨论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实证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降低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成本机制的存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通过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机制的存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张明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3部。陈榕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届国际贸易学博士，现为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国贸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人口，迄今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期刊介绍《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前沿性，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理论研究类文章，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决定与执行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服务，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努力。《经济学动态》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自196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既坚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时反映国内经济理论动态，也坚持探讨和跟踪其他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的最新观点，同时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它以其独特的风格、动态性、信息性、政策性、实用性、学术性、综合性吸引着广大读者，成为政府决策部门、企业管理人士。来源：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

本文转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超过7万字的草案有哪些新提法、新部署、新指标？为什么不预设“十四五”期间具体的GDP 增速目标？城镇化率增幅放缓有哪些考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央广会客厅》，一起来读懂“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吧。 △总台央广中国之声主持人婉莹（图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图右） 不预设GDP具体增速目标 这是近年来规划中的“最大变化”针对备受关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没有设定明确的数字，而是表述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认为，这是近年来规划中“最大的变化”。 王昌林：在我的印象里，规划当中这还是第一次没有提定量的目标，所以说大家比较关注。我个人理解，一方面，还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我们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在我们不要以GDP论英雄，引导大家不要去强调速度的概念。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把质量和效益提高，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包括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不设定明确数字）给我们也留点余地，这种比较科学的表述，保持合理增长，根据我们实际需要到年度再确定，这样好。 至于对未来5年经济的总体预期，以及如何看待今年6%以上的GDP增长目标，王昌林介绍：“我们定经济增速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叫合理增长。什么是合理增长？就是我们在经济学当中说的潜在增长率。从目前阶段来看，从我们的条件来看，我们的潜力还很大。（GDP增长目标）定在6%左右，是符合我们潜在增长率水平的。另外，看今年的经济增长不能单看，因为我们去年的基数太低，你比如说一季度去年因为是负增长。所以我觉得要结合去年来看今年的增长。那么从未来5年看，总体上应该说中国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只要我们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能够保持正常的政策措施，我们应该能保持5%左右的增长。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发展趋势。” 城镇化增幅放缓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十四五”纲要草案中设定的目标任务，与“十三五”相比，有一些变和不变，比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增幅放缓。 “城镇化率应该是不断提高后在趋缓。总体上进入到提高质量为主的一个阶段。总体上应该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快速地发展。”王昌林说，“当然，城镇化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城镇化的质量还有待提高。比如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距比较大。比如说在一些城市建设方面，超大城市核心问题要瘦身健体，解决城市病的问题；大城市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完善它的功能，更加宜居宜业；县城的核心问题是要强功能、补短板，让一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和城市化，提高我们的城镇化率。” 而人均预期寿命，“十四五”的目标和“十三五”一样：提高一岁。不过王昌林表示，实现的难度会增加：“我看了数据，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6岁，到2019年已经是77.3岁。这个预期寿命水平在国际上算高的了。前些年我们都提高得快一点，因为60多岁，基数低，但越往后就越来越难。像考试一样，从60分到90分简单，但90分以上就每增加一分都不容易。”王昌林说，“因此，我们“十四五”提出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一岁，其实也挺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努力来完成的指标。当然，这应该也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医疗条件的改善、科技的进步等等。”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升至95% 民生科创更受重视与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相关，“十四五”纲要草案首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要提高到95%，王昌林引述统计数据介绍，2019年参保率是93.2%，覆盖13亿人，“下一步要提高到95%，我觉得有难度，但是不大，也是能完成的。核心问题主要还是进一步扩大基数，应保尽保，更多地覆盖全民，并不断地、适当地提高保障水平。”“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超过7万字，共19篇，65章，设置5个方面20项主要指标，涵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和安全保障。其中第十四篇“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享水平”包含内容最多，共6章。王昌林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更重视“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体现创新、科技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指标，则是从“十三五”的“强度达到2.5%”，提升为“十四五”的“年均增长7%以上”。 记者丨白杰戈 张棉棉

来源：新浪财经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在由中宏国研（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主办的2020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出席并发言。

11月13日，第七届陕西发展高层论坛暨《陕西宏观经济发展报告（2020）》发布会在西北大学举行，来自省内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陕西“十四五”发展进行了深度研讨。论坛由省发改委、省政府研究室和西北大学联合主办，西大经济管理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和陕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承办。论坛已连续举办了六届，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陕西宏观经济发展报告（2020）》基于我省“十四五”发展的多层面热点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我省“十四五”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包括对陕西省“十四五”发展目标和内容的思考、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陕西“十四五”发展路径与作为等宏观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陕西“十四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育、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数字经济发展、金融支持陕西实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民营经济发展、工业经济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问题的深入解析。陕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定期举办高层经济论坛，积极为陕西宏观经济发展提出战略性政策建议，已出版4部《陕西宏观经济发展报告》，受到社会各界好评，正在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自9月以来，美国疫情持续反弹，对其经济修复斜率构成压制。目前全球新冠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已超 50万例。受疫情和财政刺激缺位影响，美国10月新增非农就业降至63.8万，尽管累计已修复超一半因疫情损失的工作岗位，但当月增量再创新低。前瞻地看，美国就业修复速度短期内或难改善。货币政策上，11月议息会议后，美联储维持政策立场不变，即保持零利率及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节奏，但可能视疫情及经济走势对购债方案进行调整。欧洲方面，确诊病例已高位回落，但德法英的全面封锁使其经济活动再度下探。图1：美国失业率连续六个月下降资料来源：BLS、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图2：美联储资债表近期扩张放缓资料来源：Fed、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10月我国经济延续回升态势，且增长动力向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切换。10月工业生产继续高位运行，其中制造业生产是主要推动因素；且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服务业生产继续加速扩张。基建、房地产投资依旧发挥对经济的关键支撑作用。房地产投资保持较高增速，韧性较强；基建投资增速回升至5-8月的中枢水平，逆转了6月以来连续下跌的形势。在需求回暖、企业利润增长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速亦稳步上行。消费近3个月以来呈现加速回升的趋势，10月社零当月同比增速达到4.3%，环比增加1pct；结构上，必选消费品维持高增长，部分可选消费品销售快速反弹，反映居民收入回升使消费支出的能力和意愿有所增长。外贸方面，出口受圣诞订单和发达国家供需缺口提振，维持较高增速；进口增速在内需修复和中美贸易协议的双重支撑下温和修复；年内贸易顺差有望保持高位。价格上，猪肉价格面临下行压力，导致年内CPI同比将延续下行态势；受石油相关行业产品价格价低迷的拖累，10月PPI同比回升放缓，但后续仍将趋于回升。前瞻地看，消费、制造业投资有望取代基建、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上行，并回升至潜在增长水平附近。图3：工业生产保持高位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图4：消费持续回升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社融增速高点已于10月出现，后续将步入下行期。10月信贷社融增长回归温和区间。由于实体融资需求改善，企业中长贷表现依然强劲；房地产销售疲态渐显，导致居民短贷/中长贷增长大幅放缓。受到10月财政投放进度不及预期、结构性存款压降的负面影响，M2增速有所回落。货币政策正从应对疫情冲击的偏宽松状态向后疫情时代的稳健中性取向回归。“稳货币、稳信用”的政策基调预计将延续至明年初，结构上关注中小银行风险和中小企业信用问题。在“基数效应”的影响下，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将大幅“跳升”，但货币政策立场无需因此骤然变化。由于经济修复是连续的，政策变化也应保持连续。图5：10月信贷增长低于预期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图6：10月社融季节性回落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财政收支持续向好。10月，随着经济基本面的逐步恢复，财政收支矛盾继续缓解，随后两个月，随着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的进一步巩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收入增速将继续回升，财政收入累计降幅也会逐步收窄。而基于财政一般会在年底加大支出力度的特点，预计后两个月财政支出增速会继续回升，而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也将继续得到保障。图7：公共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改善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图8：公共财政支出增速小幅反弹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海外宏观：阴霾再现（一） 美国非农：修复持续放缓10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新增63.8万，失业率下降至6.9%，均明显好于市场预期。一方面，在新一轮财政刺激缺位和疫情传播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就业修复再次放缓；另一方面，目前美国已回补因疫情损失就业岗位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10月美国永久性失业人数超出临时性失业人数，成为主要失业类型。前瞻的看，尽管10月非农就业放缓幅度好于预期，但修复进一步放缓的趋势没有改变。（二）美联储：按兵不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11月议息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区间及目前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节奏不变。总体来看，会议决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未来可能视疫情和经济修复情况调整购债方案。调整的方向可能在购买规模和持有债券的久期结构上。实体经济：入冬不寒，延续回暖（一）PMI：持续扩张10月PMI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小幅回落，但仍高于往年同期水平，显示出经济活动回升的强劲势头。整体来看经济在供需两端的恢复情况均持续向好，前期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逐渐走出低谷。但制造业小企业经营情况再次恶化，就业指数未走出收缩区间，导致经济修复的可持续性受限，未来扩大消费和稳定就业仍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二）经济数据：上行趋势不变当前经济仍处于疫后恢复的过程中，整体延续回升态势，工业生产高位运行，服务业生产加速扩张，基建、房地产投资依旧发挥对经济的关键支撑作用，消费和制造业投资进一步上行。前瞻地看，短期内需求回暖，生产扩张，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改善，制造业和消费等内生增长动力走强的逻辑不变，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进一步上行，回升至潜在增长水平附近。（三）贸易：贸易顺差有望保持高位10月我国出口高景气度延续，累计同比增速年内首度转正（0.5%）。考虑到四季度圣诞订单旺季和欧洲疫情反弹、防疫再度趋严，发达国家供需缺口延续，我国出口有望维持较高增速，但年底受到高基数拖累或将有所回落。进口增速仍将在内需修复和中美贸易协议的双重支撑下温和修复。贸易顺差有望保持高位，净出口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拉动。（四）物价：CPI持续下行 PPI保持稳定10月CPI同比继续下行，PPI同比与上月持平。CPI方面，基数效应和猪肉价格下降驱动增速下滑。未来生猪产能恢复进程加快，供给增加叠加高基数效应，猪肉价格下跌将进一步驱动CPI中枢下行。PPI方面，石油价格驱动增速下行。未来外需进一步回暖，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疫苗取得新进展，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调升，将带动原油价格上涨。内需方面房地产投资需求依旧旺盛，制造业全面恢复，将会持续对PPI构成提振。（五）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转正，势头不减10月，在经济回暖趋势延续的背景下，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当月同比增速在低基数的影响下大幅上升，但绝对量保持稳定，且上中下游行业普遍好转，整体利润结构更加均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供需两端持续向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进一步推进，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仍将继续保持上行。货币金融：信用周期拐点已至（一）10月金融数据在“稳货币”“稳信用”的政策组合下，10月信贷社融增长回归温和区间，M2增速亦有所回落。其中企业中长贷的强势表现有望延续，居民中长贷的韧性有待进一步观察。前瞻地看，综合考虑政府债券发行高峰已过、财政支出继续发力、基数效应的影响，预计社融增速年内高点已现，后续将步入下行周期；而M2增速在年内有望重新上行，明年则将面临回落压力。（二）《2020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保持节奏，注重结构货币政策正从应对疫情冲击的偏宽松状态向后疫情时代的稳健中性取向回归。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力度较弱，我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但仍需警惕未来的不良贷款压力。“稳货币、稳信用”的政策基调预计将延续至明年初，结构上关注中小银行风险和中小企业信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数效应”的影响下，明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将大幅“跳升”，但货币政策立场无需因此骤然变化。疫情造成的低基数下，旨在季节性调整的同比指标将“失真”，政策更应关注经济修复的“动能”，或环比变化。由于经济修复是连续的，政策变化也应保持连续。财政：经济修复支撑财政收支改善10月，随着经济基本面的逐步恢复，财政收支矛盾继续缓解，随后两个月，随着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的进一步巩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收入增速将继续回升，财政收入累计降幅也会逐步收窄。而基于财政一般会在年底加大支出力度的特点，预计后两个月财政支出增速会继续回升，而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也将继续得到保障。热点跟踪：“双循环”格局的新部署（一）以科技创新畅通“内循环”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际政治经济摩擦加剧，我国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五中全会以及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我国“十四五”期间的发展和2035年远景目标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明确了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十二个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的主线和方向已经明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安全”成为重要的前提和保障。在新的中长期目标框架下，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未来仍需关注2021年两会之后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具体的量化目标。相关文章：《统筹发展与安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简评》《以科技创新畅通“内循环”——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简评》（二）亚太经贸“朋友圈”助力“双循环”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期间，我国与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近2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并将重构全球经贸格局。对中国来讲，RCEP的签署在外经贸领域是仅次于WTO的标志性事件，将助力我国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END-本期作者谭卓 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zhuotan@cmbchina.com韩剑宏观研究员hanjian_work@cmbchina.com杨薛融宏观研究员yangxuerong@cmbchina.com王炳宏观研究员wbing@cmbchina.com田地宏观研究员andrewtian@cmbchina.com黄翰庭宏观研究员huanght@cmbchina.com颜琰宏观研究员freyayan@cmbchina.com转载声明：1、原创文章在推送一天后才可进行转载。2、转载时需要保留全文所有内容，不得进行任何删改。转载时注明出处，并在“原文链接”中保留原始公众号文章链接。3、授权方式：一般转载只需要正常标注信息即可。若发现未经授权转载者，一律举报。毕竟原创不易，感谢您对招商银行研究的认可和理解。注意：未经作者同意不得二次转载，转载时必须保留本转载声明。责任编辑|余然

每经记者：梁宏亮 每经编辑：刘艳美申兵 图片来源：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提供据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全球600强城市将贡献全球GDP的60%。在最新城市竞争格局下，世界级城市群对全球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正在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高端要素也在不断向世界级城市群聚集。区域综合实力的竞争，正越来越体现在城市群能级的竞争上。12月25日，“成都经济发展研讨会2019——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与成渝城市群双核联动发展”在成都召开。研讨会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申兵围绕世界级城市群发展趋势及成都中心性提升主题，进行了主旨报告。申兵认为，当前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五大新趋势包括：更加注重构建全球创新网络、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更加注重提升实体经济实力，更加注重营造绿色、韧性、包容的环境，更加注重加强治理，更加注重政策引导和支持。竞争焦点从“份额”转向“层级”城市群实力是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载体。在申兵看来，如果把城市群形容为“金字塔”，那么世界级城市群正是最有影响力、控制力，也最有服务支撑能力的“金字塔”塔尖。而在城市群实力体现中，核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层级、位势或能量，基本决定了这个城市群在全球的位势。“所以，核心城市对一种经济要素的控制能力，还有决策中枢的作用，直接影响城市群的位势或者城市群作用的发挥。”申兵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只有站在价值链最高端，才能说是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申兵认为，当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竞争焦点，已经由全球价值链的份额竞争转向全球价值链的层级竞争，这就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占据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附加值的环节，努力保持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掌控能力。从全球城市群发展态势来看，不管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还是旧金山湾区，不仅是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创新中心的承载地，还拥有完善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宜居宜业的环境及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据申兵分析，当前全球分工体系正在调整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在全球分工体系下，欧美提供技术和创新活动，俄罗斯、中亚、中东提供能源，而中国是强大的制造业基地。未来，“中国开始往技术提供者转移，能源供应者还是原来的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地区，有些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强调均衡与绿色让申兵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许多欧美地区对于城市群发展的研讨，都回归到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上。这样做的理由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力求在研发、专利、技术、工艺、品牌等关键环节上，保持和重获制造业全球领先地位。“还有就是要增强经济多样性，扩大不同群体就业机会，让整个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申兵解释。例如，著名的美国“波士华”城市群，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围绕知识经济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功应对了近五十年来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和区域关系演变所带来的区域发展挑战。依托当地丰富的教育资源和高端人力资源，“波士华”实现向高科技制造业成功转型。伴随着电子和科技研发类公司在波士顿及其周边聚集，沿128号公路形成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这也让波士顿成为生物科技、精密仪器、计算机、软件和通讯设备等产业重要集聚地，带动城市群向高端产业升级。在经济发展同时，世界级城市群的“进击之路”同样伴随着环境污染与生态问题。“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这两年做的发展愿景、规划，共同的词都是绿色。随着我们国家的城市群更加成熟，这方面的任务可能就会更重。”申兵说，“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抗打击能力要非常强，要迅速在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的危机中恢复过来，这一点对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要。”注重治理与政策引导此外，申兵谈到，当前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更加注重治理与政策的引导支持。而从结构来看，城市群往往是由不同行政主体组成，这就意味着城市群内部的协调需求非常强烈。解决协调问题的通常手段，包括制定愿景和规划、设立跨行政区机构组织，协调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鼓励不同利益主体广泛参与城市管理或治理。其中，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主题来制定相应规划，是一直以来各大城市群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1929年，为疏解中心城市压力过大问题，纽约制定了一次规划。”申兵举例，到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空心化问题，纽约再次做了一系列规划，而1996年的规划主要针对宜居性、社区、管理问题，而纽约2017年版规划则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环境、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这种方式同样被应用于日本首都圈发展。通过自上而下制定规划，日本首都圈解决了疏解中心城市、多核发展、基础设施更新、应对环境变化等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相应发展课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6年做了七次规划，每次规划一个主题，负责国土规划部门的中央机构和首都圈一起来做。” 申兵进一步谈到，在东京湾，通过协调发展，不同港口也确定了自身功能和主要任务。“哪些港口应该主要走集装箱、哪些走冷链，这样保证整个基础设施建设和职能比较协调。”此外，关于中心城市建设，申兵也提醒，欧美都是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形成的世界级城市群。“现在中国已快进入工业发展中后期，再谈中心城市发展，可能就跟以前的机理和动力不一样。”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