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也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很多人了解过经济学，但是对于每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不是搞的太懂。今天我们聊聊宏观经济学，这个课堂非常大，一般来说，没有十天半个月，恐怕是说不过来，毕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但是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下，进行重点归纳：我们都知道，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群体性问题，主要对象是人类国家民族的大问题。1、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是的一个社会群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或规律，也就是群体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问题。考察对象，就是一批人，一群人。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不是个体，而是群体！！2、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生存和发展，这个时候，宏观经济学最重点的就是关注收入和支出的问题。宏观经济学最关注的就是一个国家或群体的经济收入情况，支出情况，并给出专业名词和解释。不可能像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企业或个人层面，收入就是收入，支出就是支出，在宏观经济学里，往往名称都很高大上。例如，GDP、国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等。3、宏观经济学，不仅仅是给群里经济活动取各种专有名词，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些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怎么运用，怎么计算等问题。仅仅有专业名词、专业术语，不叫宏观经济学，因为这个大家都会取名，于是宏观经济学专门搞出了单独统计各种专有名词、专业术语，也就是人们群体活动经济数据统计方法。4、宏观经济学，给出了专业名词解释以及统计方法，还不够有意思，毕竟这些不难，最难的是通过收集经济活动的数据，来预判群体活动的规律，来研判未来群体活动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才是宏观经济学特别重要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通过研究群体活动的各项经济数据，达到让群体实现趋利避害，走向更健康的发展路径。5、宏观经济学，不仅要通过群体性的经济活动，得出相关结论和预判，还要想出各种解决社会群体性活动遇到的经济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方法。

宏观经济学系相对微观经济学而言。前面各章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个体决策者的行为及后果,例如,消费者如何购买以实现效用最大,厂商如何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市场机制又如何把千百万个体决策者的活动协调起来等;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人稳定地(没有通胀和衰退)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具体说来,宏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会发生时而高涨,时而萧条的周期性波动,并因此造成不同程度的失业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在一定时期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导致名义利率和汇率大幅度波动;为什么一些国家经济会迅速增长,而另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很缓慢甚至停滯和倒退。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国民收入变动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后果及对策,就是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都可以通过一些指标加以测度,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通过体温、血压等指标加以测度一样。测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指标有国民收入及其增长率、失业率、物价水平及其变动。国民收入在经济学中乃是衡量社会经济活动成就的一个广泛概念。它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净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国民收入(狭义的)、个人收入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本章下面几节就要专门对此作讨论。任何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失业率是衡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因为就业状况和居民福利、社会稳定甚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之间关系最为密切物价水平指物价总水平,一般用价格指数来表示。价格指数又有消费价格指数(CPI)、生胀率不仅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产生影响,还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有影响。通货膨胀率高,也表明宏观经济运行出了问题。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其他比较重要的指标还有政府预算赤字、贸易赤字和盈余的变动、利率和汇率的变动等。这些变量间有没有内在联系,一个变量的变动是否会引起另一个变量变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关联,这些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如果微观经济学由于以价格为中心可以被称作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则由于以国民收入为中心可以被称作收入理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被划分为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两大领域。概括地说,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对总体经济行为的分析离不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分析,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宏观经济现象,以及在理论上要求宏观经济模型具有一致性,许多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均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CPl与GDP折算指数之间的区别(1)GDP折算指数衡量所生产的所有物品与劳务的价格，而CPI只衡量消费者购买的物品与劳务的价格。(2)GDP折算指数只包括国内生产的物品，进出口并不是GDP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反映在GDP平减指数上。CPI则包括消费者所购买的所有物品。(3)二者衡量经济中许多价格加总的方法不同，CPI确定不同物品价格的固定加权数，而GDP平减指数确定可变的加权数。

一、新古典综合派1、代表人物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2、理论特征（1）继承并发扬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2）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肯定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把均衡方法引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3、基本理论和观点（1）IS-LM模型与AD-AS模型（2）菲利普斯曲线与通货膨胀理论（3）哈罗德-多玛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4）乘数-加速模型与经济周期理论（5）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观点：（1）兼顾效率与平等（2）混合经济制度4、政策主张（1）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多种政策的综合运用：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微观化，收入政策、就业政策、浮动汇率政策、外汇管制政策、人口政策等等。二、货币学派1、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布伦纳、安德森、罗宾斯、沃尔特斯、莱德勒和帕金等。2、理论特征（1）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2）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3、基本观点（1）货币供给对名义收入变动起决定作用（2）在长期中，货币数量不影响就业量和实际国民收入（3）在短期中，货币供给量可以影响实际变量，如就业量和实际国民收入（4）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国家干预反而导致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4、政策主张：主张经济自由，反对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倡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提倡“收入指数化”；是想负所得税制度；提倡浮动汇率制。三、供给学派1、代表人物拉弗、费尔德斯坦、巴雷、罗伯兹、芒代尔、伊文斯和吉尔德等。2、理论特征（1）否定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2）肯定萨伊“供给创造需求”的定律基本理论（1）萨伊定律（2）拉弗曲线3、基本观点（1）产量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生产率的增长（2）生产要素的变动取决于对各种要素的激励机制（3）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4、政策主张（1）减税（2）削减社会福利支出（3）减少ZF对经济的干预四、理性预期学派1、代表人物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泰勒和普雷斯科特等。2、理论特征（1）在引入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全面恢复心古典经济学的传统（2）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预期假说：（1）理性预期是长期中最准确的预期（2）理性预期是有效利用一切信息而进行的预期（3）理性预期是与预期者使用的经济理论和模型相一致的预期自然税率假说：自然税率假说原本是货币学派的理论基础之一，理性预期学派将其含义加以引申，并将它发展成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ZF债券与税收等价的命题，巴罗对这一思想重新做了阐述，使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3、基本观点（1）用附加预期变量补充传统的总供给曲线（2）用理性预期来解释价格水平与产量水平的均衡4、政策主张（1）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2）政策目标单一论（3）信誉重于规则五、新凯恩斯主义1、代表人物曼丘、萨默斯、布兰查德、罗泰姆伯格、菲尔普斯、斯蒂格勒、格特勒和伯南克等。2、理论特征（1）反对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2）反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理论的机械结合，试图给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一个不同于新古典传统的微观基础。基本理论：（1）非市场出清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市场出清的假设，从而把供给与需求相等作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老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出清的假设，但认为其原因是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模型规则则假定工资和价格粘性，即工资和价格的调整十分缓慢。（2）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假设价格粘性指价格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动而迅速变化。工资粘性指工资不能迅速调整。名义价格粘性指名义价格不能按照名义需求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化。实际价格粘性是指各类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有粘性。名义工资粘性是指名义工资不随名义总需求的变动而变动。实际工资粘性指各种工资之间的相对工资比有粘性。3、基本观点（1）厂商只有在调整价格后的利润增量大雨菜单成本时，才会调整价格。（2）交错调整是成本量小的价格调整方法（3）劳资双方通过雇佣合同调整工资，所以工资调整也是交替的作出的。（4）信贷市场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借贷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存在着逆向选择。因此市场出清的利率与银行的最优利率往往不吻合。4、政策主张（1）抑制价格粘性，修复市场机制（2）国家干预劳工合同，增加工资弹性，减少失业（3）国家干预信贷市场，利用贷款补贴或贷款担保降低市场利率。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联合资信、联合评级宏观研究部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投资决策与信用风险把控的重要依据。中周期是9~10年的投资周期，以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以“谷一谷”的方法对GDP增长率进行划分，我国经历了4轮中周期：1982年-1990年、1991年-1999年、2000年-2009年、2010年至今。我国的设备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显著差异，设备投资无法对经济中周期进行全面刻画，而固定资产投资更能反映资本投资的变化趋势，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中周期是固定资产投资所引致的周期，以固定资产投资来观测中周期更合理。因此，本文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变动趋势，对我国经济中周期进行刻画，判断目前我国经济在中周期中的位置与变化趋势，并探讨新一轮经济周期何时开始。一、美国与日本的中周期特征1．中周期定义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和收缩不断交替反复的周期性波动现象，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分为衰退、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由多股商业周期力量叠加嵌套而成，并受逆周期调控政策影响，主要包括：康波周期（50~60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基钦周期（3~5年），根据时间长短，朱格拉周期又称为中周期。法国经济学家Juglar在1862年出版了《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他研究了英、法、美等国家国民收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情况，发现了9~10年的明显的经济扩展和收缩的周期变化，包含繁荣、危机和萧条三个阶段。之后的学者和市场从业者把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称为“朱格拉周期”，或中周期。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朱格拉周期与工业设备投资的波动周期相吻合，中周期的波动以企业设备的大规模更新和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力。在我国，设备投资不能完全刻画经济的中周期波动，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较吻合。固定资产更替需要资本投资增加以获得企业产能的提高，资本投资带来更多的需求，随着需求与资本投资上升，资本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需求开始下降，从而形成了经济活动有规律地扩张和收缩的周期变化，因此朱格拉周期也称为设备投资周期或资本投资周期。2．美国设备投资驱动的中周期特征国外的中周期研究中主要使用设备投资这一指标来刻画经济中周期波动。图1.1 美国设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图1.1中可以看出，美国设备投资的同比增速和GDP的同比增速走势基本一致，设备投资同比增长率这一指标是GDP增长率的同步指标，也可以说，设备投资周期就是经济周期本身。美国经济的中周期特征较为明显，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已历经5轮完整的朱格拉周期，分别是1975年-1982年周期长度为8年；1983年-1991年，周期长度9年；1992年-2001年，周期长度10年；2002年-2009年，周期长度8年；2009年至今。2020年，疫情加快了经济周期的下降速度，中周期可能在2020年结束。3．日本设备投资驱动的中周期特征从设备投资增长率来看，日本设备投资同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变化趋势也高度吻合，这与美国情况一致，由此我们认为设备投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同步指标，可以依据设备投资增长率对GDP中周期波动进行判断。图1.2 日本设备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二、我国的朱格拉周期特征1．我国GDP增长率的中周期波动图2.1 谷一谷方法对GDP增长率进行划分的中周期（单位：%）注：GDP增长率为GDP不变价同比增长率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谷-谷”分割法是指将经济增长率相邻的两个极小值之间所涵盖的区域定义为一个经济周期。根据谷一谷的方法对GDP增长率进行划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轮中周期：1982年-1990年、1991年-1999年、2000年-2009年、2010年-2020年。2．设备投资不能完全刻画经济的中周期波动根据朱格拉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的中周期波动来源于设备投资的驱动。当经济收缩时，市场出清留下效率高的企业，叠加物价走低、生产成本下降，企业会增加投资，从而带动经济走出低迷；经济繁盛时期，企业盲目扩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叠加价格上涨而导致的需求下滑，企业减少投资，经济再次开始衰退。图2.2 以设备投资增长率划分的中周期（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图2.2中可以看出，以谷一谷划分的设备投资周期分别为：1983年-1989年（7年）、1990年-1995年（5年）、1996年-2002年，2003年-2011年（9年）、2012年至今。可以看出，设备投资周期长短不一，并没有明显的10年左右的中周期波动特征，其周期的时段与GDP增长率周期有明显差别。总体来看，我国设备投资的中周期与GDP增速的中周期波动不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设备投资不能对经济增长的中周期波动进行完全刻画。3．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中周期基本吻合在我国设备投资在固定资产中占比较小，并不能完全代表资本支出的变动趋势，其数据口径也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私人设备投资有所差异。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的独特性，包含了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更能解释我国经济的驱动力和资本投资的变动。因此，在我国中周期研究中，我们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进行分析。图2.3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图2.3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同样经历了四轮中周期：1982年-1989年（低点领先GDP增速一年）、1990年-1999年（与GDP增速一致）、2000年-2010年（低点滞后GDP增速一年）。在1982-1999年的两轮中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趋势高度一致，在1989年和1993年的拐点领先于GDP增速一年。在2000年以后的中周期中，政府于2009年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强逆周期政策的影响使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延后至2010年，滞后于GDP增速一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具有工业化起飞阶段急剧膨胀的特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20.0%增长到2015年的81.6%。在此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是GDP增长最主要的驱动要素，也是推动经济周期运行的主要动力。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高点，之后进入了周期的下行阶段。可以判断驱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边际效应减弱，我国将迎来产业转型关键期。朱格拉周期的主要推动因素是资本投资，而决定投资品的生命周期的是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在讨论朱格拉周期时，需要考虑投资边际回报率。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ICOR）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投资效率，ICOR表达了一元的GDP变动需要多少的投资来带动，ICOR越高，表示一国的投资效率越低。由于这一指标是投资效率的反向指标，在文中我们定义边际投资回报率=ΔGDP/资本形成总额来衡量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更加直观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图2.4 边际投资回报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注：边际投资回报率=ΔGDP/资本形成总额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率与边际投资回报率变化趋势高度一致，其相关系数达到0.78，以边际投资回报率划分的中周期与GDP增长率的中周期完全一致。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固定资产同比增速、边际投资回报率考察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GDP增长的中周期基本吻合，两者的波动趋势也基本一致。在我国，相较于设备投资，中周期更是固定资产投资所驱动的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观测经济中周期波动的同步指标。进一步地，我们将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解构，探索合适的划分中周期的指标。（1）国有企业投资与民间投资在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型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市场化机制逐步完善，民间投资逐步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本部分，分别分析二者的投资与经济中周期的关系。图2.5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图2.6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看，在2007年之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率变动趋势高度相关，从拐点来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989、1992、1997年的拐点都领先于GDP。而在2009年之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率与GDP增长率相关性降低，趋势背离明显。事实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3年的53.0%，至2017年已经下降至36.3%。反观民间投资的固定投资完成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从2004年的25.5%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59.5%。这表明在我国工业化起飞阶段，民营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而民间投资的市场化更高，对宏观经济变化的调节更加敏感。根据美国经验，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私人设备投资显现出朱格拉周期特征，此指标与我国民间投资固定投资完成额较契合。从已有数据来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同步于GDP增长率，可以作为中周期波动的观测指标。综上所述，相比于国有企业投资，民间投资已迅速成长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部分，进一步来说，民间投资的市场化更高，在宏观经济波动时，民间投资意愿的反应也更加敏感，因此在2010年以来的中周期中，通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来刻画经济的中周期波动比国有企业投资更加有效。（2）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制造业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分类指标，也与我国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本部分我们从以上三个指标的中周期特征进行分析。从下图可以看出，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与GDP增速相关度较高，且显现出明显的10年左右的中周期波动特征，1989年和1997年，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皆先于GDP增速到达低点，2009年及以后，由于政府的强刺激政策，于2011年达到低点。总体来看，建筑安装工程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基本吻合。图2.7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房地产角度来看，1997年-2014年，我国经历了长达17年的房地产高增长时代，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长，地产投资的提高将直接带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增量需求。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与经济增速相关度较高，也呈现先出显著的十年左右波动的特征，于1997年和2009年到达低点，这与GDP增长率中周期基本吻合。图2.8 我国房地产对GDP增长的驱动（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增长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5）。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以来的中周期中，指标皆显现出明显的短周期特征，分别为2010年-2012年，2013年-2015年，2016年-2019年。这与中周期包换2~3个短周期的理论相吻合，由此佐证了我国2010-2020年经济中周期的划分。图2.9 制造业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综上所述，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与GDP增速的变动趋势相关度较高，其中建筑安装工程和房地产显现出明显的中周期波动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印证了上部分我国固定资产驱动经济中周期的结论。4．产业与微观角度的指标探索上一节，我们在宏观的角度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相关分类指标进行了分析。本部分，我们从产业和微观的角度对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进行拓展分析，进一步描述我国中周期波动。指标包括：工业锅炉产量、金属切削机床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这4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投资情况，以及微观视角的资本支出意愿。图2.10 工业锅炉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图2.11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首先，工业锅炉产量同比增速与GDP增长率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也显现出10年左右波动的中周期特征。从拐点来看，工业锅炉产量的拐点在大部分情况下领先GDP增长率拐点1年时间（如1998年、2008年中周期末端的拐点，以及2001年、2004年、2014年、2018年短周期的拐点），可以将这一指标看作GDP增长率的先行指标。2019年，工业锅炉产量同比增速有向上拐头的趋势，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中周期拐点的出现。从上图中可以看到，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速这一指标同样具有明显的中周期波动，其变动趋势与GDP增长率基本一致。从拐点来看，1998年之后，其拐点在大部分时间与GDP增长率保持一致（如2004年、2009年、2015年、2017年的拐点），因此可以将这一指标看作GDP增长率的同步指标。2019年，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速与GDP增速皆为下行趋势，可以判断，2019我国经济仍然在中周期底部运行。图2.12 水泥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水泥产量增速具有明显的中周期波动特征，周期分别为：1981年-1990年、1991年-1996年、1997年-2008年、2009年-2018年。从中周期拐点来看，其拐点明显领先于GDP增速拐点（如1996年、2008年）。在短周期的拐点上，水泥产量增速也明显领先于GDP增速（如2003年、2006年、2009年、2016年等）。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水泥产量增速是GDP增速的领先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水泥产量在2018年之后拐头向上，在2019年强劲反弹，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中周期拐点的出现。钢产量增速与水泥类似，也显现出中周期波动的特征，其与GDP增速相关性较高。从中周期拐点来看，其拐点在1989年、1988年、2008年的拐点皆领先于GDP增速一年。因此，钢产量增速可以看作GDP增速的先行指标，来观测经济增长的中周期波动。图2.13 钢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综上，我们考察了工业锅炉产量、金属切削机床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增速这4个指标的中周期波动，可以看出工业锅炉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增速是GDP增速的先行指标，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增速是GDP增速的同步指标。通过对以上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19年，我国经济处于经济中周期的底部，而先行指标出现拐头向上的趋势，因此可以判断我国经济中周期的新起点将在1~2年内出现。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幅下降，延缓了新周期的进程，可以预测，2021年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新的中周期即将开启。三、结论总结以上我们对中周期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中周期波动，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经济中周期的主要驱动力。我国设备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明显不同，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中周期基本吻合，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高度相关，国企投资、民间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的相关指标，印证了我国中周期波动的特点、驱动力及中周期的划分。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我国经济的中周期由固定资产投资驱动，以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中周期进行刻画比较合理。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轮中周期：1982年-1990年、1991年-1999年、2000年-2009年、2010年-2020年。从产业和微观的角度看，工业锅炉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是GDP增速的先行指标，2019年，先行指标已经拐头向上，这预示着上一轮周期的结束和新一轮周期的开始，2020年以来的资产价格上涨的趋势页佐证了这一结论。3．虽然我们判断目前处于上一个周期的底部，但新的中周期处于复杂的经济环境之中。一方面，国际关系紧张对我国出口及产业链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疫情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如果疫情反复，则可能对经济造成冲击。这两大偶发事件的影响会对经济周期带来短期扰动，但不会改变中周期的运行规律。

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经济思想的萌芽，但经济学真正的兴起，应该要从15世纪重商主义的出现开始。但这种以金银为真正财富、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的经济理论，很快就被随后续出现的经济学家或经济理论流派驳斥得体无完肤，在理论界没有立足之地。然而，时至今日，追求货币，追求顺差却一直是每个国家不能放弃的目标，由此引发的贸易战此起彼伏，事实令我们不得不承认，重商主义虽然理论荒谬，但却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魔力，这个魔力来自何方，等后面我们再来分解。在重商主义之后，法国的魁奈继承发扬了法国经济思想的某些传统，建立了重农学派，而配弟、斯密、李嘉图、萨伊等人则撑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在这段时间内，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起伏。从配弟、魁奈、杜尔哥、到斯密，经济学是在发展的，可以说《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经济学到达了一个顶峰！随后经济学就走向了下坡路。——我的这一观点是骇人听闻的，因为人们通常把《国富论》当作经济学的一个起点，经济学在此刻刚刚成型而已！怎么刚成型就走下坡路了？我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魁奈的经济表，建立了一个既包括实物财富又包括货币的、反映出两者动态流动过程的宏观经济模型，这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顶峰，从此以后就绝版了，经济学一方面陷入了货币面纱论的泥潭，只着重进行实物生产分配过程的分析，对货币的作用严重忽视！即便是后来的货币主义，也没有真正理解货币的作用。另一方面陷入了微观的泥潭，不再有能力建立真正的宏观模型，哪怕是凯恩斯这个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也是稀里糊涂。而斯密提出的分配原则决定商品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来源于三基本收入（分配所得）的观点，用可以购买（支配、雇佣）的劳动量来真实衡量商品价值的观点，则是价值理论的高峰，可惜它一经出现就很快被人们埋没了、歪曲了！李嘉图和萨伊分别开辟出两条错误的岔路：耗费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价值论。前者被马克思继承，后者被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在各自的岔路上越走越远。在这段下坡路中，西斯蒙第是少有的亮点。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最早指出了资本主义需求不足的隐患，提出了福利主义的思想。可惜，这种唱资本主义反调的理论在当时很难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非主流的奥地利学派，则是一个对错误坚持不放的偏执理论学派。它坚持效用价值论这个片面的价值理论，坚持短视的边际分析方法，过度依赖钻牛角尖式的心理分析，只重交换而不重视研究生产分配过程，过分强调偶然因素而忽视对一般规律的探究，导致他们不会得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只能坚持自由放任的口号而已。所幸的是，这一派的人一直没有取得主流地位，也不可能取得主流地位，他们只能在下面起哄而已。但是，它所坚持的错误，还是会影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融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之中。 马歇尔就是这种融合者、折中者的代表人物。随着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经济学从下坡岔路一下子拐进了死胡同——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及厂商理论以及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 “政治性”几乎被完全淡化，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被推到最次要的地位，经济学一头栽进市场的旋涡、身陷供求两条曲线的缠绕而不能自拔——啥也别争论了，咱听市场的——市场怎么说？——放心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没问题，一切都会OK的。经济学（确切地说是微观经济学）由此沦为最没用的学科，那些所谓的曲线、函数，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都是无聊的摆设，仅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费雪方程式还算有点儿见识。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给麻木不仁的经济学当头一棒！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面对血淋淋的事实，凯恩斯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需求不足的毛病，市场靠不住！于是，他苦心编造了一套理论来证明这一点，虽然该理论的逻辑并不足以服人，反对质疑乃至尖刻讽刺之声不绝于耳，但无奈其结论是当时的人们难以反驳的！过剩和萧条都这样了，哪怕是奥地利派也得暂时低头！而且，凯恩斯好歹给出了对付萧条的办法，总比那些说不出办法的人强吧？所以，凯恩斯的理论及后来以它为基础的新古典综合学派（Neo-classicalsynthesis）一时间风头大盛，占据主流地位。但错误就是错误，它正确不了！没有魁奈那种清晰而全面反应经济运行状态的宏观经济模型，不着重分析生产流通过程，甚至说没有斯密正确价值论的微观支撑，凯恩斯那个粗糙而混乱的、拿着几个变量或曲线瞎摆弄的所谓宏观经济理论不可能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真正问题，而投资与消费不分的错误（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共同致命错误），导致他那个用投资补足消费的梦想最终破灭，好景不长，滞涨的现象把凯恩斯主义逼近了死角！一个王者跌落神坛，群雄并起的混乱时代再度来临。除了新凯恩斯学派以外，基本上都可称为反凯恩斯的广义的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虽然把货币看作头等重要的因素，要求控制货币供给量、稳定货币抑制通胀，但是它对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所知甚少，也不知道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何在，货币供给岂是那么容易被控制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导致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面前，量化宽松是唯一的续命手段，不放水就立刻死！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school） 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经济发展作出正确预测，即所谓“理性预期”，并由此提出所谓“政策无效性定理”（Policyineffectiveness theorem）。主张ZF放弃干预经济，或实行公开的永久不变的政策。这又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理论。如果真有什么理性预期，如果市场真的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大萧条也就不会发生了，经济学早就可以收工歇菜了，何至于争吵至今？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 又称“里根经济学”，该学派重拾萨伊定律（Say's law），主张减税节支，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业家精神，促进供给。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减税不能带来想象中的繁荣，反而造成高赤字、高外债。究其原因，还是不知道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固有的顽疾，而减税减支出，只会令需求更加不足，如何能刺激供给增加？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脱胎于奥地利学派，以哈耶克为主要代表。该学派崇尚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主张经济自由和私有制，甚至提出“货币非国家化”。这个学派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始终沉浸在自我主观想象之中而不知观察现实社会，夸大主观性、偶然不确定性、复杂性而不认规律性，属于瞪眼说瞎话、有病不承认也不吃药的那种人。新剑桥凯恩斯学派（Neo-Cambridgeschool）又称“凯恩斯左派”、“新李嘉图学派”，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1903-1983）。该学派比较重视分配问题，既反对财政干预政策也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通过税收和补助来消除社会收入不均等和阶级差别等改良主义措施。但是其理论内容乏善可陈。新制度学派（Neo-systemschool）研究整个社会制度，涵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既有人主张ZF干预特别是要扶持小企业，也有人主张自由放任。总的来说，没啥可说的。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school） 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cgillBuchanan，1919-），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ZF行为，认为政治活动就是许多不同利益集团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交易，会出现“ZF失灵”（Governmentfailure）或“公共失灵”（Public failure）。主张完善ZF规则，防止滥用权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干预。总的来说，理论造诣太低，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学学术流派。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school），在坚持强调ZF有用的前提下，吸收融合其他各流派的“长处”，对凯恩斯主义进行若干改进和扩充。但是，它和以上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流派一样，都不能摆脱经济学根本性的错误，还只是继续在错误的泥潭中挣扎，继续无能下去而已。经济学发展几百年，没有人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需求不足的真相及其真正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真相，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贸易顺差的渴求（顺差可以倾销过剩产品，缓解需求不足的危机甚至可以快速增长），导致了前面说过的，重商主义尽管理论荒谬但实际上一直被采用。

来源：人大重阳后，著名金融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由人大重阳与观视频合作打造的“重点思维”栏目中畅谈他从事金融学研究的治学之路。08:15【重点思维】吴晓求：金融学界的少数派在最后一期节目里，吴晓求谈了谈他从事金融学研究的治学之路，非常实诚地表示，当年他其实是为了买得起电视，就与人商量出一本和股票相关的书，为此在北图里面猛翻相关书籍一个礼拜……当然，在这之后，吴老师也逐渐发现了从事金融研究的意义，并且结合了自己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发现了更广阔的一片学术世界……实际上，吴晓求在金融学界也是“少数派”，他认为现代金融的核心是资本市场，而不是商业银行。几期视频里其实谈到的都是许多技术性问题，非常有深度，对想了解金融学的同学们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然，我们也理解有些同学会认为他的理论和平时我们一些嘉宾的有所不同，但这也正是我们目的所在，让大家可以博众所长，理性思考。我们既不要迷信一种理论，也不用谈到一种理论就色变，最终是希望大家能在各个风格不同的节目和老师身上都能有所收获！准确地说从1994年以后，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转向金融和资本市场研究。1994年之前，我的重点是研究宏观经济，因为我1990年在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博士论文是研究宏观经济的，那个论文是我学术的一个高点，论文的题目叫《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我自己认为我在90年前后的那种研究，还是有很高的学术品格和很高的学术质量的，所以人民大学才会在1993年就破格录我为教授，这个在当时人民大学是非常难的。因为那时候我才30岁刚出头，所以到1993评上教授之后，当然我重点还在研究宏观经济，研究中国的经济运行的模式，研究经济的很多行为特征。1994年我为什么说是一个偶然因素呢？是因为我1993年当上教授以后，还非常贫穷，是个典型的贫穷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因为你买不起冰箱，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买不起冰箱，何谈电视，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我在想，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能买上电视？我在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那时候电视要三四千块钱，我评上教授的时候大概128块钱一个月，你要买上三四千块的电视，不可能，我还要生活。所以当时我在想我怎么解决我的贫困问题，我不能天天再看书了，再写我的论文了。有一次我就碰到我一个同学，他已经是富人，他有几百万了，那时候我的存款只有800块钱，我说我的成绩比你好，我的论文比你多，我说你怎么就发财了？他说我们俩合作，我说合作什么？他说你写我卖，你会写我会卖。我琢磨一下这可以。他说你别写你的学术论文，那没人买。你要写一个畅销书，我说我想想，可以，写对我来说问题不大，就写了本叫《股票债券全书》。那个书两卷，大概加起来300万字，不是我一个人写，是个团队写的，我只是主编，我为写那个到北图待了一星期要看所有的股票债券的书，我光那个传统的稿纸就写了三本，把提纲详细的写出来了。写完以后就找合作者，我们大学里边的我们的老师也好，博士生也好，研究生也好，都开始分工就写了，那本书终于出来了，还在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本书出来以后我写完了他负责卖。当时我至少解决贫困问题了。既然你这书都写出来了，大家就说你肯定是大专家了，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只是了解一些知识结构。后来我思考中国的资本市场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到证监会去等等，这样慢慢的我就告别了宏观经济研究。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大约26年，之后也有很重要的契机，是到了1995年我就来到我们学校的财政金融学院，它的前身叫财政金融系教研室，在那做一名教授。我们财政金融系金融教研室大师云集，其中黄达校长等等都是非常著名的金融学界的一个前辈和导师。你和这些有涵养、有学问，同时又低调的人在一起，也会感染你，我的本质上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傲慢的，傲慢而高调，后来发现这个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你在金融教研室做一名教师，弄个皮毛可不行，你必须要认真，人家一听要听得出来你是个金融学的真正的教授，你不能是假教授，这个对我是个考验。金融学它有技术门槛的，它很技术化，有很多结构化的东西必须清楚，包括那些监管的准则规则，风险的计算等等，这些你都要很清晰的，资产怎么定价的你要知道的。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之后当然开始研究资本市场，慢慢扩展到金融，是因为我发现在20世纪初，2000年前后，我有个重大的转变，突然意识到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核心，资本市场是推动中国金融变革的最重要的力量。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基础核心是商业银行，我说不是，因为商业银行无法去配制风险，无法分散风险。资本市场能够把风险流动起来，分散开来，所以资本市场能够让全社会的存量财富有效的增长，只有资本市场它的财富和经济增长有函数关系，商业银行提供的任何产品和经济增长没有函数关系。为此你就必须研究金融体系，要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要研究中国未来发生最重大的变化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它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至少是同等重要。因为你从各国研究来看，最后会发现各个大国它的金融是非常强大的，没有一个国家大国它的金融是弱的，是封闭的。当然在1994年之前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后来的金融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让我的视野比较开阔。它有宏观经济的概念，单纯的就进入研究金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这个问题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在什么位置，你看不清楚。只有你有宏观经济学的大的概念，你有了解金融学的那些技术性的要求，你才能够领会到金融的价值。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我对金融学的研究，包括我的论文，我的演讲，他们说反正是和真正的金融学教授不一样，又和经济学的教授不一样，因为我把这两种的成分融合在一起，这个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追求时髦、追求轰动效应、追求名人效应、追求上进力，追求阅读量，我对这个也是比较反感。很重要的是一种表达，你要把本来的事情表达要讲清楚，不要以恶惩恶，你追求阅读量过什么10万+，坏东西也能阅读量10万+，所以我觉得学术研究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凭良知出发，学者很重要的是良知。重点：网上对您的评价有说您是中国证券理论的奠基人，还包括您是三届证监会的智囊。我是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个我是，其他的我都不是。网上说我是中国证券理论的奠基人，我对这个非常的恐慌，最多只能说我是比较早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这个称号我能接受，甚至现在仍然在孜孜不倦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五六十岁能够说是一个学者，前面加个知名的就了不起了。你现在就想弄宗师，你做梦去。

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沃尔克伟大的货币政策实验则是货币主义战胜凯恩斯主义的转折点，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正是中央银行新古典货币主义的全盛时期。全球央行再一次以史无前例的放水之势力挽狂澜，拯救全球经济于崩溃的边缘。然而，西方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逐步重新抬头，直接把“生活费支票”寄给了人们。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发了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凯恩斯主义大有凤凰涅槃的迹象。如果说沃尔克的货币政策是近代史上货币政策的巅峰，同时伴随着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顶峰，那么伯南克、鲍威尔在过去十年里的两次危机中采取的量化宽松（QE）政策，可谓与沃尔克的货币紧缩相对的、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巅峰。这种宏观经济学理论思维的变换和央行货币政策的切换，对于深谙历史周期轮回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司空见惯的。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长周期历史性的拐点上。古典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假设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古典经济学是一门解释如何最优分配有限的资源，从而得到最大产出的社会科学。然而，假如资源并非有限的呢？诚然，我们的时间、地下的矿产、城市里的土地等资源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其供给都是有限的，但是，当把有限的供给和消费需求相比较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由于人们固有的储蓄倾向，相对于供给来说，有效需求显然是不足的。换言之，相对于有限的需求，供给是“无限”的。在这样的世界里，有效需求的不足最终一定会产生通缩的压力。社会价格的不断走低，通缩遍野，就是一个经济体里有效需求不足最好的证明。这种社会最终演绎的形式就是，它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20 世纪90 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出现的通缩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最好例证。央行以当前通货紧缩的压力，来证明其极端量化宽松政策的必要性。实际上，这种政策的选择是治标不治本的。过去30 年，在新古典货币主义的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引领下，央行通过不断放水来应对每一次的经济和市场危机，并且宽松的力度越来越大。然而，不断走低的价格通胀恰恰反映了货币主义在新时期对于现实情况应对的不足。毕竟，弗里德曼说过：“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许多经济学家依据这个思路去预测2008 年次贷危机后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带来的通货膨胀，然而，几年之后，在面对全球此起彼伏的通缩压力时不得不修改自己的预判。不断放宽的货币政策还导致了社会分配的极度不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富裕阶层和社会底层人民获得资源的能力有着天壤之别。新古典主义崇尚自由选择，有时候这种自由是无条件的，甚至是凌驾于他人和社会之上的。沃尔克实施伟大的货币政策实验之后的30 年，也是市场不断去监管化、放权改革的时期。这种明显倾向于富裕和权力阶层的改革，进一步固化和加深了社会的分层，社会阶层之间的突破越来越难，贫富悬殊也越来越严重，俨然成为一种自由资本主义的“种姓制度”。21 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之后执行的近乎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让更多劳动人民投入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大潮里，并因此背负了更多的债务，进一步压抑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人们成为债务的奴隶。如今，全球社会分配不均的程度再一次回到了1929 年大萧条前夕的最高点。如此深刻的社会割裂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或者一如我们所说的，物极必反。凯恩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投资家。20 世纪30 年代在凯恩斯发起第一场宏观经济革命之前，成功的投资就已经为他积累了许多财富。他加入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每天和各种社会名流、思想家、前卫艺术家打交道。弗吉尼亚·伍尔芙、亨利·马蒂斯、埃德加·德加、乔治·修拉等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他的座上客；毕加索、保罗·塞尚和乔治·修拉的画都在凯恩斯的艺术收藏品之中。然而，在剑桥大学精修了哲学的凯恩斯意识到，这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极度分裂的社会结构里并不会长久持续。如果不能通过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而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那么一场血淋淋的社会大革命最终将会来临。既然有效需求天生不足，就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去弥补，改善当时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因此，凯恩斯曾经坦言：“真正有效的投资在于它的社会效应，在于战胜被未知笼罩着的时代的黑暗。”当今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将长期使经济通缩的压力越发明显。而这个长期结构性的通缩压力，是货币政策无论怎样宽松也无力改变的。即便如此，全球央行仍然会以战胜通缩为由，义无反顾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逐渐无能为力的同时，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力度将会越发明显。这是凯恩斯主义历经90 年后的一次回归，或者是当前经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也将是在未来几年最终引发通胀的诱因。虽然私人部门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且社会分配不均进一步恶化，但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以及其乘数效应产生的边际需求扩大，也将最终导致通胀的回归。其实，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导致美国的通胀预期史无前例地飙升。站在这个周期之巅，我们迎风而立，满目山雨欲来。在一个货币供应相对于需求是“无限”的新世界里，当一个社会阶层的割裂达到了一个难以逆转的程度的时候，投资的社会目的应该是通过投资对社会财富、资源进行二次分配，以超越这场“失败者游戏”。显然，富有的上层阶级拥有大部分的有价证券，社会底层很可能通过退休金计划持有一部分在未来几年很可能“跑输”的债券，而黄金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应该仍然是低配的。比特币则代表着对于现有央行放浪货币政策的革命。这是一本关于预测的逻辑和方法的书，并希望通过实际的市场经验观察、检验其成效。本书还对经济和市场周期的形成及其在预测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凯恩斯起草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时候，他总是半躺在躺椅上，用铅笔快速地写着他的草稿。草稿写成之后，会被马上送到出版商的印刷机里，印好后就开始在凯恩斯的圈子里流传，类似于大学里的手抄本。由于凯恩斯是用自己投资赚来的资金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所以出版商不得不同意凯恩斯这种不同寻常的写作方法。等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终草稿完成之后，它其实早已经在圈子里广为流传了。即便如此，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仍然非常晦涩难懂。同时，尽管周期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元素之一，但是凯恩斯并没有系统地提出周期形成的原因和测量的方法，更没有提出如何通过经济周期运行的理论进行市场预测。本书站在宏观经济巨人的肩膀上，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新的阐述，并尝试付诸实践，预测市场。本书并不能回答所有关于市场预测的问题，那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但是本书至少为预测市场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本文为《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作者序，作者洪灏。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