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982年4月初，我离开荷兰前到我的导师韩鶣士的办公室与他道别。韩教授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一本1980年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这是一本英文原版书，它的出版是爆炸性的，引起了全球关注，而且好评如潮。由于研究生阶段学习紧张，我没时间读。韩教授一边翻着书，一边建议我回国后挤时间看看，会有所启发。回国后，我尽可能利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阅读，很快读完了这本名著。托夫勒基于对世界变化的系统观察和认真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未来学思想体系。书中，他主要集中在人和社会在适应这些急剧变化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强调人们必须抓住机遇，适应变化，否则将付出沉重代价。他对未来社会做出了构思，并指出：第三次浪潮的特点是将以电子工业、航天工业、海洋工业，遗传工程等组成工业群；社会进步程度将不再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而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衡量。这个时代，鼓励个人发展，但不是创造某个理想的超人，而是培养一种新的社会性格。他所谓的第三次浪潮文明是对未来社会设计的一种蓝图，其立足点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其内容则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重要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许多国家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惜花费巨资，组织大量人力与物力。▲1983 年里根总统在电视演讲星球大战1983年，美国里根政府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欧洲制订了“尤里卡计划”，之后日本也出台了未来10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苏联和东欧制定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全球出现了连锁反应、你追我赶的局面。我与同事们接触中注意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有相当普遍和深刻的影响。科技界关心更多的不是社会变革层面的论述，而是面对着如此激烈的国际挑战，中国该怎么办。有识之士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著名科学家向中央领导呈上了“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针对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他们建议中国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订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不然的话，中国在21世纪将会被历史的车轮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份建议通过时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张宏直送中南海。中央领导很快做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国家科委主任负责牵头，根据国务院指示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研究，经过国内著名专家深入调研、论证，编制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草案。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于1986年11月批准了这一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中，“智能计算机”被单独列为一个主题项目(即 306 主题)我在国家科委工作时，“863计划”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计划。它聚焦国家中长期发展以及国家安全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高技术问题，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培育高技术产业生长点，力争在有优势和战略必争的高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经过科学家论证，根据当时的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家的经济实力，明确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力量，选择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并确立了15个主题项目作为突破重点，组织全国上万名科学家协同合作，联合攻关，以追踪世界先进水平。▲朱光亚伏案工作（图片来源于搜狐网）198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正式开始组织实施“863计划”，两弹一星元老朱光亚院士为“863计划”的总负责人，国家科委牵头负责协调组织实施。在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的领导下，国家科委成立了以常务副主任朱丽兰为主任的863计划办公室，负责计划的协调组织，并为科学家提供服务。根据委领导决定，我除在基础研究与新技术局的本职工作外，兼任863办公室副主任，协助朱丽兰主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成为“863计划”早期的一名“服务生”，一直到1988年8月18日我离开国家科委到联合国任职。这是一个不同于常规计划的特殊科研专项，国家拨专款支持。但当时相关的科技管理政策、有关经费规定以及运作程序等，很难适应形势，有些则是禁锢，根本无法满足创新型科研项目的管理需求。中国的科学家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设计优秀的科学和技术方案，但面对许多行政羁绊和执行层面的实际问题，他们往往无能为力。显然，“863计划”的成功，如愿以偿，出成果、出人才，关键在于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我们在大量的调研中得到了许多反馈：能否让863领域专家委员会有一定的自主权和比较灵活的科研经费分配与使用权；是否允许他们有一本可多次使用的护照，能够说走就走，出国考察、学术交流或参加国际会议；能否解决特需人才引进，包括进京优秀人才的户口问题；是否放松对科技人才的管控，允许他们灵活调动；是否可以简化外汇审批手续，允许及时进口关键的仪器设备和器材等等。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有些还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部门割据、权利貌似高度集中，实际却是高度碎片化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要想冲破诸多条条框框难于上青天，可谓困难重重，有时甚至寸步难行。我们悟到，热情归热情，即使是中南海的政令，有时也不可能畅行无阻。进行科研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在当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但为了推进“863计划”，改革刻不容缓，势在必行，而国家科委作为具体组织协调部门，负重而行，并不轻松。朱丽兰在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视察。（图片来源：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宋健和朱丽兰为首的国家科委领导，不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极力鼓励大胆创新突破。为了推动863的有效实施，首要的任务是机制创新，是组织制定一整套可行的政策和“863计划”科技管理制度。这需要胆识，需要挑战现行体制的勇气。历史上任何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会冲击利益集团的地盘，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作为863主管部门的国家科委，义不容辞，要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深入调研，了解并分析时弊，评估现有机制，提出改革思路，制订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1984年冬，国家科委基础研究与新技术局部分领导与同事合影（前排右起：刘美生副局长、胡兆森局长、傅立勋处长；后排右起：何昌垂、白先宏、郑立中处长、郭仕德、王正藩）。（图片来源：《我的联合国之路》）1986年到1987年的一年多时间，大家满腔热情，不知疲倦，有时甚至夜以继日工作，推动了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和试行规定的出台，有效地促进“863计划”的初始实施。人才资源始终为第一资源。当时为了吸引一些高级科研人才回国，除出台探索性的政策外，国家科委领导还亲自过问，大胆点将，重用优秀人才。生物领域专家陈博士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他才26岁，就在美国获得华盛顿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博士学位。1985年，还是华盛顿大学研究生三年级的他就已取得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二是在第一项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总结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美国几家公司包括孟山都和科研机构正准备高薪聘用他。1987年，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卢景庭公使接到国家科委领导“引智挖人”的指示，“三顾茅庐”会见这位年轻专家，诚恳邀请他回国担任“863计划”的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并聘请他为北大副教授，支持他筹建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举措在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大学确实爆出冷门，引起极大的轰动和热议。当时国家为“863计划”设计的政策举措的力度可见一斑。一般来说，一项好的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到广泛征集意见，讨论磋商，评估反馈，最后才形成决策，付诸实施。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这就是当年国家机关出台每一项政策的工作模式。1986年5月，何昌垂（右1）随宋健主任访欧，有幸聆听了钱学森（左3）的一场学术报告（左1为辽宁省副省长。右2为姚尔欣，右4为吴武锋秘书长）。（图片来源：《我的联合国之路》）第一批“863计划”管理政策就是按这种模式产生的。无数次的调研、协调会议和头脑风暴，为我们提供了平时做梦都得不到的独特学习平台。通过这些场合，我有机会参加钱学森、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孙家栋等中国科技界泰斗参与的各种会议，聆听他们的远见卓识。那种气场你可能无法想象，你会觉得那里像有极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感到大脑里的每一根神经都被调动，感受他们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深邃的科学分析，以及高屋建瓴的政策建言，每次都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他们大多谈吐平和，但激发的巨大感召力却常常震撼人心。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学贯东西，一身睿智，却谦虚得没有一点架子，使人感到越有知识、有本事的人，越显得平凡朴素、平易近人。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每一场的会议，每一次的见面，都是一次享受，一种情操的陶冶。1987年，何昌垂参加在北大遥感所召开的空间遥感技术综合应用学术讨论会（左起：郑立中、承继成教授、陈述彭院士、何昌垂、沈克琦副校长）。（图片来源：《我的联合国之路》）我们也有无数的机会和工作在第一线的一流中青年专家一起讨论。他们经验丰富、活力四射，浑身透着拼搏的精气神。听着他们满怀激情的构想、慷慨激昂的话语，我们仿佛被带到一场又一场的科学答辩讲堂，我们尽情免费享用他们的思维精髓。我总像学生一样，即使后来当了处长、副局长，也还照样仔细听，认真做笔记，尽管未必都能理解各领域专家所讲的东西。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对核裂变、DNA、大功率激光器等议题，我是懵懵懂懂的，像是雾里看花，但我相信，大凡有心人，经过反复熏陶，只要肯学习、勤耕耘，都会有所收获。每场会后不轻易放过重要概念，认真查找材料，补充学习，是帮助提高能力的极好办法。有一种说法，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将会决定一个人的高度。1986年，何昌垂（前排左一）随国家科委宋健主任（前排左四）访问欧洲四国及欧盟总部。（图片来源：《我的联合国之路》）1986年年中，我有幸跟随宋健主任访问欧洲四国——德、法、奥、比，以及欧盟，近距离观察与学习，让我受益终身。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宋主任每天要参加5到7场活动，包括正式会谈、学术演讲、参观高技术设施、与科技人员交流等，马不停蹄。连我和姚尔欣这样的年轻力壮的随员都筋疲力尽，快支撑不住了。几天后，有几位国内的省市领导，累得一上车倒头就睡，但宋主任总是精神饱满，一上车就开始看资料或各种书，手不释卷。他带了好几箱书，出访途中，一路抚卷。他勤奋好学，据说在国务院领导中早已闻名遐迩。他具有独特的领导风范，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在交谈中的驾驭能力令人折服。他在全球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等广泛领域学识渊博，古今中外引经据典，实在让人高山仰止。他作风严谨，参观中仔细询问并做笔记，亲自反复修改讲演稿，让我们年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宋健在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视察。（图片来源：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跟随宋健主任出国访问，通过一个月近距离接触他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无数平常微小的行动，我们体验到他博雅的导师风范。言传身教，真真切切，胜读十年书。我庆幸自己拥有了难得的机遇，我感恩改革开放赋予我的一切；学习的机会，实践的课堂，锻炼的熔炉。我有幸经历了伟大的“863计划”的初始阶段，虽然当时只是一名小兵，但能亲历那转折时期的伟大潮流，结识一大批中国科技界泰斗与中青年精英，耳濡目染，醍醐灌顶，我提高了政策水平，扩大了科技视野，也锻炼了组织协调的能力。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作机会和时间太短了。1988年8月，我离开国家科委到联合国任职，离开了这个中国划时代的高科技主战场，无法再有机会直接为那一批代表着中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服务，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损失。- end -文章来源 |《我的联合国之路》作者 | 何昌垂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3日电 题：守本分，尽职分，挤水分——黑龙江省深入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见实效新华社记者王建威事业市场“两头占”，政事分开不彻底，机构设置“虚大空”“小散弱”……地方事业单位仍存诸多问题待解，深化机构改革势在必行。2018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地方机构改革要抓紧启动、压茬推进。总的要求是，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部署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严格各级党政机构限额管理，强化编制管理刚性约束；着眼于服务方便人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自2018年上半年出台《黑龙江省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实施意见》以来，该省“铆足劲儿”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力促事业单位“守住本分，尽好职分，挤出水分”，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得以优化，公益服务质量实现提升。守本分，去市场化“房子租出去20多年，现在终于收回来用在科研上了。”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于德水，谈到省里这次改革长舒一口气，“科研人员可以坐住板凳，不再惦记出去‘打食’了。”微生物研究所公益属性强，建有东北地区最大专业微生物种质保藏机构。改革前，研究所实验室被挤占出租，科研人员搞“短平快”项目，研究水平下滑，科研领域萎缩，成果成熟度低，社会服务功能弱化。“人心稳了，眼光才会放长远。”于德水说。改革后，研究所回归公益二类，停止小作坊式的菌种生产销售业务，科研人员重聚“精气神儿”，特色微生物资源收集、保藏等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开始纳入重点日程。打破“功利”，回归“公益”。黑龙江省规定公益一类单位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举办企业，不得取得经营性收入；公益二类单位一律不得从事面向市场的竞争性业务并取得竞争性经营收入。摘掉“红帽子”，切断利益链。规范事业单位评估、咨询等服务行为，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黑龙江省撤销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省竣工验收咨询事务所等单位，冻结省工程咨询评审中心等机构编制，人员只出不进。省环评中心撤销后，原工作职能纳入行政审批内部程序，不再收取费用。“这样不但建设单位和企业大大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建立更加有序健康的环评技术服务市场。”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丛丽说。尽职分，去行政化“现在可以腾出手做好服务的事儿了。”李会义说。李会义改革前任黑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总站站长。在这次改革中，质监管理总站与其他三家单位合并为黑龙江省建设工程监测中心，李会义任中心主任。这几家单位改革前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事故调查、竣工验收等行政职能，现全部划归省住建厅。中心成立后突出技术支持、服务定位，李会义说：“围绕群众关心的住宅工程品质提升、工程质量鉴定工作无行业管理法规依据等方面，我们组织制定了相关技术规程和鉴定技术标准。”刀刃向内，“撤”“并”共举，彻底剥离行政职能。黑龙江省直99家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中，8家完全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关，撤销原事业单位；46家部分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剥离划归行政机关，原事业单位纯化公益服务职能，或与其他单位进行整合撤并；45家单位结合组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统筹推进改革。挤水分，去“泡沫化”“有编，有人，没事儿。”黑龙江省肇源县编办主任范玉荣说，“县铅印室、农机系统离退休职工活动室等单位，职能早就没了，却像‘僵尸’一样挺了多年。”这次改革中，肇源县撤销6家“名存实亡”的单位，精简事业机构49.2%。黑龙江省整合撤并“小散弱”事业单位，对省直编制30名及以下、市（地）编制5名及以下、县（市）编制3名及以下单位进行整合撤并；省直编制5名及以下单位一律撤并。对于批准设立时间超过两年，仍未进人落编，组织机构空壳化、职能任务空心化、单位设立有名无实的“空壳”事业单位，黑龙江省一律清理撤销。黑龙江省对机构编制规模与职能作用不匹配的“虚大空”单位，压缩编制数量，对同一部门内部职能相同或相近单位，进行优化整合。节省工期，节约造价，保证质量，还不担心出现“拉锁路”，刚完工不久的大庆市经七街道路延伸工程，成为大庆市道路建设的标杆工程。“这是‘十八合一’后显现的‘化学’效果。”大庆市城管局局长刘羽说。大庆市城管局下辖供热燃气、园林绿化、供水排水等12个行业的18个事业单位，合并成大庆市城市管理事业发展中心，当初的各自为战，变成如今的统筹合作。这次改革中，大庆市精简事业机构42%、事业编制21%。压规模，优结构，纯公益，强服务。黑龙江省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截至今年10月底，全省省直涉改事业单位合计精简机构573个、占比51%，精简事业编制近2万个、占比29%，精简内部机构1402个、占比28%。市县事业机构和编制精简均超10%。

“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我们再也不用忙着创收了，租出去20多年的房子也可以收回来了。”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于德水说，“我们的科研人员这下可以坐住板凳，专心做科研了”。成立于1959年的微生物所是一家具有很强公益属性的研究所，建有东北地区最大专业微生物种质保藏机构，其选育的黑木耳品系是国家认定的食用菌菌种，辐射带动东北地区年产值可超过百亿元。然而长期以来，微生物所作为技术成果原创单位，收入却一直捉襟见肘。为维持生计，科研人员不得不一边搞科研一边忙创收，研究所实验室被出租出去，以维持日常运转。设备陈旧、人才流失、研究水平下滑等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弱化。2018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地方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地方机构改革抓紧启动、压茬推进，要着眼于服务方便人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2018年上半年，《黑龙江省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实施意见》正式出台。根据《意见》，黑龙江省科学院将微生物所等4家院所进行清理规范，回归公益二类。至此，微生物所停止了小作坊式的菌种生产与销售业务，科研人员重新凝心聚力，着力开展特色微生物资源收集、保藏等应用基础理论研究。黑龙江聚焦机构重复设置、职责交叉、编制资源配置不科学、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财政投入很多用于事业单位人头费等突出问题，启动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在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为期两年的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工作。黑龙江重点对省直编制30名及以下、市（地）编制5名及以下、县（市）编制3名及以下单位进行整合撤并；对同一部门内部职能相同或相近事业单位进行优化整合，同时确定科研、报刊、干部教育、培训疗养、地质勘查等12个行业体制改革任务。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就是其中一类行业体制改革的成果。2018年底，黑龙江省教育厅将省教育学院、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省教育评估院等7家单位，“七合一”成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通过统筹机构设置，以教育智库服务为中心打造了13个平台，实现了从“虚大空”“小散弱”到“实干家”的有效转变。大庆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则将下辖的供热燃气、园林绿化、供水排水等12个行业的18个公益类事业单位，合并成大庆市城市管理事业发展中心，既增加了财政资金在公益服务领域的使用效益，又节约了劳动成本。这次改革中，大庆市精简事业机构42%、事业编制21%。在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过程中，黑龙江刀刃向内，“撤”“并”共举，彻底剥离行政职能。省直99家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中，8家完全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关，撤销原事业单位；46家部分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剥离划归行政机关，原事业单位纯化公益服务职能，或与其他单位进行整合撤并；45家单位结合组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统筹推进改革。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有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总站、安全管理总站、造价管理总站和省墙改办4家承担行政职能的参公事业单位。这一次，这4家单位被整合为黑龙江省建设工程监测中心，成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原有行政职能全部划归省厅的机关处室。“以后将更加突出技术支持和服务功能。”黑龙江省建设工程监测中心负责人说。黑龙江省规定，改革后，公益一类单位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公益二类单位一律不得从事面向市场的竞争性业务并取得竞争性经营收入。同时，规范事业单位中介服务行为，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通过改革，黑龙江大幅压缩了事业单位不合理的机构编制规模，重点保障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退役军人等社会民生领域事业发展对机构编制的需要。截至2019年12月底，省直涉改事业单位精简机构599个，精简编制1.99万名；市县涉改事业单位精简机构4346个，精简编制7.64万名。（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维维）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马银鹏向记者介绍他的科研工作。黑龙江日报1月3日讯 “我们通过气味、颜色、厚度、泡发率等感官指标对不同黑木耳样品进行初步评价，再上机通过物性分析仪进行品质评价，数据就直接传输到电脑上了。”日前，在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二楼的食用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马银鹏向记者介绍起黑木耳品质评价的研究工作流程。马银鹏2012年从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微生物专业硕士毕业后，来到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食用菌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以黑木耳为主的食用菌品种保藏和选育、优良种质资源鉴定和评价、食用菌精深栽培技术研究和推广、食用菌精深加工产品研究和开发等工作，部分研究成果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专心科研致力于黑木耳研究山东小伙马银鹏总会被问及为什么选择来黑龙江工作。“我读研时，师从中国农科院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金霞研究员，从事大型真菌方向的研究，毕业时老师推荐我到黑龙江省科学院工作。黑龙江黑木耳产量占全国半壁江山，省科学院的黑木耳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这里的平台起点高，所以我就选择来到这里开启新的科研之路。”马银鹏说。工作以来，马银鹏先后主持完成省科学院青年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不同代用原料对黑木耳品质影响的研究”和重点项目“黑龙江省木耳主栽品种SSR遗传多样性分析”，研究成果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先后参与完成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中黑木耳菌丝后熟相关研究、黑龙江省科研机构创新能力提升专项计划中黑木耳品质评价研究工作、黑木耳国标修订中黑木耳泡发率指标的试验工作等。“我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进行黑木耳品质评价，针对黑木耳质量好坏形成一套比较全面综合的评价体系，通过量化指标的评价将黑木耳分成一级、二级、三级。”马银鹏说，“通常品质评价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态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感官上的评价；二是食用品质也就是口感，我们可以通过‘物性分析仪’来测定，包括硬度、脆性、粘聚性等方面的量化指标；三是营养品质方面，通过多糖、粗蛋白、氨基酸等成分的测定来进行评价。”“目前相关部门正在修订黑木耳国家标准，也征求了我们研究所的意见，并将一部分纳入到新国标之中，马银鹏的工作为未来黑木耳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食用菌研究中心主任张丕奇告诉记者。马银鹏参与研发的集中催芽技术、低温养菌技术、原料替代技术等应用在黑木耳生产中，在实现成本降低、产量提高、品质提升的同时，还提高了秸秆资源的利用，减少焚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实现综合效益10%的提升。送技术下乡助力精准扶贫作为2018年我省“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计划支持的科研人员，马银鹏负责拜泉县大众乡自爱村的科技扶贫工作。2018年以来，马银鹏多次到自爱村为当地百姓讲解黑木耳种植技术，并进行现场种植指导。马银鹏第一次到自爱村扶贫时，黑木耳已经下地，但他发现有的菌袋存在污染现象。“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导致产量大幅度降低。”马银鹏立即指导村民将污染菌袋单独挑出来进行深埋。他说，“在农业种植的整个过程中农民工作量大，细枝末节的地方难免会忽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改变农业粗放管理的习惯，使其通过精细化作业提高种植效益。”在对自爱村的帮扶工作中，马银鹏不仅提供了黑木耳种植技术方面的指导，在其他方面也竭尽全力。自爱村种香瓜的农户比较多，有一次一位农户因为香瓜烂根问题找到马银鹏，他便通过微信群联系到了“三区”人才计划中一位东北农业大学老师帮助解决。马银鹏说，“我们在帮扶工作中特别注重种植方面知识的宣讲，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帮助农民实现收益最大化，达到依靠技术脱贫致富的目的。”沉心踏实奋力走出卓越科研路说起马银鹏，同事们都会用踏实稳重来评价他。“他从中国农科院毕业来到我们这里工作，能够沉下心来专心科研，踏实肯干、业务精良，而且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经验、方法和思路，并承担了所里很多科研项目。”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尹德亮对马银鹏赞赏有加。在听到这些评价时，马银鹏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踏实、肯干都是必备的素质。“在我申请第一个黑木耳品质评价方面的课题时，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最早人们评价黑木耳品质都是通过感官，人为因素影响比较大。如果能有数据化、量化的研究，结果才会更有说服力。”马银鹏说，“当时是所里的领导经过与哈商大食品学院协商，借用其‘物性分析仪’来进行量化研究，后来为方便科研所里也采购了一台‘物性分析仪’，才有了后来的很多成果。”马银鹏对此感触颇深，他说：“很感谢领导给予的信任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做好我的科研工作。”马银鹏现在的工作很忙，每年只在过年时才能回一次山东老家。但为了能够开拓科研眼界，他选择了继续深造，2018年他考取了东北林业大学森林植物资源学专业读博士一年级。“读博能够接触到更前沿的科研理念和成果，为我今后继续从事黑木耳产品深加工做准备。”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还要攻读在职博士，需要耗费的心力可想而知，但马银鹏却说：“科研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付出很多辛苦和努力。我希望能通过努力对黑木耳活性成分做一些深入研究，将黑木耳中有助于降血糖、降血脂等的活性物质提取出来并研究透彻，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香港商报黑龙江新闻3月19日电】记者付彦华报道 三月北国哈尔滨春寒料俏，冰雪消融，在疫情还没有全面胜利之际，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成高子镇的哈尔滨东晨羊肚菌专业合作社60多栋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一垄垄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 哈尔滨东晨羊肚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景东信心十足地称，这个项目在黑龙江试种成功，可以说是填补了全省空白，将其打造成全省最大羊肚菌种植基地，带领全镇农民脱贸致富。中科院羊肚菌示范基地记者眼中的羊肚菌羊肚菌及其产业在东北还不被很多人所熟知。3月17日，记者走进了哈尔滨东晨羊肚菌专业合作社。最先进入眼帘的是“中科院羊肚菌示范基地”给人一丝神秘感。理事长张景东是第一个将其技术引进黑龙江的“吃螃蟹者”。他说，羊肚菌又称羊肚菜，又名草笠竹，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功效上具有补肾、壮阳、补脑、提神、抗癌等功效。羊肚菌的营养相当丰富，据测定，羊肚菌含粗蛋白20%、粗脂肪26%、碳水化合物38.1%，特别是谷氨酸含量高达1.76 %，有“素中之荤”的美称。新鲜羊肚菌可以煲汤，蒸排骨等。记者低下身，仔细观察，羊肚菌的样子很特别，白白的菌柄上那顶古怪的菌帽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极似羊肚，用鼻子闻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大棚里长势喜人的羊肚菌羊肚菌在黑龙江试种成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每一栋大棚里，都有数不清的羊肚菌在菌袋覆盖后的黑土里绽放，犹如一场春雨后，一片片蘑菇在森林树下长大。这是带给记者最直观的感觉。羊肚菌在大棚里一条打垄上有序生长，非杂乱无章，其长势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感，令人心情愉悦。大棚的室温表显示，地表温度是12度。羊肚菌喜欢寒冷，不喜欢高温，这个温度正合适，菌种是“羊肚菌六妹”。最值得欣慰的是，羊肚菌在黑龙江试种成功。技术支撑由中科院昆明研究所提供，繁育由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提供支持。不用喷药，不用施化肥，是纯绿色有机食品。云南、四川等省市的市民特别爱吃。算算经济账张景东为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鲜羊肚菌批发价每斤200元，零售价每斤500～600百元。一亩地效益应该是3～5万，一年两茬，一亩地应该是6～10万，效益十分可观。羊肚菌最征服美食家的方面是它柔嫩的口感、难以描述的美味，再加上那独特的外形，吃上一次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谈及销售，张景东称，云南、四川等省市的市民特别爱吃，而黑龙江人对羊肚菌还是一个认知过程，还不知这个东西怎么吃，很多人对其一脸懵懂，在打哈尔滨市场的同时，还要以北、上、广、深经济发过地区为主，他有销售渠道。张景东高兴地说，在有10来天，大棚里的羊肚菌将全面上市，黑龙江人可以有口福，尝到自己家门口产的菌。专家：羊肚菌今年一定能大丰收这几天张景东的心里格外亮堂，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将与其挂牌合作。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家张云志在接受香港商报记者电话采访时高兴地说：“他们是省内最大的羊肚菌种植基地，羊肚菌今年一定能大丰收，祝贺他们！”他说，羊肚菌是四大名菌之一，营养丰富，这个项目是国家关注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结合，在黑龙江是一个空白期，而黑龙江又有寒地黑土，也特别适合其生长，可以带动农民增收，应在黑龙江大力推广，一定会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筑起防疫青春长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们纷纷行动起来，不惧险情、冲锋在前，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投入战斗，承担社会责任，医护人员舍身忘我奋勇“逆行”，医学生物学专家日以继夜进行抗病毒研究，许多会员所在的企业也献出爱心捐款捐物、驰援湖北，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医者仁心 坚守一线中青科协会员熊念，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红会医院是一所综合性二级医院，被整体征用后只开发热门诊，收治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患者。熊念介绍，接到上级通知后，该院仅用一天，就按照流程完成医院改造，清退各类慢性病人330人，腾出了400张床，紧急培训内、外、妇、儿科等各科医护转岗成为呼吸科医生。开设发热门诊首日，该院门诊达1700人次，次日增至2400人次。“武汉病例仍有递增，如有需要，心内科郭媛媛强烈请战支援武汉！我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党员，国家有难，理应冲锋！”在第一次落选支援武汉医疗队后，中青科协会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郭媛媛再次发出请战书。2月13日，在郭媛媛的强烈请战下，她成为了黑龙江省第四批援助湖北武汉医疗队队员。收整好行囊，告别一直牵挂着她的家人，郭媛媛逆行而上，征战武汉！“初心使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黑龙江省青科协会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赵帅，是一名85后，面对疫情，他坚定地选择了逆行。他说，“用科学战胜病毒，也是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除了战斗在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可敬可爱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我们众志成城。”作为黑龙江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成员，赵帅奔赴武汉一线支援抗疫工作。赵帅“武汉，道虽不远却任重。我们必将发扬湘雅精神，发挥平生所学，全力投入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病例的抢救中”。2月1日，五届中青科协常务理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事雷光华带领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2名ICU护士长组成专家管理团队出征武汉，用湘雅经验助力当地抗疫。出征前的雷光华（左三）与同事们方雪晖，中青科协会员，安徽省胸科医院（安徽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人事科科长，作为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主动担当，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参与组织防控专业技术人员分诊、预检、消杀等防控流程培训，参与疫情防控人员的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工作等，他主动放弃春节休假，从年三十一直坚守岗位至今。方雪晖（左一）在一线检查督导发热患者预检分诊和隔离情况像方雪晖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中青科协会员还有很多。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徐淼等医生都坚守在各地对抗疫情的第一线，用行动践行医者仁心和使命担当。在全国提倡少出门、不聚集的居家隔离期，为了给有问诊需求的群众提供医疗便利，减少出门风险，五届中青科协常务理事、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双卫兵，五届中青科协理事、北京天坛医院刘爱华，五届中青科协会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王洁妤等医师们纷纷加入免费问诊平台。科研科普 智力助力中青科协理事王琳，是武汉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她介绍到，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实验室自成立以来，每天可开展核酸检测项目200人份以上。目前已抽调科室骨干，每天三班倒，加快检测工作的进程。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了春节假期的休息及和亲人团聚的机会，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该检测项目的开展有效地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快捷灵敏的检测，有效加快了疑似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进程。下一步科室还拟继续加快检测速度，进一步扩大检测规模。王琳在国家卫健委第一次披露新冠肺炎情况的当日，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成立了“个医”团队，并与李兰娟院士取得联系，与李兰娟院士团队共同合作，投入到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战斗中。在连续十几天的日夜作战中，联合团队做出的疫情趋势图与真实情况的拟合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有意识的人知道谁传染我了，我被隔离了，但是无意识密接人当中呢？”中青科协理事、每日互动公司董事长方毅说，“（人群分析）它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以把这些敏感的传染源第一时间锁定隔离；第二，帮助政府决策它的物资投放以及管控的手段。” 方毅（中）与同事们探讨工作通过大数据，联合团队帮助疫情防控部门找到工作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景。目前，联合团队已将数据分析成果提供给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为疫情防控相关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实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可追溯、可预测、可视化和可量化。“大数据+流行病学”的创新，也许会给这次的疫情防控，提供一条创新又重要的道路。“作为科研国家队必须迎难而上、与疫情争分夺秒。”中青科协生物与医药科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研究组长施一和他的团队从一月就开始启动相关研究，春节假期也都坚守在岗位上。为了降低大众的恐慌心理，连续刊发系列科普文稿。中青科协生物医药专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儿童医院张鑫也第一时间推出了专门针对儿童防护新冠肺炎的科普文章。疫情面前，心理健康同样不容忽视，中青科协会员、高校辽沈校友联盟主任赵东阳参与开通网络心理咨询服务通道，为疫区师生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施一中青科协理事、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第19批博士服务团挂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局党组成员、局长助理陈杰浩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疫情防控数据分析工作，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的“战斗”中，为全区抗击疫情提供了数据支持，发布动态信息和防控知识，为全区582家政府网站和1000多家政务新媒体转载“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专题。陈杰浩向区党委一行汇报疫情大数据防控体系绿色通道 畅通运输“物流是维持城市运转的基础，作为互联网物流公司，我们希望以我们所能为抗击疫情尽一份薄力。这个公益救援运输我们还会坚持做下去，直到疫情结束。”中青科协副会长、货拉拉CEO周胜馥说。1月23日货拉拉成立疫情防控专项领导小组和“货拉拉服务队”，并及时向社会开放免费救援物资运输专用“绿色通道”，调集平台全部运力，免费为政府机构、官方慈善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救援物资提供运输服务。同时在武汉各区均设有货拉拉专人负责安排运力，快速响应，快速调配，直抵一线各级医院。货拉拉与武汉城市连锁便利店Today发起医务工作者“爱心午餐”公益项目，为武汉40余家医院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运输“爱心餐食”，保证一线医务工作者午餐时间能吃到可口饭菜。货拉拉北京分公司协助国家应急管理部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及中华志愿者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紧急运输10000只医用防护口罩，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保驾护航。除在武汉主战场发挥作用外，货拉拉全国一盘棋，在成都、厦门等地，积极储备运力，随时待命。截至目前，货拉拉支援武汉绿色通道已承接152批运输需求，其中包括1次跨省订单、14次跨城订单、137次同城订单。累计运输火神山医院10套双开门铁门、40多家医院32211份爱心餐饮、30万余只口罩、13700套防护服、10余吨牛奶和蔬菜、1000箱香蕉以及消毒水等支援物资。货拉拉支援武汉绿色通道会一直持续，整个疫情期间“爱心午餐”行动也会一直持续。捐款捐物 保障后方中青科协副会长、中健康桥医药集团董事会主席刘宗杰第一时间响应广东团省委爱心捐款号召，带头向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20万元，广泛发动、积极号召青联委员、青科协会员等捐款捐物，为防控疫情贡献出力量。同时，在疫情期间，刘宗杰还特别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小企业大都会面临现金流压力，尤其是餐饮、旅游、电影等行业，做企业，都不容易”。因此，刘宗杰积极通过政协、青联等组织为中小企业发声，建议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金融支持、服务支持，万众一心，共同度过难关、战胜疫情。在国家卫健委第一次披露信息以后，中青科协理事、北京北斗国星数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焦永涛积极响应家乡黑龙江团省委的号召，第一时间组织省青联和省青科协为武汉捐款捐物资。截止目前焦永涛个人捐赠现金100万元，物资220万元。 中青科协理事、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苏子华坚持“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战斗”，得知公司的产品对早期患者非常有效之后，苏子华带领员工第一时间协调原料厂，放弃休假、开足马力复产，保证了公司制造的Elisa重症呼吸机、ACM812A急救呼吸机和TNI经鼻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等70台呼吸机及时送往武汉一线。中青科协会员、坎德拉（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贺智威向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北京301、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等医院共捐赠10台医疗机器人及相关配套产品，总价值约628万元，专门用于医疗物资配送和院区消毒，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疫情爆发期人力紧张、医务人员（疲劳作战）压力，降低感染风险。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中青科协会员、汇宇制药董事长丁兆立即通过当地政府捐赠口罩12000个、医用防护服1500件。随着疫情的扩散和确诊人数的迅速增加，湖北以及多地的医院医用防护物资告急，汇宇制药通过其在英国的子公司Seacross紧急启动海外渠道采购价值近100万元的医疗防护物资，捐赠给湖北和四川等地的医院。他说：“当前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企业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抗击疫情行动，仍在继续，疫情不退，青年科技工作者不退！让我们全力以赴，一起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点击图片，查看活动详细信息团团有话说 第81期隔离期间在家线上学习的你，和平时有什么不同？是多了书桌边永远吃不完的水果？还是发现了老师们的“直播”新技能？家里的凳子有没有舒服一点？家长会不会悄悄坐在你身后一起听老师讲课？快来和团团分享吧~无论是学习学到的心得体会，还是宅家学习的小快乐或小烦恼，团团都会认真阅读的！也会挑选有趣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呦~定制专属战“疫”头像共青团中央微信平台“疫情谣言粉碎机”上线了！

落日余晖映照在山西农业大学，校园内，一片安详静谧。刚参加完第五届全国（山西·中阳）木耳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回来的山西农业大学教授常明昌，无暇欣赏校园风景，急匆匆奔向实验室，心里盘算着，吕梁市中阳县要成为华北木耳第一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作为山西省现代食用菌产业的奠基人，常明昌是中阳县食用菌产业总顾问，从2018年起步，不到3年时间，中阳县黑木耳栽培规模已达到1600万棒，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5000人左右。常明昌却说，这些年他就做了两件事，科技扶贫和立德树人。扶贫：帮扶40余县，数十万农户受益6月2日凌晨，常明昌的手机响了起来。“常教授，半个月了，菌棒出不了木耳，怎么办？这是木耳的视频，您看一下。”中阳县车鸣峪乡弓村村民梁小平发来一连串微信。“千万要注意高温，要加强通风换气降温。”常明昌一边回复梁小平，一边将信息转发给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张介驰。“这些现象多数是开口催芽阶段高温缺氧导致，也有感染杂菌和螨虫造成的。”在与张介驰商量研究后，他给了梁小平一个准确的答复，又将这个问题发送到木耳种植户群里，提醒大家注意类似情况发生。但常明昌还是放心不下，立即驱车前往中阳，实地查看木耳种植情况。5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已经是他第18次去中阳。一边是山，一边是沟。常明昌就是这样一趟一趟往返在崎岖的山路上。在常明昌的手机里，有40多个食用菌种植群，每个群都有百余人。至于菇农的微信，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个。主动加微信、开心地合影、与村民同吃同住……在菇农眼里，常明昌怎么也不像教授。“现在菌袋已经到了关键时期，长得挺好，到了转色的时候了，转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光、气、湿四个关键环节的协调管理。”这是4月26日，在吕梁市临县青凉寺乡柳沟村山圪崂农业合作社大棚里，常明昌给合作社社员董继兰手把手指导。“常教授指导我们盖起了大棚，一年最少能挣2万元。”董继兰说。“给农民朋友讲课不能像给本科生、研究生讲课，语言要接地气，要用他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做比喻来培训，这样才能把课讲到他们的心坎里。”常明昌说。山圪崂农业合作社理事长郭凯嘉是常明昌的“铁粉”。他一直记得，常明昌如何把自己从一个“门外汉”，培养成香菇合作社的负责人。郭凯嘉管理着11个发菌棚、31个出菇棚，年栽培香菇近40万袋，产值可达300多万元。“常教授将他多年的科研成果总结成简单易懂、操作性很强的技术流程，只要按流程上的时间节点上架、割袋、补水，出现异常及时沟通，绝对没有问题。”一说起常明昌，郭凯嘉就有说不完的话。2014年，常明昌带领团队在临县开始食用菌科技扶贫。县里的香菇产业从零起步，目前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2019年栽培香菇1500多万袋，鲜菇产量达1.1万吨，产值突破1.3亿元。从最初服务一户、两户菇农，进行一家一户庭院式栽培，到引进社会资本，推动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模式。从开始研究食用菌算起，35年来，常明昌跑了山西省83个县，在40多个县开展社会服务和科技扶贫，帮助31家企业建立了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推广优良品种300多个，打造了山西最大的香菇、木耳、白灵菇、绣球菌、杏鲍菇、灵芝、猴头等基地，经济效益达36亿元，数十万农户因此受益。与此同时，常明昌带领团队先后举办食用菌培训400多期，培训农民4万多人次，还开设了免费咨询电话、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教学：教授学生12000余人，一批“蘑菇王子”投入科技扶贫从1998年开始，常明昌的“食用菌栽培学”课程，就是学校里最大的选修课，也是最受欢迎的课。每次上课，330人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很多校外学生慕名来听课。中国食用菌产业年产值达3000亿元，却没有一个真正完整的食用菌学科来培养专业人才，这是常明昌心头的憾事。早在2011年，常明昌就设想着创立食用菌本科专业，实现食用菌研究几代人的梦想。2020年3月3日，是常明昌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山西农业大学“食用菌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首个食用菌本科专业，开创了中国食用菌科学大学教育的先河。作为一名教师，35年来，常明昌教过的学生有12000余名，其中一大批成为像他一样的科技扶贫带头人。江利斌是常明昌的得意弟子，被评为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是迄今为止山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大学生。2010年，江利斌考入山西农大园艺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上大学第13天，我第一次接触食用菌，从此爱上食用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江利斌记忆犹新。他从蹭常明昌的“食用菌栽培学”课程开始，一蹭就是4年，完成了与食用菌相关的所有课程。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江利斌在学校附近租了8亩土地，开始了大棚蘑菇研究，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他心里发芽：毕业后带领更多乡亲致富。如今，那颗种子早已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果实。31岁的江利斌在家乡长治市黎城县北委泉村建起了50多亩的平菇和香菇大棚，带领村子里70多户贫困户和邻村北坡村67户贫困户，过上了好日子。能动手、会动手、敢动手的学生，最得常明昌喜欢，“蘑菇王子”黄超就是其中之一。原本是农业科学专业的黄超，把常明昌的选修课当专业课来学。大三时，黄超开始在学校里种起了蘑菇，他说：“我要将书本里的知识变成真实的蘑菇。”2009年，刚毕业的黄超成立了太谷县绿能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有20个大棚。像自己的老师一样，黄超竭尽所能带领村民致富。2010年，黄超来到晋中和顺县牛川乡化南沟村蹲点扶贫，带领200多名村民改造牛棚、种植蘑菇，经过3年的时间，村里种植蘑菇超30亩。如今，黄超已经为30多个县的菇农提供过技术服务。“常老师从不耽误学生的课，好多次都是为了第二天按时上课，连夜从外地赶回。”同是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的孟俊龙告诉记者，他是常明昌带的第一位研究生。“将木屑等废物堆积在一起，就长出了香菇，这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2000年，在跟随常明昌参加暑假实习时，读大三的孟俊龙在第一眼看见出菇的瞬间，便对食用菌种植“情有独钟”。除了对食用菌的热爱，常明昌的一言一行，也让孟俊龙看到了一个别样的大学教授。“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和农户打成一片，早晨喝大叶茶就馒头咸菜，中午面条就着盐拌着吃。”孟俊龙回忆着20年来导师的点点滴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56岁的常明昌已经桃李满天下，看着学生们奔向四面八方的科技扶贫大道，他知道自己浇灌的蘑菇之花必将长盛不衰。科研：学术与实践齐头并进，打造农业4.0时代常明昌出生在山西大同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81年，他考上了山西大学生物系。做野外调查，采集藻类和真菌标本，去的地方都是深山老林、戈壁荒漠。每天步行五六十里路，有时候独自一人吃住在山里。大学4年，常明昌走过了大半个中国。1985年，常明昌大学毕业后进入山西农业大学工作。他追随著名真菌学家刘波，倾心于食用菌栽培、山野资源开发、真菌分类、保健食品和块菌研究。在刘波眼里，常明昌是真正能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学生。刘波没有看错，仅仅27岁的常明昌发表了45篇论文和两本专著。然而，常明昌有自己的想法，论文写得再好只是纸上谈兵，科研应该走出实验室，送到田间地头，广阔大地才是一展身手的真正舞台。1992年，常明昌开始着手创建山西农业大学食用菌科技服务中心，决心走食用菌栽培推广的道路。挖几条地沟，搭上木棍竹片，盖上塑料布，这就是最开始的实验场所。在这个闷热潮湿的菇棚里，他经常一待就是24小时，随时观察环境变化，不停地烧火、调湿、保温。1996年3月18日，常明昌培育出了直径47厘米、重量8.2斤、世界最大的猴头菇。在那之后，一道道难关被攻克，常明昌的学术论文与实践论文齐头并进。这也成为他扶贫道路上最坚实的基础。35年来，常明昌共发表学术论文216篇，出版著作12部，主编21世纪全国高校食用菌本、专科统编教材两部，主编全国“十一五”规划专科教材《食用菌栽培》和本科教材《食用菌栽培学》2部。35年来，常明昌带领团队先后培育了晋灵芝1号和晋猴头96号两个新品种，“三位一体”香菇周年化高效生产技术、黄土高原杏鲍菇、白色金针菇工厂化高效栽培技术、银耳工厂化生产技术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8月的吕梁市中阳县神堂峪黑木耳栽培基地，一个个木耳菌棒从棚顶垂直坠下，菌棒上一只只小木耳，就像一朵朵小花恣意绽放。“全国栽培黑木耳，一般只有春栽和秋栽。但在吕梁山区黄土高原冷凉气候和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实现了春栽、夏栽、秋栽不间断，这在世界上也属于领先水平。”常明昌告诉记者。走进山西腾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黑木耳菌棒生产厂，迎面而来的是一块食用菌物联网采集展示系统大屏幕，在这里可以看到全县黑木耳的生长情况。作为该公司智能出菇实验基地核心的实验室，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化集成技术，通过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氧气等出菇所需要的关键因子，人工模拟出最佳出菇环境，采集最精准的出菇数据，为研发中心驯化筛选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栽培技术提供各项指标数据。走工业化道路，用非农思想解决“三农”问题，是常明昌扶贫路上的又一次转型。“未来，农业要实现转型发展，要打造农业4.0时代。”常明昌信心满满地说。 来源：光明日报

近年来，加格达奇区结合区情实际，在落实人才兴区战略中，以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重点，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促合作等柔性引才新方式，大力实施人才智力引进工程，着力破解高层次人才短缺难题，有效形成了引智共享、借智增力、聚智登高的人才工作新局面。请进来，引智共享。这个区坚持不求所在所有，但求所用所为的原则，通过聘请各类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为加区发展提供技术指导、远程服务等方面的智力支持。目前，加区医院与北京鸿林盛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通过引进医疗设备、专家定期坐诊建立的以脊柱疼痛微创介入治疗、康复技术为主的疼痛治疗和中西医结合的正骨特色专科，已取得良好的诊疗服务成效。围绕发展加北、白桦两乡特色种植业，先后聘请省农科院克山分院副院长、研究员、马铃薯专家等深入两乡开展棚室基地规划设计，为农户现场进行马铃薯、棚室蔬菜生产栽培技术培训。走出去，借智增力。组织本土实用人才到先进的地区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先后选派3名农村党组织书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返乡下乡创业人才参加省地组织的新型农业主体培育、创业富民培训班；组织4名基层农村党委书记、定点驻村第一书记赴山东济宁实地参观学习嘉祥县万张街道曹庄村、郭庄村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经验；组织棚室种植技术骨干10余人赴哈尔滨市和勃利县考察葡萄和草莓的种植技术；组织40余名农村“两委”干部、大学生村官、致富带头人赴甘南县兴十四村学习棚室栽培、合作社管理等知识。依托地区“十百千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工程”，推荐10余名本土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参加企业家高级研修班，改善企业家的知识结构，开阔企业家的眼界思路。促合作，聚智登高。依托大项目集聚人才，促进高校以技术成果和专利技术与加区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百盛蓝莓、绿源蜂业等科技型企业与吉林药业大学、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对接，柔性引进国内专家教授、紧缺人才12人，北奇神越橘益生菌粉、富林蓝莓及其食用菌功能性产品、绿源蜂业蜂花粉核酸成果转化、百盛公司黑木耳超微降脂代餐粉等绿色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出，有力地提升了企业新产品的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黑龙江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见到石杰时，她正趴在显微镜上调整镜头，准备对分离的微生物进行镜检。1984年出生的石杰在西南大学微生物专业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眷恋来到黑龙江省科学院大庆分院生物新技术研究所，从事农业微生物与功能食品等方面的研发。石杰2014年远赴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微生物实验室进行学术访问交流。“那段日子是痛并快乐的。”石杰回忆道，“刚到西班牙时，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她在学习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实验技术同时，每天挤出时间去学习语言。从初期融入的艰难到后期工作的自如，石杰不仅从实验技能上学有所得，更从文化的碰撞中扩展了视野。回国后，石杰将学到的构建突变株的方法以及基因功能研究的方法介绍给同事们，为后来在农业及生物领域中的分子生物学方向的研究开拓了思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石杰和同事们就完成了根瘤菌研究有关的地市级项目三项，省级项目一项。其中，石杰参与的“寒地耐盐碱苜蓿根瘤菌选育及生产技术产业化”项目，获得了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她告诉记者，苜蓿含有20种以上氨基酸，是畜禽的优质饲料，还具有防止风蚀、保持水土和改良退化土壤作用。当梦想与现实汇合，人生放射出绚烂的光彩。石杰说：“今后，我要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为龙江现代农业发展奉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