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研究杂志

美国著名哲学家与教育家约翰·杜威，是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的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伯苓、郭秉文等人，将其民主与教育思想在中国进行广泛的传播和实践，他本人也曾于1919年4月30日开启了对中国长达两年多的访问。在杜威抵达中国五天后，北京便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五四运动，他目睹了一个新生的国家接受民主的洗礼。他满怀热情和同情地撰写了大量文章，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为新生的中华民国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并游历了中国的十余个省份，通过两百余场演说传播自己的民主和教育哲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旋风。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我们在回顾那场风云激荡的政治和文化运动时，一定不能忽视“洋孔子”杜威所做的思想贡献。撰文 |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因偶遇五四运动，改变原定的中国之行一切似乎是安排好的，当时已经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杜威，在与美国文化有很大差异的中国“偶遇”了五四运动。说“偶遇”是因为1919年初杜威和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曼赴东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游，当他们从旧金山准备启程时，收到东京帝国大学邀请他到日本作讲学的致电，他欣然答应后，又接受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增加了很多场次的讲演。杜威到日本并没把中国列在他远东之行的计划内，但他的中国学生胡适、陶行知急不可耐地发出邀请，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经日本，登门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5个学术教育团体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才有了杜威的中国之行。1919年5月3日，杜威到中国的第4天，他在江苏省教育会作了第一场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报告，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场内“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次日，中国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身在上海的杜威，显然没有像当时对巴黎和会关注的中国人那样及早得到五四运动的信息。稍稍拉长时距看，杜威4月30日下午从上海下船踏上中国土地，5月1日在家书中说：“我在中国睡了一晚，但是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中国还没有映入我们的眼帘”。但他由挂一国牌照的车不能进入另一个区域敏锐观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细致地观察中国的饮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书中依然只讲到缠足女子和商场见闻，未提及五四运动。约翰·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他的思想涵盖逻辑学、认识论、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哲学、美术和宗教，主要教育学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条》《学校和社会》《儿童与课程》《民主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经验与教育》和《人的问题》等。5月5日，当时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学生蒋梦麟，陪同杜威到蒋的家乡浙江杭州游览、演讲并任翻译。5月7日，蒋梦麟中途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学生运动爆发了，他收到电报要求立即回京。可以确定的是，杜威此时知道了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但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详情。一旦他得到第一份关于五四运动的信息，他就被迷住了。在5月12日的家书中，他开篇就说：“北京的风暴似乎现在已经平静了，大臣们依旧把着官位，而学生们被释放出来了。”接下来在信中不时穿插些运动的信息。事实上，他得出的“平静了”的消息也不准确。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5月30日，杜威终于来到北京，目睹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惊，并为那种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所深深震撼。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他们手持“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卖国奴曹汝霖”等标语走上街头。由于五四运动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想留在中国看个究竟。他改变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国的原定计划，决定向哥伦比亚大学再请假一年，留在中国。6月初是北京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6月5日，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给女儿报告了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杜威后来得悉政府这样丢脸的屈服是因为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而在前天罢市了，他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晃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五四运动当天的集会者。6月16日，杜威在家信中说三个“卖国贼”已经辞职，学生罢课已经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诉女儿：“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想一想我们国家十四岁以上的孩子，如果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7月2日，他在家信中写道：“这里的政治气氛又紧张了。据说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两天以后，他又写道：“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象得到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在后来发表的《中国的学生反抗》等数篇文章中，杜威对五四运动做了堪称全面、详细的记述，其中，他直言“最糟的是大学已经变成了监狱，而许多军队围着它搭起了帐篷，外面还张贴一张公告，说明这就是演讲妨碍和平的学生的囚禁之地。这是不合法的，等于用军队查封一所大学，而后其他的团体就非对政府让步不可。”从杜威的家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的观感尚缺系统的背景，一些判断事后又被他自己所否定。1919年12月，他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作为一位哲学家，杜威对五四的关注不限于具体细节，而是以小见大，他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表达证实了他的关注程度和深度高到什么地步，几乎接近于外国驻中国的专业媒体记者。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被释放返校。2著文、演说、会见：杜威与中国的互动随着观察的深入，有意无意间，不知不觉中年届六十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中，成了广义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并以独特的身份和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与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互动。杜威参与互动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在媒体上公开发文章，他先后写了《中国的学生反抗》《学潮的结局》《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等涉及五四运动的文章，还在家信中反复讲述五四相关的情形，其中《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有些地方他们比我们更民主》《我们看到了中国活生生的一页史实》《中国真正的觉醒》等直接讲到五四运动，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立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参与互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与各方面人士的交往。杜威后来回忆说，在中国的早期日子里，最高兴的一天是5月12日与孙中山先生的见面，当晚孙中山亲赴沧州别墅拜访杜威博士，并共进晚餐。在餐桌上两人就“知行合一”的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使人们崇尚空谈，知而不行，他反其道而行之，告诉杜威即将出一本证明“知难行易”的书，并征求这位哲学家的意见。杜威听完孙中山的阐述颇受触动，支持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欣慰。杜威得出在中国人中或许有争议的结论，“前总统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哲学家”，杜威因得出孙中山是哲学家的判断而淡化了他革命者的真实身份。这件事说明由于信息不对称，杜威在这样的互动中也可能产生误判。无论如何，在杜威的回忆中：“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民主之为自由》（美）约翰·杜威著，刘放桐、陈亚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点击封面可购买）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上刊文道：“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有人将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表述成一个梯级链式结构，首席代言人是胡适，还有他的学生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郭秉文、郑晓沧、陈鹤琴、李建勋等人，还有一些并非他的学生的热血青年，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言人是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胡适受到杜威的很大影响。《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讲：“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由于受到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主张的影响，毛泽东1920年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就组织了“问题研究会”，在毛泽东为研究会所拟定的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中，就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所经销的图书中包括《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多种杜威的著作。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互动的最主要也是发生影响最大的方式当然还是讲座。5月18日下午7时，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真正之爱国》，5月25日晚演讲《共和国之精神》，各校学生听讲者3000余人，从讲题看就是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回应。5月底杜威离开南京，前往北京、天津演讲。自1919年4月30日从上海下船到中国，到1921年8月2日从青岛登船由日本回美国，杜威除了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向高级班的学生直接用英语教学，还作了200余次演讲，足迹遍及中国当时22个省中的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由于听讲者十分踊跃，杜威在“那些省城里的讲演都被安排在最大的会场里，那是必要的”。“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当杜威来华的资助者和从前的学生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时，都希望他能在讲演中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杜威后来在中国各地讲演的内容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在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情况下，杜威在中国演讲的主题有：民主政治；科学的实验主义方法；基于民主政治的哲学和教育，以上三个主题组成一个三角形，不仅与五四的主题深度切合，借助当时全国各地报纸对杜威的访问和讲演活动所做的充分报道，成为很多人参与运动新的校准和推动力。《民主与教育》（美）约翰·杜威著，薛绚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1月（点击封面可购买）3从传统到现代：杜威与“五四”的深层关联杜威与“五四”的深层互动显然在文化方面。1915年就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思想条件，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器。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也以此为主题，但前者是文化运动，后者发展成了暴力事件。与当时众多中国人与儒家传统激烈对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地批判。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他有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的问题，后来他判定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杜威与弟子胡适。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缘起，则要追溯到老子与孔子哲学。他对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温和的态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于道家的处世哲学。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今雨轩为杜威举行六十岁晚餐会。由于这年杜威的生日恰与中国农历所记孔子纪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所做的祝词中称：“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并将两人的思想作了比较，在列举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处的同时也指出相异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难养，杜威说男女平权；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导创造。一年之后，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对此没有反感，反而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威认真地体验古老中国的习俗，由衷敬佩中国民众创建共和的巨大热情，并在《新共和》与《亚细亚》两本杂志上发表几十篇文章，内容主要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为中国辩护的意味。1920年，杜威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他要求人类认识自己生活的“集体化时代”，“旧的个人主义已经破产了”，需要“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1920年初，杜威在天津学生联合会讲解《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时阐明：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是真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具有独立的思想、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负完全责任。有人认为正是杜威轻视主义，重视问题，很科学而无信仰，世俗而唯物，深获中国（文）人之心，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极权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引发1922-1927年持续五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带来中国思想的大转型。如此归因显得证据不足，一方面，杜威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种族平等、不同信仰平等，文化多元，政教相对分离，在不伤及共存的前提下尽量扩大人的自由，最大限度避免暴力使用，这些是500年来人类的进步大趋势，大潮流。杜威在中国。杜威所倡导的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推进社会变革是实现民主的基础。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用讨论的方法替代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带来暴力的结果。他看到中国公共集会的场所少，并在《德莫克拉西的真义》一文中坦率地表示“这是一个大缺点。”并告诉听讲的学生：“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在这点上，1920年由苏联到中国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两年的罗素与杜威有相同判断，他感受到中国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与仇恨，根本原因在于外寇入侵和贫富差距太大，他在后来的《远东问题》中预言：“中国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放弃一切传统价值走向极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国会因为极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会认识到暴力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和平，中国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很伟大的文明。”杜威曾与罗素在湖南督军谭延闿家共进晚餐，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时他说，希望中国的雇主和劳工之双方进步与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杜威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杜威学校里的学生们。杜威主张平民主义的教育须有两大条件：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ntellectual　indiviality)；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inactivity)。就是要有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使青年人能用他自己的头脑把由经验得来的想法一个个实地验证，对于一切制度习俗都能存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公众关系的兴趣，要使人人都有一种通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否定了把一部分社会成员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能造成社会飞跃的进步逻辑。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7月18—23日在济南讲演后，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谒孔庙、游览青岛，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离开中国前谒孔庙，也许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杜威是同意的。上述事实表明，如果当时中国五四运动的众多发起者存有杜威那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将朝着理性、温和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后来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暴力事件发生。而现实中的众多中国人就如杜威所言，他们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从而引发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方向的五四运动。4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它对教育的影响延续得最为稳定，这些影响中包含了杜威所发挥的作用。杜威主张用科学和实验的方法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这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议，因为依靠科学实验产生的理性来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在何处？18-19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和理性成为许多人的宗教。唯物论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并非仅仅杜威少数人。《中国心灵的转化: 杜威论中国》（美）约翰·杜威著，刘放桐、陈亚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点击封面可购买）接下来的问题是，教育是建立在宗教主义所坚守的不变人性的信念基础之上，认为人是观念与信仰的动物；还是建立在尊从人的天性的信念基础之上。受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影响，杜威主张儿童中心，注重生活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呼吁在学校中进行一次“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哥白尼式革命”，在学校中应将中心从教师转向学生。与那种类似马戏团训练动物的传统教育方式战斗，强烈反对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学校教育，代之以鼓励发展学生的“思考技巧”和独立性。要追求生长和成长（growth）。所以，在教育上，杜威主张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要确保机会平等；教育的目的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决定，让学生成为主动、活泼、独立、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协作和服务的精神与能力，做一个能与他人合作并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人。杜威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一个夏日的午后，杜威、胡适、蒋梦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个屎壳郎在奋力推泥团，屡败屡战，胡适和蒋梦麟都称赞屎壳郎有恒心和毅力。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因为按照杜威提出的实验主义反省“五步思维法”，屡屡失败的屎壳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杜威1921年离开中国，他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机构制定的《学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史称“壬戌学制”，标志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其中强调了体现杜威教育观念的七条原则：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新学制和新课程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1928年6月，杜威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杜威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催化的作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停留在书本、文章和各种争论上，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由文化深入到了各个层级的民智启蒙。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的人生产生深刻影响，杜威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中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胡适当年送别杜威时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撰文：储朝晖；编辑：徐伟；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读书是老年人最好的养心之道，好书可以陶冶情志，开启智慧，提升思想境界与精神修养，促进身心健康。让阅读走进老年人心中，让阅读成为一种养老生活方式。为积极倡导“知行合一，立己达人”的精神思想，共同以“感恩心连心，敬老手牵手”的爱心理念，用孝心、爱心、公益心来服务与感恩老人。2019年11月30日，由六朝酒业股份集团赞助、江苏健康广播（AM846、FM100.5）主办、“行知读书汇”与九如城养老产业集团共同承办，南京百道企业发展研究所、南京艺术家园协办的感恩敬老分享会在南京高端养老服务社区九如城千手康养中心成功举办！分享会上，“行知读书汇”等众多单位的爱心人士与在场的近百位老年朋友齐聚一堂，共度美好时光！首先由南京艺术家园的越剧艺术家戚晶萍老师，为现场老年朋友们带来了两段越剧演出，以专业的唱腔和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江苏大联海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士官与军事教育学院政委凡杰以雄浑的嗓音，意气高昂地为现场的老年朋友演唱了《当那一天来临》与《强军战歌》歌曲。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老年糖尿病患者正逐渐增多，同时，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病症也深深困扰着老年朋友。那么该如何来识别和处理这种现象呢？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钟山学院老年系主任讲师、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技能大赛命题专家石金武老师进行了一期《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识别与处理》的主题分享，同时为各位老人进行详细的健康答疑解惑。随后，本场活动的主办方江苏健康广播（AM846、FM100.5）代表，江苏著名健康栏目主持人蓝天老师，带领着现场的数十位老年朋友，进行了一场《我们是一家人》的手语操表演，以感人的台上台下互动表演形式，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嘉宾。南京艺术家园的著名相声演员倪夏宇、李义两位老师为老年朋友带来了一场《人生如歌》的相声表演，以诙谐的语言，让现场欢笑不断。本场活动承办方九如城集团苏皖区域公司营销部经理周杰也介绍了九如城养老产业的发展现状，期待为老年朋友带来更好的养老体验。行知读书汇创始人、阿里巴巴商学院讲师赵鑫博士，为现场嘉宾分享了行知读书汇的“知行合一，立己达人”宗旨理念，倡导营造“一家人”的良好养老氛围，为中国养老产业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爱心动力！此次活动由六朝酒业集团赞助支持，活动中集团董事长许宁向现场嘉宾分享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倡导社会各界关怀关爱老年群体，并代表几位爱心人士向九如城集团捐赠了六朝酒、牛奶饮品、《读者》杂志等爱心礼品。（许宁董事长发言）（许宁董事长向九如城千手康养中心院长许岁红捐赠礼品）（许宁董事长与主要上场嘉宾合影）（许宁董事长向老人发放礼品）（老人代表与许宁董事长合影）一曲《爱的奉献》让活动进入了尾声，感恩各位爱心人士的付出！期待我们更美好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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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0日，为期10天的“《先生回来》致敬展”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 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10位民国时期教育大家的图文、手迹和影像资料，以及民国时期的书籍和老课本等珍贵史料。图/新华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本刊记者/李静“许先生的大历史著作，我一向喜欢看。”2015年许倬云出版《说中国》时，葛兆光曾在书中做解说。今年7月，许倬云出版了《许倬云说美国》。尽管这次说的是美国大历史，但在葛兆光看来，这仍然来自许倬云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的葛兆光出生于1950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学生。从《中国思想史》《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到《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见证了葛兆光40年来逐渐成为国际学者的历程。2009年，葛兆光被评为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和许倬云一样，葛兆光也体察过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他说：“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带着这样的经历研究历史，更了解到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也让他“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6月23日，刚刚在东京大学忙完了两场讲座的葛兆光，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离散者”和“在地者”中国新闻周刊：你和许倬云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你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许倬云先生也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那个时期你们是否常常见面？葛兆光：其实，我和许倬云先生并不算特别熟，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许先生大名，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吧。那时候，从朋友的介绍中知道，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西周史》，都是很杰出的学术著作。后来，读到了这两本书的中文版，这两部书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但是，和许先生第一次见面却很晚，大概是1990年代的台北。记得那一次，我是在史语所六楼报告厅演讲，那场演讲由邢义田先生主持。演讲到一半，偶尔抬头看，才注意到报告厅最后一排靠门处，许先生坐在轮椅上听。到演讲结束后，王汎森兄拉着我去见许先生，这才有机会和他打了招呼，这应该是初次见面吧。不过，正如你所说，2000年之后，因为我有五六次在香港浸会和城市大学客座，恰好一度许先生也在香港，就有机会见面了。那时候，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经常组织各种活动，那些活动上总是高朋云集。记得在那个场合见过几次面，但可惜的是，那个场合人多嘴杂，我们谈得并不多也不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的许倬云。特别的机缘是在2014年。那一年，我的新书《何为中国》日文版和中文版在东京和香港出版，恰好我又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4月里，王德威教授和欧立德教授在费正清中国中心特意组织了一个叫作Unpacking China的闭门会议，专门讨论“中国”这个话题，并且让我主讲。记得那时来参加的，有好几十个人，除了主持者王德威和欧立德以及哈佛的包弼德教授之外，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UBC的杜迈可和丘慧芬教授等也来了。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许倬云先生就把他未完成的新书《华夏论述》也就是大陆出版的《说中国》前面一大半初稿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们，让我们大家提意见。会议开始的那天，他又通过skype给我们讲了二十分钟他的看法。也许，这就是后来他让王德威教授转达，希望我给他的《华夏论述》写序的缘起？不过，写序我可不敢，我觉得他是前辈，我岂能给前辈的书写序，那不成了老话说的“佛头着粪”吗？所以，我按照日本学界的规矩，以后辈身份给他这部书写了一个《解说》，附在台湾版的《华夏论述》和大陆版的《说中国》的后面。也许是因为这个机缘吧，此后，许先生和我有了不少电子邮件往来。到了2019年，我和梁文道在“看理想”开始策划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许先生特意为我们的节目讲了题为《带着宏阔的眼光，回访过去思考未来》的开篇，里面讲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从族群的移动看世界性现象”和“愿有志者共同开启一份事业”等，对我们策划的这个节目寄予很大期待，甚至还表示愿意推动很多学者一道参与，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中国新闻周刊：你为许倬云先生的书作过解读，许先生也为你策划的课程作过推荐，看得出你们对彼此的欣赏和支持。你们的观点总是相似吗？有没有争论的时候？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在许倬云先生的书中，我总感受到他对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时代田园牧歌的留恋，是否农业文明寄托着他幼年时代的故国印象？葛兆光：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我们大家都很敬佩，说实在话，只能用一句套话来说，就是受益良多。我和许倬云先生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思路和观念，这一点没有问题，否则我也不会写那篇《华夏论述》的《解说》。特别是，我非常佩服他宏大的视野和清晰的表述。大家都知道，许先生多年来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融合，也在先秦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要特别推重他近些年的《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和《华夏论述》这几本书，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但是，这不光是要把大历史写得流畅清晰，而且大历史要有大判断，所以我说，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你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你看许先生这几本书，把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内外你我、中国的形成和认识，这几大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这真是不容易。大家要想想，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究竟是那些可以折合成某种“数字”的论文著作重要，还是让大众获得真正的正确的历史理解重要？当然，我和许倬云先生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史的观点，坦率说也有一些小小的差异。不过，我想这是难免的，不仅仅是因为许先生长我20岁，算是两代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许先生和我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总有一些“位置”和“角度”上的差异。我想到的首先是“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异。你一定读过苏东坡的这首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可能可以说身处山中的我们，对历史中国虽然体会亲切，然而又缺乏跳出来的视角，因而有看不清的地方；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也可能是可以用来说，身在山外的许先生，对现实中国经验感受并不那么亲切，可能只看到某一侧的地方。因而就像你说的，不免对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也有过度的依恋和遥远的同情。其次反过来，对于作为中国的“他者”，像欧美或西方，我们的评价也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差异。经验和体会这个事儿很奇特，它常常会影响你的理性和判断，这次出版许先生谈美国，我觉得非常精彩，身处美国数十年，许先生有很多近距离的洞察和洞见。但是，我们在远距离的观看，也略有不同意见，因为作为文化理解的象征，还是作为身处其中的语境，各自的判断还真是不一样。身处美国或者过度现代的城市，你说许先生对过去的“旧时代”有感情，但这不只是“田园牧歌”的问题，陶渊明在中古农耕时代也唱田园牧歌。对于身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我者/中国”是我的现实语境，而对远赴美国的许先生来说，“他者/美国”却是他的现实语境。各自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当秉持的。再次我想到的是“离散者”和“在地者”的差异。你知道“认同”这个词很重要，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作为在美国常常感到受压抑的少数族群，许先生当然会非常在意，甚至非常敏感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华人不是“傅满洲”就是“陈查理”的观念，这是正常的。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也许没有这种感受和经验。不过，也正因有这种经验和感受，许先生反过来谈“中国”，也会有点儿不一样。你知道，王赓武先生刚刚获得第四届“唐奖”，他和许先生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他也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裔，也是站在中国之外谈世界和中国。所以，他补足了世界学界有关“中国”认识的一块短板，他的研究对我们多侧面理解中国很重要。但是，我在评论他的《王赓武谈世界史》时，也一样说到，由于身处现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外，王先生并没有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那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纠缠和焦虑，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区隔开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我想，许先生也一样，有时候确实会有“理想主义的善良想象”，这一点大概和我们不太一样。其实，我在给许先生的《华夏论述》写《解说》的时候，就委婉地表达过一些有关中国史的不同意见，他也看到了，并且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许先生对历史的有些看法，其实正是来自他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在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已经趋于老化，（中国）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大家可以注意，这次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为什么说了半天美国的事儿，最后一节又回到《中国向何处去》，显然，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用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相互对比，作为对中国的警示”。但是中国究竟怎么办？我也注意到他的另一句话，就是“种种利弊之间，如何加减乘除，实在令人困惑难解”，这一感慨真是意味深长。李济在察看刚出土的文物。中国新闻周刊：许倬云先生年少时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他是否跟你提起过那段经历？那段经历是否许倬云先生作品中始终带有家国情怀的重要原因？在他的书中，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你认为这种感情是否会影响他的观点和他思想的价值？葛兆光：毫无疑问，许先生有关家国身世的回忆，尤其“二战”时期颠沛流离的记忆，非常让人感动。我没有缘分亲耳听到他讲这段历史，但是，我看过台北出版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和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许倬云谈话录》，尤其是前者，厚厚一大册呢。我总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我见过的余英时先生、王赓武先生、何兆武先生等，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都曾经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记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你说得对，这确实是他们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过，我也相信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情感虽然很重要，但他未必会把这种情感作为历史判断的唯一尺度和唯一起点，以至于历史研究的理性和家国情怀的感性纠缠在一起，如果这样，我们的历史观很容易回向单一的民族主义。我觉得，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无论是许倬云先生、王赓武先生，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们都还是理性的、专业的、学院的判断在主导的，所以，许先生曾经在回忆录里面也讲到，五十岁以后，他已经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这个（舍弃的）过程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尽管那种家国情怀还是会不自觉地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流露，但是毕竟历史学者的学术理性还是主流。1959年，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寓所。外国的中国学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经历过一个动荡的年代，特有年代的特殊经历是否对你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例如许倬云笔下虽然是大历史，但他非常关注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你自己的研究似乎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例如你认为我们的“历史记忆”是“优选法”筛出来的历史，那些“没有出息的、落后的、消失的思想”被减掉了。葛兆光：说实在话，我们这一代学者，现在也都已经七十上下了，我们大多曾经经历“文革”和上山下乡，这些人生经验，对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有很大的意义。首先，我们会体察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其次，我们也会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抽象的文本；再次，我们也了解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并且特别能体会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如果从学术史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也受惠于两方面前辈的影响。一方面是纵的，晚清民国时代从梁启超到胡适，从王国维到陈寅恪，由于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关键时期，他们使得中国学术一下子变了样。在两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观察，在观念大变革之中，对历史和传统的重新评价，在史料大发现的契机中，对中国与四裔历史的重新认识，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新问题，使得我们仍然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我在《余音》那本书里面，再三向他们致意，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是横的，就是海外学界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学术界的，逐渐能够进来的海外中国学，给我们很多刺激，包括从杨联陞、余英时、何炳棣、林毓生以及许倬云先生他们这批华裔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而且也让我们了解了，他们有一批学者，虽然同为华人，但站在那个位置上观察中国，与我们的差异在哪里？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许倬云先生的研究算不算你说的“外国学”呢？葛兆光：我确实曾经说过，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但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误会。其实，称其为海外中国学并不是贬义，恰恰是我对海外中国学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研究的“中国”和我们研究的“中国”一样，他们的意识和动机和我们的意识和动机一样，他们的论述方式和我们的论述方式一样，那么，我们能从海外中国学里学到什么？正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重要。他们研究中国背后的问题意识、比较背景和方法路径，对我们有启发呀。也许，这和他们要通过中国这个“他者”反观自己，要通过一个不同传统来重新绘制世界历史拼图，通过异文化的梳理缓解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有关。不过应该说，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些学者不同，他们不完全是纯粹的海外中国学，这与他们身处的“位置”有关，也和他们理解中国的“背景”有关。什么是“位置”？这是我最近琢磨的一个说法，就是海内外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如果把研究者粗粗地分成三大块，即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这当然是非常粗略甚至武断的分类），那么，应当看这些研究者的四个指标，即“所处的位置”“比较的背景”“研究的方法”和“关怀的问题”。这三大块学者的研究领域大体上有共同性，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研究途径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在位置、背景、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上有差异，所以，在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三类学术群体之间，也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当然，我要再次郑重声明，这只是极为简单化的分析和分类，事实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1949年，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室。从“所处的位置”上看，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海外学者，无论是海外华裔学者，还是欧美日本学者，都有点儿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山中人”和“山外人”。在中国研究中国，在日本研究中国，在欧美研究中国和在东南亚研究中国，位置不同肯定会带来观察角度的差异。从“比较的背景”上看，你知道歌德的老话，“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对中国的理解必须有背景，我们有关历史中国的心情、感受和经验，对现实中国理解的背景，可能和海外华裔学者不一样。海外华裔学者用来观察中国的背景，也就是比较背景。有人背靠东南亚，有人背靠欧洲，有人背后比较的甚至是全球，可能也不一样。甚至海外华裔学者又和纯粹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也不一样，他们毕竟有与历史和现实中国的某种连带感。但欧洲学者可能有欧洲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日本学者可能有日本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因此，大家对某些历史评判上可能有点儿微妙的不一样。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虽然似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国际人文学科的共同方法应当不分彼此。然而，从“关怀的问题”上看，可能又很不一样了。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而不关心那些问题，背后自有中国学者身处其中的考虑；而海外华裔学者虽然可能和我们不同，但因为有着与中国难以割舍的那种关怀和情感，这一点和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又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分，海外华裔学者各自位置不同、背景不同，关怀的问题也会呈现出某些差异。所以，如果你用位置、关怀、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倬云先生，他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同样用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先生他们这些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研究和欧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可以发现他们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为华裔学者，身处新加坡的王赓武和身处美国的许倬云两位同龄九十的前辈，由于位置不同，背景不同，问题不同，一个在东南亚通过离散和边缘的视角来关注中国，一个在美国通过东西对比来讨论中国，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恐怕也有微妙差异。当然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最杰出的学者。我也感觉到，正如你问到的，许先生“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这种感情是否影响了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的是，王赓武先生常常感受到东南亚海外华人的处境和他们对中国的期待，是否也影响到他的观点？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和当今世界的困境某种程度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以你对中国思想史多年的研究，你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内与对外的观念，是否影响了今天中国对内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姿态？葛兆光：我当然同意你所说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内与对外的观念，影响了今天中国对内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姿态”。历史对于现在的影响，真的像基因一样，复制着或重复着某些价值、思想和逻辑，但说实在话，基因在后世的复现，也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虽然都在试图通过对过去的研究，回答现在的问题，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经验作为现实问题的药方。我觉得“历史经验”这个词，一方面说明追溯历史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经验只是经验，经验不是万能的，历史和现实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最好记住“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历史最重要的要素是变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研究并不能直接给现实以答案或者方案，它只是一种提神醒脑的思考资源。

写在前面 待业，开始第5个月~这是一份面试作业，之前也有几份面试作业输出，只是没有从面试作业的角度去进行描述。面试作业对我来讲，更像是一个思考的话题，认真对待并执行，时刻思考，时刻准备，了解自己想做的事情，把握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这样，保持自己的节奏，不慌、不乱、不对付。----------------------------------------------------------------------------公司名称：华夏行知研究院校长会是中国知名教育智库。由曾任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主编、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院长的徐启建先生发起创建。校长会着力搭建中小学校长专业学习、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平台，聚集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专家以及中小学名师名校长资源，为中小学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提供专业服务。 优势核心服务项目：自主研发了“天地人和”专业学校改进计划——围绕中小学校明晰办学理念，提升管理水平，改革课程和教学，促进教师和学生发展，扩大品牌影响力等整体设计了6大类24项品质学校提升指标体系，协调知名专家和校长参与实施。 优势专业服务项目：名校影响力建设数据分析、办学理念梳理提炼、校园文化及学习空间设计，校际间跟岗学习交流、研学旅行课程开发设计、宣传策划、专题调研、经验总结提炼、家长满意度评价、书籍出版等。 校长会传媒：以媒体传播作为专业服务的重要支撑和内容，为中小学校长提供有用专业信息，宣传好校长、好学校。校长会微信公号是国内教育系统影响力最大的自媒体之一，以中小学校长视角推送内容，拥有近20万校长粉丝。编辑公开出版杂志《幼儿100》（教师版），编辑出品《校长会》纸质会刊和电子杂志。与国内教育类报刊、电视、网站、出版社有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2019年3月，校长会微信公号发布校长会自主研制的“2018中国中小学影响力百强榜”，引起教育系统和社会广泛关注。面试经历：一面运营总监，二面CEO与两位领导面谈的过程很愉快，面试效率高，问题精准，氛围自然、亲切、愉悦。我愿意沉浸投入并快速适应以承接更大的责任，只是所给薪资只有原来薪资的72%。找工作就像找对象，缘分来了，用心对待，缘分走了，不要迷失。面试作业：《 第三届专业学校改进计划年会方案 》没做过这事，不过脑子里是有一个大致的工作流框架的，看了看校长会前两届的内容之后，找了两个自己感兴趣的点，开始做作业。原本年会设计两天时间会宽松一些，与会者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因为另一个面试的低效，几乎拖了我一整天的时间，所以作业就偷懒压缩在一天了。第一次去想如何策划这种类型的年会，对作业自己还算满意，毕竟是第一次。备选选题：《新媒体时代明星学生·老师·学校的效应及建设管理 》随着新媒体平台的流量支持和鼓励，很多学生、教师成为了网络明星，学校也间接被传播知晓，对于这种效应如何有效建设和管理，学校是否也可以成为一个“新媒体平台”？我对这个备选选题也超级感兴趣，对比当初课堂教学那几年，现在的学校、老师、学生都处在一个更新的更多元的发展空间里，未来会怎样，将会是很有趣的探索和讨论。

拥有文学、哲学史、伦理学、教育学的知识结构，几乎一辈子从事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双肩挑”工作，再加上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乡插队的独特体验等，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小蔓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多维视角和特殊关怀。朱小蔓努力将生命经历转化为新知学习，转化为学术灵感与想象力。她在对古今中外教育著作的深入研读、对基层学校育人经验与问题的提炼中汲取研究资料和写作灵感。她对教育理想的追求，体现在工作、研究、实践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在这样的研究视野和工作经历中，朱小蔓开始重视情感的作用，思考和道德教育究竟是什么，逐渐展开了对情感教育的研究。一、在工作中不断个体品德形成的内在力量，开始关注情感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朱小蔓开启了情感教育研究。朱小蔓走上情感教育研究之路，有两个契机。第一个是软科学在中国的兴起，第二个是与苏联伦理学家吉塔连科教授的交往。软科学是自20世纪初以来兴起的世界潮流，其基础是一系列学科融合产生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日益复杂化，对形势和事物的判断、决策空前复杂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决策过程逐渐引入软科学的成果。受这一世界潮流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软科学进入中国并掀起“向科学化进军”热潮。教育界开始运用量化方式衡量教育结果，包括衡量德育、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德育界开始思考，如何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科学化、课程化、知识化。那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靠思想工作来完成的，并没有专门的课程、教材。在这一背景下，朱小蔓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第一批会员。在工作中，她开始尝试把德育变成系列德育课程。那时，她在南京铁道医学院从事大学团委工作，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在校大学生的品行评价。当时的评价方法已采取量化形式，如随地吐痰减分、做好事加分等。品行得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分配，有些专业素养好的学生，因为随地吐痰等问题，只能被分配到小医院去。朱小蔓逐渐观察到并自觉反思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课程科学化、知识化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持续研究、思考：科学测量分数越高，个体的品行就越好吗？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知识增加，个体的品德就会提升吗？个体品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除了外部的支撑力量，诸如社会环境、舆论、规则、法律等，个体品德形成的内在力量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人的内心持续、内发、内控地生长、壮大着品性，从而使人成为一个善人、好人、有德之人呢”？在这样的思考中，朱小蔓读到苏联伦理学教学委员会主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吉塔连科教授的一篇论文，文中提出，要思考人类伦理大厦的基石是什么。吉塔连科的发问和思考，让她豁然开朗。朱小蔓1986年开始与吉塔连科教授建立通信联系，1992年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做吉塔连科教授的访问学者。其间，她在国内再次入学，1989年开始师从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即是情感教育研究。《情感教育论纲》一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二、在应试教育初露端倪时，开始情感性素质教育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在写作《情感教育论纲》过程中，除了文本资料的阅读、思考外，朱小蔓有不少时间跟着鲁洁、刁培萼老师深入江苏一些中小学校开展研究。这段经历为她关注人的情感发展、重视情感教育提供了重要土壤。情感性素质教育是朱小蔓情感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工作和形成成果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6年。素质教育是个本土化命题，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又与她的情感教育研究相契合，于是就有了从情感教育角度对素质教育问题进行回应的过程。1992年，“小学情感教育暨素质教育研讨会”在江苏省江阴实验小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朱小蔓提出，情感教育是关怀并指向人的整体素质的教育，明确把儿童情感教育与人的素质的完善结合起来。由此她开始从情感入手，关注人的整体素质，尝试建立以培育情感为基础、以发展素质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她将之命名为“情感性素质教育”，把自己参与的南京琅琊路小学的“小主人教育实验”、无锡师范附小的“乐学教育实验”、无锡五爱小学的“和谐教育实验”、江阴实验小学的“审美教育实验”、南通师范二附小的“情境教学实验”、江阴峭岐小学的“班组串换实验”、丹阳师范附小的“情育课程实验”等，统称为“情感性素质教育模式”。三、提出情感性德育范式，另辟蹊径，进行情感性道德教育研究自1986年开始，朱小蔓对德育的思考渐渐集中于“情感品质与情感性德育”。1994年，她提出“情感性德育范式”，对它作了如下界定：“我把高度重视情感在个体道德形成及道德教育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强调以情动体验为基础，以情感—态度系统为核心，以情感与认知相互影响、促进和发展为过程，从情感素质层面保证人的德性形成的道德教育理念、取向及其操作样式称之为‘情感性德育范式’。”1995年，她正式提出“情感性道德教育”这一概念，包括德育目标、内容、过程、机制、方法与评价等要素，体现出她以“情感”之眼观教育、道德教育的整体思想。在指导几位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时，她尝试突破学界对道德情感的原有界定，拓宽视域来考虑情感与道德的关系，认为不一定去什么是道德情感，但可以什么情感可能与道德相关、与个体德性发展相关、与道德教育相关，先后指导学生进行秩序感、幸福感、敬畏感等与道德相关的情感品种的研究。她主持的多项大型课题研究，比如“青少年儿童道德情感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学习的研究”等，继续探索在人的不同生命阶段，有哪些情感与道德发展相关。这些研究，都有多所学校作为实验基地。朱小蔓对情感性德育的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始探索其实践操作模式，指导博士生开展兼具理论与实践取向的研究，如生命德育论、体验德育论、关怀德育论、德性教师论、论德育的精神性等。四、在研究情感对道德养成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重视和强调情感对智力这一人类重要智能发育的特殊作用在1992年“小学情感教育暨素质教育研讨会”上，朱小蔓提出，情感和智力一样都是人的重要智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朱小蔓在国内较早撰文介绍了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多元智能理论让她坚信，情感必然是构成人的整体素质的重要部分，而情感能力理应成为标注多元智能之一的内在指标。21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大量神经学、脑科学、人类学、神经生物学、神经心理学的世界前沿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于中国学界。人类对智能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教育界也备受震动。随后掀起的以脑科学为前提的教育科学化研究热潮，使情感教育研究获得了更多理论资源的支持和印证，促使她更有信心坚持自己的学术方向。为了深入研究情感的内在生发机制，朱小蔓在博士学位论文撰写期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研究了生物学、神经学、脑科学理论，不断邀请国际相关专家来国内讲学，不断加深对情感与脑的关系的研究。她对日本脑科学研究专家小泉英明的论断“21世纪的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脑培育”深表认同，并创造性地运用于道德教育研究，于2005年发表了《道德学习与脑培养》一文。2012年，在香港举办的生命教育论坛上，朱小蔓发表主题演讲，对情感与创造品质的关系、情感对智育的影响进行了初步论述。关于人的情绪情感的性质、质料、品种与学习力之间的具体关系，她于2014年5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学生学习力与学校综合改革研讨会”上进行了分析与阐述。五、在情感教育视野中研究生命与生命教育，推动国内生命教育兴起与发展近十余年来，生命教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注。第八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简称“新课改”）构建了三维教育目标，倡导关注学生情绪、情感品质，主动发展学生情感品质的意识和能力，人的情感生命价值得到凸显。朱小蔓是新课改思想品德课标修订和教材编写的主要负责人，中小学品德课程十年改革，在生命教育方面有了明显加强。其中，生命教育意识经历了从淡薄到被唤醒、从较为隐性到更为显性的过程，体现生命教育的内容从局部设置转变到贯穿整体课程，为学生生命成长服务的思想上升为课程根本宗旨和基本理念。对生命教育的研究，一直是朱小蔓的自觉追求。她在《情感教育论纲》里曾系统梳理教育中的情感缺失，建构关注情感培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提出“情感是重要的生命机制”。在世纪之交指导博士生论文时，她提出“教师的创造主要在于发现和激活生命”，第一次提出教师教育与生命的关系。2012年12月，在她的努力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成立。她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创造性地阐释为生命教育，给生命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思想资源。专委会每年举办一次以生命与情感教育为主题的会议，推动了生命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朱小蔓关注台湾、香港的生命教育，并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2015年，她在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发表演讲，提出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美国教育哲学家诺丁斯等人的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教育思想。在2016年12月香港教育大学承办的专委会第四届生命教育学术年会上，她在主题演讲中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就教师专业而言，无论广义还是目前专指意义上的生命教育，都需要认真思考，教师专业化的思想、概念本身是否健全？从生命教育的视角看，怎样才是对教师专业化的更完整理解？在2017年12月专委会年会上，朱小蔓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心得，做了《缠缠绕绕相表里，寻寻觅觅至如今——情感教育与生命教育之探寻》的演讲，回顾自己的教育研究心路历程，也对生命与情感、生命教育与情感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学理上进行了进一步提炼和清晰化。六、教师情感人文素养研究在国内教师教育研究中独树一帜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界有识之士已敏锐感觉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初，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以知识为中心”“牺牲了另一半”，导致儿童出现“单向度、麻木、冷漠、无心”等现象，对教育、家庭、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小蔓沉思，我们办教育、建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走向21世纪的教育能否促使儿童的认知与情感协调发展？她认为，教育的使命更主要的是培育精神生命的人，希望进一步研究人的情感发展与人的道德、认知、审美等如何达到最佳状态。自1989年以来，朱小蔓一直将教师的情感品质与情感人文素质作为实施情感教育、生命素质教育和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质性”改变力量，并且主要从师生双方情感生命的发育及质量角度考察教育的品质。重视并提升教师情感素质，是国际上一个早已引发注意但迄今办法不多的领域。朱小蔓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访学期间，了解到莫斯科大学和一些师范学院对招收教师有独特的考核方式，通过系列人文测试，如对文学、影视作品的理解等，发现悲悯情怀、移情、尊重、公正等教师应具有的基本品质。1994年，她提出“情感教育呼唤有情感人文素质的教师”这一命题。教师情感人文素养研究，是朱小蔓教师教育研究的主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素质教育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朱小蔓从情感教育研究出发，呼吁培养具有情感人文素质的教师。1997年她邀请南通师范学校朱嘉耀、海门师范学校黄正平等人参与课题研究，讨论师范院校如何就师范生情感人文素养培养作出应有贡献。她与朱嘉耀商定其子课题为“人格师范教育”，邀请江苏几所中等师范学校，再加上一些高等师范院校，一起研究师范生人文素质教育，以适应未来中小学对教师的素质要求。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与香港田家炳教育基金会合作开展为期3年的“教师情感素质提升行动”，朱小蔓是项目负责人。她认为，教师的情感人文素质是以教师的生命阅历与经验、人文阅读与体验、人文理解与思考为素质底色而发育、生长出的积极、正向的情感状态，基本的情感育人认知，稳定的情感品质（关爱、同情、信任、尊重、宽容、理解、鼓励等）和健全的情感能力。教师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来引导情感的走向。首先，教师个人的价值体系。教师的信念、情感、态度、价值等，构成了“教育爱”。“教育爱”是教师专业素质的核心要素，也是教师职业专业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它既能保障教师专业化的道德方向，也能提高教学效能及其内在品质。其次，教师的情感交往能力与技巧。教师的“情感—人格”素质是教育素质的支撑性品质，不仅可以从内部保证教师的教育信念、教育热情，而且可以在技艺层面保证教师的教育、教学效率。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田家炳基金会合作的“全球化背景下的道德人培养——教师情感表达与师生关系构建”项目，选取北京中学、江苏南通田家炳中学两所种子学校，着力考察教师对学生情感需求能否敏锐觉察、能否识别并恰当应对，鼓励学生的正面、积极情感，帮助学生走出情感困顿并适切表达、调适自己的情感，与学生建立基于“关怀”的情感关系，构建积极的家校关系等。基于对两所学校的研究，朱小蔓带领项目组研制出三卷本教师情感素质提升手册（幼儿园、小学、初中各一册），初步形成《“情感—交往”型课堂观察指南》。七、倡导情感文明研究，提高了情感教育在教育体系及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朱小蔓明确提出情感教育要向情感文明发展。2004年11月，在由中央教科所主办、江阴华士实验学校承办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学校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朱小蔓与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就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进行了一场对话。在讨论苏霍姆林斯基重视情感培育时，卡娅强调，情感是不能命令的，需要相应的环境或文化。卡娅提出的一个词语，中文尚未有对应的翻译。朱小蔓根据俄语原文，将这一意思理解为情感文化与文明。明确情感教育要向情感文明拓展，是朱小蔓情感教育研究的一次升华。2014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教育与情感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情感文明使情感跨出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域限而进入了人类学的视野，提高了情感教育在教育体系以及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进入新时代，情感文明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世界性命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心相通”，心相通则必须“情相通”，同情共感。必然地，情感在其中发挥着特殊力量。朱小蔓认为，建设情感文化、情感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走向。情感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情感文明落实在班集体建设和班主任工作中，落实在课堂师生文化和学校文化中。学校管理显著的教育性特征是创造出情感文明，而学校情感文明创造的关键是教师的职业情感素养。情感文明的提出，有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影响，有情感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它在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会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与《礼记·乐记》中的“情深而文明”有什么久远的勾连，在所谓的“人工智能”时代甚至信息技术更为发达的时代有什么特殊意义等，都是有待于深入展开的命题，需要更多的后来者一起寻找答案。（《中国教育报》记者 杨桂青 《人民教育》杂志记者 赖配根）作者注：本文写作参考了朱小蔓学术口述史书稿部分内容来源：《人民教育》杂志作者：杨桂青 赖配根

10月25日，2020首届“小树苗”杯新征程作文大赛正式启动，主题为“我们的小康生活”，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征稿。这场高规格的写作赛事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都市快报社、杭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杭州市作家协会联合承办，并由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特别支持。都市快报“爱写作的狮子”微信公众号开启大赛专属投稿通道，投稿时间为一个月。截至11月25日，2020首届“小树苗”杯新征程作文大赛征稿阶段结束，我们收到了近13000篇“小树苗”的来稿，同学们用自己的笔、自己的眼睛，记录了时代变迁与家国情怀，阐释心中的“小康生活”。在开放投稿通道的同时，“爱写作的狮子”每周都进入杭州中小学举行现场作文选拔赛，并向优秀的同学发放决赛直通卡。我们分别进入了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杭州采实教育集团采荷实验学校、杭州采实教育集团钱江新城实验学校、杭州市春晖小学、杭州市天长小学、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杭州市行知小学、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杭州高级中学、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等学校，共计发出了220张直通卡。接下来，我们还将在爱写作的狮子来稿中挑选出优秀作品，邀请小作者与获得直通卡的同学共同参加12月中旬的现场决赛。具体名单我们将在12月初通过“爱写作的狮子”微信公众号公布，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学校、短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入围者具体时间及决赛地点。规模最大的一场现场作文选拔赛 行知小学近2000名学生参与11月20日，我们走进杭州市行知小学进行最后一场现场作文赛选拔。中午12:30，行知小学的同学们在吃完午饭后短暂休息，就回到了教室准备现场作文选拔赛。这次参加现场选拔的是学校三至六年级近2000名学生，这也是本次作文大赛中现场选拔规模最大的一次。行知小学语文教研组长汪妍子老师说：“这次征文大赛主题为‘我们的小康生活’，因为主题比较大，参赛学生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准备了不同的切入点，帮助他们更好理解‘小康生活’。比如三年级的切入点是：通过旅途的故事，深切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丽，体会到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四年级的则是小康生活下家庭生活的变化；五年级是通过一场美味的年夜饭，从餐桌中看到小康生活；六年级是通过对比爸爸妈妈和自己的童年，感受到社会的进步。”拿到作文题后，有的同学信心满满，拿笔挥洒灵感；有的双手托腮，不紧不慢地在脑中构思。45分钟后，同学们纷纷上交了自己对于“小康生活”的独到理解，不少同学的想法，令人眼前一亮。401班的董好阳同学说：“一年前，我们家住进了新家，新家里有好多高科技产品，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比如能够用手机控制开关、调节温度的热水器，还有门口的密码锁等，我就是从这些感受到了小康生活带给我们的变化。”506班的柴余沙同学说，看到这个年夜饭的切入点，她一开始有点蒙，思考了一会儿后，决定以一只餐盘的角度来写年夜饭。她说：“通过餐盘的视角，我看到了厨房里的变化，又听到了一家人正在谈论的不同年代的年夜饭，这些餐桌上的变化，就是‘小康生活’。”605班的王懿涵同学，则对小康生活有着更深的思考，她说：“听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为了多学一点知识，还要偷偷跑去别人的课堂听课。而现在我们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更应该好好珍惜。所以我眼中的‘小康生活’，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衣食无忧，并且有平等的学习机会。”通过一下午的紧张评选，最终，行知小学有50位同学获得了决赛直通卡。让我们共同期待12月中旬的决赛吧！【来源：都市快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封面新闻记者 刘皓洋“五育融合不在于校长，不在于老师，而应该从课程设置入手。”成都陶研究会会长姚文忠认为，五育融合需要老师们从备课入手，从自己的学科文化上思考怎么让五育在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体现。27日，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第四届学术年会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举行。本届学术年会以“五育并举，五自立人，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该主题进行了主题分享。重庆陶研会会长 宋乃庆“五育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南大学教授、重庆陶研会会长宋乃庆以“五育融合育人效果评价维度探析”为主题做了分享。什么是五育融合？宋乃庆看来，五育融合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周朝，当时的教育体系要求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的属性与五育相对应，礼、乐当属于德育，并涵盖美育，射、御当属于体育，并涵盖劳动教育，书、数当属于智育。“古代六艺与五育教学目标相同，都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学界几乎达到了一个共识，五育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宋乃庆说，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五育融合是一种人才培养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它适应人的身心发展规律，辩证统一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继承与深化。为什么要进行五育融合？宋乃庆认为有四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应对国际社会激烈竞争与严峻挑战的需要；二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三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需要；四是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的需要。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校长 毛道生“立德树人”必须落脚课程课堂 才能生根落地“学生最直接、最常见、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模仿学习，所以教师的一言一行即是教育，这就是“身正为范”的教育学原理所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校长毛道生认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在老师的师德师风上的垂范和熏染。毛道生谈到，课程是学生成长的“菜单”，课堂是学生发展的“田地”。课程和课堂是学校教育体现最集中、最高效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课程与课堂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教育。因此，“立德树人”必须落脚于课程课堂，才能生根落地。分享中，毛道生以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阐释了这一观点。他介绍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是“立德树人”教育的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七中实验学校就邀请四川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建华为党员教师作题为《面对重大疫情，那种制度更优》的主题党课，邀请中国红十字协会成都备灾减灾中心主任、中国首批援助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秦小利给学生做题为《从中国援助意大利抗疫看人道情怀和大国担当》的专题报告，毛道生自己给青年团校学员做《信仰的力量》的专题报告。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认真学习和讨论习总书记的《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并对如何在本学科课堂上如何融合和渗透“立德树人”进行专题研究和经验交流。

封面新闻记者 刘皓洋“五育融合不在于校长，不在于老师，而应该从课程设置入手。”成都陶研究会会长姚文忠认为，五育融合需要老师们从备课入手，从自己的学科文化上思考怎么让五育在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体现。27日，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第四届学术年会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举行。本届学术年会以“五育并举，五自立人，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该主题进行了主题分享。重庆陶研会会长 宋乃庆“五育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南大学教授、重庆陶研会会长宋乃庆以“五育融合育人效果评价维度探析”为主题做了分享。什么是五育融合？宋乃庆看来，五育融合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周朝，当时的教育体系要求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的属性与五育相对应，礼、乐当属于德育，并涵盖美育，射、御当属于体育，并涵盖劳动教育，书、数当属于智育。“古代六艺与五育教学目标相同，都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学界几乎达到了一个共识，五育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宋乃庆说，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五育融合是一种人才培养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它适应人的身心发展规律，辩证统一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继承与深化。为什么要进行五育融合？宋乃庆认为有四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应对国际社会激烈竞争与严峻挑战的需要；二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三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需要；四是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的需要。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校长 毛道生“立德树人”必须落脚课程课堂 才能生根落地“学生最直接、最常见、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模仿学习，所以教师的一言一行即是教育，这就是“身正为范”的教育学原理所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校长毛道生认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在老师的师德师风上的垂范和熏染。毛道生谈到，课程是学生成长的“菜单”，课堂是学生发展的“田地”。课程和课堂是学校教育体现最集中、最高效的地方，有什么样的课程与课堂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教育。因此，“立德树人”必须落脚于课程课堂，才能生根落地。分享中，毛道生以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阐释了这一观点。他介绍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是“立德树人”教育的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七中实验学校就邀请四川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建华为党员教师作题为《面对重大疫情，那种制度更优》的主题党课，邀请中国红十字协会成都备灾减灾中心主任、中国首批援助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秦小利给学生做题为《从中国援助意大利抗疫看人道情怀和大国担当》的专题报告，毛道生自己给青年团校学员做《信仰的力量》的专题报告。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认真学习和讨论习总书记的《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并对如何在本学科课堂上如何融合和渗透“立德树人”进行专题研究和经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