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4-98986
信乎能砍掉全国一半的博士点和研究生规模吗？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苏力。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擅相攘伐在一所普通一本大学工作的行政人员能不能报考本校的全日制博士？
想要报考博士，普通一本大学的行政人员能报考本校的全日制博士？大学行政人员能否报考博士，能考什么样的博士，国家没有任何规定，完全是由高校自己说了算。不同的高校因为需求不同，政策也不同。我从几个层面介绍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行政人员能不能报考博士？其实，站在高校人事管理角度看，上博士对机关行政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提升并不明显，而且还会占据行政人员大量时间精力，这对正常工作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但是，上博士也有很多好处，对一些层次比较高的学校，比如985高校，需要行政人员具有更高的教育视野和理论水平；对一些西部高校，人才引进比较困难，就选一些优秀的管理人员去攻读博士，毕业后转为教师岗位，补充教师队伍。所以，绝大多数高校是支持行政人员报考博士的。不过有的高校对行政人员读博士有明确的要求，比如我所在的高校，行政人员必须报考与目前所从事工作相关的专业，像我们从事人事工作的人，就只能报考高等教育学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而我们学校没有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点，就只报考外地高校，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不太高。第二个问题是行政人员能不能报考本校博士能不能考本校博士，主要是看学校对专业有没有要求，相关专业学校有没有博士点，如果有博士点，一般是可以在本校上博士的。不过呢，也有一些学校对继续教育的学缘结构有要求，如果本科硕士都是本校毕业的，那博士就不允许再就读本校了。如果是外校过来的，那应该是没有什么禁忌。第三个问题是行政人员能不能报考全日制博士一般来说，高校教职工要取得博士学术学位有全日制（脱产）和非全日制（在职）两种方式，其中全日制一般要求全身心用在学业上，必须脱离原来的工作。而非全日制则可以采用集中学习的方法，教职工可以抽休息时间学习，不用脱离原来的工作，比较适合机关行政人员。但非全日制学历的含金量要低一些，而且目前国家限制在职研究生规模，在职研究生越来越难考了。如果想读全日制博士，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定向，即与学校签订回校工作协议，毕业后直接回校工作，而且读书期间学校会一直发放基本工资（有的甚至全额发放），并按期缴纳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因为投入比较大，所以学校不会让每个教职工都去上定向，像我们学校，行政人员就不能报考定向全日制博士。还有一种就是非定向（统招），一般来说，高校是不允许教职工报考统招研究生的，因为报考统招研究生，原则上需要调档案，而一旦调走了档案，这位老师实际上就已经脱离了学校的管理，跟辞职离校没有区别了，所以如果教职工想包括统招博士，学校会要求教职工直接辞职。在一些西部高校，学校可能会与老师签订回校协议，为老师保留岗位。不过这种协议约束力很小，老师不回来学校也没有办法。以上所说的是学术学位，实际上，现在博士层次还有专业学位，专业学位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可以不用脱产即可拿到博士双证，含金量比普通在职博士还高很多。目前有“教育博士、兽医博士、临床医学博士、口腔医学博士、工程博士、中医博士”6种博士专业学位，其中“教育博士”已经成为高校行政人员报考博士的主要途径。也正是因为专业学位的巨大优势，现在教育博士的名额非常紧张，报考的竞争很激烈，如果所在高校有这个学位，你又能提前联系好导师，建议去报考一下试试。如果没有认识的导师，则基本上没有录取的希望。
阖户昼瞑博士不做科研，你为何老想走行政路线？因为做科研没“钱”途
欢迎点击关注！获取更多有价值信息哦！博士毕业后，小雷顺利进入一家大型国企，虽然国企被很多人诟病看重关系，但稳定的收入、让人羡慕的福利，每年仍吸引着很多毕业生趋之若鹜，小雷就是其中的一个。入职后，小雷并没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继续钻研，反而一心想着当领导、走行政管理路线。小雷的这种做法，被很多人不理解，毕竟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学术底子好、学术能力强，为什么放弃原来的专业，改走行政管理路线呢？对于此，小雷给出的回答是：我也喜欢做科研，但是，做科研根本没“钱”途！虽然我们每年都在高喊振兴科技，但是，大部分科研技术人员的待遇并不好，并非是他们不努力，而是需要额外的项目提高收入。但是很多的基金、项目都被掌握学术资源的大牛们拿走了，剩下的部分少得可怜，还要面临众多普通科研人员的激烈竞争。在国企，许多做科研的人都是基层员工，工资待遇基本是固定的。专业技术方面，即便做的再好，如果没有一定的职位和职务，在收入上也很难有大的提升。对于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几张印有荣誉奖励的证书，仅此而已。所以，很多技术人员，比如小雷，毕业开始就放弃科研技术路线，转而与很多人竞争那条挤满人的行政管理路线。就像《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即便发表十几篇专业论，仍然经济拮据，儿子住院都要借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求人。儿子上幼儿园也要四处求人，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失败而终，被一项脾气好的老婆整天数落得没脸没皮。所以，后来的池大为开始慢慢走行政路线，不再一心搞技术，反而一心揣摩领导（马厅长）的心思。正如书中所说，白天马厅长一个眼神，池大为回家睡觉前都要琢磨好几宿。最终，池大为一路高升，成为了马厅长的接班人，单位的一把手。在这个位置上，池大为可以说是在单位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甚至“和风细雨”经常主动投怀送抱。与沉迷学术时池大为的窘困形成鲜明的反差，不仅池大为，连他的太太也尝到了好处，比作学术容易多了。与池大为入职几年后才走行政路线不同，小雷已进入单位就直奔行政路线，或许，小雷已经看过《沧浪之水》吧！为了自己的前途和“钱”途，也许有更多的小雷已经走上这条路。希望有一天，喜欢科研、科研能力强的小雷们，能够安心做自己喜欢的科研，不再为前途和“钱”途而焦虑不安。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讨论。多个关注多条路！欢迎点击加关注！
请治剑服2020~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考研专业详解
目录一、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考研参考书二、2020 年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考研经验分享（412 高分学姐 分享）三、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详解一、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考研参考书728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公共管理导论》（第4版），欧文·休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公共管理学》，汪大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987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第7版），（美）曼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经济学原理》，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辅助资料《全国行政管理考研真题解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公共管理学：考点热点与真题解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公共政策分析：考点热点与真题解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国行政管理》期刊（最新一年1-12期）二、2020 年北京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考研经验分享（412 高分学姐分享）专业课科目和参考书目专业课是考两门，620 学科基础和 841 专业课。620 学科基础考 的是社会学和宏观经济学，841 专业课考的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 ①社会学的参考书用的是郑杭生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 这个出版社还出了一本第四版的《学习笔记和课后题详解》，我认为 这本书非常有用，因为每一章前面都有一个单元知识点的框图，每章 具体的内容也都是整理成条目，非常的清晰，对于跨考生来说是一个 事半功倍的法宝。因为社会学概论中还会考到“社会学研究方法”， 这个内容在第四版中涉及较少，第三版中较多。还有一本书是风笑天 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我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然后结合社会学概 论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整理成了电子版的笔记用来背诵。②宏观经济学我用的就是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六版， 以及同一出版社配套的参考资料，还买了圣才的《笔记和课后题详解》，结合着用。③公共管理学主要看的书目是张成福和党秀云老师的《公共管理 学》修订版，另外还参考了朱立言老师的《公共管理概论》第三版，这也是大家都推荐的参考书目。我是以第一本书为主（这本书也是绝 对的重点），然后将第二本书里涉及而第一本书里没有的内容补充了 进去。④公共政策主要看的是谢明的《公共政策导论》第四版，还买了 大家都推荐看的谢明老师的《公共政策分析概论》修订版，以及谢明老师的《公共政策概论》第二版。公共政策推荐的书比较多，其实主 体内容是相类似的，只是版本不同会有新的内容增加进去。我还是以第一本书为主，将后面两本书中没有重合的部分补充了进去。大家在 买书时也最好是买最新版本的，然后关注一下新增加的章节和知识点。时间安排：由于是跨考，所以从大三上学期期末定了方向后，就开始上论坛、 学校的官网，搜集考研的书目、真题等，然后在大三下学期开始过书。考过的各位可能都知道，620 和 841 这两门，需要看的书很多很厚， 而且对于一个跨考生来说，内容也比较艰涩难懂，所以第一轮过书对我来说时间又长又难捱。大三下就在看书中度过，暑假也就回家待了 一个礼拜。作为一个跨考生，没有上过专业课，我觉得把书本上的知识整理成体系非常重要。于是在看过两遍书后，我又花了大段的时间 整理了知识框图还有笔记。整理好电子版的框图和笔记，已经到了十月初。就开始了两轮的背诵。回忆这一段时间的安排，有几点经验， 或者说我自己的教训。1.关于自学和对书本的利用。作为一个跨考生，一大难点就是学 习新知识，并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在过书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学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如果能够找到相关老师的视频公开课，学起来 将会更加轻松。对于已经确定了考研方向的跨考同学，我觉得越早着手学习书本，越有利，能够为后几轮的学习争取时间。2.关于知识点的整理和背诵。在复习的这段时间，我花了很长的 时间整理知识框图和笔记。因为知识点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采取这种方式将它们系统化。我最终把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都整理成了十万 字的电子版笔记，社会学也利用参考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这项工作非常有用，因为在考场上拿到考卷之后，我知道这些题都在我整理的 笔记上。但是整理也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而且由于整理出来的笔记文字量很大，背诵也很费时间，所以我在后面背诵的时间很紧，就背 的不是很扎实。背诵的不扎实，这也是我难以拿高分的原因之一。3.关于重点。在之前看论坛，还有之前的大神分享的各种帖子， 大家都推荐了一种方法，就是将历年的真题都标注在相应的章节，就知道哪几章是重点，应该重点关注。我也这样做了，将真题都标在了 笔记上，确实很清晰，可是这样也会让人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有的章节几年没出过题，我虽然知道都应该平等的对待，可是时间不够 时，还是首先会选择忽略这些章节。今年社会学的考题就考了不少之前的冷门章节，让我很是慌乱…… 目前我想到的和大家共勉的就是这些，称不上经验，就当是对自 己考研失败的一个总结。真心的祝贺录取的同学们，考研这个过程只 有自己经历了才能懂其中的酸甜苦辣。也祝福 18 年考研的小伙伴们和选择二战的勇士们，希望你们的梦想能够在明年的现在开花结果。 早上 7:00—8:00，英语早读（前期主要是单词，后期就是作文了）8:00—10:00， 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涉及到图表和数学，因此需 要在思路比较清晰的时间复习，早上的时间就比较合适）10:00—12:00，社会学（由于考研初试 620 科目就是上午考试，所以 时间就安排在上午复习，保持这个时间段 620 科目的敏感性）中午 12:00—2:00（吃饭+休息，一定要午睡！！！！！！）下午 2:00—4:00，英语（这段时间主要就是真题，由于英语初试考 试就是下午两点开始，所以把英语安排到这个时间点）4:00—6:00，公共管理学（这本书特别重要！！！比较晦涩，所以要在精力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复习）6:00—7:00，吃饭7:00—9:00，公共政策分析（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因此可以留到晚 上看）9:00—10:30，政治（政治的学习就当做一个一天学习结束之余的放 松时刻，不需要高强度的学习，特别是暑假，看看书，做做选择题就好，所以就放在一天最后）总之，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规划，每天的学习之前也一定要复习一下 前一天的学习内容，严格按照计划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慌。三、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详解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行政管理方向）：1．本专业是硕士学位授予点2．本专业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对教育行政管理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研究，从公共管 理和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中国教育行政管理的问题。本专业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培养既有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知识、又有科研及管理能力 的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高校师资及与教育相关的管理人员。3．师资力量、主要导师姓名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学术队伍梯队合理。在教育行政管理学术 队伍中，博士生导师、责任教授秦惠民博士担任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咨询专家、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理事等，在高等教育 管理、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和教育法学界有较大影响。硕士生导师包括：牛维麟教授、陈立鹏副教授、胡平副教授、刘向兵研究员、杨海 燕博士等。4．专业背景、专业概况、建设成果本专业是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教育行政管理作为我校行政管理 学科的一个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在教学、科研方面的特色明显，成绩突出。本学科专业目前承担相关研究课题多项，研究成果突出。5．对外学术交流本专业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教育研究机构开展交流活动。教师多次出国考察、访问、出席国际会议，并经常接待来 访的各国学者。6．毕业生就业去向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的事业单位等。7．主要开设课程宪政与公共行政、行政管理与行政法、教育政治学、教育行政学、 教育财政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与政策分析、大学组织与管理、高等教育管理专题、教育组织行为学等。一、学院专业优势及简介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2013年建院，其前身为成立于2001年的管理学院。学院现有60多名教职工、1000余名在校学生，形成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院现有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科学4个本科专业，行政管理、政府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情报学、图书馆学6个硕士点和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点（MPA），行政管理、政府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4个博士点，另有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政府管理学院拥有一支年轻、知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现有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超过95%，为多层次、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师资队伍蒋正华，男，汉族，1937年10月生，浙江杭州人。 农工民主党成员，1958年参加工作，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教授。蒋正华->个人简历1954年至1958年在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 。1958年至1980年任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教研室、系统工程研究所助教、讲师、副主任。1980年至1982年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研究生，获金质奖章。1982年至1991年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至1997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1992年当选），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1997年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3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李京文->基本信息李京文，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俄罗斯人文科学院院士 ，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管理科学院院士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经济评审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评审纽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评审委员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七、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总体战略顾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兼职(名誉、顾问)教授北京市政府、广西南宁市政府、北海市政府、浙江舟山市政府、湖北鄂州市政府等地顾问从1998年9月起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并创办中国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中国转型经济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正筹建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李京文->个人简历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同年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被选送苏联学习,先后在普列哈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院学习,1958年获硕士学位和经济工程师称号。回国后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担任技术员,1963年起参加筹建北京经济学院,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研室主任。1974年在国家建委、建材部等单位任工程师、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总局长助理。并在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工业大学等校担任兼职教授。1985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兼党委书记至1998年,同时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1999年出任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学术研究主要学术贡献:1、是技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2、对我国工程论证、规划与决策理论的奠定和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3、是我国开展经济预测的创始人之一。4、是我国数量经济、生产率研究的创始人之一。5、主持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磁悬浮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技术经济论证。6、从1991年起主持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现正主持和参加的重大课题1、中国油气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总理直抓项目,总负责人:侯祥麟院士)2、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工程院重大课题,总负责人:王淀佐院士)3、中国城市化战略(中国工程院重大课题,总负责人:徐匡迪)4、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总负责人:徐匡迪、李京文)5、磁悬浮技术在中国应用的宏观经济分析(国家863项目,总负责人:李京文、吴祥明)主要获奖情况:李京文院士长期从事技术经济和工程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是我国技术经济和工程管理理论的开拓者之一,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3项、二等1项,国家科技攻关奖1项,省部级奖10项。1.《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合作者郑友敬等2.《三峡工程经济评价研究》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奖3.《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合作者刘国光4.《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合作者李国豪5.《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获国家科技攻关奖，合作者游吉寿6.《国家12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合作者吴明瑜7.《2000年的中国》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合作者马洪8.《京沪高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合作者惠永正、石定环9.《21世纪的中国经济》获"五个一工程奖"，合作者吕政、刘树成10.《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获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合作者张守一11.《中国建材工业发展战略研究》获部委级科技进步奖，合作者刘赋捷12.论著《科技富国论》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13.《技术经济手册》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合作者郑友敬14.《海南发展战略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合作者刘国光15.《生产率前沿分析》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合作者钟学义主要学术著作:李京文院士已出版专著41部,论文300多篇、内部政策报告一百多篇。
活菩萨27所大学共竞争！谁能拿到令人心动的法学博士授权点？
新一轮的博士点评选又将拉开序幕，其中法学博士点的动态因为最近热播的综艺《令人心动的offer》备受人们关注，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新一轮申请法学博士点情况，到底谁最有机会拿到！从申报的高校来看，211高校共有9所，“双一流”高校共有11所，普通高校16所，政法类院校只有甘肃政法大学。先来看看这些学校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的表现：中央财经大学评估成绩最好，法学获评B，这是很多获得一级博士点的高校才有的成绩；河南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福州大学、甘肃政法大学等高校法学获评B-；另外还有几个C+的高校，比如宁波大学、广州大学等。除此之外，C+以下的高校还有不少，可见本轮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的高校中，法学实力十分鱼龙混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最有希望获得博士点的高校：中央财经大学央财的法学可以说是发展的最快的学科，目前法学与经济学、管理学构成了中央财经大学的三大主体学科。虽然中央财经大学法学还未获得博士点，但已经拥有培养博士的基础，目前在税法、金融法、商法、民法、宪法行政法、刑法、国际法等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招收相应学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师资情况教授15人，教授占超过20%，在各院校中还是很可观的。在近期法学动态中，央财有三位教授获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在提名奖方面这成绩要比很多五院四系高校还有出色。近日，尹飞教授受聘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同期获得资格的专家分别来自：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可见中央财经大学现在法学的实力完全配得上拿下博士学位点。广东财经大学广东三所申请高校实力非常接近，广州大学、广东财经大学都有有国内法学泰斗李步云教授坐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师资雄厚，教授人数多达30人。并且有欧洲法律博士培养方向。但相较起来还是广东财经大学更胜一筹。广东财经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达到B-，获得了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与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2人，教授多达34人，是广东高校中具有博士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最多的法学院。并且是申博院校中，为数不多拥有博士后工作站的院校。对比广东三所法学申博院校，广东财经大学可以说是最有实力突破重围，拿下法学博士点的高校。西北大学VS甘肃政法大学西北地区法学急需补强，就连西安交大法学博士点也是后来通过拿到自主审核点后实现的。本轮申博西北地区共有两所院校申请法学博士点：西北大学、甘肃政法大学。目前来看，两校各有特点，难分伯仲。目前西北大学拥有15位教授，其中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全国专利信息师资人才”1人、“全国专利信息实务人才”1人。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学校的特色，设有国家知识产权培训（陕西）基地。甘肃政法大学拥有教授18人，是申请院校中教授人数较多的。并且是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法学特色专业”建设点，教育部、中央政法委批准为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虽然是非“五院四系”的双非院校，但可以看出甘肃政法大学已经具有一定实力了。这两所大学申博之路无论哪所成功，都将对西北这所政法强校——西北政法大学带来巨大打击，因为与陕西教育厅的关系，西北政法一直没拿到博士点的申请权，如果西北两校尤其是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点，会给西北政法大学师资上面有一定的损失。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法学院成立于1996年，是中部地区较早一批设立法学院的院校，令河南大学法学最为骄傲的就是，他们曾经拥有主编过《法学概论》的吴祖谋，在法学泰斗吴祖谋退休之后，学校实力依旧保持。目前河大法学院拥有教授15人，拥有司法文明史二级博士点，也是一所具有培养法学博士经验的院校。目前河南大学法学院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研究基地，首批教育部应用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在软硬实力上都具有一定实力。西南大学西南大学法学院学科体系完善，科研实力较强。现有交叉学科“治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与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共建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不过西南大学相对来说师资较弱，目前有教授12人，不过有博士生导师5人。福州大学福州大学也是拥有培养法学博士经验的高校，目前拥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二级法学博士点，这是福大本轮申请法学博士点最有竞争力的点。不过目前福州大学因为法学院领军人物陈泉生的退休，另一位领军人物黄源盛主要是在外校从教，让福州大学法学院实力大减。福州大学法学领军人物：陈泉生（右2但近几年福大法学院获得了福建省大力支持，拿到了多个研究平台和省级法学一流本科，再加上法学底子还在。相较于其他高校，福州大学的法学实力还是处于领先水平。如果福州大学这轮拿到法学博就是起死回生，或许能看到福大法学未来发展之路，拉近与其他华东地区政法强校的距离。
市南子曰高校招聘辅导员要求博士研究生，不但没遇冷，来的都是名校毕业生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9年，全国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人数为62578人，就业方向主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业界、事业单位等，还有部分博士研究生会选择继续留在学校做博士后研究，以更待更合适的职位。根据科学网统计报道，近年来博士生留在学术界的比例越来越低，2019年博士研究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只有50.2%，而在1997年、2007年，博士毕业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分别为74.6%、54.3%。近10年来博士生培养规模的快速增加，高校教职需求的缓慢增长导致学术劳动力市场开始饱和，致使博士毕业生获得学术职业的难度逐渐提高。但是高校对于博士研究生的吸引力一点没有降低。不能获得学术职位，行政管理职位也是不少博士研究生的选择，而且近年来不少高校对于行政管理人员的要求也提高到了博士研究生。前段时间，苏州大学招聘的专职研究生辅导员岗位要求不但要求应聘者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担任过1年及以上学生会、班级、团支部或社团的主要干部，而且所有辅导员岗位都要求博士研究生。从最终录取的人员名单来看，基本来自985、211高校，而且不少是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顶尖名校的博士研究生。不过从表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同学的专业相对冷门，就业过程中可选的岗位相对少一些。苏州大学并非第一家招聘专职辅导员要求博士研究生的高校，2019年，同济大学招聘20名专职辅导员，也要求必须是博士研究生，2020年5月，河南某高校招聘15名专职辅导员，不仅要求博士研究生，而且要求应聘和在199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并且要求在专职辅导员岗位上连续工作至少4年。按照正常年龄计算，博士研究生正常毕业年龄应该在28、29岁左右，但相当部分博士研究生都会选择延期毕业，不得不说这所高校要求的挺高的。博士生总人数并不多，培养和成长的周期长，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多，所以博士研究生担任高校辅导员，时常会伴随着“人才浪费”的质疑声，毕竟在大家看来，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就是管理学生的日常事务，工作琐碎，工资待遇不高，工作压力大，关键是放弃了专业从事行政事务工作，难免有些可惜。但事实上，高校辅导员成为如此多博士毕业生的竞聘岗位，并非没有原因。首先，博士担任专职辅导员直接给予事业编制，这与以往硕士研究生担任辅导员的人才派遣制有很大差别，简单说，就是高校环境好，学术氛围浓厚，在高校里担任辅导员工作稳定，且相对舒适。其次，博士研究生担任辅导员发展较快。现在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建设，也提倡招聘和培养专家型、学术型辅导员，博士研究生有天然的优势，今后转岗相对容易。而且不少高校都把辅导员岗位作为锻炼储备干部的主要岗位，基本上中层干部都要求有担任辅导员的经历。我熟悉的一位博士生辅导员，毕业后留校工作刚三年，如今已是校团委的副书记，还有一位博士辅导员工作五年后也转岗到了学院担任学工副书记。第三，辅导员的工资待遇也不算低，虽然无法与一线的教授们相比，但是有事业编制的辅导员同样有安家费等补助，工资水平甚至比一些没有科研项目的讲师、副教授等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高校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在高校工作，就顺带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不用为学区房发愁。对博士研究生来说，一直担任辅导员的概率非常低，一方面大学生青春活泼的特点要求辅导员年龄差距不能太大，另一方面，博士研究生自己也有向前发展的要求，学校也积极在为辅导员开辟越来越宽的发展道路，总体上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对于博士研究生担任高校辅导员，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
而成于天这些国字号外交、海关、审计、海关、计量大学你可知道？
这些大学属于国家部委直属的大学，但很多人却不曾熟知。北京外交学院一、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是外交部唯一直属高校，“中国外交官的摇篮”。1955年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成立。周总理为学院亲笔题写校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担任外交学院首任院长。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与外事管理系、英语系、外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学院、基础教学部、研究生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教育学院等9大教学单位，还有亚洲研究所、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国际法研究所等30余个研究中心。现拥有国际关系、外交学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政治学（一级学科）为北京市高精尖学科。拥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3个及4个专业学位授予权，10个本科专业。 2017年9月21日，跻身首批全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上海海关学院二、上海海关学院上海海关学院历经上海海关学校、上海海关专科学校、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等办学层次；2007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上海海关学院，成为新设置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海关高等教育事业翻开了崭新的篇章。2018年5月，学校获批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同时获批公共管理以及税务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同年海关管理专业成为世界海关组织PICARD标准认证专业。学校现设有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关与公共经济学院、工商管理与关务学院、海关法律系、海关外语系、公共教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检验检疫技术交流部八个院（系）；设置了海关管理、行政管理、物流管理、国际商务、税收学、经济统计学、法学、英语8个本科专业和公共管理硕士、税务硕士2个专业学位点，分属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4个学科门类。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56人，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50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的比例为42%。具有博士学位教师86人、硕士学位教师48人，具有研究生学历教师的比例为86%。学校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占地面积521亩。南京审计大学三、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审计大学是始建于1983年，历经南京审计学院，2011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审计署和江苏省共建高校。2013年获批为硕士学位（学术学位）授权单位。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南京审计大学。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共1.6万余名；专任教师110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184人，具有博士学位644人；拥有浦口、莫愁两个校区，占地145公顷。中共审计署党校、审计署审计干部教育学院位于浦口校区。学校设有政府审计学院、会计学院等17个专业学院（教学部），瑞华审计与会计学院、中内审学院等5个特色研究院；设有35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4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学校现有硕士学位授权点15个，其中一级学科授权点7个：工商管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授权点8个：审计、会计、金融、工商管理、国际商务、法律、应用统计、电子信息；拥有多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B，排名全国前20%-30%。学校建有“现代审计发展研究中心”“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政府审计与区域治理法治化研究院”“江苏劳动法治研究基地”和“江苏科技金融体系创新研究基地”等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5个。学校是审计署和教育部合作设立的“中国政府审计奖学金”项目承办单位。中国计量大学四、中国计量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是一所以计量、标准、质量、市场监管和检验检疫为办学特色的本科院校。历经杭州计量学校、中国计量学院、中国计量大学，2017年成为省部共建大学。学校建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0个设有18个学院（部），创办1所独立学院有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15000余人、研究生1950余人，独立学院普通本科生5700余人。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300余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教师近700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约占70%。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前身为南京大学气象学院、南京气象学院，1978年列入全国重点大学，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07年以来，先后实现了江苏省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教育部、国家海洋局的多方共建。学校坐落于南京江北新区，校园占地面积约两千亩。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近3万名、硕博研究生3000余名、留学生1500余名。学校办学特色鲜明，大气科学学科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两次蝉联全国第一、获评A+等级。气象学为国家重点学科，气象装备、环境工程、通信工程等8个学科获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立项，地球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3个学科跻身ESI学科排名全球前1%。60个本科专业分布于理、工、文、管、经、法、农、艺8个学科领域。这几所大学均在一本招生，优势专业分数较高，就业较好，值得考生努力！
自给自足助考研的你读懂公共管理类的那些“冷门”专业（上）
根据上回文章的投票结果来看（https://rk.mbd..com/s494rzu?f=cp&u=492a34d1445b0423），大家想进一步了解考研中管理学大类下设的公管管理类，通常对于20、21考生可能对公管管理类第一印象就是：不考数学、行政管理、竞争压力大等，这些印象主要集中在行管这几个热门专业，但实际情况是公管类并非所有都火爆，下面结合研招网信息，就公管管理类下设的“冷门”专业进行分析推送：1.边疆学这个学科由四川大学开设的交叉专业（1204J3；J代表交叉专业、Z代表自设专业、L代表临时专业），隶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具体方向分为：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拟招人数为2人（不含推免人数）。具体情况请阅读四川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2.财务审计与风险管理由地处陕西省的西北政法大学开设，隶属于该学校商学院，虽然涉及财务等专业知识，更偏重于经管类科目，但初始科目却不包含数学三，而是微观经济学与管理学。具体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与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与内控、投融资决策与管理。每年拟招收8位考研生，且考虑到该学校该专业有博士点，专业就业前景与招收人数较多，所以有意愿的考研生可以去该学校官网查看招生简章。3.城市发展与管理该专业由南开大学开设，隶属于周恩来与政府管理学院，是该学校的自设专业，报考专业课科目为：行政管理学（周政学院管理类专业必考科目之一，参考书主要是该学院教授沈亚平编写的《行政学》）、城市管理学。该学院青年学者吴晓林教授对城市发展问题研究颇深，有幸选其作为指导老师对学术造诣会有提升，具体情况可以查询招生目录，但对于考研生基本只开1—2个名额，具体情况参见招生简章，附上南开2020年管理学考研分数线分析：重磅！南开大学2020年考研管理学校线预测（内含福利）4.城市规划与管理开设该专业的为中央财经大学，设有博士点，是该学校自设专业，隶属于政府管理学院，其中两个方向偏向经济类：城市经济与战略管理、城市规划与投融资。一个偏向于公管：城市治理与公共政策。专业拟招人数为3人（不含推免），考试科目为经济学基础、管理学，详见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所列参考书目。5.城市学该专业是杭州师范大学设置的交叉专业（考上了可以跟马云成校友了），拟招人数为5人（不含推免），该专业接受公共课考日语的考生，专业课是公共管理学、城市学综合基础。考研不易，大家加油！祝天下考研人都能上岸
杀人犯新增硕博点名单公布，高校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扩招？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吴秋婷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相关文件要求，各省教育部门需在10月31日前，将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推荐名单报送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部门在官方网站上公示了推荐名单。从各省公布的名单来看，大部分省份上报审核的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都数以百计，申报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硕士学位是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名单中的主体，专硕占比大幅度提升。北京拟新增的261个学位授予点中，学博新增117个，专博3个，学硕75个，专硕66个。就安徽高校而言，拟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共173个。其中专博4个，学博49个，专硕42个，学硕78个。据相关媒体报道，2018年，全国将新增3000余个硕博点，中国高校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扩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则认为，“各省推荐的新增学位授权点并非最终名单，学位授权审核数量的增加也不意味着研究生扩招。”行政主导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这次各省上报审核的学位授权点数量多，一部分是由于前几年硕博点申报工作暂停，许多高校都在等这次申报机会。近期各省公布的硕士博士授权点推荐名单，只是意味着高校通过了省级的审核。”周光礼对经济观察网解释道。今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根据《办法》规定，学位授权审核分为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两种方式，新增学位授权审核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部署，每3年开展一次。《办法》还规定，高校上报的硕博学位授权点推荐名单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审核，合格者才能最终获得学位授权资格。“目前，具体的审核通过比例和审核方案还没有公布，但从内部传来的消息是，学位授权点的审核会从严控制。”周光礼透露。他还表示，尽管最终审核通过的硕博点数量有可能增加，但这与研究生扩招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曾批准新增一批博士点，但并没有放开招生名额的限制。“比如河南大学教育学院现在有三十多个博士生导师，但只有六七个招生名额。”在周光礼看来，各省推荐审核的新增硕博学位点数量之所以如此之多，还与现行的高校学位授予审核制度以及教育财政制度相关。中国现行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遵循“单位申请—主管部门组织初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复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公布”的流程，高校学位点的设置与评价权力主要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同时，与一些国家按学生数量拨发教育经费的制度不同，中国高校的财政拨款与学位授权点密切相关。学位授权点不仅是办学能力和声誉的证明，更是高校诸多利益与资源获取的基础，许多高校和院系都将高层次学位授权点的建立作为工作目标和实际政绩。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指出，高校的博士和硕士点数量会对财政拨款额度产生重要影响，具有博士学位授予点的高校学科在师资、学生、科研平台、设施设备等要素上都拥有更强的资源吸纳力。因此，许多高校在硕士博士授权点申报的过程中缺乏自律性，它们并非依据自身实际办学条件，而是出于资源获取需求进行申报。“原本制定的授权审核条件是相当高的，但许多学校显然没有达到申报标准。”周光礼说。消解“学位大跃进”在过去的数十余年间，中国高校的学位授予制度一直以行政规划为主导，并经历过“学位大跃进”的发展阶段。从1997年开始，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增列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当次增列了304个，2011年更是一次性增列了近5000个硕士博士授权点。“学位大跃进”的背景下，研究生培养结构失衡的问题开始显现。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数量不足。同时，一些专业的培养规模远远超出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关于研究生就业难、学历贬值的声音频频见诸报端。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三十余年后，消解“学位大跃进”、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逐渐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普遍共识。周光礼认为，研究生总体规模应与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相匹配，未来中国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审核应当在控制总体规模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硕士专业学位点的数量。而今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办法》已明确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改革方向。《办法》突出了质量标准在授权审核中的主导作用，并提出在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础上，硕士学位授权原则上只新增应用型硕士学位授权。
彩云飞法学专业哪家强？除了顶尖985，这9所高校都不错，尤其是法大
法属于上层建筑，所以法学在13个学科门类中是神圣的存在。目前，法学最好的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此基础之上是以政法命名的本科院校，2020版院校名单中以政法命名的本科院校共有9所。九所所政法院校名单如图所示，2020年在河北均有招生，中国政法大学是里面最好的大学，2020年河北招生理科位次5561名，文科位次558名。物理组的全省第5000名不好考，历史组的第500名更不好考。对于法学这个文理兼招的专业来说，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同一个教室上课，物理组还是比历史组容易多。再之后只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211和世界一流建设高校，其余几所院校以法学为特色，但都不是双一流。最容易考的是甘肃政法大学和山东政法学院，理科全省6万名，文科11000名左右。重点介绍最霸气的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出身高贵，1952年由北大、清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所顶级牛校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组建而成。中国政法大学有6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分别是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新闻学，4个一级博士点，分别是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理论经济学。4个博士点不多，但一个法学又分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学、刑法学、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等等，法很大，法学很大。近五年，中国政法大学在河北招生录取情况显示，理工类 18年之前一直在3000多名，2019年下降到7000多名，2020年恢复到5561名。文史类法大的录取位次一直在500-600名徘徊。这只是进入法大的门槛分数，不意味可以在法大学习法学。目前，法大尚未公布2020年分专业录取分数，我们以2019年录取分数看法大的专业报考热度。在学校投档分数遭遇小年的2019年，政法大学理工类法学专业实验班需要全省第1355名，和北京理工大学的门槛相近。该专业录取五人，最高分673 全省位次588名，意味着一名考生放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层次的学校选择了法大的法学。物理组如此恐怖，历史组更不乐观，投档位次810名，但法学实验班最低需要全省205名，这个位次能考北师大了，最高分663分全省位次106名，比浙江大学的录取分数都高。明年“专业+学校”的模式下，这些特色院校的特色专业报考难度很可能继续攀升，毕竟，法大在法学领域的平台完全可以和所有牛校PK。选科要求。法大公布了学校全部24个本科专业的选科要求，除了金融学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所有专业都不限首选科目，但不一定是24个专业都在历史组或者物理组招生，招生计划和选科要求是两码事。思想政治教育、侦查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这些专业限选政治，其中侦查学专业只在提前批招生。综上，法很大，学法很有前途，9所政法类特色院校在河北都有招生，适合不同层次的考生。其中的中国政法大学是最好，也是最难考的，希望难考的法大能够激励渴望卓越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