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九院在职研究生

航天九院有一支来自771所的足球队不仅航天任务完成的好球踢得也是一级棒在陕西军工系统惠享联盟青年足球赛中已经实现五届三冠的好成绩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支冠军球队远的不提，就拿今年举办的“火炬电子杯”陕西军工系统惠享联盟青年足球赛来说，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航天、航空、兵器、中电、船舶、陕西地方军工系统、军代系统的31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最终771所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以七胜一平的战绩成功卫冕。这支球队不仅球踢得好学历水平、工作能力也是响当当的1强灏，男，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为半导体薄膜材料，在比赛中司职中场，曾任交大足球队队长，2016年获得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全国亚军。2018年加入航天九院771所工作，从事非气密性三维多芯片封装存储器领域研究，所在班组曾获2018年771所产业发展特别贡献奖。1陈双雷，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为通信与信息系统，在工作中主要承担型号计算机设计工作，个人曾获得771所技术标兵称号，负责项目获得771所技术创新二等奖。航天九院771所曾经创造了中国微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发展史上“39个第一”如今的他们正将这种精神和使命融入到工作中体现在生活上工作起来严慎细实踢起足球同样能闯敢拼会赢为他们喝彩打call欢迎关注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微信

　编者按 “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承继已经三代人六十年。按照这里独特的“物理学式选拔机制”，留下来坚守的人都是“纯金的颗粒”。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小确幸，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实现，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们是社会精英、民族脊梁。 什么是人生赢家？财务自由、儿女双全是一种，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种，闲云野鹤、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种。但这些都与九院人无关。 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稳固才能建起高楼大厦，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见的。 无需别的证明，奋斗本身就是幸福，这是九院年轻人的幸福观。你认为什么才是幸福？大情怀与小确幸可以兼得吗？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自我实现？欢迎参加“强国一代大讨论”，来信谈谈你的观点看法。 -----------------------------------------------中物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对很多人而言，这里不为人知。而事实上，这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称为“核九院”，这个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撑着我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是奠定我大国地位的“定海神针”。在崎岖重叠的西南大山环抱中，这支隐秘强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两弹元勋”，曾战斗在这里，用强大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他们是大山深处的潜伏者，他们是真正的面壁人。面壁经年，与尘嚣隔绝，等到能公开身份时已是古稀之年，多位“两弹元勋”未及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就与世长辞了，更有许多人奉献一生，始终不被世人所知。标题书法：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姜悦楷国家级实验装置神龙二号，是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斯人已逝，名将渐老。面对波谲云诡的全球大势和建设世界强国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国面壁者接续使命，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坐拥全球风云的互联网世界长大，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但他们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承下那辉煌且沉重的执剑人衣钵？2018年新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轻人。　驾驭神龙二号的人 “哗啦啦啦”，一个大型的卷帘门应声而起。给记者开门的，是身形单薄、穿着半旧夹克的80后何小中。这个文弱书生是清华博士。貌似“车库”的门内，是一个足以让人自叹渺小的宏大空间。神龙二号，国家级实验装置如一条巨型的“神龙”盘踞在此，裹挟着奔涌而至的万千能量。在一个个像钢铁兵马俑一样列阵排开的供电装置面前，何小中介绍起神龙二号，眼里瞬时有了光——他就像这支庞大军团的指挥官，信心十足。他第一次来中物院是大四时，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九院的一切都被镶上了粉红的梦幻金边。当时还是神龙一号，何小中被瞬间击中：“如果我能在这里……”时隔11年的今天，他已经是神龙二号的驾驭者之一。何小中和这个团队八九十位成员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完全自主地设计建造了这支“钢铁军团”。科研大国逐鹿天下。神龙二号是直线感应加速器，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何小中们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美国研制的强流脉冲加速器目前能拍4张照片，但是脉冲跨度无法扩大。而神龙二号的技术路线是独创的，可瞬间拍3张照片，与神龙一号结合也能拍4张。同时，在许多参数上要比美国装置更强，性价比更高。“听说美国即将新建类似装置，也在参照我们的技术路线。”何小中很自豪。神龙系列加速器的研制成功，让我国加速器技术上了一个大台阶。“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点点技术成果，就能大大改进核医学CT设备。”何小中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术民用化，“一旦批量国产化生产，人们上医院拍加强CT的价格能便宜一大半”。如果用当下互联网创业市场的套路评价，何小中这样的技术精英，应该是身家千万上亿，西装革履在五星级酒店融资ABCD轮的“青年才俊”。不过，用市值给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标价，恐怕无论多高，都显得廉价。何小中每天进门，都经过一个简陋的张贴栏，上面有一张照片：他的清华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头题字。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大师虽去，风范永存。他一笔一画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过美国。”80后山沟人 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从绵阳出发，目标川北某县。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绿，汶川特大地震时滚落的巨石与险坡依稀可寻。再往前翻过几重山，才能进入某研究所职工周一到周五的集体宿舍。科研生产地点还要再走数公里的山路，他们是“实打实的山沟人”。而这儿，只是中物院人嘴里的“老点”之一，年龄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点情结”。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1996年的题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启事，前来勘察。到绵阳走了一批，到县里又走了一批，剩下的，发现到县城后还得往山里再走好几十公里，又有一批忍无可忍地回头离开了。该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涛，属于逆流而上最终留下来的人。这位北大博士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国字脸，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带一股遗世独立的正气。一年365天，法涛和他的同事起码220多天都远离家人，工作在大山深处。每个周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里蔚为壮观。任务来了，很多人几个月不能离沟。回家，是这里最美的词。所以，法涛的微信头像就是婴儿的脸部特写：宝贝的小嘴微张，似乎在说，“快来爱我吧，爸爸”。这些喜欢逆流而上钻山沟的80后技术骨干和室主任们，每个人都有炫目的文凭，都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选择钻入这崇山峻岭，为什么呢？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后来在加州理工师从一位物理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吴所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核武器二次创业的机会，你来不来？”去年10月，他带着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国，扎进了绵阳这座西部科技城。位于绵阳的中物院大概适合各种不适应世俗的“呆萌”。这里可以避开大城市病——手机上班就被锁，没有什么芜杂信息干扰，开的车、住的房子都还不错，想生老二也毫无经济方面的担忧。复旦博士杨志剑说起同学在上海，忙碌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的生活压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请来身边——立刻获得很多同事的赞同。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轻人留下来的口头理由：“我们这里房价不太高，买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数很高”“衣食无忧，后顾无忧，可以专心做科研”。当更进一步走近他们，就能发现博士们选择这里的决定，或许来自别样的触动。　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聚龙一号放电瞬间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　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贫积弱，核大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打击一触即发，中国处于战争的阴影中。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加紧研制核武器，“我们也要搞原子弹！”3年困难时期，九院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在青海高原，饥饿、浮肿折磨着他们。彭德怀元帅听说了，立刻打电话，让海军送来带鱼、陆军送来绵羊，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工作顺利推进。“彭老总当然清楚，如果我们早有原子弹，抗美援朝的阵地上战士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甚至美国有可能就不敢来，原子弹是‘卫国重器’。”胡干达说。然而，核九院本来要迎来500个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指导核武器研制，但最后出现在北京的只是一个什么关键技术都不说的“哑巴和尚”。而且苏方很快就毁约了。刚刚支起的摊子，只剩下一群仅仅知道一丁点核原理的年轻人。那是1959年6月，为了记住耻辱，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也称“争气弹”。“中国人聪明啊。”胡干达老人说。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分别是两种核爆的激发方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枪式。在九院九所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还原了当年一次关于技术思路的争论。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寻求彭公评判，程开甲在其身后微笑不语。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路线，必须面对两种路径的选择。那时候中国资金有限，时间倒计时，只能二选一。缺少前期试验支撑，原理上都可以，所以两种意见争论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时的李觉院长让“技术大拿”朱光亚谈看法。朱光亚那时也不到40岁，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而一旦发言，总是掷地有声。听取充分讨论后，他建议用内爆式。后来，中央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这条路径。几十年后，美国解密当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认内爆式更有效，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1996年全世界暂停核试之前，美国核试验1179次，中国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干达说：“但中国人聪明，定的目标是一次试验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试验的参数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中国研制氢弹用时最短，更是创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封锁、屏蔽，都没有阻挡当年的年轻人。民间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当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从不认同这个说法。对核工业人来说，西方那种个人至上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九院人集体奋斗、协同攻关的状态。朱光亚对于敏的评价是：从材料、设计到构型，于敏对氢弹的成功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强大脑飞速运转，与九院的同志们一起让氢弹的轰鸣声响彻地球的时刻，他不过41岁。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劳模时，才算真正解密。在那一代核工业年轻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长的。他一来九院就是副院长，当时条件很差，51岁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而让年轻的科技人员住条件稍好些的房子。到今天，与世界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邓稼先也一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他才40岁。因战备需要，1969年九院整体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间。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知道，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常年两地分居。1980年代，许老师终于答应来邓院长工作的绵阳梓潼看看。这是全院的喜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更是紧张兴奋，他斟酌再三，决定把邓稼先卧室的一张1.2米的单人床换成双人床。可邓稼先进门一看，问，床怎么换了？胡干达如实交代，“从招待所搬来的，让许老师睡得舒服点”。邓院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发出指令，换回去！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我之后，方能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后来，邓稼先和于敏，他们都把获得的属于个人的奖金，拿出来奖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轻学子。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苏格拉底说，他要求的东西越少，他离神越近。此之谓也。胡干达说，中物院这棵大树，是全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种起来的。有了“两弹一星”这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之后，我们中国人才算彻底站起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两弹一星，同样把中国保送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让对中国欲下杀手的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着牙前来握手。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六十年，三代人 蓝可是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里，老师于敏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让她惊叹，“那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超强大脑”。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大概要命的是第三，当了于敏的学生户口没保障，那个年月研究生是宝贝，落个大城市户口轻轻松松，但九院并不保证能有北京户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九院与很多军工单位一样，走上了艰难的“军转民”的道路。胡干达说，当年他们什么都干，洗衣机、电子管、房地产，各种合作各种尝试。但九院人老实惯了，十桩生意九被骗，赔得多挣得少。最惨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绵阳市里的长虹电器。1991年6月，蓝可操着四川普通话跟于敏打了个招呼。那是在烟台养马岛的一次强激光研讨会上，她知道，65岁的于敏刚刚淘汰掉两个国内顶尖大学的男生。“太紧张了！”第一次坐在圈子里名声赫赫的于敏对面，蓝可满心忐忑，“在浓密的眉毛后面，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她本科是电子科大的，名气比北大清华差远了，他能选上我吗？博士考试成绩出来了，蓝可落榜。没想到，于敏却说：你先来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给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机会。中国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权威，千挑万选要了个落榜生，还是个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蓝可说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谈工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他不会跟我谈别的，说起社会上事情，尤其阴暗面，他马上会打断：不管那些，咱们只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面这几天，导师于敏身体不好，住院了，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蓝可去医院看老师，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师，我们刚刚做了8发物理实验，都很成功，我给您讲讲哦？”她能感觉到，老师的眼皮一抬，那道锐利的目光直射出来。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于敏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10分钟后于敏的血压才恢复。“我们心意相通。”蓝可说，老师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九院人说起蓝可：人很瘦弱，但影响力很大，工作狂，女汉子，“像于敏”。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试，也许，当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时候，蓝可的执着和简单，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选择。蓝可读博进入九院九所，一个组15个人。后来，年轻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发了财，有人改换门庭，也有人出国留学，改了行。她舍不得，“我就喜欢科研”。蓝可最喜欢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的一张巨幅油画，是当年程开甲和周光召激烈争论的场景。每次经过的时候，她都觉得很踏实，“我喜欢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氛围”。“杨振宁在美国入了国籍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能接触最尖端的武器领域啊。”胡干达说。到了较量的最高层，拼的不光是技术，还有你背后的那个国家。这句话，说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里。20年后回头看，蓝可认为那些当年离开的小伙伴，选择了下海出国，其实就是选择了离开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这也许就是“国运”与个人成就的关系。“真是天佑我中华，当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这么一批优秀的青年，把‘两弹’搞出来！”在蓝可眼里，自己这些60后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虽然可能无法超越老师，但责任重大，“必须把老一代的精神传承下来”。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人被一掌击醒：大国之交，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只富不强，人家照样说打就打。国防白皮书这样定位：“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深陷人才断层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迎来了机遇。但，世易时移，开始富起来的中国很难再找到大批于敏、邓稼先式的人才了。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业领域，要冲向新目标，路上的诱惑太多了，那么多岔路、那么多电阻，还有很多小目标……如果一个个面壁人不能激活身体里的小反应堆，恐怕就没有持续的能量，让他们完成更重的国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战。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可控核聚变”，世界战略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大跃迁最根本的挑战之一。于敏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人才淘汰的物理机制 中物院的节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处处给人传递一种温暖的淡定。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平不差，能保障他们拥有中上等的物质生活。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个“死穴”就是教育问题。别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九院人有点不淡定了。上海一个顶级高校“抢”胡建波的时候，拍着胸脯说，尽管来，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给你包了，“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确实有点儿心动”。法涛也有些犯嘀咕，从孩子出生，他们就总能感受到全国时不我待的教育焦虑。“在这个山沟里，会不会耽误了娃娃的前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传统文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顾不了家，孩子在山沟里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明明都是海归名校，孩子有的竟连高中都没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单位里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有的只能在社会上打工谋生。但无欲无求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法涛只要不加班，周末就开上车，接上夫人孩子，一脚油门去成都。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听听音乐会看看比赛，让孩子在城市中心的游乐场玩一玩，见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社会。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第三阶段是“招准人”，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气神儿。李科说，人才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而最根本的一条，搞科技的人才，必须尽力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一个赢得事业荣誉最大的舞台。但事实上，这很难。地理位置偏远，严格的保密，社会显示度低，必须克制社会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态……决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个崇尚精神的精英群体。这是一个按照明确可控目标而实施的“自然选择过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机制”：首先，高考将这些聪明的脑袋筛选出来，但其中更多的省、市、县状元流向了金融和经济学院。其次，学物理的人都很聪明，改行搞金融驾轻就熟。在选择学物理的人中后来又流走一批。然后，出国深造的人很多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万的诱惑，也去了华尔街。最后，清华、北大、中科大这些中物院的定点班学生来到绵阳，又在现实生活的判断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只有经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纯金的颗粒 中物院这60年，像一块磨刀石，有太多的材料在上面磨，也因此显露了其成色和真面目。做中物院的“强国一代”，不是因为你牺牲了在大城市的优厚待遇，放弃了火热的互联网生活，就能做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双向选择”。2016年一年，这里流失了百余名青年才俊。李科有点着急，但没用。因为这是由九院的人才筛选物理机制决定的。名校博士应该在一个方向精研，钻之弥深。在中物院你即使是博士，也可能让你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半年一年都要在车间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加工技术难题。这里的技术工人不少是最牛的大国工匠，新来的毕业生，会被他们敲打。当你穿上统一的防辐射服，从头到脚都被套住，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两只眼睛用来交流。你受得了吗？名校生多深谙在学术圈成名的路数，发论文结交名人接受采访，而中物院不少岗位你只做不说，而且可能永远都不能说。你受得了吗？这里是任务导向，你必须在服务国家需要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新性思维。你再聪明，也可能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而只是大国重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你受得了吗？……“我难道不能自由选择吗？”“选择我的对口专业不行吗？”可以，但选择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的需要。大国核竞赛，是一场淘汰赛。这决定了中物院必须以同样的机制，来选择属于自己的人才。而选择的同时，就是淘汰。四所的黄鑫清华毕业来中物院时，心里也是两个小人在打架，“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潮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后来去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士时，他曾试着挣钱。一边在学校做实验完成学业，一边用打游戏的时间来帮人做程序挣外快，两三万元进账好像也不难。有一天他忽然问自己，“我需要挣多少钱？我一辈子花多少就开心了？”黄鑫意识到，挣钱养家当富人，太简单太没有挑战了。等博士毕业，他再次走进中物院科技馆，从前难以入心入脑的“入院教育”震撼了他。他懂了，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郭永怀先生，他的人生为什么无悔、为什么那么有意义。站在郭永怀烈士雕像前，黄鑫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清晰了——如果说老一辈制造了歼7歼8，我们就必须造出歼20和五代机六代机。是的，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傲娇时刻。比如，九三阅兵和朱日和大阅兵，当大国重器东风31、东风5B这些战略核武器碾过屏幕、耀眼全球时，研究室的前辈们就会坐不住：“你看，你看！这个战斗部里有我的设计、有我的计算。”新一代便会被感染，“10年后我设计的战斗部接受检阅时，我就可以对儿子说，你看这是你老爸团队做的！”这是用钱能买来的吗？也因此，法涛们、胡建波们留下来了，他们相信有自己血脉的孩子会理解老爸的荣耀与付出的真实意义。年轻学霸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他们开始关掉那些庸俗成功学的体系接口，把“一时挠不着的生活奇痒”真正放下。过去一边沉迷魔兽游戏一边搞研究也能出成绩的聪明头脑们，开始无暇个人生活了。大浪淘沙，风雨砥砺，留下的，就是纯金的颗粒。每次，蓝可一听到有谁说，“能干的人都出国了”，就很不服气。她会追上去抬杠：“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就是我们这群不能干的人干出来的。”或者听到谁说，“中国培养的最顶尖人才都出国了”。蓝可也会追上去不服气地争辩：什么叫顶尖？那些学校只培养出了国就不回来的学生，能叫顶尖吗？国家培养了你，你不服务于这个国家，能叫顶尖吗？！　一朝壁破惊天下 在中物院八所，横卧着有两个足球场大的神光-Ⅲ号激光装置。身高一米八的杨冬，经常带着名牌大学的在读生观摩。他的使命就是留下其中的黄金种子。宣传栏上，贴着两张科幻电影海报：一张是《钢铁侠》，因为它身上的聚能环就是核聚变的小反应堆；另一张是《星际迷航》，飞船在宇宙中的跃迁也是靠核聚变提供能量。这个有60年历史的科研高地，正在学着俯下身段，倾听90后95后的需求。中科大毕业的杨冬发现，在用模型演示打靶的时候，每一个90后都会在听到“砰”的一声时特别兴奋。杨冬自己也是这样，当时在上海“神光-Ⅱ号”实习的时候，每次打靶之前，都有一个电子的声音，什么什么准备好了，然后是《斗牛士进行曲》，最后“砰”的一声。这种仪式感给了他巨大的诱惑。潘建伟是杨冬中科大的前辈，他和他主导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看来很可能在科学史上留下英名。“我呢？”——杨冬希望像师兄一样建功立业。对他来说，没挑战的事，为什么要干？！36岁的清华人邹文康，不厌其烦地为记者讲述可控核聚变的原理。“这是进行极端条件物理研究的大科学实验很好的平台。”邹文康打开门，一座圆形大金属装置展露在记者面前。“聚龙一号”如果通电，这些巨大的扇形金属装置，会释放出数百万安培的电流，散发出蓝色的光芒。能量流向那些靶心上的钨丝，在亿分之一秒内辐射出来功率数十万亿瓦的X射线……“当巨大的能量聚集在这些十分之一头发丝粗的钨丝上，引发核聚变”。可控核聚变，人类能源革命的终极梦想。“真正的学霸来到这里，就会心里痒痒。”邹文康说。杨冬他们走的是激光驱动聚变点火路径，而邹文康他们走的是Z箍缩驱动点火路径。人类探索未来聚变能源最前沿的两条路，建造出中国的“人造太阳”——就是两个人和他们所在团队每天的工作和要实现的宏伟目标。面壁十年图破壁。中国面壁者的一个重要国家使命，就是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巨大挑战，使可控核聚变梦想成真，铸就新时代“两弹一星”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杨冬、蓝可们，还有躺在病床上大脑仍然飞速运转的于敏先生，这几代人，正在共同酝酿、实施着这一世界上的超级大科学研究工程。中国一度落后、一度彷徨，优越了上千年的基因，一旦被高温高压高强度的压迫状态所激发，那种深藏着的潜能，就开始聚集、融合和释放。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像沸腾的巨大电流，从这片土地的深处迸发出来，抛开了对那些“高鼻子先生”的幻想，拼尽了所有的力量，聚力那个伟大复兴的目标。60年沧海桑田，重重蜀山依然沉默。在记者面前，杨冬和中科大老同学言杰拥抱在一起，他们在一个院子里工作7年，这是第二次碰面。不见面不代表没联系，因为每个人手中的计算、心中的构思、忙碌的任务，都在服务于同一个国家级的大任务。当年的“神童”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并肩而战，正在开辟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径，挑战人类智商极限、忍耐力极限，和能量增益的极限。杨冬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常对参观的95后说：一个比神光-Ⅲ号更先进的装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项目，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道最难的题目，你愿意来应战吗？你敢来吗？你能来吗？一束束强烈的高功率激光，闪电般冲向一个直径不到1毫米的靶腔，巨大的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下，氘氚材料应声而爆，原子聚变释放的能量四散溅开……这时候，时间静止了。只有望向微观世界旋转原子的一双双眼睛。那是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是钱三强、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是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是蓝可、是杨冬、是黄鑫、是邹文康、是何小中、是法涛——“小时代”与他们无关。这些年轻人，注定是一个大时代的执剑人。他们是中国面壁者。

05:47编者按“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承继已经三代人六十年。按照这里独特的“物理学式选拔机制”，留下来坚守的人都是“纯金的颗粒”。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小确幸，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实现，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们是社会精英、民族脊梁。什么是人生赢家？财务自由、儿女双全是一种，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种，闲云野鹤、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种。但这些都与九院人无关。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稳固才能建起高楼大厦，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见的。无需别的证明，奋斗本身就是幸福，这是九院年轻人的幸福观。你认为什么才是幸福？大情怀与小确幸可以兼得吗？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自我实现？欢迎参加“强国一代大讨论”，来信谈谈你的观点看法。-----------------------------------------------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堵力 邱晨辉中物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对很多人而言，这里不为人知。而事实上，这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称为“核九院”，这个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撑着我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是奠定我大国地位的“定海神针”。在崎岖重叠的西南大山环抱中，这支隐秘强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两弹元勋”，曾战斗在这里，用强大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他们是大山深处的潜伏者，他们是真正的面壁人。面壁经年，与尘嚣隔绝，等到能公开身份时已是古稀之年，多位“两弹元勋”未及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就与世长辞了，更有许多人奉献一生，始终不被世人所知。标题书法：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姜悦楷国家级实验装置神龙二号，是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斯人已逝，名将渐老。面对波谲云诡的全球大势和建设世界强国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国面壁者接续使命，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坐拥全球风云的互联网世界长大，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但他们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承下那辉煌且沉重的执剑人衣钵？2018年新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轻人。驾驭神龙二号的人“哗啦啦啦”，一个大型的卷帘门应声而起。给记者开门的，是身形单薄、穿着半旧夹克的80后何小中。这个文弱书生是清华博士。貌似“车库”的门内，是一个足以让人自叹渺小的宏大空间。神龙二号，国家级实验装置如一条巨型的“神龙”盘踞在此，裹挟着奔涌而至的万千能量。在一个个像钢铁兵马俑一样列阵排开的供电装置面前，何小中介绍起神龙二号，眼里瞬时有了光——他就像这支庞大军团的指挥官，信心十足。他第一次来中物院是大四时，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九院的一切都被镶上了粉红的梦幻金边。当时还是神龙一号，何小中被瞬间击中：“如果我能在这里……”时隔11年的今天，他已经是神龙二号的驾驭者之一。何小中和这个团队八九十位成员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完全自主地设计建造了这支“钢铁军团”。科研大国逐鹿天下。神龙二号是直线感应加速器，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何小中们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美国研制的强流脉冲加速器目前能拍4张照片，但是脉冲跨度无法扩大。而神龙二号的技术路线是独创的，可瞬间拍3张照片，与神龙一号结合也能拍4张。同时，在许多参数上要比美国装置更强，性价比更高。“听说美国即将新建类似装置，也在参照我们的技术路线。”何小中很自豪。神龙系列加速器的研制成功，让我国加速器技术上了一个大台阶。“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点点技术成果，就能大大改进核医学CT设备。”何小中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术民用化，“一旦批量国产化生产，人们上医院拍加强CT的价格能便宜一大半”。如果用当下互联网创业市场的套路评价，何小中这样的技术精英，应该是身家千万上亿，西装革履在五星级酒店融资ABCD轮的“青年才俊”。不过，用市值给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标价，恐怕无论多高，都显得廉价。何小中每天进门，都经过一个简陋的张贴栏，上面有一张照片：他的清华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头题字。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大师虽去，风范永存。他一笔一画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过美国。”80后山沟人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从绵阳出发，目标川北某县。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绿，汶川特大地震时滚落的巨石与险坡依稀可寻。再往前翻过几重山，才能进入某研究所职工周一到周五的集体宿舍。科研生产地点还要再走数公里的山路，他们是“实打实的山沟人”。而这儿，只是中物院人嘴里的“老点”之一，年龄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点情结”。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1996年的题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启事，前来勘察。到绵阳走了一批，到县里又走了一批，剩下的，发现到县城后还得往山里再走好几十公里，又有一批忍无可忍地回头离开了。该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涛，属于逆流而上最终留下来的人。这位北大博士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国字脸，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带一股遗世独立的正气。一年365天，法涛和他的同事起码220多天都远离家人，工作在大山深处。每个周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里蔚为壮观。任务来了，很多人几个月不能离沟。回家，是这里最美的词。所以，法涛的微信头像就是婴儿的脸部特写：宝贝的小嘴微张，似乎在说，“快来爱我吧，爸爸”。这些喜欢逆流而上钻山沟的80后技术骨干和室主任们，每个人都有炫目的文凭，都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选择钻入这崇山峻岭，为什么呢？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后来在加州理工师从一位物理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吴所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核武器二次创业的机会，你来不来？”去年10月，他带着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国，扎进了绵阳这座西部科技城。位于绵阳的中物院大概适合各种不适应世俗的“呆萌”。这里可以避开大城市病——手机上班就被锁，没有什么芜杂信息干扰，开的车、住的房子都还不错，想生老二也毫无经济方面的担忧。复旦博士杨志剑说起同学在上海，忙碌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的生活压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请来身边——立刻获得很多同事的赞同。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轻人留下来的口头理由：“我们这里房价不太高，买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数很高”“衣食无忧，后顾无忧，可以专心做科研”。当更进一步走近他们，就能发现博士们选择这里的决定，或许来自别样的触动。聚集在科研的“天堂”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聚龙一号放电瞬间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贫积弱，核大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打击一触即发，中国处于战争的阴影中。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加紧研制核武器，“我们也要搞原子弹！”3年困难时期，九院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在青海高原，饥饿、浮肿折磨着他们。彭德怀元帅听说了，立刻打电话，让海军送来带鱼、陆军送来绵羊，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工作顺利推进。“彭老总当然清楚，如果我们早有原子弹，抗美援朝的阵地上战士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甚至美国有可能就不敢来，原子弹是‘卫国重器’。”胡干达说。然而，核九院本来要迎来500个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指导核武器研制，但最后出现在北京的只是一个什么关键技术都不说的“哑巴和尚”。而且苏方很快就毁约了。刚刚支起的摊子，只剩下一群仅仅知道一丁点核原理的年轻人。那是1959年6月，为了记住耻辱，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也称“争气弹”。“中国人聪明啊。”胡干达老人说。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分别是两种核爆的激发方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枪式。在九院九所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还原了当年一次关于技术思路的争论。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寻求彭公评判，程开甲在其身后微笑不语。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路线，必须面对两种路径的选择。那时候中国资金有限，时间倒计时，只能二选一。缺少前期试验支撑，原理上都可以，所以两种意见争论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时的李觉院长让“技术大拿”朱光亚谈看法。朱光亚那时也不到40岁，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而一旦发言，总是掷地有声。听取充分讨论后，他建议用内爆式。后来，中央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这条路径。几十年后，美国解密当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认内爆式更有效，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1996年全世界暂停核试之前，美国核试验1179次，中国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干达说：“但中国人聪明，定的目标是一次试验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试验的参数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中国研制氢弹用时最短，更是创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封锁、屏蔽，都没有阻挡当年的年轻人。民间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当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从不认同这个说法。对核工业人来说，西方那种个人至上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九院人集体奋斗、协同攻关的状态。朱光亚对于敏的评价是：从材料、设计到构型，于敏对氢弹的成功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强大脑飞速运转，与九院的同志们一起让氢弹的轰鸣声响彻地球的时刻，他不过41岁。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劳模时，才算真正解密。在那一代核工业年轻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长的。他一来九院就是副院长，当时条件很差，51岁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而让年轻的科技人员住条件稍好些的房子。到今天，与世界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邓稼先也一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他才40岁。因战备需要，1969年九院整体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间。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知道，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常年两地分居。1980年代，许老师终于答应来邓院长工作的绵阳梓潼看看。这是全院的喜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更是紧张兴奋，他斟酌再三，决定把邓稼先卧室的一张1.2米的单人床换成双人床。可邓稼先进门一看，问，床怎么换了？胡干达如实交代，“从招待所搬来的，让许老师睡得舒服点”。邓院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发出指令，换回去！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我之后，方能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后来，邓稼先和于敏，他们都把获得的属于个人的奖金，拿出来奖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轻学子。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苏格拉底说，他要求的东西越少，他离神越近。此之谓也。胡干达说，中物院这棵大树，是全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种起来的。有了“两弹一星”这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之后，我们中国人才算彻底站起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两弹一星，同样把中国保送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让对中国欲下杀手的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着牙前来握手。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六十年，三代人蓝可是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里，老师于敏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让她惊叹，“那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超强大脑”。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大概要命的是第三，当了于敏的学生户口没保障，那个年月研究生是宝贝，落个大城市户口轻轻松松，但九院并不保证能有北京户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九院与很多军工单位一样，走上了艰难的“军转民”的道路。胡干达说，当年他们什么都干，洗衣机、电子管、房地产，各种合作各种尝试。但九院人老实惯了，十桩生意九被骗，赔得多挣得少。最惨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绵阳市里的长虹电器。1991年6月，蓝可操着四川普通话跟于敏打了个招呼。那是在烟台养马岛的一次强激光研讨会上，她知道，65岁的于敏刚刚淘汰掉两个国内顶尖大学的男生。“太紧张了！”第一次坐在圈子里名声赫赫的于敏对面，蓝可满心忐忑，“在浓密的眉毛后面，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她本科是电子科大的，名气比北大清华差远了，他能选上我吗？博士考试成绩出来了，蓝可落榜。没想到，于敏却说：你先来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给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机会。中国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权威，千挑万选要了个落榜生，还是个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蓝可说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谈工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他不会跟我谈别的，说起社会上事情，尤其阴暗面，他马上会打断：不管那些，咱们只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面这几天，导师于敏身体不好，住院了，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蓝可去医院看老师，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师，我们刚刚做了8发物理实验，都很成功，我给您讲讲哦？”她能感觉到，老师的眼皮一抬，那道锐利的目光直射出来。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于敏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10分钟后于敏的血压才恢复。“我们心意相通。”蓝可说，老师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九院人说起蓝可：人很瘦弱，但影响力很大，工作狂，女汉子，“像于敏”。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试，也许，当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时候，蓝可的执着和简单，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选择。蓝可读博进入九院九所，一个组15个人。后来，年轻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发了财，有人改换门庭，也有人出国留学，改了行。她舍不得，“我就喜欢科研”。蓝可最喜欢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的一张巨幅油画，是当年程开甲和周光召激烈争论的场景。每次经过的时候，她都觉得很踏实，“我喜欢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氛围”。“杨振宁在美国入了国籍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能接触最尖端的武器领域啊。”胡干达说。到了较量的最高层，拼的不光是技术，还有你背后的那个国家。这句话，说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里。20年后回头看，蓝可认为那些当年离开的小伙伴，选择了下海出国，其实就是选择了离开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这也许就是“国运”与个人成就的关系。“真是天佑我中华，当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这么一批优秀的青年，把‘两弹’搞出来！”在蓝可眼里，自己这些60后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虽然可能无法超越老师，但责任重大，“必须把老一代的精神传承下来”。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人被一掌击醒：大国之交，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只富不强，人家照样说打就打。国防白皮书这样定位：“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深陷人才断层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迎来了机遇。但，世易时移，开始富起来的中国很难再找到大批于敏、邓稼先式的人才了。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业领域，要冲向新目标，路上的诱惑太多了，那么多岔路、那么多电阻，还有很多小目标……如果一个个面壁人不能激活身体里的小反应堆，恐怕就没有持续的能量，让他们完成更重的国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战。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可控核聚变”，世界战略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大跃迁最根本的挑战之一。于敏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人才淘汰的物理机制中物院的节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处处给人传递一种温暖的淡定。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平不差，能保障他们拥有中上等的物质生活。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个“死穴”就是教育问题。别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九院人有点不淡定了。上海一个顶级高校“抢”胡建波的时候，拍着胸脯说，尽管来，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给你包了，“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确实有点儿心动”。法涛也有些犯嘀咕，从孩子出生，他们就总能感受到全国时不我待的教育焦虑。“在这个山沟里，会不会耽误了娃娃的前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传统文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顾不了家，孩子在山沟里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明明都是海归名校，孩子有的竟连高中都没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单位里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有的只能在社会上打工谋生。但无欲无求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法涛只要不加班，周末就开上车，接上夫人孩子，一脚油门去成都。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听听音乐会看看比赛，让孩子在城市中心的游乐场玩一玩，见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社会。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第三阶段是“招准人”，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气神儿。李科说，人才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而最根本的一条，搞科技的人才，必须尽力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一个赢得事业荣誉最大的舞台。但事实上，这很难。地理位置偏远，严格的保密，社会显示度低，必须克制社会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态……决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个崇尚精神的精英群体。这是一个按照明确可控目标而实施的“自然选择过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机制”：首先，高考将这些聪明的脑袋筛选出来，但其中更多的省、市、县状元流向了金融和经济学院。其次，学物理的人都很聪明，改行搞金融驾轻就熟。在选择学物理的人中后来又流走一批。然后，出国深造的人很多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万的诱惑，也去了华尔街。最后，清华、北大、中科大这些中物院的定点班学生来到绵阳，又在现实生活的判断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只有经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纯金的颗粒中物院这60年，像一块磨刀石，有太多的材料在上面磨，也因此显露了其成色和真面目。做中物院的“强国一代”，不是因为你牺牲了在大城市的优厚待遇，放弃了火热的互联网生活，就能做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双向选择”。2016年一年，这里流失了百余名青年才俊。李科有点着急，但没用。因为这是由九院的人才筛选物理机制决定的。名校博士应该在一个方向精研，钻之弥深。在中物院你即使是博士，也可能让你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半年一年都要在车间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加工技术难题。这里的技术工人不少是最牛的大国工匠，新来的毕业生，会被他们敲打。当你穿上统一的防辐射服，从头到脚都被套住，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两只眼睛用来交流。你受得了吗？名校生多深谙在学术圈成名的路数，发论文结交名人接受采访，而中物院不少岗位你只做不说，而且可能永远都不能说。你受得了吗？这里是任务导向，你必须在服务国家需要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新性思维。你再聪明，也可能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而只是大国重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你受得了吗？……“我难道不能自由选择吗？”“选择我的对口专业不行吗？”可以，但选择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的需要。大国核竞赛，是一场淘汰赛。这决定了中物院必须以同样的机制，来选择属于自己的人才。而选择的同时，就是淘汰。四所的黄鑫清华毕业来中物院时，心里也是两个小人在打架，“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潮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后来去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士时，他曾试着挣钱。一边在学校做实验完成学业，一边用打游戏的时间来帮人做程序挣外快，两三万元进账好像也不难。有一天他忽然问自己，“我需要挣多少钱？我一辈子花多少就开心了？”黄鑫意识到，挣钱养家当富人，太简单太没有挑战了。等博士毕业，他再次走进中物院科技馆，从前难以入心入脑的“入院教育”震撼了他。他懂了，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郭永怀先生，他的人生为什么无悔、为什么那么有意义。站在郭永怀烈士雕像前，黄鑫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清晰了——如果说老一辈制造了歼7歼8，我们就必须造出歼20和五代机六代机。是的，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傲娇时刻。比如，九三阅兵和朱日和大阅兵，当大国重器东风31、东风5B这些战略核武器碾过屏幕、耀眼全球时，研究室的前辈们就会坐不住：“你看，你看！这个战斗部里有我的设计、有我的计算。”新一代便会被感染，“10年后我设计的战斗部接受检阅时，我就可以对儿子说，你看这是你老爸团队做的！”这是用钱能买来的吗？也因此，法涛们、胡建波们留下来了，他们相信有自己血脉的孩子会理解老爸的荣耀与付出的真实意义。年轻学霸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他们开始关掉那些庸俗成功学的体系接口，把“一时挠不着的生活奇痒”真正放下。过去一边沉迷魔兽游戏一边搞研究也能出成绩的聪明头脑们，开始无暇个人生活了。大浪淘沙，风雨砥砺，留下的，就是纯金的颗粒。每次，蓝可一听到有谁说，“能干的人都出国了”，就很不服气。她会追上去抬杠：“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就是我们这群不能干的人干出来的。”或者听到谁说，“中国培养的最顶尖人才都出国了”。蓝可也会追上去不服气地争辩：什么叫顶尖？那些学校只培养出了国就不回来的学生，能叫顶尖吗？国家培养了你，你不服务于这个国家，能叫顶尖吗？！一朝壁破惊天下在中物院八所，横卧着有两个足球场大的神光-Ⅲ号激光装置。身高一米八的杨冬，经常带着名牌大学的在读生观摩。他的使命就是留下其中的黄金种子。宣传栏上，贴着两张科幻电影海报：一张是《钢铁侠》，因为它身上的聚能环就是核聚变的小反应堆；另一张是《星际迷航》，飞船在宇宙中的跃迁也是靠核聚变提供能量。这个有60年历史的科研高地，正在学着俯下身段，倾听90后95后的需求。中科大毕业的杨冬发现，在用模型演示打靶的时候，每一个90后都会在听到“砰”的一声时特别兴奋。杨冬自己也是这样，当时在上海“神光-Ⅱ号”实习的时候，每次打靶之前，都有一个电子的声音，什么什么准备好了，然后是《斗牛士进行曲》，最后“砰”的一声。这种仪式感给了他巨大的诱惑。潘建伟是杨冬中科大的前辈，他和他主导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看来很可能在科学史上留下英名。“我呢？”——杨冬希望像师兄一样建功立业。对他来说，没挑战的事，为什么要干？！36岁的清华人邹文康，不厌其烦地为记者讲述可控核聚变的原理。“这是进行极端条件物理研究的大科学实验很好的平台。”邹文康打开门，一座圆形大金属装置展露在记者面前。“聚龙一号”如果通电，这些巨大的扇形金属装置，会释放出数百万安培的电流，散发出蓝色的光芒。能量流向那些靶心上的钨丝，在亿分之一秒内辐射出来功率数十万亿瓦的X射线……“当巨大的能量聚集在这些十分之一头发丝粗的钨丝上，引发核聚变”。可控核聚变，人类能源革命的终极梦想。“真正的学霸来到这里，就会心里痒痒。”邹文康说。杨冬他们走的是激光驱动聚变点火路径，而邹文康他们走的是Z箍缩驱动点火路径。人类探索未来聚变能源最前沿的两条路，建造出中国的“人造太阳”——就是两个人和他们所在团队每天的工作和要实现的宏伟目标。面壁十年图破壁。中国面壁者的一个重要国家使命，就是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巨大挑战，使可控核聚变梦想成真，铸就新时代“两弹一星”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杨冬、蓝可们，还有躺在病床上大脑仍然飞速运转的于敏先生，这几代人，正在共同酝酿、实施着这一世界上的超级大科学研究工程。中国一度落后、一度彷徨，优越了上千年的基因，一旦被高温高压高强度的压迫状态所激发，那种深藏着的潜能，就开始聚集、融合和释放。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像沸腾的巨大电流，从这片土地的深处迸发出来，抛开了对那些“高鼻子先生”的幻想，拼尽了所有的力量，聚力那个伟大复兴的目标。60年沧海桑田，重重蜀山依然沉默。在记者面前，杨冬和中科大老同学言杰拥抱在一起，他们在一个院子里工作7年，这是第二次碰面。不见面不代表没联系，因为每个人手中的计算、心中的构思、忙碌的任务，都在服务于同一个国家级的大任务。当年的“神童”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并肩而战，正在开辟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径，挑战人类智商极限、忍耐力极限，和能量增益的极限。杨冬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常对参观的95后说：一个比神光-Ⅲ号更先进的装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项目，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道最难的题目，你愿意来应战吗？你敢来吗？你能来吗？一束束强烈的高功率激光，闪电般冲向一个直径不到1毫米的靶腔，巨大的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下，氘氚材料应声而爆，原子聚变释放的能量四散溅开……这时候，时间静止了。只有望向微观世界旋转原子的一双双眼睛。那是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是钱三强、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是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是蓝可、是杨冬、是黄鑫、是邹文康、是何小中、是法涛——“小时代”与他们无关。这些年轻人，注定是一个大时代的执剑人。他们是中国面壁者。

人民网南昌3月30日电(张志斌)3月30日，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宣布中央和省委关于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根据中央和省委决定，殷美根不再担任南昌市委书记、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吴晓军兼任南昌市委书记。吴晓军简历：吴晓军，男，汉族，1966年1月出生，江西泰和人，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入党，经济学博士。1984.09-1988.07 江西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8.07-1992.10 江西省经济信息中心干部(其间：1990.12-1992.10借调省计划委员会以工代赈办公室)1992.10-1994.05 江西省计划委员会以工代赈办公室干部、主任科员1994.05-1996.01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主任科员1996.01-1998.03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级秘书1998.03-2003.05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调研员2003.05-2006.08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2001.09-2004.07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6.08-2010.06 江西省鹰潭市委常委、副市长2010.06-2013.04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2013.04-2014.10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2014.10-2017.02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2017.02-2017.03 江西省副省长人选、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2017.03-2017.11 江西省副省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2017.11-2019.09 江西省副省长2019.09-2020.03 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2020.03-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人民网资料 截至2020年3月)

我国姿态控制发动机创始人傅永贵在“三线”建设期间用于实验的“厕所”实验室。西北工业大学宣传部供图扫一扫看视频4月的红光沟正处于万物萌发的季节，远远望去，一团团或粉或白的花树点缀着满目的翠色，颇有几分野趣。若仅看 “颜值”，这里似乎和其他山沟无太大区别，甚至略显逊色。可这是个不容小觑的山沟，它位于陕西省凤县，是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前身——“067”基地所在地。这里曾为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强大动力，被称为航天“原动力”的起源地。4月12日至13日，在第四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前，这个寂静的小山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西北工业大学与航天科技集团6院共同组织的百余位师生和青年团员，到此“追梦赤子心，溯源航天情”。红光沟里感悟“航天魂”出发那天，春雨淅淅沥沥，大巴车盘山而行。历经近6个小时，西北工业大学的师生及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科研人员才抵达红光沟。雨后的红光沟明净清丽，可沟里残破的老厂房却已不复当年。青砖墙体上，50多年前嵌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标语还清晰可见，透过破碎的玻璃窗向屋里望去，黑黢黢的空间里似乎写满了故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因为建设的地点主要位于被称为“三线”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因此这场建设被称为“三线建设”。而红光沟，正是“三线建设”的一个缩影。若把时间再往前推50年，这个寂静的山沟，当年还是热火朝天的“067”基地。天南地北的科学家来到这里，动手搭建茅草屋作为宿舍，一砖一瓦地盖厂房。83岁的傅永贵，此次坚持来到这里，为这群95后、00后讲述自己亲历的峥嵘岁月。他和同事曾在这里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姿态控制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出身不凡”，在运载火箭等各类航天器上都有广泛应用，当时曾被幽默的三线建设者称为“厕所发动机”。1968年，32岁的傅永贵“进沟”，用一处厕所改建起自己的实验基地。其中一侧是观察室，另一侧是实验室。他在中间的隔断墙上打了一个孔用来观察，但由于观察孔的密封性不好，傅永贵和同事们经常被试验产生的废气熏得头晕脑胀。当地的村民回忆，当年也不知道这批人究竟在搞什么，只是半夜总能听到从“厕所”里发出“噗噗噗”的声音，这个声音持续了7年。7年间，傅永贵在这个约10平方米的“厕所”试验了200多台次的试验件，进行了数十万次的启动、关机测试，最终才将这台珍贵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如今，这间“厕所”实验室旁杂草丛生，途经的小桥不见了踪影，当年傅永贵捡核桃的那棵树也早已枯萎。但附近，后来种下的杨树挺拔笔直，已经有碗口粗。让西北工业大学大二学生陈宜炜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去“厕所”实验室的路泥泞坎坷，但白发苍苍的傅永贵却很坚决地推开了每一个想要搀扶他的人。傅永贵总说“我有劲儿”，亲自来这里也是他的坚持，“自己老了，能多发份光和热就多发些，能多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想必当年，支撑傅永贵老师在缺衣少食、设备简陋的情况下，毅然改造‘厕所’实验室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姿控发动机的，也是这样一股力量吧！”陈宜炜说。除了“厕所”实验室，西北工业大学师生还重走了试车台、58车间、11所试验区等“三线”航天人曾经踏足的土地。面对如今早已废弃的工厂、破败的实验室，想象着被洪水侵扰、受累于物资困乏的科研生产生活……在这冲突中坚守初心的航天人就更加难能可贵。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宇说，突然体会到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句话的含义，“我们真的要珍惜老一辈人用热血和汗水换来的今天”。河口镇上放飞“航天梦”“5，4，3，2，1——发射！”从距离红光沟约5公里的河口镇中心小学，一个个水火箭、固体小火箭嗖嗖地蹿上天。这些火箭的制作者——河口镇中心小学近百名学生顿时一片欢呼声。这是西北工业大学航天科普志愿者服务队为这里的小学生带来的航天科普课。“老一辈航天人给我们‘科普’，我们也要将这种航天精神传递到小朋友中去。”航天科普志愿者服务队现任队长陈宜炜说。这堂持续了近3个小时的课，志愿者们却花了一周的时间准备。他们不仅给小学生科普了很多航天知识，还现场教学制作水火箭。孩子们争先恐后地领取制作材料，两个普通的矿泉水瓶、胶带、纸板。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仅用半个小时，便拼装出了他们的“黑科技”。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水火箭“砰”地一声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时，五年级学生徐晨玉兴奋地跳了起来。她说，在那一刻，自己更坚定了当科学家的梦想。“以前觉得这样的梦想离我挺遥远的……但今天，当我发现用个塑料瓶就能造火箭，当科学家的梦就也没那么远了吧！”她告诉记者，以后想要“多看书，多长知识，为梦想而努力，做个追梦人”。像这样的航天科普志愿者服务，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已经坚持了16年。几乎每年暑假，都会有学生深入宁夏等地的偏远农村、学校进行航天科普活动。在近两年时间，陈宜炜已经参加了17次航天科普活动。在他看来，科普并不是一定要传授多少航天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更多的人心中种下航天的“种子”。去年，西北工业大学航天科普志愿者服务队招新时，突然有位新生特地找来报名。陈宜炜问他为什么想参加？他激动地说，自己来自宁夏，6年前在学校听了西北工业大学的航天科普课，才选择了这里的航天学院，因此他也想加入这支志愿队，为更多人科普。如今，这位学生已成功报名了今年暑假去宁夏农村的科普活动。“三线”路上追溯“航天情”红光沟，仅仅是西北工业大学师生重走“三线”路的第一站。接下来，西北工业大学还计划今年带领师生走访航天科工集团十院061的基地、航天七院的062基地、航天四院的063基地、航天科工九院的066基地以及湖南航天管理局068基地等“三线”航天基地，追溯老一辈航天人的脚步，体会航天事业的不易。“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我们把思政课堂开到地处‘三线’的航天基地，将航天专家请上思政讲台。这是西工大航天文化育人的掠影，更是工大创新思政教学的一个缩影。”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院长唐硕介绍，学校希望通过这堂特殊的思政课，引导青年学子学习航天文化，感悟航天精神，进而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并且，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党委副书记栾希亭也寄语新一代航天学子，“我们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我们即将肩负起航天强国建设的崇高使命和历史责任，希望大家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抚今追昔，不忘航天报国的初心；砥砺奋进，牢记航天强国的使命，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和航天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九院先锋柴波的人生轨迹简单而执着，30多年来初心不改，潜心追寻航天梦。作为航天九院771所总工程师、型号副总指挥，他专注于计算机设计、可靠性、产品化与国产化技术研究，无怨无悔地做着一件事——为国“铸剑”。多年来，柴波长期技术抓总负责近200个型号850多种计算机产品，参飞成功率达100%，实现了高质量交付。他本人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荣誉，并于2019年荣获航天科技集团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临危受命掌“帅印”1987年，柴波从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飞行器导航制导专业毕业。1994年，他成为了当时771所最年轻的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在此期间，为突破某重点型号相关技术瓶颈问题，理论基础扎实、专业能力出色的柴波临危受命，被771所任命为型号主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执掌“帅印”。研制初期，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柴波积极探索，潜心研究，设计开发了国内首款型号嵌入式计算机透明监控程序，成为日后771所所有型号普遍采用的模式。同时，他开创性地实现了飞行程序在单元测试仪状态下的模拟仿真运行，提高了测试覆盖性，确保了该型产品交付服役20多年零故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30年来，为了规范设计，提升团队整体水平，他编写航天计算机设计指南、复核复算细则等所级规范并进行全员培训；为了提升产品化水平，他组织团队设计了10多种标准功能板，固化了设计、PCB布线、软件测试和试验方法；为了在出所前暴露质量问题，他组织建立航天计算机环境适应性模拟试验平台等，为提高团队整体素质、保证产品质量打下了良好基础。柴波和他的团队承担的计算机型号任务占到771所型号任务的60%，且全部飞行零故障，为771所连续累计参飞成功率100%做出了重要贡献。痴迷创新终不悔2011年，柴波被任命为771所总工程师。为解决关键核心元器件自主可控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771所提出的“走国产化、自主可控的道路”战略。在推动国产化自主可控中，他坚持“研验用”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重点型号国产化率100%的成绩。2011年，在某型号任务中，柴波提出了型号嵌入式计算机全国产化的方案。他带领研制团队连续工作，仅用90天的时间，先后克服国产器件使用手册准确度和完整性缺失等困难，确保实现了我国首台100%全国产化设计的型号嵌入式计算机飞试成功，树立了国产化计算机质量品牌。面对771所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要求，柴波提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是系统级产品。在新的使命推动下，柴波在技术和管理创新方面积极探索，他采用去型号化设计，创新运用IPD管理理念和成本设计控制方法，把质量管控、技术发展和成本效益有机结合，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民用航天等多个领域的低成本一体化系统集成，多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定海神针”显将风在长期的工作中，柴波始终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完成一项项艰巨的任务。有一次某重点型号飞试在即，而同批产次另外一台产品系统试验时偶然出现了一次干扰异常。为了查清问题，柴波24小时坚守现场岗位，针对问题难复现、关注度高、认识不统一、归零时间短等状况，他系统分析、果断决策、统一认识，只用3天便完成了故障定位，用7天完成了归零程序，确保飞试计划顺利进行。“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柴波在忙于型号任务的同时，不忘学习，深入推进基础技术研究，编写各种专业技术规范，2018年独立编著出版了《军用嵌入式计算机全生命周期可靠性设计保证技术》。同时，他作为集团公司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6人，如今这些学生都已成为型号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并有多人走上行政和技术领导岗位。航天强国的建设需要千千万万个航天人的奉献付出，而柴波就是航天强国建设道路上辛勤耕耘的千千万万个航天人之一。欢迎关注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微信

10月20日，北京理工大学与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九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共北京市委JMRH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学军，航天九院院长任德民、副院长李艳华、副院长姜梁，北理工党委书记赵长禄、副校长魏一鸣、校长助理阎艳出席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阎艳主持。魏一鸣与姜梁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机械与车辆学院与航天九院无人系统总体部、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与航天九院704所先后签署无人机航空动力联合实验室协议、信息安全与密码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协议，并为“无人机航空动力联合实验室”“信息安全与密码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王学军在讲话中表示，北理工和航天九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将成为科技创新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希望双方能尽快产出一批创新性标志性成果，为行业技术进步做出实质性贡献。任德民在讲话中表示，航天九院和北理工合作是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深入实施JMRH发展战略的一大举措，对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大意义。他强调，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建立双方长期合作机制，全面深入合作，树立校企合作典型，共同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赵长禄代表学校向中共北京市委JMRH发展委员会的长期支持表示感谢，向航天九院一行表示欢迎。他谈到，北理工与航天九院具有牢固的合作基础，双方的合作是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有力举措；是深化产学研融合的有益探索；是学校拓展学科服务面向，实现“双一流”建设内涵发展的内在需求。希望双方着力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形成稳定长效的合作模式，树立产学研合作典范，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人才和平台支撑。签约仪式前，中共北京市委JMRH发展委员会和航天九院一行在魏一鸣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史馆、无人机航空动力科技创新成果展、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能机器人与系统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共北京市委JMRH发展委员会、航天九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学校党政办公室、研究生院、科学技术研究院、合作与发展部、机电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信息与电子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2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送走“超级2018”，迎来“希望2019”。今天，让我们走近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的两位获得者。通过他们的点点滴滴，感受航天实干家的独特魅力。▲ 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吴燕生为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获奖者栾希亭颁奖▲ 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吴燕生为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获奖者柴波颁奖我心似箭 驰而不息“我能做的就是用行动去强调它的重要性。”——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党委副书记栾希亭今年春节对于栾希亭而言，似乎过于冷清。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年前妻子请假赶去照顾两岁的小外孙。临行前，妻子说道：“老栾，你要是能去该有多好，咱们一家就团圆了。”“去不了，工作脱不开身，你去照顾好女儿和小宝宝。”栾希亭的思绪又回到材料里那一堆数据中来。2018年无疑是六院宇航发射的丰收年，2019年该如何延续辉煌，实现高质量保证成功，高效率完成任务，高效益推动航天强国和国防建设？工作急行军，他稳若泰山年前倒数第二个周六，和往常一样，栾希亭依然保持着“急行军”的工作节奏。从早上8点10分开始，到晚上8点，栾希亭已经辗转了四个会场。会毕，他立刻动身赶往机场，奔赴外地，到达驻地已是凌晨。周日早上8点准时参加专题会后，他又奔赴北京。周一，结束了一天的会议，他疾奔机场，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陕西，又是步履匆匆的星夜归程。2018年恰逢六院质量体系换版，换版工作从1月初一直持续到9月底，横跨院本级10个部门，需要审核34份体系文件。每一次文件讨论和审核，栾希亭从无缺席，直到整个体系文件的最后一次审查。“咱们航天把质量视作生命，质量体系换版，是何等重要的大事，这是产品质量的保障，也是航天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作为主管院领导，我能做的就是用行动去强调它的重要性。”栾希亭主管的常规型号发动机，常年在秦岭深处的凤州试验区抽检试车。自然，他的行程地图里，还有一个重要据点——红光沟。六院高速发展的这几年，栾希亭型号产品管理、质量与产能提升两手抓，一院四地、试车现场、基层车间，随处可见他的身影。“需要我参加的会议和活动，提前一周告知我。我心里有数，提前把行程排出来，不耽误你们工作。”为了让主管的各项工作顺利并行，他对计划、质技等部门的同事如是说。技术讲民主，管理要创新“这位同志，你再说说你的想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一起讨论。”每次会议，栾希亭总是鼓励大家多发言，不怕说错，只怕不说。同事眼中的他，是一个发扬技术民主的专家型领导。“团队优秀合作，厂所密切协同，是我们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最大优势和法宝。”他常常这样鼓励大家。栾希亭从来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专家来院培训，他学得非常认真；去试验现场，他就和大家凑在一起讨论数据，商量措施。“布置工作不要只是下达文件提出要求，更要提供工作开展的方法和指导材料。”作为专业研究院的主管领导，工作职能不只是技术管理，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管理都是职责所在，他希望通过一项工作的开展，真正普及的，是科学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于是，在六院，集团公司质量管理“新28条”被分解成了108条解读要点和179条实施要求。这些材料，可直接指导厂所工作，也成为他们培训设计师、主任工艺师的通用教材。于是，在六院，四个型号常规发动机的零组件统一到了一个状态，产能大幅提升，每年交付发动机效率提升了15%。于是，在六院，重大型号产品组合件实现了总装前质量验收，质量重心前移，该类产品再未出现低层次质量问题。一线、发射场、试验区、北京、上海、西安……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在航天，在六院，这样的他，已经驰而不息三十多个春秋。这就是栾希亭，一个航天液体动力事业的追梦人，乘愿而来，初心不改。为国“铸剑” 30年无悔“这个奖属于我们771所8000名干部职工。”——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总工程师、型号副总指挥柴波作为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总工程师、型号副总指挥，柴波的人生轨迹是简单而执著的。30多年来，他初心不改，潜心计算机设计、可靠性、产品化与国产化技术研究工作，无怨无悔地做着一件事——为国“铸剑”。他长期抓总研制的近200个型号850多种计算机产品，实现了高质量交付，参飞成功率达100%。他本人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多项国防科技进步奖等荣誉。临危受命掌“帅印”1987年，柴波从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飞行器导航制导专业毕业。1994年，他成了当时九院771所最年轻的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不久，为突破一重点型号系列任务用嵌入式计算机的相关技术瓶颈，理论知识基础扎实、专业能力出色的柴波临危受命，被九院771所任命为型号主任设计师、771所副总工程师，执掌“帅印”。柴波积极探索，潜心研究，设计开发了国内首款型号嵌入式计算机透明监控程序，实现了型号嵌入式计算机的飞行程序在地面开发、依靠通信加载，运行结果地面显示，成为771所所有型号普遍采用的模式。同时，他开创性地实现了飞行程序在单元测试仪状态下的模拟仿真运行，提高了测试覆盖性，确保了该型产品交付运行20多年零故障。在一型计算机初样系统匹配试验中，遥测系统开机会造成飞行程序25%的死机率。为了找准问题，柴波搭建测试环境，模拟系统运行状态，经100次试验复现了故障，弄清了机理，采取措施后又进行了100次的验证试验，证明措施有效。这种做法不仅彻底解决了问题，而且受到型号“两总”和客户的表扬，成为该型号总师后来提出的“严细慎实”经验的典型事例，更是现行技术归零5条标准的早期实践。有了这次经验，他在该型号后续任务中更加游刃有余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30年来，为了规范设计，提升团队整体水平，柴波编写航天计算机设计指南、复核复算细则等所级规范并进行全员培训；为了提升产品化水平，他组织团队设计了10多种标准功能板，固化了设计、PCB布线、软件测试和试验方法；为了在出所前发现并解决质量问题，他组织建立航天计算机环境适应性模拟试验平台等，为团队整体素质、能力提高和产品质量保证打下良好基础。柴波及其团队承担的计算机型号任务占九院771所型号任务量的60%，且全部飞行零故障，为全所连续累计参飞成功率100%作出了贡献。痴迷创新终不悔2011年，柴波被任命为九院771所总工程师。为解决关键核心元器件自主可控问题，他坚定不移地践行“走国产化、自主可控的道路”战略。在推动元器件国产化自主可控中，他坚持“研验用”相结合方式，实现了重点型号国产化率100%的成绩。2011年，在一型号任务中，柴波提出了型号嵌入式计算机全国产化的方案。他带领研制团队连续攻关，仅用90天的时间，先后克服国产器件使用手册准确度和完整性缺失等困难，确保实现了我国首台100%全国产化设计的型号嵌入式计算机飞行试验成功，树立了国产化计算机质量品牌。针对型号嵌入式计算机结构形状不一、设计开发重复、问题多发的问题，他积极推进产品设计标准化、重点型号型谱化，实现了设计功能模块标准化、单板与整机产品系列化。面对771所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要求，柴波提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是系统级产品。在新的使命推动下，柴波开始积极探索技术和管理创新。他采用去型号化设计，创新运用IPD管理理念和成本设计控制方法，把质量管控、技术发展和成本效益有机结合，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民用航天等多个领域的低成本一体化系统集成，多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定海神针”显将风2018年11月，一重点型号首飞在即，同批产次另外一台产品系统试验时偶遇一次干扰异常。为了查清问题，柴波24小时坚守现场，针对问题难复现、关注度高、认识不统一、归零时间短等状况，他系统分析、果断决策、统一认识，用非常严谨科学的排故方法，3天内就完成了故障定位，7天内完成了归零程序，确保首飞按计划顺利进行。此问题的归零不仅搞清楚了大家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元器件深层次参数离散问题，更为国产化奠定了基础。“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柴波在忙于型号任务的同时，深入推进基础技术研究，编写各种专业技术规范。2018年，他独立编著出版了《军用嵌入式计算机全生命周期可靠性设计保证技术》。同时，他作为集团公司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6人。如今，这些经他培养的人才都已成为型号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他所带的徒弟已有多人走上行政和技术领导岗位。柴波是航天强国建设道路上辛勤耕耘的千千万万个航天人之一。获得航天科技集团2018年度航天功勋奖后，柴波说：“这个奖属于我们771所8000名干部职工。”来源：《中国航天报》摄/崔岳豪编辑/杨成 林佳昕监制/黄希

中华儿女多奇志群英将心向苍穹从“嫦娥奔月”的美好愿望到“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发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壮大再有“神舟”系列飞船的陆续成功发射“天舟一号”的升空……在无尽的苍穹中智慧的航天人取得一个个丰硕的果实众志成城克难关科学新秀捷报传我4月17日出生，属兔，白羊座。那一天，抗美援朝战场上正硝烟弥漫。一张盖着红戳的《决定》见证我的到来。66年，风风雨雨，喜怒哀乐。对人而言，是三代人，是一生。对我而言，是成长记忆，从诞生到成年。4月24日首届航天文化节开幕活动旨在号召全校师生共同庆祝中国第二个航天日，宣传航天知识和航天精神，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励全校师生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师生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引导师生学习航天人自主创新、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努力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以所学的知识投身祖国航天事业，报效祖国人民。举办单位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活动时间2017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8日活动地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华夏星驰俊采流”文化节开幕式暨航天文化展系列活动活动分为航天知识巡展、航天知识竞答、创意航拍、文化节启动仪式通过大量的前期宣传和外场活动，在全校师生中掀起航天文化节的热潮，营造人人关注航天、人人学习航天、人人参与航天的良好氛围。届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包为民院士，航天科技集团704所党委书记温斌、副所长吕建华、副总工程师谌明、产业处处长刘波，航天科技集团10所副总工程师贺峥光、李彬等将与学校领导、空间学院、科研院、校团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共同出席文化节开幕式。时间：4月24日10:00—17:00地点：礼仪广场活动对象：全校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航天专家面对面”系列报告会通过专家报告会引导师生以航天专家为榜样，了解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在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鼓舞激励下，献身航天，献身科学，关心和支持祖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发展。主要包括两场报告会：1.《临近空间测控技术发展与思考》贺峥光15:30—16:40贺峥光副所长通过对“临近空间测控技术实现”的难点分析，展开描述当前一段时期在等离子体基础研究方面的具体工作和取得的部分成果。他进行了临近空间测控新体制的技术研究并确定了基本实现方案。在对今后测控技术发展进行展望的同时，提出在临近空间开展信息一体化体系研究的基本设想与个人思考。贺峥光，现任北京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常年从事我国运载火箭、临近空间飞行器测量、测控系统工作。谌明，研究员，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04所副总工程师，长期从事航天测控通信技术研究。2.《“互联网+”时代的遥测技术发展》谌明16：40—17:40在“互联网+”的时代大背景下，从商业航天的需求、万物互联的创新理念等方面，分析航天遥测遥感技术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时间：4月24日15：30—17:40地点：G240报告厅活动对象：全校师生“今朝国是聚航宇”“空间测控通信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工作研讨会暨“空间测控通信创新探索基金”发展论坛“空间测控通信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由空间学院与著名航天领域院所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航天704所）合作于2014年正式成立，并设立“空间测控通信创新探索基金”。探索基金至今已立项30项，涉及全校近10个院所，资助总额达600万元。联合实验室在等离子鞘套测控通信等方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人才培养方面已初步建立长效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框架。本次工作研讨会暨发展论坛将进行2015年空间测控通信创新探索基金结题验收、联合实验室建设汇报总结，并就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知识创新、人才培养、2017年度指南等方面进行研讨。时间：4月24日8:00—15:30地点：南校区G楼空间学院活动对象：全校教师“碧海青天满河星”“仰望星空”观星活动通过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报名，组织两次天文观星体验课程，打开学生的天文视窗，培养同学们对天文与科技的兴趣，满足他们学习天文科技知识的热切愿望和要求，也有利于形成学习天文、关注航天科学的良好氛围，改善部分同学缺乏天文知识类型的现状，扩大即将成立的星空天文协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时间：4月24日—28日(根据天气情况通知)地点：空间学院南校区G楼天文观测点（报名点设在开幕式外场）活动对象：全校学生“重温航天史追寻空间梦”航空航天院所体验之旅通过组织学生前往航天院所参观学习，前往西工大参加中国航天员报告会、中国航天日科普知识展，向学生展示我国现阶段航天事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和历史沿革，唤起学生对祖国航天事业强烈的自豪感。同时帮助学生了解航天人才的培养模式，航天领域人才的需求，鼓励广大学生投身祖国航天事业。时间：4月24日—28日地点：航天504所、西工大等活动对象：空间学院全体学生何言苍穹征程远神舟航宇共资颜环球纵览看今朝，人类航史初展露；星球大战硝烟散，太空进军不容缓；一曲东方万世惊，红日高照山河染；何言苍穹征程远，神舟航宇共资颜。天文观星、精彩报告、走进科研院所、创意航拍、航天知识巡展、航天知识竞答等活动等你来参与！来源：西电空间院责任编辑：田敬权随手点个赞，西电更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