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科博士

社会上精英人才不断涌现，使得整个就业领域对于人才的学历质量要求有了明显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化使得越来越多人得到更高的学历，因此各行各业的就业门槛也在随之不断提高。本科生就业难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所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已经成为想要追求理想就业的学生的必然选择。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就业上当然会有非常大的改观，但是对于文科博士而言，即便读博，就业领域也依然比较狭窄，就业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不少文科博士的主要职业道路就是留校任教，然而如今随着高校聘用教师逐渐采用“非升即走”的优胜劣汰制度，博士生想要在校站稳脚跟也并不容易，同样要面临着非常大的就业和生活压力。然而与理工科博士相比，文科博士的职业选择又主要集中于高校任教领域，可见就业压力之大。理工科博士的发展道路相对更加广泛，即便不留高校任教也一样大有施展拳脚之处；而文科博士却只能面对有限的职业选择道路，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竞争和学术研究压力。【文科博士在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领域的压力不断上升】身为高学历精英的博士群体，文科博士实际上面对着相当白热化的竞争，更是在教职、论文、学术成果和生计压力之中体会到现实的残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些文科博士面临的就业处境都不是那么乐观。就以历史学为例，本身专业性局限性很强，想要拓展发展一般没有可能，而其对应的学术就业市场同样越来越不景气。据数据统计，美国每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但是公开的教职岗位不足一半，并且这样供过于求的岗位缺口还在不断拉大。不少文科教职领域都出现这样的现象，博士生似乎已经不再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因此不少博士只能选择离开学术领域另谋出路。【文科博士另谋出路，就业范围同样比较狭窄】高校就职数量的有限，相比文科博士数量当然不值一提。因此，注定了不少文科博士无法留任高校，只能另谋出路。而文科领域本身发展稳定性极强、岗位范围有限，不少文科博士选择成为独立研究学者，或是从事中学教师、在政府部门任职等。而在这些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理想化的就业选择中，还要面临来自生活各个方向的现实问题，如家庭、婚姻、经济的多重压力，这也不禁让文科博士们产生自我怀疑，自己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攻读学业，最终却除了学历一穷二白。学术研究领域的止步不前和“我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用”之类的自我怀疑，以及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生存困扰，想必对于无数文科博士而言都是“一把辛酸泪”。在真正面对残酷的就业现实时，文科博士会发现生活中根本不能只有“诗和远方”，重重压力之下“读博何用”这般直击灵魂的逼问更是体现出文科博士们的心灵危机。曾经多少学者以自己是学术研究领域的精英而感到自豪，而随着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原来与大，现实就业压迫的隔阂越来越清晰地建立起来。精英教育的忧郁逐渐在文科博士群体中弥漫开来，生活和就业的窘困更是深刻反映出文科博士承载的重负。实际上，文科博士们真正感到忧郁和不公的，只不过是在自己花费大量精力、颜值灾难性毁灭后却难以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这样艰苦卓绝的努力白费实在心有不甘。，而这样的就业趋势却又难以改变。或许对于不少文科博士而言，得到精神的滋养大过于追求物质的缱绻。精神滋养这种东西，文科博士的自产自销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也许，只有退而求其次，才是不少文科博士寻觅生存之路的最好法则。文科博士们应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应对就业和生存的挑战、在学术界之外找到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岗位；社会和高校也更应该营造和提升人文科学的受尊重氛围，使得其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作用。

某海外华人物理博士，国内毕业博士毕业之后，在上海做短暂的过度，后赴美工作。或许是因为他觉得他处于专业鄙视链的顶端，或许他的诸多前女友被文科生撬走了（开玩笑的，他也许没女朋友）。他本人智商奇高，文采斐然，黑起文科生又不遗余力，所感所想，别具一格。吐槽文科生啥也不会学历只是一个人最低端的评判标准，只有文科生才会极端看重学历，因为他们除了学历之外啥玩意都不会。就像前几天出新闻说有七万硕士送外卖，文科生小编对于学历无用、学历过剩长吁短叹，而正常人都知道，这七万硕士基本都是文科生。吐槽文科HR我就算找不到工作，也不会用领英的，实在不想被各种文科生评头论足的骚扰。吐槽文科女生化妆前段时间认识的妹子说一个人出门办事怕危险，让我陪着她，就陪她去了，感觉还挺漂亮的，前几天到她家给她送东西，才发现出门那次她化妆了，素颜还没我室友漂亮。所以不能找文科生，理科生就很少化妆，性价比更高一些。贬低文科生智商刚开始学JavaScript就遇到了难题，学JavaScript之前至少得学html和css，这对正常人来说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对于文科生可怎么办。怨不得没有文科生学JavaScript。吐槽文科简单我打算golang之后下一门语言学JavaScript。golang连教程都出不了，因为我是业余水平，出不了专业教程，而低端人口、文科生实在是用不到golang。而JavaScript就不一样了，这门语言就是业余水平的，没人会说自己专精的是JavaScript，所以我可以做些教程，带着码盲们一起学，一门像文科一样的语言。顺带连统计学都黑了python比较适合没有学好编程的理工科生，和理工科屌丝用的matlab、R等语言类似，又有相应的功能包，可以完美契合，0难度上手，学好pytorch之类的工具，又可以大大提高原有工作效率。相比之下，文科生学python，我都不知道文科生用python干什么，除非把统计学也算成文科。吐槽文科生的编程能力当初python在美国火起来，是因为文科生编程能力极端低下，C、Java之类的语言他们实在学不会，就拿最简单的python教他们，才能勉强及格。所以python是不适合理科生初学者学习的。文科生抠字眼、语音抠字眼和纠口音，是三本生和文科生最热衷的事情，甚至是普世的，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些人沉醉于义务教育获得的知识不能自拔，一定要在这上边比个高下，寻求优越感。（我觉得抖音上拿英语发音说事的营销号都low爆了）文科生不懂芯片制造的难度中国开始明火执仗的造芯片了，芯片制造的难度即高于文科生的想象，也低于所谓专业人士的预估。中国如果能以战争的态度对待芯片，对于人类科技发展有强烈推进作用的，开发出X射线光刻机都不是不可能的。吐槽文科生不如理科聪明不娶中专老婆的最大原因是自私。首先，我是个废人，赚钱能力有限，单职工要过非常清苦的生活，不找个学历高的一起工作，太累，找个富二代弱智女倒插门，太受气。其次，孩子智力随母亲，我才能只是略胜中人，娶个中专女意味着以后的孩子可能只能做文科生，甚至要学艺术，我没钱供养他上学。他黑文科生的根本原因是记仇我要是个名人就好了，以后中学语文课本引用我几篇blog和推文，然后阅读理解问：为什么zmt在二十一世纪初提出“文科生误国”……小朋友们踊跃发言……其实是因为旁边宿舍的几个文科生嫌我吵，要揍我。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

博士，是一个人学识能力的象征，有时候更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标签。能够读博士的人，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别人眼中他们成绩优秀，似乎生来就是天选之子。事实上，读博之路到底有多艰难、读博的意义所为何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了。在我国，博士研究生是最高的学历和学位，有的人穷其半生，刻苦读书，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到达学术的顶端、凭借知识改变命运。但是，纵观我国当前的博士毕业现状，似乎想要拿到个博士文凭并不easy，那为什么读博的人数还在不断上涨呢？近来，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问答吸引了小编的注意。一个文科博士生（男），读博第一年假期回家就深刻体会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深深关怀~来家里的亲戚：你还在读书啊？啥时候毕业呀？和你年龄差不多的现在都已经有房有车有孩子了...高中同学聚会：同学们都工作了几年了，开车带着家眷参加聚会，然后抢着买单，并且怜悯的看着她说：“你还在上学，没有经济独立，我们请了。”（大写的尴尬）连爸妈都是一脸迷惘，不知道当初支持孩子读博有没有错，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就疯了一样去抱、去逗...假期回家就一个月，也只是头三天的热乎劲，以后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嫌弃的一批~ 去培训中心代课，收到本科毕业就下海的经理礼节性的寒暄：“你在读文科博士啊？我也是文科专业的，我们这个专业的博士还有读的价值？毕业不就是失业嘛！“貌若天仙的妹纸，假期里各种约，就是不谈婚论嫁：“我晓得你将来可能会很好，但那只是将来，现在我坚决不谈异地恋，你就好好的...等你呦！“后来找了一个有钱人...一个月的假期生活，让他尝到了来自社会不同层次的“关怀”。当初，明明是兴致勃勃的申请上博士的，也是喜气洋洋的回家和大家分享的，但是这一个假期过得只有一个感受：当时的我，除了学历，穷的一无所有。 朋友们不理解你，认为你多读那么几年今后回来是要拿学历压他们；亲友们不理解你，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培养大，嘿，结果你不“繁殖”，都多大了还一个人，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也许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家庭、事业、爱情，哪怕我一无所有，也不要再回去忍受各种阴阳怪气！接下来的日子，唯有苦读，才能证明自己。既然是苦读，苦和读便是主题，挣钱和享乐更是与此无关。纵观那些成就突出的科学家们，他们当初选择读博士似乎并不是为了寻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学历高一些就能满足自己获取知识、探索未知的目的，所以，他们历尽辛苦终有所成。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刻苦、坚韧不拔，才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发明、创造，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其实，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说过读博士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也没有人给我们说过，读博士是为了今后物质上的享受。可能只是神旨暗允或命运的安排，让选择读博士的人自愿走上了这条“自虐”的道路，然后在这条布满荆棘和泥泞的小路上去开辟自己的一方天地，寻找旁人未知的快乐！我想，这就是那些选择读博人的最终升华吧，人生无所谓高低贵贱，只是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那一条道路，只是看你愿不愿意选择并承担一种特定的人生！

有意读博深造，走科研花路的同学在决定就读国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就是该国家博士要读几年才能毕业？小曼总结了一下主流留学国家的博士学制，快来看一下最快几年能拿到博士学位吧！欧洲英国时间：3-4年学制：英国博士为导师制，很少上课，主要是跟着导师做研究。理科学生可能会花2.5年－3年左右的时间在实验方面，然后就是论文写作。工科学生在学期中间的实习对毕业论文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实习做得不错，还可提前毕业。对于文科学生，时间一般比理工科会长一点。对毕业的要求也更强调研究的自主性、原创性和创造性，无严格的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和最终的论文答辩就可以了（一般是1-2个外审，外加1个内审）。北欧五国时间：3-4年学制：岗位制&自费式岗位制PhD北欧PhD岗位完全取决于导师手头的项目。换言之导师手里有项目就会招生，没项目就不会招生。并且招生人数可能每次仅仅招1-2人。当你被录取后，入学便要开始你的研究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则要根据你和导师商量的研究计划来，或者导师的项目方向，通常学制为3-4年。自费型PhD第二种情况为自费。这里自费的概念涵盖了self-fund和external funding resource。如果有学生愿意自掏腰包开展课题，不管导师手头有没有项目，大多数情况都愿意接收你。换言之，如果你决定自费读博，可以试着尝试套磁任何你感兴趣的导师，不论他手里是否有项目。意大利时间：4-6年学制：意大利大学教育有博士研究生和专业研修两种，前者学制一般至少3年，后者一般期限同为3年。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取得有导师的推荐和讲过严格的竞争考试，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60分满分，40分及格，考分到达40-60分才可以参加口试。意大利几乎没有提供相关硕博连读课程，但可以选择本硕连读课程，其学制一般为4至6年。瑞士时间：3-5年学制：导师制&结构制瑞士读博时长通常在三到五年不等。除了完成自己的研究，整个Program通常还需要修几门授课式课程要求，还要承担部分TA和带本科生和硕士生实验的工作。导师制，在特定的大学或学院里学习和做研究，有导师监督指导学生个人的独立研究。这类比较像美国的申请，每年固定时间进行招生，一般school会提供专业或研究方向以供申请人参考和选择，招生要求一般也只需要学生具有相应的大类背景。结构制，由校外的公司企业或研究所和大学共同联合培养，提供更专业的培训和实践机会。在大学里要修固定的学分，而研究则在校外研究所进行。这类PhD的招生要求非常详细，比如具有某种特定的学科背景或某些非常具体的操作技能。这种类型的PhD更像是“职位招聘”。北美美国时间：3-8年学制：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大部分学校规定的时间是五年，一般要七八年。各个专业和学校的规定不一样。大部分学校和专业可以5年毕业。国内的学生申请美国博士大多是申请硕博连读，硕士学习两年，中间要经过一次博士的资格考试，如果学生通过这次资格考试，才可以进入博士的学习，如果不能通过只能拿到硕士学位，结束学业。虽然美国博士有四年提前读完毕业或者是延期到六年甚至更长毕业的，但是一般是五年的时间。加拿大时间：3-8年学制：加拿大的博士研究生和英国的结构类似，从入学开始就比较注重跟着导致做研究而非进行教学课程，加拿大博士的入学一般为9月至4月，读博士研究生一般是三年，但有些学生学习时间更长，通常长达五到八年，以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和通过答辩作为博士毕业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持有硕士学位后才能进入标准的加拿大博士课程。然而，一些大学提供doctoral stream Masters，从一年或两年的硕士或理科硕士课程开始。这些课程适合直从本科毕业的学生，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大洋洲澳大利亚时间：3-5年学制：澳大利亚博士一般是3-5年，大部分都可以在四年内完成博士学位。由于实行弹性学制，不少人要经过5至6年才能拿到学位，澳洲学期开学时间是每年的2月份有两个学期，也有7月份开课的课程。新西兰时间：3-4年学制：新西兰的博士学制分Full Time(全日制)和Part Time(非全日制)两种，Full time一般在3~4年，Part time在5~6年左右，开学较灵活，每月均可以入学，具体入学时间可以跟导师商量。学生尽量选择在5月之前入学，因为通常上半年奖学金的名额会较多，而且导师也会有足够的时间带学生。新西兰学制与国内有较大的不同。第一年修完课，并且答辩完才可以算是Ph.D。第一年答辩不过被要求改的情况也有，一般拖三个月到半年。不同专业有不同的形式，一般是修课程或者考核，第二年才开始真正做研究。亚洲新加坡时间：2-5年学制：新加坡公立博士学制：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2-5年，一般4年毕业。新加坡公立博士只有研究方向，按照院系划分，不分小专业。具体研究方向会由学生自己选择，也可能会由教授安排。香港时间：3-4年学制：香港高校一般提供3年制和4年制的博士学位项目。3年制博士学位：一般来，3年制的PhD要求申请人拥有硕士（相同研究方向）学历背景；4年制博士学位：主要提供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或拥有授课型硕士背景的学生。注 ：2年制的MPhil学位的学生有机会转成博士（获得候选资格并满足课程要求）；PhD学生也有机会在项目初期有效期内转读MPhil。澳门时间：3-5年学制：在澳门，读博士一般是至少三年，大多数博士学生读到第三年时，如果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合格了就可以进行答辩，一次答辩没通过的话，三个月之后还有一次机会。以上博士学习的时间，是在一般情况下讨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固定的学制和学习时间，但是只要你学术科研水平超众，就能争取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下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如果没那么顺利，也有延毕的可能。祝大家博士学业都能顺顺利利，早日毕业！那么，在看了这些读博国家的读博时间之后，你更想去哪个国家读博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川】“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指出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是我国高校人材培养体制中的通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为什么关于“海归”的讨论会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为什么近十几年来，对“海归派”的质疑之声不断？“海归博士”与“本土博士”相比，到底还是否存在优势？在待遇方面，优秀的本土人才与海归博士应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名曾经留学日本的文科海归博士，笔者想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博士毕业（资料图/清华大学官网）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归派”据笔者所知，在日本社会是不存在对应中文“海归”的专有名词的。在薪资水平上，从欧美拿到学位回到日本的归国群体，也并不会享受到与本土毕业生的差别待遇。“海归博士”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社会标记出来，反映出这一群体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海归博士”如今成为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这一现象本身也反映出中国独特的社会心态。笔者试图将“海归博士”扩大到“海归派”这个所指范围更大的概念上开始我们的讨论。校园招聘热衷于“海归身份”，而不少批评者则称其“崇洋媚外”。这场“海归派肯定论”与“海归派否定论”的“土洋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至今仍未有效弥合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意识在当下的投射，其历史根源可以直接上溯至对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具体展开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谱系及其流变的历史梳理，只根据所持观点和立场，将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意识归纳为“洋务运动否定论”与“洋务运动肯定论”之间的分裂。其中，持否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选择的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道路，阻碍民族资本的成长，其本质不过是“买办”。在他们看来，由被支配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以及由农民战争推进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基本历史线索，就是与革命相联系的群众斗争。在研究领域，中国的研究者也应该用又红又专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不是拜倒在西方理论或研究成果的话语霸权之下。顺着这个逻辑下去，他们反对出国留学，因为留学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洋务运动否定论”甚嚣尘上，此时的中国也较长时期地中断了留学生的海外派遣。与上述持否定论者不同，持肯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先驱，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他们将由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共同参与的生产斗争所引起的“生产力”的上升，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定义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指出农民战争和“土”的革命只起到了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在研究领域，他们提倡吸收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研究成果，甚至是价值观和思考范式。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展开了对洋务运动的再评价，“洋务运动肯定论”直接转化为“海归派肯定论”。从1978年开始直至80年代中期，为了缩小与欧美诸国的经济差距、培养高等人材，中国重新实施了留学生的大量派遣政策，现代中国的第一波留学潮随之兴起。1978年12月2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专门接见52名留美人员（资料图）这一时期的留学，基本属于国费留学。只有通过了严格选拔考试的学生精英，才能获得留学资格。这些留学生在学成回国后，在国家安排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波留学潮。此时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成绩优秀的学生已经有可能获得海外的奖学金。于是，充分利用海外奖学金、努力在海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自费留学生开始涌现。这些留学生将最尖端的技术带回国内，在国内的劳动市场上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获得了超出一般市场价位的高报酬。至此，“海归”成为了高学力、高收入的精英阶层的代名词，然而交织在其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历史记忆并未褪去。学成归国者，既承载着国人对海外生活的好奇、对摆脱社会治理困境的追寻、对改变现状的盼望，同时也裹挟着国人对被国外势力和思想观念支配的恐惧、不安和提防，这正是中国社会一百年来“救亡图存”的话语与“现代化”的话语相互争战的延续。中国一方面承认自身“现代化”不够，一方面又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与自豪。两重话语的张力和冲突，赋予了留学生和学成归国者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意涵，并为他们贴上了“海归派”这样的标签。二、“海归派否定论”为何抬头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型以及“海归派”为国家建设做出的实实在在的业绩，“海归派否定论”一度退后。由于国家减少了对海外留学的条件限制，第三波留学潮从2000年前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然而近十几年来，社会不断出现对“海归派”的质疑声。“海归派否定论”的抬头，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海归派”不再等同于高学力。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般家庭的收入上升。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孩子的海外留学也不再遥不可及，留学大众化的趋势更加显著。不少因学力不足而无法升入国内知名大学的学生，凭借父母的财力而到国外大学留学。同时，许多海外教育机构为了获得学生而降低入学门槛。这些都使留学生的数量在增加的同时，总体质量更加参差不齐。又由于欧美等国经济的不景气，选择回国的留学生急剧增加。由于他们在留学期间在学习和生活上缺乏自律，并没有获得太多新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回国后就只能成为无法如愿找到工作的“海待”。资料图：视觉中国其二，“海归派”从校门到校门的情况增多。第三波留学潮特征，除了大众化之外，就是年轻化倾向，高中毕业后直接升入海外大学的留学生激增。不同于经历过“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富有经验质感的把握的老一辈“海归派”，第三波留学潮中的留学生在没有深入体验和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就离开了中国。对于在留学期间选择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中国学生而言，由于尚未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和对研究课题的妥当性进行专业判断的主体性，他们的研究很容易进入基于国外社会基础的议题设定中去，因而研究的课题本身有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其三，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和日渐成熟。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国际交流机会的多样化，使得本土学生与留学生在知识量、视野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留学生的优越性越来越低。其四，“海归派”并不等同于高业绩。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据笔者的经验，日本学者的治学方式倾向于不轻易下简单的结论，特别看重论证根据的明确性，以及论证过程的严密性。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日本研究者需要进行细致的调查，查阅详细的资料，投入大量的时间完成一篇论文，但结论有时会很暧昧，让读者不太清楚作者究竟想说什么。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则更加重视指明结论，更重视研究的结果而非组织严密论证的过程，也更重视发表的数量。由于对待研究时注重的侧面不同，研究成果的产出效率自然存在差别。在就职方面，与留学生相比，熟知中国国内市场行情和就职生态的本土学生也表现出优势。如果按照业绩主义的学术评价标准，“海归派”往往不如积极投稿、瞄准在名门高校就职机会的本土派，而业绩不足则会被直接转换为“能力不足、水平不高”这样的评价。资料图：视觉中国不过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都在探索学生培养模式，并且卓有成效。在人文社科领域，就有高校老师引导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开始进行跨学科的大量经典阅读训练，通过读书检查汇报会调动学生求知和探索的主体性；在硕士或博士阶段，让学生通过大量集体调查扎根中国经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如今，他们已经形成在中国基层治理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辐射性影响的研究梯队。专业基础扎实，最贴近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可以充分发挥“母语优势”（母语思维最优论），在生计方面没有顾虑，这些都是本土博士相较于“海归派”所具有的优势。如果说曾经的“海归派肯定论”和“海归派否定论”都是以海外留学者能够扎实地掌握外国的技术和研究成果为前提，即共同承认海外留学者的实力的话，重新抬头的“海归派否定论”则在否定的理由中加入了并非基于“救亡图存和革命传统”的新项目，即“实力不足”。这是因为不少“海归派肯定论”者对新一代的“海归派”无法引领中国更加现代化、研究业绩更加突出而感到失望，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本土高校在培养模式、研究成果乃至世界排名上的迅速崛起，于是最终加入了“海归派否定论”者的行列。三、“海归博士”的海外学习经验“海归派否定论”的抬头和对新一代“海归派”的质疑和批判，是否意味着“海归博士”与“本土博士”相比毫无优势呢？也不尽然。以笔者在日本的留学经验，“海归博士”并不等同于新一代“海归派”。首先，大多数海归博士仍然意味着高学力。他们要最终取得博士学位，需要比本土博士经历更多的意志考验。真正欠缺研究能力的“海归派”是不会选择继续在海外读博的，他们也没有能力拿到博士学位成为“海归博士”。在日本，由于拿到博士学位对于提升就职后的薪金水平没有太大帮助，相反还使自己的就业面更加狭窄，只有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极少数学生才会选择进入博士课程。就人文社科专业而言，因本科是日语专业而缺乏社科专业基础训练的留学生一般也不会选择读博。而像笔者这样本科非日语专业的留学生，虽然也算作“海归博士”，其实也得益于在国内已经接受过的一定程度的理论阅读和经验训练。在本土高校完成基础训练，形成了基于本土社会经验的立场和问题意识之后，再到海外留学读博的群体，在研究选题和文献学习过程中就能够保持其主体性和主动性。他们有尽量避免脱离本土经验的意识，且在日本经验的冲击和回答日本人的提问中，不断对比、反思和观照本土经验。一旦进入博士阶段，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经验调查、分析文献资料，不断推敲和完善自己论文的论证结构和过程。笔者最终花费5年在日本拿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前后共进行了5次答辩，每一次答辩后都需要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进行仔细的修改。只有具备足够的耐心和沉着坚韧的意志，以及对于学术的真正热爱，才能顶着年龄增大、恋爱成家等诸多压力，走完这个漫长艰辛的过程。因此，海归博士虽然在业绩上与本土博士相比也许暂时显得“普通”，但成为海归博士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足够努力。其次，海归博士有其独特的经历体验。大部分自费留学的海归博士在留学期间除了凭借研究计划申请奖学金之外，考虑到家里的经济压力，还需要做兼职的工作，比如进入一些大学入学考试的辅导机构担当讲师。一些发放奖学金的财团会为留学生组织与日本社会和文化接触的活动。通过兼职，海归博士在留学期间可以深入了解日本的社会生态、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获得从文本信息中无法感受的认知体验。笔者兼职医疗翻译讲座（图/作者提供）同时，由于兼职分散了他们的研究时间，他们就需要更强的自律能力、时间支配能力、计划统筹能力和情绪调整能力，才能完成研究任务。当然也有一些博士留学生，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兼职，而最终偏离了学术研究，导致不能毕业，或放弃毕业而进入所兼职的机构工作。这也从侧面说明，海归博士本身一定同时具备了兼职中培养的教学、社交等能力，以及对时间、计划和情绪的调控能力。而只要海归博士善于转化，这些留学体验和各种能力，都能够服务于驾驭在国内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三，海归博士一定熟练掌握了至少一门外语。海归博士一定在语言习得上投入了比本土博士更多的时间，对外语的理解和掌握也更加深入。对外语的熟练掌握，一方面让他们能够为国内的研究领域译介更多海外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吸收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里，另一方面也让海归博士具备了对比和统合不同思维角度的能力。语言本身就是思维，就是逻辑，就是反映人如何对作为认知对象的事物进行分类、如何组织和结构化自己的想法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逻辑形式，比如印欧语系的语言重演绎和分析，东方的语言重归纳和综合，日语对客观的“状态”（state）更加敏感，而英语对事物的发生时态和过程的结果（consequence）更加在意。说不同的语言的人，即使是看待同样一件事物，他们的视角、思维的组织方式必然是不一样的。因此，海归博士的思维结构就更加开放和多元。第四，海归博士多多少少从其导师那里学习到了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和做研究的虚心、专心、平心、恒心。在笔者印象中，日本大部分学者治学能够做到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与中国社会整体浮躁、争胜、急功近利的氛围相比，海归博士在治学精神上会受到海外学界的影响。与具体的知识和技术相比，海外博士在留学期间所习得的逻辑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于学问的态度、做学问的心态，以及学术鉴赏能力、对思考和学问本身之趣味的体察，都使海外博士不同于大多数本土博士。第五，海归博士一般都曾活动于海外的某个学术团体，建立了展开国际共同研究的人脉基础。海归博士在海外的人脉，将成为国内高校专业发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宝贵资源。结语如前文所述，第三波留学潮中的“海归派”虽然良莠不齐，但大多数海归博士这个群体仍然具有一些区别于本土博士的优势。而在“两会”中提交讨论的议题中，与海归博士进行比较的也并非一般的本土博士，而是“优秀本土人才”。“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的现状，反映的是“海归派肯定论”在不少招聘单位的延续。然而，“海归派肯定论”原本发源于中国在现代化程度上十分落后的时代，也以中国在现代化方面的落后为其合理性的根基。当中国本土也能培养出业绩突出、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本土人才”，甚至于与海归博士不相上下时，这并不说明海归博士的学力水平下降了，而是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摆脱了落后的面貌，使“海归派肯定论”已不再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根基。正因为如此，“海归派肯定论”在不少招聘单位的延续，才显得不再合理。笔者也认为，“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是不合理的，因为成为“优秀的本土人才”同样需要付出超出普通本土博士的努力，其成就值得肯定，虽然努力的方向也许和海归博士不尽相同。但通过“海归派否定论”的思维来否定海外博士的价值，以达到批判“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这一现象的目的，笔者认为也是不甚公平妥当的。海归博士同样需要善待，需要用不同于本土博士的评价尺度来衡量海归博士的发展潜力和能力，给他们适应国内人际关系和学术生态的时间，为他们提供将能力转化为成果的机会和环境。根据以上分析，在待遇方面，优秀的本土人才一定不如海归博士的现状是不合理的。同时，若要将海归博士的待遇定位在普通本土博士的水平上，同样是不合理的。优秀本土人才和海归博士，都应当得到相应于他们的付出的较高待遇。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走向更加从容、自信、开放的国际化之后，仰视海归博士的“海归派肯定论”以及歧视海归博士的“海归派否定论”将自然失去其合理性根基。当“海归派肯定论”与“海归派否定论”的“土洋之争”消失之时，“海归”这一具有身份标出性的词汇也许也将成为历史了吧。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科博士的生活并不刺激，但文科博士的境遇，却是个笑中带泪的流量话题。文科博士丧吗？没你想象得那么糟。怎样读博读得爽？也没你想象得那么好。对于文科博士的精神健康而言，能一起吹牛B的学术共同体很重要。而流水化论文生产与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变，则影响着文科博士的自我认知。2020年各大高校的博士招生简章正陆续公布。念书，还是工作？困扰着很多文科生。本期反向流行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傅正、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杨宸，聊聊有志于读理论、做研究的人如何才能过得好。01文科博士，丧并快乐着“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如果当初不搞学术，我会干吗？当时头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孩子应该都会打酱油了，生活非常美好。”每个读了文科博士的人，大概都会像美国诗人佛罗斯特那首诗《未选择的路》里说的一样，对黄色森林里的另一条路心有所想。“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刘瑜对文科海外博士生活的描述，跟港台博士生的状态也大体一致，大家处在鸡犬不相闻、高度原子化的状态；而在中国内地读博，有传统的人情与师门文化，烟火味道更浓，也更欢乐一些。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刘瑜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不论如何，文科博士可以一天待在寝室里不出门，吃饭靠外卖，任何交流和工作都靠电脑来进行。但中文系不是读读小说，谈谈恋爱，风花雪月一下就好，研究工作总是非常枯燥和繁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一些很丧的时刻，但就像在沙漠里行路，这也是很考验自觉性的阶段。因为你可能每天都毫无成就感，研究推进很慢，不是马上能得到反馈，而来自学术共同体的正反馈则更漫长。一些文科博士的“自救组织”出现了，互相督促对方的写作进度，免得放纵掉了自己。为什么文科博士的孤独与丧容易成为热点？这也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变化太快有关。上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的人，常常是高考赢家。而今天，所有的人都被拉平了。整个社会对于文科博士的质疑似乎是永恒的：你们干的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帮助的工作。02最经典的博士论：马克斯·韦伯文科博士为什么容易不快乐？文科的研究很难被量化评价，不易进入大众，也很难获得圈子外人的理解，学的东西往往跟自己的生活分不清楚。而社会有另一套评价系统，文科博士在这里会显得渺小。文科博士学科内部还有鄙视链：搞人文的看不起搞实证科学、数据模型的；在中文系，搞古代的看不起搞现代的，搞现代的看不起搞当代的，搞当代的看不起搞文化研究的，搞文化研究的就只能看不起新闻传播的了。很多文科博士的焦虑，其实跟读书本身没有关系，读书本身是快乐的，难的是跟如何把读书的结果转换成学术论文有关。所以说，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马克斯·韦伯而马克斯·韦伯老兄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现在翻译作《科学作为天职》），在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就告诉我们即将面对怎样一种学术体制：参与世界大学排名，加入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大学老师就像项目经理，带一帮学生来做课题项目，而博士就是项目经理的预备期。03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还能“我手写我心”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可以用来形容所有的文科生。读书一时爽，但一直读书（读博）未必爽，因为要在学术抱负之下，进入到专业体系之中，成为职业学人。博士阶段类似于苦行的学术生活，给“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赋予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种沉重需要整个博士生涯来克服。△漫画来源@《念书，还是工作？》学了人文社科以后，也未必能把这世界看得很清楚，甚至，人文社科专业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今天，文科博士的公众表达力在下降吗？忙于学术生产与发表，文科博士没有过多精力去关注公共话题；而青年学者的黑话写作和翻译体语言，也很难进入大众。我们正进入分众的时代，每个群体都有小圈子，各种亚文化，“次元壁”需要用劲儿才能去打破。惯于写论文的文科博士，常常陷入一种普遍的焦虑：平常写散文时，能我手写我心，非常流畅；而写论文时，却始终是挤牙膏的状态。如何文思如泉涌，让“生命经验自然流淌”而又能够“带着理论与格式的镣铐跳舞”，这是每个文科博士写作路上都会面临的困惑，也是一项颇有趣味的挑战。就像韦伯所说，每位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要接受机遇的挑战——“灵感”会不会来？人们往往未能意识到，灵感在学术领域的作用，不亚于它在艺术领域所起的作用。04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文科博士就像作家，这门职业会积累太多的毒素。中产阶级最爱的作家村上春树，每天跑步。假如不通过某种自律的生活把毒素排泄掉，就无法度过一个有效的博士生涯。 当作家写下一个故事时，他是在面对体内的一种毒素。假如你没有这种毒素，你的故事就会无聊而平庸。这就好像河豚：河豚的肉是极为鲜美的，然而它的卵、肝和心脏都有足以致命的剧毒。——村上春树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读博，就像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流的诗人和小说家那样。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本期反向流行嘉宾这么说：“想法比较少的人，目标比较明确的人。来读博士之后，知道我要做的研究是什么。从博一的时候开始很好地规划，积累材料和前人研究，到时候论文顺理成章就写出来了。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要目标比较明确。不能今天读的是康德，明天就去读康有为了。”（傅正）“读博的人要自律。像刘瑜教授说的，‘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一直有开足马力、高度自律的状态，每天都要跟自己进行斗争，要‘于虚无处坚守，向平凡中证成’。”（杨宸）总之，读博没有想的那么坏，也没有想那么好，还是要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想好了就去长久地做。作者：董牧孜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

| 用文字搬运想象 |//国内的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即便降低了求职目标，可能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而在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文学科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高校的文科教职岗位越来越少，人文学科的预算也愈加窘迫。近年来，美国文科博士就业培训机构开始兴起。那些无法进入学术界的文科博士的数量之庞大，已足以构成一个日渐兴盛的产业。撰文 | 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作者：Peter Feibelman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01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02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03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作者：阎光才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近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 |肖赫曦编辑 | 崔健豪 张婷校对 | 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撰文｜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 作者：Peter Feibelman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 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 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 作者：阎光才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肖赫曦；编辑：张婷；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