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36氪领读】栏目将继续每天筛选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提供一些书摘。祝大家新年愉快,心想事成~经济学家眼里的“幸福”“幸福”(happiness)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有数据主观(被采访者自报幸福程度)、定义不严谨的缺欠,所以莱布森建议学生有鉴别地看待这些研究。但是,这个议题显然很重要,否则莱布森不会用整整一堂课的时间(1小时23分钟)综述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信仰和行动是一致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如果我们假定人是理性的,那么无论多么离奇的行为,我们都可以想象出充足的理由使其顺理成章。例如,吸毒成性可能是理性的,因为戒毒的暂时痛苦对他福利的负面影响大于他戒毒后长期的正面福利。与六小时前刚刚遇到的一个异性结婚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异性展现了你梦寐以求的所有特征。杀人抢劫也可能是理性的,因为凶手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偏好叫作“显现出来的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在主流经济学中,理性人一直是一个主要假设。在这个前提假设下,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想象并解释出使人们的行为顺理成章的那些逻辑。经济学家用“福利”(utility)这个概念来度量和解释人们行为的后果。对吸毒成性的人来说,继续吸毒这个决定的福利(决策福利,decision utility)大于戒毒这个决定的福利。相对于决策福利,还有经历中的福利(经历福利,experienced utility),这是指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悦或痛苦。首先使用“福利”这个概念的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指的福利就是这个经历中的福利。此外,还有记得的福利(remembered utility)。有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他经历的喜悦或悲伤了,那些就是被遗忘的福利。这些不同种类的福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你在爬山过程中经历的是气喘吁吁的劳累、脚下长泡的痛苦,你的经历福利是负的。可是你在下山后,觉得那是锻炼身体和毅力的非常好的经历。你记得的福利是正的。下次在决定是否爬山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爬山,那么这说明决定爬山的福利大于决定不爬山的福利。这些语言看起来像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这些分类意义深远。研究人员通过观察人们看电影过程中的表情,记录人们的经历福利;然后在电影结束后,记录人们记得的福利。他们发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电影情节变化的趋势,情节的最高潮或最低谷,以及电影的结尾。在人们的记忆中,某种经历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经历的性质和趋势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记忆中的经历是定性的,一般来说不是定量的或具体的。事件的变化趋势和结果在人们记忆中的重要性在实践中有广泛应用。例如,医生为了使做肠镜检查的患者感觉好一些,在60秒钟痛苦的检查之后,增加30秒钟不痛的检查,然后再把镜子从肠胃中抽出来。患者的记忆福利比以前只有60秒钟痛苦经历之后就立即结束检查时的记忆福利要好很多,因为逐渐变好的趋势让人记忆深刻。同理,当一个总统在四年后准备再次竞选的时候,他要特意安排最后一年的国内经济形势是上升的趋势,因为田野调查显示,选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竞选前最后6个月到9个月的变化趋势上。所以,总统执政期间开始两年的表现基本不重要,人们早就不记得了。总统可以在任职早期制定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例如增加税收,因为后面一两年的经济变化趋势对下届竞选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再比如,一个教授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对学生非常严厉,然后逐渐放松要求,到学期末尾给学生带来巧克力点心。学生在评价教授时记住的不是开始的严厉苛刻,而是后来的轻松友善。同样,教练员在开始训练运动员时把标准定得很高,以后仅仅是保持或稍许降低标准,运动员对教练员的感觉会好很多。你也许觉得这些都是利用人们心理的雕虫小技,一眼就能识破,不值一提。但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有没有经历过,所以有心体验、大胆历练才是聪明智慧之道。有钱能买到“幸福”吗?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似乎隐含着钱不能购买“幸福”之意。但一切数据都显示,经济状况与幸福程度、健康状况[经常以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来度量]和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什么样的人自我感觉比较幸福呢?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幸福,社交圈广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富裕国家的老年人、结婚或同居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健康的人、高收入的人比较幸福。什么样的人自我感觉比较不幸呢?刚刚离婚或离异的人、失业的人、年幼丧父或丧母的人、父母经常吵架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离婚对孩子有正作用)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所有类似研究一样,我们很难从计量学中得出因果结论。我们只能说,有钱的人比较容易幸福,幸福的人很可能有钱。2007年英语国家的一个幸福感普查显示,基本上所有国家的人的幸福感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不同程度的扁平的U形,即人们的幸福感从十八九岁开始走下坡路,到40岁左右达到幸福的最低谷,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到60岁左右达到最高点,后面基本持平或可能因为健康原因而有所下降。总体来说,有孩子在事后看来会降低人的幸福感。即使孩子上大学了,离开家了,有孩子的人的幸福感也会低于其他条件一样,但没有孩子的人。在东欧国家,同样的调查显示,人们的幸福感从20岁左右开始下降,基本没有回升的趋势。有三位行为经济学家在1988年发表论文,说明对幸福的度量是有问题的。他们发现,自报的幸福感受随提问人提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你在田野调查时,如果你先问“你的总体幸福感怎么样?”,然后问“你对你目前的夫妻关系或对象关系感觉怎样?”,那么你会从数据中发现,两个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关系。相反,如果你先就夫妻关系或对象关系提问,再问总体幸福感,你就会发现,两个问题的答案呈现微弱正相关。也就是说,对两性关系比较满意的人会比较幸福,反之则不幸福。这说明,自报幸福程度不但主观,而且受提问方式的影响。在任意时间、跨地域的调查数据显示,幸福感与个人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但是,美国人幸福的平均水平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基本没有变化,虽然美国人均收入在这半个世纪中有巨大增长。这个看起来矛盾的证据被称作“有关幸福的疑团”。支持这个疑团的数据还包括自杀率。在美国,真实人均收入从1900年到2005年增长了6倍,而自杀率在这105年中完全一样,仍然是万分之一。其实,这个疑团也很好解释。人的幸福程度经常是相对周围其他人的情况而言的。如果你周围所有人的生活水准都很高,水涨船高,相对于他们,你就不会觉得很幸福。所以,即使长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也很难在总体上提高人们长期的幸福感。相反,如果你的收入长期以来一直高于你周围的人,那么很有可能你长期都自我感觉良好。研究人员还发现,人对事物的适应相当快。其实,这也不需要现代研究人员的数据,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期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幸福感会很快从极度悲伤(例如车祸)或极度喜悦(例如中彩票)的事件中恢复原状。一般来说,半年就恢复了一半。数据显示,丧偶的悲伤会在两年以后基本消失;离婚两年后的压力和焦躁情绪会比离婚前两年还低,也就是说,离婚两年后的幸福程度比离婚前两年的幸福程度高。而婚姻没有变化的人的幸福程度基本没有变化。2001年,有学者用数据说明,结婚五年后,人的幸福程度平均来说低于婚前四年的幸福程度。这或许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婚姻中的“七年之痒”的原因。好的婚姻比不结婚要好,糟糕的婚姻还不如不结婚。如果孩子是个好孩子,那么要孩子比不要孩子好;如果孩子不好,给父母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快乐,那么还不如不要孩子。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事前怎么能预计呢?通向幸福生活的秘诀每年哈佛大学经济系都会接到600多份博士研究生的申请,而被接收者不到30名。在小于5%的录取率下,中国学生就更少了。有时一年里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入学,甚至没有。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课程极其强调研究,学生在上完两年必修课后,还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为了学生做研究而设计的。要想在研究中获得成功,就需要一系列与在普通课堂上做一个“好学生”截然不同的技能,不能只会被动地学习和通过标准化考试。在研究中,学生必须由被动学习别人的研究成果转为主动发问,提出问题并想方设法自己解答,而教授们仅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有个北大毕业的正在准备经济学毕业论文的中国学生说:“我苦思冥想好几个月,总算有一个想法了,一见教授,三问两问就被枪毙了,还得重新来。在哈佛做毕业论文可不是闹着玩的,教授一点都不含糊。博士研究生应该对知识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原创性的!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四年才能完成博士论文(外加两年必修课,共六年)。”在紧张的学习安排和教授对原创性的苛刻要求下,学生们往往会寻求捷径来完成毕业论文,尽可能迅速地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帮我们获得顶级大学的工作?”曼昆告诉学生,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该问的问题。“你们应该扪心自问,你们真正喜欢研究什么?你们从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有什么疑惑?什么样的课题会令你们兴奋?”他将研究工作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做研究不像挖沟。一个人即使丝毫不喜欢他的工作,也可以挖出一条很棒的沟。而相比之下,研究工作需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热情,热情与创造力是相互依存的。没人能够为今后求职的需要而编造出这种热情。热情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当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曼昆说:“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读了一本书,它展现给我通向幸福生活的秘诀: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每当他面临选择时,他就运用这个秘诀。因此,他拒绝了大多数来自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的邀请,除非他们的选题与他的兴趣和研究课题相符。“否则,我将难以愉快地写作,更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愿意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奋。”“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是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正是这个原因,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有思想(coming up with ideas)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就会多少容易一些。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于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不是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更可能发掘出金子。而且,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起对其他题目的想法”。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曼昆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宽泛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涉及领域过多会使每项研究都流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解决。”他承认,“虽然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的研究中可能会有更大的成绩,但我不会那样做,因为那并不是我的风格。”本文节选自《哈佛大学经济课》内容简介《哈佛大学经济课》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的精华集要,涵盖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前沿的讨论和思考。它以记者视角记录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学方式、课堂互动以及治学精神,让我们同作者一起走进哈佛大学的课堂,聆听哈佛教授的讲解。全书分为四章,分别提炼了曼昆、莱布森、费尔德斯坦、卡特勒等四位哈佛大学教授的讲义精华。
中国现在经济这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一个像哈佛大学的学校呢?网友一:一,哈佛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学,诞出了151位诺奖,是全球获诺奖最高的大学。哈佛拥有众多享有国际声誉,在各学科站在世界顶峰的大牛,有广大的学术超群,崇敬学术、敬业敬教的教授群。这些教授,很多摒弃了大企业的高薪诱惑,坚守在自己岗位,教学、科研出成果,才是自己人生的最大快乐与追求,而不是金钱与权力。特别的是,哈佛的校长、院长之类,是为教授服务的,教授才是哈佛的上帝,他们受到尊重,有绝对的科研、教育、推荐录取授学位……的权力。二,哈佛每年招揽了全球最拨尖的学霸天才,他们脑洞特别大,他们自由地,无休止地探索科学、生命、宇宙、社会、历史、文化……对已知世界,他们不满足,他们有强烈的改变世界最美好的冲动,他们不断求知、开拓、创造奇迹。三,在哈佛,教授、学生融为一体,享受博大的自主、自由交流平台,学生质疑教授比比皆是,在辩论中求得学术的升华。哈佛教学的一丝不苟,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评审机制一一放水做假在哈佛出现绝对是天方夜谭一一在崇高聖洁诚信学术环境下,培育出的学子绝对是超群卓绝。四,当中国拥有了多量世界大牛教授,有众多世界学霸天才学子来华留学,国内的学术、诚信环境大幅优化,到那时,中国的哈佛大学就诞生了。网友二:1、中国大学和外国高校相比是这样的:中国的多是前紧后松,初中高中的时候特别拼为了考上一所好大学,不惜一切代价。而外国的则是是前松后紧,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培养孩子的各方面能力全面发展,培养兴趣、爱好、特长。中国的孩子们了补课、补课、还是补课。就算是培养孩子兴趣也是为了升学考虑的。我的小侄子今年四年级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书包比我高中的时候还重,回家写一小时作业,数学、英语、语文补习班先来一套,晚上十点我再接他放学回来吃点晚饭继续写作业。而外国大学生了他们好多的在玩中学习,在玩中培养兴趣,这和我国相比孩子的天真童真全让消耗殆尽。这样能培养出好的优秀的学生吗?2、我国的现状。现在我国真在历史发展的节点上,各种新潮的东西全部而来,辛辛苦苦拼了这么多年来了大学不轻松轻松潇洒一下吗?逃课、上课睡觉、打游戏、谈恋爱、蹦迪等等。而且大学流传或者是现状是60分万岁的心态,考前突击复习就行了。在看看我们的大学毕业论文粘贴复制没有调研没有数据的证明只要写完通过就行,我们每年那么多毕业论文有多少人的能在国际期刊杂志上发表,有多少人的论文是有事实数据支撑的呢?而外国大学生了大学就是学习的阶段,前一段时间哈佛图书馆刷屏,我们大学图书馆就是乘凉、谈恋爱、上网的宝地。外国大学的毕业论文是真心严格我一个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毕业论文导师给了三个月时间去调研、去收集数据、分析。然后通过大量事实来论证他才顺利毕业,拿到学位证。其实说了那么多,不是中国的大学不行,只是中国大学里面出类拔萃的人才太少,一味的靠自觉不行。而我们对于前期的初高中的教育真的好多局限升学上面。所以要想改变大学的现状要从根上解决。
来源:小白读财经大林浏览网络时,无意看到了某自媒体的一则消息。一位网友的孩子,海外硕士毕业,上海某顶级美资投行(与高盛同级别)开出的薪水是税前年薪低于二十万人民币。对此,他有些沮丧!孩子高中在国内读国际学校,本科和硕士都是海外留学,花费高达数百万。虽然,我们很多父母对于教育都非常重视,花费不设上限,嘴上说为了孩子好,只要他(她)学得好,但内心深处的“计算”并不少。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考虑,我们有必要给孩子巨额投资吗?理解投资的能力,大林认为美国股神巴菲特比较有发言权。巴菲特于2020年8月14日提交的13F监管表格,揭示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3F股票投资组合每季度变化。(说明:巴菲特掌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其财富的主要来源。)在美国疫情期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13F股票投资组合价值从1760亿美元增长到2020亿美元,增长了15%。前五名的股票占投资组合的四分之三以上:1、苹果公司(APPle Inc.),股息率0.64%2、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股息率2.89%3、可口可乐(Coca-Cola),股息率3.37%4、美国运通(AXP),股息率1.74%5、卡夫亨氏(Kraft Heinz),股息率3.42%小白读者可能觉得上述几句话就是一则普通的财经新闻,其与孩子的教育投资有什么关系么?做一个不恰当的假设,各位若有100万,且在美国生活和工作。选择投资在孩子身上,且其资质一般,你的孩子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公司裁员而失业,需要啃老和拿政府救济金。选择投资在股神巴菲特精选的“前五公司股票”,你的资产可能增长15%,即15万。若100万投资平均分配,五家公司股票的投资额都为20万,你一年还能拿到2.41万元的股息。有没有发觉,投资孩子还是投资资产,让你纠结了呢?当然,我们在国内可能不习惯投资股票,但大部分人熟悉房产和理财产品。不是古语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可以成就人生么。原因不复杂,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供给和需求。古代科举制度为例:秀才——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也叫秀才。举人——生员(秀才)应三年一度的乡武,合格者称为举人。进士——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最高等级的殿试,前三名为状元,榜眼和探花。萧源锦先生《中国历科状进士人数统计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代进士(包括未获正史承认的张献忠的大西国科举在内),共745榜106855人。中国全部进士加起来差不多10万人,科举制度中的高级备选官员供给是有限的,供给数量并不多。1949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为2.1万人,如今的毕业生人数增至834万,是建国时的397倍,是恢复高考起始时的50倍。压力大,竞争激烈,学生们都选择拿手的“考试”,以回避直接就业。对于毕业的去向,调查数据显示,55.91%的大学生选择考研,28.87%选择直接就业,4.46%选择考公务员,3.94%选择创业,3.15%表示没有想过。即使实际就业人群,也出现了一些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的现象。比如,深圳市南山区出现了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生任职街道办的副主任,深圳中学2019年录用的教师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生占了6成。国内外超一流大学的高学历毕业生只能任职极普通岗位!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搞科研,去企业创造价值。下面,我以两个个企业的例子,让大家去理解其中的难处。华为是我们熟知的高科技企业,也是众所周知的好企业。华为2019年财报显示,当年营收高达8588亿元,净利润627亿,净利润率不过7.30%,但研发高达1317亿。(记住关键词,华为净利润7.30%。)如此高的研发支出,必定需要众多高科技人才,也是许多国内外一流大学硕士和博士的去处。同为高科技企业,美国苹果公司2019年研发投入为162.1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120.75亿)美国苹果研发不如华为,但赚钱可比华为厉害多了。2019年营业收入2601.74亿美元,净利润高达552.5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3812.66亿),净利润率为21.23%。类似苹果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研发低于净利润是正常选择,很多上市公司都这么干;类似华为,研发高于净利润却是少有人走的路。你觉得华为这是正确的路子,可谁又知道其中风险。高科技企业,如摩托罗拉、北电、诺基亚哪一个不曾辉煌,倒下的时候,身体还是暖的。华为值得赞颂么,值得!华为的科研人员值得赞颂么,值得!现实却有点苦涩!156万年薪入职华为的天才少年姚婷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房价这么高,156万年薪真的不算什么。”国内顶级公司、国内顶级研发人才,依旧觉得生活不易!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人,你手握名牌大学文凭,是选择轻松安稳的拿着30万年薪的深圳市南山街道办工作,还是去面对超高难度和风险,去拿156万呢。实际上,很多顶级科研人员拿不到156万,要是有年薪30万,甚至20万都能让他们心里乐开花了。当然,你可能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读普通的大学,找一份普通工作,不会面临天才少年们的选择困境。那你就要承受内卷化的竞争压力了。国内大部行业的利润率只有5%-10%,这些企业不会考虑太多研发问题,优选思考方案是打价格战强市场,然后让员工提高积极性,降低成本,满足生存需要。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家电行业的利润更是薄如纸,几大家电巨头海尔、TCL、海信常年净利润率保持在2%-4%。低利润使得企业待人更加严苛,早前海尔就开除了4名午休员工。一线城市工作并不意味着高薪,大部分上班族月薪集中在3000元到8000元。大部分的意思是北京有49.4%的上班族拿着在3000元到8000元,上海是48.6%,广州是65.3%。众人心目中的高薪(20000元到30000元)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北京是7.30%,上海是5.70%,广州是1.60%。你可能说,我们可以有创新的解决方案啊!我们可以在自媒体上卖货。抖音蝌蚪传媒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当然,大林我对于直播带货的认知有限,小白读者们可以分享观点。面对压力,学生们会选择“考试”,回避直接就业。资本们现在学习学生们的技巧,钱喜欢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也不怎么愿意流去实体企业。小白读财经文章《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曝光!中国人的财富都去了哪儿?》谈到我们财富在账本上表现为四大类资产。1、住户部门总资产:358万亿2、非金融企业部门总资产:340万亿3、金融机构部门总资产:367万亿4、政府部门总资产:146万亿。其中金融机构部门总资产指的就是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企业资产,非金融企业部门总资产指的就是普通企业资产,如XX农业公司、XX汽车公司、XX连锁超市公司、XX高科技公司,华为就属于此类。如今,金融机构部门总资产367万亿,比非金融企业部门多。上市金融企业总利润比其他所有企业总和还多。虽说金融业赚钱能力超强,但科技水平提高后,自动化程度更高了,需要的人工不多。文章开篇提到的海外硕士毕业生所得年薪并不算委屈,要是他没有如此文凭,可能连进入高端金融圈的敲门砖都没有。
来源:中国新闻网未来大猜想2020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谈中国经济复苏对全球的意义来源:中国新闻网受疫情影响,全球大部分国家经济下滑严重,甚至出现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中国或成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有怎样的影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接受央视《未来大猜想2020》采访,他这样说↓主持人: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您是否也能分享一下您的观点?现在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其他国家会有怎样的影响?埃里克·马斯金:事实上从现在来看,中国的复苏比其他大的经济体要更好,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讲是一件好事。它能够提供一种力量去平衡很多国家现在所经历的经济衰退。这个大萧条时期、或者说10年前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欧美国家都没有受到像这次一样这么大的影响。这次中国实现复苏是非常好的、非常积极的现象。这对全世界都具有非常好的激励作用。现在很多其他国家还在经历衰退,这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种考验。【编辑:罗攀】
201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瑟·杜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方法。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贫困问题依旧难以解决。这三位经济学家将其分解成更为精细的问题,他们采用的实验性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贫困形成的因果关系,从而使我们更好解决国际贫困。此外,他们在很多领域对于经济干预做出了研究,包括哪一种干预起效、为什么起效,以及具体原因。他们认为,有效的扶贫手段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1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谁?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大大提高了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下面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是一位具有孟加拉血统的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国际经济学教授,他与埃瑟·杜弗洛(Esther Duflo)、Sendhil Mullainathan共同创立了Ab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母分别是加尔各答总统学院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Dipak Banerjee,以及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Nirmala Banerjee。他在1981年获得总统学院经济学学位,于1983年获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信息经济学随笔”。2009年,巴纳吉获得Infosys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奖。2011年,他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此外,他拥有多本著作,其中包括《穷人经济学》(www.pooreconomics.com),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埃瑟·杜弗洛(Esther Duflo)是一位法国裔美国经济学家,目前是MIT经济学教授。她于1972年在巴黎出生,她的父亲米歇尔·杜弗洛(Michel Duflo)是一位数学教授,母亲是一名经常参加医疗人道主义项目的医生。杜弗洛在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本科课程时,原本计划学习历史。在第二年,她开始考虑从事公务员或政治职业。1993年,她在莫斯科呆了10个月。在此期间,她教人学习法语,并撰写了一篇历史论文,旨在讲述苏联如何“使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等大型建筑工地进行宣传,以及宣传要求如何改变项目的实际情况。”在莫斯科,她曾担任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助理,一位是与俄罗斯银行建立联系的法国经济学家。另一位是哈佛大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萨克斯当时为法国财政部长提供咨询。这些研究职位让她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学具有作为世界行动杠杆的潜力”,并且她可以在做“重要的事情”的同时,满足学术抱负。杜弗洛于1994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历史和经济学学位,并于1995年获得DELTA(现为巴黎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联合硕士学位。1999年,她在Abhijit Banerjee和Joshua Angrist的联合指导下获得了于MIT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她被任命为MIT经济学助理教授并一直在MIT工作。2002年,她29岁时被提升为副教授(终身制),这让她成为了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杜弗洛和巴纳吉育有一娃,并于2015年结婚。杜弗洛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在被问到会怎么花诺奖奖金时,杜弗洛表示:“当年居里夫人获奖后,她买了很多实验材料,我也将把一部分奖金用于研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是一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盖茨教授。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的获得者,并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克雷默(Kremer)最近的研究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他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选为年度50名研究人员之一,并因其在健康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针对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私人对疫苗研究的投资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疫苗的分发。2010年,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Kremer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精密农业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是总部设于哈佛的组织WorldTeach的创始人,该组织会将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作为志愿老师,送往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克雷默毕业于哈佛大学(1985年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92年至1993年担任MIT的博士后,于1993年春季担任芝加哥大学的客座助理教授,并于1993年至1999年担任MIT的教授。自199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哈佛大学的教授。2缘何获奖?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颁给了这三位研究贫困的学者?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官网消息,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抗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尽管近来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全球仍有7亿多人维持在极低的收入。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涉及将此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他们表明,这些较小、更精确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来最好地回答。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巴纳吉教授和杜弗洛教授,通常还有克雷默教授一起,很快就对其他问题和其他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的实验研究方法如今完全支配了发展经济学。获奖者以及其他追随他们脚步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能力。作为其研究的直接结果之一,有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这些只是这项新研究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能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3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正如杜弗洛在回答记者时所说,任何扶贫政策要起作用,了解穷人需要什么很重要,但扶贫的人未必知道。有些穷人很绝望,但有些很有进取心,我们要理解根源性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针对如何才能摆脱贫穷这一经典问题,只有理解了贫困形成的因果关系,才能更好解决贫困问题。班纳吉和杜弗洛在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后,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在两人的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他们提出一系列更小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针对每个小问题,他们分别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例如,针对为什么很多学生在学校不肯学习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如果我们给学校提供课本,但不提供其他资源,其实并没有太多改善;但如果我们改良老师的教学方法,却能极大改善学生的成绩。”《贫穷的本质》从营养、健康、教育、生育、风险管理、贷款、存款、创业、政治参与等九个方面探讨穷人的生存、选择和突围,以及援助、制度对穷人的意义;此外,也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参考资料:维基百科、网易财经、凤凰财经。责编:小野菌 | 视觉:李盼 东子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让世界更平一些
比起诺贝尔其他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要年轻许多,第一次颁奖在1969年,当年正是瑞典国家银行成立300周年。五十多年间,有80多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细数获奖时这些经济学大咖所在的学校或者研究机构,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不是哈佛、耶鲁,而是芝加哥大学。图源:诺贝尔奖官网根据诺贝尔官网统计,经济学领域中的诺奖得主,共计有13位在得奖时供职于芝加哥大学,从货币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到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代表人物理查德·塞勒,几乎每隔三五年,就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发现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身影。芝加哥大学何以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如此突出,聚集了领域内的诸多大咖?与世界首富的不解之缘提到芝加哥大学,不得不提的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据说芝加哥大学是他认为自己做过的最好投资之一。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其前身是由美国浸信会建立的老芝加哥大学,后来因为财政问题倒闭。学校能够重新焕发生机,离不开洛克菲勒向学校提供的60万美元捐赠,这笔捐赠放到现在,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洛克菲勒是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豪与全球首富,也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在积累了巨量财富后,他开始关注教育以及慈善事业。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威廉哈珀,多次游说洛克菲勒,凭借出色的口才使得后者心甘情愿出资筹办了新的芝加哥大学。此后的30年中,洛克菲勒共提供了3500万美元给芝加哥大学,为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名校奠定了基础。芝加哥大学重新建立后,最先开设的学院中就有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此外还开设了法学院和东方研究所。图片来源:芝加哥大学起初,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被称为商业管理学院(College of Commerce and Administration),商学院在2008年正式改名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彼时学校校友大卫·布斯向商学院捐赠了3亿美元。作为芝加哥大学最早建立的学院,芝加哥大学似乎在建立之初就奠定了学校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鼓励创新,鼓励挑战不同,将自己视为创新的孵化器,产生了许多领域内影响深远的理论知识和行业内实践。在教学领域有诸多世界级创新: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博士商业课程,至今已经培养了700多位该领域内的博士,其中很多人在研究机构和企业中担任要职;建立了第一个EMBA项目,自1943年成立以来,这一项目已经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高管精英人士;图源:芝加哥大学率先开展体验式教学法,学院在1989年就建立了早期的体验式领导力发展项目LEAD,如今这种体验式的教学方式运用在了全日制、非全日制和高管MBA课程中。创造世界级的商业加速器计划:学校的波尔斯基创业创新中心自1988年开始为创新提供资源支持,中心排名第一的项目社会创业挑战赛项目已经为330多家初创企业提供了支持,这些企业通过并购和退出等已实现逾75亿美元的收入。学校的教授在创新的环境下,在期权、银行等多个金融领域创造了诸多变革:创建数据库CRSP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研究以及商业应用,该数据库目前是学术界及金融界最重要的数据库之一,已经被35个国家的500多家研究机构使用;学院尤金法玛教授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成为后来数十年金融市场实证研究的理论之一,尤金法玛教授也因此与拉尔斯·彼得·汉森以及罗伯特·希勒共享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提出,为华尔街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为现代银行理论奠定基础,学校教授道格拉斯等关于银行挤兑和金融危机的模型被广泛应用,他本人则被成为“现代银行理论之父”。在现代行为经济学领域处于先锋地位,教授理查德·塞勒因在行为经济学上突出贡献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值得一提的是,接到来自瑞典的获奖电话后,他依旧照常给学生们完成了当天的课程。从经济学到其他领域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蓬勃发展相伴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一经济学流派,其中绝大部分是芝加哥大学的师生。除了上文提到的尤金法玛,还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尔斯·彼得·汉森等都被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支持自由市场,为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芝加哥经济学派更是将经济学与法律和心理学等专业相结合,将经济学拓宽到了其他领域。理查德·塞勒在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影响上的巨大贡献,将人们对于趋利避害的不同心理偏好加入到研究模型中,更加促进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加里·贝克尔也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延伸到更多社会学科,解释微观经济生活中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问题。在法律与经济的交叉领域,则创造出了法律经济学这一新学科,上文所提到的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彼时供职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最有名的研究之一便是“科斯定律”,他自己的著作《社会成本》一书中,使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产权法律范畴,也被视为是法律经济学的开创性实践。教学中的实践派不仅教授学者在研究领域中兼容并包,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包容性也体现在如今的教学中。在本科阶段,经济学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的主要专业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解现代经济学运转的基本工具。在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之外,经济学专业的本科课程还提供商业经济学和数据科学两个专业方向,其中商业经济学与布斯商学院合作提供课程,数据科学方面则提供与计算机分析和数据分析相关的实证方法。这意味着本科学生就能提前学习研究生课程,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的本科专业都与专业相对应的研究生院相联系以便他们在大学也可以深入研究研究生课程。而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也体现除了很强的包容性:布斯商学院为学生提供了14个方向的课程选择,但是这些课程并非强制,学生自主学完1到3个方向要求的课程,深入理解所选专业、提升多方面的能力。在具体的课程选择上,学生们需要完成的必修课即是上文提到的只有"高效领导力与发展"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简称LEAD)的课程。此外的选修课也非常自由,学生均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课:从财会、微观经济学和统计学,任选一门基础课完成;从财务、市场营销、运营、决策、人际、战略、商业环境等七大类课程中任选6门课程。也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从商学院内或其他学院任选11门选修课。学校也尤其注重学生们的实践能力,上文中提到的新冒险挑商业计划竞赛,就是由芝加哥大学校友、线上支付公司Braintree的创始人发起的,如今的奖者包括线上食物快递GrubHub,由2010年MBA毕业生Matt Maloney创建,其市值已超过25亿美元。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芝加哥的学生们也有很好的成长空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的校友大卫·布斯这样形容在芝加哥大学的生活: 那可能是我一生改变的时刻小结芝加哥大学校长所说:芝加哥大学的最高理想之一,就是努力创造新的研究领域,让世界变得更好。在经济学领域,自学校重建以来,芝加哥大学为世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推动经济领域的创新发展,为世界更加美好提供更多可能。
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这是一个被很多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很早就有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赛德希尔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埃尔德两个人,根据多年的扶贫经历以及大量的调查和实验之后,得出了一些结论,并将这些结论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这本书里有很多颠覆性的认知,今天我就来跟你分享其中一个对我触动比较深的观点。书中讲了这样一则案例:多年以前,美国有一家医院,他们的手术失败率常年高居不下,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医院的高层想过很多办法、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一直都没什么效果。后来,他们就从外面请了一位顾问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顾问来到医院之后,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立刻就给出了建议,他说:“这个事很简单,你们不是有32间手术室吗,空出一间来,平时不要用,只用来应对那些紧急的突发性的手术,问题就解决了。”听到这个建议,院方当时就不干了,手术室本来就不够用,还要空出一间来闲置,这哪是解决问题,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个顾问说你们可以先试一下,不行再改回来,在顾问的反复劝说之下医院最终还是决定试试看,结果这一试不要紧,效果立竿见影,不仅手术的接诊率上升了,失误率更是肉眼可见的下降。为什么手术室少了一间,失误率反而降低了呢?
来源:参考消息【法国《回声报》网站11月21日文章】题:数字货币之战必将爆发(作者 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肯尼思 · 罗戈夫)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最近在美国国会说,美国并未垄断对下一代支付技术的监管。他起码说对了一半。扎克伯格的言下之意是,你们可以不喜欢脸书提供的“伪”加密货币天秤币,但一种抱有全球雄心的中国数字货币很有可能会在几个月后成为现实,这种货币你们可能更不会喜欢。扎克伯格暗示,中国数字货币崛起在即或将破坏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或许是夸大其词。实际上,美国监管机构的强大影响力不仅施加在本国企业上,也是所有需要进入美元市场的金融企业必须承受的。欧洲最近就为此交了学费:美国迫使欧洲银行在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时遵守严格限制性规定。在中国努力争取货币主导地位的过程里,美国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上风。人民币在几十年内可能无法取代美元在全球正规经济中的地位。如果一种数字货币由美国监管,一般来说,美国当局是可以追查的。这样一来,如果朝鲜用这种货币聘请俄罗斯核专家,就很有可能被侦测到至被阻挠。相反,如果这种数字货币由中国管理,美国可动用的手段大概就少得多了。西方监管机构可能最终会禁止使用中国数字货币,但这并不会妨碍其在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很多地区流通,这将产生一定的需求,甚至在美国和欧洲也会出现这样的需求。人们会问,为何现存加密货币——比如比特币——不能发挥这一职能。其实现存加密货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虽然程度极其有限。全球监管机构出于控制加密货币的动机,严格禁止银行和零售业使用加密货币。这些限制措施导致现存加密货币流动性极低,而且最终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基本内在价值。数字人民币就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它会很容易在这个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一的国家里被花出去。中国一旦宣布推出自己的新数字货币,这种货币几乎肯定会被“许可”:一个中央结算所原则上可以让中国监控一切。但在美国可不行。天秤币的一个好处是,促使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加速制订提供零售数字货币的计划。但这场战役不单单涉及设立货币带来的利润,说到底,这关乎国家在总体上对经济进行监控和征税的能力,以及美国政府利用美元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来推进自己的国际政策目标的能力。美国目前对12个国家实施金融制裁。土耳其上个月因入侵叙利亚库尔德地区而被短暂制裁,不过制裁措施很快被取消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实施了五年。正如技术已经颠覆了媒体、政治和企业,它也接近于做到以下这一点:破坏美国利用人们对美元的信仰追求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能力。天秤币可能无法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批准的数字货币造成的动荡,但西方国家必须在还不算太晚之前开始思索自己的应对之策。
曾几何时,我们坐下来,钱是我们最常谈论的话题。朋友聚会时,我们会嘘寒问暖到你最近涨工资了吗;亲朋友好友相聚时,我们也会被问到你现在的工资多少。钱成为我们问候的一种方式。而钱的多少也成为我们穷不穷的一个度量。穷是什么呢?从字型上看,穷字像身体被迫弯屈、不自由;字意上看为物质上困顿的、不得志的、贫困的。穷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知道穷则思变,我们穷但是不可以不改变。那到底使自己变穷的原因有什么。哈佛大学研究人变穷的九个原因是犹豫不决,拖延,害怕被拒绝,不能长期坚持,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找借口,谨小慎微的懦弱,拒绝学习。第一,犹豫不决。这指的是做人迟疑不定,做不出决断,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会使你错失很多机会。成功与收获总是光顾有了成功的方法并且付诸于行动的人。如果你希望别人对你有信心,你就必须用令人信赖的方式表现自己。治疗恐惧的办法就是行动,毫不犹豫地去做。犹豫不决只会是你失去成功的机会,财富与你插肩而过。第二,拖延。拖延的人只会浪费时间。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可以给我们更多机会创造财富。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要行动。时间是不等人的,我们如果像富裕起来,就积极付出行动,改变自己的拖延。第三,害怕被拒绝。一个再好的方案都是会有被拒绝的可能。我们不可以因为害怕被拒绝就不提出,只要你踏出那一步你才可能距离成功更加接近。成功就是拒绝与改变结合的过程,只有你大胆发表自己,不怕被拒绝,别人才会看到你的闪光点。第四,不能长期坚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只要你坚持,总会有好结果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坚持下去的信念。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富裕的时候。第五,自我设限。我们自身原本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我们不应该给自己贴标签。人不可以一层不变,我们需要的是多方面尝试,只有自己见多了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选择自己的目标。第六,躲避现实。躲避是一种懦弱的表现。现实的困境需要我们去克服,躲避只会不断延迟你失败的时间,躲避也不是办法,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坚强起来,遇到问题要敢于的承担勇敢的面对,只有敢于面对了,一切将会过去。第七,总是找借口。只有失败的人会给自己找借口,成功的人都是在失败时候反省自己。借口只是为了规避自己犯下的错误,你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错误的借口,你不久就会再为自己找到一百个借口。借口不可以给你带来财富,反省才可以带给你成功。第八,谨小慎微的懦弱。懦弱只会成为自己的保护色。懦弱的人只能成就别人,别人会利用你的懦弱,这样注定不可以成为强者。真正强大的人都不会懦弱。谨慎小慎微的懦弱带不给你财富。第九,拒绝学习。学习是我们进步的基础。社会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学习,更新自己的各方面,我们才可以与别人竞争。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会值得有自己的财富。
孔令侃含着金钥匙出身,仗着父亲的关系,从小就飞扬跋扈,阿谀奉承他的人数不胜数。年纪轻轻就在父亲的帮助下当上中央信托局的常务理事。这个中央信托局是个什么组织呢,就类似于金融界的太平洋警察局一样,什么都管。孔令侃有了权力,把亲信都安排在自己身边,在上海滩横行霸道,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抗战的时候孔令侃跑美国去了,顺手拿了个哈佛大学的文凭。大家是不是惊呆了,这个混世魔王难道是个天才么,不学无术的他怎么一下就拿了哈佛的文凭。 孔令侃和“白兰花”漂洋过海,一路上花红柳绿,到了美国也根本没心思读书。无奈宋蔼龄发了脾气,拿不到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就别回来见我。孔令侃只好硬着头皮去读书,在“白兰花”问题上已经弄得老爹老娘很没面子,这学习的事说什么也得顺从。 可此时的孔令侃哪有心思坐下来读书呢,在教室坐了两天,就比坐了两年还难受。晚上他逛夜总会,早上就起不来,懵懵懂懂地赶到教室,老师的话一句也听不见,满脑子里还是在宇宙灯下大幅度摇摆扭动的红男绿女。这时“白兰花”给孔令侃出了个主意,说你真不想读也没关系,以孔家的势力和影响,找个替身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孔令侃一拍大腿说,是啊,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他想起了吴方智。吴方智原是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一个职员。广东汕头人,大学毕业,英语讲得极为流利,脑子也很灵光。因和孔令侃年龄相仿,平时还能和孔令侃说上活。 孔令侃立即发电报到香港,叫他速来美国。吴方智见到孔令侃的电报,自然不敢怠慢,立即乘船来到美国。到了以后才知道孔令侃要他来是为了当替身。 孔令侃按事前和“白兰花”商量好的办法,让吴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宇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攻读硕士学位,并对吴许愿说,这次拿到学位,帮了孔令侃的忙,将来一定重用。吴方智出身贫寒,能为孔令侃这样的大少爷效力也心甘情愿。于是他寒窗苦读,发奋忘忧;加上聪颖的天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文凭。但文凭上的名字却写着孔令侃,当孔令侃把文凭捎回重庆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这个捣蛋的儿子改邪归正了。“拿到”文凭后,孔令侃怕吴方智久居美国会带来麻烦,就让他回到了香港,并给了他一笔酬劳。抗战胜利后。孔令侃将吴方智提升为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当时,一些知情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地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