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

恭喜矮大紧正式入职哈佛大学成为研究员咱们优秀的大紧进入的是哈佛大学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哈佛大学官网截图）等等......东亚语言与文学，学的是个啥？小编第一时间咨询了咱们毕达团队：“更确切一点来说，这个可以统称为东亚研究，一般设置在 East Asia studies department，部分学校也称为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或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等，在美国前100的大学有30所左右的学校开设此项目。”在国外，东亚学的研究重镇当属美国，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及由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创立的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毕达团队在该专业申请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实力，曾经帮助毕达学子Lu同学获得哈佛大学-MA 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全奖录取！（录取信截图）（全奖录取信截图）“毕达团队：倾情推介——东亚研究”专业设置这个专业一般设置在美国大学的文理学院（School of Art and Science）和社会科学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下，而各个学校也有所不同。有的实质同等于中文系或日文系，这样的一般叫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有的则是跨学科的一个专业，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探讨现当代东亚问题，一般叫东亚研究或东亚区域研究。有的大学只有上述两种中的一种，也有的两种都有，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既有语言，也有区域研究的专业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讲，东亚文化研究属于交叉学科，每个学校偏重的研究方向都有所不同。有偏重语言文化的（如Duke，NYU，Cornell，WUSTL等），也有全面地涵盖语言、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向的（以加州大学的几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为代表）。从课程内容上讲，该专业主要致力于研究东亚与社会文化及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人类学研究，东亚语言及文化，历史及宗教问题。因此学校对申请者在相关历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及写作分析能力上持有较高要求。毕达团队建议，若从申请者的学术&实践经历、文书等向学校展示明确的研究方向，将在申请中具有较大竞争力。毕达团队强调：关于是否选择东亚研究这个专业，如果你有意想投身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学术研究；或在国家政府部门、非盈利机构、新闻、军事等从事相关职业；又或者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从事相关领域的教学工作。那你可以申请这个专业，关键是你要确定自己有兴趣，有相关背景。以下，来自毕达团队对该专业的申请建议：专业背景根据毕达内部录取数据的统计与分析，申请者本科专业一般是，中文专业、宗教历史、经济、人文、人类学、社会科学、语言学、英语、亚洲文化及语言等文科系类。另外，有日语或者韩语背景以及相关学术背景具有相对优势。基本上人文社科类的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可以申请，美国高校对此并没有任何限制。最好是，拥有丰富的相关的学习和研究经历，符合学校的申请要求以及导师的兴趣，提高被录取概率。硬性要求申请该专业最好有较高的语言成绩（TOEFL或IELTS），一般学校在官网上会要求TOEFL 80-90分以上，GPA 3.5以上。但毕达团队表示，一般能够申请成功的学生，成绩都在100以上，而接受IELTS的学校也要求IELTS要在7.0以上，GRE一般在315+，当然越高越好。此外，学校也会比较注重学生的第二外语，除了英语成绩要好之外，最好掌握一到两门第二外语，尤其是日语、韩语。提高申请成功率的有效途径一、文书。对这个专业的申请，PS（个人陈述）显得更为至关重要，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PS里展现个人独有的一面，在学习、写作、研究等方面能力或者潜力。二、套磁。套磁也非常重要，如何做好套磁，可以说关乎这个申请的成败。三、Writing Sample。个别学校要求提交该材料，如果Writing Sample的内容与相关导师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毫无匹配性，对申请会有影响。感兴趣的可以私信咨询哦

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与文化、手抄本文化、宫廷文化以及近现代中国研究，已出版中英文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获2006年度美国CHOICE杰出学术著作奖)、《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秋水堂论金瓶梅》《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等。中英文译著包括《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微虫世界：一部太平天国的回忆录》（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首届“韩南翻译奖”）等，并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合编《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900年）》《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并执笔其中部分章节。她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哈佛大学，35岁时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曾两度担任该校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并获哈佛大学2012年度卡波特奖等多项学术奖。田晓菲，少年即成名。从北大到哈佛，一路从文学的写作者成为研究者。她的每部著作都有着独特的视角。更难得的是，她使通常晦涩的学术著作，变得明白晓畅，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她以诗人的情怀、文学的笔触，优美而冷静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她凝望诗歌，思考着背后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她的著作，单看书名就已令人向往，就像《尘几录》，就像《烽火与流星》，就像《赤壁之戟》，就像《留白》，每个书名都美得如大片剧名。在采访田晓菲之前，对她的了解来于传说，来于网络，来于零碎的讲座，来于对她作品不完全的阅读。因为病毒的作乱，我们的访谈只能通过视频进行，有些遗憾。但也因此谈得更长一些。美国名校学科设置与学术培养《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读者对于名校的学科设置，总是希望能了解更多。我们就先从您的教学谈起吧。田晓菲：哈佛东亚系的老师一般都是一年教四门课程，也就是每个学期两门。差不多一半是研究生的课，一半是本科生的课。从我个人来说，我教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中国中古文学的专题课，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到唐代、宋代文学。此外也会定期教授文学史，从上古一直到宋元文学。研究生的专题课，有时是主题型的，比如说早期的自传书写；有时是断代型的，比如南北朝文学；有时是文体型的，比如唐传奇。本科生的课程，我常常教的一门是“中国古典文学介绍”——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红楼梦》。另外一些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以及学生的兴趣需要所开的课程，比如我教过一门关于三国文学和文化的。因为是本科生的课，不能预设学生的中文能力，所以阅读的作品都是英译本。对于有语言背景的，比如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本科生，他们可以去直接阅读原文，但同时我还是建议他们也要阅读英文译本，以便加深理解。《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国”里边那么多历史典故，美国学生能听懂吗？田晓菲：很多学生是三国电子游戏迷，虽然不一定会讲中文，但是对三国历史和人物简直了如指掌。班里也会有华裔学生，或者韩籍、日籍学生。“三国”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也是东亚文化的过去，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三国文化，又通过大众文化形式，比如影视作品、漫画、电子游戏等，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生上课有什么特点？田晓菲：我非常重视阅读原始文本。我给研究生上课，会先作一个短小的讲座，然后把大多数时间用来和学生一起翻译和讨论文本。翻译不仅检验理解，而且迫使我们一字一句作出细读，在细读中发现问题。这样做，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一方面可以“小中见大”，不被前人的观念和定论所束缚，从而激发很多新的观点，带来新的观察角度。《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带博士生吧？田晓菲：带博士和硕士。硕士一般来说两年。博士生学习时间比较长，有两年的时间修课，必须先修满一定的学分，再进行博士资格考，通过之后才开题写论文。博士生有语言要求：譬如专业是中国文学的话，要求一定的日语水平，能够用日文来阅读研究资料。总之，在美国读文学博士，时间是相当长的，尤其是这种涉及东亚等方面的文学或是比较文学专业，不仅需要掌握对象国语言，还要再学另外一门甚至两三门其他语言，所以学习六七年甚至八年都是很常见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士生毕业后基本会继续做研究吗？田晓菲：90%以上吧。美国没有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纯粹的研究机构，博士毕业之后大部分在大学里教书。所以在读博士阶段，他们接受的训练一方面是学术方面的，也就是说要学习新的东西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受到职业训练，在学习期间做助教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得到的是教学方面的实际经验。如果我用一个助教，我其实每周都会花很多时间跟助教互动，讨论如何带小班课、如何审读学生论文作业等等。博士生经过这样训练，将来毕业后走进课堂，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教授治校”：研究、教学与服务《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会有什么要求或者具体指标吗？田晓菲：我觉得首先要解释清楚的一点，就是美国高校不是一刀切的，不同的学校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但有三项基本的评审原则：第一就是研究，看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还有本专业领域对其学术成果的反应。这对于像哈佛这种研究与教学并重的高校非常重要。第二是教学，看你开设的课程和学生对你教课的反应。哈佛有一个Q-Guide，就是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后，对一门课程和授课老师可以作出匿名反馈，包括评分，这些材料未来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主要是本科生）在选修课程时会参考这些反馈。第三就是服务。包括校内服务和对整个学科领域的服务。美国就是所谓“教授治校”，所以教授除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之外是很忙的。在学校、在系里，往往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服务，具体就是各种委员会需要教授的参与。越是特别大的学校，像哈佛这样的，由教授参与的委员会就越多，比如关于某些研究资金的分配、关于招生等，这些都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决定的，而是必须由教授来决定。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有些邮件上会按照传统惯例落款为“您忠顺的仆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整个学科的服务具体指什么？田晓菲：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很多学术出版物都需要匿名评审，越是资深的学者，越会收到很多邀请。还有，美国的学术刊物主编往往是由大学教授来担任，这也是教学和研究之外的义务服务。我最近就曾接受邀请，出任《中国早期中古》这一学术期刊的主编。刊物主编任期不固定，可能5年，也可能10年。虽然有编委会，但主编需承担大量具体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担任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是相当于系主任吗？田晓菲：大致是的，只不过东亚地域研究院不是一个“系”，而是一个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院，是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一部分，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一个主任进行组织和领导。该研究院每年招收大约25个学生，专业包括人文与社科领域各方面的东亚研究。学生可以在各系选课，甚至跨校选课。委员会成员来自哈佛文理学院各个不同的系，一般来说具有不同学科和东亚不同区域文化的代表性，负责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招生。研究院还有两位行政助理。这个研究院是独立于东亚系的。在美国高校，东亚研究的硕士研究生院不是很多，能拿到经济资助的硕士生更是少而又少。但是，对于东亚研究来说，如果选择深造，那么有个过渡的硕士训练很重要。学生需要语言的深度训练，还需要深化专业背景，需要有社会学、考古学、文学等专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生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亚地域研究院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东亚研究学者以及美国甚至东亚各国外交界、金融界人士，都经过这个研究院的熏陶洗礼。《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担任东亚区域研究院主任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田晓菲：我两度担任主任，第一次挑战是对这个有较长历史但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的研究院进行改革和整合；第二次的挑战更大，是遇到学校裁减经费，研究院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我想，这个研究院如此重要，招生数量不能减少，而给学生们的经济资助也是必需的。所以，我做了各种努力和校方协商，并且向学校的各个研究中心募捐。募捐也不容易，好在我的同事们都理解研究院的重要性，都尽其可能地支持。最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招生人数保持原样；到我卸任时，学生的奖学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助。虽然那几年失去了很多个人做研究的时间，但是能为东亚研究领域，为保持一个机构的生命活力作出一点贡献，我觉得是值得的。抄本文化：文献学和文学研究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教授的担子真是很重。我们谈谈您个人的研究吧。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应该是个高冷的领域。田晓菲：中古时代在文化上特别活跃、特别开放、特别多元。我觉得能够对我们现代人所处的时代有很多启发。《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看到有这样一个评论：“我读了田晓菲三本书。先读了《尘几录》，拍案叫绝，跟着读了《烽火与流星》和《神游》，膝盖要碎了。”这些作品，各有特色？田晓菲：我希望每写一部书都能有所不同。就像《尘几录》，是专注于从一个作者——诗人陶渊明——为切入点，然后由此谈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手抄本文化的问题。《烽火与流星》，则是专注于一个时代，就是萧梁王朝。在南北朝里我觉得这个王朝非常与众不同，文学及文化的成就非常之高。《神游》就是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选取两个点，一个是早期中古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另外一个是19世纪。之所以选取这两个点，因为觉得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深刻的不同。写书和做研究时，我总是希望能有一些新的角度，或者一些新的切入点。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开心。《中国社会科学报》：能不能具体谈谈“手抄本”？田晓菲：印刷术一直到宋朝才开始变成一种真正普及的技术，所以在此之前，“抄写”其实是文本流传和传播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于研究中古时代的学者来说，深刻地意识到抄本文化的特性和影响实在至关重要。但是，纸（相对于欧洲早期写本用的小牛皮）是相当脆弱的媒介，中古时期抄本保存下来的非常少，敦煌石窟是个特例——在唐帝国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在西北一个沙漠之城里偶然留存下来一大批的写本，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和处理中古的抄本文化？比如说《尘几录》是对陶渊明和抄本文化的研究，但陶渊明本人的稿本是无从得到的，而且连最初读者的传写本也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从宋代最早的印本保留下来的大量“异文”里，寻找抄本文化留下的蛛丝马迹，它们或多或少能反映出宋前写本流传的面貌。从抄本文化时代流传下来的异文，很多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抄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作者本人的权威校订本，所以大量异文到底哪些是所谓的真本、原本，实际上是无法分辨清楚的。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苏东坡说“悠然望南山”一定是错的，他说陶渊明那么超脱的人，一定是“见”南山，不会努力去“望”，他应该是很随意的一抬头，就看见了南山（其实还有个早期异文是“时时望南山”）。因为他是苏东坡，非常有权威性，所以大家都觉得他言之成理。可是他有什么可靠的文本证据呢？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其实抄本异文还只是“抄本文化”的冰山一角。这就牵涉到一个文献学的问题了。中国的学者强调考证，强调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这都是非常有历史的、有传承的学问，这些学问很重要。但是，到了21世纪，我希望有一种新校勘学、新考证学，有一种以不同的眼光来做学问的方式，不要继续像明清学者那样口口声声追求真本或者原本。在真本、原本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分辨、来对待中古文本漫长的流传历史？从陶渊明时代到我们的时代，1500多年过去了，文本在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和抄写者手中、在整个文本流传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文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在拿到一个文本之后，便立刻很自得地直接进行讨论，这样的研究是表面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其结果经不起推敲，因为你没有深入到文本背后复杂的历史和背景中去。而研究者需要看到文本的历史，它的生成、变化和来源。抄本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流动性和多元性。举个例子，就是陶渊明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归园田居》，里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一句。这个“复得”有个异文是“安得”，是个古老的异文，但是你打开任何现代的陶渊明集或者文学选本，我可以担保没有编者会把它当作正文来对待，最多加一条注释，说明有个异文是“安得返自然”，而很多情况下可能连这个注释都没有。大家都觉得也都希望陶渊明归隐了，最后返归自然了。但是，文本异文提出了一个让人很不安的结尾，就是说我在牢笼里住了那么久了，如何才能回返自然呢？这个异文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生活背景，这个异文完全有可能。作家并不脱离他的时代而存在。归根到底——我在我的书里特别强调——我们并不能确定哪个版本“一定”是陶渊明本人的选择，因为我不是苏东坡，我们也不应该做苏东坡！但知道得越多，就越是应该没有自信。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并不是“陶渊明不是A，而一定是B”，而是“A和B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论证“都有可能”，其实需要对历史、社会、文化、思想有很深刻、很全面的把握。我觉得文献学和文学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中文系往往把文学专业和文献学专业分开，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对中古文学的研究，两者完全不可能分开。文学杰作让读者体验而不是教化《中国社会科学报》：《秋水堂论金瓶梅》可以说是一本随性直白的评点，这本书豆瓣评分8.8。有评论甚至称，这本书堪为您的代表作。您在写的时候是觉得很畅快还是思索辛苦？田晓菲：我觉得说是代表作可能有些过了，但我理解读者对这本书的爱好，因为《金瓶梅》本身实在是部杰作，多年来却被“淫书”的标签所牵累，而我真心爱这部书，并且为读者展示了值得我们去爱它的理由。其实我当时写《秋水堂论金瓶梅》，并没有当成一本书来写。我写的时候很快乐，每天一回，好像是写读书笔记。当然后来出版的时候还是整理过、润色过，但是原始的过程就是一个评点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报》：《金瓶梅》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是本艳情小说。您看到的是人性或者说是人情？田晓菲：我非常推崇的还是它的绣像本。这本书最让我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慈悲情怀。对他笔下的所有的人物，哪怕我们觉得最邪恶的，他都写得很深入、很体贴，没有道德说教和训诫。我们读小说，是希望能够看到作者有一种高度和深度，他能够对人心有一种很深刻的揭示和解剖，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之分，否则也就是太看不起读者了。像《金瓶梅》，我觉得它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惊心动魄的杰作，它最后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更多的一些东西。而且作者把那么烦琐的日常生活写得引人入胜，这其实是很高超的技术。他用所谓白描的手法，把每个人物都写到一听这个人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潘金莲还是吴月娘，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呼之欲出，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和《红楼梦》相比呢？田晓菲：我们都说《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但如果要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的话，《金瓶梅》远远超过《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有倚傍的，《金瓶梅》就是它的范本。而《金瓶梅》的作者则没有前例，就是横空出世的一本书。之前的古典白话小说，《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描写的都是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豪杰或者历史人物，而《金瓶梅》写的就是家长里短，写一个家庭，写一个男人和几个女子，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弱点。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传统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一部书？真的没有。从这点上来说，真比《红楼梦》要更了不起。危机促使思考：让古典文学鲜活起来《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我每每都会问的问题：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趋势或者说它所面临的挑战。田晓菲：我觉得是处在一个很奇特的关头。最近三四十年以来，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面临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一方面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共同面临的，因为美国高校往往更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好像举世皆然；另一方面，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电影研究和新兴的媒体研究，古典文学在实用性方面往往受到质疑。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研究里，很多人对上古或者近代更有兴趣，因为上古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近代是现代文化的直接源头，又可以和欧洲历史文化对应。挑战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经费、教师职位、出版等，相对于社会科学，甚至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电影、媒体，都面临巨大的压缩和竞争。挑战之一是本科生教学。就好像是在一所中国的大学里面，你要教文艺复兴，教莎士比亚或者英国的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校方会不会把大笔的资金拨给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美国大学，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教李白、杜甫呢？这跟研究现代中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处？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会想：我为什么非得要去学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这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且在美国大学，中国古典文学课是选修课，不是必修的。如果这个课学生觉得没意思，他就可以不选你的课，一门课没有学生选，就只好关掉，那是非常尴尬的。这种危机感也表现在出版界。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社不再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方面的著作。这和中国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古典学术出版物作为国学研究建设可以拿到国家经费。其实，凡是有远见卓识的国家，不仅应该特别支持对自己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应该支持对世界文化传统的研究，促进世界文化和自身文化的丰富多元，这才是“文化大国”的眼光和姿态，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话说回来，面临挑战也能够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让这个东西本身的生命力爆发出来，而不是让它在我的研究中死掉。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古学者一方面要让学术研究深化，另一方面我觉得“问题意识”非常重要。有时候觉得老一辈汉学家不需要有什么问题意识，他可以研究一个很小的东西，研究得很深。当然了，如果能够有那样一个研究环境允许你这么做，那也很好，而且得出的研究成果自有其价值，可是我觉得这在当前海外的学术环境是很难的。实际上，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深刻的问题意识，要不然我们中华古代文明就真的会越做越死，越研究离我们越远，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众的东西，进入不到我们活生生的文化里边，不能打动人心。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失败者。我想这是海外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海内”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那如何才能鲜活起来？田晓菲：一是从阅读和理解原始文本出发，不要不读原文，只靠读别人的论著找灵感；二是尽量拓展自己的批评和理论眼光；三是教学、研究、写作都是连在一起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教学都花时间气力精心策划和准备，这对自己的研究写作都有好处，而不是只把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项目。总而言之，就是尽自己所能，有意识地做出一些新东西来，至于说能不能真正做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但至少是我的希望吧。《中国社会科学报》：《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是您的一本新著，跨越了建安时代和现当代，这或者就是一个如何把古典文学鲜活化、现代化的极好例子，能否介绍一下？田晓菲：这可能算是一个尝试吧。其实海内外有很多三国文化粉丝，当代的大众文化、社会文化里都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这些与古典与历史存在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一般来说学者研究分成两端：一端研究建安文学，比如三曹七子；另一端则专注于三国，以三国对峙，三国小说、戏曲为中心。但是实际上“建安”和“三国”，是差不多同一个历史时期，《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譬如曹操，他本人就是诗人，而且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诗人。所以我的这本书，等于是建安文学研究和三国文学研究的结合，两者一文一武，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它们后来得到各自不同的发展，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当中有很多因素是相通的。所以这本书就是希望从这个时代本身的文学谈起，然后一直谈到后代对“建安”以及“三国”的建构，包括三国小说、戏曲以及当代的影视作品，最后在书的结尾谈到三国粉丝的网络文学作品特别是耽美同人作品——这个我专门写过长文论述，因此书中只是简述。所以这本书的覆盖面和时间跨度是蛮大的。我希望采取长镜头般的手法，以历史为线，呈现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变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黛梅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00:46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刘可欣一部《红楼梦》，影响之大，至今仍在养活诸多研究者，诠释者。《红楼梦》固然伟大，但文学研究的诸多行内人士，都不会忘记，影响《红楼梦》的另外一部文学经典《金瓶梅》。《金瓶梅》问世四百余年来，得到无数作家、学者的宝爱和传抄，从李渔、曹雪芹，到胡适、张爱玲……无不从《金瓶梅》中汲取营养。在研究者看来，《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闺房私情之书，更是一部深微体察人性的“罪与罚”之书。据研究《金瓶梅》的作家格非透露，“其实《金瓶梅》在西方，比《红楼梦》的影响更大。”这也从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哈佛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可见一斑。田晓菲（笔名宇文秋水）是学术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是被破格录取的一名少年大学生。被北大西语系英美文学专业录取时，她才13岁。16岁写的诗，曾被选入中学课本。27岁成哈佛博士，35岁成哈佛正教授。她的丈夫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宇文所安。经过这样一位天才少女型文学研究者的阐述之眼，我们会突然发现，在很多方面，《金瓶梅》比《红楼梦》写得还好。只是《红楼梦》自始至终写得“温柔敦厚”，从来都在丑恶的情景上遮一层轻纱；《金瓶梅》却锐利清晰，极为摹写人心的复杂之处，探入人性的深不可测。须得大智大勇，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身为《金瓶梅》读者的高晓松在读完田晓菲的阐述之书后，这样写他的读后感，“这本书对《金瓶梅》读解之详尽，远远超出了批注或读书笔记的程度，几乎与我们学电影时一个个镜头“拉片”相似。凡举结构、背景、隐喻、人物、故事、审美、哲学，甚至食物、器具、服饰、音乐、绘画、诗歌、方言，将文学与文献意义汇于一炉，当代与历史观点错落有致。是我喜欢的“用今日之视角读昨日之书”。虽兰陵笑笑生复活，亦不能有此四百年眼光与刻度丈量自己之著作矣。”读书，要读出真味，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一本重要的书，非常考验读者的综合素养。跟很多专业研究者论著文字可读性不佳不同，田晓菲分析《金瓶梅》，充分发挥出她曾经是少年诗人的采取，字字带情，学问做到深处，抵达了与生命相交感的状态。对于这部“世界小说史上犹如沧海明月一般横空出世的奇书”，田晓菲自认只是“一个拨云探月人”。田晓菲说，爱读《金瓶梅》，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要想看人生的黑暗，生活就是了，何必读小说呢“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

最近，“矮大紧”高晓松在微博上晒照称，自己正式在哈佛大学入职成为研究员。他还晒出了工作证，并表示自己要认真做点研究，努力做个好的知识分子本是值得高兴的事，谁知粉丝的祝福还没送完，不少吃瓜群众就开始群嘲：“打着研究员的幌子，干访问学者的活儿。”有人认为，高晓松高并不是哈佛大学研究员，而是“研究助理”，也就是一个自费去哈佛大学东亚做研究的访问学者，而微博中称自己为”研究员“，有夸大嫌疑；但也有人反驳称，即便是访问学者也有门槛。而且从高晓松的自身实力及影响力来看，他在东亚语言与文学系（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azations）当访问学者，哈佛也不算亏。说来说去，高晓松入职哈佛访问学者，难道真有那么差吗？在国内不少吃瓜群众眼中，“访问学者”只是国内高等学校培养学术骨干的重要形式，表面光鲜，含金量却很低。而“研究员”可就不一样了：哪怕该职位在国外大学只属于初级，但能进入哈佛的，最低也应该是博士生级别。这也是高晓松被群嘲的原因。有网友就“科普”说“高晓松在哈佛的职位是associate，而哈佛大学的associate要求是本科学历以上，有系里教授的邀请信，本人简历，英语水平声明。当上永远不发工资，不算哈佛大学雇员，不享受任何福利，每期至少三个月，可无限期延长，每五年院长评审一次……”言外之意，高晓松去哈佛当associate，纯属于花钱当编外人员，实在没啥好吹的。其实，网友的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哈佛访问学者的学术要求不如留学生严苛，无论是学术界人士，还是职场精英，只要在所在领域取得过巨大成就，并达到哈佛的语言要求，那成为哈佛访问学者，也基本板上钉钉。比如万科老总王石，就曾作为职场人士去哈佛访学而高晓松也更不用说了：他可是和比尔·盖茨一起谈论过全球化和未来世界的发展（下附高晓松和比尔·盖茨全英文访谈）不过，虽然没有硬性学术要求，但哈佛对于“软实力”的评估也非常严苛。有在哈佛留学的研究生，就在网上科普道：“哈佛虽然有的是访学申请，但也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对于普通学者来说，申哈佛访学的难度不亚于申哈佛本科。”不信？来看看下面的例子：哈佛史上最年轻的中国访问学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是清华经管学院首届本科毕业生。1985年毕业前，他先是参加由清华选拔参加国家教委的统一考试，再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清华教授的推荐信，才能以清华本科毕业生的身份，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访问学者。可以看出，牛校的访问学者实力绝对不俗。不过，这份要求高、无薪水、名气小的工作，究竟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呢？从高晓松的微博里就能看出：当访问学者，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书。别忘了，高晓松就读的可是哈佛著名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在这里，无论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文学，还是相关电影和文化历史研究，都有无数名人馆藏，能充分满足他的求知欲。也难怪高晓松入职第一天，就在微博上po出赛珍珠、林语堂等人的手稿，看得别人羡慕嫉妒恨：赛珍珠、Janeway（危机经济学作者）和林语堂共同成立编辑部的信注：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美国旅华作家，曾随传教士父亲长期居住在江苏镇江、南京等地，与中国渊源颇深。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也曾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其实，去年就有人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见到了高晓松。一名哈佛燕京图书管理员回忆：”很多学者平时坐在燕京里静静地看资料研究，高晓松也一样。”有人匿名爆料，高晓松去年就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说点题外话。其实除了高晓松，大部分去哈佛做访问学者的人，都怀着一颗赤忱之心。有上世纪末去哈佛做访问学者的学者回忆，当时能够去哈佛做访问学者是一种荣誉，所以只想着在办公室读书，也没有去其他地方玩，很是懊悔：如今，高晓松已经是五十知天命的年纪。这位”哈佛史上最大脸“的访问学者，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

近日高晓松在微博晒出工作证，正式在哈佛大学入职成为研究员，任职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在微博里有些激动地说，自己要认真做点研究，努力做个好的知识分子。本是值得高兴的事，谁知，粉丝的祝福还没送完，争议就来了：这个“研究员”的职位，到底够不够“高级”？有网友注意到，高晓松贴出的图，显示自己在哈佛的职位是associate，于是“科普”道：哈佛大学的associate要求是本科学历以上，有系里教授的邀请信，本人简历，英语水平声明。待遇：永远不发工资，不算哈佛大学雇员，不享受任何福利，每期至少三个月，可无限期延长，每五年院长评审一次。本科学历、有推荐信、不发工资、是临时工……言外之意，去哈佛做研究员，门槛实在太低了，也值得说道？其实，去年就有人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见到了高晓松。高晓松晒出的截图里提到的FAS（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囊括了哈佛的本科、工程学院、进修学院，和最大的研究生院GSAS（Gra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他在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就隶属于GSAS。高晓松，1969年11月14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 。音乐人、词曲创作者、制作人、导演、脱口秀节目主持人。2007年，担任歌手萨顶顶中文版的《万物生》的填词人和制作人 。 2012年3月主持脱口秀栏目《晓说》开始播出 。2014年4月正式加盟爱奇艺，同时监制的电影《同桌的你》上映 。6月主持节目《晓松奇谈》播出 。2015年5月4日高晓松宣布退出综艺圈，不再担任《奇葩说》第二季导师 。按照高晓松以往的经历来看，他此次“访学”，虽然无法确定是由学校外派，还是凭其他渠道，但至少可以确定，此行对高晓松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要求，也与教授、研究生等学术职级无关，他只是去独立做学习、研究的。有人“看不惯他云淡风轻装X”，但喜欢他的人依旧喜欢。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走过万里路，去过几十个国家，最大的爱好是满世界跑着玩。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读过万卷书，“成长的年代没微博，也没电视，收音机天天播《岳飞传》，大家是读书长大的。当时我家有好多书，走廊里都摆满了书。”很多时候，他就只在节目里坐着，拿一把扇子，谈他去过的那些地方，谈他遇到过哪些有趣的事儿，却也值得玩味。聊历史，古今中外，任意一个话题，都能侃侃而谈。谈世界杯，他能从足球强国的国旗，文化，历史，讲到它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奇葩说》有一期话题，谈到了生死：“痛苦的绝症病人想放弃生命，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高晓松的回答是，我会鼓励你撑下去，但也尊重你的选择，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你是那颗星星 我是你旁边的这颗星 我的整个轨迹是被你影响 即使有一天这颗星星熄灭了 它变成了暗物质 它变成了看不见的东西 它依然在影响着我的轨迹 你的出现永远改变着我的星轨 无论，你在哪里…… 高晓松自己做的诗，把现场的嘉宾都听哭了。他自己说，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就把东西串起来了，自己脑子里的知识，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结构，能感觉到，自己在变得大而整。曾经母亲教育高晓松，说过一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话像钉子一样钉在高晓松心里，长大以后，他把它写进歌词。很多人都问高晓松，远方有什么？其实他自己就做过解读：读书，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太苟且的人。什么叫“诗和远方”？就是让自己更辽阔。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一个过程。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更辽阔，这是高晓松很久很久之前给自己的定位。做研究员是为了更好地探索远方，眼前的生活倒也不能过得无趣。自拍沦为表情包这事，高晓松异常看得开。他说自己一直是个活泼的文艺青年，只不过这几年社交媒体发达了，才被别人发现，但从没想到过颜值还能成为生产力。“凭什么只能长得好看的人自拍，我们就不能自拍？”因为长相问题受到调侃，他反而很开心：“自从我开始发自拍，就没什么人骂我了，人家觉得你自己都把自己弄成这样了我还骂你干嘛？”最后煞有其事地分析出了一个道理：人不能高高在上，高高在上肯定要骂你的。他的有趣，这么多年好像也没变过。、他做事，讲究的就是随性和从心。高晓松说，如果我的钱只够做一件事，在旅行和买房子之间，我会选择旅行。年轻的时候，是到一个地方，买一辆车。玩腻了再把车卖了，去下一个城市。帮人弹琴，跟人卖艺，到处跑到处弹唱，到荷兰、到西班牙、到丹麦……他心中的自己，该是永远随性而自由的。他每年给自己定一个挣多少钱的指标，指标完成了，剩下的时间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奇葩说》第一季海选现场的舞台上来了一个清华的博士生，叫梁植。他说自己本科法律、硕士金融、博士新闻学，希望导师给出意见，自己以后适合找什么样的工作。作为导师的高晓松当场被激怒，他说一个名校生对于国家、社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反而纠结于工作，没有胸怀国家的格局，甚至直言“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在高晓松的眼中，名校是“镇国重器”，梁植拿到了毕业生的学历，却没有做到一个名校毕业生胸怀天下的格局。清华学子的选择应是“胸怀天下，改造国家”，这是高晓松的执着。虽然他也喊自己是“戏子”，但没有一味地投身大热的娱乐节目，而是做起了文化脱口秀。别人都说这种节目不会红，他却坚持做，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的工作生活变得有趣一点。“在互联网时代，你们为了理想去奋斗，没有时间读书，那我来替你们读，你们没空聊天，我来替大家聊天。”不仅如此，除了综艺节目，他还在互联网公司任“文娱战略主席”、做书馆，少年开始入行，摸爬滚打，辗转在音乐、电影、电视、出版、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各个领域，“对行业是有很多感情，为了行业更好，即使花很多精力，也觉得值得。”在高晓松看来，这个行业应该更好，更向前进、更与时俱进，更被人尊重。“一起努力能够把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向前推进，是个很幸福的事。”就像他在《晓说》里感慨：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一地鸡毛与诗和远方或许从不曾真正对立，就像月亮与六便士，弯腰捡便士也可以抬头赏月，独善其身时也可以考虑兼顾他人。高晓松不是神人也不是大家，笔名“矮大紧”被无数网友戏谑为：长得不高，脸大，穿衣服还紧，他的自拍更是惨不忍睹。但也有人说：如果说高晓松外表的颜值来打分只有60分的话，那么他内心中那个无比浪漫的诗意世界的颜值，配得上120分。矮大紧：我不同意！他这叫有趣的皮囊，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不得不说，这个拼颜值的世界里，即使你可以拒绝吴彦祖的颜值，却无法拒绝高晓松的才华。印证了那句“好看的皮囊有很多，有趣的灵魂却难求”。欣赏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理由，因为有趣，所以喜欢，仅此而已，但也够了。

2020年即将过去，这注定是刻骨铭心的一年。在这个被新冠疫情的阴云笼罩的一年中，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去”。因为疫情，我们被迫遵守严格的隔离规则而失去自由行动的空间，我们为许多生命的消逝感到痛心却束手无策。在这一年中，我们也不得不和许多伟大的思想者告别，他们无法抵抗时间的无情，却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不朽的丰碑。新冠疫情对世界的改变广泛而深刻，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注定与更大的不确定性共存——好在，我们还能从这些作家、学者的作品中看见思想的力量和人类的尊严。在即将迈入新的一年的时刻，我们希望用对他们的纪念，开启充满希望的众多未来。整合 | 刘亚光乔治·斯坦纳 美国文学批评家2020年2月3日去世，享年90岁犹太裔美国文学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和教育家，写过大量关于语言、文学和社会关系的著作。1969年任职于剑桥大学、1974年开始担任日内瓦大学比较文学与英语文学教授。《卫报》曾将斯坦纳描述为一个“通晓多种语言和博学的人”。斯坦纳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其作品《巴别塔之后》对翻译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此外还著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何谓比较文学》等作品。斯坦纳同时也尤其关注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影响，在《语言与沉默》中，他提出有关伟大的艺术是否可能与野蛮并行的严肃问题。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语言与沉默》饶平如作家2020年4月4日去世，享年99岁中国抗日战争老兵、绘本作家，曾在出版社做编辑。1946年，饶平如与毛美棠结婚。1958年9月，饶平如被认定为“反革命”，被送至横浜桥的劳动教养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此时，饶平如与毛美棠已经两地分居长达20余年，期间主要靠写信交流。1992年，美棠因肾病引发糖尿病和尿毒症，2008年3月19日不幸离世。此后饶平如一直创作绘本，记录他和美棠相处的时光。2012年，他的孙女把这些画作发布到微博上，引发众多网友关注。2013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绘本整理成《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出版。2015年10月，该书亮相法兰克福书展。碎裂山河恨不平，东南处处有啼痕。十年磨砺青锋剑，壮志何愁事不成。——自题诗，摘自《平如美棠》叶永烈作家2020年5月15日去世，享年80岁 中国科普及传记作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生前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一级作家，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和香港海外文联名誉主席。1978年8月发表了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即行销160余万册，在当时中国的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叶永烈还曾写作多部名人传记，并出版长篇都市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邂逅美丽》,也是中国经典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当今，各“界”之间互相渗透，何况“界”之上的天、“界”之下的地本来就紧相连、互相通，大可不必“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越界读书，使我受益无穷。——《越界读书》学科间的互相交叉，说明科学是一个整体，是互相关联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它要求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决不可孤陋寡闻，决不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巧织科学之网。——《交叉》舒昌善翻译家2020年7月6日去世，享年80岁 德语翻译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系，德国哲学博士、德语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舒昌善先生半生躬耕不辍，致力于茨威格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曾译介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良知对抗暴力》《蒙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多部茨威格的作品。2019年，舒昌善在旧版《蒙田》基础上，补充了十篇蒙田随笔。拿破仑因在关键时刻重用了谨小慎微、唯命是从的格鲁希而兵败滑铁卢，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 生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由于一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重兵把守，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这里突破攻克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一举灭亡，欧洲历史从 此揭开新的一页。 一九一七年三月，列宁获悉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但政权却落到临时政府手里。 正当俄国革命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刻，列宁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毅然决然乘坐一节封闭的车厢，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七个月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 炮弹，摧毁了一个帝国、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上这些看似关键时刻的偶然因素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玄奥”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公允的结论。或许人们有时还会问：假如拿破仑当年不重用格鲁希，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现，东罗马帝国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假如列宁当年不乘坐封闭的列车返回俄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会爆发？ 不言而喻，在已经逝去的历史中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假如”，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倒可以根据历史经验防患于未然。这或许是读罢《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后应有的一种感悟吧。——《人类群星闪耀时》译者后记雪儿·海蒂性教育家2020年9月9日去世，享年77岁 美裔德国性教育家、女权主义者。生于美国，1967年，海蒂从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随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史学博士，但并没有完成，她后来回忆说是因为当时哥伦比亚的保守气氛与她的女权思想格格不入。1995年，她放弃美国国籍，加入德国籍。海蒂主要研究领域是女性性学研究，出版过著名的畅销性学读物《海蒂性学报告》，自1976年出版以来，该报告已售出5000多万册。该报告基于3500名女性的观点，揭示许多女性并不会因为性插入获得刺激，从而挑战了男性对性的假设。该书还大力鼓励女性掌控自己的性生活。作家朱莉·宾德尔曾评论：“海蒂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性革命惨败之后，她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性革命。60年代，女性从未感到自己有权享受性快感。她第一次把女性的性快感放在首位”。如果男人私下会质疑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会更快地改变？第一，许多男人认为改变——允许感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子—— 意味着倾向“女性”化，而且必须永远温文尔雅。男人害怕他们必须舍弃所有旧的理念：力量、拥有权力、控制自己、行动等等。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我们的理想是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强壮、有权势，而同时又有能力感觉自己的脆弱，以及需要安慰和协助。第二，许多男人迟疑着不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不坚守旧有的男性刻板形象，其他没有改变的男人——或许是他们的雇主——将不再尊敬他们，不再与他们结交。——《海蒂性学报告》郑克鲁翻译家2020年9月20日去世，享年81岁中国文学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9年出生于澳门，其曾祖父是晚清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962年，郑克鲁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翻译家李健吾，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译有《茶花女》《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等多部法国文学经典，此外，他也是法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重要作品《第二性》的译者，郑克鲁凭借这本译作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奖。译作之外，他编写的教材《外国文学史》也受到广泛的欢迎，是国内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我会翻译到不能再翻译了，恐怕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我只不过就是没事干，用翻译来充斥时间的流逝。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 我认为翻译中‘信’最为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阐述他的观念，译者要将他的观点确切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意译往往会改变原意，所以能不用意译就尽量不去意译；‘达’，就是要有文采，没有文采也不行，白开水不能译成白开水；‘雅’是达到一种美学标准。我的大部分作品，‘信’与‘达’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 ——《郑克鲁：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什么》《文汇网》采访，2018年4月15日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2020年9月18日去世，享年87岁 美国法学家，金斯伯格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并与同校的马丁·金斯伯格结婚，在成为母亲后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法学院，之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毕业后进入学术界，任教于罗格斯大学法学院，主要教授民事诉讼，成为该领域少数的女性之一。曾获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直至其去世，继桑德拉·戴·奥康纳之后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首位美国犹太裔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在其任内曾为多个著名案件撰写意见，包括1996年的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9年奥姆斯特德诉L.C.案和2000年地球之友公司诉莱德劳环境服务公司案等。金斯伯格法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倡导性别平等和女权进步，她通常被视为美国最高法院持自由派立场和较为温和的大法官之一，也因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而受到美国流行文化关注。仔细察看便会发现，妇女被置于其上的至尊宝座实际上是个囚笼。女性获得权力时，壁垒就会崩塌。当社会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当女性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就会有更多女性各尽其能，而我们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 ——金斯伯格语录王家范历史学家2020年7月7日去世，享年82岁中国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早期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上世纪80年代起转向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以执教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历史通论》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该书最新的增订版与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等人的著作，一同被出版社收录于二十册的“当代学术”文集，此外还著有《史家与史学》《明清江南史从稿》《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等。假如文学催人产生爱憎，哲学要人思考“存在”，那么历史则是教人学会冷峻。离开了故事不会有真实的历史，但阅读历 史绝不只是讲故事、听故事，更需要冷静思考这些故事是怎样发生的，为 什么会发生,对当时以及后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不同于社会学，对 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关注过程重于计算结果,辨析过程的个性重于辨识理 论上的共性。借助于这两种方法，历史学常常能显示出某种观察的“冷峻”或判断的深刻性。所以，请大家相信，读历史还是有用的。——《时间，空间与经济理性——<大学中国史>序论》邵燕祥诗人2020年8月1日去世，享年87岁诗人、散文家。1946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1958年初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至1979年获平反。出版诗文集70余种。他的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我是历史，奔跑在古驿道上，多少星霜。天天践着晨霜上路，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尽兴亡。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驿站荒凉。荆棘蔓草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我叩问人民；秦赢政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驿道上，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红尘飞扬。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而华清池四季温汤。李隆基，我不忍呼你为淫棍，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漏夜奔忙。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从来草野高于庙堂，莽苍苍，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云南驿怀古》大卫·格雷伯人类学家 2020年9月2日去世，享年59岁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曾师从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以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雷伯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2011年11月，《滚石》杂志称赞格雷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主题：“我们是99％ ”，尽管格雷伯在《民主项目》中写道，这个口号“是集体创造的”。格雷伯著有《狗屁工作：一个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和《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等畅销书。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现代社会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依然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别的地方，比如他们在工作中会遇到喜欢的同事等等。所谓“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它们可能光鲜亮丽，待遇极佳，但却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甚至可能变得更好。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比如说他们被雇佣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橱柜制作工匠，之后却发现他们得花很长时间在炸鱼上。这项任务实际上也不需要做——至少，需要炸的鱼的数量非常有限。但不知为什么，每当他们想到自己的同事可能比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做橱柜，没有公平地承担炸鱼的责任时，就会陷入愤恨的情绪。不久，作坊里就会堆满炸得很差劲的鱼，这是每个人做的唯一的事。我想，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经济的道德动力。——《论狗屁工作现象》简·莫里斯作家、历史学家2020年11月20日去世，享年94岁原名詹姆士·莫里斯，英国著名记者、游记文学作家、小说家、历史学家。1926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二战期间入伍，战后曾担任《泰晤士报》与《卫报》记者多年，曾报道多个重大新闻。1953年，莫里斯作为随行记者独家报道了英国探险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闻。1960年，他在报道联合国大会时目睹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打桌子以示抗议。1961年，他在以色列旁听并报道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莫里斯早年受性别认同障碍困扰，最终于1972年在卡萨布兰卡接受了变性手术，从此成为一名女性，并改名为“简”，开始专职写作。她的著作超过30部，包括小说、历史与旅行文学作品，还曾以编辑身份整理出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旅行随笔。莫里斯的作品中，《威尼斯》获得了海涅曼文学奖，小说《哈弗的最后来信》（Last letters from Hav）曾入围布克文学奖。2008年，莫里斯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15位作家之一。从开始到结束，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希望，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至少我生命中的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因此，这是我工作成果的实质。——《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约翰·勒卡雷小说家2020年12月12日去世，享年89岁 本名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英国著名谍报小说作家。勒卡雷18岁到瑞士伯恩大学攻读外文文学，之后进入牛津大学林肯学院，1956年毕业后，在伊顿公学任教。1959年，开始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后被MI6（通称“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吸收。任职期间，勒卡雷写下生平第一本小说。上世纪50年代，因机构中存在苏联间谍，苏联窃取了大量英国情报。勒卡雷用小说影射了这一现象。冷战期间，他主要负责招募、管理和监视“铁幕”之后的间谍。勒卡雷的作品也不断被搬上大银幕，他的名作《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于1979年和2011年被翻拍成电影。2016年，勒卡雷的个人回忆录《鸽子隧道》出版，他在书中呈现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疏离而复杂的情感以及对间谍身份的多重反思。我声称自己从未踏足过情报世界的说法，听起来也一天比一天虚伪。这都要感谢我那些前同事，他们简直毫无保留地四处吹嘘我的身份。一旦碰上这种问题，我也只能无力地反驳说，我只是个作家，只不过碰巧当过间谍，并非摇身变成作家的间谍。结果，我收到的明确回应却是，别想了：一日间谍，终身间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虚构出来的小说，但其他人却相信了，所以——接受现实吧。——《鸽子隧道》黄宗英演员、作家、编剧2020年12月14日去世，享年95岁 曾出演过许多经典的黑白电影，如《幸福狂想曲》（1947年）、《乌鸦与麻雀》（1949年）、《丽人行》（1949年）和《武训传》（1950年）等。黄宗英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后来发展成为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曾凭借《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橘》和《小木屋》等作品而三度获得中国作家协会所颁发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黄宗英总共有四段婚姻，其中与第三任丈夫赵丹的婚姻持续了32年，直至赵丹于1980年去世。2005年，黄宗英与赵丹共同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导演彭小莲拍摄成电影《上海伦巴》。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有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卖艺黄家》傅高义社会学家、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精通日文，能说汉语。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傅高义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在1967年至2000年间于哈佛大学任教，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更是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他曾多年在香港研究广东及广州，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和《邓小平时代》均已在中国出版。此外，还著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亚洲四小龙》等研究作品。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 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邓小平时代》整合 | 刘亚光编辑 | 石延平校对 | 赵琳

中国侨网2月1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中国音乐人高晓松日前在微博发文宣布正式入职哈佛大学成为研究员。根据哈佛网络通讯数据显示，高晓松职位为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研究员。高晓松在微博上还晒出多张孙中山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手迹，危机经济学家Jeneway和林语堂共同成立编辑部的信等珍贵数据，以及他的哈佛ID和官网数据等照片。他表示，一入职“就立刻冲进图书馆，馆里老师们早已把我感兴趣的材料整理了一大摞，专业精神令人感动。”高晓松还表示，今后将在哈佛认真做研究，努力做一个较好的知识分子。2018-2-1 来源:中国侨网哈佛大学一角针对高晓松微博，有网友表示“哈佛大学研究员”这个噱头装的有点过。也有网友说，个人很喜欢哈佛大学这种不拘一格、打破传统的做法，哈佛大学加油，“高晓松同学”加油”。有人说:"如果说高晓松外表的颜值来打分只有60分及格的话，那么他内心中那个无比浪漫的诗意世界的"颜值"就配得上120分。"搜索发现，其实，就有图文《“人生苦短”高晓松自曝到哈佛当研究员，网友：矮太紧厉害了！》（2018-01-04 来源：小ming在线）介绍说，新年第一天，高晓松在网上晒出自己的一张搞怪照片，并称“新的一年会多一份工作，去哈佛做一年研究员，人生苦短，继续学习。”从理论上说，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如果每学期选修3至4门课程，通常可在 1至2年内获得硕士学位，而在职生的学习年限要长一些。该文这样说：但是高晓松是去做研究员，究员是高等教育中研究员资格拥有者的通用称谓：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Research Associate ，一般译成“研究员”，是有一定层次但却并无阶层上下含义的名词，在美国研究机构中很通用。级别相当于教授。2018年1月31日，新浪教育讯（原标题：高晓松成哈佛大学研究员 入职东亚语言与文学系）：高晓松发微博晒出工作证，宣布自己正式入职哈佛大学成为研究员。同时他还晒出了哈佛图书馆珍藏的各种珍贵史料，表示自己要在哈佛认真做点研究，“努力做一个较好的知识分子。 ”根据哈佛大学官网信息显示，高晓松任职于东亚语言与文学系，职位显示是“研究员”(associate)。而方舟子2月2日的微博说：高晓松去哈佛当“教授”？把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说成教授级的研究员，是当年老海龟利用国内人们不了解美国情况玩的文字游戏，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玩，而且堂而皇之说“级别相当于教授”。从1月31日至今，不少网友一直关注高晓松入职哈佛大学研究员一事。网友为何关注高晓松入职哈佛研究员，哈佛大学研究员到底是怎样的？希望有人指点一二。

最近关于留学生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我国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赴美留学后，很多学生都是留在国外工作，享受优越的生活条件，不会再想到回中国发展。只有当国外的环境发生恶化，才会想回到国内避难。很多人都称这群学霸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笔者要介绍的这位女学霸，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北大为了能够让她顺利成长，给她非常多的帮助。没有想到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就改变自己的国籍，就嫁给大自己20多岁的导师，让国人很是失望。这位有名的才女就是田晓菲，可能现在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田晓菲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被一位推捧为“神童”的人物。因为当年她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大录取。据媒体的报道，田晓菲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散文诗，并且在《天津日报》发表诗歌。直到13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出版五本诗集。所以当时的媒体都对她大力吹捧，称她为神童。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自然会被我国的名校注意到。所以在1984年，田晓菲就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成为当时的轰动事件。其实，当年的北京大学还有很多的神童，比如当年出家的宁铂，以及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谢彦波等，都是在同一年被名校录取。在北大的校园里，田晓菲获得过众多导师的帮助，而且她还与当时著名的诗人海子有过交集。在北大提前完成本科学业之后，她又前往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是在赴美期间，她就选择留在美国生活，可能在思想层面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她用比较长的时间才取得哈佛大学的文学类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的期间，她与自己的导师，也就是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斯蒂芬·欧文产生感情。在博士毕业之后，她就与自己的导师结婚，并顺利拿到美国的绿卡，改变自己的国籍。由于田晓菲的导师比自己大25岁，所以这段婚姻也引来许多的争议。特别是这件事情传到国内之后，更是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很多人都觉得她辜负了国家的栽培。但是，田晓菲没有在意别人的各种说话。在结婚之后，她也顺利留在哈佛大学院任教，并且逐渐晋升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从事东亚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虽然田晓菲经常会回到国内讲学，也得到很多高校的邀请；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满她当初的选择。毕竟现在只能是华人，对国家的贡献还是很有限。其实，像田晓菲这样的例子，还有非常的多。从这次的疫情情况来看，许多已经加入欧美国籍的名校学生，也基本是留在国外生活。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基本就不会回到中国。因此，我们也得反思，我们的教育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记者 | 林子人编辑 | 朱洁树1明代的普通人是如何应对国家强加的义务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把目光投向了明代军户和福建沿海的二十多个明代卫所。明代伊始，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帝国永续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将百姓分门别类划入农户、军户、匠户、灶户等一系列户籍类别中，规定拥有这些户籍的百姓必须世代传承这一身份，以此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中，军户指的是那些应征入伍的军人与他们的亲属。每一个军户必须保证在同一时间为国家军队提供一位男丁，且这个义务是世袭制的。男丁入伍后，被分配到“卫”。“卫”是一个军事单位，一个卫按规定应有5600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各有1120人。为了给军队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朝廷还恢复了屯田制，在各个卫所附近开辟军屯。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宋怡明通过研究族谱和家族文档还原了明代军户生活的种种细节，展示了这些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军户家族如何巧妙地设计出种种策略，在满足国家人力资源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趋利避害。“被统治的艺术”这一书名，即暗示了明代人在与国家机构、规章制度和国家代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践“日常政治的策略”。这一书名还是对耶鲁大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作品《逃避统治的艺术》的某种致敬。宋怡明在导论中写道：“明朝（及中国历朝历代）的百姓和斯科特笔下的高地居民（zomia）存在本质差异。前者的‘被统治的艺术’，不是一道简单的的要么‘被统治’，要么‘不被统治’的选择题，而是就以下问题进行决策：何时被统治，如何被‘最恰当地’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好处最大化、同时让其弊端最小化，等等。”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这些五六百年前明代人的“生活智慧”——用宋怡明的话来说是“制度套利”——非但不陌生，反而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些我们熟知的现代金融概念，都可以在明代军户家庭的日常政治实践中找到对应：为了鼓励族人安心服役，一些军户家族会划拨出一部分祖产，将这部分收入补贴给服役者，如同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家族内部制定合同，以契约形式规定每户家庭的权利和义务，甚至将服役的义务“外包”给外人；迁居到军屯的军户为了减少与本地社群的龃龉，融入当地社会，会成立“合资公司”参与庙宇建设，引入新的神明，构建并强化仪式网络，其影响直至今日甚至都能在游神仪式中看到……在热播剧《庆余年》中，男主角用“假如生命再活一次，现代思想和古代制度如何碰撞”这个问题开启了在一个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世界里“大杀四方”的故事。《被统治的艺术》则用真实的明史告诉我们，通过了解过去的人如何辗转腾挪，或许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正如宋怡明所说，“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人不像现代人那么聪明，历史学家可不会这么想。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过去的生活比较简单，我用这本书告诉人们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被统治的艺术》【美】宋怡明 著 【新加坡】钟逸明 译后浪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9年11月“被统治的艺术”：明代人如何在“服从”和“反抗”之间“制度套利”界面文化：能为那些没有读过《被统治的艺术》 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吗？宋怡明：首先我需要向读者致歉，这其实是一本写给学者专家的书，我希望普通读者也能够从中找到乐趣。简单来说，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明代，普通人是如何应对政府给他们的生活造成的挑战的？我们通常会以两种方式讲述明史：一些学者认为明代是专制统治的巅峰时期，朱元璋强迫所有人都以特定的方式生活；另一些学者认为明代是国家权力微弱、人民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的自由时代，是现代社会的萌芽时期，这些学者往往会把明代和当下的改革开放时期做比较，这两个时期都是社会从严密控制走向相对自由的时期。但事实是，当我们去看明代普通人的生活，情况要复杂得多。国家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是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没有达到规训他们方方面面的生活的地步。所以这本书讲述的是明代国民如何在服从（完全遵从国家的规定）和反抗（发动叛乱）之间协商。我专注于研究的群体是明代的军户。明代军队是由一群世代承袭的军户构成的。成为军户有一系列手段。如果你属于军户，你的家族中会有一个家庭成员需要前往军队服役，其他人就不用。这是一个世代传承的责任。这本书讲述的是这些普通却有着特殊职责的家庭如何采用种种让人惊叹的策略，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满足他们对国家的义务。这些家庭你大抵不会在很多历史书中读到，他们没有进士或举人身份，不是什么历史名人，但他们能够设计出非常复杂精细的策略来应对国家要求的服役义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他们能够把向国家提供服务的义务转化为金钱交易。界面文化：“被统治的艺术”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它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有什么关系？宋怡明：显然我是在对斯科特的书做出回应。对我来说，斯科特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思想者。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所有观点——我总是能找到我不同意的观点——但每次他出一本新书，都能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我自己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他。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社会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时提出了“不被统治的艺术”的概念，指的是人们能够找到摆脱国家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我不认为它是错误的，但如果你研究的是中国，你会发现他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大多数时间里——在明代显然是如此——他们面对的挑战不是如何逃避国家，而是如何和国家互动。所以我用“被统治的艺术”来表达斯科特的概念非常有用，但它不是理解中国的最佳方式。《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修订本）》【美】詹姆斯·C·斯科特 著 王晓毅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9月界面文化：“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是你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书中，你谈到了明代军户是如何运用各种策略来应对国家机构强加的义务和压力的。你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本书讲的不是军事史而是社会史，那么这个角度能给我们理解明代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呢？宋怡明：在刚才我们聊史观的时候，我已经回答了一点这个问题，即一直以来我们对明代的叙述不是极度专治就是纯粹自由，但这两者都不是明代的真实情况。接下来让我来谈谈这本书对社会史的贡献吧。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社会中都有“日常政治”，但打动我的是明代的普通人在面对生活重压时居然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精巧的策略，充分调动手头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来解决非常复杂、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套对应的话语体系，就像我在书里说的，要想对付国家，你最好先从学会说国家的语言开始。他们采用了国家官方语言来行事，真的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忠心耿耿吗？真的是因为他们觉得朱元璋了解自己的国家、明白自己的执政方略吗？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在国家面前呈现出某些特定的样子，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史观的开拓，还在于它能让普通读者也为生活在过去的普通人惊叹。那些人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想出那么多策略，实在太酷了！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人不像现代人那么聪明，历史学家可不会这么想。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过去的生活比较简单，我用这本书告诉人们事情并不是这样。明 倭寇图卷（局部） 收藏于东京大学界面文化：在明代，普通人之所以能够运用策略进行制度套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还不够强大，不能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今我们担心的恐怕是一个在大数据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加持下全知全能的国家。你是否认为如今的人们实践“日常政治”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呢？宋怡明：我认为人们感觉上如此，但实际上发生的、我们还难以看清但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的是，人们正在找到新的方式去为自己创造这种空间。要揭示它们还需要时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察，从表面上来看，人们的协议空间在缩小，但我认为新的协议空间也正在被创造出来，只是我们现在还难以看清。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在中国，商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个本土产物界面文化：我对书中展现的人们采用各种策略来趋利避害印象深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当时的军户来说，把土地、义务和社会关系商品化居然是如此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说明代是一个商业社会呢？宋怡明：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在明代，你能把任何东西商品化，你可以把任何东西用金钱来衡量。这显然会让我们产生把明代和当代中国进行比较的冲动，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批评当下社会的。它也不禁让我们想把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进行比较，思考这种把一切商品化的观念是否是个独特的中国观念。我认为它还让我们思考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在书中我稍微暗示了一点，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知道明代人非常善于做生意，他们也非常善于把一种资源转化为另一种资源。他们是从市场中得到灵感，还是把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策略运用到了一个日益扩张的市场中？显然我们不能断言两者谁对谁错，但思考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大多数人认为市场能够积极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文化、改变社会关系等等，但也许市场本身就是由既定的社会关系和既定的态度观念构建出来的。中国人有着悠久的使用契约的传统。甚至有一类契约是人们在埋葬双亲时和土地神签订的，耶鲁大学的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就写过这一话题，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和神灵的关系甚至都契约化了。但一件有趣的事是，中国千年以来的契约传统和西方的契约传统是不同的，其中的关键差异之一就是两者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要复杂很多。《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美】韩森 著 鲁西奇 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我目前正在做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发现的一些契约文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解非常复杂，和西方的绝对所有权非常不同。在中国南方有一种土地制度叫做“一田二主”，也就是说同一块土地有几个不同的所有者，他们都对这片土地有所有权，且他们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亲属。这对理解当代中国也很重要，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要实现快速经济发展必须先要有绝对清晰的土地所有权，但中国是这一理论的例外。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非常复杂，国家拥有土地，个人只拥有暂时使用土地的权力，但可以交易使用权。不知为何，这并没有干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对此缺乏解释。这一定和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制有关。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写道：“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产权、义务和社会关系的商业化与商品化彻底颠覆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也有少数例外，比如明代的中国。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商业化与商品化的过程并没有和殖民主义同时发生，也不是殖民主义导致的结果。”能再详细谈谈这个观点吗？宋怡明：我的意思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商业化与殖民主义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造成的结果就是彻底颠覆既有的社会秩序。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都是殖民主义促进了商业化，其中最好的例子是东南亚，先是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他们的到来迫使当地人开始种植商业作物，与西方殖民者交换口粮。商业化意味着金钱交易的概念超越了经济的范畴，进入了人际关系、文化、艺术、审美和哲学中。在那些商业化诞生、既有政治秩序被摧毁的地方，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中国，商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个本土产物，它不是因为外国人的入侵而产生的，它的发生是渐进式的，所以它带来的影响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方相比要小得多。界面文化：关于为什么明代中国没有成为一个如我们今天所见的，彻底拥抱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我的猜测是，这是因为个人权利从未得到过国家的正式承认。在书中你指出了在土地诉讼中，军户往往有更高的几率赢得官司，无论他们的主张多么不占理，因为判官倾向于将土地留在军屯体系中，这意味着他们将国家的需要置于个人权利之前。你对此怎么看？宋怡明：是的，没错。你问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法律哲学的问题，这和我的领域稍微有些远，我不敢说我的观点绝对正确。如果你去读西方法律史，你会看到“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的概念：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由国家授予的，而是由上帝授予的，属于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因此法律要做的是保护这些权利。在中国的情况是——我需要反驳一些你刚才说的内容——并不是说判官把国家的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个人权利根本不在判官的考虑范围之内，即使是在西方，个人权利也并不总是能赢得官司，而是说法官需要在作出裁决时把个人权利的因素考虑在内（但个人权利在官司中往往是两相冲突的）。但中国人对法律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们如今可以看到大量的判牍，它们记录了判官是如何裁决案件的。判官从来不会谈权利问题，他们谈的是法、情和理。“理”指的是或许存在于法律之外的行事准则，“情”指的是“情况”和“情绪”。所以当判官把土地判给军户的时候，他遵循的是“理”，而不完全是“法”，因为根据法，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有所有权，但判官指出的是，这里我们需要尊重某些规则。还有很多案件是和国家利益无关的，比如说婚姻官司，判官同样要综合考虑法、理和情。有一宗官司是这样的：一个父亲先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一个男人当新娘，拿了钱后又把同一个女儿卖给了第二个男人。判官在做判决时显然考虑的不是这位女当事人的个人权利，但他考虑的也不是这两位丈夫的个人权利。他先是考察了法律中对婚姻的规定，实际上法律中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条款，没法给出答案，所以按照“理”和“情”又该如何？判官综合考量后作出决定，因为其中一位丈夫比较老了，我们应该同情他。这又是一项综合法、理和情的的判决。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法律系统，这肯定不是我愿意生活在其中的法律系统，但它的确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法律系统，只不过这种系统的基础不是“权利”。界面文化：所以这是中国没有自然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原因吗？宋怡明：不好意思，这是一种比较过时的关于中国的提问方式了。在我所在的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横亘在学者面前的大问题是：中国怎么了？中国出了什么错？中国为什么失败了？但从当下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再用成功/失败的叙述方式去理解中国了。我们看到的是通向现代性的不同路径，成为现代社会的不同速度。所以我们不能说哪一点让中国“与众不同”了，我们只能去做比较研究。我们不能说哪个社会更好，哪个社会更糟，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权利意识没有在中国萌发，而是在西方萌发了？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还提出一个观点，即曾推动政治运作的非正式机构的废除是中国在20世纪遭遇诸多创伤的缘由。能展开谈谈吗？宋怡明：历史上的中国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国拥有许多能够解决问题的机构，其中的部分机构甚至是用来解决一些非常现代的问题的，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就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有医院、孤儿所、慈善机构，人们集资造桥修路。但到了某个时刻，在中国的那些欧洲中心主义的改革者认为通往现代性的唯一道路就是彻底打破中国所有既有的机构。这个观念从19世纪开始萌发，在五四运动时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拥有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力，但它无视的是一些中国传统组织的办事效率，我的确认为这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悲剧。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宗族的出现不是因为中国人热爱祖先，而是出于现实考量界面文化：作为一位明清及中国近代史学者，你在职业早期就非常关注族谱。你的第一本书《实践亲属：帝制中国晚期的宗族与继嗣》（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与此相关。我们都知道亲属、宗族与家庭在中国文化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历史研究中，我们要如何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宋怡明：如果你在我的课堂上，我会这样回应：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文化重视家庭，那中国人的基因里是对家庭有某种特别的偏好吗？这很可笑吧。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它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通常的答案是，这是儒家学说和文人士大夫阶层推广的结果。但现实是，历史上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不识字的，一辈子都不可能读《论语》，虽然这不能否认儒家学说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问，触发文化转型的深层机制是什么？重视家庭的理念是如何从学者的著作中走出，进入家长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中的？《二十四孝》是宣传孔孟之道的一种手段，但有趣的是，《二十四孝》描述的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中国，人们讲述这些故事，恰恰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不可能做到如此孝顺，不是吗？所以某种理念的推行在于融合规范常理、目标愿景和实际情况。所以，我们需要解释这些观念、机构和实践是如何成为普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的。这不是我的首创，我的老师科大卫、郑振满是先行者。我们想要理解宗族如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儒家学者告诉你应该这么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也是我的第一本书的核心观点，即普通人是如何意识到加强家族组织和宗族联系的重要性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被统治的艺术》讲的也是这个。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一个观点，宗族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其实它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它没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甚至连一千年的历史都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说在明代之前宗族不存在，我指的是宗族这一社区组织形式在历史上成型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它的出现是有很现实的考量的——不是因为中国人热爱祖先，而是因为宗族的存续是有实际理由的。这是一种非常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实践亲属：帝制中国晚期的宗族与继嗣》界面文化：那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家族主义”是一个已经破灭的神话吗？宋怡明：家庭的确在中国文化的原则层面非常重要，这一点不假。但它存在的具体形式和表达并不是普世、永恒、本质性的。后者是一个神话。界面文化：亲属、宗族和家庭今后是否会依然构成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面向？宋怡明：两年前我为一本书撰写过20世纪中国宗族的调查报告。让人惊讶的是，家族在当下中国依然重要。一个普遍的假设是，现代性会终结宗族，所以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个谜。也许中国人的DNA里真的镌刻着家族主义，这的确有可能。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们需要看历史证据：在过去那些充满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年代，中国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是通过建立个人网络获得保障。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一次次地看到这种情况，我认为当下它依然在发生。真正的问题是，“在线家族主义”还算是家族主义吗？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你如何与你的家族中的其他人互动，它的形式会和你的祖先在乡村社区中的人际交流方式非常不同。但让人惊讶的是，如今依然有大量年轻人把姓氏和亲属当作生活中的重要构成原则。当然，他们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老实说，我不知道家族主义的传统形式是否会持续下去，更重要的问题是家族主义的新形式是否会出现。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界面文化：人类学家会说，家族主义是抵御风险的一种方式。宋怡明：正是如此！我认为历史学家也会这么说。我说的是“不确定性”，你当然也可以说“风险”。在风险增加的时候，你寻找抵御风险的方法，这是非常符合常理的。历史人类学：要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关键在于田野调查界面文化：你是如何萌发对明史的兴趣的？宋怡明：我和中国的缘分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1980年代初期，我就来过中国。因为多伦多和武汉是姐妹城市，我得以在1984年来到武汉的大学教英语。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急速变革之中，我对中国的潜力非常感兴趣，也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到加拿大上大学后，我开始学习中文，几年后我去了台湾地区进修。当时我不是很明确要从什么角度研究中国，虽然我知道自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兴趣，当时的我肯定也不会想到中国会是我未来职业的主题。随着我学习的深入，我愈发感到历史会是我最感兴趣的角度。我在牛津大学攻读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我的研究课题和我在台湾乡下调研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在台湾时，我对家庭组织产生了兴趣，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族谱和宗族是如何形成的。我发现明代对于上述事物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所以，我是先有了一个历史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了明代。我可以说是意外地成为一名明史学者。界面文化：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你在研究中使用了很多此前从未被人注意过的材料，包括族谱和家族档案，你还花了大量时间从事田野调查，来获取这些材料。田野调查其实是人类学的一个典型研究方法，但我们对历史学家的印象是在图书馆和档案室埋头研究书籍的学者。所以有“历史人类学”这种分支学科吗？它对历史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宋怡明：历史人类学的确是存在的。中国华南学派的别称就是历史人类学派。不过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和人类学家感兴趣的问题非常不同。我的一位学术前辈傅衣凌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这个学问不能单独在图书馆做，要去跑田野。”什么叫做跑田野？它的含义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非常不同。我们不像人类学家那样要在一个村子里住一年，而是要在乡间奔走收集那些被图书馆和档案馆忽视的材料。我在这本书里就说了，我其实是在跑田野的过程中创建了自己的档案库，我收集的是那些被此前一代代学者认为不存在或不重要的文档。跑田野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在乡下阅读这些文件。我们需要借助当地村民的知识，他们能告诉我们这些文件产生的大背景，通过这样的阅读，我们要去理解这些文件是如何影响当地社会的，它们是被用来干什么的，它们在社会中造成的后果是什么。跑田野的第三个方面——同样也和华南学派的治学理念息息相关——是将当地风俗、仪式、宗教（包括祖先崇拜、佛教和本土流行信仰）作为一种可挖掘的研究素材来理解当地历史。书中能给出的最佳例子是第六章：我通过一个21世纪的游神庆典来讲述15世纪的当地社区是如何发展的。当然，我们不能说2017年或2018年的宗教仪式和500年前一模一样，但它给我们理解当地社区的历史沿袭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考。界面文化：那一章真的让人印象深刻。我还是很好奇，你是如何把当下发生的事情和500年前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的呢？宋怡明：要想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关键在于田野调查，你要发现当代仪式、当地人对历史的理解、仪式专家——那些佛教徒和道教徒——对仪式的解释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它们和历史材料联系起来，故事就是这么出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很多仪式其实是新近出现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当我们使用一本1500年的古籍时，我们知道，那之后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到这个文本的创作。但当我们考察的是一个仪式的时候，我们要问，这是创造于1400年、1900年，还是2019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的村民都会告诉你，包括那些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村民，我们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漂亮。我们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个说法是四、五年前出现的，当人们需要证明他们做的事不是封建迷信的时候，他们提出了这个说法。他们知道封建迷信是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好的，但这种阐释方式完全是当下的产物。我们还要意识到当地的宗教仪式曾被压制了二三十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传统的自然延续，而是传统的复兴。耶鲁大学的人类学系教授萧凤霞（Helen Siu）认为我们不能通过今天的仪式来研究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为了今天的目的而从过去打捞回收的创造物。我认为她的观点过于极端了，这本书的第六章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界面文化：我注意到你在书中谈了很多你的史观和研究方法，这似乎暗示了这种工作方式（关注当地知识、本土经验和能动性而非对社会和国家的概括叙述）还有待推广，是这样的吗？宋怡明：你说得没错，这种研究方法的确有待推广，在中国史学界它尚且不是主流，在美国就更显特殊了。事实上，我经常自嘲说我之所以在哈佛是为了成为“华南学派驻美代理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部英文著作里谈那么多研究方法的原因。我觉得有必要鼓励其他学者考虑使用这些研究方法，同时，我也在为我和我的同僚辩护。这些研究方法很容易遭至批评，一些人会说，我问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小”。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批评是一种误解。我其实对某个特定家族的历史没有兴趣，我不在乎他们是否真的做了这个，是否真的有这个子孙。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种知识得以生产的历史背景。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问的是非常“大”的问题——历史知识是什么？这种历史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用它来做什么？我鼓励学者使用这种研究方法还有一个原因：鉴于中国当下的情况，这种研究方法可适用的时间所剩无几了。中国正在快速变化中（这是我下一本新书的主题），从一个农村社会转变为一个城市社会。在农村消失前，我们还拥有宝贵的机会去抓住一些农村的历史。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