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东亚研究

恭喜矮大紧正式入职哈佛大学成为研究员咱们优秀的大紧进入的是哈佛大学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哈佛大学官网截图）等等......东亚语言与文学，学的是个啥？小编第一时间咨询了咱们毕达团队：“更确切一点来说，这个可以统称为东亚研究，一般设置在 East Asia studies department，部分学校也称为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或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等，在美国前100的大学有30所左右的学校开设此项目。”在国外，东亚学的研究重镇当属美国，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及由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创立的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毕达团队在该专业申请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实力，曾经帮助毕达学子Lu同学获得哈佛大学-MA 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全奖录取！（录取信截图）（全奖录取信截图）“毕达团队：倾情推介——东亚研究”专业设置这个专业一般设置在美国大学的文理学院（School of Art and Science）和社会科学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下，而各个学校也有所不同。有的实质同等于中文系或日文系，这样的一般叫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有的则是跨学科的一个专业，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探讨现当代东亚问题，一般叫东亚研究或东亚区域研究。有的大学只有上述两种中的一种，也有的两种都有，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既有语言，也有区域研究的专业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讲，东亚文化研究属于交叉学科，每个学校偏重的研究方向都有所不同。有偏重语言文化的（如Duke，NYU，Cornell，WUSTL等），也有全面地涵盖语言、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向的（以加州大学的几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为代表）。从课程内容上讲，该专业主要致力于研究东亚与社会文化及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人类学研究，东亚语言及文化，历史及宗教问题。因此学校对申请者在相关历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及写作分析能力上持有较高要求。毕达团队建议，若从申请者的学术&实践经历、文书等向学校展示明确的研究方向，将在申请中具有较大竞争力。毕达团队强调：关于是否选择东亚研究这个专业，如果你有意想投身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学术研究；或在国家政府部门、非盈利机构、新闻、军事等从事相关职业；又或者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从事相关领域的教学工作。那你可以申请这个专业，关键是你要确定自己有兴趣，有相关背景。以下，来自毕达团队对该专业的申请建议：专业背景根据毕达内部录取数据的统计与分析，申请者本科专业一般是，中文专业、宗教历史、经济、人文、人类学、社会科学、语言学、英语、亚洲文化及语言等文科系类。另外，有日语或者韩语背景以及相关学术背景具有相对优势。基本上人文社科类的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可以申请，美国高校对此并没有任何限制。最好是，拥有丰富的相关的学习和研究经历，符合学校的申请要求以及导师的兴趣，提高被录取概率。硬性要求申请该专业最好有较高的语言成绩（TOEFL或IELTS），一般学校在官网上会要求TOEFL 80-90分以上，GPA 3.5以上。但毕达团队表示，一般能够申请成功的学生，成绩都在100以上，而接受IELTS的学校也要求IELTS要在7.0以上，GRE一般在315+，当然越高越好。此外，学校也会比较注重学生的第二外语，除了英语成绩要好之外，最好掌握一到两门第二外语，尤其是日语、韩语。提高申请成功率的有效途径一、文书。对这个专业的申请，PS（个人陈述）显得更为至关重要，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PS里展现个人独有的一面，在学习、写作、研究等方面能力或者潜力。二、套磁。套磁也非常重要，如何做好套磁，可以说关乎这个申请的成败。三、Writing Sample。个别学校要求提交该材料，如果Writing Sample的内容与相关导师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毫无匹配性，对申请会有影响。感兴趣的可以私信咨询哦

在美国学界，很少有人比傅高义（Ezra F. Vogel）更了解中国。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10点半（北京时间21日上午11点半），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回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询问的邮件中确认，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研究东亚半个世纪的老人与世长辞。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声明中说：“我们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教授（1930-2020）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75年和1995-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a true champion of our center），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稍早前，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以及多家媒体报道证实，因术后并发症，傅高义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所医院去世，享年90岁。2020年末，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所有人感到震惊，傅高义的逝世无疑是中美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傅高义视觉中国 资料图从日本研究到中国研究傅高义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精通汉语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如《邓小平时代》《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在俄亥俄卫斯里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并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在日本度过了两年，学习日语并从事研究工作。1961年至1964年，他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文和历史。傅高义在2018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社会的，博士后是在日本做研究，而到1960年他在哈佛大学教授裴泽（John Pelzel）的影响下，才开始进行对中国的研究。傅高义视觉中国 资料图从1964年起，傅高义在哈佛大学任教，直至2000年退休。在此期间，他曾两次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后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傅高义也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69年尼克松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傅高义和费正清等人写了一封信给他，建议与中国进行接触。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访华之前，曾与费正清中心的几位教授有过谈话，其中也包括傅高义。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时，傅高义在1993年至1995年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负责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情况。傅高义2018年对澎湃新闻表示，他认为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们学者有中国朋友，也有学界来往。我们比较乐观，喜欢跟中国人多接触。而一直在政府工作的人比较严肃，他们不一定有中国朋友，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材料和书籍。”除去其研究成就，傅高义的为人也为许多人所尊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对澎湃新闻表示，傅高义特别重视鼓励年轻人，哪怕是和他不相识的人，经常奖掖后进。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也告诉澎湃新闻，傅高义“从没在我们面前摆过大教授的架子”。心系中美关系傅高义在几十年里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使得他对中国有着独到和深入的认识。数十年来，他在中国各界都有着许多朋友。长期以来，傅高义一直关注中美关系，为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而频频发声。2018年，中美将迎来建交40周年之际，他曾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直呼中美需要更多有“人情味”的学者。今年7月22日，傅高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美国的政策正在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义》，他在文章中回忆了自己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与中国学者和学生的交往，称他们都非常出色，乐于接受新思想，他们希望在对中国忠诚的同时与美国维持友谊。但当他们看到美国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例如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时，更增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使得他们更加支持中国政府，反对华盛顿。“这些中国人为践行国际规则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美国的无动于衷正把他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傅高义说。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后他多次访华，而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国内公众视野中是今年12月1日参加香山论坛研讨会，在会上他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发表了看法。当时他通过视频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在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我们必须设法重新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虽然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但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恢复合作的传统，发挥更专业的作用。”傅高义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他认为，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他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进行批评，但拜登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机会。“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傅高义也表示，美国不应该诋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比如中国在节能减排、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抗击疫情方面等作出的贡献，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黄严忠认为，傅高义是研究中美关系最年长的一批少数仍健在的几个美国专家之一，是少数在好几个领域（中国和日本研究）都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专家之一。他为促成中美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在中美两国都能取得很高认可的少数专家之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与文化、手抄本文化、宫廷文化以及近现代中国研究，已出版中英文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获2006年度美国CHOICE杰出学术著作奖)、《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秋水堂论金瓶梅》《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等。中英文译著包括《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微虫世界：一部太平天国的回忆录》（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首届“韩南翻译奖”）等，并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合编《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900年）》《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并执笔其中部分章节。她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哈佛大学，35岁时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曾两度担任该校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并获哈佛大学2012年度卡波特奖等多项学术奖。田晓菲，少年即成名。从北大到哈佛，一路从文学的写作者成为研究者。她的每部著作都有着独特的视角。更难得的是，她使通常晦涩的学术著作，变得明白晓畅，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她以诗人的情怀、文学的笔触，优美而冷静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她凝望诗歌，思考着背后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她的著作，单看书名就已令人向往，就像《尘几录》，就像《烽火与流星》，就像《赤壁之戟》，就像《留白》，每个书名都美得如大片剧名。在采访田晓菲之前，对她的了解来于传说，来于网络，来于零碎的讲座，来于对她作品不完全的阅读。因为病毒的作乱，我们的访谈只能通过视频进行，有些遗憾。但也因此谈得更长一些。美国名校学科设置与学术培养《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读者对于名校的学科设置，总是希望能了解更多。我们就先从您的教学谈起吧。田晓菲：哈佛东亚系的老师一般都是一年教四门课程，也就是每个学期两门。差不多一半是研究生的课，一半是本科生的课。从我个人来说，我教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中国中古文学的专题课，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到唐代、宋代文学。此外也会定期教授文学史，从上古一直到宋元文学。研究生的专题课，有时是主题型的，比如说早期的自传书写；有时是断代型的，比如南北朝文学；有时是文体型的，比如唐传奇。本科生的课程，我常常教的一门是“中国古典文学介绍”——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红楼梦》。另外一些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以及学生的兴趣需要所开的课程，比如我教过一门关于三国文学和文化的。因为是本科生的课，不能预设学生的中文能力，所以阅读的作品都是英译本。对于有语言背景的，比如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本科生，他们可以去直接阅读原文，但同时我还是建议他们也要阅读英文译本，以便加深理解。《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国”里边那么多历史典故，美国学生能听懂吗？田晓菲：很多学生是三国电子游戏迷，虽然不一定会讲中文，但是对三国历史和人物简直了如指掌。班里也会有华裔学生，或者韩籍、日籍学生。“三国”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也是东亚文化的过去，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三国文化，又通过大众文化形式，比如影视作品、漫画、电子游戏等，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生上课有什么特点？田晓菲：我非常重视阅读原始文本。我给研究生上课，会先作一个短小的讲座，然后把大多数时间用来和学生一起翻译和讨论文本。翻译不仅检验理解，而且迫使我们一字一句作出细读，在细读中发现问题。这样做，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一方面可以“小中见大”，不被前人的观念和定论所束缚，从而激发很多新的观点，带来新的观察角度。《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带博士生吧？田晓菲：带博士和硕士。硕士一般来说两年。博士生学习时间比较长，有两年的时间修课，必须先修满一定的学分，再进行博士资格考，通过之后才开题写论文。博士生有语言要求：譬如专业是中国文学的话，要求一定的日语水平，能够用日文来阅读研究资料。总之，在美国读文学博士，时间是相当长的，尤其是这种涉及东亚等方面的文学或是比较文学专业，不仅需要掌握对象国语言，还要再学另外一门甚至两三门其他语言，所以学习六七年甚至八年都是很常见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士生毕业后基本会继续做研究吗？田晓菲：90%以上吧。美国没有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纯粹的研究机构，博士毕业之后大部分在大学里教书。所以在读博士阶段，他们接受的训练一方面是学术方面的，也就是说要学习新的东西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受到职业训练，在学习期间做助教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得到的是教学方面的实际经验。如果我用一个助教，我其实每周都会花很多时间跟助教互动，讨论如何带小班课、如何审读学生论文作业等等。博士生经过这样训练，将来毕业后走进课堂，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教授治校”：研究、教学与服务《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会有什么要求或者具体指标吗？田晓菲：我觉得首先要解释清楚的一点，就是美国高校不是一刀切的，不同的学校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但有三项基本的评审原则：第一就是研究，看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还有本专业领域对其学术成果的反应。这对于像哈佛这种研究与教学并重的高校非常重要。第二是教学，看你开设的课程和学生对你教课的反应。哈佛有一个Q-Guide，就是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后，对一门课程和授课老师可以作出匿名反馈，包括评分，这些材料未来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主要是本科生）在选修课程时会参考这些反馈。第三就是服务。包括校内服务和对整个学科领域的服务。美国就是所谓“教授治校”，所以教授除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之外是很忙的。在学校、在系里，往往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服务，具体就是各种委员会需要教授的参与。越是特别大的学校，像哈佛这样的，由教授参与的委员会就越多，比如关于某些研究资金的分配、关于招生等，这些都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决定的，而是必须由教授来决定。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有些邮件上会按照传统惯例落款为“您忠顺的仆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整个学科的服务具体指什么？田晓菲：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很多学术出版物都需要匿名评审，越是资深的学者，越会收到很多邀请。还有，美国的学术刊物主编往往是由大学教授来担任，这也是教学和研究之外的义务服务。我最近就曾接受邀请，出任《中国早期中古》这一学术期刊的主编。刊物主编任期不固定，可能5年，也可能10年。虽然有编委会，但主编需承担大量具体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担任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是相当于系主任吗？田晓菲：大致是的，只不过东亚地域研究院不是一个“系”，而是一个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院，是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一部分，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一个主任进行组织和领导。该研究院每年招收大约25个学生，专业包括人文与社科领域各方面的东亚研究。学生可以在各系选课，甚至跨校选课。委员会成员来自哈佛文理学院各个不同的系，一般来说具有不同学科和东亚不同区域文化的代表性，负责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招生。研究院还有两位行政助理。这个研究院是独立于东亚系的。在美国高校，东亚研究的硕士研究生院不是很多，能拿到经济资助的硕士生更是少而又少。但是，对于东亚研究来说，如果选择深造，那么有个过渡的硕士训练很重要。学生需要语言的深度训练，还需要深化专业背景，需要有社会学、考古学、文学等专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生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亚地域研究院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东亚研究学者以及美国甚至东亚各国外交界、金融界人士，都经过这个研究院的熏陶洗礼。《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担任东亚区域研究院主任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田晓菲：我两度担任主任，第一次挑战是对这个有较长历史但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的研究院进行改革和整合；第二次的挑战更大，是遇到学校裁减经费，研究院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我想，这个研究院如此重要，招生数量不能减少，而给学生们的经济资助也是必需的。所以，我做了各种努力和校方协商，并且向学校的各个研究中心募捐。募捐也不容易，好在我的同事们都理解研究院的重要性，都尽其可能地支持。最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招生人数保持原样；到我卸任时，学生的奖学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助。虽然那几年失去了很多个人做研究的时间，但是能为东亚研究领域，为保持一个机构的生命活力作出一点贡献，我觉得是值得的。抄本文化：文献学和文学研究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教授的担子真是很重。我们谈谈您个人的研究吧。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应该是个高冷的领域。田晓菲：中古时代在文化上特别活跃、特别开放、特别多元。我觉得能够对我们现代人所处的时代有很多启发。《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看到有这样一个评论：“我读了田晓菲三本书。先读了《尘几录》，拍案叫绝，跟着读了《烽火与流星》和《神游》，膝盖要碎了。”这些作品，各有特色？田晓菲：我希望每写一部书都能有所不同。就像《尘几录》，是专注于从一个作者——诗人陶渊明——为切入点，然后由此谈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手抄本文化的问题。《烽火与流星》，则是专注于一个时代，就是萧梁王朝。在南北朝里我觉得这个王朝非常与众不同，文学及文化的成就非常之高。《神游》就是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选取两个点，一个是早期中古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另外一个是19世纪。之所以选取这两个点，因为觉得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深刻的不同。写书和做研究时，我总是希望能有一些新的角度，或者一些新的切入点。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开心。《中国社会科学报》：能不能具体谈谈“手抄本”？田晓菲：印刷术一直到宋朝才开始变成一种真正普及的技术，所以在此之前，“抄写”其实是文本流传和传播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于研究中古时代的学者来说，深刻地意识到抄本文化的特性和影响实在至关重要。但是，纸（相对于欧洲早期写本用的小牛皮）是相当脆弱的媒介，中古时期抄本保存下来的非常少，敦煌石窟是个特例——在唐帝国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在西北一个沙漠之城里偶然留存下来一大批的写本，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和处理中古的抄本文化？比如说《尘几录》是对陶渊明和抄本文化的研究，但陶渊明本人的稿本是无从得到的，而且连最初读者的传写本也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从宋代最早的印本保留下来的大量“异文”里，寻找抄本文化留下的蛛丝马迹，它们或多或少能反映出宋前写本流传的面貌。从抄本文化时代流传下来的异文，很多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抄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作者本人的权威校订本，所以大量异文到底哪些是所谓的真本、原本，实际上是无法分辨清楚的。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苏东坡说“悠然望南山”一定是错的，他说陶渊明那么超脱的人，一定是“见”南山，不会努力去“望”，他应该是很随意的一抬头，就看见了南山（其实还有个早期异文是“时时望南山”）。因为他是苏东坡，非常有权威性，所以大家都觉得他言之成理。可是他有什么可靠的文本证据呢？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其实抄本异文还只是“抄本文化”的冰山一角。这就牵涉到一个文献学的问题了。中国的学者强调考证，强调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这都是非常有历史的、有传承的学问，这些学问很重要。但是，到了21世纪，我希望有一种新校勘学、新考证学，有一种以不同的眼光来做学问的方式，不要继续像明清学者那样口口声声追求真本或者原本。在真本、原本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分辨、来对待中古文本漫长的流传历史？从陶渊明时代到我们的时代，1500多年过去了，文本在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和抄写者手中、在整个文本流传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文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在拿到一个文本之后，便立刻很自得地直接进行讨论，这样的研究是表面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其结果经不起推敲，因为你没有深入到文本背后复杂的历史和背景中去。而研究者需要看到文本的历史，它的生成、变化和来源。抄本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流动性和多元性。举个例子，就是陶渊明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归园田居》，里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一句。这个“复得”有个异文是“安得”，是个古老的异文，但是你打开任何现代的陶渊明集或者文学选本，我可以担保没有编者会把它当作正文来对待，最多加一条注释，说明有个异文是“安得返自然”，而很多情况下可能连这个注释都没有。大家都觉得也都希望陶渊明归隐了，最后返归自然了。但是，文本异文提出了一个让人很不安的结尾，就是说我在牢笼里住了那么久了，如何才能回返自然呢？这个异文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生活背景，这个异文完全有可能。作家并不脱离他的时代而存在。归根到底——我在我的书里特别强调——我们并不能确定哪个版本“一定”是陶渊明本人的选择，因为我不是苏东坡，我们也不应该做苏东坡！但知道得越多，就越是应该没有自信。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并不是“陶渊明不是A，而一定是B”，而是“A和B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论证“都有可能”，其实需要对历史、社会、文化、思想有很深刻、很全面的把握。我觉得文献学和文学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中文系往往把文学专业和文献学专业分开，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对中古文学的研究，两者完全不可能分开。文学杰作让读者体验而不是教化《中国社会科学报》：《秋水堂论金瓶梅》可以说是一本随性直白的评点，这本书豆瓣评分8.8。有评论甚至称，这本书堪为您的代表作。您在写的时候是觉得很畅快还是思索辛苦？田晓菲：我觉得说是代表作可能有些过了，但我理解读者对这本书的爱好，因为《金瓶梅》本身实在是部杰作，多年来却被“淫书”的标签所牵累，而我真心爱这部书，并且为读者展示了值得我们去爱它的理由。其实我当时写《秋水堂论金瓶梅》，并没有当成一本书来写。我写的时候很快乐，每天一回，好像是写读书笔记。当然后来出版的时候还是整理过、润色过，但是原始的过程就是一个评点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报》：《金瓶梅》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是本艳情小说。您看到的是人性或者说是人情？田晓菲：我非常推崇的还是它的绣像本。这本书最让我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慈悲情怀。对他笔下的所有的人物，哪怕我们觉得最邪恶的，他都写得很深入、很体贴，没有道德说教和训诫。我们读小说，是希望能够看到作者有一种高度和深度，他能够对人心有一种很深刻的揭示和解剖，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之分，否则也就是太看不起读者了。像《金瓶梅》，我觉得它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惊心动魄的杰作，它最后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更多的一些东西。而且作者把那么烦琐的日常生活写得引人入胜，这其实是很高超的技术。他用所谓白描的手法，把每个人物都写到一听这个人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潘金莲还是吴月娘，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呼之欲出，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和《红楼梦》相比呢？田晓菲：我们都说《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但如果要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的话，《金瓶梅》远远超过《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有倚傍的，《金瓶梅》就是它的范本。而《金瓶梅》的作者则没有前例，就是横空出世的一本书。之前的古典白话小说，《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描写的都是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豪杰或者历史人物，而《金瓶梅》写的就是家长里短，写一个家庭，写一个男人和几个女子，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弱点。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传统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一部书？真的没有。从这点上来说，真比《红楼梦》要更了不起。危机促使思考：让古典文学鲜活起来《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我每每都会问的问题：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趋势或者说它所面临的挑战。田晓菲：我觉得是处在一个很奇特的关头。最近三四十年以来，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面临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一方面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共同面临的，因为美国高校往往更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好像举世皆然；另一方面，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电影研究和新兴的媒体研究，古典文学在实用性方面往往受到质疑。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研究里，很多人对上古或者近代更有兴趣，因为上古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近代是现代文化的直接源头，又可以和欧洲历史文化对应。挑战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经费、教师职位、出版等，相对于社会科学，甚至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电影、媒体，都面临巨大的压缩和竞争。挑战之一是本科生教学。就好像是在一所中国的大学里面，你要教文艺复兴，教莎士比亚或者英国的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校方会不会把大笔的资金拨给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美国大学，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教李白、杜甫呢？这跟研究现代中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处？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会想：我为什么非得要去学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这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且在美国大学，中国古典文学课是选修课，不是必修的。如果这个课学生觉得没意思，他就可以不选你的课，一门课没有学生选，就只好关掉，那是非常尴尬的。这种危机感也表现在出版界。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社不再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方面的著作。这和中国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古典学术出版物作为国学研究建设可以拿到国家经费。其实，凡是有远见卓识的国家，不仅应该特别支持对自己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应该支持对世界文化传统的研究，促进世界文化和自身文化的丰富多元，这才是“文化大国”的眼光和姿态，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话说回来，面临挑战也能够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让这个东西本身的生命力爆发出来，而不是让它在我的研究中死掉。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古学者一方面要让学术研究深化，另一方面我觉得“问题意识”非常重要。有时候觉得老一辈汉学家不需要有什么问题意识，他可以研究一个很小的东西，研究得很深。当然了，如果能够有那样一个研究环境允许你这么做，那也很好，而且得出的研究成果自有其价值，可是我觉得这在当前海外的学术环境是很难的。实际上，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深刻的问题意识，要不然我们中华古代文明就真的会越做越死，越研究离我们越远，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众的东西，进入不到我们活生生的文化里边，不能打动人心。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失败者。我想这是海外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海内”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那如何才能鲜活起来？田晓菲：一是从阅读和理解原始文本出发，不要不读原文，只靠读别人的论著找灵感；二是尽量拓展自己的批评和理论眼光；三是教学、研究、写作都是连在一起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教学都花时间气力精心策划和准备，这对自己的研究写作都有好处，而不是只把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项目。总而言之，就是尽自己所能，有意识地做出一些新东西来，至于说能不能真正做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但至少是我的希望吧。《中国社会科学报》：《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是您的一本新著，跨越了建安时代和现当代，这或者就是一个如何把古典文学鲜活化、现代化的极好例子，能否介绍一下？田晓菲：这可能算是一个尝试吧。其实海内外有很多三国文化粉丝，当代的大众文化、社会文化里都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这些与古典与历史存在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一般来说学者研究分成两端：一端研究建安文学，比如三曹七子；另一端则专注于三国，以三国对峙，三国小说、戏曲为中心。但是实际上“建安”和“三国”，是差不多同一个历史时期，《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譬如曹操，他本人就是诗人，而且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诗人。所以我的这本书，等于是建安文学研究和三国文学研究的结合，两者一文一武，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它们后来得到各自不同的发展，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当中有很多因素是相通的。所以这本书就是希望从这个时代本身的文学谈起，然后一直谈到后代对“建安”以及“三国”的建构，包括三国小说、戏曲以及当代的影视作品，最后在书的结尾谈到三国粉丝的网络文学作品特别是耽美同人作品——这个我专门写过长文论述，因此书中只是简述。所以这本书的覆盖面和时间跨度是蛮大的。我希望采取长镜头般的手法，以历史为线，呈现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变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黛梅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最近，“矮大紧”高晓松在微博上晒照称，自己正式在哈佛大学入职成为研究员。他还晒出了工作证，并表示自己要认真做点研究，努力做个好的知识分子本是值得高兴的事，谁知粉丝的祝福还没送完，不少吃瓜群众就开始群嘲：“打着研究员的幌子，干访问学者的活儿。”有人认为，高晓松高并不是哈佛大学研究员，而是“研究助理”，也就是一个自费去哈佛大学东亚做研究的访问学者，而微博中称自己为”研究员“，有夸大嫌疑；但也有人反驳称，即便是访问学者也有门槛。而且从高晓松的自身实力及影响力来看，他在东亚语言与文学系（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azations）当访问学者，哈佛也不算亏。说来说去，高晓松入职哈佛访问学者，难道真有那么差吗？在国内不少吃瓜群众眼中，“访问学者”只是国内高等学校培养学术骨干的重要形式，表面光鲜，含金量却很低。而“研究员”可就不一样了：哪怕该职位在国外大学只属于初级，但能进入哈佛的，最低也应该是博士生级别。这也是高晓松被群嘲的原因。有网友就“科普”说“高晓松在哈佛的职位是associate，而哈佛大学的associate要求是本科学历以上，有系里教授的邀请信，本人简历，英语水平声明。当上永远不发工资，不算哈佛大学雇员，不享受任何福利，每期至少三个月，可无限期延长，每五年院长评审一次……”言外之意，高晓松去哈佛当associate，纯属于花钱当编外人员，实在没啥好吹的。其实，网友的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哈佛访问学者的学术要求不如留学生严苛，无论是学术界人士，还是职场精英，只要在所在领域取得过巨大成就，并达到哈佛的语言要求，那成为哈佛访问学者，也基本板上钉钉。比如万科老总王石，就曾作为职场人士去哈佛访学而高晓松也更不用说了：他可是和比尔·盖茨一起谈论过全球化和未来世界的发展（下附高晓松和比尔·盖茨全英文访谈）不过，虽然没有硬性学术要求，但哈佛对于“软实力”的评估也非常严苛。有在哈佛留学的研究生，就在网上科普道：“哈佛虽然有的是访学申请，但也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对于普通学者来说，申哈佛访学的难度不亚于申哈佛本科。”不信？来看看下面的例子：哈佛史上最年轻的中国访问学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是清华经管学院首届本科毕业生。1985年毕业前，他先是参加由清华选拔参加国家教委的统一考试，再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清华教授的推荐信，才能以清华本科毕业生的身份，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访问学者。可以看出，牛校的访问学者实力绝对不俗。不过，这份要求高、无薪水、名气小的工作，究竟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呢？从高晓松的微博里就能看出：当访问学者，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书。别忘了，高晓松就读的可是哈佛著名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在这里，无论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文学，还是相关电影和文化历史研究，都有无数名人馆藏，能充分满足他的求知欲。也难怪高晓松入职第一天，就在微博上po出赛珍珠、林语堂等人的手稿，看得别人羡慕嫉妒恨：赛珍珠、Janeway（危机经济学作者）和林语堂共同成立编辑部的信注：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美国旅华作家，曾随传教士父亲长期居住在江苏镇江、南京等地，与中国渊源颇深。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也曾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其实，去年就有人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见到了高晓松。一名哈佛燕京图书管理员回忆：”很多学者平时坐在燕京里静静地看资料研究，高晓松也一样。”有人匿名爆料，高晓松去年就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说点题外话。其实除了高晓松，大部分去哈佛做访问学者的人，都怀着一颗赤忱之心。有上世纪末去哈佛做访问学者的学者回忆，当时能够去哈佛做访问学者是一种荣誉，所以只想着在办公室读书，也没有去其他地方玩，很是懊悔：如今，高晓松已经是五十知天命的年纪。这位”哈佛史上最大脸“的访问学者，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

新京报快讯（记者 钱雅卓）北京时间12月21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去世，1973年至1995年，傅高义教授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宣布傅高义去世的消息。/ 推特截图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奥本山医院去世，享年90岁。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迈克尔·斯温也在推特上宣布，“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传达以下信息，傅高义，中日两国杰出的学者、导师、同事和朋友，今天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奥本山医院去世，和其他人一样，从我毕业那时起，傅高义就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在此次住院之前，傅高义教授还在工作。新京报记者曾于12月12日与傅高义取得了联系，他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前往医院，等出院后再接受采访。傅高义生于1930年7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也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今年12月1日晚间，傅高义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新京报记者 钱雅卓编辑 樊一婧 校对 赵琳

日本《朝日新闻》12月21日报道，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收到了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发来的邮件，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戴维斯也对《朝日新闻》证实傅高义了去世的消息。戴维斯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D. Swaine）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了傅高义的死讯。傅高义关于日本的研究在日本享有盛名，他也被认为是一名对中国颇有研究的学者。根据资料，傅高义（Ezra Vogel ），1930年出生。他是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职。1993-1995年，他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傅高义精通中文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除《邓小平时代》外， 傅高义的其他著作包括《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等。(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新民晚报讯（记者 齐旭）1月15日，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追思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追思会以“东亚的理解与共鸣”为主题，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进行，邀请中日美三国著名专家学者，共同缅怀傅高义教授以及其对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2020年12月20日，研究中国、日本以及东亚问题的著名专家傅高义教授去世。他生前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在哈佛大学享有“中国先生”的美誉，代表作包括《日本的中产阶级》《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邓小平时代》《中国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图说：追思会现场。主办方 供图本次追思会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代表、中国原驻日大使程永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万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以及傅高义先生之子、伯克利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史蒂文沃格尔先后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总结了傅高义教授对于东亚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并指出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中日交流，主办傅高义教授追思会，探讨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呼吁东亚的理解与共鸣，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原驻日大使、中日友协常务副会长程永华认为，对傅高义教授最好的缅怀和纪念，就是不断传承和践行其理念与思想，为推动构建中美日三国和谐稳定、富于建设性的国家关系，汇聚各方智慧，作出我们应有贡献。万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表示，追思傅高义教授就是缅怀他的“高义”，傅高义教授开启的学术事业不仅是东西方之间，还是中国、日本之间的沟通桥梁。耐心地了解对方、倾听对方，本着同理心去理解对方，是不同背景的人民和谐相处的智慧，也是傅高义教授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傅高义先生的哲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史蒂文沃格尔教授表达了他对本次追思会主办和协办单位的感谢。他指出，如果说他的父亲能够留下任何遗产的话，可能就是希望中日美三国的人民更好地去思考，更多从全局角度想想我们各自的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追思会上，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兵库县立大学理事长五百旗头真、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做主旨演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杨壮、上海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吴寄南、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等专家学者参与了圆桌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健、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分别对纪念研讨进行总结发言，高度评价傅高义教授关于东亚发展模式以及产业新儒家主义论述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认为他的社会学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政策建议恰好构成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典范。本次追思会由季卫东、王石等人倡议与发起，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协办单位包括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合作机构、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等中日研究和交流机构。当天，约有270名专家学者和行业人士通过线下线上方式参会。

近日高晓松在微博晒出工作证，正式在哈佛大学入职成为研究员，任职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在微博里有些激动地说，自己要认真做点研究，努力做个好的知识分子。本是值得高兴的事，谁知，粉丝的祝福还没送完，争议就来了：这个“研究员”的职位，到底够不够“高级”？有网友注意到，高晓松贴出的图，显示自己在哈佛的职位是associate，于是“科普”道：哈佛大学的associate要求是本科学历以上，有系里教授的邀请信，本人简历，英语水平声明。待遇：永远不发工资，不算哈佛大学雇员，不享受任何福利，每期至少三个月，可无限期延长，每五年院长评审一次。本科学历、有推荐信、不发工资、是临时工……言外之意，去哈佛做研究员，门槛实在太低了，也值得说道？其实，去年就有人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见到了高晓松。高晓松晒出的截图里提到的FAS（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囊括了哈佛的本科、工程学院、进修学院，和最大的研究生院GSAS（Gra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他在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就隶属于GSAS。高晓松，1969年11月14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 。音乐人、词曲创作者、制作人、导演、脱口秀节目主持人。2007年，担任歌手萨顶顶中文版的《万物生》的填词人和制作人 。 2012年3月主持脱口秀栏目《晓说》开始播出 。2014年4月正式加盟爱奇艺，同时监制的电影《同桌的你》上映 。6月主持节目《晓松奇谈》播出 。2015年5月4日高晓松宣布退出综艺圈，不再担任《奇葩说》第二季导师 。按照高晓松以往的经历来看，他此次“访学”，虽然无法确定是由学校外派，还是凭其他渠道，但至少可以确定，此行对高晓松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要求，也与教授、研究生等学术职级无关，他只是去独立做学习、研究的。有人“看不惯他云淡风轻装X”，但喜欢他的人依旧喜欢。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走过万里路，去过几十个国家，最大的爱好是满世界跑着玩。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读过万卷书，“成长的年代没微博，也没电视，收音机天天播《岳飞传》，大家是读书长大的。当时我家有好多书，走廊里都摆满了书。”很多时候，他就只在节目里坐着，拿一把扇子，谈他去过的那些地方，谈他遇到过哪些有趣的事儿，却也值得玩味。聊历史，古今中外，任意一个话题，都能侃侃而谈。谈世界杯，他能从足球强国的国旗，文化，历史，讲到它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奇葩说》有一期话题，谈到了生死：“痛苦的绝症病人想放弃生命，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高晓松的回答是，我会鼓励你撑下去，但也尊重你的选择，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你是那颗星星 我是你旁边的这颗星 我的整个轨迹是被你影响 即使有一天这颗星星熄灭了 它变成了暗物质 它变成了看不见的东西 它依然在影响着我的轨迹 你的出现永远改变着我的星轨 无论，你在哪里…… 高晓松自己做的诗，把现场的嘉宾都听哭了。他自己说，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就把东西串起来了，自己脑子里的知识，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结构，能感觉到，自己在变得大而整。曾经母亲教育高晓松，说过一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话像钉子一样钉在高晓松心里，长大以后，他把它写进歌词。很多人都问高晓松，远方有什么？其实他自己就做过解读：读书，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太苟且的人。什么叫“诗和远方”？就是让自己更辽阔。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一个过程。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更辽阔，这是高晓松很久很久之前给自己的定位。做研究员是为了更好地探索远方，眼前的生活倒也不能过得无趣。自拍沦为表情包这事，高晓松异常看得开。他说自己一直是个活泼的文艺青年，只不过这几年社交媒体发达了，才被别人发现，但从没想到过颜值还能成为生产力。“凭什么只能长得好看的人自拍，我们就不能自拍？”因为长相问题受到调侃，他反而很开心：“自从我开始发自拍，就没什么人骂我了，人家觉得你自己都把自己弄成这样了我还骂你干嘛？”最后煞有其事地分析出了一个道理：人不能高高在上，高高在上肯定要骂你的。他的有趣，这么多年好像也没变过。、他做事，讲究的就是随性和从心。高晓松说，如果我的钱只够做一件事，在旅行和买房子之间，我会选择旅行。年轻的时候，是到一个地方，买一辆车。玩腻了再把车卖了，去下一个城市。帮人弹琴，跟人卖艺，到处跑到处弹唱，到荷兰、到西班牙、到丹麦……他心中的自己，该是永远随性而自由的。他每年给自己定一个挣多少钱的指标，指标完成了，剩下的时间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奇葩说》第一季海选现场的舞台上来了一个清华的博士生，叫梁植。他说自己本科法律、硕士金融、博士新闻学，希望导师给出意见，自己以后适合找什么样的工作。作为导师的高晓松当场被激怒，他说一个名校生对于国家、社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反而纠结于工作，没有胸怀国家的格局，甚至直言“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在高晓松的眼中，名校是“镇国重器”，梁植拿到了毕业生的学历，却没有做到一个名校毕业生胸怀天下的格局。清华学子的选择应是“胸怀天下，改造国家”，这是高晓松的执着。虽然他也喊自己是“戏子”，但没有一味地投身大热的娱乐节目，而是做起了文化脱口秀。别人都说这种节目不会红，他却坚持做，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的工作生活变得有趣一点。“在互联网时代，你们为了理想去奋斗，没有时间读书，那我来替你们读，你们没空聊天，我来替大家聊天。”不仅如此，除了综艺节目，他还在互联网公司任“文娱战略主席”、做书馆，少年开始入行，摸爬滚打，辗转在音乐、电影、电视、出版、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各个领域，“对行业是有很多感情，为了行业更好，即使花很多精力，也觉得值得。”在高晓松看来，这个行业应该更好，更向前进、更与时俱进，更被人尊重。“一起努力能够把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向前推进，是个很幸福的事。”就像他在《晓说》里感慨：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一地鸡毛与诗和远方或许从不曾真正对立，就像月亮与六便士，弯腰捡便士也可以抬头赏月，独善其身时也可以考虑兼顾他人。高晓松不是神人也不是大家，笔名“矮大紧”被无数网友戏谑为：长得不高，脸大，穿衣服还紧，他的自拍更是惨不忍睹。但也有人说：如果说高晓松外表的颜值来打分只有60分的话，那么他内心中那个无比浪漫的诗意世界的颜值，配得上120分。矮大紧：我不同意！他这叫有趣的皮囊，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不得不说，这个拼颜值的世界里，即使你可以拒绝吴彦祖的颜值，却无法拒绝高晓松的才华。印证了那句“好看的皮囊有很多，有趣的灵魂却难求”。欣赏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理由，因为有趣，所以喜欢，仅此而已，但也够了。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知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F.Vogel）于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此消息甫一发布，就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圈不小的震动。人们纷纷撰文，或回忆与他交往的点滴，或评价他的著作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贡献。傅高义应该算是少有的名声溢出学术圈之外的中国学专家。尤其是他在81岁高龄写就的巨著《邓小平时代》，在中美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傅高义后来也坦言，写这本书的“目标本来不是为了中国人写的，而是为了美国人，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但傅高义没有想到，这本书同样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中国读者也迫切希望自己能在一位“老美”的著作里，找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最终实现了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的中国发展图景。“他者”眼光的好处，在于作为局外人，更能在不疑处有疑，在我们耳熟能详、日用而不知的故事、政策背后发现它的独特性，以及当事人为之做出的鲜为人知的努力。不过，在众多悼念文章以及此前对傅高义著作的评价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注意到傅高义著作中“他者”眼光的重要价值。而且，傅高义也并非仅仅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对日本、韩国的研究，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在中日两国都被尊为“中国通”和“日本通”。此外，傅高义也并非是一名历史学家，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名社会学家，“了解全面的社会就是我的目标”。▎从精神疾病研究到日本社会研究1930年，身为犹太人后裔的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20岁时，傅高义从卫斯理安大学毕业。当时的傅高义，有志于研究美国的社会福利。按照傅高义自己的说法，由于他父母是从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在美国生活得比以前幸福，导致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作为外来者的傅高义，从小就学会了用“他者”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随后，傅高义来到军队服役。当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傅高义认为，自己运气好，没有被分配到前线，而是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了两年。两年来的所见所闻，燃起了傅高义对于精神疾病研究的兴趣，因此，当他考入哈佛大学之后，他就打算专门研究美国家庭、美国社会和精神疾病的关系。也是在此时，出现了对他后来学术研究转向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契机。傅高义的导师、哈佛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你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在你决定教书之前，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因为克拉克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参与过美国战时情报处的工作，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因此她建议傅高义前往日本从事田野调查。就这样，傅高义携他的第一任妻子以及一岁的儿子来到日本。在日本，傅高义原本打算重点比较孩子情绪失调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但他发现，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别无二致，即情绪失调的儿童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此外，在田野调查中，傅高义发现，日本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军国主义统治，在二战之后成为战败国，经济萧条，很多家庭的父亲或儿子死于战火，但是日本人却能够成功地维持有条不紊的生活，免于绝望与混乱，并在二十年里成功地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做出了调整。傅高义发现，这与日本形成的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族”有关。于是，傅高义决定转换研究内容，开始对日本M町（即真间町，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的工薪族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并最终于1963年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在书里，傅高义从教育、婚姻、工作、礼仪、价值观、家庭等方面，分析了工薪族为何能够取代老中产阶级（即以传统工业为主的小型独立机组企业或小公司雇员），成为战后日本发展的中坚力量。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深受当时甚嚣一时的帕森斯“结构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正如傅高义后来所说，帕森斯的研究就是“要系统地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要考虑，所以我受到他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虽然后来，帕森斯在美国成为“过街老鼠”，学生们都以讽刺他为能事，但帕森斯潜移默化的影响，贯穿了傅高义一生研究的始终。正是傅高义用“他者”眼光，对异域社会竭泽而渔的研究，才能让他的研究经过了几十年依旧没有过时，成为美国人了解东亚国家的一个窗口。▎从日本研究到中国研究1961年，傅高义获得博士后的资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这个时候，作为少有的到过东亚国家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成为人们眼中的东亚研究学者。于是，一位教授建议他：“要是你想研究东亚的话，你为什么不学习中文？”傅高义深以为然，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并被当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山人物费正清看重，请他加入了东亚研究中心执委会，并开始在哈佛任教。傅高义转向中国研究的时候，正是中美关系最紧张的时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意识形态问题，美国政府在各个大学建立中国学研究机构，开启了对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农业以及区域的研究。1963年，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教育和世界事务协会在香港成立。当时，中国内地对大部分西方学者关闭，还未回归的香港成为了各国观察中国事态的主要窗口之一。傅高义也于此时到香港生活了一年。在香港，傅高义看到广州发行的报纸，决定研究广东社会的发展状况。1969年，傅高义在美国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傅高义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了广州的社会状况，着重探讨了共产党军队解放广东之后，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及共产党带给广东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费正清称这本书是社会学家如何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的杰出范例。▎成为“中国通”和“日本通”随着《日本新中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的出版，傅高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亚研究专家。1973年，当费正清退休之后，傅高义成为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担任主任时期，傅高义发挥了作为社会学家的优点，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午餐会和工作坊。傅高义后来笑言，自己擅长搞关系，交朋友。傅高义开放的心态以及社会学的回访心态，让他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先后写出了《日本第一》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两本著作。前者是傅高义有感于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本处处领先的美国，到了七十年代，很多方面已经被日本所超越。那么，这个地狭人稠、资源匮乏的岛国，是如何实现经济腾飞的呢？傅高义继续沿用结构社会学的理论，从知识、政府、政治、企业、基础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的层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全书的最后，傅高义提出，美国人应该放弃骄气横溢、老大自尊的包袱，拜日本为师，学习日本模式。这本书后来被翻译到日本之后，销量超过了100万册，是日本非小说类翻译作品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很多日本企业家都以能够见到傅高义并与之攀谈为荣。正因为有了前者的成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来到广州继续做研究，希望借傅高义的妙笔，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改革成果。傅高义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广州走访调查了70多个县，并最终于1989年写出《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在这本书里，傅高义主要介绍了广州的改革模式以及改革动力，并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做了预测及分析。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化解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敌视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部书的写作，为他后来写作《邓小平时代》奠定了重要的人脉和资料基础。接下来，傅高义继续开拓他的研究版图，又先后撰写了《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1991），并与韩国高丽大学金炳周合作主编了《朴正熙时代》（2013）。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四小龙”的说法虽然形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使用之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用语。1995年夏天，傅高义以65岁的年纪，再度担任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休之后的傅高义，预见到未来中国将在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于是，他决定开始写作《邓小平时代》，通过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时代》完成之后，傅高义已经超过80岁高龄。但他仍然没有停下脚步，当他有感于中日之间因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剑拔弩张，美国某些政客叫嚣中国崛起是东亚乃至全球的威胁时，傅高义写作了《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希望通过追溯两国不断交流、互相学习的历史，弥合现实的创伤，让中日双方成为彼此尊重的伙伴，同时向西方传达出中国人天性中的善意。当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时候，傅高义与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学者发表联合公开信，呼吁美中应共同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追溯傅高义的一生，我们能够看到，正是他所带来的珍贵的“他者”眼光，尤其是对中日两国社会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才能让他的著作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没有随着时间而湮没。（原标题：傅高义：“他者”的眼光）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宋晨希流程编辑 ：L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