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考研辅导培训

考研低年级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达康书记”扬起手指向前方，张开的嘴巴以及眼神中透露着几分急切。这不是电视剧的场景，而是印在考研培训机构传单上的画面。在“达康书记”急切面孔的下方写着一行字： “大二考研的你，抓紧扫一扫。”很多人认为，考研是大四的事情，至少也是大三的事情，怎么大二就有开始考研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考研低年级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这背后的目的和效果让人难说理想。“尽早开始，考上好学校的几率更高”？翻开这张“达康书记”代言的考研班传单，记者看到，为了确保从大二开始准备的考研圆满成功，这家考研机构也是提供了多种类型的班级，各个班次的宣传语也颇具鼓动性。根据每班招生人数的不同、所学课程的不同，这个考研班将学习分为ABCDEF六种计划。不同的计划收费也不同。其中，最低的是F计划中的政治课，优惠后也要2900元，最高的是A计划的28人“保录班”，“211院校12.8万元起，985院校15.8万元起”。面对这样的收费价格，报名情况如何？记者从该考研班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今年以来，这个考研机构已经开了3个28人班和11个48人班，考研机构的三楼到八楼都被用于开班授课。据介绍，这家机构还有另外一个能同时容纳几百人上课的校区。记者以大二学生的名义参加了该考研机构的试听课。周日8点钟，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一间教室。当天试听课程的一共有15人，其中大三学生3人，大二学生7人，还有5名大一的学生。试听结束后，工作人员极力劝记者缴费报名。“大二开始交一次钱可以一直上到考研前一周，开始时间越早，学得越轻松，学得也更扎实。尽早开始，考上好学校的几率更高。大二考研成功率几乎百分百，如果你学着学着不想考这个专业了换也来得及。”记者随后又联系了哈尔滨的3家考研机构，结果发现都有这种大二考研辅导班，其中一家开设已有5年以上，人数在100人左右，并且规模一年年扩大。还有一家面向全国招生的机构甚至称从1993年开始就有了大二考研辅导班，实际上，这是这家考研机构成立的年份。登录这家考研机构的官网会自动弹出一个聊天页面，页面自动弹出的一个问题是：您是咨询2019届考研，还是2020届考研？而2020年考研的学生，目前正在上大学二年级。考研抢跑为哪般？考研机构“生意”火爆反映出当前大二学生对于考研的热衷程度。作为刚刚度过大一，对大学生活有了初步认知的大学生，为什么如此“火急火燎”地要加入到考研大军之中呢？小星是一所民办高校大二的学生，每次来上课他都需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尽管上课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但是他依然坚持着。“这么早就开始考研，主要是因为觉得自己本科毕业就业难度大，想换一所更好的学校提高自己，准备更早也会有更大的几率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小王是某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他很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是通过对比后他认为，自己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尽合理，能够学到的东西也有限，所以他希望通过考上一所名校来进一步学好这个专业。像小星、小王一样，本科学校或专业不理想，希望通过考研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学员在考研班中并不少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考研有着明确的目标。小东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大二学生，他表示，自己考研是因为上学有惯性，而且他的爸爸也是硕士毕业，这让他觉得有必要攻读更高的学位。还有的学员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考研，就是看身边人都在准备考研，自己要不考好像也不合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考研班里的学员都有考研的愿望，但对自己所考专业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话题并不了解。而考研班在对这些专业课程没有开几门、甚至跨专业零基础的考生，安排的教学也是完全面向考纲的应试教育。由于考研是不同学校不同风格，所以，考研机构在专业课程方面甚至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一些重点高校、重点专业的历年考试分析自然也就成为学习的热点。“考什么就讲什么”，这是专业课考研辅导的关键所在。比如，某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多年来频频出现“扒粪运动”这个名词解释，但“左叶事件”这个历年试卷中不常出现但是在新闻史上也同样非常重要的名词却被忽略掉了。“只讲考的，不考的都可以忽略。”一家考研机构辅导老师直言不讳地说。“捏着鼻子”招进来，导师学生都痛苦“本科阶段要是没学好，即便考上了研究生，他的能力也不能达到研究生所需要具备的专业水平。” 黑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有的学生为了考研而考研，把本应该用来打基础的时间都用于应试准备了。这样考上来的不合格的研究生间接加重了老师们的教学负担，除了本已紧张的研究生教学时间，导师还要利用业余时间给硕士生补本科的课程。“这种功利化的考研并不能筛选出值得培养的、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一针见血地说，一名研究生是否真的有水平，考研成绩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毕业论文才是。这位导师对记者表示，越来越多“为了考研而考研”的考生，他们从低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由于在本科阶段缺乏对学科的发展历史脉络、当前的主要焦点的关注，学位论文开题难、写作难、答辩更难已经成为了一种顽疾。“由于本科阶段都在忙着应付考试，缺少扎实的文献阅读基本功训练，缺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位老师说，很多时候，在复试的时候学生就已经露馅了，但是，其较高的初试分数又让老师很难把他们淘汰，最终只能“捏着鼻子”把学生招进来，后面造成的就是师生双方之间的痛苦。“不要把研究生教育单纯地当作避风的港湾，或者是所谓的就业筹码。”这位导师表示，“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研究生读起来也是很痛苦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不同层次院校的硕士毕业生，发现不少抱着通过改变就业命运的意图考研的学生，在硕士毕业后就业难的状况依然没有解决。“如果你不是真的喜欢学术，还是慎重选择吧。”一位艰难通过论文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告诉记者。

资料图低年级大学生为了考研而考研，把本应用来打基础的时间都用于应试准备了，导致本科阶段并没有学好，即便考上了研究生，他的能力也不能达到研究生所需要具备的专业水平。很多人认为，考研是大四的事情，至少也是大三的事情，然而记者发现，考研低年级化已不是新鲜事。在一家考研机构的试听课上，大三学生3人，大二学生7人，还有5名大一的学生。哈尔滨的三家考研机构都有大二考研辅导班，其中一家开设已有5年以上，人数在100人左右，并且规模一年年扩大。考研机构“生意”火爆，反映出当前大二学生对于考研的热衷程度。（6月29日《工人日报》）教育“抢跑”是独特一景，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再到高中教育，孩子们无不在成人的催促下“抢跑”，为的是不输在各个阶段的起跑线上。大学生从大二就开始急着考研，所图无疑也是在考研上抢得先机——不是有培训机构宣称，考研“开始时间越早，学得越轻松，学得也更扎实……考上好学校的几率更高”。事实上，从大二甚至大一就开始为考研“抢跑”，是十分不可取的。此举是将大学变成“后高中”，学习内容继续“应试化”，不利于大学生真正掌握实际知识，成人成才。正如一位专家所说，低年级大学生为了考研而考研，把本应用来打基础的时间都用于应试准备了，导致本科阶段并没有学好，即便考上了研究生，他的能力也不能达到研究生所需要具备的专业水平。在考研上“抢跑”，也不利于筛选培养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当大学生从大一大二就开始考研，不曾或较少进行扎实的文献阅读基本功训练，不曾或较少进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训练，研究生写不好论文也就不新鲜了。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下滑的现实，每每都会引发有识之士的忧思。这一方面是因为硕士研究生大量扩招。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从大二就开始“抢跑”的功利化考研现象大增有关，本科都没有学扎实，勉强考上硕士研究生又怎么会合格？有鉴于此，对大学生活仅有初步认知的大一大二学生，还是别加入到考研大军为好，先在大学前三年打牢基础再说，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高校而言，也应对大学生予以科学引导。(来源:燕赵都市报)

昨日晚间，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中公教育，证券代码：002607）交出了一份靓丽的2019年度报告成绩单。在全年整体偏冷的招录形势下，中公教育2019年逆势实现了快速增长，为 2020 年国家稳就业政策带来的业务回暖打下坚实基础。在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1.76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4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6.5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0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2.79%。至此，中公教育超额完成了借壳上市后第二年业绩的对赌。线上业务全面爆发中公教育去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跟公司2019业务整体爆发不无关系。览富财经了解到，中公教育主营业务为从事非学历职业就业培训服务，通过旗下培训机构向学员提供线上线下教育培训业务。公司主要服务于大学生、大学毕业生等年轻就业人群。报告期内，中国教育积极布局搭建依托 AI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基础之上的智慧教学平台、3.0 版交互式直播教学平台、教育私有云平台、新一代智能学习分析引擎， 并依托领先的在线规模化研发和在线综合服务能力，使得公司在线教育业务获得了强劲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公司线上教育以及线上与线下融合教育的行业领先地位。优质的教育模型叠加模式的相互融合，使得中公教育去年线上培训业务首次突破 10 亿元大关，实现营收 1,035,595,638.64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33.50%。业务方面，中公教育2019年培训总人次达328.74万人，同比增长42.44%。其中面授培训人150.82万人，同比增长26.51%；线上培训人次177.92万人，同比增长59.46%。面授培训收入80.84亿元，同比增长40.09%。另外，事业单位序列业务在本报告期的增长“出乎意料”，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厚了公司利润。中公教育认为，招录明显回暖，机构改革完成后，事业单位的民生和公共服务属性更加凸显，招录将结束持续数年的低迷，进入稳定回升和增长的新轨道。教研资源优势明显事实上，2019年整个教育市场似乎并不平静，全年总体招录都处于一个偏冷的状态。包括韦博英语倒闭、爱乐乐享跑路、瑞思英语哈尔滨加盟店突然关闭、作业盒子被曝年底裁员，很多业内人士提起教育行业的这一年都在用“寒冬”来形容，这一情形也体现在资本层面：2019年的融资事件和上市公司的数量，相比上一年都有了明显的下滑，这显示出资本市场的谨慎和收缩；头部公司甚至出现了亏损现象，这显示出行业在政策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行业整体在合规过程中出现了阵痛。不过恰好是在寒风中，公考培训企业中公教育在去年年初借壳老牌车企亚夏汽车而登陆资本市场，成为教育行业第一家在主板上市的教育企业，2019年实现了逆势快速增长。在大环境一篇唱衰的情况下，中公教育何以脱颖而出，公司背后强大的资源力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整合平台资源的能力，是中公教育最为强大的竞争力，而这项能力中的核心是便是教研资源。公司背后有着超2000人的研发团队和13000人的师资在为其教研做支撑。中公教育年报显示，2019年末公司现有员工人数35209人，同比上升36.90%，研发人员2051人，同比上升51.93%，师资人数13475人，同比上升42.99%。可以看出，公司的教研资源在业内已是数一数二，且仍有继续扩张的意向。伴随着品类的扩张和板块的跨越，公司的专业研发不仅在规模效应下的分工持续细化，更不断产生品类间不断协同的研发集群效应，大大提升了研发的效率，尤其是提升了存量研发资源对新品类新业务发展的嫁接效率。双轮驱动扩展疆界此次中公教育发布年报受到了大量市场人士的关注，其中疫情期间对公司未来的影响也成了许多投资者关心的要点。然而对于中公教育来说，现阶段的疫情已不需过多担心。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疫情距离收尾阶段已经越来越近，疫情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正在减轻，另外疫情中公教育的线上教育业务也在稳步开展，公司将尽力把影响缩减到最小。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在疫情影响之下2020年国家将全面扩招研究生、公务员等招录考试通过率的提升有助于公司退费率的降低，预计参加考试及公司协议班培训的人数也将上升，利于公司业绩增长；预计机构改革完成后，事业单位的民生和公共服务属性更加凸显，招录将结束持续数年的低迷，进入稳定回升和增长的新轨道；随着教师扩招，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火热，教师培训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另外，研究生扩招，5G带动IT人才新需求，国家短期医疗投入增加，公司综合序列业务将继续受益。再此背景下，中公教育的招录+考研双板块战略也有望得到进一步开展。这两大板块所在的领域都很少出现年营收超过 10 亿元的领军企业，这固然有经营者自身的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大赛道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使然。在面向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教育三大板块中，只有招录板块有可能培育出大型企业，而另外两个板块则很难完成这样的自我演化，形成数十亿营收级别的全国性大企业，现实的行业状况和足够长的行业缓慢演化历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公教育在复制招录板块的模式方法并验证成功后，以考研辅导为首的学历提升新板块和以 IT 能力训练（优就业）为首的职业能力培训新板块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在本报告期，考研辅导业务的营收增速超过100%，IT 能力训练业务的营收增速更是达到了 300%。更重要的是在各自的板块中，都已经出现数个千万级营收的活跃品类，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品类显现出规模化增长的潜能。目前中公教育考研培训+职业技能提升成长潜力渐现，随着更多品类逐步进入千万甚至亿级营收的量级，已经可以相对清晰地看到 5—10 年之后的规模化增长图景，两大板块的布局将扩展公司业绩成长新疆界。

学校简介：青岛西海岸新区北学堂文化教育培训学校是青岛市教育局跟体育局备案注册的文化教育培训学校， 北学堂的注册地在西海岸新区香江，分校区分布在城阳区，李沧区，市北区现有在籍学生20000余人，现在在职老师有20余名，教务人员30人。招生人员20余人。后勤人员10余人。合作高校：2012年曾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办学全日制自考培训，2016年曾与青岛大学合作办学，2017年至今一直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合作办学职业教育，2018年与山东师范大学合作办学自考本科，2018年与韩国湖南大学，嘉泉大学，全南国立大学，同德女子学院等均与合作，2019年与山东理工大学合作韩国留学服务中心。2019年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寄宿考研，考研培训。北学堂目前被青岛广播电视大学、青岛农业大学以及曲阜师范大学授予的成人高考直属函授站。有组织学生考试，管理学生档案，正规招生的权利，与山东省27所学校合作成人高考招生。另外与腾讯合作中小学线上课程辅导。项目涵盖：北学堂作为正规学历提升中心，有数名的专业学历提升规划师，本着为学员负责的态度制定最适合学员提升学历的方式；业务涵盖：中小学辅导，高考咨询服务，成人高考报考、自考培训辅导，专升本培训，专升硕，考研辅导，寄宿考研宿舍，韩国留学等凡在北学堂报考学历的同学，从报名到录取到最后毕业，无需自己操心，只需配合就可以，

来源：新京报网原标题：中消协：预付式付款风险大不建议消费者选择“培训贷”等信贷产品 新京报快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19，909件，解决167，785件，投诉解决率76%，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9514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1857件，加倍赔偿金额174万元。各级消协组织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近30万余人次。一、投诉基本情况（一）投诉性质分析根据投诉性质（如图1所示）分类，在所有投诉问题中，售后服务投诉57，378件，占投诉总量的26.1%；合同投诉53，823件，占投诉总量的24.5%；质量投诉40，687件，占比18.5%，价格投诉9，835件，占比4.5%；虚假宣传投诉8，959件，占比4.1%，安全投诉7，619件，占比3.5%；假冒投诉2，901件，占比1.3%；人格尊严投诉2，443件，占比1.1%；计量投诉1，060件，占比0.5%；其他投诉35，204件，占比16.0%。售后服务问题、合同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仍是引发投诉的主要原因，占投诉总量的近70%。图1：按投诉性质分类比例图（二）商品和服务类别分析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商品类投诉91，790件，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共21，801件（如图2），占商品投诉总量的23.8%，位居商品类投诉第一。食品类投诉共14，302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的15.6%，排名第二位。日用商品类投诉共14，180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的15.4%，排名第三位。交通工具类、服装鞋帽类的投诉量分别居第四位、第五位。图2：商品大类投诉量图（单位：件）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服务类投诉114，224件，服务类投诉中（如图3），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有30，121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26.4%，位居服务类投诉第一。互联网服务投诉共29，385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25.7%，排名第二。教育培训服务投诉有15，639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13.7%，排名第三。销售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投诉量列第四和第五位。图3：服务大类投诉量图（单位：件）二、校外教育培训投诉情况专题报告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正常上班、上课受到影响，很多消费者利用居家隔离的时间，选择通过线上课程来提升自我职业能力，如报名消防工程师、营养健康师、心理咨询师、会计师等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家长们担心孩子在家里耽误学习，为孩子报了很多线上课程，如语言培训、早教、艺术课程等。伴随消费量的增长，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消费纠纷也呈现出不同特点。消费者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一）虚假宣传问题严重虚假宣传问题一直是培训机构投诉的重灾区。一是培训机构夸大宣传培训效果或成绩，二是培训机构夸大宣传师资力量，三是实际培训学习模式与宣传不符，四是实际教学质量与体验课、试听课质量相去甚远。例如，消费者邓先生报名了深圳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专升本项目，共7485元，报名时招生老师声称邓先生只需坐等拿证，其他问题一概不用考虑，且随时可以退学退款。报考时招生老师也未尽合同相关事项的告知义务，只让邓先生在合同上签字。后来，邓先生被告知需要考试，毕业论文也要自己写，感觉自己被骗，遂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东省消委会”）投诉。通过消费者邓先生提供的其与招生老师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广东省消委会工作人员认为经营者宣传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况。经过多次沟通、调解，双方达成一致，经营者最终全额退还学费。又如，2020年8月5日，刘先生来到河南省开封市消费者协会投诉开封市点津教育。称其为让孩子达到中招建档线，一共缴费19800元，当时该培训机构负责人口口声声保证能让孩子提百十分，过建档线没问题，而且还要超几十分。可中招考试后，孩子离建档线还差几十分，与当初承诺相差太远，故要求全额退款。可商家只答应退70%，刘先生不认可，遂投诉至开封市消协。消协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点津教育负责人进行协商沟通，可基于当时仅是口头承诺，消费者没有留存相关证据，致使商家百般推诿，不愿全额退款，最终不能达成一致协议。中消协提醒：教育培训机构常见宣传有：“通过率百分百”“快速大幅提分”“一线名师”“命题人授课”“包过”“包教包会”等。这些宣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二）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考试命题人员参与教育、培训；（三）利用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二）刻意隐瞒办学资质和报名条件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无办学资质却冒充有资质机构。部分职业资格证的考试对报考者有一定条件限制，如必须大专以上学历或有一定相关工作经历的人员才具备考试资格，但教育培训机构经营者为了售卖课程，隐瞒条件限制，诱导不知情消费者缴费，甚至在有些消费者提出质疑后，承诺可以帮消费者伪造学历。例如，2020年7月27日安徽省阜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接到投诉，消费者于2019年3月份在某培训机构报名钢琴培训班，培训机构未与消费者签协议，后消费者发现该培训机构没有教学资质，要求商家退还剩余培训费18000元，商家不同意退款，消费者迫于无奈投诉到消保委。经消保委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给消费者退费。又如，2019年4月，消费者汤女士在浙江省余姚市某驾校报名参加驾驶培训，驾校直到2020年8月仍旧没有为其报名。消费者遂要求驾校退钱，驾校拒绝，态度蛮横，汤女士向浙江省余姚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泗门消保分会寻求帮助。经查，该驾校营业执照属于绍兴地区，且未办理许可证。经调解，驾校已经退还消费者报名费2000元，消费者表示满意。关于无证无照问题，已按相关程序转行政部门处理。中消协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根据企业注册登记相关规定，企业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在进行登记之前，必须依法经过批准。（三）培训质量参差不齐培训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低，经营者管理水平不一，师资力量千差万别，培训质量参差不齐，不仅严重影响服务品质，还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例如，2020年8月17日，重庆市渝北区消委会接到消费者田女士投诉，称其于今年3月份，花5400元购买了某教育培训中心的英语和政治线下考研辅导班培训课程。机构承诺英语从5月份开始每周末上课一直到考试，一共100多节名师面授课。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开课，机构承诺以线上课程形式补上，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发了30多节去年上课录的视频，不是直播课，也不是最新内容，上课的内容和资料的页码都对不上。政治课应从3月20号开始辅导，但是至今都没有开课。市面上面授课本来就比线上课程贵很多，消费者花了面授课程的钱，如果只能上线上课程，就应该扣除这个差价，但是机构拒绝补差价。消费者要求扣除已经上了的英语视频课和资料费，退还和补偿缩水课程共计费用4400元。经过渝北区消委会多次沟通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培训机构退还并补偿消费者培训费用4400元。中消协提醒：经营者应当对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教育培训服务的师资力量、培训效果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保护消费者自身合法权益，消费者要与经营者对涉及服务质量的相关内容进行明确约定，并以合同形式固定，以便后期出现纠纷方便维权。（四）合同暗藏不公平格式条款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利用消费者合同意识淡薄，在合同签订方面做手脚：一是不与消费者签订正式合同，二是销售人员代替消费者签订合同或者利用网络默认消费者同意协议内容，三是未显著提醒消费者注意格式条款。此外，部分教育机构不履行合同约定，或者擅自修改合同条款。例如，2020年7月20日，消费者吴先生向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投诉，称自己于2020年6月16日在阆中市某教育培训机构为其小孩报了一个思维导图培训班，缴纳培训费用9000元，双方签订了培训合同。其小孩在该培训机构学习了19天后，吴先生感觉小孩对思维导图培训学习没有兴趣，要求该培训机构按照合同载明的 “未学满一个月，按70%退款”的条款约定，退还自己现金6300元，但培训机构只同意退款5000元，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消费者遂投诉至阆中市消委会。经查，消费者签订的培训合同中确实载明有“未学满一个月，按70%退款”的条款，经调解，经营者按合同约定退还消费者剩余款项。又如，2020年9月初，广东消费者许先生报名参加了某教育科技公司开办的12天12晚结构化面试课程。开课第一天经营者即单方将课程更改为6天结构化面试课程加上6天无领导面试课程，消费者妥协接受。第二天经营者又更改为两个班合并上后6天的无领导面试课程，并将上课的老师更换为助教，消费者无法接受，多次与经营者沟通协商，但是其一直拖延不予解决。待消费者上完6天结构化面试课程后，经营者依旧坚持合并班的方案，声称如果消费者不同意就退款，但不能全额退，且拒绝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求助，要求经营者要么重新安排老师上课，要么全额退款。最终，在消委会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经营者承诺重新安排教师授课，并赠送许先生两天课时。中消协提醒：合同里面常见的不公平格式条款有：“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协议一经签订，概不退款”“所有课程将在课程有效期满后自动截止，未结束的课程将自动作废，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费”“合同签署7日后，无论是否开课，不接受任何原因提出的退费请求”“培训期间，出现任何安全事故概不负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等也作出了相关规定。消费者与培训机构签订合同时，应仔细查看协议条款内容，明确培训范围、费用、退费程序、师资、培训时间、培训地点、违约责任等。消费者与经营者签订协议后，即产生法律效力，双方都不能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五）预付式付款方式风险大培训课程一般周期长、费用高，为节省费用，消费者通常会缴纳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费用，部分消费者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缓解压力，但稍不注意就有陷入“套路贷”的可能。有的消费者为了方便，跟培训机构的推销人员进行个人之间私下转账，这种情况风险很大。此外，近年来，培训机构倒闭、跑路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消费者受到较大财产损失。有的消费者因办理了培训贷，一方面接受不到培训服务，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偿还贷款。例如，多名消费者向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诱导消费者贷款报公务员培训班，用名叫“理享学”的贷款方借贷的钱垫付学费，考上后再还贷款，没考上不用花钱。然而深圳市公务员考试公告迟迟不出，十月份临近还款日期。经营者拖延时间不给解决方案，即使深圳市公务员考试出公告，也改变不了消费者要提前还款的事实。经营者给出的方案是按协议退部分款项，或是延期“理享学”还款，但这样会影响个人征信，与消费者报班时的意愿不符。经深圳市消委会调解，经营者与13名消费者达成一致，投诉得到解决。又如，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接到153名消费者群体性投诉，称杭州某琴行受疫情影响关门，退款方案为未上完的课程费用按照90%退还，不退赠送课时，报名时赠送的乐器按照原价在需退费的金额里直接扣除。消费者认为该退款方案不合理，一致要求琴行按照100%退还课程预付款。富阳区消保委自5月26日介入该起投诉后，多次约谈该琴行负责人和股东，历经三个月，最终于8月21日将22万余元预付款全部退还到家长手中。中消协提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规定：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消费者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应尽量选择短期付款方式，避免一次性大额投入。要仔细查看分期付款合同，严防分期变贷款；不建议消费者选择“培训贷”等信贷产品。（六）受疫情影响产生的纠纷多一是疫情期间，不能聚集，部分线下服务转为线上，不符合消费者预期，引发投诉；二是疫情期间，部分培训门店无法正常营业，又无法转为线上课程，消费者要求退费，却被收取部分违约金；三是部分培训机构倒闭，消费者退款难；四是消费者因工作变动、经济困难申请退课，经营者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例如，2019年7月11日，消费者周先生在山东省济南市某跆拳道培训机构为孩子报了一年的辅导班，学费2700元/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2月—6月经营者未给学生现场授课（其间通过网络方式为学生上过课），2020年7月、8月经营者想通过集中授课方式为学员上完课程，但周先生认为集中授课没有上够课程，并对集中授课及网络上课方式不认可，认为对于跆拳道来说网络上课达不到效果，要求退费，经营者不同意退费。消费者遂投诉至济南市消费者协会，在工作人员调解下，经营者按照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计算孩子需要上课的总天数，继续为周先生孩子提供跆拳道培训，待课时上够后，再由周先生自行决定是否为孩子续费报名。又如，2019年9月28日，消费者汪女士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早教中心百盛店购买幼儿早教课程96课时，共计花费15800元。2020年2月初，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未开课，开课后消费者发现该早教中心的百盛店搬到了开发区的红博会展中心。因新店地址离汪女士家较远，交通不便，于是，汪女士要求经营者退还消费剩余90课时费用，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0年9月17日，汪女士将此事投诉到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经市消协多次协商、调解，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经营者承诺在10月31日之前将剩余学费一次性退还消费者。中消协提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规定，当事人订立的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能够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请求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调整培训费用等方式继续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通过线上培训方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案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时限性要求的培训合同，变更培训期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培训合同解除后，已经预交的培训费，应当根据接受培训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三、中消协关于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意见近期，韦博英语、巨石达阵、优胜教育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陆续出现因经营不善而停业关门情况，涉及消费者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类似情况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校外教育培训消费纠纷解决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采取预收费经营模式，一些无良商家打着“充值享优惠”的旗号，通过大额折扣诱惑消费者预交大量费用，因缺乏有效的资金监管体系，消费者的预付费可能被商家挪用，后期商家跑路或经营不善，消费者维权困难。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网上收集预付费变得极其便捷，也为卷款跑路行为开辟了通途，甚至被不法分子实施集资诈骗行为所利用。部分地区的行政机关、法院也积压了大量相关案件，消费者权益亟待有效维护。中消协高度关注预付式消费存在的问题，从2005年起，多次发布相关消费预警，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数次向有关方面反映，呼吁加强立法规制。2019年，中消协发布预付式消费舆情报告，并向有关方面呈送典型案例，希望推进相关问题解决。但是，由于预付式消费涉及领域众多，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有关工作推动难度较大。为切实解决消费者面临的痛点，中消协发表如下意见：（一）加强立法立标，夯实维权制度保障一是列入立法计划，防范后续风险。预付式消费纠纷久治不绝，核心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建议针对侵权行为日益严重的情况，尽快将预付式消费立法列入计划，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加强预收费经营行为治理，做好源头治理，防止后续无休止的消费纠纷。二是细化立法规定，筑牢制度保障。预付式消费纠纷解决难，大多由于消费者预付资金被经营者挪用，无法偿还。预付资金是消费者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预先交付给企业用于自身消费的资金。预付资金不是投资行为，消费者不应当承担经营者的经营风险。经营者对于所收费用应当专款专用，专户管理，不得挪用。建议立法从收取预付费的经营者资质限定、合同要求、履约担保、资金管理、信息披露、费用退还、冷静期、退市要求、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切实加强风险共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制定相关标准，细化操作规范。针对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关标准，强化对各行业、各领域预付式经营行为的规范要求。特别是针对校外教育培训领域金额高、刚需强、问题突出的情况，制定专门标准，从服务宣传、服务约定、服务提供、服务质量、资金保障、纠纷解决等各方面作出细化规定，明确流程管理，预防控制风险。（二）强化行政监管，有效保障预付资金安全一是明确收费资质限制。加强部门协作，强化对高风险预收费经营者的准入管理，设立资格审查制度，根据预收费经营行为涉及领域、收费金额实行备案登记制、申报许可制。二是明确资金管控规定。对经营者预收资金的使用范围进行明确限制，防止企业滥用或挪用。三是通过第三方资金托管、央行提存保证金、要求经营者提供担保、强制保险等方式，保障预付资金安全，防止经营者卷款跑路造成消费者巨大损失。四是明确资金挪用责任。经营者预收资金应专款专用，擅自挪用应承担相应责任，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从重处罚。五是加大信用监管力度，对采取预收费方式的经营者实施动态监管，公示消费者投诉情况，跟踪经营者资金异动状况，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对跨地区经营、收取预付资金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重点跟踪、重点防范。对预付式消费跑路经营者列入“失信”黑名单，取消其经营资质、一定时期的从业资格，联合各部门各单位，强化追责机制，追究责任到人，加大惩戒力度。（三）强化司法解释，统一司法审判理念司法保护是消费者的最终救济手段。目前，部分消费者因预付费纠纷诉诸法院，但维权中面临各种问题，效果不尽理想。建议司法部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审判指导意见，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在举证责任、格式条款认定、民事赔偿等方面统一司法裁判尺度，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形成社会示范指引。校外教育培训领域，消费者刚需较大，预付资金较多，机构跑路后，波及面广，侵权严重，希望司法机关受案后采取主动调查、限制消费、信用惩戒等措施，努力帮助消费者维权。（四）强化行业自律，严格守法诚信经营经营者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第一责任人。采用预收费经营模式的经营者，应当珍惜消费者信赖，严格自律、守法经营，不做虚假承诺，杜绝违法行为，提升品质水平，切实履约到位，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化解纠纷。特别是有关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更应严守社会公德，承担社会责任，摒弃不良经营手法，切实落实法定义务和责任。相关行业协会，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规范，推进信用约束，维护行业风气，提升消费者信任度和满意度，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五）消费者强化风险意识，慎签合同慎高投入预付式消费有风险，消费者选择要谨慎。就校外教育培训领域而言，一要注意查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教学、培训等资质。消费者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机构经营信息，通过营业场所租赁情况等了解机构运行状况。二要细看合同，谨慎签约。接受服务前，要仔细查看合同内容，特别是违约条款等。要善用询问权利，保障知情消费。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培训的消费者应注意查询自身条件是否符合报考要求，不要心存侥幸心理，不要相信考前密题、包过等夸大宣传、虚假承诺。三要保持理性消费。对于费用高、周期长的教育培训项目，一定要审慎签约，尽量不要一次性高额缴费。四要保存相关证据。包括合同文本、交易凭据、沟通记录等。对于机构人员口头答复，要落实到合同协议中，不要轻信口头承诺。四 、受理投诉统计表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早期的考研机构为了争夺考研市场，竞争手段是多么残忍，采用暴力手段控制“名师”、恶性争抢地盘，甚至为抢市场雇凶杀人。一个出身农家的大学“跟班生”，靠办考研辅导班，十几年间，帮成千上万人实现了梦想，也让自己变成千万富翁。然而，神话诞生的背后，却是愈演愈烈的暴力手段，在违法犯罪的路上一直走到生命尽头。1“第一桶金”芦云鹏，在当时被称为“考研班教父”。出生于河南许昌县五女店乡柏茗村，其父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中医，曾在当地广结善缘。母亲务农，后进城曾摆过小摊。10岁之前，芦云鹏一直在农村度过，后因为父亲调往许昌市一家医院而举家搬迁。在“云鹏”考研做大之前，拥有6个子女的家庭一直没能摆脱贫困。芦云鹏两度参加高考，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以“跟班生”的身份在河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本科班就读，毕业时未能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毕业后的芦云鹏在电力系统工作，但不满足于现状，经常说：“大丈夫不应该靠有数之钱为生，应该做些大事情”，于是两度参加考研，但还是以失败告终。１９９３年时，教育部的有关法规规定，不允许招考单位办考研辅导班。芦云鹏得悉后，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于是扎入一个刚刚兴起的市场：考研培训。每年的考研，使某些公共课（外语与政治）老师出名———因为编写全国通用的辅导教材，或曾参加命题，他们在学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对于考研机构而言，这些老师是成败的关键。当时，所谓名师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动辄就是在一个大型体育场搞万人讲座是当时主要的招生手段。为了请一位北京名师，芦云鹏怀揣300元赴京，以河南财经学院的名义申请与对方合作。开始，这位老师对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感冒，礼貌回绝。然而芦云鹏不屈不挠，堵在对方家门口，一呆就是一天。最后，教授被其诚心打动，终于决定与其合作。不过，在卢云鹏看来，只不过是：一方以利作饵，一方为利而来。当时，全国的考研热尚未形成，一些如今名满天下的老师也尚未出头。芦云鹏开始与他的母校合作，并渐渐将其当作自己奋斗的事业。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５日，芦云鹏组织的考研政治学辅导班在河南省体育馆正式开课。这一天，体育馆内的６０００个座位座无虚席。３天的讲座，芦云鹏仅门票收入就多达３０万元，净利润高达２１万多元。这是芦云鹏掘的第一桶金。云鹏考研辅导班活动１９９３年８月，芦云鹏正式注册成立“云鹏考研辅导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在郑州市场打开了局面。为了让自己保持竞争强势，芦云鹏曾派人散发过诋毁他人辅导班的传单，并组织手下大闹其他辅导班，最终从无硝烟的战争演化成充满血腥的暴力事件。随着各种培训班越来越多，作为“稀缺资源”的名师，报酬也越来越高。有的名师身兼数职，甚至亲自办班。他们夹在各种竞争对手间，往往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各种摩擦和纠纷也开始不断上演。1998年，北大资源集团负责人杨荣中试图与河南财经学院老干部处合作办班。得知消息的芦云鹏先是找到河南财经学院老干部处胡景洲，许诺一年给老干部处3万元，条件是放弃与杨荣中合作。结果胡景洲以已签协议为由拒绝了卢云鹏。于是芦云鹏指使一帮人，将当时在郑州工学院礼堂上课时的负责现场的杨荣中的弟弟杨荣建打的头破血流。早期的考研培训仍然在草莽式发展，但已经产生了巨大经济效应。河南大学硕士毕业生杨昕也看上了考研辅导的巨大利润。2000年他停薪留职前往郑州办考研辅导班。杨昕到郑州后，租办公室、招聘人员，并投入数万元资金，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报名参加他的辅导班的学生很多。然而，就在开班前夕，一帮人突然闯进杨昕在纬一路的办公室，不仅砸坏了多台电脑及办公设备，还将几名工作人员打伤。这几名歹徒扬言：“你自不量力，竟和我们老板争生意！你马上滚出郑州，否则吃不了兜着走！”第二天，杨昕的妻子去菜市场途中，被一辆摩托车从后边撞成重伤住院。卢云鹏受审芦云鹏不仅对竞争对手手下无情，对于那些郑州市有关部门组织的公益性讲学，只要与考研沾上边的，也决不放过。郑州市一所外语学校请北京、上海一些考研辅导名师开办“政治考研冲刺大串讲”，作为期一天的公益性讲座。不料，上午在河南农业大学礼堂的讲座刚开始，突然有４０多个身份不明的男女拥进礼堂大闹，整个讲座都被搅黄了。在市场宣传上，芦云鹏也是做足了“功夫”。为了2000年培训班的广告文案，云鹏考研外联、策划绞尽脑汁，写出了一份还算是客观的广告文案后交给芦云鹏。但广告在郑州各大媒体打出来后，意外地发现里面的文字与原稿出入很大：考研通过率原本是30％，被改为75％；老师押题率原本是40％，也被改为87％。云鹏考研辅导班活动当时云鹏的名师———特别是政治课的主讲者———素以“押题准”在圈内闻名，贴在高校里的“单子”上，云鹏又以“考研政治命中五道大题”自诩。虽然不按套路出牌，但报名现场确实是火爆，2000年前后，每到新一轮的考研辅导班拉客战硝烟四起之时，芦云鹏照例搞起免费的报告会，“近2000多人的报告厅，楼上楼下人满为患”。当时的芦云鹏，西装笔挺，前呼后拥，意气奋发，风光的很。因为虽然他两次次考研失利，但他获得的成功是90%考上研的学子一辈子也企及不到的。他的好友、校友，以他为荣者不在少数。不过芦云鹏曾对相熟的大学同学大发感慨：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不仅需要流汗、流泪，还要流血。当时这位同学深为诧异，直到几年后芦云鹏出事，他才真正明白对方所指。2“暴力争地盘”有利润的地方就有竞争，这时候各个机构的竞争可谓是短兵相接，各个学校的宣传栏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进入2001年，为了抓住寒假的办班高峰到来，扩大抢生源，卢云鹏决定开拓开封市场。开封其实早已有两家当地人开办的考研辅导班，这无异于是“抢别人饭碗”。2001年1月10日，云鹏考研人员在街头张贴广告，突然冲过来几个彪形大汉把贴好的广告撕下来，并把他们书包里的广告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并拳脚相加。一位工作人员左胳膊被打出了血，另外一个门牙被打掉了一颗。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卢云鹏怒火中烧。第二天，芦云鹏就开着一辆中巴车，带着10多个人杀气腾腾赶到开封，就为了在大街小巷张贴广告时跟在后面，“保驾护航”。随后芦云鹏得知出手打人的幕后真凶是当地一家考研辅导班的老总。三天后，恰逢对方的政治辅导班开课，芦云鹏指使数位年轻小伙子，假装学员混进课堂。在老师讲了10多分钟后，就一起起哄，说老师是骗子，要求退钱。一些不明就里的学员也跟着闹了起来，课堂里一片混乱。经这样一番拆腾，这家辅导班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生源大不如前。2002年，云鹏考研为了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开展轰轰烈烈的“造星计划”。芦云鹏要求把一些请来授课的普通副教授、教授包装成全国顶级名师，要求负责宣传的人挖空心思写文章吹捧。他还要求工作人员模仿学员给公司和“名师”写感谢信，内容主要是听了课之后的受益如何大，如何顺利考上了研究生。然后，云鹏公司花钱在报纸上买版面发稿，甚至不惜重金让“名师”们在电视上露脸。每到开班前，这样的宣传和炒作都在省内外各大媒体轮番轰炸，吸引学员源源不断地来报名。2002年7月，公司的数学辅导班开课时，在芦云鹏授意下，一个被包装出来的“名师”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对不起，去年的数学试题100分我只押对了97分，请大家谅解。”话音刚落，掌声雷鸣般地响了起来，礼堂里数千名被蒙蔽的单纯学子兴奋得眼睛发亮……其实，研究生考试命题属于国家高度机密，每年到开考的前一天试卷才出来，而且命题老师在开考前几个月都不能与外面随便联系，根本不可能出来讲课。他的语言、动作、神态就像演员一样，其实都是在公司安排下经过反复演练的。同样在２００２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奎拒绝为芦云鹏开办的辅导班授课。７月１９日，得知陈先奎为济南高联培训班学校授课后，芦云鹏指使其表弟赵明杰找人到济南殴打陈先奎。赵明杰通过许昌男子赵军章又找到4名打手，赵明杰指认了陈先奎所在的房间，描述了陈先奎的特征后，打手以送水果为名，骗陈先奎打开房门。随即两名打手用扳手对陈先奎双腿进行击打，致陈先奎左腿胫骨轻伤。此后，陈先奎外出上课不得不拄着拐杖，雇用保镖随身保护。3“开疆拓土”考研培训市场这块蛋糕越来越大，芦云鹏经常兴奋地对员工说：“全国每年考研培训消费市场可达50亿元，我们一定要成为最大赢家!”芦云鹏开始不满足在郑州、河南市场的成功，有段时间，芦云鹏经常看地图，并在中国地图上圈圈画画，规划全国市场，他要把触角伸到全国去。通过一系列运作，“云鹏考研”迅速进军全国市场，上海、哈尔滨、太原等城市都插有“云鹏考研”的大旗，公司资产暴增到上亿元，“云鹏考研”成了名副其实的“考研帝国”。这时已被圈内称为“考研教父”的芦云鹏公开在媒体上这样做广告：“谁敢横刀立马，唯我鹏大将军!”2002年7月初，北京的辅导班开课不久，一名由云鹏考研一手包装出来的“名师”被京城另一家辅导班高薪挖了过去，芦云鹏知道后大发雷霆：“动到老子头上来了!”一番明察暗访后，他们找到了这家竞争对手的办班地点，最终决定降低培训费以抢夺其生源。对方的培训费是400元，云鹏考研降低到300元。对方开课那天，云鹏考研还雇了10多个人，在其上课点散发、张贴广告，结果对方有一半学员“投奔”到云鹏考研。打击了竞争对手，芦云鹏还不忘报复跳槽的那个“名师”。8月中旬，这个“名师”应邀去郑州另一家考研辅导班讲课，芦云鹏得知后，亲自去宾馆拜访，并给送上礼物，请吃饭。“名师”很感激，夸赞芦云鹏有“大将风度”。不过晚饭后，芦云鹏就雇拥宾馆小姐将这位教授拉下水、偷偷录像后予以控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挖自己“名师”的竞争对手，芦云鹏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芦云鹏亲自到北京找那家辅导班老板谈判：“你挖墙脚的事，我不和你计较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加入我们公司，我们一起在北京办班挣钱。”遭到对方的拒绝后，怀恨在心的芦云鹏想出了更阴毒的主意，花3万元钱找了几个黑道的人，将对方的左腿打成骨折，并威胁他：“如果还不识相，就要你的命!”。这个老板果真从北京的考研辅导市场消失了……进入到2003年11月，经过河南财经学院马列部一位老师牵线，芦云鹏与河南大学马列部主任马树功见面会谈。饭桌上，一脸诚恳的芦云鹏提出来合作，希望允许云鹏考研进入河大，并许诺分成。在此之前，凭借师资优势，河大马列部在与政治系、在校研究生的竞争中占据上风，逐渐主导了政治考研辅导市场。不料马树功拒绝了芦云鹏的要求，双方不欢而散。2004年，随着考研热的升温，河大马列部的辅导班规模由上年的700人升至1600多人，收费也由每人120元提高到200元。2004年7月20日，正值河南大学马列部暑期培训部开班前一天，马列部副教授、培训班负责人刘得定在晚上回家路上遭3人围攻，刘幸而及时逃脱。此事后，刘得定退出马列部考研培班。开学后，马列部另一培训班开班前一天晚，一份直斥马列部考研班“无诚信”、“质量差”的传单四处散发，落款是“几位受骗又遭报复的大三学生”。传单还号召“受骗学生”于次日10点到马列部“静坐”，以讨回公道。校方最终抓住了传单的散发者，是一名该校成教学院的新生。次日，培训班按原计划开班，讲课刚刚开始，6个听课学生突然起哄，要求换教师、退钱。马列部对此早有准备，立即通知校公安处将捣乱者抓获，他们均不是河大的学生。几度较量，均以云鹏失败告终。在此之前已掌控河南考研培训市场的芦云鹏，在开封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不过这种暴力手段，在２００４年达到第一个极端。当年，芦云鹏与设在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的文博考研辅导班为抢占考研辅导市场产生矛盾。2000年开始经营的哈尔滨文博考研辅导班，在岳习武的主导下，已经办到了1800位学员的规模。了解到文博考研班也很火，便生报复之心。赵明杰此时负责在哈尔滨“云鹏考研”张贴广告、宣传。在此期间，赵明杰先后多次到文博考研班里听课。2004年8月8日，赵明杰和其他5人带着用矿泉水瓶装的、事先准备好的硫酸从河南来到哈尔滨。赵明杰先是到岳习武在东北林业大学的办公室去踩了点，看到岳习武在学校后，赵明杰等人便一直在门口蹲点、伺机下手。8月10日中午，看到岳习武从办公室出来去餐厅吃饭，因餐厅人太多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7时，岳习武从办公室出来走到楼洞里时，赵明杰给其他5人发了信号。其中车某和王某将硫酸分别倒在自己的杯里，两人先后上前冲着岳习武泼了一次。此次事件致岳习武身体多处被烧伤，经法医鉴定为四级伤残。岳习武险些失明，辅导班也因此停办，损失惨重。通过这种暴力手段拳打市场，到2004年时，芦云鹏年招收各类长短期学生数以万计，在15个省市300多个城市设有云鹏考研辅导网点，建立了庞大的“考研王朝”，总资产已超过3亿元，仅河南市场考研辅导一项，每年的纯利润就超过300万元。4暴力升级2003年，国内扩招的第一批本科生毕业，考研成了很多学子就业的选择，报考研究生的人数直线上升，三年前全国只有60万人，这一年达到90多万人，考研培训市场火爆得超乎想象，随之而来的还有竞争的升级。2004年8月，在郑州开办的一次辅导班上，竞争对手雇人捣乱，云鹏考研辅导班不得不中途停办，致使云鹏损失惨重。这给芦云鹏很大刺激。此后，他不仅为自己雇请私人保镖，每次办班时，公司还临时雇用大量保镖：“名师”在台上讲课，保镖穿着便衣守候在课堂里和礼堂外；上完课，保镖再护送“名师”安全离开。即便竞争惨烈，但其实到了2004年，芦云鹏已经基本独霸了河南考研业务，只有开封的河南大学马列部办的辅导班一直与他唱对台戏。这成了芦云鹏的一块心病。恰在此时，2004年7月29日教育部下发了一个文件，教育部明文规定：各研究生招生单位一律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考研辅导班。这一来，社会开办的各种考研辅导机构更加火爆，比拼也更激烈。芦云鹏很快抓住教育部文件“契机”，于9月中旬赴河南省教育厅告状，称河南大学马列部“顶风违纪”，结果就是河南省教育厅责成河大对此严查。之后，河南大学马列部被迫取消考研培训班。然而，云鹏尚未来得及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乔水舟却又半路杀出。乔水舟向马列部提出，用其父亲的“大河文化交流咨询公司”名义办班，以继续考研辅导。一场明争暗斗再次开始。芦云鹏曾高薪“策反”马列部几位老师。乔水舟利用自己是该校马列部老师的优势，把云鹏考研班里的几个名师挖到自己班里，同时降低了考研班的价格，他拟定的收费标准比云鹏考研在开封网点的收费低４０％。一时间，许多准备考研的应届毕业生纷纷前往乔的考研辅导班报名，云鹏的生源因此受到很大影响。２００４年“五一”刚过，赵明杰急忙将开封出现的新情况向芦云鹏汇报。芦云鹏表示：“乔水舟这个人，名牌大学毕业，又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多年，政治学的功底很好，弄好了可以为我所用。你先找他谈谈，能用金钱收买就用金钱收买过来。”但赵明杰约了乔水舟几次，乔水舟都以“我不认识你们”为由拒绝了。因不甘心培训市场被瓜分。芦云鹏拨出10万元经费给赵明杰，要他收买乔水舟。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的一天，赵明杰又一次来到了乔水舟的办公室。赵明杰说：“乔教授，只要你停止办考研班，我们云鹏集团给你１０万元钱的经济补偿。如果你同意加盟云鹏，我们每月给你２０００元的补贴，每年年底再发２０万元的奖金。”结果乔水舟再一次拒绝了他。云鹏考研于是“另辟蹊径”，2004年11月下旬，一个被传是云鹏背景的考研培训班在开封开班。但按有关规定，在开封办班需要经过教育部门的许可，而这个班恰恰没有经过此程序。于是乔水舟立即向教育部门、电视台和报社举报，以“非法办学”的名义一举予以曝光取缔。芦云鹏这边开始酝酿报复行动，并表示，把乔水舟引出开封，然后收拾他。芦云鹏安排业务员王艳翠先到北京，化名给乔水舟打电话，请他到北京商谈联合办考研辅导班，不料又被乔水舟拒绝。到了2004年3月份，王艳翠再加条件，提出如果合作办学可以帮助介绍著名大学的著名辅导老师，乔水舟才终于同意见面，但提出见面地点一定要在河南范围内。3月29日上午，王艳翠在郑州请乔水舟吃过饭，然后把他带到早就预定好的锦都宾馆。下午，她同乔水舟商谈了合作事宜。傍晚，赵明杰在与王艳翠联系后，确认乔水舟已到116房间，便指使许昌的赵军章携带事先准备好的胶带、锤子等工具和其余3名打手去敲房门，王艳翠在打开房门后迅速离开现场。赵军章等4人进房间后，先后用手捂住乔水舟的嘴，卡住乔水舟的脖子，将其捆绑，赵军章用胶带缠住乔水舟的口鼻并用锤子击打乔水舟双腿，后4人逃离现场。第二天下午，乔水舟被发现死在该房间。5“野蛮落幕”早期考研培训行业的光鲜亮丽下，隐藏着这么多刀光剑影、险象环生。为了争夺这块有着巨额利润的奶酪，各种摩擦和纠纷不断上演。北京某考研辅导数学名师，在就芦云鹏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是被报道出来的，还有一些教师被恐吓、被打的事件没有报道过。”在一审被判决死刑后，芦云鹏始终声称，在这个市场里，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使用暴力者。尽管暴力曾为芦云鹏带来一些麻烦，但大部分都不了了之，有的因为情节轻微甚至没有立案。几乎每起暴力事件，都使芦云鹏在市场上得到立竿见影式的“回报”。在乔水舟事件两周前，一名前来讨工资的员工曾在芦的办公室遭暴打，打晕后被扔到郊外的国道上。不过，对于暴力手段的使用，芦云鹏面对家人隐藏的极深。2002年10月，芦云鹏与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单纯姑娘结婚。芦云鹏没有安排妻子在公司上班，并叮嘱公司的每个人：“谁都不能把公司的机密透露给我老婆，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他!”。看来，卢云鹏在内心深处其实也是认定自己的长期暴力行为是见不得光的，是难以向深爱的人展示的。开庭受审办案人员称，即使因乔水舟案被警方控制之后，芦云鹏的狂妄仍未收敛。在公安局，这位“考研教父”甚至劝办案人员辞职跟他干。案发前，芦云鹏在新郑已经购买１６００亩地，拟用于筹办一所“正规学历”教育院校，计划把云鹏这个河南最大的考研辅导机构的触角伸得更远。但是，故事就此戛然而止，野蛮生长的考研辅导也几经轮回，有的消逝在过往，有的挣扎在路上，虽然竞争依然继续，现在至少已经文明了不少。教培通讯社（同名微信公众号，欢迎关注）教培行业前沿，业内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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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新闻评论“押题”」环节。随着本文与同学们相遇，离21级考研初试结束只剩下十天。“最痛的事情，莫过于放弃。”即使到了真正的考场，愿同学们依然能找到写评论的快乐。第一题：“人脸识别技术的困境”模拟材料当前，人脸识别作为新兴技术，已经日渐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如金融服务、上下班考勤、交通服务以及司法办案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人脸识别技术，每天可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脸数据被收录，如此庞大的数据库一旦出现问题，所涉及的公共安全隐患也就令人担忧。2019年10月，因为不忿野生动物世界强制游客刷脸，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用一天时间准备了起诉状，去往法院申请立案。1年零23天后，2020年11月20日，这桩“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一审宣判：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对这样的结果，郭兵并不完全满意：法院仅支持了删除自己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这一项，而主张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相关格式条款内容无效的四项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法官认为人脸识别格式条款内容只是野生动物世界单方发的要约，郭兵没有接受，故而对其无效。一审判决后，野生动物世界依然沿用仅能通过人脸识别入园的格式条款，这使得这桩诉讼某种程度上，成为“没有胜诉的胜诉”。此案也被称为“人脸识别第一案”评论观点定性态度偏向批判参考观点1人脸背后的隐私不能产业化。人脸识别的商业应用边界不断扩张，带来了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但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幸福、自在地生活，不能为了经济破坏安全感。论点1：“人脸”是用户最显著的生物特征，这种数据与金融服务等挂钩时，会成为价值更多元的特殊“资产”，一旦出问题，可能引发用户资金被盗用等恶性事件。论点2:人脸数据具有不可更换性，因为我们无法换脸。一旦泄露就是终身泄露，即便采取法律手段维权成功，也难以恢复原状。论点3:（对策）政府需要加以研究，是否要制定“人脸识别”的专门保护法律，同时在人脸识别技术“公用”与“商用”方面，建立对人脸数据获取、流通、保存及销毁等各环节的约束性条款，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企业也应自觉承担更多的自律责任。比如美国已经有多家社交平台及技术公司，为用户提供人脸识别禁用权限，如果用户不同意平台采集人脸数据，平台则停止在图像上自动标记该用户。参考观点2技术应用既要尊重、保护公众隐私，也要考虑技术和手段的经济性和实用性。论点1:“人脸识别垃圾桶”由于智能化程度较高，不仅价格更加昂贵，后期维护成本也不菲，其本身并非人人必需服务，资金投入合理性存疑。（比如在垃圾桶、动物园、小区门口这些场景安装人脸识别装置，并无必要。）论点2:人脸识别技术的边界应明确划定，究竟目前阶段哪些领域适用该技术，而另外一些领域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可贸然推广。“人脸识别”并不是识别投放者的唯一方法，通过刷卡，刷二维码，都可以实现和“人脸识别”同样的功能。相关论据1、 北京市西城区某街道大院上线“人脸识别垃圾桶”。预先完成注册的居民扔垃圾时，垃圾桶将用数秒的时间自动“刷脸”。在识别出居民身份后，垃圾桶盖打开，还能根据垃圾重量为居民返还一定积分。“人脸识别”技术用在垃圾桶上，恐怕是越界了。2、 清华大学法学院劳教授居住的小区贴出了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公告，她想做一点“挣扎”。但当她将有关人脸识别风险的报道和法律依据发到两个各有数百名业主的微信群时，没有得到预期回应。劳教授又将一封法律函分别寄给居委会和物业，其后有了她作为业主和街道、业委会与物业的四方“谈判”。街道最终同意业主出入小区可以自愿选择门禁卡、手机或人脸识别的方式。3、《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4、微信朋友圈流行的换脸APP“ZAO”也曾被指侵犯用户隐私，最终被微信封禁。第二题：外卖小哥被困“算法”《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爆了社交网络。文章揭露了外卖骑手在外面平台AI智能算法的逼迫下，送餐只能越来越快、越来越不顾自身安全的困局，引发了网友对外卖小哥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同情，很多网友表示愿意多等五分钟。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外卖平台近些年都引入了基于AI智能算法的外卖配送系统。从顾客下单那一刻秒起，系统便会自动计算出骑手送餐的最优路线、配送时间，并以此为作为“准点率”考核的标准，一旦超时，轻则单费减半、收到差评，重则淘汰出局、失去工作。不可否认，这样的“算法”的确起到了规范行业行为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外卖行业的服务效率，但对于外卖员而言，很多时候“算法”却是“疯狂”甚至“要命”的——为了不晚点、避免差评、保证收入，外卖员们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争分夺秒”，与此相伴的是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制定规则的权力分配，以及为何外卖员不能给规则打分？论点1:大数据定义了平台规则，成为平台经济时代的运作规则，是一切事物和行为的解释机制。这是发达的信息时代的必然，因为可以被标准化的大数据，能保证公平。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呢？换句话说，人们早已习惯问责违反规则的人，却很少去想规则对不对。论点2:那些为平台创造最大价值的外卖员，始终进入不了规则的制定之内，甚至是一个可以消失的参数。即使人情上用户愿意“多等5分钟”，但企业不能推卸责任。论点1:外卖骑车被“压榨”时间的职业生存状态，本质上反映了外卖行业的人力成本问题。任何企业和员工，在工作强度以及薪酬待遇等方面，都会存在博弈。骑手是从业门槛相当低的工种，不管时间要求多么严苛，总是有人会去干的。论点2:让外卖小哥不得不无视交通规则和现实路障的，正是平台的算法以及所谓最优送餐路线。大数据，已经成为平台经济时代的运作规则，是一切事物和行为的解释机制。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外卖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快”也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第三题：青少年科创的“成人化”——小学生“独立”研究抗癌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学生李某怡和李某卿的实验观察报告《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武汉市科协在官网发布声明指出，2名学生在对比观察实验中的简单操作，均经过指导老师的专门培训；剥离实验在老师演示教学后，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并从实践中得出报告结果。另据报道，两位小学生的父亲是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参考观点应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还给青少年。论点1:即便抗癌研究能够由学生独立完成，也并不意味着面向小学生的科技创新大赛出现此类研究就合理。评奖导向不应追求科研项目的“高大上”，不再让“实验室”成为学生创新实践的先决条件，更不能拼爹拼娘。论点2:让那些真正体现中小学生创新思维的项目脱颖而出，让创新成果真正说“中小学生的话”。比如，符合小学生生活阅历、知识储备，又有创新思维支持的“小课题”，才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应当鼓励的方向。1、 根据《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章程》，创新大赛的宗旨是：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想象力，培养其科学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的广泛开展和科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科研潜质和创新精神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2、 梳理近期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获奖名单，人们可以看到，并非所有获奖项目都追求科研层次的高深，同样有一些接地气、体现小学生思维特征的项目。比如，第34届获奖名单中，江苏代表队“‘悦’视台灯的设计”，广西代表队“父母生育二孩对大孩心理变化的影响”等。第四题：特殊人群“健康码”使用困难的问题一些老年人对“数字生活”不适应，一些人经济条件有限没有“智能手机”。疫情发生以来，这些群体出行受阻的事件时有发生。前不久，一段“老人乘坐地铁时因无健康码受到工作人员阻拦”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当地地铁回应：加强防疫管理是对的，但方式方法不妥当。某市卫健委发布《为老年人提供看病就医便利服务实施方案》，在提供多渠道挂号服务、开设无码绿色通道、“互联网+医疗”、完善家庭医生预约转诊等多个方面，将切实做到老年患者就诊流程更合理规范、就医看病更便捷高效。等等那些搞不定“健康码”的人，但“等”不意味着要放慢技术迭代的步伐，更不意味着让科技服务生活的进程“缓一缓”，而是要给社会各个群体留足学习、适应和缓冲的空间。论点1：健康码打响了2020年数字化基建的第一战，推动了“指尖办事”的数字化进程。既是“基础设施”，在顶层规划时就应该考虑并尊重各阶层群体的实际情况与需求。论点2:制定弹性化的政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无论是严格的防疫政策，还是利用技术手段提高科学防疫的效率，都不宜“一刀切”政策制定与落地实施，需要再周全、再细致一些，论点3:科学技术应该便民，而不是“扰民”。应尽量通过技术手段把健康码和各种公交卡、市民卡、老年卡等整合起来，争取使其他的替代方式也能够作为出行的一个凭证。论点4:（对策）推进健康码的整合、互通互认、替代查验等工作。对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该怎么办？国家卫健委老龄司司长王海东表示，要保留其他方式替代查验。比如，凭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纸质证明等替代查验。此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场所，为老年人开设无健康码通道。1、 在无锡火车站，管理者对老人机、没有微信、无手机或者手机没电的游客，即无法出示健康码的游客，开辟了一条专门的通道。这张图片被传到网上后，获得了近20万的点赞。2、 今年8月，在哈尔滨出现过老人乘坐公交车时因无法出示健康码而被司机拒载、被同车人恶语相向的事情。最终，这个老人也没有乘上这辆公交车，而是被前来的民警带离。第五题：“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媒体：背后是家校边界亟待厘清近日，江苏一位家长因不满老师要求批改作业愤而退出家长群，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这位家长在视频中说，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使得自己承担了老师应负的责任和工作，之后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辛苦了，到底谁辛苦？明确家校双方担负起各自责任，不越位、不缺位，才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才不会使孩子的教育成为负担。论点1:家长关注孩子的学习进度和习惯，和孩子的成长节奏保持一致，不和孩子的生活脱钩，有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论点2:教育是由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组成的，家长主要负责性格品格、行为习惯的教育，老师主要负责文化知识的教育，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彼此有明确的界限，各自有着自己的任务。教师的责任范围是课业辅导，最终体现在学习效果上。家长则是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确实能辅助老师发现个性化问题“对症下药”。论点3:我们总喊着教育“减负”的口号，但如今，真正应该减负的是家长。学校“甩锅”，家长无奈，让教育孩子成为了负担甚至痛苦，这并非健康的教育生态，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社群文化”让理性沟通无法正常进行，让家庭时光成为课后补习。论点1:老师无疑是社群里的意见领袖，家长们大多时候都是听从跟随状态，这种异化的关系让家长不断被叠加压力，而被动接受辅导任务。论点2：由于需要和其他家长一样和老师维护良好关系没有足够勇气去质疑老师，家长群多沦为“夸夸群”。论点3: 教育减负未真正奏效，反而通过更直接的途径——“社群”，这一无缝衔接的沟通工具，把辅导压力散播在整个家庭。1、 2018年，大连一幼儿园为家长群设立9条规定，其中明确了老师和家庭沟通时间、个别问题私下交流、切忌在群中“奉承拍马”等。2、 江西吉安几名家长，因为没有批改孩子的作业，被老师在家长群里嘲讽：“你们是二年级的口算自己都不会呢，还是昨晚赚了几百万？”家长弱弱地辩解了几句之后，老师更不客气了，说：你这样将来孩子也跟你一样可悲。3、 “恐辅症”：形容父母辅导作业像渡劫，一辅导就会情绪失控血压上升。4、 深圳的一位爸爸，下班辅导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写作业，最后急火攻心，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到医院后，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以上模拟材料等资料来源于网络）爱传播专注新传考研辅导多年，想得到更多新传前沿热点及干货分享，可以关注我。

新京报快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19,909件，解决167,785件，投诉解决率76%，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9514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1857件，加倍赔偿金额174万元。各级消协组织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近30万余人次。一、投诉基本情况（一）投诉性质分析根据投诉性质（如图1所示）分类，在所有投诉问题中，售后服务投诉57,378件，占投诉总量的26.1%；合同投诉53,823件，占投诉总量的24.5%；质量投诉40,687件，占比18.5%，价格投诉9,835件，占比4.5%；虚假宣传投诉8,959件，占比4.1%，安全投诉7,619件，占比3.5%；假冒投诉2,901件，占比1.3%；人格尊严投诉2,443件，占比1.1%；计量投诉1,060件，占比0.5%；其他投诉35,204件，占比16.0%。售后服务问题、合同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仍是引发投诉的主要原因，占投诉总量的近70%。图1：按投诉性质分类比例图（二）商品和服务类别分析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商品类投诉91,790件，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共21,801件（如图2），占商品投诉总量的23.8%，位居商品类投诉第一。食品类投诉共14,302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的15.6%，排名第二位。日用商品类投诉共14,180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的15.4%，排名第三位。交通工具类、服装鞋帽类的投诉量分别居第四位、第五位。图2：商品大类投诉量图（单位：件）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服务类投诉114,224件，服务类投诉中（如图3），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有30,121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26.4%，位居服务类投诉第一。互联网服务投诉共29,385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25.7%，排名第二。教育培训服务投诉有15,639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13.7%，排名第三。销售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投诉量列第四和第五位。图3：服务大类投诉量图（单位：件）二、校外教育培训投诉情况专题报告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正常上班、上课受到影响，很多消费者利用居家隔离的时间，选择通过线上课程来提升自我职业能力，如报名消防工程师、营养健康师、心理咨询师、会计师等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家长们担心孩子在家里耽误学习，为孩子报了很多线上课程，如语言培训、早教、艺术课程等。伴随消费量的增长，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消费纠纷也呈现出不同特点。消费者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一）虚假宣传问题严重虚假宣传问题一直是培训机构投诉的重灾区。一是培训机构夸大宣传培训效果或成绩，二是培训机构夸大宣传师资力量，三是实际培训学习模式与宣传不符，四是实际教学质量与体验课、试听课质量相去甚远。例如，消费者邓先生报名了深圳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专升本项目，共7485元，报名时招生老师声称邓先生只需坐等拿证，其他问题一概不用考虑，且随时可以退学退款。报考时招生老师也未尽合同相关事项的告知义务，只让邓先生在合同上签字。后来，邓先生被告知需要考试，毕业论文也要自己写，感觉自己被骗，遂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东省消委会”）投诉。通过消费者邓先生提供的其与招生老师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广东省消委会工作人员认为经营者宣传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况。经过多次沟通、调解，双方达成一致，经营者最终全额退还学费。又如，2020年8月5日，刘先生来到河南省开封市消费者协会投诉开封市点津教育。称其为让孩子达到中招建档线，一共缴费19800元，当时该培训机构负责人口口声声保证能让孩子提百十分，过建档线没问题，而且还要超几十分。可中招考试后，孩子离建档线还差几十分，与当初承诺相差太远，故要求全额退款。可商家只答应退70%，刘先生不认可，遂投诉至开封市消协。消协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点津教育负责人进行协商沟通，可基于当时仅是口头承诺，消费者没有留存相关证据，致使商家百般推诿，不愿全额退款，最终不能达成一致协议。中消协提醒：教育培训机构常见宣传有：“通过率百分百”“快速大幅提分”“一线名师”“命题人授课”“包过”“包教包会”等。这些宣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二）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考试命题人员参与教育、培训；（三）利用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二）刻意隐瞒办学资质和报名条件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无办学资质却冒充有资质机构。部分职业资格证的考试对报考者有一定条件限制，如必须大专以上学历或有一定相关工作经历的人员才具备考试资格，但教育培训机构经营者为了售卖课程，隐瞒条件限制，诱导不知情消费者缴费，甚至在有些消费者提出质疑后，承诺可以帮消费者伪造学历。例如，2020年7月27日安徽省阜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接到投诉，消费者于2019年3月份在某培训机构报名钢琴培训班，培训机构未与消费者签协议，后消费者发现该培训机构没有教学资质，要求商家退还剩余培训费18000元，商家不同意退款，消费者迫于无奈投诉到消保委。经消保委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给消费者退费。又如，2019年4月，消费者汤女士在浙江省余姚市某驾校报名参加驾驶培训，驾校直到2020年8月仍旧没有为其报名。消费者遂要求驾校退钱，驾校拒绝，态度蛮横，汤女士向浙江省余姚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泗门消保分会寻求帮助。经查，该驾校营业执照属于绍兴地区，且未办理许可证。经调解，驾校已经退还消费者报名费2000元，消费者表示满意。关于无证无照问题，已按相关程序转行政部门处理。中消协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根据企业注册登记相关规定，企业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在进行登记之前，必须依法经过批准。（三）培训质量参差不齐培训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低，经营者管理水平不一，师资力量千差万别，培训质量参差不齐，不仅严重影响服务品质，还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例如，2020年8月17日，重庆市渝北区消委会接到消费者田女士投诉，称其于今年3月份，花5400元购买了某教育培训中心的英语和政治线下考研辅导班培训课程。机构承诺英语从5月份开始每周末上课一直到考试，一共100多节名师面授课。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开课，机构承诺以线上课程形式补上，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发了30多节去年上课录的视频，不是直播课，也不是最新内容，上课的内容和资料的页码都对不上。政治课应从3月20号开始辅导，但是至今都没有开课。市面上面授课本来就比线上课程贵很多，消费者花了面授课程的钱，如果只能上线上课程，就应该扣除这个差价，但是机构拒绝补差价。消费者要求扣除已经上了的英语视频课和资料费，退还和补偿缩水课程共计费用4400元。经过渝北区消委会多次沟通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培训机构退还并补偿消费者培训费用4400元。中消协提醒：经营者应当对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教育培训服务的师资力量、培训效果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保护消费者自身合法权益，消费者要与经营者对涉及服务质量的相关内容进行明确约定，并以合同形式固定，以便后期出现纠纷方便维权。（四）合同暗藏不公平格式条款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利用消费者合同意识淡薄，在合同签订方面做手脚：一是不与消费者签订正式合同，二是销售人员代替消费者签订合同或者利用网络默认消费者同意协议内容，三是未显著提醒消费者注意格式条款。此外，部分教育机构不履行合同约定，或者擅自修改合同条款。例如，2020年7月20日，消费者吴先生向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投诉，称自己于2020年6月16日在阆中市某教育培训机构为其小孩报了一个思维导图培训班，缴纳培训费用9000元，双方签订了培训合同。其小孩在该培训机构学习了19天后，吴先生感觉小孩对思维导图培训学习没有兴趣，要求该培训机构按照合同载明的 “未学满一个月，按70%退款”的条款约定，退还自己现金6300元，但培训机构只同意退款5000元，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消费者遂投诉至阆中市消委会。经查，消费者签订的培训合同中确实载明有“未学满一个月，按70%退款”的条款，经调解，经营者按合同约定退还消费者剩余款项。又如，2020年9月初，广东消费者许先生报名参加了某教育科技公司开办的12天12晚结构化面试课程。开课第一天经营者即单方将课程更改为6天结构化面试课程加上6天无领导面试课程，消费者妥协接受。第二天经营者又更改为两个班合并上后6天的无领导面试课程，并将上课的老师更换为助教，消费者无法接受，多次与经营者沟通协商，但是其一直拖延不予解决。待消费者上完6天结构化面试课程后，经营者依旧坚持合并班的方案，声称如果消费者不同意就退款，但不能全额退，且拒绝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求助，要求经营者要么重新安排老师上课，要么全额退款。最终，在消委会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经营者承诺重新安排教师授课，并赠送许先生两天课时。中消协提醒：合同里面常见的不公平格式条款有：“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协议一经签订，概不退款”“所有课程将在课程有效期满后自动截止，未结束的课程将自动作废，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费”“合同签署7日后，无论是否开课，不接受任何原因提出的退费请求”“培训期间，出现任何安全事故概不负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等也作出了相关规定。消费者与培训机构签订合同时，应仔细查看协议条款内容，明确培训范围、费用、退费程序、师资、培训时间、培训地点、违约责任等。消费者与经营者签订协议后，即产生法律效力，双方都不能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五）预付式付款方式风险大培训课程一般周期长、费用高，为节省费用，消费者通常会缴纳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费用，部分消费者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缓解压力，但稍不注意就有陷入“套路贷”的可能。有的消费者为了方便，跟培训机构的推销人员进行个人之间私下转账，这种情况风险很大。此外，近年来，培训机构倒闭、跑路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消费者受到较大财产损失。有的消费者因办理了培训贷，一方面接受不到培训服务，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偿还贷款。例如，多名消费者向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诱导消费者贷款报公务员培训班，用名叫“理享学”的贷款方借贷的钱垫付学费，考上后再还贷款，没考上不用花钱。然而深圳市公务员考试公告迟迟不出，十月份临近还款日期。经营者拖延时间不给解决方案，即使深圳市公务员考试出公告，也改变不了消费者要提前还款的事实。经营者给出的方案是按协议退部分款项，或是延期“理享学”还款，但这样会影响个人征信，与消费者报班时的意愿不符。经深圳市消委会调解，经营者与13名消费者达成一致，投诉得到解决。又如，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接到153名消费者群体性投诉，称杭州某琴行受疫情影响关门，退款方案为未上完的课程费用按照90%退还，不退赠送课时，报名时赠送的乐器按照原价在需退费的金额里直接扣除。消费者认为该退款方案不合理，一致要求琴行按照100%退还课程预付款。富阳区消保委自5月26日介入该起投诉后，多次约谈该琴行负责人和股东，历经三个月，最终于8月21日将22万余元预付款全部退还到家长手中。中消协提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规定：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消费者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应尽量选择短期付款方式，避免一次性大额投入。要仔细查看分期付款合同，严防分期变贷款；不建议消费者选择“培训贷”等信贷产品。（六）受疫情影响产生的纠纷多一是疫情期间，不能聚集，部分线下服务转为线上，不符合消费者预期，引发投诉；二是疫情期间，部分培训门店无法正常营业，又无法转为线上课程，消费者要求退费，却被收取部分违约金；三是部分培训机构倒闭，消费者退款难；四是消费者因工作变动、经济困难申请退课，经营者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例如，2019年7月11日，消费者周先生在山东省济南市某跆拳道培训机构为孩子报了一年的辅导班，学费2700元/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2月—6月经营者未给学生现场授课（其间通过网络方式为学生上过课），2020年7月、8月经营者想通过集中授课方式为学员上完课程，但周先生认为集中授课没有上够课程，并对集中授课及网络上课方式不认可，认为对于跆拳道来说网络上课达不到效果，要求退费，经营者不同意退费。消费者遂投诉至济南市消费者协会，在工作人员调解下，经营者按照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计算孩子需要上课的总天数，继续为周先生孩子提供跆拳道培训，待课时上够后，再由周先生自行决定是否为孩子续费报名。又如，2019年9月28日，消费者汪女士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早教中心百盛店购买幼儿早教课程96课时，共计花费15800元。2020年2月初，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未开课，开课后消费者发现该早教中心的百盛店搬到了开发区的红博会展中心。因新店地址离汪女士家较远，交通不便，于是，汪女士要求经营者退还消费剩余90课时费用，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0年9月17日，汪女士将此事投诉到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经市消协多次协商、调解，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经营者承诺在10月31日之前将剩余学费一次性退还消费者。中消协提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规定，当事人订立的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能够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请求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调整培训费用等方式继续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通过线上培训方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案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时限性要求的培训合同，变更培训期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培训合同解除后，已经预交的培训费，应当根据接受培训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三、中消协关于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意见近期，韦博英语、巨石达阵、优胜教育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陆续出现因经营不善而停业关门情况，涉及消费者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类似情况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校外教育培训消费纠纷解决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采取预收费经营模式，一些无良商家打着“充值享优惠”的旗号，通过大额折扣诱惑消费者预交大量费用，因缺乏有效的资金监管体系，消费者的预付费可能被商家挪用，后期商家跑路或经营不善，消费者维权困难。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网上收集预付费变得极其便捷，也为卷款跑路行为开辟了通途，甚至被不法分子实施集资诈骗行为所利用。部分地区的行政机关、法院也积压了大量相关案件，消费者权益亟待有效维护。中消协高度关注预付式消费存在的问题，从2005年起，多次发布相关消费预警，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数次向有关方面反映，呼吁加强立法规制。2019年，中消协发布预付式消费舆情报告，并向有关方面呈送典型案例，希望推进相关问题解决。但是，由于预付式消费涉及领域众多，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有关工作推动难度较大。为切实解决消费者面临的痛点，中消协发表如下意见：（一）加强立法立标，夯实维权制度保障一是列入立法计划，防范后续风险。预付式消费纠纷久治不绝，核心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建议针对侵权行为日益严重的情况，尽快将预付式消费立法列入计划，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加强预收费经营行为治理，做好源头治理，防止后续无休止的消费纠纷。二是细化立法规定，筑牢制度保障。预付式消费纠纷解决难，大多由于消费者预付资金被经营者挪用，无法偿还。预付资金是消费者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预先交付给企业用于自身消费的资金。预付资金不是投资行为，消费者不应当承担经营者的经营风险。经营者对于所收费用应当专款专用，专户管理，不得挪用。建议立法从收取预付费的经营者资质限定、合同要求、履约担保、资金管理、信息披露、费用退还、冷静期、退市要求、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切实加强风险共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制定相关标准，细化操作规范。针对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关标准，强化对各行业、各领域预付式经营行为的规范要求。特别是针对校外教育培训领域金额高、刚需强、问题突出的情况，制定专门标准，从服务宣传、服务约定、服务提供、服务质量、资金保障、纠纷解决等各方面作出细化规定，明确流程管理，预防控制风险。（二）强化行政监管，有效保障预付资金安全一是明确收费资质限制。加强部门协作，强化对高风险预收费经营者的准入管理，设立资格审查制度，根据预收费经营行为涉及领域、收费金额实行备案登记制、申报许可制。二是明确资金管控规定。对经营者预收资金的使用范围进行明确限制，防止企业滥用或挪用。三是通过第三方资金托管、央行提存保证金、要求经营者提供担保、强制保险等方式，保障预付资金安全，防止经营者卷款跑路造成消费者巨大损失。四是明确资金挪用责任。经营者预收资金应专款专用，擅自挪用应承担相应责任，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从重处罚。五是加大信用监管力度，对采取预收费方式的经营者实施动态监管，公示消费者投诉情况，跟踪经营者资金异动状况，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对跨地区经营、收取预付资金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重点跟踪、重点防范。对预付式消费跑路经营者列入“失信”黑名单，取消其经营资质、一定时期的从业资格，联合各部门各单位，强化追责机制，追究责任到人，加大惩戒力度。（三）强化司法解释，统一司法审判理念司法保护是消费者的最终救济手段。目前，部分消费者因预付费纠纷诉诸法院，但维权中面临各种问题，效果不尽理想。建议司法部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审判指导意见，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在举证责任、格式条款认定、民事赔偿等方面统一司法裁判尺度，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形成社会示范指引。校外教育培训领域，消费者刚需较大，预付资金较多，机构跑路后，波及面广，侵权严重，希望司法机关受案后采取主动调查、限制消费、信用惩戒等措施，努力帮助消费者维权。（四）强化行业自律，严格守法诚信经营经营者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第一责任人。采用预收费经营模式的经营者，应当珍惜消费者信赖，严格自律、守法经营，不做虚假承诺，杜绝违法行为，提升品质水平，切实履约到位，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化解纠纷。特别是有关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更应严守社会公德，承担社会责任，摒弃不良经营手法，切实落实法定义务和责任。相关行业协会，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规范，推进信用约束，维护行业风气，提升消费者信任度和满意度，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五）消费者强化风险意识，慎签合同慎高投入预付式消费有风险，消费者选择要谨慎。就校外教育培训领域而言，一要注意查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教学、培训等资质。消费者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机构经营信息，通过营业场所租赁情况等了解机构运行状况。二要细看合同，谨慎签约。接受服务前，要仔细查看合同内容，特别是违约条款等。要善用询问权利，保障知情消费。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培训的消费者应注意查询自身条件是否符合报考要求，不要心存侥幸心理，不要相信考前密题、包过等夸大宣传、虚假承诺。三要保持理性消费。对于费用高、周期长的教育培训项目，一定要审慎签约，尽量不要一次性高额缴费。四要保存相关证据。包括合同文本、交易凭据、沟通记录等。对于机构人员口头答复，要落实到合同协议中，不要轻信口头承诺。四 、受理投诉统计表编辑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