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杂志

来源：南方都市报国学热背景下，许多高校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与此同时民间企业、个人乃至自媒体以“国学”名义成立的研究机构也多如牛毛，若不细察，难辨优劣、真假。近日南都记者发现，一个名为“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的组织，不仅有像模像样的网站，联系其“秘书处”还可以申请研究员、讲师、特聘教授、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等，价格3000元至5万元不等。聘书如此易得，此“国学易经研究院”为何方神圣呢？名为“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的网站上，讲师、特聘教授、副院长等职务标注不同的价格。网页截图国学网站宣称“广西大学直接管理”“2015年4月，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广西易经的研究正式走入了大学校园”。这是某公众号上对该研究院的介绍。通过搜索，“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的网站可以轻松找到。网站对研究院的定位是“广西大学直接管理唯一国学合法权威机构”，称其下设顾问团、秘书处、对外业务处、学术委员会、建筑研究室、周易经济决策研究室等，在全国各地设联络处；有专兼职研究人员近百人，成员主要为大学教授讲师、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建筑界名流行家。“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网站主页有“学院概况”“课程体系”“新闻资讯”“论文集锦”等栏，其中的文章内容更新至2020年7月。“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几个字还配有英文翻译，旁侧采用和广西大学几乎一模一样的校徽图标，极具迷惑性。网站最下方标记研究院总部地址为南宁市大学东路100号，正是广西大学的校址。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它还多了一个“秘书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公馆某号。经记者查询，此处为花都区一普通住宅。网站上留有手机号和二维码，均为一个自称是秘书处胡枫的联系方式。南都记者联系到秘书处胡枫，对方承认自己是“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的。但在沟通中，对该研究院是否属于广西大学的问题避而不谈。申请“特聘教授”费用1万，副院长价格2万记者在广西大学官网查不到关于“国学易经研究院”的机构设置。对比两个网站可以发现，在主页图标、网站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但“国学易经研究院”网站架构比较粗糙。此外，广西大学官网域名后缀为.e.cn，“国学易经研究院”域名后缀是.com。在“国学易经研究院”网站上，“在线申请”一栏，点开竟可以申请职务。填写姓名、手机号、微信号、个人简介，审核后可申请研究员、特聘教授等职务。具体价格为：研究员3000元，特聘讲师5000元，特聘教授1万元，副院长2万元，常务副院长5万元。其中特聘讲师需要论文，特聘教授、副院长等需要“资质荣誉或特别推荐”。以上的职务都以3年为期限。记者以申请特聘教授的理由联系秘书处胡枫。他先让记者发去身份证号、个人简介等资料，然后发来价格表、聘书样本，并称研究院这些证书其他单位也会承认，是大学的资质认可。胡枫告诉南都记者，可以申请特聘教授，但需要论文，“哪方面都可以，周易相关就行”。记者表示：没有论文，是否有办法？对方先是坚持要论文，几个小时后又回复“来广州裴翁办公室面谈，通过就可以了”。所谓“执行院长”：多个山寨社团傍身该网站显示“国学易经研究院”院长为刘康兴，他还是“广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任”。南都记者向广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咨询，对方称没听说此人，应是冒牌的。上述秘书处胡枫所称的裴翁，即研究院所谓“执行院长”。据胡枫提供的资料，裴翁还是“国际易学联合会易经推广专业委员会”会长。这个“国际易学联合会易经推广专业委员会”也是胡枫极力向记者推荐加入的组织。南都记者从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国际易学联合会是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通过“国际易学联合会”网站提供的邮箱，记者向对方求证，得到回复：易经推广专业委员会是国际易学联合会的二级机构。记者找到国际易学联合会易经推广专业委员会的网站，领导列表里，裴翁（又名裴伟胜）为会长。该网站对裴翁的介绍称，裴翁出生于广东，为“易学泰斗”“世界风水泰斗”，兼任多所学校教授、客座教授，还是多个协会团体的会长、主席、名誉会长。“执行院长”裴翁与多个被曝光的离岸社团、“山寨”社团有关联。网页截图不过，据南都记者证实，其此前担任会长、名誉会长的社会组织团体多被曝光为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例如，全球易经文化协会、中国易经协会、中国风水学会、中国风水工程院、中国风水设计院、中国建筑风水科学院、国际易学风水研究院等。变味的“国学”：研究员都是研究风水命理的除了院长、执行院长，“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多个副院长、特聘教授、讲师、研究员的头像、简介，总共有几十个之多。南都记者浏览发现，这些人士号称研究国学易经，却只“擅长”风水、预测、命理等。据网站个人页面宣传，“副院长”曾云山，精通奇门遁甲、六爻八卦，风水上形法结合理气，“精准预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胜选，天猫双十一销售额，2020全球瘟疫”。“特聘教授”林莹春，为中国易经协会副会长、中国风水学会副会长、中国风水联合会云南分会会长等。自称预测美国大选、“全球瘟疫”的副院长。网页截图“子虚乌有”研究院的博士。网页截图据记者了解，中国易经协会、中国风水学会、中国风水联合会皆为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特聘讲师”黎秋竹，自我宣传为风水策划师，担任广东珠三角、汕尾多家房地产开发商的风水顾问；“研究员”梁妙，研究民间传统命理，“擅长以阳宅风水布局调整改变对人的影响”；“研究员”刘三，自称出生于易学世家，阴阳宅风水堪舆、命理运势预测大师，清华大学国际易学研究生院博士。经查，并无“清华大学国际易学研究生院”这一机构。对于“广西大学国学易经研究院”网站的假冒现象，记者已向广西大学反映举报。广西大学： 并无“国学易经研究院”这个机构南都记者从广西大学宣传部了解到，广西大学并没有“国学易经研究院”这个机构。校方工作人员解释，广西大学所属单位机构在官网主页皆可查询，有详细说明；请勿轻信假冒者，以免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作者：马辉原标题：国学研究院打广西大学旗号，2万元卖副院长职务，校方否认有关联编者按：糟蹋圣贤的山寨社团如毒瘤一般在社会上蔓延，如菜市场一样的买卖“教授”，“院长”，“博士”，其实一切都是子虚乌有，愚弄百姓，强奸民意，打着高校旗号，利用一群人的虚荣心态，大肆鼓吹神人驾到，民众是该醒悟的时候了。

小志说：从小让孩子学习国学，不光有利于日后语文的学习，还能帮助孩子们加强对古文的掌握，学习到中华悠悠千年历史精华~【国学课堂】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P10精彩栏目1. 不畏屈辱出文章 P202. 燕乐十部 盛世大唐 P283.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P44【复活历史】“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对联也叫春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与书法的美妙结合更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绚烂多彩的艺术独创，很多名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写联佳话。P20精彩栏目1. 博物馆除“怪”指南 P042. 古人是怎样处理垃圾的 P243. 揪出成语背后的“元凶” P32【迷雾朝歌城】猪在商朝叫什么？国宝四羊方尊是怎样炼成的？青铜器和甲骨文里隐藏了哪些奥秘？P01精彩栏目1. 国学博物馆·商场的祭祀活动 P122. 国学博物馆·殷商服饰 P333. 时空探案馆考卷·朝歌篇 P49【主题策划】1817年，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过来，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睡狮已醒，屹立东方，心怀世界，目向朝阳，昂首挺胸，开启新旅程，走向新时代。P23精彩栏目1. 《论语》中的读书与践行 P612. 《秋窗风雨夕》：爱情在秋天的挽歌 P633. 凛凛·山留在原地 P68【探秘十二生肖】古人说的“一纪”是多少年？什么是本命年？同学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生肖是十二个，为什么不能给别的小动物一个位置呢？P06精彩栏目1. 愿作鸳鸯不羡仙的卢照邻 P022. 击鼓·两个人的战争 P163. 刘备凿壁偷灯光 素材积累有妙方 P19【《诗经》漫游】《诗》是我国最早用汉字记录的乐歌总集，其创作年代，距今大约三千年，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的光辉开端。P20精彩栏目1. 弦高巧计救国家 P082.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P283. 面人儿 P42

中国国学研究与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连辑(前排左)、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前排右）在邹汉勋故居调研。连辑书写的对联。红网时刻9月28日讯（通讯员 杨贵新 王泽娟）9月27日，邹氏舆地世家文化研讨会在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汉勋故乡隆回县罗洪镇举行，中国国学研究与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连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湖南校友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等众多专家学者与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等县领导出席研讨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湖南校友会副会长、湖南海谊集团董事长、广东美涂士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副总裁邹今友会捐款100万元，邵阳海王医药有限公司捐款200万元。会上还成立了邹氏舆地世家文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聘请连辑等4人为学术顾问，并颁发了证书。邹汉勋(1805-1854)，字三杰，号叔绩。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汉勋一生致力于舆地学研究，邹汉勋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五均论》《读书偶识》《水经移注》等30余种，共460余卷，多毁于战火，后人刊有《邹叔子遗书》七种传世。他的博学多才，被士林尊称为"古之郑贾，今之江戴”；他的舆地学与当时驰名京都的魏源的经史、何绍基的书法并称为"湘中三杰"。当时曾有乡谚赞曰："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邹汉勋故居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故居由两正三横木结构房屋组成，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四周有青砖围墙和木构槽门，系清代湘西南山区普通民居院落。2006年6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故居主体糟朽非常严重，其槽门、围墙及东西两侧厢房局部倒塌。连辑在参观了邹汉勋故居之后，认为邹汉勋故居价值高、基础好、机遇新，并从故居修缮、内容建设、经费来源、文化传播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希望隆回县借鉴参考其他名人故居修缮的先进经验和管理做法，在此基础上做好邹汉勋故居规划，把邹汉勋故居的内容建设作为研究重点，考虑设立舆地学研究机构，发挥认知功能、教化功能、审美功能、文化传播功能。要积极向国家、省、市有关文物部门争取项目立项，发动社会力量，多方面争取故居修缮的项目资金；要积极推进邹汉勋故居衍生建设，建立常态化文化交流研讨会；要找准切入点，通过纪录片、故事片、书本等形式传播好邹汉勋这位舆地学家的故事。

1月1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的《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1期杂志刊发，在主要固定版块《媒介务实》中不吝言辞，盛赞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学传承人》节目。《教育传媒研究》杂志《在时空、角色、逻辑上下功夫——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学传承人〉传播创新初探》是原北京电视台副台长、副总编辑李岭涛在《教育传媒研究》上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旨在探讨各级各类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栏目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并以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学传承人》为例，指出该档节目的传播时空创新、传播角色创新和传播逻辑创新是眼下解决“代入感不强”“逻辑不清”“同质化严重”三个主要方面问题的有效方法,并赞扬了《国学传承人》节目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示中华审美风范。《教育传媒研究》创刊于2016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教育传媒研究》版权页2019年3月12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传统文化教育进校园”这一热点话题回答了两会记者的提问。他特别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伍！今后将加强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阐释，特别对中华文化经典，要按照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加强研究和阐释。”如何让青少年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备受社会各级各界人士的特别关注。近些年的各级各类青少年教育节目层出不穷，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节目。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与社会各界的深切期盼相比，各级各类电视媒体在教育青少年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仍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而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学传承人》节目的横空出世，正如李岭涛先生撰文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差距，其大胆创新之举让栏目高度和节目品质方面均高于其他同类型青少年教育节目。李岭涛在《教育传媒研究》杂志上盛赞《国学传承人》节目李岭涛在《教育传媒研究》杂志上盛赞《国学传承人》节目李岭涛在《教育传媒研究》杂志上盛赞《国学传承人》节目李岭涛在《教育传媒研究》杂志上盛赞《国学传承人》节目李岭涛特别指出：《国学传承人》栏目主创团队通过在演播室搭建一个个历史场景，实现了对当下同类型电视节目的超越。首先，他们通过对表演场景的美化，对服装的精心设计，对化妆的精致要求，对后期工作的精益求精，彰显出他们对节目“可视性”的尊崇；其次，他们设计了区别于节目录制主场区的“第二现场”，邀请教育界、学界和业界的大咖作为点评嘉宾，适时对现场青少年的节目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点评；然后，他们在演播室构建了一个“穿越”时空，以便青少年感同身受相关历史情景，并由青少年引导广大观众也如临其境地进入相关语境。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有助于加深现场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又能帮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把握到科学的、准确的历史文化知识。《教育传媒研究》杂志部分页面《国学传承人》自2019年12月22日开播以来，节目品质受到广泛好评。在《国学传承人》栏目主创团队的精细设计下，许多节目都表演得十分精湛。例如在节目《诚信是金》中，药铺小掌柜自立了门户，为了提高产药速度减了几道工，又因想降低产药成本少了几分料，后来老爷知道后这件事后，勃然大怒，毅然决然将价值七万两白银的药材当众毁之一炬。这一把火，烧出了诚信，也烧出了责任，更烧出了中华儿女的真、善、美和中华民族延续命脉的重要力量——信，令人不禁泪目。诸如此类的节目还有许多。当小朋友表演之后，现场点评嘉宾不仅对表演该节目的小朋友给予了适当的鼓励，而且非常及时地指出了小朋友表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在《刘备伐吴》节目录制过程中，扮演诸葛亮的小朋友直接称呼张飞为“张飞”。现场点评嘉宾指出，这种称呼有悖三国时期历史文化背景，是极其失礼的行为。那诸葛亮应该怎么称呼张飞？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古人的“名”和“字”的文化知识。嘉宾补充道，只有长辈称呼晚辈、上级称呼下级时才“直呼其名”，而平辈论交时，相互之间是只能够称呼对方的“字”，也就是“表字”的，否则的话就是极度失礼的行为，历史上的诸葛亮绝对不会这么直接称呼张飞，而是会称呼其为“翼德”。现场点评嘉宾类似的精彩点评和点拨远远不止如此。《教育传媒研究》杂志部分页面《国学传承人》节目自播出以来，收到好评如潮，一时间，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据悉，多家媒体对该节目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报道；大部分参与节目录制的学生所在学校、班级和培训机构组织了大规模观摩和学习；更有来自不同地区对培养、教育青少年、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各界人士纷纷参与其中。目前，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云之国传媒共同出品、北京云之国传媒独家制作的国内首档青少年国学素养教育传承节目《国学传承人》第二季已正式起航，节目主题已经确定，栏目主创团队将坚持以向青少年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不畏艰辛，勇往直前，保持节目特点和坚持节目创新，让青少年的的确确传承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真正正做到“小小国学传承人”！

两岸二十余位学者参加第三届两岸国学论坛分论坛之一——“两岸国学研究与教育”论坛海峡之声广播电台11月1日平潭消息（记者黄夏蕾）1日上午，第三届两岸国学论坛分论坛之一——“两岸国学研究与教育”论坛在平潭台湾创业园内举行，七位两岸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论坛上做主题分享，与现场二十余位两岸青年学者进行深度交流探讨，共话两岸国学发展。在线观看台湾学者主题分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庆元在论坛上分享了他在台湾东吴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感想，同时他也动容于台湾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之深入。陈庆元教授表示，传统文化对人的培养是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本届论坛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的成立，展现了两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两岸之间多开展一些交流，邀请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祖国大陆看一看，感受中华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陈庆元说。陈永宝在论坛上做主题分享厦门理工学院讲师陈永宝博士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在两岸求学生活的经历让他更深切体会到了两岸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台湾执政党在岛内施行一系列‘去中国化’的举措，是受到台湾很多学者抵触的。”他还表示，如果两岸研究成果的书籍史册能够互通借鉴，可以避免很多重复性的劳动，共同推动国学研究向前发展。郭士纶（台湾）在论坛上做主题分享“两岸同源同种，国学是联结两岸的重要桥梁。”来自台湾的郭士纶现任职于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她表示，两岸国学论坛让她看见了海峡两岸在促进交流方面的努力，她相信通过两岸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探讨，能够加深两岸之间的认识，呈现给彼此一个更真实的面貌。平潭正旺小学青年教师郑声云平潭正旺小学青年教师郑声云在聆听了各位学者的演讲之后，愈发深刻地感觉到国学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教育的必要性，她说现在大陆的学校里开展了很多古诗词、经典诵读等比赛，在不断加强国学教育的力度，“这次两岸国学论坛的活动举办得特别好，希望能得到更广泛的推广，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第三届两岸国学论坛10月31日开幕，为期两天，11月1日下午圆满落幕。两岸60余位国学名家齐聚岚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文化认同。第三届两岸国学论坛来源:台海网

2020年5月20日下午，中国国学研究院浙江孝文化分院专委工作推进会，在宁海邬家庄园举行。中国国学研究院浙江孝文化分院院长邬国贤、常务副院长麻绍勤、副院长储继彬、副秘书长杜玉生和谢二梅，以及各专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深入研究孝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核心价值，努力拓宽孝文化的传播。以孝文化底蕴为根基，大力发展以“尽孝驿站”为基本经济体的孝文化新业态，实现孝文化资源与现代旅游的深度融合，逐步做大做强孝文化产业，为传承和弘扬中华孝道文化添砖加瓦。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分院工作目标：打基础，传孝道，树品牌，促发展。即扎实开展队伍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和传播渠道等孝文化分院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积极运用讲座、线上、公微等新媒体和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努力向公众传播慈孝文化，尽快树立起“中国国学院浙江孝文化分院”良好的品牌形象，全力推进“尽孝驿站”加盟酒店队伍的不断壮大，促进孝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助推中华孝文化的永续发展。会上，邬国贤院长充分肯定了倡议“尽孝节”的重大意义。这是一件于国于民的大好事，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在如今国家被西方文化严重侵蚀的背景下，设立属于中华民族的尽孝节，可以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稳定社会大局，激发人民的民族骄傲起到特殊的作用。邬院长还强调，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但中国国学院浙江孝文化分院对于孝文化的宣传和传播丝毫不能松懈，要积极推进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出好一本书（院刊）：广泛发动和依靠广大理事，研究和挖掘孝道文化和文旅产业的深厚底蕴与产业前景，以及各自在践行孝道文化和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人人动笔，不拘文体，集思广益，汇编成刊，进行分发。二是上好一堂课（传播孝文化），并在各位理事中物色和培养“中华孝道宣讲员”，适时组建“中国国学研究院浙江孝文化分院中华孝道宣讲团”，积极走进学校、机关、社区、企业等地，举办“中华孝文化大讲堂”，开展孝道文化及其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宣讲。三是演好一台戏（以孝文化为主题的“尽孝驿站”春晚）。要广泛发动和依靠各位理事的艺术才华，紧扣中华孝道文化及其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这一主题，建立机构，分工合作，策划、编排和演出一台独具特色的“春晚”。同时，启动组建“中国国学研究院浙江孝文化分院艺术团”。会议还就重点工作明确了分工，提出了目标和任务，并要求各专委会在6月1日前，拿出各自工作推进的书面方案。会议号召，各位理事和广大会员，要广开言路，群策群力，为2020年下半年的工作推进贡献聪明才智，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孝道文化，促进孝道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而添砖加瓦。最后，感谢各专委会成员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本次会议。祝愿在2020年和更远的未来，中国国学研究院浙江孝文化分院和尽孝驿站都能欣欣向荣，扶摇直上！

1946年3月齐鲁大学完成复校，流亡各地的齐大师生陆续返回济南，年底正式开课。但是直到第二年底滞留成都的部分师生和教学器材、书籍才全部返还结束，复员工作宣告完成，学校的重建工作始得展开。空缺一年多的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也得到任命，由考古学家吴金鼎兼任。遗憾的是，此时的吴金鼎已身患重病，无法坚持工作，加之到1948年国内战争爆发，为躲避战乱，立足未稳的齐鲁大学师生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南迁至杭州和福州办学，直到1949年秋返回济南。而吴金鼎因病于1948年秋去世，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再次成为空职，直到1952年齐鲁大学撤销再无补缺，齐大国学研究所也成为历史。曾经大师汇集、群星璀璨、成果丰硕、辉煌一时的齐大国学研究所，无论在中国教育史还是国学整理研究上，都留下深刻的齐大烙印，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前面已经写到了刘世传、顾颉刚、钱穆、严耕望，为齐大国学研究所作出贡献的还有吴金鼎、胡厚宣、张维华、孙伏园、杨向奎等学术大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共同铸就了齐大国学研究所的一时辉煌。胡厚宣193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被傅斯年招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参入安阳殷墟的发掘，1940年应顾颉刚邀请转任齐大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中文系和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在齐大工作期间，是刚过而立之年的胡厚宣教学、研究最为出色的时段，先后发表了16篇有影响的文章，出版8部著作，对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大陆甲骨研究第一人”。他自己曾说：“我研治甲骨文字近六十年，对材料的搜集非常注重。早年罗振玉曾谓：‘材料之搜集，尤重于已经。’郭沫若亦云：‘秘而不宣，与藏之地下何异。’抗战时期，我离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来到成都，在齐鲁大学教书。讲课之余，除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续集（1945年）六册外，我还把搜集的甲骨文资料辑成《甲骨六录》出版（1945年），另编辑两本《战后平津所获甲骨集》（1946年），再加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中收《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共收甲骨1242片。抗战胜利，我由成都复员到上海，任教复旦大学。”1911年出生的胡厚宣是河北望都县人，在复旦大学任教十多年后，调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与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983年分13册正式出版。1995年长逝于北京，留给后世等身巨著。长胡厚宣一岁的杨向奎与其同时期受邀进入齐大国学研究所，就读北大时跟随顾颉刚研究经学，对《诗经》《尚书》《左传》等文献进行过深入研究，兼顾研修中国古代史。顾颉刚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发展到怀疑中国古代史，形成影响史学界的“古史辨派”。杨向奎不同意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史有几千年的历史，表达了作为一个学生“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唯师不唯上的求实精神。顾颉刚也是宽容地看待学生的不同见解，不仅没有疏远杨向奎，而是在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之后力邀杨向奎一起共事，担任助理研究员。除了协助顾颉刚做好所里工作，杨向奎还利用假期到都江堰进行考察研究，写出《李冰与二郎神》一稿。在《责善半月刊》发表《论“以祖配天”》《谈礼》《跋玉皇张姓考》等七篇论文，受到顾颉刚的好评，论文数量居本所年轻学者中前列。抗战胜利后，杨向奎受聘山东大学担任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文史哲》杂志主编。1957年调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论》《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西汉经学与政治》等大量学术著作。2000年在北京逝世。孙伏园在齐大的正式职务是国文系主任，但同时在国学研究所兼职。毕业于北大的孙伏园，曾经两度跟随鲁迅读书，他的最大贡献在报纸的副刊，五四时期著名的《晨报》副刊就是在他的主编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团结了李大钊、瞿秋白、马寅初、蒋梦麟等一批社会精英，以及鲁迅、冰心、郑振铎、林语堂等著名作家，被报界称为“副刊大王”。1936年鲁迅去世，孙伏园撰写对联以示哀悼：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用鲁迅所著书名和主编刊物串联起来，构思精巧，被称为最贴近鲁迅一生的悼念对联。1966年孙伏园逝世，享年72岁。张维华毕业于齐鲁大学，留校教书，1931年燕京大学研究员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洪业，毕业后回到齐大任教，1936年到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1939年再次回母校工作，一直到1944年。其间曾在历史系任主任，兼做齐大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完成《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书稿，作为齐大教材石印出版。1948年到迁校杭州的齐大，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并实际负责吴金鼎去世之后的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工作。1952年齐大撤销，张维华到山东大学工作，与杨向奎同事，并称山东大学历史学科“八大教授”之一，科研教学双丰收。1987年在济南逝世，享年85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从设立到撤销，前后虚实共存在了十多年的时间，创造了延揽人才、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辉煌。是以顾颉刚、钱穆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用忘我、汗水、心血、勤智、敬业的精神，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理应记在心中，写在流传百世的经典之中。（大众日报客户端 许志杰 报道）

《文献》2020年第4期封面书籍史研究专刊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代导言） 程章灿《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 王传龙内容摘要:关于《思溪藏》的刊刻事项,包括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要主持者等等,仍有许多被学者广泛接受的观点存在讹误。本文将证明思溪圆觉禅院并非《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地,而首任主持怀深虽然列名刊记之中,但对经藏的雕刊工程几无贡献,真正的劝缘者是净梵和尚。《思溪圆觉藏》的开雕时间应当在大观四年(1110)之前,完工于绍兴二年(1132)四月,前后历时二十馀年。《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即为《思溪藏》最初的入藏目录,元伟不仅是此目录的编集者,也是圆觉禅院实际的建立者。而《思溪资福藏》是一个伪命题,资福禅寺从未参与过《思溪藏》的补板与增刻。关键词:《思溪藏》　圆觉禅院　《思溪资福藏》　怀深　净梵作者简介：王传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哲学。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 丁红旗内容摘要：现今所能见到宋时较全面的刻书价格史料,主要有《小畜集》等七种,但这些史料的解读因角度、计算方式、视野等不同而呈现差异。从镂版的一些关键信息———刻书史料的性质、纸张价格、刻字工价等,可以推知这一时期刻版的利润,至少能维持在40%的高位。与此相连的是刻工的生活:开禧北伐之前,除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温饱问题,还能有不少结馀;之后,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但仍能维持一家的温饱。横向比较,刻字仍旧是一项待遇很不错的技术工作。这一结论能改变传统一些不无模糊的刻书观念。关键词:纸张价格　刻字工价　利润　刻工生活作者简介：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汉魏六朝唐宋文学文献学。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王赫内容摘要：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关键词:丰坊　伪书　作伪 　明代经学 　明代文化作者简介：王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明清思想文化史。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 俞士玲内容摘要：李贽一生“随手辄书,随书辄梓”,以著书刻书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展开思想争鸣,同时告知世人自己的行踪,以此维持一位活跃思想者的曝光度,也以图书生产解决生存困境并作为身后遗产。李贽尽量自刻己作,掌控出版权,确保一己思想的准确表达,也确保图书生产能始终跟进自己的思想进程。其万历十八年和二十八年刻《焚书》的不同堪称明证。对于书坊刻书,他并不强调作者著作权,但抱怨对方事先不告知、事后不赠书;对自己意欲合作的书商,则尊重对方的决定权。李贽图书生产绝不能仅在商业刻书框架下进行讨论。判定假托李贽之作以及逝后横空出世的“遗书”的真伪,并非研究的终点,其中呈现出李贽及其思想的抗逆性和形塑力同样值得重视。关键词:明代　图书生产　思想争鸣　李贽　《焚书》作者简介：俞士玲,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魏晋、明清文学文献。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 蔡燕梅内容摘要：尺牍选本的编刊在明末成为一时风气,经历鼎革之际的急剧衰退,继而于顺治末康熙初年再次兴起。其中,清初新刊的三部尺牍选本《尺牍初征》《尺牍新钞》与《尺牍新语》非常盛行,大获商业上的成功。以上各书皆以“新”为编纂旨趣,足见对原创性之重视,但又有研究者指出《新语》是对《新钞》的恶劣“盗版”,二者之编刊存在复杂的纠葛关系。那么,为何“盗版”能如此畅销,又如何在续编的出版上抢占了先机? 显然,将《新语》三编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背景之下,详细考察其编纂问题,才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语》初编以刊本著作为主要材源,并加入少量包括编者在内的时人作品,这是承袭明末尺牍选本中十分常见的手法;为提升选本的商业竞争力,《新语》续编采取以下策略:充分发挥编辑群的人脉资源,获取大量时人作品,并在评点等副文本中披露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过程,借此与读者进行良好的互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该系列尺牍选本在取材与编法上的新变反映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发展的脉络。选本对收录作品篇幅长短倾向的调整,一方面是清初文坛主流的古文观念波及尺牍文体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怕是尺牍文体自身的缺陷难以克服,选家试图借助文体边界模糊的“书”文体作品来增强选本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关键词:《尺牍新语》　编纂　尺牍选本　商业出版　文体观作者简介：蔡燕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东亚汉籍。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 刘仁———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例内容摘要：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 对“私” 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关键词:明清文化　国家认同　知识　丛书　张潮作者简介：刘仁，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献与文化。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 韩李良内容摘要：“清六通”曾经武英殿“刊版颁行”,这是清代武英殿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其具体刊印于何时,却无明文记载。后世虽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在乾隆年间刊竣。然前贤意见与殿本“清六通”书中内容多有抵牾。更关键的是,殿本“清六通”书中已避嘉庆讳,说明其在乾隆时并未刊竣。通过进一步考察殿本“清六通”卷首所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清六通”职名表,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藏相关内府刻书档案,可考证出“清六通”刊刻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嘉庆年间完成的。关键词:“清六通” 武英殿本刊刻时间　内府刻书档案作者简介：韩李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及清代经学史。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考 南江涛内容摘要：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通过细读《徐乃昌日记》和相关资料,可以确定徐氏是影写付刻,而非原书上板覆刻,其所用底本并非北大藏徐乃昌旧藏本,而是刘承幹旧藏本。徐乃昌影刻此本的用途,更多是作为“礼品” 书。成功造就这一出版佳话,有赖徐乃昌严谨有序地确定底本、负责认真地校勘以及陶子麟团队高技术的刊刻等多方面因素。考察这些细节,对研究民国传统刻书和出版史不无裨益。关键词:徐乃昌　《玉台新咏》　《徐乃昌日记》　覆刻　影刻作者简介：南江涛,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出版史。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 郑云艳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史。由于币制改革,“元”在不同时期币值并不相同,再加上《永乐大典》流通时常以外币结算,故不能单凭价格数字判断书价。经过综合研究发现:清末民初该书开始进入书籍流通市场,但价格不高;而此时外国人已开始有意搜集该书残卷,且出价颇高。1920 年代以后,《永乐大典》流通价格逐渐水涨船高,此时国内外竞购局面逐渐形成。1930 年代是该书价格普遍上涨最为迅速之期。到建国之后,该书残卷逐渐向大型藏书机构集聚,但在国际上该书的市场交易案例仍时有发生。关键词:书价　《永乐大典》　物价史　中外交流史　汇率作者简介：郑云艳,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文献学和书籍史。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合影。一排（坐者）右二为资中筠，二排右八为文洁若。供图/受访者）1946-1952：“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光本刊记者/宋春丹发于2020.8.31总第962期《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7月，西南联大停办，清华大学迁回北京复校。当时，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学生、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之子张文朴正因病休学在家，住在清华园新林院。休学期间，他在校园内旁听过两次陈寅恪讲课。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直接大段《二十四史》，一旁的助教王永兴将之写在黑板上。陈寅恪的博闻强记，让张文朴叹为观止。那时他还不了解，陈寅恪曾是久负盛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一年后，病情初愈的张文朴转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见证了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煌。“白云扶着的紫气”张文朴进入清华文学院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绝响。王国维1927年自杀，梁启超1929年病逝，赵元任常年在外调查，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1929年7月，清华停办国学研究院后，陈寅恪进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主持国学研究院工作的吴宓则进入外文系。清华文学院1928年成立。当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国立清华大学”，设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其中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后改属法学院），由此开启了硕儒辈出的难以超越的时代。抗战胜利后复校的头两年，西南联大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依然举行联合招生考试。1946年，英文考试题目为作文《解剖一只麻雀》，国文考试要求写一篇题为《学校与社会》的作文，并解释四个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三万多名考生共录取一千名，但各校录取分数线不同，清华最高。文洁若被第一志愿清华外国文学系录取。英若诚、闻立鹤与文洁若同班。她曾听闻立鹤讲，他父亲闻一多遇难时，他扑到父亲身上掩护，结果自己也中了一枪，大难不死。1947年，资中筠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因发挥失利，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但她决心坚定，大二时通过转学考试如愿入读清华外文系。资中筠的同班同学中，不少跟她一样是转学而来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女冯钟璞在南开大学读了两年后通过转学考试进入，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读了一年先修班后考入清华。第一堂散文课，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选择外文系》。资中筠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认为每一种文字都像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一扇扇通向无尽的知识宝库之门；我又深感我国的文化无比光辉灿烂，却不为世人所知，这金钥匙多数也可以使中国文化通向世界。”此文获得了最高分。每天，资中筠在宿舍、课堂、图书馆和音乐室间四点一线。文洁若的课外时间也全泡在图书馆。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用贵重的软木铺就，走路无声无息。在这里，文洁若将郭沫若的《女神》译成英文，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和家灶》译成中文，以此练笔。大家每晚都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才回宿舍。宿舍晚10点熄灯，很多学生备着油灯继续读书。清华图书馆前种着紫荆花。清华校徽以紫荆色为底色，刻有“清华”两个白字。文洁若一直保存着当年的校徽，反面刻着她的学号350003。清华校旗亦为紫白两色，闻一多曾释之为“白云扶着的紫气”。当时外文系流行一首英文歌，其中有歌词：“O Tsinghua, fair Tsing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啊，清华，美丽的清华，我校光明远大，我心忠于白云紫气。）外文系设的多是文学课程，如散文课、英文名著、英诗歌、希腊神话、圣经。休斯夫人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是资中筠和文洁若最喜欢的，狄更斯的小说资中筠绝大部分都读过。雷海宗讲授西洋通史课。世界史教授刘崇曾对学生说：“你们选世界史课，最好去选雷海宗的。他的课讲得出哲学味，我讲不出来。”雷海宗讲课时会将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做比较，如公元某年相当于鲁哀公某年，这对资中筠启发很深。彼时钱锺书和杨绛刚回国不久，钱锺书讲授西洋文学史，杨绛教授西方小说。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清华外文系的毕业生。杨绛曾说，他们夫妇认为中国大学里外文系最好的就是清华，所以决定接受清华的聘任。钱锺书上课不用讲义，站在讲台上便滔滔不绝，学生只能拼命记笔记。他讲到哪一部分，就把阅读参考书目写在黑板上。每学期不设考试，交三份读书报告来判定成绩。相比钱锺书的尖锐，杨绛性格温和，讲课轻声细语，学生们以她的名字为谐音给她起了外号“young lady”。文学院还有一些外籍教授。讲英国诗和英国文学史的美国教授温德曾是杨绛就读清华时的导师，他同情共产党，国民党抓捕进步学生时，很多人在他的保护下逃过一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外籍教授纷纷离校，一直对美国政策持批判态度的温德则留了下来。他每周末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放唱片，多为西洋古典音乐。他家的大客厅里只有一套沙发，没有椅子，很多人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倾听。1951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欢送毕业生，于清华胜因院10号金岳霖家门口合影。后排站立者（左起）为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张岱年、王宪钧、金岳霖、邓以蛰、任华、冯友兰，前排右二为羊涤生。供图/受访者未潮流者谓之不入流1947年张文朴就读历史系时，教中国史的老师已清一色是清华历史系创始人陈寅恪的学生，如秦汉史教授孙毓棠、魏晋南北朝史教授周一良、宋史教授丁则良、元史和清史教授邵循正、明史教授吴晗、专研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讲师王永兴和专攻近代史的两位助教陈庆华、张寄谦。其中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是陈寅恪的助手。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起，陈寅恪常开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等十多门。他懂印度文、巴利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在课堂上也会随时引用。他的每一种研究都有指导思想，学生听课要结合很多辅助资料才能领悟。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和小考，只有学校常规考试，从不给学生不及格。陈寅恪的思想观点为清华历史系奠定了史学传统。在他看来，“身、心、家、国的一致性”是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核心。他主张“预流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历史系一年级必修课之一是“中国通史”，由吴晗讲授。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加入民盟，与张奚若关系密切，在北京常与张奚若在张家屋后的筒子河钓鱼。吴晗政治上反蒋，信奉马列主义，但在课堂上是纯粹的学者面目，不借古讽今。他讲课不完全按朝代划分来讲，而是选择官职、社会形态、经济状况等专题贯通来讲，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专题。有同学经常旷课，吴晗的课从没旷过。清华历史系的教材选用也别具一格。那时大多数高校使用中华民国教育部指定教材或教师讲义，指定学生阅读相关“学术名著”，如讲“唐史”指定学生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明史”指定学生阅读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等。清华历史系则讲求“正本清源”，不用“部定教材”，也不提倡读“学术名著”，而是让学生直接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原著。张文朴记得，邵循正讲授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他是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讲课喜欢分享研究心得，引人入胜。他身体瘦弱，讲着讲着就要坐一会儿，有时还要吸一口烟。“教育要追求应然”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渐在高等学校实行课程改革。实际上，1949年1月北平解放，清华被接管，人事、课程、思想等方面的改造就开始了。课程改造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方向转向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系以培养文教和文艺干部为主要任务。外文系原来以英文为主要外语，俄、法、德、日为第二外语，注重文学素质培训。教改后，外文系分设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主要任务是培养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人员。很多学西方语文专业的学生要求转到俄语专业，将这视为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论述“语言没有阶级性”，说服他们安心留在原专业。一位法文口译教授被借调参加了高规格国际会议的法语翻译工作，回校后宣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尤其是口译人才，被外文系师生视为笑谈，也令其他教授所不屑，甚至遭到钱锺书的讥讽。1949年9月，冯友兰辞去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辞去历史系主任，分别由金岳霖和吴晗继任。9月26日，吴晗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1950年1月，吴晗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清华文学院存续的24年里，冯友兰担任了18年院长。资中筠与冯钟璞关系要好，常去冯家。在资中筠看来，文学院教授大多个性鲜明，各具锋芒，甚至文人相轻，常有矛盾，要做好这个院长绝非易事。她觉得，冯友兰学问能服众，是少有的真正能称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而且为人正派温和宽厚，兼容并包，有老派儒者风范，因此能让文学院中人和睦共处。冯友兰数次在清华面临困境时被推到代理校长之位，维持局面，扭转形势，但从未被正式聘为校长。解放前夕，清华一度到了无法开出工资的窘境，也是他临危受命。资中筠说，冯友兰不仅行政才干突出，能带动学校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位具备完整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她对《冯友兰论教育》中一个观点感触颇深：“政治是处理已然，教育要追求应然。”1949年夏，过完暑假回校的资中筠强烈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外文系的三十几名学生，有一大半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离开了学校。校园里到处在唱《解放区的天》，政治学习增多，团组织也频频开会。经济学家王亚南受邀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大课，每个系派一名助教指导，学生分组讨论，这是资中筠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陈毅也到清华作报告，强调解放军进城后的统战工作，他说：“人家说我们右，我们就是右了怎么了？”1949年，17岁的韩家鳌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为迎接开国大典，他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几乎被学革命歌曲、准备游行等各种活动填满。赵淑华本是历史系学生，二年级时转到中文系。她回忆，当时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向工农兵倾斜。她班上20名同学，约三分之一出身于工农家庭。“旧学”的地位开始动摇。中文系新生鲜有好学古代文学的。为应对考试，韩家鳌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线装《诗经》，一旁做题的工科生投来异样的眼光，让他很不自在。中文系里星光熠熠。中文系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广田教现代散文，余冠英教《诗经》，吕叔湘和朱德熙教语法修辞，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教新诗，王瑶讲中国新文学史，季镇淮讲古籍导论，马汉麟讲音韵学，吴组讲现代小说史，郭良夫上习作课。还有一些兼课老师，如艾青讲授现代诗，何其芳讲授文艺学。在频繁举办的专题讲座上，韩家鳌听胡风讲过鲁迅，听郭沫若朗诵过自己的诗。李广田是诗人、作家，讲课不限于理论，引人入胜。他的课总有七八十个本系和外系学生来听，这在大一文科中比较罕见。也是在1949年，羊涤生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哲学系1929年建系后发展迅速，到30年代已是名师云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被称为“新实在论”学派，即清华学派。羊涤生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逻辑分析，都有家国情怀。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金岳霖先后担任哲学系主任，两人关系密切。解放初期，一批老知识分子尤其是冯友兰、潘光旦等民盟成员都被要求作检查，由年轻老师和学生审查提意见，冯友兰和潘光旦屡次不过。金岳霖闻之和冯友兰抱头痛哭。金岳霖讲授形式逻辑，带学生念英文原著，选修的学生很少。每周六，他会换一身西装，将皮鞋擦得，直奔梁思成和林徽因家而去。50年代初，受苏联极左思潮影响，形式逻辑受到批判。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为全校学生讲政治大课，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批判形式逻辑，金岳霖总结时说：“艾思奇讲得很好，好就好在他讲的都符合形式逻辑。”羊涤生听说，之后艾思奇几天没睡好，后来金、艾二人成了朋友。那时，有的老师讲西方哲学史，每讲一个哲学家，都要贴个标签，说明他代表哪个阶级。王宪钧讲“二难推理”时提到逻辑史上著名的“半费之讼”。一对师生签订合同，老师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学生先付一半学费，若第一次官司打赢，再付另一半学费。学生毕业后一直不打官司，老师得不到另一半学费，打算起诉学生。学生对老师讲，如果你了，按合同我不用付另外一半学费；如果你输了，按照判决我也不用另外一半付学费。因此无论官司输赢，你都拿不到另外一半学费。80年代，在清华教形式逻辑选修课的羊涤生去北大找王宪钧。对于“半费之讼”困境，他有了破解之道：如果第一次打官司后学生不付学费，老师可以再次起诉他。因为学生既然赢得了诉讼，那就该支付另一半学费。“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资中筠正在做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锺书。她最初的题目是《中西小说之比较》，因框架太大，被钱锺书改为《从西洋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中国小说》。钱锺书没有为她开列参考文献，只建议她看自己在这方面的著述。当时清华园内从军热潮高涨，学校大礼堂几乎一天一场大会，号召参军。资中筠深受感染，决定放弃一切报名参军，但未获批准。清华95％以上学生报了名，但只有50人获准。国家规定，三四年级工学院和外文系学生不予抽调，为国家建设做储备。此外，在“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中，外文系师生是重点。资中筠作为外文系毕业班“总干事”，被同学们推举，代表全系向系主任吴达元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结果被驳回。吴达元说：“清华是要做毕业论文的，你们不想做可以转到外国语学院去。”1951年，国家开始实行就业统一分配，各高校毕业生统一集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报告。清华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朱镕基带队，北大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胡启立带队，与北师大毕业生同住在原辅仁大学的校园里，白天听报告，晚上回来搞文娱活动。周恩来和各部部长为这批毕业生作了十几个报告，介绍了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情况。资中筠记得，报告中说，400个农民的辛苦劳作才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每个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因此大家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最终，清华外文系的十余名毕业生被分配至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局、公安局等单位，资中筠和冯钟璞被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外文系学生公认的理想去处是文学研究所，但几乎无人如愿。不久后，资中筠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冯钟璞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两人自此走上不同的职业道路，资中筠成为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冯钟璞成为著名作家，笔名宗璞。1951年，历史系主任邵循正有意让张文朴留校做助教，但统一分配使他的留校治学梦破灭，他被分配到教育部人事处。后来，张文朴进入外交领域，曾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这一年，文洁若进入人民出版社，在那里，她认识了丈夫萧乾。这对著名的翻译家夫妇，晚年合译了《尤利西斯》，被视为文坛盛事。1951年初，韩家鳌班上的十几位同学近半数提前结束学业。有人被调到正在筹办的《北京日报》，有人被调到急缺人手的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人参军，韩家鳌被调到清华工农速成附属中学任教。直到清华文科重建后，他才担任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正式拉开帷幕。除二十多人外，清华原有的文、法、理各系全部调整到北大等单位。北大、燕京两校的工学院调整到清华。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院系调整前，赵淑华被调去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调整后随这个班迁至北大，复学梦碎。这个专修班一路变迁，后建成北京语言大学，她也在该校的教授岗位上退休。1952年，羊涤生南下参加土改后回校，被留在清华党委机关工作。此时，他的13名同学大多已转系或并入北大。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国内所有高校哲学系全部撤销，一律归并北大，金岳霖担任系主任。羊涤生说，这事实上就是集中改造思想。金岳霖曾说，这个系主任不知该怎么当，每天去上班，坐在办公室也没人来找。不久后，金岳霖带领沈有鼎等一批人调到社科院。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蒋天枢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建议清华大学建成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陈云将此信转给相关部门。1983年3月，清华党委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建议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经批准，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科筹备小组。羊涤生调进筹备小组，筹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后担任副所长。一次，羊涤生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以及金岳霖和王宪钧的学生、洛克菲勒大学终身教授的王浩同桌用餐。高景德说：“院系调整有当时的道理，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王浩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当时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反正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干的。两校各有特点，干吗非要合并？”清华大学逐步复建了外语系、社会科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等文科学系，1993年底恢复历史系建制，2000年复建哲学系。现在的清华，分别设有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清华源远流长的文科教育的生命，得以重新孕育。清华文科复建后，提出秉持“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羊涤生说，这正是清华学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