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考博

他说:“从“文明”到“蛮荒”，我们一步一步往后退，已经走得太远。就像鸟，越飞越远，出自寻觅的本能，但现实中大部分人停在一处就不飞了。”他是一位北大高材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条康庄大道就在脚下，但他却脱离了北大承包荒山2500亩，与世隔绝，过上了隐居生活，如今又回归社会，他就是那个让人无法理解、捉摸不透的王青松。康庄道路上的坎坷王青松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成功通过高考进入了北京大学。他品行端正，一入学就担任团支书和学生干部，而且上学期间总是西装革履，给人一副老大哥的形象，入学之前他就已经担任河南信阳政府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经历为他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帮助。经过了他不懈努力，他拿到了北大国政系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国内流行养生学，而王青松崇尚老庄的思想，且从小习过武，这使得他在养生方面如鱼得水。因此迷上了养生学，还在北大开启了养生课。养生课为他赢得了名声，赚得了财富。在养生课中他也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张梅，她也在北大任教，二人都是教师中的精英，高级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切都顺利进行时他在考博的路上却遭遇了挫折，第一次报考哲学系的博士生，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却被学校无故拒之门外，第二年，王青松不服气又报考法律系，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大学的接受。这令王青松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此时的他几近崩溃，面对这种情况，有人的会选择再次挑战，有的人会选择寻求原因，而王青松却选择了离开。而且学校评职称这件事上，张梅五年都没评上讲师，再加上计算机在国内一些高校流行起来，学校要求教师利用计算机教学，但张梅不喜机，种种原因使夫妻二人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而王青松两次考博无故被拒之门外成为二人隐居的导火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夫妻二人辞职后，为了追求无污染宁静的大自然环境，夫妻二人来到了大山深处，通过一番努力，得到了2500亩土地50年的使用权。王青松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开垦荒地，种植，养殖，亲力亲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绿色生态环境，远离城市的污染与喧嚣。王青松夫妇认为每次劳动出的汗都是在排毒，养生。虽然他们过着辛苦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园生活，但他们甘之如饴，乐在其中，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洗涤。有时亲朋前来拜访，也需入乡随俗，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使用草木灰和香皂洗手沐浴，不用外面世界充满各种化学剂的清洁工具，就连他们吃饭用的筷子都是树枝，不然在王青松眼里就是他们带来了城市污染，污染了这片净土。即使妻子怀孕，为了让妻子和孩子都不受外界污染，王青松告诉帮忙做事的工人保密并承诺不说出去有奖金，而且王青松还亲自为妻子接生，保证了给孩子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他们的儿子也随他们一样不与外界接触。儿子的学习由夫妻二人亲力亲为，他们都是北大高材生，教育一个孩子绰绰有余，因此他们的儿子的知识面也较其他孩子广，体能也较城里的孩子强，他们的儿子没有打过疫苗，不用吃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但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他们的儿子与外界接触时会觉得格格不入，导致儿子的生活不便。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后来，王青松的一位富豪朋友来看望他们，得知他们的现状，富豪嚎啕大哭，说“你们缺多少钱我都给，不能这样虐待我们北大的博士。”并劝说他们回归社会，给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王青松也认识到儿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服从王青松夫妇的选择，隐居是王青松夫妇的意愿，并非是儿子的人生，所以王青松有了回归社会的想法。在这数十年的隐居生活中，王青松夫妇的积蓄350多万差不多花光了，他们面临着经济危机。2011年，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归社会。回归社会后，他们发现一切都与十几年前有许多的不同，计算机的普及，便捷的网络，快捷的交通，而王青松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也改变了他的思想，那么王青松如何在喧闹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呢？对于儿子，王青松和妻子开始教儿子使用学校的通用课本，使儿子慢慢的适应新的学习。虽然之前他们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两个北大的高材生教的大多都是国学课程，而不是像中小学课程一样，但也为儿子积累了浓厚的文学素养，使他更能适应新的学习，在学习中能够更好的发挥。起初，王青松并不适应新的生活，他的思想已经和社会脱节，工具的进步加大了他们融入的难度。但是王青松并没打算长期回归社会，他认为回归三年足矣，不仅可以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能够为以后更好的“桃花源”做准备。结语王青松的回归对社会未尝不是件好事，夫妻都是高材生，他们可以在回归社会的时间里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从回归社会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王青松思想的进步，“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十几年前他选择了归隐田园，逃避他厌恶的世界，但即使逃避，这个世界还在正常运转着，十几年后他选择回归社会，说明他可以在社会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大隐隐于市”，真正的隐士并不是放弃所有，而是在车水马龙的嘈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内心的清静。而不是只追求环境的清静。人生没有固定答案，没有说哪个选择一定对，哪个选择一定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遵从自己的内心。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引言：《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里的庞灵，每天只做一件事情：看着仪器报时辰！看上去，庞灵像一个高级的“更夫”，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吃着朝廷俸禄的国家干部，而且还是唐朝的博士。博士担任着“更夫”，看上去似乎有些奢侈！但事实上，在唐朝不仅有庞灵这样的“刻漏博士”，还有“按摩博士”、“兽医博士”、甚至还有负责算卦的“卜博士”……事实上，这些博士全部都是唐朝职业教育的一部分。那么，究竟唐朝博士哪家强？唐朝职业教育哪家强？有多强？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一看究竟。一、职业教育中的“博士”事实上，最早的博士来自于秦朝，经过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唐代博士种类和人数已经在前代的基础上增加和丰富，但是并不如现在这样多如牛毛。01.“博士”的起源古代“博士”的官职起源于秦朝，《汉书》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董仲舒向汉武帝推荐了儒学以后，汉朝开始设立“五经博士”，但五经博士主要推广儒家经典，政治地位很高，有时甚至会晋升为宰相，因此，这个官职并不属于“蓝翔技校”序列。发展到两晋时期，博士一职依旧以解释和传授儒学为主。南北朝时期，博士开始出现专业化、职业化的趋势。《南齐书》记载，南朝齐武帝时，前朝的宫女韩兰英善于书法，齐武帝任命她为博士，教授“六宫书学”。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职业教育，于是开始出现了多种专业的博士。02.唐朝博士品类唐代的太常博士、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继承了汉代以来五经博士的传统，他们熟悉儒家学问，负责传授儒学，是所有的博士中影响最大，表现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淳风，自幼博览全书，同时精通“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在贞观年间曾经担任太常博士。一代文豪韩愈，也在元和年间担任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属于礼部、太常寺序列，负责祭祀、治礼等业务。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四门博士负责教授官员子弟学问，隶属于国子监序列。同样隶属于国子监的还有：律学博士、算学博士、书学博士，负责教授正八品以下官员子弟法律、计算和书法。可以看出，属于礼部和国子监序列的博士，主要涉及的领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国学、数学、法律三个大类，而这三种门类的学问，在很多时代都是显学，唐代也不例外。03.蓝翔属性博士相对于国子监和礼部的博士，唐朝“职业教育”序列的博士，政治地位相对较低，但其实，这些博士专业重要性被低估。这些自带“蓝翔属性”的博士职务，主要来自于太医署、太卜署、司天台、太仆寺等职能机构，分别负责传授相应的技能，以及服务于宫廷和政府。庞灵担任的刻漏博士，属于司天台序列，主要负责报时，所以《长安十二时辰》中他至少要出现十二次，因为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属于太医署序列，负责传授医学、以及为皇家贵族治病。而同属太医院的咒禁博士十分奇葩，甚至是负责为皇家驱邪。事实上，再牛的皇帝也很迷信，唐朝太卜署有“卜博士”专门负责算卦，属于玄学领域的国家级人才。太仆寺还有兽医博士，他们要培养兽医，要给皇后的那些宠物和皇帝的马看病。唐朝这些种类丰富的专业博士，倒是更像是今天大学里的各个学科的博士，没有国子博士那么光鲜，但掌握的技能却更加“实惠”。二、博士和博士的天壤之别唐朝博士之间不仅存在着科目的差别，而且不同科目的博士，在待遇、政治前途、社会地位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新唐书·职官志》、《旧唐书·职官志》和《唐六典》的相关记载，说明了这一问题。01.有“政治前途”的博士尽管各种博士都是国家级人才，但在给予这些人才的待遇上，大唐帝国却显示出了它极大的偏见。国子监博士是负责官员和王公子弟的儒学教育，级别和地位也最高。其中，“国子博士”负责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国公子孙、二品以上官员曾孙的教育，这些子弟都是国家未来的管理者，所以作为子弟的老师，“国子博士”的级别也最高，为正五品上阶。而国子监中的“太学博士”、“四门博士”，分别担任五品以上、及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教学，所以职级稍低于“国子博士”，分别为正六品上阶、正七品上阶。事实上，任职国子监博士的，也都是饱学鸿儒，例如：文豪韩愈成为进士以后，曾经先后担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而武则天时期的状元贺知章，也曾任职四门博士。相对于国子监序列，执掌礼乐祭祀的太常博士，地位相对较低，只有从七品上阶。贺知章在任职四门博士之后，也担任太常博士。02.“理工科”博士的职业前途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四门博士和太常博士，都是儒学性质的博士，所以可以在唐朝职官体系里不断晋升。而其他序列的博士，官阶、地位相对较低。国子监和太常寺序列之外，太医院的博士地位最高，显示了皇家贵族对健康的追求。负责太医署教学的医博士为从八品上阶、针博士为从八品下阶。《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司天台刻漏博士庞灵，看上去很不起眼，实际上他的官职为从九品下阶，属于地位最低的一种博士。此外，国子监律学博士、算学博士，太医院的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太仆寺的兽医博士，太卜署的卜博士，以及地方上的经博士和医博士，全部都是从八品、从九品的官级，他们品级低微，基本上也没有进入正官体系的升迁渠道。从博士和博士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唐朝虽然开放包容，但依旧延续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重文轻理的教育理念和用人理念。三、唐朝博士哪里来？博士和博士职能不同，博士的来源也不同。01.考博士、推荐博士、授予博士在唐代，太常博士及国子监序列博士，大部分都来源于科举考试。韩愈、贺知章自不必说，唐高宗李治时期的韦叔夏，通过明经考试，后来成为太常博士。唐玄宗时期学问大家褚无量，精通《史记》和《三礼》，后来通过科举成为国子博士。另外有一部分人物，由于学识通达，被皇帝直接提拔为博士。《旧唐书》记载专治《毛诗》的文懿，得到唐高祖李渊的赏识，成为国子博士：文懿者，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历国子助教。时高祖别于秘书省置学，教授王公之子，时以文懿为博士。文懿尝开讲《毛诗》，发题，公卿咸萃，更相问难，文懿发扬风雅，甚得诗人之致。贞观中，卒于国子博士。有直接任命，也有推荐的博士，《旧唐书》中的徐岱博学多才，大历年间先被转运使刘晏举荐为校书郎，建中年间，又被礼仪使蒋镇“特荐为太常博士，掌礼仪”。02.家传博士、师徒相传有皇帝直接任命，有朝士举荐，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博士，太常博士和国子监博士的地位可见一斑。相对于文官序列的博士，偏技能性质的博士，因为高度的技术性，更多的是通过师徒相传，或者家传的方式培养而来。天文学家李淳风曾经有很深厚的家学渊源，《新唐书》记载李淳风的父亲李播，弃官为道，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纂写《天文大象赋》。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刻漏博士、卜博士、兽医博士等，无一不是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官职，这些博士都是全国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所以长期的师徒相传和家学，是主要的培养渠道。四、技能博士背后的唐代职业教育一批人依靠顶尖专业技能成为博士，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程度。事实上，唐代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职业教育体系。01.中央职业教育《旧唐书》记载了中央机构太医署的职业教育体系：“医师、针师、按摩师、禁咒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此外，除太医署、太卜署、太仆寺、司天台这些机构设立职业教育外，在将作监、掖庭局有专门训练各种手工业技能的机构。太常寺太乐署的音乐教坊，是唐代宫廷职业教育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其中进行的音乐舞蹈教育，在开元盛世风靡一时。《旧唐书》记载其教育制度：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有教育培训，有考核，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唐代皇帝对能歌善舞的追求可见一斑。而《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许合子，《琵琶行》中的琵琶女，都是这个体制的培养成果。02.五花八门的地方的职业教育地方上的百姓同样对医药学科人才有迫切的需求，因此唐代在地方上推行的职业教育，主要是医学方面。武德七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天下设立官学，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州府开设医学院，设立医学博士。在地方职业教育管理上，州级管理职业教育长官为司功参军，县一级的长官为市曹、司士。这些地方长官，有权自主招聘本地的职业教师。事实上，除了需要医学职教外，唐代的老百姓同样有着浓厚的“迷信需求”，唐代政府甚至在地方设立玄学教育，其中天宝二年，唐玄宗李隆基曾经下诏，改地方“崇玄学”为“通道学”。五、唐朝“博士”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唐朝之所以称为盛世，并不只是在于有多少国土面积，或者是有多少国家财富。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才是全盛唐朝的正确打开方式。唐代的博士制度，作为唐代教育的一个部分，确切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多重需求。颇具规模的博士群体，作为全国顶尖的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也为社会创造了颇为可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那么，按摩有博士，报时有博士，算卦也有博士！究竟唐朝的博士哪家强？或许，依然是代表儒学的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太常博士们，才是唐朝统治阶层最重视的一些人。中国封建朝代忽视科技的传统，即使是盛唐也不能免俗……参考文献：刘昫等《旧唐书》、欧阳修等《新唐书》、李林甫等《唐六典》、班固《汉书》、萧子显《南齐书》、齐凤云《唐代博士官制度考》、王睿《隋唐科技教育研究》、岳德虎《试论唐代职业教育》

这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学者励志做学问的故事。他用自己一生的践行，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精神：不慕名，不图利，只为求得真学问。论家世，他出身名门，是一个地道的官三代，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是清末维新派的重要大员；父亲陈三立1892年中举后，历任吏部行走、主事，除了当官，还写的一手好诗，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美誉。他就是陈寅格，后来被称为是清华大学百年史上的四大哲人，在清华任教时被学生亲切地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01 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涯陈寅格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学渊源的环境中，自然受到了良好的国学基础教育，然而，虽然他的父亲曾是科举做官，但尤其重视新式教育。1900年，陈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金陵（今南京），其父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兼具传统课程和西式课程，还曾聘请诸多有学之士来家授课。其所倡导的新式作风，“一不打学生，二不死记硬背”，广受赞誉，甚至传到两江总督张之洞那里，也颇为认可。此后十余年间，小寅格在自家的学堂里，受益匪浅，打下了这一生扎实做学问的基础。留学日本期间与同学合影（中）02 求学问，不求学位1910年起，陈寅恪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有自费，也有公派，但因为各种原因，其留学生涯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地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历时十六年，仅各国语言就掌握了近20种。最令人称奇的是，他留学十六年，却没有考取一个学位，如果按文凭算，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的他，顶多就是个初中学历。别人问他，他并不以为然，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时间内要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可见，一个真做学问的人，连学位也不在乎了。1928年，陈寅格在上海与前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后到清华教书时，曾有学生问师母：外界传说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筼说：其实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也就十七种而已，却述尽了一个学人扎实的基本功。在国外求学期间，陈寅恪是这样度过他的一天的：每天早上，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然后就去图书馆泡一整天，连吃正餐都顾不上。在饭店吃饭，每次都点最便宜的炒腰花，别人还以为他家穷。其实以他的家境，是不愁吃喝的，只不过他是极爱读书之人，用省下来的钱都去买书了。不但自个买，还经常劝别人买，搞得身边的同学，也经常跟着他从书店一搬，就搬几大摞书回来。其用功可想而知。03 在清华教书，被誉为“四大导师”之一1925年秋，原本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大学进行大学改制，准备成立国学研究院，并听取胡适建议，采用宋、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多方聘请大师，准备把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做成传统文化研究的一块高地。四位待聘请的导师中有三位已经确定，分别是：王国维，清帝国最后一位帝师，世界级文化学者；梁启超，掀起巨浪滔天的时代风云人物，被认为是北方学术界的泰斗；赵元任，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号称“汉语言文学之父”。还差一位，梁启超力荐陈寅恪出任，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便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又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火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价值。”曹一听，不再犹豫，请。于是就有了后来清华园“四大导师”的传奇。这一年，入清华教书的陈先生，刚刚37岁，便已能得到梁启超这样的赞誉。陈寅格手稿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不讲。”后来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三不讲”教授。刚开始还有人不信他的学问，后来发现陈老师确实是学贯中西、纵横古今，在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时，甚至能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都讲得一清二楚。于是，就有不少教授慕名前来听课，包括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后来，其声名远扬，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穿过西直门，慕名跑去偷听。那是一个真正求知的年代。后来，听过陈先生课的季羡林回忆说：“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纪念一代大儒王国维离世之时，陈寅格用了以下一段话来表明自己的心志：“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后一生，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他都在践行着自己追求学术自由，扎实做学问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值得后世学人永久铭记！

当大家还在讨论“寒门难出贵子”，认为“穷人还是穷人”时，甚至认为看书没什么用的时候，10年前，一个高中学历的下岗工人，曾经做过三轮车夫的蔡伟，却利用业余时间看书，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当时，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下岗工人蔡伟1991年，蔡伟高中毕业，由于平时偏科严重，只喜欢学语文，导致除了语文之外，其它科目的成绩都考得不理想，综合分数达不到录取线，最终没能考上大学。出了校门之后，蔡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进了一家胶管厂上班，成为了一线生产普工。殊不知，蔡伟才做了3年，就因为胶管厂效益不好，下岗了。之后，他在一家超市门口摆了个小摊，勉强度日。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在辽宁锦州成为了三轮车夫，开始蹬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但是在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挣30来块钱，一个月可以挣到800元左右，比起摆地摊强多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不过生活依然比较拮据。此时，蔡伟已经下岗十几年，和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从学校出来后，经历了找工作、被下岗、摆地摊、结婚、生子，为了糊口去蹬三轮车，他的生活就是低层生活中的一个缩影，似乎一成不变，将永远这样子循环播放。然而，也就在此时，蔡伟的人生发生了180度掉头，被湖南省博物馆聘用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紧接着，在古文字学泰斗裘先生的推荐下，已38岁的他，又获得了考博的机会。之后，在2009年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蔡伟最终从一名下岗工人，蜕变成为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于201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安顺学院图书馆工作。蔡伟本是在一条看不到希望的泥泞小道上奔跑，是什么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二、看书改变了蔡伟的命运蔡伟出身普通，其父母都是工人，他却对古代典籍十分热爱，同时，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在锦州，他一有空就往图书馆里跑，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家里人不懂他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但是书太贵，他买不起，想借去复印，复印费对他来说也太贵了，最后只能抄下来。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对物质生活，蔡伟没有野心，挣的钱只图个温饱，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家里人不懂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下图是他抄写的典籍，纸页已经发黄，钢笔字已褪去了本色，扉页上的时间显示是1993年，那时蔡伟已经高中毕业两年。因为“佐子”，蔡伟结识了古文字学泰斗裘先生。高二时，他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小学”，是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后来章太炎将其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小学”作为专门的学问，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只是当代大多数人可能对其很陌生。我们对过去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认识，大多从古书中来，但古书有流传下来的，也有散佚的，还有被后世篡改的。要了解历史的全部，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发现和修正，比如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边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读懂这些文献，搞清楚真正的古代是怎样的，我们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根源又在哪里，就需要对古文字进行研究。而“小学”就是针对古文字研究而设的一门学问。于是他在国学网上，取了一个叫“抱小”的网名，有“志向小学”之意。他偶尔还会发一些关古文字研究的文章。恰好裘先生也经常上国学网闲逛，看到了蔡伟发表的文章，于是两人有了来往和交流。曾经在1997年1月，裘先生发表文章一篇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表示其中的“佐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蔡伟写信告诉裘先生“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因为蔡伟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比普通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裘先生就是被蔡伟对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学的真心热爱，给打动了，萌生了想帮他一把的想法。2006年后，裘先生在网上感觉到蔡伟有些沉寂，后来听说他为了生计，蹬三轮去了，读书时间少很多。“我当时就想，如果蔡伟因为环境不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太可惜。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先生说。于是裘先生推荐已38岁的蔡伟考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最终，复旦大学了解了蔡伟的感人事迹之后，决定破格录取了他。由此，下岗工人蔡伟抒写了一个普通百姓通过看书改变命运的神奇佳话。三、许多人通过大量阅读书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网络小说圈里有一个网名叫“落叶无言”的人，他是著名玄幻文学作品《龙血武神》的作者，年收入达百万，是小说圈里响当当的大神级人物。然而，“落叶无言”的背景学历并不耀眼，根本就是拿不出手。上世纪80年代末，他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小村庄，父亲的早逝，沉重打击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读了初中一年半就步入了社会，在一家钢铁厂上班。期间他心里嘀咕在钢厂再怎么努力，也就混个小班长，没啥前途。后来，他认知到知识的力量，于是开始看书。刚好钢铁厂旁边有一间图书馆有好几万的书，他便立志要把它看完。谁曾料，这一看，他就把几百本书看完了。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书看多了，自然能出口成章，笔下生花，他开始了转向文学的怀抱，这为他的人生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样来自家人的守望，使得“落叶无言”明白了责任两字的份量，他奋发图强，从颤颤巍巍在电脑上打出的第一个字开始，构想-推倒-再构想-再推倒，直至心中满意的作品雏形完成，落叶无言获得了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后来，《龙血武神》这本玄幻文学作品的问世，彻底改变了“落叶无言”的命运，让他从一个普通工人，一下子成为了让人瞩目的网络大神。正是这样的正能量，让越来越多的粉丝聚集在他的周围，期待着他的每一期小说的更新。无独有偶，现今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有一个头部自媒体大号——萌神木木，其创始人名叫林深之，她是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写作的小姑娘，一位截瘫患者。出生于山西的她，6岁时因意外摔伤，导致脊椎受损，从此与轮椅为伴。由于家境并不富裕，加之生病后体质弱，她并未有机会能够接受教育，因此也错过了上学的年龄。在家无聊时，她唯与书长伴。16岁时，林深之凭借自学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20岁作品登上国内一线刊物，如《青年文摘》、《读者》、《意林》、《中学生百科》等等。2015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她个人著作《女孩，你要好好爱自己》，2016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2019年她获得“山西省自强模范”。在写作之余，她也是一名阅读量过几亿的自媒体人。而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她热爱看书。四、普通平凡的我们看书有什么好？也许我们不可能有蔡伟那样的际遇，也无法登上落叶无言的大神宝座，更无法企及萌神木木那样的高度，但是通过看书，可以给我们带来以下好处：1、看书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古人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不吃饭则饥，不读书则愚”。所以说，看书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能明白事理，增强能力。多读书，通古今，晓四方，提高理解能力，才能正确分析问题，才能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2、看书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使从容自信。看书可以使人更加理性，不为喧嚣繁杂的世事所干扰，不为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喜忧，解脱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寂寞和悲哀，使胸中的积郁得到了释放，达到淡泊宁静、从容自信的心理和谐状态。3、看书可以提高文学爱好者的写作能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看得多了，驾驭文字的能力强了，想要表达的思想就能流畅的表达出来。书，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书，是知识的源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平凡的我们只有不断看书，不断充实自己，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譬如，看这五本书：《羊皮卷全书》、《墨菲定律》、《狼道》、《鬼谷子》和《人性的弱点》，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缺梦想，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缺的是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极强的处世能力。这五本书刚好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这两种能力。并非“寒门难出贵子”，也不是“穷人还是穷人”，我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遵循了一定的原则去生活才能获得成功，从而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一生。看书或者就是我们改变命运最直接最好最廉价的方法。《羊皮卷全书》记载了经商与致富的秘诀，经过几世单传之后，才于近年被允许公诸于众。《墨菲定律》告诉我们，容易犯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不论科技多发达，错误都会发生；而且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越高明，面临的麻烦就越严重。 如何避免错误发生，从了解这本书开始。《狼道》，通过对狼的优秀素质和卓越精神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一个人如果拥有狼的这种素质，他则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令任何对手恐惧，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鬼谷子》讲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它讲述了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它是先秦时期以纵横思想为主的诸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流提供了文献资料，而且对日常交往和现实生活也有广泛的适用性，提供了基本的处事原则。《人性的弱点》汇集了卡耐基的思想精华和最激动人心的内容，是作者最成功的励志经典。阅读本书，可以帮助你解决你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你的日常生活、商务活动与社会交往中与人打交道，并有效地影响他人；如何击败人类的生存之敌——忧虑，以创造一种幸福美好的人生。看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你对看书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其着决定你人生的宽度和厚度。而学习也是最好最有效的投资，知识就是资本，知识就是财富。谁占有知识，谁就占有发展的主动权，谁的知识更新快，谁就掌握了经济的制高点。清代顾炎武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这里所说的“退”，现在理解就是不学习你就会失去机会，丧失机遇。二三十元钱就能买下这五本书，你少抽一包烟或者少买一次化妆品，买下它，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一生。点击下面链接可以购买到你心爱的书籍：

清华大学作为我国最高学府，一直是莘莘学子为之寒窗苦读多年的奋斗目标。建校一百多年来，清华园为我国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还有众多遍布各行各业的精英。像这样世界级顶尖学府，其教师团队也一直是大师云集，两院院士讲课更是常见现象。即便是在刚刚建校的时期，担任讲师的人也都是在各自领域内的大家，不是有着博士学历就是已著书良多。像我们熟知的“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对殷商甲骨文考证颇有研究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等等大人物。但是，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却聘请了既无博士文凭，也无专业论著的陈寅恪，与上述三位大师一样担任教授，当时人们将这四位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梁启超先生向校长力荐陈寅恪先生，甚至还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01博古通今——十数年留学史，却未换来一纸文凭年轻时的陈寅恪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并称为“清末四公子”，算得上是出身名门了。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陈寅恪自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地求学，熟练掌握英语、德语和日语，又对梵文、蒙文、满文、突厥语、西班牙语、藏语等十数种语言有所涉猎，同时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宗教史的研究，足以看出其学问广博，鲜有人及。但是，这些成就并未给他一纸文凭。在他眼中，似乎只为学问而四处游学，哪藏书多就去哪读书，文凭于他而言不过是一张废纸。他称：“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在清华任教期间，不止学生来听他的课，像朱自清、吴宓、冯友兰这样的教授也来旁听。陈先生讲课，旁征博引，令人佩服，故而在清华有了像“活字典”、“教授的教授”这样的美称。当时，与蒋介石讲话也翘二郎腿，狂傲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也对陈先生赞誉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先生用各种语言所做笔记02身残志坚——双目失明仍坚持讲学著作但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逐渐逼近清华园，眼见家国不幸，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誓死抗争，5天后，陈老先生离世。此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北平已不再适合学者们著书立说，学生们静心学习，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一起南迁续学。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一路艰辛，最后有了我们熟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先生随校一起南迁。此前，因为一直挑灯夜读，用眼过度，他的右眼视力逐渐模糊，友人建议他留在北平治疗眼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愿意留在沦陷区，直至右眼视网膜剥落，再难治疗。此时，日本和牛津大学都向他抛出橄榄枝，请他去讲学，但他严词拒绝，随着联大共命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南迁的路上，他最为珍贵的藏书也不幸悉数焚毁在战火中，此后，他只能凭借着自己脑中的记忆来做学术研究了。即便如此，他仍在茅草房的箱子上撰写了两部中古史的巨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但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不久之后，他彻底双目失明了。他笔耕不辍，坚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只因为史不断，国不亡！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他却永远看不见光明了，当他再由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但他拒绝了。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陈寅恪与家人03独立精神——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中山大学　陈寅恪旧居建国之后，岭南大学（即今天的中山大学）的校长对陈先生仰慕已久，邀他赴广州讲学，他欣然前往。即便陈先生身处无边黑暗，但仍坚持讲学立书。但不幸之事总是接连不断地降临在这位伟人身上，1962年，他的右腿股骨骨折，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坐在藤椅上教学。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生坚持学术的他也没能逃过被批判的厄运。1969年，陈先生一家被造反派扫地出门，停发工资，被红卫兵批斗。但他依旧没有屈服，他的书从来都用文言写作，都是竖版繁体出版，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早年留学海外，他学习了海量的西方文化，但这些都只能让他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产生了更深的依恋。他对学术的坚持令人佩服，正如他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写道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就是他一生的信仰！在人生最后的时光，目盲膑足的陈寅恪为一个在明末清初，国破家亡时代仍坚持反清复明，比七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的烟花女子柳如是立传，写下了长达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他用这部耗费10年的史诗巨著来表明心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69年10月7日，心力衰竭的陈先生于凄风苦雨中在广州溘然长逝。泰山已颓，梁木已坏，哲人已去，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这样的人物了。晚年的陈先生依旧目光如炬END.我是飞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的账号「一缕飞光」。愿你能从逝去的时光里，找到文化的价值。看完文章，记得点赞哦~参考来源：《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南渡北归》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听鉴凯歌，ID：tingjiankaige】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原文标题：他无一纸文凭，何以成为清华教授，被誉为“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他是中国现代久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他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历史学家傅斯年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壹1925年，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建院之初，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前三位都已有了着落：第一位导师王国维，曾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第二位导师梁启超，著作等身，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第三位导师赵元任，从哈佛回来的汉语言学大家。较之这三位，陈寅恪的名声没那么响亮，但为了推荐他做导师，梁启超还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校长说：“陈先生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和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清华这才下了聘书。贰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清末四公子”，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眼界高远、志在变革，携陈父一同响应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父亲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左二为陈寅恪。中间老人乃其祖父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叫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旧学基础。陈寅恪才13岁，就被送去日本求学，博闻强识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拈花的孩童为陈寅恪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先生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筼说：“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从1910年起，陈寅恪先后求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梵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深不可测。但16年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二字，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陈寅恪在德国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刚到美国时，豪购之举令同学诧异：学世界史，竟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又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说：“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呀！”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叁1925年冬，陈寅恪抵达清华。他讲课前，讲义做得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1927年被研究院录取的蓝文征回忆：“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上课时，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出来，哦！才知道哪个是德文，哪个是梵文。”可听懂的人，无不觉得是一种享受。北大教授季羡林就曾回忆说：“听陈先生讲课，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钢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每课必到。1929年，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后，陈寅恪在一间小教室里上课，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北大学生专门坐车来听，当时两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亦无法阻止学生求知。因常能为人释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辞书”，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感佩其学问之深。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曾经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对讲义的细致、创新贯穿他一生，他的课，总能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常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门下弟子备受启发，终身受益无穷。1933年，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史学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张地契：“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大家依次传阅，叹为稀世珍宝。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蓝却说：“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绪时的东西。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白鸟听了，佩服不已，问他识不识陈先生。蓝文征说：“那是我恩师。”白鸟连忙起身：“久仰久仰。”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他恪守乾嘉学者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绝食而亡。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先生如果留下来授课，年金丰厚。”陈寅恪知道，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以至于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联大。守孝期间，国恨、家愁叠涌而来，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必须马上做手术，可一旦做了手术，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在联大，陈寅恪常常秉烛达旦，备课、写作，绝不因坏境恶劣而懈怠。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工作，不久后，他的左眼视力也骤然下降。陈寅恪读书，向来行的是“古法”，圈点、校勘、批语都在书本上。北平沦陷时，他将所藏典籍送至长沙，结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毁掉，后来带到联大的手稿也悉数损毁，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为灰烬。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在茅草屋里，汗流浃背，坐在小板凳上，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1939年，牛津大学聘其为教授，这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原本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英国能治眼病，陈寅恪才答应，携家人借道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不料欧战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赴香港，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此时，昆仑关失守，回联大无望，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学界名流，陈寅恪却被保镖无情挡在飞机门外。原来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将自家洋狗、沙发甚至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甩下一群学术名流无路可去。日军进驻香港后，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与内地间的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以至于“食粥不饱，卧床难起”。不久后，陈璧君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陈寅恪狠狠地用脚跺地面：“请走不送！”伪港督又拿出20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陈寅恪再次拒绝。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狂儒刘文典向来敬重先生，每逢昆明警报响起，他都跑得飞快，美其名曰：“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若是路上看到陈寅恪，便又指挥学生道：“我死了没什么，快去保护国粹！”得知陈家受困，刘文典在联大疾呼：“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陆。随后，陈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昏暗的灯光下，专注于学术一如既往。1944年，成都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伍陈寅恪的“不降志，不屈从”，使之晚年注定充满凄凉和苦楚。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转身回到书桌旁，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为烟花女子立传，借此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当时，他行动不便，目光微茫，全靠自己开列书单，助手读给他听，听后构思，再口述由助手记录。为著述这部 80 万字的传记，他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962年，吴宓来看他时，他感慨万千：“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要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写此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柒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随丈夫而去…复旦的葛兆光先生曾说：“陈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别浓厚；他们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自祖父响应变革，到父亲不忍受辱、绝食而亡，再到陈寅恪守志不屈，中国文人气节、风骨，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离骚》有言：“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求一生之学术理想、为达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当世者能有几人？先生不攀附、不谄媚、不屈从，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渊博学识，终其一生，志在构建自由、独立的学术世界，不为权贵和时代之风气而退舍、而苟且，以其书生骨气锻造了一座精神丰碑。今时今日，后世之人仰望这座丰碑，当反躬自省，何为气节？何为傲骨？何为独立？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坠，与日月而同辉。

大哉一诚天下动——难忘南大哲学系三年我是2002年从安徽大学中文系跨专业考上南大哲学系的。在安大四年，虽然学的是中文，但更多时间都是随着兴趣看了很多跟中国哲学有关的书了。实际上，当时看的好多都不是正经的中国哲学专业方面的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些“杂书”。大学时曾热衷气功，看了不少道家、佛家方面的典籍和一些传统文化普及方面的书，比如南怀瑾的书，我那时差不多都看过。准备考研的时候，通过校园里一位信佛的居士认识了安大硕士毕业、当时在南大读博的杨国平师兄，他给我一些信息和历年试题对我考研帮助很大。我后来初试成绩是390多分，专业第一，应该说考研是我所有考试最顺利的一次，运气很好，复习的一些重点都考到了。面试的时候，就住在杨国平宿舍。当时复试，我感觉自己表现得并不是很好。我是跨专业，凭兴趣，没有太多专业学术训练，不客气地说就是野路子出身。面试时，我印象洪修平老师微笑着，很和蔼。白欲晓老师博士刚毕业留校，也参加了我们那次面试，他本科也是安大中文系的。很感谢南大录取了我。初到南京、南大，还是很新奇的。2002年南大百年校庆，当时感觉校园整得很漂亮，清新雅致，晚上有很多灯光打在草坪上、树上，光与绿的融合，给人感觉舒心温馨，校园氛围蓬勃向上，有浓郁的学习学术氛围。南园音乐喷泉好像也是那时新弄的，喷泉随着音乐舞动，上学和吃饭的路上都要从那路过，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增添很多快乐。当时校园里经常放校歌“大哉一诚天下动”，很雄阔，很有力量和感染力。但当时只是一种感觉—沉雄厚重，透露的就是校训说的那种诚朴雄伟的精神。那时对整个校歌的歌词内容还没有太留意。后来专门研究儒学，校歌的旋律歌词经常浮现在脑海，“如鼎三足兮，曰智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可以说南大校歌是最尊孔的。前几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以南大、清华、浙大校歌为例，考察近代儒家文化的社会影响。这样，我对南大校史和校歌词曲作者江谦、李叔同才有了更深的了解。南大、清华、浙大校歌都集中体现了儒学和古典文化的精神。南大歌词相对来说大概是最短的，但听起来最有力量感，很有感染力，特别是开头一句“大哉一诚天下动”，很大气，雄壮中洋溢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南大校训也是“诚”字当头，“诚朴雄伟”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为人为学根本的都是诚字立脚，笃定朴实，力戒浮华，我也常以此自勉。校歌校训所展现的南大精神，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博厚、高明、广大精神的集中体现。我那时对佛学禅宗很有兴趣，入学前就看过洪修平先生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书，所以选了洪老师作导师。当时中国哲学专业有洪修平、赖永海、徐小跃三位博导，记得徐老师有次比较几位老师的风格，大概是说洪老师是“明如镜”，赖老师是“默如雷”，自己是“宽如海”，好像还有一句“和如风”是说李书有老师（李老师那时退休了，没怎么见过）。专业课方面，洪老师、赖老师、徐老师、孙亦平老师、杨维中老师、王月清老师、伍玲玲老师等都给我们上过课，老师上课的神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至今历历在目。我曾认真拜读过赖老师的《中国佛性论》，受益匪浅。那时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也在南大哲学系任教，方向是宗教艺术方面，他也给我们上过课，还带我们爬过栖霞山，看六朝石刻。政治公共课方面，张异宾老师、侯惠勤老师等名家的课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南大三年，哲学系、南大乃至南京的学术文化氛围都滋润着我们心灵和精神的成长。南大鼓楼校园虽然不大，但紧凑精致，氛围很好，生活也很方便。各种学术讲座我们有空也常去听，在小礼堂曾听过余光中先生的演讲，也去旁听过其它系的课，如中文系沈卫威讲胡适，王彬彬上现代文学讲到太平天国，社会学系翟学伟讲面子，现在都还有印象。校园里经常桂花飘香，和王振钰、孙奎刚还有其它同学在校园里经常散步聊天的场景也很难忘。去过南大博物馆好多次，里面展示的很多著名校友的辉煌事迹对我们也都很鼓舞。那时二十多岁，精力正旺盛，紫金山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总统府、夫子庙等南京有名的景点都跑过很多次。有次跟李仲清徒步去南京长江大桥散步，还高谈阔论了一番。鸡鸣寺、玄奘寺、栖霞寺、静海寺、毗卢寺等好多寺庙也去过，玄武湖经常去，莫愁湖也去过几次。南京历史文化厚重，名人故居，各种遗址，星罗密布，可以说整个城市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文化教科书。整体感觉，南大学习氛围宽松自由，各方面的资源很好。我觉得只要自觉、认真，有兴趣，都能学好。中国哲学专业虽然是佛学为主，但我们做什么方向都可以。我最初是想做佛学的，但最后还硕士论文题目是《晚年孔子与易道儒学——以帛书<易·要>为视角的讨论》。2005年毕业那年，洪老师在美国访学，当时系主任徐小跃老师作为代导师给我们签字答辩。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硕士论文，感觉还是有很多不足，热情有余，学术论证的严谨性、深入性还是欠缺的。但答辩时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挺高，徐老师、王月清老师说了好多肯定的话，当时很受鼓舞。准备考博的时候，我同时报了南大、北大，后来都过线了，洪老师主动给陈来老师打电话，帮我推荐，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感动。洪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方向对我影响都很大。我后来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儒学、周易方面，但对佛学甚至道家道教也一直很有兴趣，认同儒佛道三教融汇会通的治学理念。在今天来说，我们确实应该从总体上来研究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进行对话融通，要有这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种开放的精神是南大、南大哲学系的重要风格。浸润在南大哲学系三年，具体学习到什么知识是一个方面，其实另一个方面也许更为重要，就是那种无形的学风学脉、气息感染、精神熏陶，学习、生活、交往各种环节和细节构成的一种整体气氛。记得是2003年我们研一春季学期的时候，孙伯鍨先生去世了。我和那一届不少同学都自发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张异宾老师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张老师非常动情地谈到孙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人格精神，几度哽咽，至今还印象深刻。有次徐小跃老师请已经退休的周继旨先生作报告，周先生很有激情，对学生也很热情，听完报告，我还送了他一段路回家。我是安徽亳州的，跟他算是小老乡。送他的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好多，记得有些是关于冯友兰的。周先生今年春季也过世了。后来看他的简历，才了解他一生非常传奇。南京三年总体上很愉快，有很多难忘的记忆。研一的时候，青岛路那边有很多早餐小吃摊，有段时间好跟刘张华去那边吃馄饨。平时跟同学的交流也学习到很多，现在清华教书的李成旺，浙大的马迎辉，武大的陈世锋是学马哲、西哲、科哲的，但是跟他们交流也学习到不少。我们宿舍的吴朝阳、孟亚明、李小明睡觉前经常开“讨论会”。我跟现在南大任教的刘鹿鸣师兄交流也比较多，觉得他有学问有思想。当时也有些同学师兄弟关注现代新儒家，耳濡目染，都学习到一些。那几年还有好几位出家人跟我们一起学习，有苏州西园寺过来的，还有加拿大、韩国、东南亚国家过来的，有和尚，也有尼姑。那几年离南大不远的金陵神学院常开圣诞晚会，我们也去过。南大、南京这种多元的学习氛围，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也很难得。同学们感情都很好，记得硕士毕业的时候，我连打印硕士论文的钱都没了，崔恒借给我两三百。秦俊曾想考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的博士，他觉得我字写得好，让我帮他抄写过自荐信。现在中宣部的罗林做过班长，那时就觉得很稳重，对同学很关心。在省委办公厅的刘登科、在安徽工程大学教书的刘聪住隔壁宿舍，也常串门聊天。我父母那时都在常州打工，我也常去常州，有次春节基本上是在学校过的，省宣传部在职读研的陈清华平时不在学校住，大概是想考博，跑来宿舍住了些天，那段时间跟他交往多。还有同学张志建、黄晓兵、李晓明、张早林、杨善友、朱钧、刘春生、余飞、高阳、申庚科、徐志成、徐江顺、高永旺等等，男生密集住在18楼四层，大家平时交流多，很融洽，后来很多同学也都读了博士。张荣老师时不时会去马迎辉宿舍跟同学打扑克，感觉跟同学挺亲近。有一年玄武湖为了建隧道，把水都抽干了，跟几位同学去那抓了一些鱼回来。那时同学相互关心，好多同学帮助过我，现在大家在各自岗位上，都发展得很好，想起来非常怀念。因为喜欢《周易》，那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有位老先生叫赵定理，也是南大校友，安徽人，研究《周易》与古天文，我去拜访过多次，后来跟赵老师也有比较多的交往。在南京时还认识了安徽籍书法家文备先生，他笃信佛教。还有现在任职阿里巴巴的道友李佳平，也是那时认识的。他们在精神上、经济上都给我过帮助，想起南京这座城市，是很温暖的。那时文科楼前面有段时间有教练太极拳，我也跟着学了段时间，也是那个时候认识刘怀玉老师的。快毕业的时候，有次跟同学从行政楼那边出东北小门，邂逅蒋树声校长，本来擦肩而过，我看着像蒋校长，就回头去看，想跟校长打个招呼，没想到蒋校长很亲切，主动跟我说了好一会，大意是教导我们，要做到四个“learn”：learn to do(学会做事)，learn to be（学会做人），learn to study（学会学习），learn to together（学会合作）。蒋校长说话语重心长，朴素实在，至今时常想起来。感谢南京，感谢南大，感谢哲学系。没有母校母系的哺育，没有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记得每年毕业，校园里经常挂“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这句横幅。我们一直以母校母系为荣，众多著名校友、前辈师长的光环照耀着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做到，母校母系以我们为荣，能够延续南大的光与热，给未来者以力量。在这烦嚣、诡谲多变、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我也常常警惕反省自己，要牢记校歌校训所强调的诚朴二字，在此基础上扩之以雄伟，充之以励学，实之以敦行。最后，长吟当歌，谨以母校校歌为颂，向母系一百年致敬：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母系在新百年必将会更加辉煌！作者简介翟奎凤，安徽亳州人，1980年生。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专著、古籍整理、编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主要研究《周易》与儒家哲学，兼及道家、中医、佛学思想。研究主题是中国哲学经典、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安徽大学中文系本科（1998-2002），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2002-2005）。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博士（2005-2009）、清华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博士后（2010-2012）。曾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副教授（2009-2013）。编辑 ｜ 朴智英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他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历史学家傅斯年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壹1925年，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建院之初，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前三位都已有了着落：第一位导师王国维，曾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第二位导师梁启超，著作等身，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第三位导师赵元任，从哈佛回来的汉语言学大家。较之这三位，陈寅恪的名声没那么响亮，但为了推荐他做导师，梁启超还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校长说：“陈先生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和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清华这才下了聘书。贰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清末四公子”，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眼界高远、志在变革，携陈父一同响应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父亲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左二为陈寅恪。中间老人乃其祖父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叫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旧学基础。陈寅恪才13岁，就被送去日本求学，博闻强识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拈花的孩童为陈寅恪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先生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筼说：“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从1910年起，陈寅恪先后求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梵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深不可测。但16年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二字，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陈寅恪在德国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刚到美国时，豪购之举令同学诧异：学世界史，竟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又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说：“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呀！”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叁1925年冬，陈寅恪抵达清华。他讲课前，讲义做得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1927年被研究院录取的蓝文征回忆：“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上课时，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出来，哦！才知道哪个是德文，哪个是梵文。”可听懂的人，无不觉得是一种享受。北大教授季羡林就曾回忆说：“听陈先生讲课，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钢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每课必到。1929年，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后，陈寅恪在一间小教室里上课，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北大学生专门坐车来听，当时两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亦无法阻止学生求知。因常能为人释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辞书”，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感佩其学问之深。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曾经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对讲义的细致、创新贯穿他一生，他的课，总能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常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门下弟子备受启发，终身受益无穷。1933年，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史学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张地契：“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大家依次传阅，叹为稀世珍宝。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蓝却说：“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绪时的东西。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白鸟听了，佩服不已，问他识不识陈先生。蓝文征说：“那是我恩师。”白鸟连忙起身：“久仰久仰。”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他恪守乾嘉学者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绝食而亡。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先生如果留下来授课，年金丰厚。”陈寅恪知道，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以至于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联大。守孝期间，国恨、家愁叠涌而来，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必须马上做手术，可一旦做了手术，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在联大，陈寅恪常常秉烛达旦，备课、写作，绝不因坏境恶劣而懈怠。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工作，不久后，他的左眼视力也骤然下降。陈寅恪读书，向来行的是“古法”，圈点、校勘、批语都在书本上。北平沦陷时，他将所藏典籍送至长沙，结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毁掉，后来带到联大的手稿也悉数损毁，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为灰烬。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在茅草屋里，汗流浃背，坐在小板凳上，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1939年，牛津大学聘其为教授，这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原本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英国能治眼病，陈寅恪才答应，携家人借道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不料欧战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赴香港，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此时，昆仑关失守，回联大无望，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学界名流，陈寅恪却被保镖无情挡在飞机门外。原来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将自家洋狗、沙发甚至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甩下一群学术名流无路可去。日军进驻香港后，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与内地间的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以至于“食粥不饱，卧床难起”。不久后，陈璧君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陈寅恪狠狠地用脚跺地面：“请走不送！”伪港督又拿出20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陈寅恪再次拒绝。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狂儒刘文典向来敬重先生，每逢昆明警报响起，他都跑得飞快，美其名曰：“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若是路上看到陈寅恪，便又指挥学生道：“我死了没什么，快去保护国粹！”得知陈家受困，刘文典在联大疾呼：“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陆。随后，陈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昏暗的灯光下，专注于学术一如既往。1944年，成都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伍1927 年，名儒王国维投湖自尽，在其灵柩前，清华、北大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用三次鞠躬与先生告别。唯独陈寅恪一袭长袍，来到灵前，双膝跪地，将头颅“咚”地一声磕在地上，他额骨触地，行起三跪九叩之大礼。大家这才想起来，与王国维先生告别，这才是最庄重的礼节，才能和先生的马褂、长辫（王国维始终留有清代发辫）融为一体。这亦是对先生文化精神最好的尊重和理解。陈寅恪与王力两年后，清华国学院停办，为纪念王国维，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由陈寅恪撰写：“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评定赞誉，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学的坚守与追求。1948年，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胡适匆忙登机，与陈寅恪一家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接机，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知道国民党意欲控制学界，对此深恶痛绝：“台湾我就不去了。”1949年1月，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但国民党并不死心，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如果答应去香港，我们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陈序经一拍桌子，横眉而立：“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在岭南大学，陈寅恪受到极大优待，薪水比其他教授高出两三倍，为方便他出行，还专门修路。岭南大学是陈寅恪一生最好的时光，终于不再颠沛流离，可以安心于著述，使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发出璀璨光华。然而，这份宁静持续的时间并不久。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所长。此时的陈寅恪，已经在南方构建起一个独立、自由、纯粹的学术世界。郭沫若却说：“研究中国史，应该用马列之方法。”陈寅恪一听，当然无法接受。随后，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以“使者”身份，以为志在必得，肯定能劝说恩师重返北京就职。11月21日晚，汪篯见到陈寅恪，用一种“教育开导的口吻”与之谈话。听到一半，陈寅恪勃然大怒，“你不是我学生！给我滚出去！”后来，陈寅恪的女儿回忆说：“父亲从不因为学生学问不够而动怒，怒的，是做学问撇弃了学术独立性，他为此感到十分的心痛。”虽已失明，先生仍目光如炬，一脸桀骜，丝毫不像是眼盲之人次日清晨，陈寅恪作出答复，信上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样的要求，在当时实在惊世骇俗！助手劝他委婉一点，陈寅恪倔强地说：“怎么委婉？两个条件，一个都不妥协，自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已写得清清楚楚，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这便是陈寅恪，历时代风气之变，绝不沉沦，其固守气节，犹如高山磐石，岿然不动，旁人奸者诈者投机取巧，他却安于拙贤。别说是一个研究所所长，就是再大的官位，他也绝不为“学术自由”退让半步。陆陈寅恪的“不降志，不屈从”，使之晚年注定充满凄凉和苦楚。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转身回到书桌旁，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为烟花女子立传，借此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当时，他行动不便，目光微茫，全靠自己开列书单，助手读给他听，听后构思，再口述由助手记录。为著述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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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的传记，他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962年，吴宓来看他时，他感慨万千：“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要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写此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6年，时代阴霾轰然而至，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但他从不诋毁任何人以求自保。因“顽固不化”和“反动透顶”，一张张大字报很快贴满了陈寅恪的房间，屋里可拿之物全被拿走，拿不走的统统捣碎。当时，陈寅恪工资停发，账户也遭冻结，由于腿疾难以行走，只能瘫痪在床，造反派还想把他抬到学校大礼堂上公开批斗，历史系前主任刘节看到，冒死代替老师上台。轮番粗暴地进行殴打后，有人问他感受如何，刘慨然道：“能代表老师挨斗，我感到很光荣！”话音未落，皮鞭狠狠抽打在身上…陈寅恪，1964年，已是如此光景不得不说，在那个荒唐时代，“恶之创造力”可谓登峰造极。“陈寅恪不是双目失明吗，但他听得见啊！”众人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每逢开批斗会，将高音喇叭吊在陈宅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床前，要“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书中回忆道：“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柒1969年，春节过去不久，因为“工宣队”看中陈寅恪的家，陈氏夫妇被驱逐到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陈寅恪连吃“流食”都已困难。失明后多年间，其双眼目光如炬，此时却也无可奈何地黯淡了下去。先生瘦得不成人形，亲友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哭不出声。一代宗师啊，竟然落得如此凄凉境地！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随丈夫而去…复旦的葛兆光先生曾说：“陈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别浓厚；他们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自祖父响应变革，到父亲不忍受辱、绝食而亡，再到陈寅恪守志不屈，中国文人气节、风骨，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离骚》有言：“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求一生之学术理想、为达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当世者能有几人？先生不攀附、不谄媚、不屈从，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渊博学识，终其一生，志在构建自由、独立的学术世界，不为权贵和时代之风气而退舍、而苟且，以其书生骨气锻造了一座精神丰碑。今时今日，后世之人仰望这座丰碑，当反躬自省，何为气节？何为傲骨？何为独立？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坠，与日月而同辉。为了纪念陈寅恪，团结出版社近期出版了“陈寅恪著作集”，首批推出其最经典的四部作品：《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这套团结版“陈寅恪著作集”遵循陈先生遗愿，采用繁体竖排，设计典雅大方，排版疏阔，定价良心，甫一上市即位例古籍新书榜单前例。本号特和出版社发起新书团购活动，读者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获得本套书，大师作品，无论珍藏还是阅读，都值得拥有一套。

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大，生活的压力使很多人不堪重负，选择回乡过着悠然的生活。近几年报道过很多成功的白领放弃几十万年薪，回家过起了田园生活，改造房屋，领着孩子在田间地野感受这自然的魅力。而在十几年前，就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做了同样的选择，而他们放弃比现代的年轻人更多。今天要说的这位主人公，他是北大硕士，两次考博失败，与妻子隐居深山11年，拒绝前去探望的富豪同学的帮助，他就是王青松。受同学尊敬的“老干部”王青松是河南人。79级北大国政系学生，那时候的学生都很朴实，没有什么潮流可言，而王青松的装扮可谓独树一帜，整日西装革履，俨然一副老大哥的派头。坐立的姿势也都老干部范儿十足，即使从宿舍到教室的短短一段路，王青松也都西装革履，穿戴的一丝不苟，他的同学唐师曾调侃，他年长我几岁，但举手投足都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让我们情不自禁的敬重，甚至于晚上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中怀着敬畏。也或许是比同学们都年长几岁的原因，他办事言谈也确实多了几分稳重。本科毕业后，王青松又继续攻读了法律学硕士，毕业之后顺其自然的留校，学业和事业的规划完全符合他“老干部”的气质，再加上大学导师的光环，走到哪里都会令人高看一眼。传播养生的“气功大师”很多时候都会有难以预测的转折，1985年开始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对于从小在白马寺附近长大，对武功也学了一招半式的王青松来说，气功养生，是非常符合他心中的观念的。王青松自然而然的加入了练习气功的行列，但是他和别人不同，由于从小习武，他对气功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从最初的兴趣，到后来对他人的传授，王青松这条路走的水到渠成。他的同学说这是王青松最成功的一次投机，而这又何尝不是因为王青松真正的喜爱和专注呢？这也许也是影响他后续人生路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王青松讲座开办的越来越成功，他的名气开始变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财富，几百万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目。对于一个高校教师来说，这盆满钵满的财富，更应该让他往后的生活如鱼得水。北大的法学院看王青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便想让他给学院吸纳一些创收和人气，便开办了养生班，每人收费10元。养生班的开设，不仅让王青松收获了财富和名利，也让他遇见了自己爱情。当时的张梅是外国语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出于好奇，来参加了养生班，这个小王青松12岁的女孩，第一眼便觉得他与众不同。仿佛真如诗中所说的般，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青松一丝不苟的穿着与气质，令张梅深深的着迷。那时的王青松当真是风光无限，事业和爱情双丰收。但是好景不长，气功养生的热度并没有持续很久。两次考博失利的打击1990年左右开始，人们对于气功养生的追求回归理性，热潮的退却，使王青松的境况一落千丈，或许是这几年对气功养生的传播过于依赖，他在学校内和学术上并无建树。他反省过后，准备重新找回自己，再次回归学业，准备考博。学霸的底子还是有的，经过平日刻苦的学习，他单科和总分成绩都第一名，但是却在面试时被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拒绝；转年在考法律系时，亦然。或许是这几年的商业氛围让他沾染了过多的铜臭气，不再适合纯粹的科研环境。也或许他已然入戏太深而不自知。在气功养生的熏陶下，夫妻二人对于生活的苛求越来越严重，在学校的事业并不尽如人意，使他们慢慢厌倦了社会纷杂的生活。他们苛求自由干净的空气，想要回归到一片只属于他们的净土。1994年，王青松和张梅在河北和北京的交界处，寻找到了一座山村，并包下很多田地，想要过着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那时的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事业，所以每日往返需要很长时间，他们无暇顾及自己承包的土地，每日的奔波也使夫妻二人疲惫不堪。彻底的归隐终于在张梅学校要求老师必须学习计算机开始，张梅对冰冷的机器有种莫名的排斥，所以在学校提出这种要求时，她极度反感，遂下定决心，归隐山林。名校的硕士生跑到山里去种地，这令当地的居民十分不解，背后议论他们是神经病，为了生活不被打扰，彻底的归隐，他们来到了大山深处，雇人搭建了一座屋子。包下的土地种着粮食，蔬菜，瓜果，彻底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桃花源”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他们过了11年。洗衣做饭都回归原始，不用洗衣粉，用皂荚，慢慢的他们甚至觉得外面的食物都是“有毒”的，不干净的。他的同学们听说他们的境况后，集体过来看他们，看见他们的境况不禁热泪盈眶，富豪同学说可以帮助他们，他干脆的拒绝并安慰道，不要紧，你不知道我内心有多快乐。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大山里，学习启蒙都由他们负责，国学的教育尤为重视。童年在感受自然和父母全身心的陪伴中度过是幸福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增强，看见飞机高兴的跑起来，甚至没有看见过山外面的世界，这令夫妻二人开始深思孩子的教育问题。最终在孩子七岁的时候，他们决定重返社会，为了孩子的教育选择回归，说明王青松和张梅还是有些理性。小结：王青松的勇敢令我们钦佩，而他的思想却令我们无法苟同，人类的群居是本能和天性，他们追求的纯粹并不是心灵的释放，而是身体的“洁净”。现代社会的“原始生活”并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心灵的平和也不一定要在大山大地里寻找。适可而止，蕴含着祖先的智慧，凡是过犹不及确实如此，王青松和张梅的“极致”追求不应为我们所倡导，生活冷暖自知，理性的对待自己的选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