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人民医院,迪亚拉正在询问患者的病情。▲迪亚拉一家在云南昆明住处的合影。组图均由本报记者王迪摄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记者王迪)9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这位敬业的中医博士来自西非马里——为了大山里的患者,他在中国做了20年兼职医生,培养了超过5000名村医》的报道。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来自52个非洲国家、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中,有一个人的履历很特别。他是第一个取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他在中国西南做了20年的兼职医生,培养了超过5000名村医。这个人就是来自西非马里共和国的迪亚拉。一半的时间,他是住院医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老年门诊工作。另一半的时间,他是专业志愿者,穿梭于西南山区的偏远乡村,带来当地急需的医技和人才。他深信,古老的中医在当代的基层医疗体系中能有大作为。敬业的医生直到赴京前一天,55岁的迪亚拉仍然在云南一家县城医院义诊,坚持把当天上午所有挂上号的病人看完再走。一个老太太带着两个孙子走进了办公室。“孙子多大了?”“这个10岁,这个14岁。”“哎呀,您太有福气了。”随后,这个黑皮肤的外籍医生轻轻撩开老人的衣领,双手按压她的右肩,确认疼痛的具体位置。从清晨到中午下班,病人鱼贯而入,迪亚拉几乎没有时间接电话或倒茶水。就算过了饭点,只能吃点盒饭,他也从不抱怨。“我出生在西医世家,我父亲从小让我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来中国后,我学中医,接触了《大医精诚》。我意识到医生治病靠医术,但是也靠德行。”迪亚拉说。上世纪90年代末,作为全职医生在成都刚工作不久,他的价值观就遭遇了挑战。所在医院的副院长找他谈话:“你的病人是我们这里最多的,奖金却是最少的。”那时,不少医院都把卖药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纷纷将医生的收入和药单挂钩,鼓励虚开药单。迪亚拉记得,有个月他的奖金172块,而一个同事的奖金收入超过4000块。但迪亚拉不为所动。当副院长第三次再次“提醒”他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把所有精力投入西南山区的公益医疗项目。受欢迎的老师1997年,迪亚拉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一个云南项目让他第一次走进中国偏远乡村。后来,他陆续参与了乡村医务人员培训、艾滋病、结核病防治、社区发展等项目,足迹遍布全中国。20年来,迪亚拉培养的村医超过5000人,他们来自四川、云南、江苏、黑龙江、湖南、青海等地。几乎每天他都会收到学生的短信,向他提问或者发来问候。什么样的学生迪亚拉都见过。有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中专毕业生,也有人小学没毕业、字不会写、只会说方言。“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听懂。”迪亚拉说。虽然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工整汉字,迪亚拉很少用板书。他用简笔画、剪纸和实物讲述深奥的中医理论。讨论、观摩、操作,这样的培训流程容不下长篇大论的说教。除了各地卫生部门和医院召集的学员,也有一些是迪亚拉亲自招募的村医。他曾驱车到云南的一个工地,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孩。这个女孩是所在村里受教育最高的女性,是那里最适合做村医的人选。“做你现在这个工作也不是不好,但说实话,这只是解决了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也知道,村子里有很多问题,真的需要一个女医生。”迪亚拉这番话最终打动了女孩。最近的一个乡村医生培训差点要了迪亚拉的命。8月初,在青海玉树的一个村庄,高强度的工作、3700米以上的海拔让54岁的迪亚拉患上严重的肺水肿。他一开始把手心、脚心搓热,吸着氧气罐继续授课,想撑下去把课讲完。但一回到宾馆,他却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用尽体力把椅子抛出去,“砰”的一声,才把隔壁的助手引来。一个当地村民开着越野车,连翻两座山,总算把几乎昏迷的迪亚拉送到了县城医院。中国的基层工作经历让迪亚拉感慨,非洲最缺的不是高级人才,而是乡村医生。“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应该忘记基层。如果在非洲培养三五百个,再复制这样的项目,就能解决很多问题,而不是等到问题变突出再去找大医院。”他说。中医学的传播者中医学正在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认可。世界网球冠军德约科维奇借鉴中医理论改变饮食,增加了热食的比重、改喝温水,还把这些写进了一本关于健康饮食的书。奥运冠军菲尔普斯用拔火罐来提高泳道上的表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一本千年历史的中医典籍里找到了启发,发现了抗疟疾的青蒿素,并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直到今天,关于中医价值的争论并未停止。迪亚拉对此深有感触:“很多非洲的卫生官员不懂中医,不认同中医。他们往往是西医某个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质疑人士常常提到的是,和西医相比,中医缺乏科学实证。本科就接受了西医训练的迪亚拉对此并不认同。“西药的试验从小白鼠开始,到猫狗,到猴子,最后才到人身上。几百几千例过后,就说这种药物有效。反过来看中医,一开始就是在人身上做试验,然后慢慢总结。经过几万、几亿人的验证有效,你说这不科学吗?”为了减少宗教界人士对中医学的误解,迪亚拉作为医学顾问与新加坡学者Pak-Wah Lai博士合作推出了《治愈之道:从基督教的视角看待中医》一书。在迪亚拉看来,中医学的优势在医疗条件落后的贫困地区很明显。中医学本来就是传统医学,取之于民,所以老百姓容易操作和理解,也容易就地取材。头疼了,按摩个穴位;咽喉肿痛,嘴里含一片草药;感冒了,就喝点姜汤。“这些不是需要高科技的东西,都是自然界的东西,所以经济、有效。”迪亚拉说。迪亚拉有一个最引以为豪的项目。他曾在云南的两个村庄给村医、村干部做培训,教他们如何鉴别和利用村周围的中草药。在其中一个村子,他找到了70多种,能应对至少30种常见病。他还教会村民如何用这些草药制作兽药和农药。他编了一本小册子,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把这个项目复制、推广。“以前大家不重视中医,总觉得不如直接给农村送一些抗生素。可现在抗生素滥用产生耐药性,反而带来了危害。”迪亚拉说。除了经济有效,他认为这个项目还让村民懂得爱惜自己的自然环境。中医的另一个特点在于灵活性,“一个真正的中医就是一个家庭医生。”以迪亚拉自己为例,在云南的宜良县人民医院他看的有一半多是妇科病,而在成都他接触最多的却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缺少医生的农村,这种灵活性难能可贵。在中国安家的马里人迪亚拉娶了一个成都姑娘,现在有了一儿一女,一家人住在昆明。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常常感到矛盾:如果遇到马里的同学、同行,他们会评价他的思想“中国化”。可是身边的中国人一直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他,尽管他听得懂粤语、四川话,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他感觉不自在的是,很多人会用“非洲人”描述任何一个来自非洲大陆的外来者。一说起非洲,人们第一反应就是贫困、疾病、落后。“比如说,我来自马里,马里确实来自非洲,但是也不能代表非洲。马里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和生活习惯。马里的问题归马里,尼日利亚的问题归尼日利亚,不要一下子都归结为非洲问题。”迪亚拉说。他曾经因为“非洲人”的身份吃了亏。他本想让儿子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幼儿园,为此某地政府特意安排了他和园长的会面。结果那个园长老远瞧见他站在门外,掉头就走,还让保安转告他“园长不在”。但在迪亚拉走访过的山区,处处留下了灿烂的笑脸。人们心怀感激,丝毫不在乎肤色的不同。迪亚拉想起了在云南迪庆的一次义诊。临走前,那个藏族村庄的年轻人忙活了一整天,到山上四处寻找虫草。虽然是10月、早已过了虫草的最好季节,他们还是攒了一把指尖大的小虫草,用哈达扎好送给他。临走前的晚上,全村男女盛装出现在晚会上,把酒言欢、载歌载舞。唱歌的好手们按照男女分列两队,一唱一和,用斗山歌的方式给尊贵的客人饯别。输的一方退下,赢的一方继续接受挑战。最后只剩下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对唱。迪亚拉早已困得睁不开眼,但他又不好意思在表演结束前离去,怕辜负了村民的一番热情。后来实在忍不住,迪亚拉私底下问晚会什么时候结束。有人告诉他,按照风俗,他在这里坐多久,他们就唱多久,一直会唱到客人离去。迪亚拉恍然大悟,立刻转身进了帐篷,结果不到三分钟歌声就停了。迪亚拉的女儿尼西今年10岁,幼儿园时就能熟练背诵《大学》《中庸》。迪亚拉想在小学阶段教会她《黄帝内经》,培养她对中医的兴趣。儿子以勒是个19岁的帅小伙,身高已经超过了父亲。在迪亚拉的言传身教下,他成为一名年轻志愿者,去过印尼的孤儿院、苏丹的难民营,以及肯尼亚、乌干达、新西兰等地。他打算在报考大学的时候申请社会心理学专业。“爸爸是很会照顾别人的一个人。他去每一个地方都带来了帮助,给别人希望。”以勒说。
医生作为一个古老的职业,从古至今就是一个高贵的存在。他们肩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保证人们的安全。为医者,通常心灵纯净,一尘不染,清廉节俭。他们甘愿自己苦一些,也要为病人祛除病痛。每一位医生都值得尊重。我国有两套医学体系,是比较特殊的,当然,中医是我国独有的。提到中医,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白发老爷爷形象。然而,有这么一位医术高超的中医,一身黝黑的皮肤,还是个非洲人,他就是“洋中医”迪亚拉。迪亚拉发表演讲医学世家出身,先天条件优越迪亚拉,1964年出生于非洲马里共和国。迪亚拉的爷爷就是医生,父亲则是一所医院的院长,活脱脱的一个医学世家。迪亚拉从小就很聪明,仅仅是跟在父亲身边,听父亲诊断病人,自己就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同时,他很爱读书,特别是各种百科类的书籍。把脉经过几年的基础教育后,迪亚拉进入了当地的医学职业高中。自己在功课方面十分用工,加上自己出身在医学世家,成绩一直是班里最优秀的。1979年,迪亚拉参加全国高考,在这次考试中,能完全答对那道难题的,全国只有两个人,迪亚拉就是其中一位。高中毕业后,迪亚拉进入了马里医学院学习。1984年毕业时,政府要选派一批医学人员到中国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取到一个资格,随后就到了中国。迪亚拉来到中国成外籍中医博士第一人到中国后,起初是在北京医科大学学习。后来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中医后,毅然决然的转学,到广州中医学大学学习中医。迪亚拉对药草、针灸等中医知识非常感兴趣。在他眼里,到中国就必须要学习中医,要不就非常可惜。在广州中医学大学一共学习了8年,获取到了硕士学位。迪亚拉想要继续深造自己,便留在中国,报考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又是3年的不懈努力,没日没夜的读书,有空就找导师学习,终于在199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外国籍的中医博士。迪亚拉在工作云南乡村行医,培养3000名村医1997年博士毕业后开始工作,迪亚拉遇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病人们在见到他之后,都认为是走错门了,不肯找他治疗。问起原因才知道,人们通常所见的中医,都是中国人,哪里见过外国人做中医的。无奈之下,迪亚拉给病人许下承诺,没有效果不收钱。就这样,迪亚拉的工作开始回归正常。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迪亚拉开始到全国各个偏远山村行医。2001年,迪亚拉接受云南红河政府的邀请,到山村里行医。迪亚拉赶到红河时,那里的发展还很落后。迪亚拉了解当地的医疗水平后,明白了政府邀请他去山村行医的苦衷。迪亚拉不愧是出生在医学世家,爷爷和父亲良好的医德在他身上得以延续。迪亚拉决定,即便环境再差,也要留下来当这些村民的医生,医疗水平差,就用自己的力量去一点点改变。迪亚拉来到山村迪亚拉联系了当地的医疗部门,申请到了相对先进的医疗设备。同时,迪亚拉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他在当地选取了几个小孩当作自己的徒弟,将学到的医学知识教给他们,这样一来,村里就有自己的医生了。几年的时间,迪亚拉一共出师3000名徒弟,给这些乡村带来了村医。在迪亚拉工作的20多年中,他掌握了粤语和云南四川一些地方的方言,像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后来人们送给他一个别名,叫“黑求恩”。迪亚拉为村民看病结语作为一位无国界的医生,迪亚拉在中国充分展现医者的伟大。20多年来不畏困难,坚持自己的医学事业,不仅救死扶伤,还培养更多的医生救助别人,医德在他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除了做医生,郎英俊还想把中医经典翻译成英文,以便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医。全文2634字,阅读约需5分钟 新京报记者 应悦 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10年前,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哥伦比亚小伙儿郎英俊来到中国学习中医。由于没有语言基础,刚开始上课时,他完全无法听懂老师讲授的内容。但不到一年的时间,郎英俊就克服了语言上的困难。不仅完成了5年的本科课程,还一路读到了博士生,并将于2022年毕业。在刚刚闭幕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郎英俊还被选为中医药服务贸易行业讲述人。谈到未来,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会继续从事中医事业。▲郎英俊在论坛上分享中医知识。受访者供图━━━━━“父母是西医,我是中医”郎英俊觉得,“缘分”一词,最适合形容自己与中医的关系。由于父亲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郎英俊从小就接触到了中国元素。着迷于电影中的功夫、中文歌曲,19岁的郎英俊决定前往中国,亲眼看看这个国家。2010年初,高中毕业的郎英俊报名了天津理工大学的一年制语言班。他打算先在中国学习一年语言,再回国上大学。彼时,郎英俊也正好在考虑大学的专业选择问题。“我父母都是西方医学教育体系出来的医师,我从小就在医院长大,所以对医学专业的选择倾向很高。”此外,他还爱好哲学和语言学。在语言班上,几名正在学中医的尼泊尔同学将中医带入了郎英俊的视线。出于好奇,他跟着同学接触了中医课程。针灸、推拿、中草药……这些知识让郎英俊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趣味,也完全颠覆了此前他对中医的认知。“在我们国家,很少有人把中医当成一个完整学科来看待。大部分人觉得中医就像是一种草药,或是一种针灸的方法。”在郎英俊看来,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专业。“我要重新学习和理解一门语言,这是语言学;《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还包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对郎英俊来说,这个专业满足了自己所有的需求。“我必须要学,我一定要学。”━━━━━听不懂授课内容,每天熬夜把PPT译成英文2010年9月,郎英俊作为本科生入学天津中医药大学。迎来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听不懂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学校的授课内容涉及中医和西医两部分。西医可以凭借从小在医院接触的经验理解,但中医的内容,他是完全听不懂。不能在课上听懂,郎英俊就在课下使劲。每天上完课,他都向老师要来课上使用的PPT,把每句话翻译成英文。“那是一段相当痛苦的时光。”2010年,智能手机尚未完全普及,郎英俊只能用电子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每天熬到凌晨3点才睡,7点左右又要起床继续去上课。“幸亏那时年轻,如果是现在肯定坚持不下来。”郎英俊说。这种情况在第二年出现了转机。在郎英俊的记忆中,自己好像是某一天突然就听懂了老师讲的课。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开设了中药学的课程。到学期中旬,郎英俊觉得,课上的内容自己好像都听懂了。“老师在课上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能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答案。”他说,那几天,好多老师都问他的中文怎么突然变好了。时隔多年,再回忆起来,郎英俊觉得这并不是突然变好,而是因为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中文好了,才能真正懂中医。”━━━━━“在病房里,曾有患者不相信我的外国面孔”郎英俊第一次亲眼见证针灸的疗效,是在某次实习时,带教老师治疗一名中风患者。随后,他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针灸推拿。像许多中医学子一样,郎英俊也曾拿着针和同学“互扎”。“其实不怕,因为大家都是学这个的,肯定信任对方。”为什么要“互扎”?他解释称,只有扎到自己身上,才能感知受针力度、体会针灸疗效,以后在为病人治疗时,才能给他们讲解治疗效果。学习期间,几次实习的机会让郎英俊得以实践自己的医术。但顶着一张外国人的面孔施行中医疗法,还是让不少患者感到诧异。“好多人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之后,觉得很惊讶,怎么一个外国人也会中医。”研究生时期,郎英俊跟着导师在天津某医院实习。曾有一名患者发现是郎英俊为自己进行推拿治疗,忍不住怀疑起他的技术。但郎英俊的导师明确告诉患者:“他是我亲手带的学生,他的技术很好。”整个推拿过程结束,患者仍然对这个外国小伙儿不放心。不过推拿完的第二天,郎英俊就在医院挂号处再次遇见了这名患者。“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还跟我说‘小伙子,你来啦,一会儿再给我按一下’。”郎英俊说,在给患者治疗时,他会把每个手势和动作都向患者解释清楚。比如推拿,每个手势起什么作用,按在身上有什么感觉,出现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他觉得,解释清楚能让患者更安心。“当然,只有学的时候认真,才能把这些讲给患者听。”━━━━━回哥伦比亚时,亲戚主动来尝试针灸现在,已经读到博士生的郎英俊也会到其他国家传播中医知识。对于中医上的许多专业词汇,郎英俊都尝试用外国人的思维传达给外国人。“其实中医上有很多概念,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的词语表达出来。比如‘伤风’,在哥伦比亚就有类似的词语,表达的意思非常相近。”还有很多涉及中国文化的中医词汇,就很考验郎英俊的语言功底。“比如‘阳虚’这个词。”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花了很久才弄明白。“其实可以把症状描述出来,达到一个初步的理解,但是真正理解还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由于语言、文化等差异,郎英俊觉得,外国医生们无法真正理解自己讲授的内容。但好的一点是,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人对中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郎英俊说,每次回家,他都会帮家里人做针灸。最初,郎英俊的母亲常常口干,如果是在中国,就可以开一些中草药来治疗。但是哥伦比亚找不到相应的中草药,他就先用针灸来治疗。母亲的问题解决了,家里的亲人也都想让郎英俊在自己身上试试针灸。“其实以前大家都知道针灸,可是不太敢尝试。现在有了我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大家都放心了很多。”疫情期间,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在中国国内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郎英俊在美国工作的同学就使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治疗效果也非常好。━━━━━想把中医经典译成英文,未来会继续从事中医最近,郎英俊越来越喜欢研读中医的传统经典,治疗的思路也有了变化。“我以前的想法有点偏西医,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脾胃论’就主张从整体出发,也就是说疼痛并不是身体局部的问题。”今年,是郎英俊学习中医的第10年。10年来,郎英俊对中医的认识不断加深。在他看来,中国的学校在中医教学方面已经有了正规的培养体系。除了做医生,郎英俊还想把中医经典翻译成英文,以便日后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医。最近几次,郎英俊在给国外医生培训时经常会提到《黄帝内经》。他希望自己能把其中涉及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都翻译出来。2022年,郎英俊将毕业。对于未来,他还没有想好具体会去哪个地方生活。“但肯定是要继续做中医,做我喜欢的事。”郎英俊说。值班编辑 吾彦祖
作者:尧欣雨提到中医,你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形象一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那么,你见过“老外”做中医的吗?迪亚拉正在为患者看诊。杨予頔 摄迪亚拉正在为患者诊治。尧欣雨 摄走进成都市双流区中医医院“名医堂”,皮肤黝黑的非洲籍中医迪亚拉正为病人看诊,艾灸、针灸、方剂……他都熟练应用,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迪亚拉来自非洲马里共和国的医生世家,在中国学中医行中医已超过30年,是首个获得中医博士后学位的外国人。他与妻子杨梅因中医结缘,不仅成为一名中国女婿,同时还扎根中国西南,为基层培养了3000余名村医。今年以来,中医也成为了他抗击新冠病毒的得力武器。结缘中医,成为首个外籍中医博士后迪亚拉1964年出生在非洲马里的一个医生家庭,爷爷曾是当地的草医,父亲是当地一所医院的院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援非医疗队把中医带到了迪亚拉的故乡。针灸、拔罐等“道具”让少年迪亚拉感到新奇。“小时候,看到中国医生用一根银针就能治病,很神奇,”迪亚拉说,“或许,那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中医的种子吧。”1984年,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由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深造。到中国之初,他先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但却渐渐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但在他看来,到中国不学中医,几乎等于荒废了学业,于是迪亚拉决定弃“西”从“中”。迪亚拉的学生时期。受访者供图随后,迪亚拉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系统学习中医,但他却遭遇了大难题。“大学第一学期‘医古文’只考了40多分,太惨了!”谈起第一次尝到考试不及格滋味的情景,迪亚拉苦笑着摇了摇头。为了迅速提升自己,迪亚拉不厌其烦地向老师同学请教,课余时间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看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新华字典,医学古汉语字典也被他翻得破破烂烂。为了搞清楚经络和穴位,迪亚拉每天一下课就去实验室,用人体标本练习解剖。为了练习扎针,他手上总是拿着一块毛巾,走到哪儿就扎到哪儿……就这样,迪亚拉终于一步步地赶上了同班中国同学们的步伐。迪亚拉的学生时期。受访者供图后来,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完本科、硕士学位的迪亚拉又赴成都中医药大学攻读针灸方向的博士学位。现在,他更是成为了首个获得中医博士后学位的外国人。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坐诊。“没有一个人找我看病。”他对着空荡荡的诊室守了三天,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排着长队的隔壁诊室。终于在第四天,一位患者推开了大门,惊慌地叫了一声就跑出去,“我是来看中医的呀,怎么是老外呢!”患者对着护士用四川话抱怨了一番。迪亚拉追了出去,他说:“我给你扎针,如果没有效果,我不收你一分钱。”他就这样争取到了第一个病人。把脉、看舌头、分析、扎针,迪亚拉细致而熟练。后来,这位患者给他又带来了自己的朋友,在口口相传中,迪亚拉慢慢站稳了脚跟。迪亚拉诊治中。尧欣雨 摄扎根云南,致力培养乡村医生在医院工作几年后,1997年,无国界医生的项目让迪亚拉第一次深入走进中国偏远乡村。他发现那里生活的百姓的医疗资源比较差。“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说‘赤脚医生’。”迪亚拉说。在他眼中,“这是一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但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西药和大医院得到更多的关注,‘赤脚医生’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迪亚拉在云南乡村做公益项目。受访者供图迪亚拉发现,对于当时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西药和大医院的资源涵盖不到,中国的贫困地区依然需要“赤脚医生”。随后,迪亚拉决定全心全意投身到培训公益事业,他和当地政府申请,让乡村医生来免费学习,他包揽他们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毕业之后还送他们三大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工作服、药品和书籍。他说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他经常告诉我,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而你又不去做,那就是罪。”迪亚拉在云南乡村做公益项目。受访者供图20多年的时间里,迪亚拉频繁往返于云南昆明和红河州,长年致力于培养乡村医生。至今已培养出3000多名村医。现在,迪亚拉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迪医生”“迪大夫”。除了提供医疗援助,迪亚拉竭尽所能为大山里的村民提供方方面面的帮助。村子里饮水困难、不通电、没有公路、缺少公共活动场地……遇到这些问题,他也想办法解决。迪亚拉在云南乡村做公益项目。受访者供图现在,迪亚拉把时间分成两半,一半在成都行医,另外一半则坚持在云南做公益项目。扎根中国30余年,迪亚拉不但能说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还掌握了粤语以及四川和云南等地的方言。现在的他,不看肤色,已经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一线抗“疫”,想向全世界推广中医当今年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刚暴发没多久,迪亚拉就和马里驻华大使馆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够使用中医药进行预防。“我们给在中国的88名马里人,包括大使馆工作人员、马里的留学生、商人等全部用上中医药进行预防。”同时,迪亚拉牵挂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中医老师、中医机构等通过马里驻华大使馆分三批向马里捐赠了20多万元的中药和口罩。2月初,迪亚拉还义无反顾地加入一线抗“疫”中。那段时间,医院的气氛十分紧张,有的朋友劝迪亚拉“你一个外国人在家待着多好”,但迪亚拉坚持要待在一线,“你们要相信中医是一定能战胜疫情的!”迪亚拉说,通过这次疫情,很多人重新认识了中医药的作用。“在这次疫情以前,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中医治慢性病才有用,但这次疫情告诉大家,中医在传染病治疗方面的建树同样不可小觑,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中医一样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你看古时候的瘟病,伤寒论都记载了很多。”迪亚拉参与“鲁班工坊”项目。受访者供图近期,迪亚拉参与了马里“鲁班工坊”项目,这是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致力于为马里青年提供中医职业技能培训,运用中医技术与当地医疗结合,共同服务当地百姓。短时间里,他帮助4位马里专家掌握了60个基本穴位和基本中医药知识。迪亚拉在为马里患者诊治。受访者供图迪亚拉说,现在的他希望不仅能将中医药带到非洲,还要带给全世界。迪亚拉认为,中医药不仅对中国人有用,在全世界也是难得的瑰宝。他希望作为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大使,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迪亚拉诊治中。尧欣雨 摄如今,慕名前来找“迪博士”的患者络绎不绝,而迪亚拉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行医准则: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提到中医,你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形象一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那么,你见过“老外”做中医的吗?迪亚拉正在为患者看诊。杨予頔 摄迪亚拉正在为患者诊治。尧欣雨 摄走进成都市双流区中医医院“名医堂”,皮肤黝黑的非洲籍中医迪亚拉正为病人看诊,艾灸、针灸、方剂……他都熟练应用,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迪亚拉来自非洲马里共和国的医生世家,在中国学中医行中医已超过30年,是首个获得中医博士后学位的外国人。他与妻子杨梅因中医结缘,不仅成为一名中国女婿,同时还扎根中国西南,为基层培养了3000余名村医。今年以来,中医也成为了他抗击新冠病毒的得力武器。结缘中医,成为首个外籍中医博士后迪亚拉1964年出生在非洲马里的一个医生家庭,爷爷曾是当地的草医,父亲是当地一所医院的院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援非医疗队把中医带到了迪亚拉的故乡。针灸、拔罐等“道具”让少年迪亚拉感到新奇。“小时候,看到中国医生用一根银针就能治病,很神奇,”迪亚拉说,“或许,那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中医的种子吧。”1984年,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由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深造。到中国之初,他先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但却渐渐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但在他看来,到中国不学中医,几乎等于荒废了学业,于是迪亚拉决定弃“西”从“中”。迪亚拉的学生时期。受访者供图随后,迪亚拉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系统学习中医,但他却遭遇了大难题。“大学第一学期‘医古文’只考了40多分,太惨了!”谈起第一次尝到考试不及格滋味的情景,迪亚拉苦笑着摇了摇头。为了迅速提升自己,迪亚拉不厌其烦地向老师同学请教,课余时间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看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新华字典,医学古汉语字典也被他翻得破破烂烂。为了搞清楚经络和穴位,迪亚拉每天一下课就去实验室,用人体标本练习解剖。为了练习扎针,他手上总是拿着一块毛巾,走到哪儿就扎到哪儿……就这样,迪亚拉终于一步步地赶上了同班中国同学们的步伐。迪亚拉的学生时期。受访者供图后来,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完本科、硕士学位的迪亚拉又赴成都中医药大学攻读针灸方向的博士学位。现在,他更是成为了首个获得中医博士后学位的外国人。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坐诊。“没有一个人找我看病。”他对着空荡荡的诊室守了三天,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排着长队的隔壁诊室。终于在第四天,一位患者推开了大门,惊慌地叫了一声就跑出去,“我是来看中医的呀,怎么是老外呢!”患者对着护士用四川话抱怨了一番。迪亚拉追了出去,他说:“我给你扎针,如果没有效果,我不收你一分钱。”他就这样争取到了第一个病人。把脉、看舌头、分析、扎针,迪亚拉细致而熟练。后来,这位患者给他又带来了自己的朋友,在口口相传中,迪亚拉慢慢站稳了脚跟。迪亚拉诊治中。尧欣雨 摄扎根云南,致力培养乡村医生在医院工作几年后,1997年,无国界医生的项目让迪亚拉第一次深入走进中国偏远乡村。他发现那里生活的百姓的医疗资源比较差。“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说‘赤脚医生’。”迪亚拉说。在他眼中,“这是一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但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西药和大医院得到更多的关注,‘赤脚医生’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迪亚拉在云南乡村做公益项目。受访者供图迪亚拉发现,对于当时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西药和大医院的资源涵盖不到,中国的贫困地区依然需要“赤脚医生”。随后,迪亚拉决定全心全意投身到培训公益事业,他和当地政府申请,让乡村医生来免费学习,他包揽他们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毕业之后还送他们三大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工作服、药品和书籍。他说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他经常告诉我,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而你又不去做,那就是罪。”迪亚拉在云南乡村做公益项目。受访者供图20多年的时间里,迪亚拉频繁往返于云南昆明和红河州,长年致力于培养乡村医生。至今已培养出3000多名村医。现在,迪亚拉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迪医生”“迪大夫”。除了提供医疗援助,迪亚拉竭尽所能为大山里的村民提供方方面面的帮助。村子里饮水困难、不通电、没有公路、缺少公共活动场地……遇到这些问题,他也想办法解决。迪亚拉在云南乡村做公益项目。受访者供图现在,迪亚拉把时间分成两半,一半在成都行医,另外一半则坚持在云南做公益项目。扎根中国30余年,迪亚拉不但能说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还掌握了粤语以及四川和云南等地的方言。现在的他,不看肤色,已经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一线抗“疫”,想向全世界推广中医当今年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刚暴发没多久,迪亚拉就和马里驻华大使馆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够使用中医药进行预防。“我们给在中国的88名马里人,包括大使馆工作人员、马里的留学生、商人等全部用上中医药进行预防。”同时,迪亚拉牵挂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中医老师、中医机构等通过马里驻华大使馆分三批向马里捐赠了20多万元的中药和口罩。2月初,迪亚拉还义无反顾地加入一线抗“疫”中。那段时间,医院的气氛十分紧张,有的朋友劝迪亚拉“你一个外国人在家待着多好”,但迪亚拉坚持要待在一线,“你们要相信中医是一定能战胜疫情的!”迪亚拉说,通过这次疫情,很多人重新认识了中医药的作用。“在这次疫情以前,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中医治慢性病才有用,但这次疫情告诉大家,中医在传染病治疗方面的建树同样不可小觑,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中医一样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你看古时候的瘟病,伤寒论都记载了很多。”迪亚拉参与“鲁班工坊”项目。受访者供图近期,迪亚拉参与了马里“鲁班工坊”项目,这是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致力于为马里青年提供中医职业技能培训,运用中医技术与当地医疗结合,共同服务当地百姓。短时间里,他帮助4位马里专家掌握了60个基本穴位和基本中医药知识。迪亚拉在为马里患者诊治。受访者供图迪亚拉说,现在的他希望不仅能将中医药带到非洲,还要带给全世界。迪亚拉认为,中医药不仅对中国人有用,在全世界也是难得的瑰宝。他希望作为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大使,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迪亚拉诊治中。尧欣雨 摄如今,慕名前来找“迪博士”的患者络绎不绝,而迪亚拉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行医准则: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来源: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在中国学习针灸是改变我人生的转折点,当我看到针灸治疗能够看到坐轮椅的病人走出去时令人鼓舞的惊讶。因为我亲眼见证了中国针灸技术的成功,促使我将这项技能带到了美国,以帮助更多患者康复。”-来自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医学博士Tony Willcox对中国针灸的认可。我的使命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上完大学后,我选择学习中医和针灸,使中医技术与中国哲学完美地同步。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完成针灸硕士学位后,我很荣幸被授予博士学位。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我学习并了解针灸的深奥秘诀,以便将针灸的治疗效果带到美国。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习期间,我很荣幸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他们走了远隔重洋,来到天津接受了针灸治疗。其中有很多的美国患者,他们对针灸的治疗能力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从网上和书中了解了关于中国针灸治好中风病人的案例,慕名而来接受中国传统针灸治疗,从这些求医的患者中,我了解了针灸改变生活,恢复健康的理论与方法。我在天津看到的一切在我接触的这些患者中,他们需要各种交通工具,以及相关手续,综合起来需要1-2个月才能来到中国接受针灸治疗。而现在,我很自豪地说我已经开始使用我所学到的针灸技术为美国本地患者提供相同水平的服务,他们再也不用远隔重洋,跋山涉水来到中国接受治疗了。让我很高兴的是,我学习的中医针灸技术切切实实的为患者摆脱了痛苦,我看到患者从失明到重见光明,从被轮椅束缚,到最后独立走路,总之有很多西医束手无策的病情,在针灸的帮助下都有所好转。盲人患者恢复视力在天津,我也看到了失明的中风患者,在某些情况下,中风引起了严重的眩晕或眼部震颤,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视力。我们的针灸治疗帮助他们恢复了视力。我们还对进行脑部手术的双视患者提供了帮助。这些患者必须戴上眼罩,否则双视会使他们头昏眼花。针灸可以帮助其消除双重视力。没有什么比看到他们重新拥有正常的视野,并能够恢复日常生活。我在美国的成功案例当我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针灸科实习时,一名58岁的丘脑和小脑病变的男性中风患者被带进医院接受治疗。两天后,他走路了,不再需要轮椅了。他继续治疗了一年,完全康复了。针灸还减轻了他的慢性过敏,大便稀疏,背部疼痛以及膝盖疼痛和无力的症状。最终针灸使他重新拥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身体,我认为这项技术在美国应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针灸机构已经遍布美国在美国,一位60多岁的英国女性中风患者偏瘫六年,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我的针灸服务公司。我对她的下肢进行了针刺。第一次治疗后,她的丈夫第二次治疗。他说针灸让他感到很惊讶,并告诉我们,当他帮助妻子上洗手间时,他感到她的腿部和腰部明显有了支撑的力量。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她得以在支撑下行走。据她的丈夫说,针灸改善了妻子的健康,并使她的看护人不再没日没夜的看护她了。我很荣幸能够在2015年成立针灸服务公司,为美国的客户提供与我在中国相同水平的服务。我也很高兴在我自己创办的针灸服务公司创建类似的成功案例。关于我在中国学习的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中国领先的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也为骄傲的西医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针灸也更容易获得在美国的普及,这也是美国针灸的未来将发展的目标。尽管科学还不能完全解释针灸的工作原理,但我们发现患者可以借助这种经验疗法来让病人康复并取得更好的效果。我总共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呆了三年,我在中国现代针灸奠基人石学敏院士及其同事的陪伴下学习。在实习期间,我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疼痛管理以及中风,TBI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上。我每天在诊所协助治疗60至100例患者,这让我的针灸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很感谢我的导师石学敏院士以及同事,让我学以致用,并把它带到了美国。
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医都是黄皮肤的,现在来了一位黑皮肤的中医,而且还是博士,别人会问外国人怎么可能懂中医,可是这位非洲籍的博士现在已经用中医技术行医30多年,行医经验可能超过了国内的大部分中医,还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名字叫迪亚拉,他早些年就职于成都市双流中医医院“名医堂”,各种中医技术,如针灸、艾灸、方剂等都熟练于手,治疗时动作行云流水,他也因为中医而与她的妻子结缘,成为了中国的女婿。迪亚拉1964年出生于非洲的一个医生家庭,爷爷是医生,父亲也是医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援非队伍把中医带去了非洲,从小迪亚拉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简单的一根针就能治病,中医的种子也是从那时在他心里埋下。1984年,迪亚拉别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深造学习中医,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医古文考试只考了40多分,不过作为中国的学生,我也表示医古文确实是难,更何况语文功底更差的外国人。博士毕业后,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诊所里面坐诊,在诊所坐诊的前三天没接诊到一个客人,直到第四天,有个病人跑进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看中医的,怎么是个老外?”,刚想出去,迪亚拉就说“我给你扎针,如果没有效果,不收你一分钱”,就这样,迪亚拉争取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病人,后来口口相传,病人越来越多。现在,迪亚拉受邀成为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的客座教授,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还开展国际医疗部,能为国内外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是非洲籍的中医,你愿意给他看吗?对于外国人学中医,你有什么看法?
为了大山里的患者,他在中国做了20年兼职医生,培养了超过5000名村医这位敬业的中医博士来自西非马里▲在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人民医院,迪亚拉正在询问患者的病情。▲迪亚拉一家在云南昆明住处的合影。组图均由本报记者王迪摄本报记者王迪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来自52个非洲国家、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中,有一个人的履历很特别。他是第一个取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他在中国西南做了20年的兼职医生,培养了超过5000名村医。这个人就是来自西非马里共和国的迪亚拉。一半的时间,他是住院医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老年门诊工作。另一半的时间,他是专业志愿者,穿梭于西南山区的偏远乡村,带来当地急需的医技和人才。他深信,古老的中医在当代的基层医疗体系中能有大作为。敬业的医生直到赴京前一天,55岁的迪亚拉仍然在云南一家县城医院义诊,坚持把当天上午所有挂上号的病人看完再走。一个老太太带着两个孙子走进了办公室。“孙子多大了?”“这个10岁,这个14岁。”“哎呀,您太有福气了。”随后,这个黑皮肤的外籍医生轻轻撩开老人的衣领,双手按压她的右肩,确认疼痛的具体位置。从清晨到中午下班,病人鱼贯而入,迪亚拉几乎没有时间接电话或倒茶水。就算过了饭点,只能吃点盒饭,他也从不抱怨。“我出生在西医世家,我父亲从小让我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来中国后,我学中医,接触了《大医精诚》。我意识到医生治病靠医术,但是也靠德行。”迪亚拉说。上世纪90年代末,作为全职医生在成都刚工作不久,他的价值观就遭遇了挑战。所在医院的副院长找他谈话:“你的病人是我们这里最多的,奖金却是最少的。”那时,不少医院都把卖药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纷纷将医生的收入和药单挂钩,鼓励虚开药单。迪亚拉记得,有个月他的奖金172块,而一个同事的奖金收入超过4000块。但迪亚拉不为所动。当副院长第三次再次“提醒”他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把所有精力投入西南山区的公益医疗项目。受欢迎的老师1997年,迪亚拉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一个云南项目让他第一次走进中国偏远乡村。后来,他陆续参与了乡村医务人员培训、艾滋病、结核病防治、社区发展等项目,足迹遍布全中国。20年来,迪亚拉培养的村医超过5000人,他们来自四川、云南、江苏、黑龙江、湖南、青海等地。几乎每天他都会收到学生的短信,向他提问或者发来问候。什么样的学生迪亚拉都见过。有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中专毕业生,也有人小学没毕业、字不会写、只会说方言。“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听懂。”迪亚拉说。虽然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工整汉字,迪亚拉很少用板书。他用简笔画、剪纸和实物讲述深奥的中医理论。讨论、观摩、操作,这样的培训流程容不下长篇大论的说教。除了各地卫生部门和医院召集的学员,也有一些是迪亚拉亲自招募的村医。他曾驱车到云南的一个工地,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孩。这个女孩是所在村里受教育最高的女性,是那里最适合做村医的人选。“做你现在这个工作也不是不好,但说实话,这只是解决了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也知道,村子里有很多问题,真的需要一个女医生。”迪亚拉这番话最终打动了女孩。最近的一个乡村医生培训差点要了迪亚拉的命。8月初,在青海玉树的一个村庄,高强度的工作、3700米以上的海拔让54岁的迪亚拉患上严重的肺水肿。他一开始把手心、脚心搓热,吸着氧气罐继续授课,想撑下去把课讲完。但一回到宾馆,他却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用尽体力把椅子抛出去,“砰”的一声,才把隔壁的助手引来。一个当地村民开着越野车,连翻两座山,总算把几乎昏迷的迪亚拉送到了县城医院。中国的基层工作经历让迪亚拉感慨,非洲最缺的不是高级人才,而是乡村医生。“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应该忘记基层。如果在非洲培养三五百个,再复制这样的项目,就能解决很多问题,而不是等到问题变突出再去找大医院。”他说。中医学的传播者中医学正在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认可。世界网球冠军德约科维奇借鉴中医理论改变饮食,增加了热食的比重、改喝温水,还把这些写进了一本关于健康饮食的书。奥运冠军菲尔普斯用拔火罐来提高泳道上的表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一本千年历史的中医典籍里找到了启发,发现了抗疟疾的青蒿素,并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直到今天,关于中医价值的争论并未停止。迪亚拉对此深有感触:“很多非洲的卫生官员不懂中医,不认同中医。他们往往是西医某个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质疑人士常常提到的是,和西医相比,中医缺乏科学实证。本科就接受了西医训练的迪亚拉对此并不认同。“西药的试验从小白鼠开始,到猫狗,到猴子,最后才到人身上。几百几千例过后,就说这种药物有效。反过来看中医,一开始就是在人身上做试验,然后慢慢总结。经过几万、几亿人的验证有效,你说这不科学吗?”为了减少宗教界人士对中医学的误解,迪亚拉作为医学顾问与新加坡学者Pak-Wah Lai博士合作推出了《治愈之道:从基督教的视角看待中医》一书。在迪亚拉看来,中医学的优势在医疗条件落后的贫困地区很明显。中医学本来就是传统医学,取之于民,所以老百姓容易操作和理解,也容易就地取材。头疼了,按摩个穴位;咽喉肿痛,嘴里含一片草药;感冒了,就喝点姜汤。“这些不是需要高科技的东西,都是自然界的东西,所以经济、有效。”迪亚拉说。迪亚拉有一个最引以为豪的项目。他曾在云南的两个村庄给村医、村干部做培训,教他们如何鉴别和利用村周围的中草药。在其中一个村子,他找到了70多种,能应对至少30种常见病。他还教会村民如何用这些草药制作兽药和农药。他编了一本小册子,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把这个项目复制、推广。“以前大家不重视中医,总觉得不如直接给农村送一些抗生素。可现在抗生素滥用产生耐药性,反而带来了危害。”迪亚拉说。除了经济有效,他认为这个项目还让村民懂得爱惜自己的自然环境。中医的另一个特点在于灵活性,“一个真正的中医就是一个家庭医生。”以迪亚拉自己为例,在云南的宜良县人民医院他看的有一半多是妇科病,而在成都他接触最多的却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缺少医生的农村,这种灵活性难能可贵。在中国安家的马里人迪亚拉娶了一个成都姑娘,现在有了一儿一女,一家人住在昆明。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常常感到矛盾:如果遇到马里的同学、同行,他们会评价他的思想“中国化”。可是身边的中国人一直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他,尽管他听得懂粤语、四川话,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他感觉不自在的是,很多人会用“非洲人”描述任何一个来自非洲大陆的外来者。一说起非洲,人们第一反应就是贫困、疾病、落后。“比如说,我来自马里,马里确实来自非洲,但是也不能代表非洲。马里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和生活习惯。马里的问题归马里,尼日利亚的问题归尼日利亚,不要一下子都归结为非洲问题。”迪亚拉说。他曾经因为“非洲人”的身份吃了亏。他本想让儿子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幼儿园,为此某地政府特意安排了他和园长的会面。结果那个园长老远瞧见他站在门外,掉头就走,还让保安转告他“园长不在”。但在迪亚拉走访过的山区,处处留下了灿烂的笑脸。人们心怀感激,丝毫不在乎肤色的不同。迪亚拉想起了在云南迪庆的一次义诊。临走前,那个藏族村庄的年轻人忙活了一整天,到山上四处寻找虫草。虽然是10月、早已过了虫草的最好季节,他们还是攒了一把指尖大的小虫草,用哈达扎好送给他。临走前的晚上,全村男女盛装出现在晚会上,把酒言欢、载歌载舞。唱歌的好手们按照男女分列两队,一唱一和,用斗山歌的方式给尊贵的客人饯别。输的一方退下,赢的一方继续接受挑战。最后只剩下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对唱。迪亚拉早已困得睁不开眼,但他又不好意思在表演结束前离去,怕辜负了村民的一番热情。后来实在忍不住,迪亚拉私底下问晚会什么时候结束。有人告诉他,按照风俗,他在这里坐多久,他们就唱多久,一直会唱到客人离去。迪亚拉恍然大悟,立刻转身进了帐篷,结果不到三分钟歌声就停了。迪亚拉的女儿尼西今年10岁,幼儿园时就能熟练背诵《大学》《中庸》。迪亚拉想在小学阶段教会她《黄帝内经》,培养她对中医的兴趣。儿子以勒是个19岁的帅小伙,身高已经超过了父亲。在迪亚拉的言传身教下,他成为一名年轻志愿者,去过印尼的孤儿院、苏丹的难民营,以及肯尼亚、乌干达、新西兰等地。他打算在报考大学的时候申请社会心理学专业。“爸爸是很会照顾别人的一个人。他去每一个地方都带来了帮助,给别人希望。”以勒说。
新京报讯(记者 应悦)“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10年前,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哥伦比亚小伙儿郎英俊来到中国学习中医。由于没有语言基础,刚开始上课时,他完全无法听懂老师讲授的内容。但不到一年的时间,郎英俊就克服了语言上的困难。不仅完成了5年的本科课程,还一路读到了博士生,并将于2022年毕业。在刚刚闭幕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郎英俊还被选为中医药服务贸易行业讲述人。谈到未来,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会继续从事中医事业。郎英俊在论坛上分享中医知识。受访者供图“父母是西医,我是中医”郎英俊觉得,“缘分”一词,最适合形容自己与中医的关系。由于父亲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郎英俊从小就接触到了中国元素。着迷于电影中的功夫、中文歌曲,19岁的郎英俊决定前往中国,亲眼看看这个国家。2010年初,高中毕业的郎英俊报名了天津理工大学的一年制语言班。他打算先在中国学习一年语言,再回国上大学。彼时,郎英俊也正好在考虑大学的专业选择问题。“我父母都是西方医学教育体系出来的医师,我从小就在医院长大,所以对医学专业的选择倾向很高。”此外,他还爱好哲学和语言学。在语言班上,几名正在学中医的尼泊尔同学将中医带入了郎英俊的视线。出于好奇,他跟着同学接触了中医课程。针灸、推拿、中草药……这些知识让郎英俊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趣味,也完全颠覆了此前他对中医的认知。“在我们国家,很少有人把中医当成一个完整学科来看待。大部分人觉得中医就像是一种草药,或是一种针灸的方法。”在郎英俊看来,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专业。“我要重新学习和理解一门语言,这是语言学;《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还包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对郎英俊来说,这个专业满足了自己所有的需求。“我必须要学,我一定要学。”听不懂授课内容,每天熬夜把PPT译成英文2010年9月,郎英俊作为本科生入学天津中医药大学。迎来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听不懂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学校的授课内容涉及中医和西医两部分。西医可以凭借从小在医院接触的经验理解,但中医的内容,他是完全听不懂。不能在课上听懂,郎英俊就在课下使劲。每天上完课,他都向老师要来课上使用的PPT,把每句话翻译成英文。“那是一段相当痛苦的时光。”2010年,智能手机尚未完全普及,郎英俊只能用电子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每天熬到凌晨3点才睡,7点左右又要起床继续去上课。“幸亏那时年轻,如果是现在肯定坚持不下来。”郎英俊说。这种情况在第二年出现了转机。在郎英俊的记忆中,自己好像是某一天突然就听懂了老师讲的课。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开设了中药学的课程。到学期中旬,郎英俊觉得,课上的内容自己好像都听懂了。“老师在课上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能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答案。”他说,那几天,好多老师都问他的中文怎么突然变好了。时隔多年,再回忆起来,郎英俊觉得这并不是突然变好,而是因为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中文好了,才能真正懂中医。”“在病房里,曾有患者不相信我的外国面孔”郎英俊第一次亲眼见证针灸的疗效,是在某次实习时,带教老师治疗一名中风患者。随后,他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针灸推拿。像许多中医学子一样,郎英俊也曾拿着针和同学“互扎”。“其实不怕,因为大家都是学这个的,肯定信任对方。”为什么要“互扎”?他解释称,只有扎到自己身上,才能感知受针力度、体会针灸疗效,以后在为病人治疗时,才能给他们讲解治疗效果。学习期间,几次实习的机会让郎英俊得以实践自己的医术。但顶着一张外国人的面孔施行中医疗法,还是让不少患者感到诧异。“好多人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之后,觉得很惊讶,怎么一个外国人也会中医。”研究生时期,郎英俊跟着导师在天津某医院实习。曾有一名患者发现是郎英俊为自己进行推拿治疗,忍不住怀疑起他的技术。但郎英俊的导师明确告诉患者:“他是我亲手带的学生,他的技术很好。”整个推拿过程结束,患者仍然对这个外国小伙儿不放心。不过推拿完的第二天,郎英俊就在医院挂号处再次遇见了这名患者。“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还跟我说‘小伙子,你来啦,一会儿再给我按一下’。”郎英俊说,在给患者治疗时,他会把每个手势和动作都向患者解释清楚。比如推拿,每个手势起什么作用,按在身上有什么感觉,出现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他觉得,解释清楚能让患者更安心。“当然,只有学的时候认真,才能把这些讲给患者听。”回哥伦比亚时,亲戚主动来尝试针灸现在,已经读到博士生的郎英俊也会到其他国家传播中医知识。对于中医上的许多专业词汇,郎英俊都尝试用外国人的思维传达给外国人。“其实中医上有很多概念,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的词语表达出来。比如‘伤风’,在哥伦比亚就有类似的词语,表达的意思非常相近。”还有很多涉及中国文化的中医词汇,就很考验郎英俊的语言功底。“比如‘阳虚’这个词。”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花了很久才弄明白。“其实可以把症状描述出来,达到一个初步的理解,但是真正理解还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由于语言、文化等差异,郎英俊觉得,外国医生们无法真正理解自己讲授的内容。但好的一点是,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人对中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郎英俊说,每次回家,他都会帮家里人做针灸。最初,郎英俊的母亲常常口干,如果是在中国,就可以开一些中草药来治疗。但是哥伦比亚找不到相应的中草药,他就先用针灸来治疗。母亲的问题解决了,家里的亲人也都想让郎英俊在自己身上试试针灸。“其实以前大家都知道针灸,可是不太敢尝试。现在有了我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大家都放心了很多。”疫情期间,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在中国国内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郎英俊在美国工作的同学就使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治疗效果也非常好。想把中医经典译成英文,未来会继续从事中医最近,郎英俊越来越喜欢研读中医的传统经典,治疗的思路也有了变化。“我以前的想法有点偏西医,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脾胃论’就主张从整体出发,也就是说疼痛并不是身体局部的问题。”今年,是郎英俊学习中医的第10年。10年来,郎英俊对中医的认识不断加深。在他看来,中国的学校在中医教学方面已经有了正规的培养体系。除了做医生,郎英俊还想把中医经典翻译成英文,以便日后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医。最近几次,郎英俊在给国外医生培训时经常会提到《黄帝内经》。他希望自己能把其中涉及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都翻译出来。2022年,郎英俊将毕业。对于未来,他还没有想好具体会去哪个地方生活。“但肯定是要继续做中医,做我喜欢的事。”郎英俊说。新京报记者 应悦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王长山 傅云威 杨牧源)中国,这是一片梦想的热土。有这样一群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但他们都选择来到中国,追寻自己的梦想。一根银针,至微至轻,却承载着医德至重,凝聚了一位非洲籍大夫的中医梦、中国梦、非洲梦……过去20多年,来自西非国家马里的中医学博士迪亚拉?布巴卡尔坚持在中国西南边陲山区投身义诊、扶贫公益事业,成为当地人熟知的“迪老师”、“迪大夫”。迪亚拉近期在云南基层卫生院教授针灸取穴方法。(新华社记者王长山摄) “小时候,看到中国医生用一根银针就能治病,很神奇,”迪亚拉说,“那时候心里就埋下了当中医的种子吧。” 迪亚拉1964年出生在马里的一个医生家庭,打小对中医就不陌生。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援非医疗队把中医带到了马里,针灸、拔罐等“道具”让少年迪亚拉感到新奇。 大学毕业后,迪亚拉子承父业,做了一名全科医生。1984年,他飞越万水千山,来华进修。 迪亚拉近期在云南基层卫生院教授乡村医生拔火罐要领。(新华社记者王长山摄) 在广州中医学院,说普通话的新生迪亚拉遭遇了大难题。“老师用粤语讲授中医古文,啥也没听懂,”他说,“考试挂科,感觉天要塌了。” 学粤语、背词典、啃古医书……迪亚拉苦读八年,最终完成了本硕阶段教育。随后又赴成都中医药大学,主攻针灸方向博士学位,并于三年后出师。 一根银针,勾画了迪亚拉11年的中医求学轨迹,也牵引他在中国安下家来,开启了一段别样的中医人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他足迹遍及云南红河、怒江等地偏远山区,累计培训村医数千人,广泛开展义诊,其中不乏麻风病、结核病、艾滋病患者。他还累计筹集愈千万扶贫款,并常自掏腰包扶弱济贫。 迪亚拉近期在云南基层卫生院开展义诊活动。(新华社记者王长山摄) 常年奔走于贫困山区,睡袋栖身是常态,塌方走石不鲜见,灾区一线难分身……每当遇到难处,迪亚拉总会想起历任老师和援非医疗队的中国大夫。“中国老师和援非医疗队的大夫是最值得敬重的人。”迪亚拉眼中闪过温暖的光。 中国政府去年提出,要推动中医药技术、药物、标准和服务走出去;支持中医药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中医药对外投资和贸易,这让迪亚拉兴奋不已。 “我一直想在非洲开中医院,现在有望实现了”,“把中医院开到非洲去,这是我的中医梦、中国梦、非洲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