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发表文章

如果将SCI收录与否算作是评判一篇科技论文好坏的及格线，那么2018年，世界上有超过1/5的“好论文”都来自中国。根据SCI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18年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206.97万篇，其中有20.20%来自中国，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占比仅次于美国，连续10年排在世界第2位。2018年，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共发表SCI论文41.82万篇，相比2017年增长5.7万篇，增长率15.78%，是世界SCI论文总量6.8%增速的2.3倍。然而，这些来自中国的好文章，却大多发表在了国外的期刊上。流失率：88%2018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其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中，统计了世界上14个论文产出大国SCI论文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将各个国家所属的SCI期刊上所刊登的论文数和该国作者产出的全部SCI论文数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4个国家中，只有荷兰、英国、美国3个国家SCI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超过本国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其中，荷兰期刊论文数是学者产出论文数量的3.79倍。也就是说，除这3个国家属于论文流入国家外，其余11个国家的论文，都在向外流失。而中国也是14个论文产出大国中，流失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葡萄牙。在中国，国内SCI期刊刊载论文数仅为中国学者发表论文数量的0.12倍，也即中国至少有88%的SCI文章流向国外期刊。不仅如此，中国作者在中国SCI期刊所发论文的影响力仅为5.63，远远低于中国作者全部SCI文章的影响力（9.27）。也就是说，我们大量外流的是优秀论文。那么中国人写的好论文，为什么不投在中国的期刊上？良性循环发论文，是为了什么？如果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这样提问，得到的大部分回答都应该是：评职称。这显然不是发表学术论文的本意。然而在大学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这也的确是学者们的无奈之举。学者们也是人，是人总要生活，要生活就要钱，要钱就要评职称，评职称就要发论文，而且要发SCI论文和影响因子高的论文。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国内的期刊并不是学者不想投，而是期刊自己不争气，学者们也只能“恨铁不成钢”。根据JCR数据库2018年的统计数据，2017年SCI收录期刊数最多的国家为美国，有2992种；其次为被收录1886种期刊的英国。中国大约排在第5位，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仅有大约200种。而排在第4位的德国被收录期刊数量，是中国的3倍。SCI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不仅在数量上不占优，且质量也普遍偏低。然而国内提升期刊质量的工作，却会常常陷入一个“死循环”。想要创办一本高质量的好期刊，源头在于拿到好文章。对于一本学术期刊来说，在正常的良性循环下，期刊拿到了好文章，好文章的引用多，期刊的影响因子被拉高，期刊也就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好文章，期刊质量也就会随之越来越高。然而国内现行评价体系下，能投到5分期刊的文章就不可能投到3分的期刊上。3分的期刊只能收到3分、甚至低于3分的文章，由此形成了一个“死局”。在评定职称的硬性规定面前，单靠本土期刊的情怀牌实在太过无力。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留给国内学术期刊的优秀论文自然少之又少。那么，中国难道就没有影响因子较高的好期刊吗？中信所统计显示，2018年进入本学科领域总被引频次排名前四分之一（Q1）行列的期刊共有15种，进入影响因子本学科领域排名前四分之一（Q1）的期刊有50种。按照影响因子进入Q1区期刊数量排名，中国排在世界第5位，而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依旧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从质量看，中国的科技期刊虽无“山”，但也有“峰”。然而处于最顶端的这些期刊往往还拥有着另一个近乎致命的问题：“借船出海”。“借船出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排在中国前面的始终是四个国家：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每个国家的手中都掌握着1个拥有超过100年历史，几乎可以称作是“垄断”了整个行业的出版集团。利用极佳的声誉和丰厚的资源，这些出版集团的期刊可以获得极大的关注，进而得到高质量的稿源。而国内的期刊却没有这么好的“福气”，想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以影响因子高达17.848的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为例，这是一本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管的期刊，然而其出版和发行却借助英国的Nature出版集团（NPG），也就是所谓的“借船出海”。这实属国内期刊的无奈之举。因为仅仅依靠中国本土现有的出版资源，期刊很难有所发展。将SCI收录的9000余本期刊中，“出版方”（publisher）中带有“China”字段的期刊全部挑出，再与JCR2018年最新影响因子匹配发现，这123本由中国出版的期刊中，最高影响因子为9.043。33种期刊影响因子在1分以下，超过70%的期刊影响因子低于3分，另有几本期刊暂无影响因子。至少在现阶段，“借船出海”所带来的“利”还远远大于“弊”。据业内媒体报道，这种模式赢得了国内众多英文期刊的欢迎，目前约有75%的国内英文科技期刊都是采用“借船出海”的策略，通过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合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如，National Science Review 同牛津大学出版集团合作，Cell Research 和 Nano Research 同 Springer Nature 进行合作，而且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小。如果没有这些“大船”，其影响力将会如何？很难判断。但这终究不是长远之举。在这种合作中，跨国出版集团向中国学术期刊索要价格不菲的“船票费”，即合作费用，甚至有不少跨国出版集团以此来作为营收的增长点。然而，从版权意义上来说，这些期刊是否属于中国，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怎么办？学术论文和版权的外流还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危害，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在手，根本无法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是否一流，只能由别人说了算。正因此，提升国内期刊质量的动作，在最近开始频繁地发出声响。11月28日，科技日报发布文章专题报道国家奖评审标准的改革。其中，除提名材料上的“减法”等调整外，最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属两条：1.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取消填写论文期刊影响因子，鼓励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2.坚决遏制“SCI至上”，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将取消填报“SCI他引次数”的硬性规定，规定“他引总次数”应明确检索机构使用的数据库。将有资格提名申报国家奖的学术“大牛”们作为此次改革和政策的突破口，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一来“大牛”们不缺SCI，只缺奖项。因此如果能够对“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那么“大牛”们将文章投向国内期刊的积极性就将大大提高。其次，学术“大牛”们的文章质量有着极高的保障。创建好期刊的良性循环从源头上开始建立起来，影响力的提升指日可待。今年9月，科协发布《关于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有关项目申报的通知》，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11月22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正式公布。全国285个期刊项目入围，国家投入总经费超过2亿元。支持力度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罕见。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国内期刊需要克服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裙带关系、缺乏切实的监督和举报机制等等客观问题也切实存在。同时也应该看到，学术论文开源获取（Open Access）的大趋势为中国期刊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但无论如何，发展中国本土的优质学术期刊已是大势所趋。近几年来，我们已经逐渐被世界接纳，现在，到了唱主角的时候。来源：青塔

今天，早发表的小编给大家分享几个国外开放的硕博论文、期刊、数据库下载网站。1、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https://www.wpi.e/）伍斯特工学院:包括670余篇学位论文，其中有550多篇全文，硕士论文4篇。涵盖生物、电子、计算机、材料、物理、机械等学科。2、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http://etheses.nottingham.ac.uk/）诺丁汉大学的论文数据库。含131篇免费硕博论文，涵盖医学、艺术、教育、法学、工学等学科。3、Australian Digital Theses Program（http://adt.caul.e.au）澳洲数字论文计划，由澳洲大学图书馆员协会发起。包含澳洲40余所大学的15440篇硕博论文，涵盖各个学科。4、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http://www.lib.ncsu.e/ETD-db/ETD-search/search）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的3937篇免费博硕论文，涵盖了化学、物理学、电子电气、核能、机械、材料、食品、林业、土壤等各学科。5、University of Pretoria :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http://upetd.up.ac.za/）比勒陀利亚大学的电子学位论文，含3000多篇电子博硕论文，涵盖社会学、食品、建筑、经济、信息、生化、教育、管理、心理学、法学等学科，其中2876篇可免费获取全文。6、Ohio State University（http://www.ohiolink.e/etd/search.cgi）俄亥俄州立大学电子学位论文。含12677条记录，索引更新及时，还可在线翻译成中文，涵盖机械、电子、管理、哲学、化学、环境学、材料、数学、物理等学科，可免费获取。7、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和区域数字馆藏（http://repositories.cdlib.org/escholarship/）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和区域数字馆藏研究项目。eScholarshipRepository主要提供已出版的期刊论文、未出版的研究手稿、会议文献以及其他连接出版物上的文章1万多篇，均可免费阅读。8、剑桥大学机构知识库（http://www.dspace.cam.ac.uk/）由Cambridge UniversityLibrary和University ComputingService维护，提供剑桥大学相关的期刊、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等电子资源。论文发表，就上早发表

日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期刊之一的《Nature》发表了以苏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研究论文《In-plane anisotropic and ultra-low-loss polaritons in a natural van der Waals crystal》，报道了面内各向异性和超低损耗声子极化激元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该研究为构建新型平面光学器件以实现低损耗的信号处理和光热能量管理，以及纳米尺度定向控制光传输和光-物质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该论文排名第一的第一作者是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FUNSOM）硕士研究生马玮良。在硕士就读期间便能做出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消息一出，便备受关注。充分开发自主性学习2011年，马玮良进入苏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物理学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又选择考入苏大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马玮良同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基础课程为主，马玮良在本科学习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补足理论上的“短板”，这为他后续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对科研感兴趣，他选择考研并最终如愿，而之所以选择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则是看中了学院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实际应用研究方面的成绩。“我想在材料、生物化学、物理等交叉学科领域继续深造，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的研究领域正是我的兴趣点，所以我选择了跨学院考研。”初进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的实验室，导师鲍桥梁教授便鼓励马玮良独立开展课题研究。马玮良坦言，当时作为“科研新人”感到压力很大，最初也经历过一段迷茫期。实验室里浓厚的学术氛围深深地感染着马玮良，他大量阅读文献，学习别人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只要有疑问都会主动向师兄师姐们请教，就这样一步步逐渐走出迷茫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他勤奋刻苦，不骄不躁，特别是对一些新的物理概念有强烈的求知欲，日常学习中养成了追根溯源的好习惯。”在导师鲍桥梁教授眼中，马玮良一直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并能持之以恒地努力钻研，十分难得。作为教育部首批国家试点学院，纳米科学技术学院汇聚了材料、物理、化学、光电、生物医学等专业学科背景的青年科学家，且大都是从国外顶级大学学成归来，他们与学生相处亦师亦友，对科研有着极强的敏锐性与执着追求，常常鼓励学生进行未知的探索。鲍桥梁教授便是其中一员，其“非填鸭式”的指导也让马玮良颇为认可。“鲍老师会在科研方向上帮我们把脉，很多时候他‘放手’让我们自己去探索，鼓励大家多做尝试，多关注自己与别人课题的‘不一样’，遇到困难再一起攻关，他希望学生能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学生的科研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马玮良说，纳米科技学院公共实验平台上的大型仪器是需要预约才可使用的，因为做研究都要用仪器，所以“抢机时”的现象在学院比比皆是。遇到“瓶颈问题”亦或是机遇在鲍桥梁教授的指导下，马玮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将科研方向定位于新型二维光电材料光学性质的研究。自然界中许多晶体材料都表现出双折射行为，利用这一现象，可以实现对入射光的操纵。由于晶体尺寸和入射光波长与双折射强度成比例关系，3-300 μm区域的中远红外光往往需要几个厘米厚的晶体才能实现，进而限制了光学器件的微型化发展趋势。锚定难点，课题组进行反复尝试，利用双曲性材料折射光的两个垂直轴在同一面内这一特性，实现了在纳米尺寸内对光的传播特性进行动态调控，为新型材料体系的研发拓展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的研究成果为构建新型平面光学器件以实现低损耗的信号处理和光热能量管理以及高灵敏的生物化学传感等开辟了新的通道。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光关进笼子里’。”说起这次《Nature》论文的发表，马玮良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作为硕士，能够发这样级别的文章，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有了师兄师姐的铺垫，实验过程就相对容易了一些，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研究工作不可能是单枪匹马的，团队协作十分重要。”事实上，马玮良所在的课题组已持续关注这项课题三年之久，并与国外课题组也展开了深度合作，不断地深入挖掘才取得了突破。马玮良说，每当科研遇到困难，鲍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多思考，脚踏实地坚持走下去。“他一直对我说，科研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会让你发现惊喜。” 导师的言传身教让马玮良更专注于科研，学会了坚持不懈、脚踏实地。“一开始不要设想会做出怎样的结果，对某个科学问题感兴趣就努力探索，其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不解，但不要忽视科研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那或许就是突破口。”在他看来，科研过程中要重视失败和挫折，遭遇的瓶颈和痛点或许就是科研中更为重要的财富。鲍桥梁教授团队合影优质科研平台助力梦想近年来，纳米科学技术学院以优质的资源配置为依托，组建起一支多学科融合的高水平青年师资队伍，构建起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逐渐探索出一条创新之道。为了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能力，纳米科学技术学院开设了全英文教学专业课和国际化课程体系，还专门成立了由外籍教师提供咨询辅导的英语语言中心，并经常聘请国外著名科学家前来作讲座和学术报告。“学院为同学们在科研上遇到的英语问题专门开设了针对性课程，包括英文报告思路的整理、英文文章的撰写以及如何科学阐述实验结果等内容，非常实用，对我帮助特别大。”马玮良表示，要紧跟国际科研前沿，就需要阅读大量高水平文章，而学院提供的资源为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英文文献的大量阅读让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为了给学生提供各种学习交流的机会，纳米科学技术学院通过与国外学术大师共建著名科学家国际实验室、院际协议合作、学生联合培养等方式，不仅把优质的科研资源“引进来”，也鼓励更多的同学“走出去”开拓视野。研二时，马玮良在鲍桥梁教授的引荐下前往西班牙nanoGUNE纳米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学术交流。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对所做课题的物理机制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该从怎样的方向和角度开展科研大有启发，更是促成了双方在研究项目上的合作。马玮良及所在团队和该中心的教授就理想模型的建立以及机制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剖析，共同挖掘出此项科研工作的潜力。“他们对这篇论文也做出了许多贡献，这种合作交流也是非常关键的。”“很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科研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开展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科研工作，放飞自己的科研梦想。”谈到未来的规划，马玮良说，自己已经获得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博士全额奖学金，即将前往澳洲继续深造，在科研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来源：苏州大学

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31日刊登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的文章，过去十年属于中国，新的十年也将如此。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转发点赞。文章称，2010年，中国已开始以新的方式影响全球观念。在过去十年的每一年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一直是中国而非美国。在2014年，据世界银行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其2010年时的两倍多。文章表示，就过去十年而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经济发展故事。不出所料，西方国家对此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的情感非常复杂，有的否认、不屑和非难，有的尊敬、欣赏和羡慕。中国崛起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一场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感在本世纪会一直持续下去。文章还说，故事在继续。五年前——更不用说十年前，中国曾是廉价制造的同义词。西方曾认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限于模仿，无法匹敌西方创新能力。但中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经济体。深圳成了硅谷的竞争对手，而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也有资格与微软、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站在同一行列。中国2018年专利申请量占了全世界几乎一半。生活在一个曾在35年里每年经济增长10%以及在过去10年里每年增长6%至8%的国家里的人们，习惯于迅速的变革和持续的创新。而且，中国的文明非常深厚并富有智慧禀赋，始终注重学习和教育。文章提到了中国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称这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最显著体现。文章称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世界）已经加入该倡议，其中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2019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种代表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文章表示，随着当前国际体系进入“暮年”，“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新秩序雏形。首先，代表85%世界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次，该倡议最优先关注对发展中世界极为重要、但几乎未被列入西方议事日程的发展问题。文章认为，在新的十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终究是无法抗拒的。海外网友：难得的客观报道马丁·雅克把这篇文章发在了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引发网友纷纷转发、点赞。有网友表示，文中没有错误的或别有用心的欺骗性言论，是西方媒体难得一见的客观报道。↓↓↓有网友点赞称，文章说得有理有据！不带任何夸张和偏见，粉碎了之前的谣言。↓↓↓还有网友说，我记得读过马严君玲的一本书，里面说19世纪是英国的时代，20世纪是美国的时代，21世纪将会是中国的时代。↓↓↓也有网友表示感谢，雅克教授，感谢你这篇引人深思的文章。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思的时代。↓↓↓有网友表示这是事实。↓↓↓有网友表示，未来已经是中国的了。↓↓↓也有网友说，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有前景，并且不侵略其他国家主权，这证明了它的领导力。↓↓↓有网友表示，我希望如此。这样世界上战争就会少一些，联结会多一些。我相信我们都应该获得一点安宁了。↓↓↓监制：王姗姗 张鸥制片人：王薇主编：李瑛编辑：王欣然 樊嘉晨

来看一组数据：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中文期刊到底差距在哪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近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但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尤其是中文期刊。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崔鹏：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问：如何解决部分国内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任胜利：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任胜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任胜利：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王静远：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问：具体如何操作？任胜利：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崔鹏：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编辑：陈显琳核校：郭小花来源：摘编自中国科学报官网、瞭望智库、共青团中央等原标题：超9成SCI论文发在国外！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作者：卜叶

·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但很多中文期刊评价不高；·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对比国际期刊的专家审稿，很多中文期刊审稿人将审稿权给了在校生。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面对逐渐边缘化的态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中文期刊如何回归正途展开了激辩。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际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科研成果不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很难让广大中国科研工作者知晓，促进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非常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从影响因子看，中国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总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影响因子只代表平均论文引用，部分中国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的提升，大大缩减了刊登论文的总数量，减少分母大小而博取高分。一般来说，期刊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论文数也在增加，但上述部分中国期刊为了把影响因子做高而不断减少分母，这种做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而，中国期刊的总被引与国际总体差距依然很大。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尤其是中文期刊。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崔鹏：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问：如何解决部分国内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志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尽管可能95%的中文期刊很差，还有5%的中文期刊比较好，比如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通信学报等，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可的。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中文期刊应该向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出版商学习经验，比如期刊定位。一本好的期刊首先需要做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同时精准定位，不一定所有的期刊都要以发展成顶级期刊为目标。成功的期刊离不开一个尽职的、活跃的编辑团队。另外，要有强大的内容推广平台来增加可见性，同时在期刊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李浥东（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文期刊到底服务于国内学术界的哪些人呢？如果一开始就把中文科技期刊跟国际顶刊相比，那是不现实的。所有的期刊，都是随着研究成果而来。国内绝大多数前沿研究成果的学者都是英文体系培养出来的，几乎无一例外。让学者再去花时间，写一个很好的中文文章，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浪费。所以中文期刊的定位最重要。只有定位精准，服务好目标人群，中文期刊才有可能提升影响力。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李季萌：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任胜利：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任胜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任胜利：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李季萌：计算机领域出版量位居前四的出版商，IEEE、 Springer-Nature、ACM和爱思唯尔论文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了整个英文学术论文市场的1/3，其他2/3由其他出版商或出版形式占据。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领域并不是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反而是一个百花齐放，极具活力的市场，中文期刊仍有很多机会。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有的导师会把期刊论文交给学生去审，是因为他们觉得审稿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审稿质量难以保证。而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李季萌：中国学者一年发表很多文章，发表一篇文章背后有很多学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参与和支持。要保持科研平衡，就需要大量学者贡献时间、精力。从这一点来讲，对比发表论文的数量，亚洲学者的贡献程度还明显不够。王静远：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问：具体如何操作？任胜利：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崔鹏：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来源：中国科学报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俞任飞世界上每五篇学术论文，就有一篇来自中国。2018年，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超过42.6万份，相当于国际总数量的18.6%。这一数据已经超越美国，让中国成为学术论文数量的第一大国。而作为学术论文的主要载体，学术期刊承担着展示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但另一组数据表明，2018年中国发表的29万余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目前最知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论文中，只有8.82%的论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这意味着，中国学术交流的未来，道阻且长。大会现场。科技期刊领跑能力不强制约我国期刊发展2019年4月26日，为推动中国学术与世界的交流，提升中国学术软实力，由浙江大学和科睿唯安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出版社和科睿唯安（中国）共同承办的学术交流的未来热点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科睿唯安副总裁、编辑发展与出版关系部总监James Testa，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出版社社长Andrew Stammer，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等多位业界大咖参加的会议通知一经发出，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4月26日上午9点，超过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浙大学报前总编张月红作为主持人，点明了此次国际会议的目的：如何确保出版信息可信、有价值；以及在新形势下，提高国际学术交流，保证技术创新。在开幕词中，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也提到，全球有超过4万种期刊，造成我国与世界知名期刊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科技期刊的领跑能力不强成了主要制约。而未来，学术期刊行业还将面对新兴的技术和传统出版融合等诸多问题，这需要行业同仁集体的智慧与努力。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少为期2天的会议围绕资源信任、科研诚信、技术创新和全球市场四大主题展开。共由一个主题研讨：学术交流的未来，和三个专题论坛组成，分别是⒈学科与期刊：中国创办学科新刊的时空观，学科如何办新刊？⒉市场营销：知往论今，未来的学术交流要懂什么？以及⒊科学精神中国行@浙江大学——中国的科研创新与学术诚信。第一天的会议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前主任、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发表演讲。他的演讲立足国内情况，他提到：“2016-2018年中国学术论文数量、质量增长迅速，但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比例却越来越低。”一上来，杨卫就用几组数据强调，中国期刊在质量上，与国际知名期刊的鸿沟正在扩大。而学术期刊“西强东弱”的局面，亟待从国家层面加以解决。相比国际期刊市场，杨卫提到国内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是研究机构或高校主办，实力和运营方面相对属于小、散、乱。而国外一些巨型期刊利用期刊数字化带来的审稿、发稿便利，扩张平台，覆盖所有学科，论文容量巨大不说，还涵盖数据库等功能。杨卫认为，中国也应当通过国家政策引领，建立一个兼具“审稿、数据、分析、发行”四位一体的大型期刊平台，以此加速中国学术期刊行业的发展。会议现场中国学术论文存在一些特有现象美国恩波利州立大学生物系教授、学术期刊主编John Richard Schrock，从1999年开始和中国期刊打交道，近年来一直担任英文校审工作。他在演讲中展示了多个实际案例，分析了目前中国学术论文存在的一些特有问题。“在中国，一些学生即便成为了教授，依然会在自己的论文中，把没有参与的老师列入作者栏。”甚至有些老师会发现，自己在一篇一无所知的论文上“被署名”了。“我过去也曾帮大学学生改过论文，他说要把我放在作者席上，但我拒绝了。”这种“名誉作者”的行为，在Schrock看来大可不必。针对这一现象，Schrock表示已有一些解决办法。“期刊开始要求，在最后的致谢中针对每个作者做的事情，进行具体描述。”除此之外，Schrock也对规范引用、虚假润色、评审，精英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会上，除了嘉宾的精彩报告外还有活跃的互动环节，与会人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去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文件强调，科技期刊传颂人类文明，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了国家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的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领域期刊。基于此，浙江大学举办的“学术交流的未来”研讨会也希望通过建立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提升中国的学术软实力，推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创新、国际化和持续改进。

近日，国际顶级期刊Nature杂志（影响因子43.07）在线发表了题为Structural basis of salicylic acid perception by Arabidopsis NPR proteins的研究论文，首次阐述了水杨酸与其受体NPR蛋白结合的结构基础，为进一步了解NPR受体蛋白在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SA)信号转导中的作用机制以及高抗病性植物培育提供了新的思路。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教师王伟博士、杜克大学的博士后John Withers和华盛顿大学的李恒为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美国华盛顿大学郑宁和杜克大学董欣年为共同通讯作者，河南大学为第二单位。河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非常重视学术梯队建设和国际科研合作，通过实施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提升优秀青年学者在团队建设和国际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依托“作物逆境生物学创新引智基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与英国亚伯大学等多所国外知名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举办河南大学国际逆境生物学青年学者论坛等，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发现、培养和支持力度，坚持将青年英才送出去，促进青年优秀人才的快速成长，先后选送10余位优秀青年教师到美国普渡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进行合作交流，储备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为实验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王伟博士主要从事植物逆境相关蛋白结构生物学研究。先后在河南大学植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攻读并获得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2011-2014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做联合课题研究。2017年，在学科带头人的支持、鼓励与安排下，为了实验室研究方向的拓展和课题合作研究的需要，王伟博士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郑宁实验室开展植物结构生物学相关研究工作。先后在NATURE、JCB、CELL RESERARCH等杂志发表多篇研究论文。植物激素中的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SA) 在植物抗病及获得性免疫过程中起有枢纽作用。尽管在植物抗病反应中的关键基因NPR1 (NONEXPRESSOR OF PATHOGENESIS-RELATED GENES 1)早在90年代末就被鉴定出来，NPR家族的另外两个成员NPR3和NPR4也在2012年被发现是SA受体，但对于NPR蛋白是如何感知SA并协调SA信号转导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巧妙地利用了胰蛋白酶酶解和氢氘交换质谱（HDX-MS) 的方法找到了拟南芥NPR4中直接结合SA的结构域 (SA binding core, SBC），并通过变复性的方法，成功获得了分辨率为2.3的NPR4-SBC与SA复合物晶体结构，分析发现NPR1的SBC结构域也能够以类似方式结合SA，确认了NPR1是SA的受体。该研究揭示了水杨酸与NPR受体结合的结构基础和分子机理；同时，解决了NPR1作为SA受体的争议。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了解SA信号转导及调控机制奠定了基础，并为植物抗病基因工程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来源：河南大学

近几年，国内教授被曝抄袭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这次，不但抄本科论文，还抄到了国外。时隔4年多，期刊终于发声明撤稿。事情发生在江苏大学理学院教授戴美凤身上。4月9日，《自然》旗下《科学报告》杂志在网站刊发声明，撤回戴美凤团队于2015年12月15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4月22日 科学网）在解释撤稿原因时，杂志编辑部认为，该论文大量抄袭了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经济大学本科生Roland Molontay于2013年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而没有注明出处。虽然说，这位教授所在单位还只是说“正在调查”。显而易见的是，抄袭是基本事实。在这里，笔者不想“落井下石”讨伐“抄袭国外论文”的教授，而是想反思“无论文不成席”现象。抄袭是龌龊的事情，其让学术蒙污，其让论文蒙羞。不过，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下，为何“抄袭论文”查处如此严厉，还是有人以身涉险？还是“冒着炮火前进”？最大问题在于“假论文”能获得“真利益”。无论是晋升职务，还是加工资，或者是资格认定，论文都是“刚性标准”之一。论文的价值不仅是一篇论文的价值，而是“利益的价值”“实惠的价值”“级别的价值”。因此，论文造假也就成为了一种现象。一些学术刊物不是“以质量论发表”，而是“以金钱论发表”，谁给的钱多就发表谁的，给的钱越多发表的级别越高。甚至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假刊物”，专门赚取论文发表费用。这些刊物在乎的不是“论文质量”而是“金钱多少”。有钱就能发表论文，没钱论文就是废纸一堆。很多论文压根就没有人看，因为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撰写的，而是为了利益东拼西凑的，有没有学术价值无人关心，关心的是“在哪个级别刊物上发表的”。不是所有人都是“作家”，不是所有人都能“妙笔生花”。“会说的”不一定“会干”，“会干的”不一定“会说”，行家里手未必需要用一篇论文来证明实力。如今一些行业已经放宽了职称晋升条件，放弃了对论文的唯一追求，这是对的，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放宽限制。检验能力，别再“无论文不成席”了。“假论文”换不来“真利益”，谁还绞尽脑汁东拼西凑？（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