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博士服

杨子和黄圣依之间的爱情让网友羡慕不已，但他曾经结过婚，有一个成年女儿，让我们一起看看杨子18岁女儿杨海润的最新照片，杨子的女儿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新照片，庆祝哈佛大学毕业，杨子的前妻很少出现在屏幕上，保养得很好。作为星二代，杨海润的女儿，杨子和他的前妻陶虹的女儿一直很低调，她一直在国外学习，并且未成年已被著名的哈佛大学录取，可见杨海润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在过去，杨子女儿长发的父女穿着条纹毛衣，单品两件非常纯净！杨子的女儿展示了她的哈佛毕业照，她头上戴着学士帽和学士服，她穿了一双代表学位的女鞋，她的气质出众，霸气十足，这个学士服让很多学生非常期待，但她是18岁杨海润所有的。虽然星二代很漂亮，但是像杨子和学霸这样漂亮的女儿并不多，其中，杨海润就是其中之一，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优秀的颜值，以实现父母的高等教育梦想，在哈佛校园里走来走去，和同学们分享着同一个框架，她有一种优越感。作为一个00后，从名校毕业是最美的星二代，我不知道杨子的女儿是否会进入娱乐圈，如果她真的想成为演员，那就一帆风顺了，毕竟继母黄圣依是著名的女演员，父亲杨子在娱乐圈有一定的地位。图片中的杨海润对镜子甜笑非常满意，她和大学老师长得一样白又漂亮，她手里拿着毕业证书和庆祝的气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黑人妇女学士服妥妥！她的女儿从哈佛大学毕业，杨海润母亲、祖母和祖父都亲自到学校庆祝，杨海润的表情和微笑和她母亲的微笑就像复制和粘贴一样，40多岁的陶虹戴着格纹连衣裙低马尾，她的好脾气不亚于当年，她有成熟女人的优雅和气质。仔细看看杨子女儿白皙美丽的皮肤，一双黑长直大大的的眼睛，一张高高的颜值脸也不逊于继母黄圣依，这不是最美的星二代，也是优秀的星二代，纯正纯净名媛范儿，与名媛安娜有一场竞争！我女儿从哈佛毕业了！18岁杨海润穿着学士服，颜值没有输给前一段时间也从哈佛毕业的名媛姚安娜，不幸的是，她不能亲自在校园穿学士服，而是穿着花环在家做生日蛋糕样式庆祝，两人同样美丽。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或平台

杨子与黄圣依的爱情让网友羡慕，殊不知他曾经结过婚，还有一位成年的女儿，一起来看杨子18岁女儿杨海润最新照，杨子女儿在社交平台上晒新照庆祝哈佛大学毕业，杨子的前妻也罕见出镜，颜值不输参加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的黄圣依，保养太好了。作为一名星二代，杨子与前妻陶虹的女儿杨海润一直很低调，她一直在国外学业优秀，而且未成年就考入知名大学哈佛，可见杨海润也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昔日父女同框，杨子女儿一头长发穿着条纹毛衫外穿黑色开衫，叠穿两件单品清纯极了！近日，杨子女儿晒出哈佛大学毕业照，她头戴学士帽身穿学士服，一身代表学位的穿搭脚踩女人鞋，气质出众又霸气，这身学士服让很多学子很期待，却被18岁杨海润拥有。星二代长得漂亮的很多，但是像杨子女儿漂亮又是学霸的却不多，杨海润就是其中之一，她继承妈妈的优秀颜值完成了父母高学历的梦想，漫步在哈佛校园里与同学同框，太有优越感。作为一名00后，名校毕业又是最美星二代，不知道杨子女儿会不会进入娱乐圈，如果真要当演员也是能顺风顺水，毕竟继母黄圣依是知名女星，父亲杨子在娱乐圈也有一定的地位。图中的杨海润对镜甜笑很开心，与大学老师同框尽显肤白貌美，她手里拿着毕业证书与庆祝的气球，一身黑色学士服妥妥的才女呀！女儿哈佛毕业了，杨海润的妈妈、姥姥、姥爷也都亲自到学校庆祝，杨海润与妈妈同款表情同款笑容宛如复制粘贴，年过四十岁的陶虹穿着一件格纹连衣裙低扎马尾，好气质不输当年，太有成熟女人的优雅与气质。细看杨子女儿肤白貌美，一头黑长直大大的眼睛，高颜值的脸蛋不输继母黄圣依，在娱乐圈说不上是最美星二代，也是很出众的星二代，清纯不失名媛范儿，与名媛学姐姚安娜有一拼呀！杨子女儿哈佛毕业了！18岁杨海润穿着学士服，颜值不输名媛姚安娜，前段时间同样是哈佛毕业的姚安娜也庆祝哈佛毕业，遗憾的是她不能亲自到校园里穿上代表才女的学士服，而是在家里头戴花环做一个生日蛋糕的款式来庆祝，学姐学妹两人美得不分上下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平台或作者删除

感谢大家阅读小编的文章，喜欢的话加个关注哦！小编会持续更新大家喜欢的内容，希望大家支持小编哦！么么哒~民国时期，福州有三大才女，卢隐、冰心、林徽因。而冰心与林徽因，更是人们常拿来作比较的两个人。论文学成就，林徽因可能没有冰心那么显著；但若论建筑设计，冰心是望尘莫及的。两人的建树虽在不同领域，但却有过谜一样的交集。冰心与林徽因一样，也是赴美留学过的。也都有学士服照片流传下来，不得不说，学生时代的冰心，还是挺好看的，端庄秀丽。不过林徽因的学士服照片，多了几分灵秀之气。至于谁比较美，留给大家做评价吧！冰心与林徽因结识，还是因为两人的“另一半”。因为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曾是清华同学，两人同窗多年，因此两人结婚后，还四人约着去野外小聚过。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合影，不过也是唯一的合影。不得不说结婚后的冰心，与林徽因站在一起，真的相形见绌。甚至有人说，喜欢冰心的文，但不喜欢冰心的人。后来，冰心与林徽因传不和，据说是因为冰心看不惯林徽因整日与一群男人整日聚在“太太的客厅里”，可能她觉得这样是没有廉耻的，甚至用写小说的方式暗讽。据说林徽因有一次从山西回来，还特地给冰心送去了一坛陈醋。意思是冰心是因为吃醋或嫉妒林徽因，才那样讽刺她的。冰心去国外留学时，在船上的照片：林徽因在国外留学时的照片：冰心与林徽因，同是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女性，为何在思想上差别就那么大呢？而且两人有过一次交集后，就似乎老死不相往来了。据说后来因为战争，两人都转移到了昆明，住的地方也相隔很近，但却没有来往。林徽因再给费慰梅的信里，还吐槽过冰心用军用卡车搬家，拉席梦思的事。因为在那个时候，军用物资本就紧张，冰心却用军用卡车搬家，林徽因觉得她是很自私的……这大概就是两人合不来的真正原因吧。因为两人的价值观念压根就不一样。某种程度上来说，冰心与林徽因就是相互看不起的两人。冰心看不惯林徽因对待感情的态度，林徽因看不惯冰心的处世观念，所以初步认识之后，就注定再无交集了。对于林徽因与冰心的关系，大家怎么看呢？两人的学士服照片，你觉得谁的比较好看？欢迎大家留言哦，么么哒~

又是一年毕业季，时间进入六月底，各大高校也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毕业典礼，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少不了穿上学位服拨穗、拍照留念这个仪式。那么为什么毕业要穿学位服戴学位帽呢?其实学位服和学位帽是舶来品，最早要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也就是大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十二世纪由于基督教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修道院、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在这些场所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后来逐步形成了“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教育课程，这些学校的教师在意大利被称为博士(Doctor，来源于拉丁文doctoreum，意即教师)，在巴黎则被称为硕士(Master，来源于拉丁文magister，意即教师，师傅)。那个时候博士和硕士是一个等级的，都是教师的意思。随着学校的发展，教师的数量逐渐增加，他们效仿手工业和商业建立起自己的同业公会，称之为“大学”(University，来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ls，意为共同体)。意大利北部的玻洛尼亚地区，分别在1088年和1231年建立起了中世纪最早的两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巴黎大学等紧随其后。早期大学的学生编成班级进入学校听课，但不是所有学生都需要考试，只有那些决心成为教师的人，学校才会对他们进行重重考验，要成为一名硕士或者博士，往往要经过2~3年的学习，并且通过最后严格的测试。考试合格的应试者，要穿上僧侣的长袍(gown)，同学士们(Bachelor，来源于拉丁文baccahalar，意即学士)要坐在一起举行由顺利通过了考试的应试者提供葡萄酒的盛宴。这就是学生毕业典礼仪式的雏形。中世纪的欧洲，无论男女都要穿黑色的长袍，这是因为寒冷的大厅和透风的建筑使得人们不得不披上长及地板并连着头巾(hood，兜帽，又叫坎肩。源于剃度后门徒所背的袋子，象征入门)的长袍。早期大学培养的都是传教士，所以他们的服装也就应该对应他们在修道士的地位，这种深色长袍+头巾的穿着也逐渐变成传统延续到后来的大学。后来，长袍+头巾的服饰慢慢发生变化和细化，十五世纪由于帽子的流行，头巾逐渐变成一种单独的饰品(垂巾)而不需要戴于头上，出现了学校礼帽。最初的学校礼帽形状起源于各种学科符号，有圆形、方形等各种形状，今天学位帽上面的流苏就是在这些帽子上的装饰物发展而来。1321年，葡萄牙最古老大学科英布拉大学就规定，教师和学生必须穿着黑袍。14世纪下半叶，英国大多数大学禁止过剩服装，仅能穿黑袍，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统一校服。16世纪初，亨利八世时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首次规定了学位服的细节。1963年，牛津大学最先采用平低方形礼帽(mortarbard，意即灰泥板)，并规定博士、学者和学生戴方形帽，大学自费生和非学术人士则戴扇形圆帽。所以今天的学位帽也称为“牛津帽”。19世纪，美国哈佛大学率先穿上学校礼服，并在1895年统一了样式，1903年产生统一标准，经过两次修订后，美国今日各大学的礼服规格统一，仅是颜色、细节方面有些许差别。经过统一后，现代学位服基本由四部分构成：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和学位垂巾，各有其意义和规定。学位帽源自神职人员的无边帽，是犹太人效仿古代祭司戴帽子提醒自己虔诚、谦卑、谨记上帝的存在。牛津帽的四角则是代表世界的四极，象征全世界的知识。法国大革命还赋予了它“自由、解放”的意义。流苏，象征成熟的稻穗。学士、硕士和博士的流苏颜色按照各国的规定皆有所不同，我国规定博士的流苏为红色，硕士的流苏为深蓝色，学士流苏为黑色，校长的流苏为黄色。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的同时要进行拨穗礼，即将学位帽上的流苏从着装者的右边拨到左边，象征从思想的右派到左派、从青涩到成熟，具备批判、改革的能力。学位袍源自传教士的长袍，有着庄重、神圣的仪式感。欧洲学位袍并没有统一的样式，美国则有较为统一的规定，袖子上的三道杠代表学术颜色。学位垂巾最能体现学位等级，其尺寸大小，形状，随学位的不同而不同，学位越高，尺寸就越大，做工就越精致。头巾的外层与长袍的黑色材料相匹配，衬里折叠向外翻出的部分，使用大学代表颜色。天鹅绒贴边的颜色表示学科类别。除了学位帽、流苏、学位服和学位垂巾这一整套礼服，国外的毕业生们还会用上其他的装饰：彩色带子(honor cord)，代表了毕业生们在学术领域、特定领域、社团和重大事件中取得的成就或者做出的贡献。长巾(graation stole)和奖牌，长巾作用和彩色带子差不多，奖牌则较为少见，一般是作出了卓越贡献和成就的毕业生才能佩戴。中国的学位服是清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引进的，经过改良后被国人所接受，新中国在80年代确立自己的学位制后，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学位服，并于1994年统一式样，沿用至今。各国学位服虽然样式各异，但其中关于知识和智慧的象征是全世界通用的，毕业典礼着上一套完整的学位服由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进行拨穗礼，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一段求学生涯暂告一段落的庄严仪式。(文/枫)

赌王一家颜值都很高是不争的事实，别看赌王现在99岁高龄，可年轻的时候可是个混血帅哥，都说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赌王的太太们个个颜值爆表，生下的后代们也很争气，一家子都是帅哥美女。今天说的是赌王的外孙女何锶珩（Beatrice），就是赢家何超凤的长女。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她的消息，这位25岁的外孙女何锶珩（Beatrice）也非常出众，超高的颜值和学历引来不少男网民欣赏。虽然何锶珩平日十分低调，但是近来被网民起底后人气急升，人气度力撼超莲！赌王25岁最美外孙女晒学士服照，身材凹凸有致混血儿特征明显！4月9日，赌王何鸿燊外孙女何锶珩于社交平台公开一张和同学的合影。照片中，她戴着学士帽，和同学一起对着镜头甜笑。何锶珩身材凹凸有致，还有点混血儿的特征，完美融入外国美女队伍之中。何锶珩是何鸿燊二房女儿何超凤与前夫何志坚所生的大女儿，现年24岁的她在美国纽约生活，就读于美国十分有名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绝对是高材生！何锶珩大学时期主修英文，毕业后再研读市场学硕士，跟刚刚完成会计硕士考试的超莲相比，何锶珩看来更出色。何锶珩经常在各种社交场合大出风头。平时参加晚宴，何锶珩衣着都很大胆，不是秀大长腿，就是秀小蛮腰，把凹凸有致的好身材展漏无疑，在一众名媛中格外的抢眼，让记者都忍不住帮她多拍几张美照。虽然何锶珩爸爸长相非常亚洲化，但她五官立体，眼睛深邃，鼻子也很高挺，幸运地遗传了妈妈家族这边的混血基因。现年25岁的何锶珩相较而言，知名度的确不及她众多的舅舅、小姨高，但她其实已经算是何鸿燊第三代成员中最有潜力成为网红的一位，如今已经被称为何鸿燊最美的外孙女。何锶珩是何超凤与前夫何志坚所生的大女儿，她还有一个妹妹何倩珩，今年23岁，但从外在来说，何锶珩要比妹妹何倩珩更美丽，基因上遗传了何超凤，或者可以说遗传了赌王混血的那部分，所以她的长相就偏西方化，气质独特。从小接受国外思想的熏陶，何锶珩的恋爱观自然也比较开放，年纪轻轻的她就已经谈过三段恋爱了。何超凤还表示女儿已经长大了，对于交男友自己并不干涉，无论是什么国籍她都可以接受，为了避免讲错话，自己会提前与女儿沟通。就现阶段而言，25岁的何锶珩的确是何鸿燊第三代成员中最为活跃的一位，只是鉴于她的活跃点不在香港，所以还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关注，不排除日后她毕业了回香港发展会成为赌王家族中的新一任网红。看来赌王二房下一代的领军人物很可能就是何思珩，毕竟何猷龙夫妇十分低调，他们的女儿年龄还小。今年25岁的何锶珩，已经带男友见过家长。去年9月，何超凤就坦言自己见过何锶珩男友Greg，她不否认自己会考量女儿男友的背景，不过她对Greg的印象蛮好的，夸对方很有礼貌，非常合格。不过媒体问到何锶珩会不会闪婚时，何超凤倒是给出否定答案，她表示女儿还在读硕士，应该不会闪婚。当然，赌王三代的这些孙女们各个容貌靓丽，不得不说这一家真是颜值超高。其母是新任“赌后”，姨妈何超琼还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亲舅何猷龙更是身价不菲，家世优渥学历高，这大概就是何思珩可以肆意而活的底气吧！何锶珩论条件并不见得比何超莲差，也难说有一天她会取代何超莲成为何鸿燊家族中最出众的成员。看官们，本篇文章已经结束了，你看完本篇文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觉得小编的文章写得不错的，请给一个爱心赞，你的点赞、关注、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如果有要吐槽小编的，大胆说出你的想法，在文章下方评论，小编会看到的，谢谢大家！作者独家原创作品，未经允许禁止抄袭转载。侵权必究！

刚开年，勇哥已经看到各路综艺选手都在发力。好的如《了不起的长城》。第2期笑点密度急剧下降，都能稳在8.8分。差的，恶名传国际。这不，网飞金字招牌之一的素人改造类节目卡司Bobby Berk亲自下场发推。这也太让人失望了，“中国新版的《粉雄救兵》连一个公开的酷儿都没有”发完气还没消，直接带上了明晃晃的汉字话题。《环球时报》更是直接发表了一篇名为“国内真人秀被批侵权及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报道。《环球时报》1月13日中国板块是否真的构成抄袭，勇哥认为可以留给产权法专业人士进行仲裁。“粉雄”成员的设置，也算不得硬性的配额。但除此以外。这档打着“创造生活新方式”旗号的节目，仍旧烂到了根里。然而更可怕的是。身处于其中的人，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点。01为什么勇哥说《好看》烂在根上？因为从起手这一步，它就做错了。要承担改变影响他人重任的卡司，怎么可能任意选择？原版Fab 5嘉宾组，都经过公开的重重选拔。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内，他们或许不算是最顶尖的那撮。但也都拥有与专业相关的一片事业。本领三观，都是优中选优。《粉雄救兵1》剧照但反观国内？韩火火服装设计、黄吉室内设计。再加上范湉湉曾在美食选秀节目中拿到过全国6强。勉勉强强，也就3人符合。而其余两人，更像是吉祥物。天王嫂刚出场，头顶tittle“美好提案官”。光听名字，你能猜到她是负责哪块内容的吗？《你怎么这么好看》剧照专业的缺失，首先就体现在实操层面的无力。节目上专营美妆的吴昕，录制之前才开始狂翻视频补课。成果怎么样？你看不到。因为真正上手，还得是请化妆师来帮忙。一位被改造的阿姨喜欢奥黛丽·赫本同款造型，她直接找顶假发给人戴上。阿姨这边，还得费劲想出个除了丑以外的借口来拒绝。护肤观念也是被阿姨甩出几条街。另一位女孩，因工作压力大患上“过劳肥”。她就带女孩去做身体矫正。且不谈这项一直有争议的技术是否奏效。紧接健身环节，就见出高下。原版《粉雄》也搞锻炼，但从来都是以唤醒身体机能为主。换句话说，让你找回流汗的充实和满足。但《好看》呢？简单粗暴地拉来个瘦瘦高高的姑娘，带队跳起了尊巴舞。也不管改造对象的动作都已经完全变形。健身房里的教练，对着摄影机读出被改造女孩的体脂含量。还没完，陪同来这里的明星们也得测一次。谁能告诉勇哥，这有什么必要吗？更让人窒息的是。义正言辞的教练，在给领舞的小姐姐测量的时候明显话多了起来。面对此情此景，艺人出身的吴昕还能开两句玩笑。被改造的主角，只能在一边堆笑。专业之所以为专业。不仅在于实际的帮助，更在于无微不至的关怀。而这一遭，付出这么多汗水。也不知是关怀了谁。02像是坍塌的多米诺骨牌。紧随着专业倒下去的，就是理解。这点，甚至从嘉宾素人见面前就开始酝酿。节目第一期，改造对象是位海外留学的女博士方静。关于她的资料卡上写着“三无”：没有口红没化过妆没有高跟鞋韩火火看到就说：是个男的吧刚走进人家门，就开始疑问三连。初次见面，被从头到脚挑拣一遍。方静当然会本能地激起反抗。就这。还被后期字幕封上外号，叫“方怼怼”。拜托。初次登门拜访就嫌东嫌西，人家不翻脸就不错了。要说“怼”。这通怼挨得也是活该。原版《粉雄》小天使乔妹：重要的不是指出你所有的错事，而是看看你什么做对了。那么如果明星嘉宾们不能理解素人，还能理解谁呢？当然是他们自己了。这样的潜意识，吴昕在吃饭的时候就嘴瓢吐露出来。—这里就是我的舞台呀—这不是我的舞台吗在后面的“茶话会”中，问题更加凸显。因为这又是和原版高度重合的一个环节。主要目的就是为改造对象找到同类，获取更广泛的心理认同。我们先来看看原版是怎么做的。在《粉雄救兵》第三季里，有过这样一位姐姐。行伍出身、打猎好手、不爱红妆爱武装。她也会质疑，自己会不会少了一些“女人味”。于是，节目组找到许多跳出社会传统审美的姐妹，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四面八方的肯定，瞬间淹没了这个夸夸群。—我希望更高，我希望更瘦，我减过好多次肥—我都记不清了—我也是再到《好看》呢？来自同伴们的共情，变成了几个隔靴搔痒的Q＆A。大段篇幅，倒留给了吴昕在台上倾诉衷肠。最后，还是方静亮相，洒下最浓的鸡汤。她坚韧、有力。独居来自于她内心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恰恰是从未有过独居经历的昆凌所无法理解的。正如她完全接受不了独自去看电影一样。所以。她所能想到给方静最好的祝愿，就是能像她一样幸运。幸运到与心爱之人携手走进婚姻殿堂。我知道你曾说过，不想办婚礼呀但有一天我还是希望你能穿上它可问题是。世间通往幸福的大道有很多，并不只婚姻一条。方静在此前，又明确表示过自己并没有强烈的意愿。那么。能不能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给予帮助呢？《粉雄奇兵3》剧照显然，不能。在不理解的基础上，怎么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变”呢？标题已经告诉我们了——“好看”就行。所以。改造大码女孩的时候，韩火火最有成就感。因为这样的变化，最具视觉上的冲击力。今天，我为你画个美美的妆。今天，我为你穿上漂亮的裙子。在勇哥看，这就跟拆快递的快感一样，稍纵即逝。要当真只是些劣质糖果也就罢了。更恶心的是。这层薄薄糖衣下面的“裹脚布”。03目前为止，节目播出5集。齐刷刷的，改造对象都是女性。大多半也都是别人帮忙报名。这些无可厚非。可是，她们真的都需要改变吗？第二期里的慧茹，是山西省首位四胞胎妈妈。照顾4个女儿占据了她全部的精力。丈夫替她报名，希望她能多些时间照顾自己。还特意po出孕前孕后的照片。大概意思就是，你看，有孩子以后妆也不好好化了。而慧茹的苦恼，在于丈夫育儿的散漫和粗糙。发现没？夫妻俩核心的矛盾，还是在孩子身上。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已经把家庭中的琐事更多地压在慧茹肩头。不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放她的时间？而节目又是怎么设计的呢？抛开孩子，给了他们一顿烛光晚餐。有个环节，要求彼此对视，说出“我爱你”。“好看团”好多在幕后暗戳戳的看着监控说：“老公肯定没问题，主要看慧茹的了。”这不是废话吗？一直以来求关注的就是丈夫，他当然轻轻松松就能够表达出来。而慧茹。也终于吐露出委屈。比起我爱你，我更想听到的是：“别动，放着我来”接着。对不起，也谢谢你。我爱你。嘉宾们在背后哭成一片。“真好啊，这就对了。”可慧茹最想听到的那句话，到最后也没等来。这样的“改造方式”毒在哪里？首先，勇哥不认为慧茹有任何做错的地方。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倾尽全力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已经很了不起。就算退一步，真的存在问题，也在夫妻双方。而热切呼唤二人世界的丈夫，又为自己的魅力做了哪些功课呢？没有。套件西装就来赴宴，连发型都没换。这要是在原版《粉雄》里，第一个受教育的就应该是他。原版中负责服装的谭口吐芬芳：主妇们会为丈夫梳妆打扮，那男人们为什么不能为妻子打扮一下呢？如果你要去约会，那就让你妻子看看她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明明是互相的问题，却只要求单方做出改变。这样的强盗逻辑，还贯彻在第4集。儿子给妈妈报名，原因是嫌弃妈妈“不够年轻”。从来不化妆衣服不亮眼炒菜没味道妈妈身为医生，坚持低油低脂。这么健康的饮食习惯，没强制孩子接受都不错了。结果，非要让妈妈学做汉堡。服装改造，也不按妈妈的口味喜好调整。而是上来就要“最颠覆的”。几套造型，一套比一套夸张。直到最后一套长裙出来，嘉宾心满意足地评价——“这是她非常能接受的，很棒。”什么时候接受也成了一种赞美？看到这里，勇哥不禁想到了鲁迅杂文的一句话。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看到没？本来是需要共同努力的改善，变成单方面的塑造。被改造者所迎合的，都是替她们报名人的需求。而她们自己的呢？客居他乡的游子几曾见到父母？加班到深夜的都市打工族能否安放情绪？分身乏术的主妇如何调整时间？这些问题全然忽视。甚至节目打出的主旨，跟嘉宾的言行都发生冲突。一面是“我不设计你的生活”，一面是“必须”和“不能说不”。凭什么你来指指点点，我却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节目能进行下去的原因，在于素人强大的共情能力，以及对遗憾的愧疚感。太难了。最让勇哥费解的是。吴昕明明在另一档节目里也被长辈的传统观念压得喘不过气；韩火火的服装理念，也曾为自由发声。可到他们对素人施以影响的时候，又把糟粕全都捡了起来。他们错了吗？当然。但“何不食肉糜”这一套如果出自路边行人之口，你也只当他是个疯子。更错位的，是把这些人放在镜头前。是用惯有的“明星+抓马”的真人秀模式，制作一档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价值观导向节目。抄来抄去，原版“尊重每个人”的精髓倒是丢得一干二净。对这些被按头的女士，勇哥想说：穿戴博士服平底鞋走上领奖台的你很美。奔波操劳而不施粉黛的你很美。救死扶伤知性优雅的你也很美。你不需要为任何人改变。尤其是那些以爱的名义绑架你的人。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0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马中骐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首批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和导师邹承鲁院士。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本文原载于2013.10.22 《北京日报》17、20版

从迷彩帽到学士帽从录取通知书到毕业证书你我一转身，青春繁花时光一转身，忽而今夏在这个最好的夏天我们用这首歌送你远行04:35在2019届毕业生即将举行毕业典礼之际，我们以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为灵感，邀请华师音乐学院的学生填词、演唱，结合华师本科生大学四年的故事，制作了一支华师版《等你下课》毕业mv，献给华师2019届全体毕业生。向上滑动阅览华师版《等你下课》歌词四年前 的相遇相聚在这校园里一起谱写未来的旋律下课之前 一课见面再看看老师的笑颜一同去孔夫子像前留念当黄叶落满地异木棉在嬉戏原本保持距离的我们 一点一点 慢慢靠近喔~分别无法逃脱不舍一笑而过请你别忘了我想牵你的手漫步在砚湖旁紫荆花在风中依旧的绽放记得 我们相遇的那天情人桥在微笑 木棉花在轻声歌唱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最幸福的是有你在我身边可能 明天是最后一面当你记忆模糊 也代表青春已走远喧闹的 西门旁陪伴我日渐肥胖还有陶园楠园的帮忙蝴蝶亭 有你的身影初晨图书馆有你因为你努力我更要去珍惜我唱这么走心只为了守护着你在人来人往 追寻着你 守护着你携手前进喔~分别无法逃脱不舍一笑而过请你别忘了我想牵你的手漫步在砚湖旁紫荆花在风中依旧的绽放记得 我们相遇的那天情人桥在微笑 木棉花在轻声歌唱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最幸福的是有你在我身边可能 明天是最后一面当你记忆模糊 也代表青春已走远我的大学，冬天开花，春天落叶四年前我们懵懂地踏进华师在那个绯红的秋天相遇课室门口旁，曾等你下课操场看台上，曾看你经过我们用四年的时间一起谱写未来的旋律四年后那个镀金的夏天我们准备奔向远方，各自追梦了分别无法逃脱，但请你记得我们的回忆永远封存在花落花开的华师光阴中在华师这四年 挺拔的军姿，整齐的步伐汗水融进了土地口号响彻了天空阳光和风都变成了迷彩色变幻的灯光里，炫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精彩与感动让初来乍到的我们开始追逐梦想在社团活动中发光发热为繁重的学习生活添了一抹亮色矫健的身姿让风也败下阵来热情的喝彩让太阳也黯淡几分少年承载着希望奔向耀眼的终点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一句句稚嫩的关怀与孩子们的相处让我们心柔似水也感受到了责任与担当爱心早餐和贴心礼物藏着对方的心意与祝福两抹纯净的色彩汇合在一起绘出了青春的五彩斑斓想到不久就要离开母校心中的感伤难以忽略但至少我们陪着她过完了85周年生日岁月静好也抵不过时光荏苒分别的日子近在眼前四年的记忆也许会模糊但心中的青春永不散场明天开始2019届毕业生将上大学最后一节课2019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暨2019年学位授予仪式排期表 2019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暨2019年学位授予仪式程序 1．恭迎权杖和主礼教授入场；2．主持人介绍出席的主礼教授；3．主持人宣布华南师范大学2019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开始；4．奏唱国歌；5．主持人宣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决定；6．主持人宣读《关于华南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结果的通知》；7．校长致辞；8．校友代表发言；9．院长恭请校长为学位获得者授予学位；10．校长为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生授予学位；13．奏唱校歌；14．礼成。本次学位授予仪式中由华师人自己设计的新款校长服和导师服将首次登场亮相全新校长服和导师服亮相 新款华师版学位服的设计，由研究生院发起，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负责人唐勇老师为统筹，青年教师朱铿桦和林娜分别担任前期设计和后期版型工艺的负责人，带领着服装与服饰设计班的李思嵘、黄佳仪、唐雯婷和李倩文四位同学，耗时半年，才完成此次学位服的设计与制作。在去年11月底接到设计任务后，唐勇立即召集团队，召开多次会议，对原用的传统学位服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同时对国内外的学位服样式与设计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调研。为了使本次的学位服设计更具备华师的特色，设计团队还从华师校徽中提取设计元素，反复推敲与修改，完成了4套（含2套西式和2套中式）学位服设计方案初稿。今年3月初，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讨论选定西式设计的第一个方案后，设计团队又结合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与调整。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在袍服上借鉴了英国伦敦大学前短后长的卷边式敞口袖型，门襟为暗拉链，垂布的设计同样是前短后长，正面连接两条飘带，飘带上有华师的校徽刺绣。飘带下方的几何分割与垂布背面的印花的设计灵感均来源于华师校徽上的“三人行”图案剪影，充分体现华师特色。此外，校长服和导师服的学位帽，采用非常有特色的太阳帽。在袍服色彩选择上，校长服为红色，导师服为深红。垂布的色彩，采用黑色镶嵌金色和银色，更凸显尊贵和崇高。袍服的面料选用了哑光斜纹面料，抗皱性和垂坠感都比较强，垂布则选用了丝光面料，与袍服的哑光形成质感的对比。由于时间和经费预算等原因，本次仅投入制作了校长服和导师服。学生学位服的进一步修改设计和制作工作将尽快列入讨论日程。在毕业典礼上一定要穿学位袍注意事项如下如何穿搭学位袍 学位服分为校长（导师）服、博士服、硕士服、学士服四种，每套学位服由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垂布等四部分组成。穿着学位袍，应自然合体，学位袍外不得加套其他服装。学位帽为方型黑色，戴学位帽时，帽子开口的部位应该置于脑后正中，帽顶与着装人的视线平行。博士学位帽流苏为红色，硕士学位帽流苏为深蓝色，学士学位帽流苏为黑色。流苏系挂在帽顶的帽结上，沿帽檐自然下垂。未授予学位时，流苏垂在着装人所戴学位帽右前侧中部；学位授予仪式上，授予学位后，由校长把流苏从着装人的帽檐右前侧移到左前侧中部，并呈自然下垂状。垂布为套头三角兜型，面料图案采用中国传统的牡丹花，饰边处按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分别标为粉、灰、黄、绿、白、红颜色。垂布佩戴在学位袍外，套头披在肩背处，铺平过肩，扣袢扣在学位袍钮扣上，三角兜自然垂在背后。学位服的内搭要尤为注意，庄重的学位授予仪式上切忌穿着过于休闲随意。应着白或浅色衬衫；男士系领带，女士可系深红色领带或深红色领结；男士着深色裤子，女士着深色裤子或深、素色裙子；应着深色皮鞋。毕业典礼图文直播 为了让更多的场外观众能够观看毕业典礼，共同感受浓厚的毕业氛围。今年我校首次尝试在学生毕业典礼的现场上进行照片直播，实时传送现场的照片，记录下每一位毕业生的高光时刻，留下与华师共同的美好记忆。最后祝愿所有2019届毕业生前程似锦《等你下课》演职员表指导老师：吴建国导演：唐志勇统筹：吴学燕 蒋美芳主演：杨伊凡 何逸文演唱：张中凯 何逸文填词：张中凯 尹晓丹作曲：周杰伦原唱：周杰伦 杨瑞代导演组：旷毅 郑淼鑫 林炜盈摄影组：郭旼灵 庞璇 谢敬泽 林旖旎 王菲 董玉慧 陈珮曦 李文泽 杨家俊 阮文琛 贡扎旺久后期组：唐志勇 陈怡青 黄子晴 黄春媚 黄禧钰 胡杨航拍组：黄政正 郭旼灵 李楚华制片组：黄子晴 方瑞琳 苏凯彤 高凯欣 江蕙莉 阿地拉 郑童录音组：于翔 石田谛 罗康尚 卢兴鹏特别鸣谢：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录音工作室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图书馆 华南师范大学宿管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综合体育馆篮球馆 任颖姗 刘琪 叶惠男 邱志翔 张闻欣 赵浪 郭浩阳 吴紫昀 高鸿宇 李哲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