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2006—2007年Pantech客座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亚太安全与美国对亚太政策研究。先后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政务参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等职，曾先后参与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日内瓦四方会谈，以及关于朝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并于2005年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策划和执笔起草了“9.19共同声明”，该文件成为六方会谈各方迄今为止均承诺遵守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纲领。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苏格：中美关系巨轮该如何调整航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事关双边，更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中美建交40多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近来中美关系一直呈螺旋形下跌，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数十年间高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其发展变化深度和速度超出美国战略家的心理预期，导致其严重的战略挫折感与焦虑感。一些美国政要，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偏见或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并不遗余力地实施战略挤压与遏制，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政治上公开质疑中国的体制，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还拉帮结派企图构建所谓反华联盟。这一系列举动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大局和全球战略稳定。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应该成为中美关系最大的公约数。美国一些政要断言：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美国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进行的“有罪推定”。其一，在中方看来，世界在经历20世纪两次热战和数十年冷战后，人间正道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谋求发展。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希望维护的只是自己合法、合理和平等的发展权利。其二，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客观局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市场空间。互利合作是双向的，不是一方给予他方的恩惠，此理未来亦然。中国的对美政策一直存在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愿望。但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任何人剥夺自己追求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权利。在双边关系上，希望美方能以平常心和包容心，客观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并从中找到互利合作的机遇。中美关系不应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任何一方的成功不必以对方的失败为代价。中美关系怎么办？将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推进到21世纪中期和后期，是一个重大命题。我们必须登高望远、力排干扰，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已经航行了四十多年的巨轮保持正确的前行方向。美国大选已落幕，白宫即将易主。执政伊始，美国新政府首先需要处理的可能还是国内问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可能会对新政府推进国际议程形成掣肘。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是美国自身发展与其实力变化的产物。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对其转圜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但似可推动两国不同层级与界别的交流平台恢复或重建，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争取机会窗口，使中美关系重回正常或者至少停止断崖式下跌态势。中美关系存在三类问题，须有针对性地妥善处理：一类是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二类是谁也改变不了谁的客观存在，三类是某些具潜在爆炸性的问题。三类问题可有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处理办法：一是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反对任何“新冷战”的图谋，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应被视为美国的威胁。两国差异巨大，容易产生分歧，但智者求同，须向宽处行。矛盾解决不了，可设法降低敌意。通过危机管理机制，严防擦枪走火。双边关系中，须避免战略误判，摒弃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二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意识形态问题上，中美不应寻求改造对方，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给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的和平共存之道。要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须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制裁或贸易战无益于任何一方。还要争取恢复和保持各层级与渠道的交流，逐渐厚植两国关系发展的人文和社会基础，“脱钩”无益于任何一方。三是先易后难，务实合作。竞争不可避免，但可合作之处还须合作。中美宜展现应有的大国担当，协商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反恐等全球性挑战；也可加强在朝鲜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亦可探讨包括疫后供应链重构、金融稳定、WTO改革或CPTPP合作等。此外，还可逐步探讨两军、执法、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双方都应守住的底线，相互尊重是双边关系的基础，而合作共赢则是共同目标。中美均须登高望远，脚踏实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争取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正轨。协调、合作和稳定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项昊宇：日本须正确理解中国发展变化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心态更为纠结和复杂。去年以来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出现温差，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日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中方能好好研究造成日本对华感情不佳的原因并扭转这种局面。垂秀夫大使的发言，处在日本外交官的立场看似无可厚非，但在笔者看来，则难免有将日本对华民意不佳归咎于中方之嫌，这显然有失公允。只有客观分析彼此民意反差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办法。曾几何时，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一直让日方耿耿于怀。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对日认知悄然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要归功于中日直接交流的扩大。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9年中国大陆赴日游客人数近1000万人次，这个数字是2012年的5倍。对日本认知的转变，也表现在对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看法上。作为保守政客的代表人物，安倍以修改和平宪法为执政目标，历史认识难言正确。较之其上任之初时中方充满警惕，去年他突然辞职后，中国国内舆论一度给予了肯定评价。在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对日本的“再认识”也成为一股潮流。随着中国经济转向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日本在国家治理、社会公平、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成绩引发关注，主张重新评价冷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日益增多。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正在从“泛历史问题化”中走出来，日益全面理性和多元化，这是中国社会进步成熟的表现。反观日本国内，对华认知并未与时俱进，消极负面报道始终占据主导，持续影响着日本民众对华感情。近年来涉华民意呈现不断下滑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面既有日本媒体“报忧不报喜”的惯性思维作祟，而根子里则反映了日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二战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中实现经济腾飞，全面吸收西方现代自由民主思想，重新跻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崛起赶超，日本的心态显然还没调整过来。笔者曾长期在日本学习工作，日常关注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总结了日本对华负面新闻的几大特点：一是“异质论”，无视中日国情的巨大差异，意识形态先行，给社会主义中国贴上“异质大国”的标签，认为不符合日本“常识”的就是“异端”，不符合西方政治体制和行事习惯的就是“专制”；二是“崩溃论”，日媒日常涉华报道热衷于聚焦放大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矛盾问题，书店醒目位置常年充斥着渲染中国“经济崩溃”“国家分裂”的书报杂志；三是“威胁论”，对于中国钓鱼岛巡航常态化、加快国防建设，日本格外敏感，主动对号入座，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挤压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威胁日国家安全，甚至认为中国要对日“复仇”的极端观点也有一定的市场。去年以来日本对华好感度的下降，有日本国内大肆炒作中国对钓鱼岛巡航的因素，深层次原因还是源于对中国缺乏了解，思想上故步自封。当前日本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年轻一代的“佛系”和“无欲”成为社会话题，愿意出国求学旅游的年轻人在减少。对中国现状缺乏直观了解，容易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也是日本对华民意欠佳的重要背景。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而日本也需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日两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首先需要双方树立契合时代变化的相互认知。为此两国政府要强化正面引导，媒体智库加强客观研究报道，民间各界要开展新时期的国民大交流，才能逐步改变两国“近而不亲”的局面。扭转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固然需要中方多做努力，但更需要日方反躬自省，从正确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做起。（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近期，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共同署名文章，向拜登及其团队主动示好，表示：“欧美间需要跨大西洋‘新政（New Deal）’，以使我们的伙伴关系适应全球各种动荡，这一新政也会同我们之间的纽带、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保持一致。”他们还写道：“法德两国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以及当选副总统哈里斯一道努力。”拜登近日则宣布了其内阁和高级官员人选，其中包括获得国务卿提名的布林肯，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等同欧洲关系深厚的官员，这亦被欧洲观察人士视为积极迹象。拜登上台后，能够打开美欧之间的心结吗？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表示，现实情况会比较复杂。“具体来说，双方的合作会有很大声势，在政治层面上会提出很多说法，相互之间的应和会很多、很热闹。但另一方面，美欧关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制造出来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在美欧贸易问题上，崔洪建认为，美欧间要先清除双方之间的现有障碍，即钢铝关税和航空补贴等，此后才会可能涉及谈“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但我认为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欧美其实都没有能力去谈TTIP，因为奥巴马时期TTIP谈判中存在的障碍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障碍比以前还要大。”他进一步解释，“但是，欧美会做出一个谈判的姿态来，将双边谈判与世贸组织（WTO）改革问题相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塑造美国重返多边贸易机制的形象，还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体现美欧‘团结’。”特朗普时代，欧洲无法影响美国第一财经：美欧关系在过去四年中，若量化，从“1~10”，你认为这段关系被破坏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拜登上台，这对“跨大西洋伙伴”是否能和好如初？崔洪建：我觉得在7~8之间。“和好如初”要看这个“初”是指哪种程度、什么时候。欧洲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美欧关系可以回到较高的水平，比如说奥巴马时期或者说4年以前。当然还有一种更高的期待，是说美欧关系可以回到冷战结束之初的高点，当时双方都认为自己属于胜利者，可以共享胜利果实。但问题是，（考虑到年龄因素）假设拜登只有4年任期，他能做的实在有限。如果这4年内拜登可以完成“去特朗普化”，也只是回到了4年前的关系水平，而我认为“去特朗普化”很难在4年内完成。所以，这4年实际上会成为欧美关系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踩刹车让情况不要再坏下去，此后在不再恶化的基础上做一些修补和调整。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判断。不过，现实情况会比较复杂。具体来说，双方的合作会有很大声势，在政治层面上会提出很多说法，相互之间的应和会很多、很热闹。但另一方面，美欧关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特朗普已制造出来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届时，你会看到的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他们的气氛很热烈，在政治上或者双方能够合作的领域中的声音会很响亮，但是在彼此不能合作的领域，相对就会低调一些，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破坏这种气氛。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做给外界看的。第一财经：美欧在贸易历史上留下的经典案例无数。然而针对盟友使用“301调查”尚属首次，且最终并未减少贸易逆差。你认为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使用贸易手段对付盟友，是出于什么考量？崔洪建：在过去4年中，如果就美欧经贸摩擦的性质本身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小布什时期也发生过。但当时，欧洲认为自己对美国具有影响力，事实上欧洲的确也能影响美国，所以在小布什时期，最后双方没有真正打起来。但这一次，在特朗普将目标对准欧盟后，他脱离了美国以前的传统政治和外交手法，让欧洲人觉得很难应付。换句话说，在过去4年，欧洲在美国身上感到的最大的不适应是两点。第一是美国的单边做法和无差别打击：因为按照欧洲人以前的假设，美国作为盟友，应该有所区分，内外有别，但是特朗普不区分，无差别打击所有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只强调美国的利益，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把外交和经济分开，这种做法令欧洲人受不了。另外，欧洲认为，即使有问题，双方是要谈判来解决的，要沟通，但特朗普不沟通就直接做。第二个不适应就是，欧洲人觉得自己影响不了美国。第一财经：美国的方法是否奏效了？崔洪建：从钢铝关税本身来说，对欧洲影响并不大，我认为欧洲主要是受不了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关键点是，特朗普一直威胁要打汽车税。我刚才说美欧关系的损害程度达到7~8，就是因为如果施加了汽车税，伤害就会到8。因为汽车税会直接打击德国，但我们知道德国的汽车业是在全欧洲布局的，因此这打击的就不仅是德国的支柱产业，还会打击到欧洲的产业布局。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事情上，欧洲也发现不管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美国都和它的想法与主张是相悖的，这个影响也很大。第一财经：假如说这4年特朗普对欧洲做出了许多违背了盟友关系的行为，那为什么欧盟没有以有力的反击回应美国呢？崔洪建：两个原因。第一，欧盟一开始认为特朗普会是个例外。因为这是个过程，起初美方有所行动的时候，欧盟首先是想影响特朗普，然后在影响不了的情况下，欧盟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特朗普只是一个例外，大不了熬4年。所以，现在欧盟对拜登的欢迎，好像就是觉得自己的预料是正确的。之前欧洲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有“韧性”（resilience），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承受了压力，但是并不会离开或者改变，而是要承受一段时间，保持弹性。第二个原因，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特朗普当时所有国家轮着打，以一种理想的状态来说，这些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在面对一个强势威胁的时候，大家首先在算清楚各自利益，之间没有合作沟通。综上所述，就是这两个原因，一是欧洲对欧美关系的弹性还有期待，再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形成不了合力。拜登有可能取消钢铝关税，但TTIP有点悬第一财经：在未来，现有关税是否会成为美国与欧盟谈判的筹码？若拜登上台后，会撤销对欧盟的钢铁关税吗？崔洪建：要看拜登会不会将此作为一种姿态。到目前来看，我认为拜登团队对欧洲的回应还是比较谨慎，并没有像欧洲期待的那样热烈。拜登强调的是，欧美要从贸易上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拜登要把取消钢铝关税作为一个表态，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欧美各自的底牌是这样的：美国单方面有一个钢铁税，欧洲实际上没有对应的筹码，此外美国还有一个威胁是汽车税。我认为，欧洲首先想要美国取消钢铝关税，接着希望美国不要再提汽车税，然后双方会进入一个对赌。这个对赌就是航空补贴的问题。在波音和空客的航空补贴案中，去年WTO裁定美国可以对欧盟75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今年裁决欧盟可对美国40亿美元的商品加税，实际上欧洲是把这看作是一个筹码。外界之前认为，如果拜登上台后，欧洲可能就不会征收这个关税了，但是恰恰相反，就在拜登差不多胜选的时候，欧盟把40亿美元的航空补贴提出来了，这说明欧方就是想以此做筹码。因为当你想要美国改变的时候，不能指望它主动改变，要有一定的压力让它去改变。所以，如果要提出一条看上去能让欧美在贸易领域修复关系的路线的话，那首先就是“去特朗普化”。这主要表现就是取消“钢铝税”，不要再提汽车税，然后双方再在航空补贴的事情上同时让步。而且，当欧盟把40亿美元的航空补贴关税拿出来说的时候，就是因为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可以解决了，否则贸然征税只会把欧洲人自己绊倒。事实上，这段时间中空客和波音都已在做调整了，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已解决了，但是接下来要走过场，就是双方谈判，在空客波音合规后，双方再撤销关税威胁。这就是外交和政治复杂的地方，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包装成政治和外交上也各自得分，有个露脸机会。第一财经：若拜登上台，是否能让TTIP之类的自贸协定起死回生？崔洪建：接下来欧美在经贸领域比较复杂的就是TTIP的问题。TTIP是一个最高目标。可能拜登会让欧洲人想起奥巴马时期的TTIP，但此前，欧盟和美国政府就工业产品关税“三零”（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授权条款基本没有谈动。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第一步是美欧间要先清除双方之间的现有障碍，即钢铝关税和航空补贴等，这叫“去特朗普化”，如果接下来再谈TTIP，才是“再奥巴马化”。但我认为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欧美其实都没有能力去谈TTIP，因为奥巴马时期TTIP谈判中存在的障碍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障碍比以前还要大。但是，欧美会做出一个谈判的姿态来，将双边谈判与WTO改革问题相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塑造美国重返多边贸易机制的形象，还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体现美欧“团结”。欧洲不会甘做美国的战略工具第一财经：对于欧盟来说，你曾说“欧洲不愿意盲从，作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战略的工具”。欧洲的想法会是什么？崔洪建：简单来说，欧盟内部现在应该有三种主流观点。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亲美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基民盟主席、国防部长卡伦鲍尔。他们是把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和欧美关系放在一个对立的角度，为了和美国保持盟友关系，甚至不惜放弃战略自主，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另一个极端就是对美国的绝对不信任，认为美欧关系已经日薄西山，而且要坚持战略自主。我觉得今后主流会是中间那一派，它会是一种动态。法德外长在《华盛顿邮报》联合发文呼吁与美国构建跨大西洋联盟的事情就很有意思，法国和德国将各自的想法都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是给欧洲人看的，而不是首先给美国人看的，它的背景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卡伦鲍尔意见相左，大家看到了法德的分歧。法德外长的行为是想暗示，法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比较复杂，欧洲内部需要形成一个一致意见。现在法德似乎是想推动欧洲内部的共识，也就是找平衡。所谓的共识是：第一，欧盟需要和美国合作；第二，与美国合作不等于排斥战略自主，而且只有战略自主才能更好地合作。这4年以来，至少是马克龙这一派已找到了这个逻辑，就是只有具备实力才能做一个受尊重的、平等的伙伴。这种想法实际上隐藏的是，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们担忧，比如说4年以后，如果共和党再回来该怎么办？所以，欧盟面临着短期和长期（战略）的矛盾。欧洲现在被美国逼迫着也不得不做出短期行为：比如说，未来4年美欧肯定能合作就合作，但同时，也要提防着4年以后的情况。我认为，接下来，一方面美欧要合作，但同时欧盟也会不断地积累自己的筹码，要防备4年以后的突变。最近欧洲的媒体和智库有一些讨论，多数比较客观的学者都持有一个两段论，即一开头都认为拜登回来是好事，然后总会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会成为一种主流的想法，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亲美的声音，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中间的政策走向。在我看来，未来的主流是：欧洲会寻求对美合作但又会努力坚持自主意识，对于美国的政治变化和受此影响的“盟友关系”，欧洲会在短期内适应的同时不断为未来的长期改变去积累条件。

总台央广记者：我们注意到，昨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共同应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来自1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反恐研究机构负责人和学者与会。你能否介绍更多情况？赵立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昨天举办了“共同应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学者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经验做法。各方坦诚深入交流，达到了凝聚共识、增进互信、借鉴经验、促进合作的目的。中方在会上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跨国应对。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当是连贯的，可持续的，立足长远，不应是应激反应式。个别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严重干扰国际反恐合作，值得高度警觉。国际反恐合作要坚定捍卫国际共识，要积极采取有效行动，要坚持统一标准，要坚决铲除恐怖土壤。与会各方都认为，当前疫情使国际反恐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但国际社会应始终秉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共同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要坚持统一标准，旗帜鲜明反对“双重标准”，坚定捍卫国际共识，反对以一己之私，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要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重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要坚持开放包容，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相挂钩。中方及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国代表都认为，“东伊运”恐怖势力对包括中国在内有关国家和地区和平、安全与人民福祉带来严重威胁，应加强打击“东伊运”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地区安全。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陈友骏：日本“菅经济学”的特色与困境保经济越来越成为决定菅义伟政府施政策略的指针。在最新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菅首相详细阐述2021年政府内外政策设想和预期目标，振兴经济成为核心任务。这被认为是解决当前日本内外矛盾的基础与关键，并渗透在菅政府当前和未来国家发展规划的各个方面。第一，坚决阻击疫情，促使国内经济尽快恢复正常。菅义伟政府此前在发布东京等地“紧急事态宣言”问题上犹豫不决，主要就是担忧会导致经济减缓。能否控制住疫情已成评价菅政府政绩的主要考量之一，也事关其未来的执政前程。2021年菅政府还有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重任，能够控制住疫情又直接关系奥运会以及日本经济的短期表现。日本不想失去举办奥运会这一对外展示经济成就以及其他方面发展成绩的机会，更不想因疫情而导致日本社会经济陷入难以挽回的乱局。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视角看，抗疫都是菅义伟政府今年实现保经济大业的第一要务。第二，恪守经济底线，保证就业和基本生活秩序稳定。“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实际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社会收入水平整体也出现实质性倒退。青年人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年人缺乏稳定就业的预期，老年人也逐渐失去安心养老的社会环境。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日趋加剧，致使日本社会的发展前景愈发渺茫，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直线上升。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谓是雪上加霜，促使日本社会传统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国民整体的悲观预期陡然上升。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导致日本国内自杀人口急剧增加，这已成为颇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为了遏制这种悲观情绪，输入信心成为菅义伟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信心最大的来源，无疑就是持续的经济发展、扩大的就业规模及稳定的收入增长，这些也都是菅政府不断强调并希望尽快实现的重要目标。为了响应日本政府的战略意图，日本主要汽车厂商之一的日产公司已决定将所有合同雇员转为正式员工，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就业信心。尽管如此，就当前日本国内经济现状及企业生存环境来看，某个单一企业的行为很难被复制为包括众多大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扩大正式雇用人数仍将是横亘在日本企业及日本经济发展面前的主要困难之一。第三，主张“绿色”和“数字”两张牌，构建独具特色的“菅经济学”框架体系。2020年9月菅政府启动以来，“绿色”和“数字”就成为其经济政策两大关键词，也是构建“菅经济学”体系的灵魂所在。“绿色发展”并不是菅政府的独有政策特色，而是对此前多届日本政府政策的继承和发扬。在日本经济踏入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一梯队之后，“绿色发展”就成为日本内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就是一个阶段性标志。而为凸显“菅经济学”的“绿色”特性，菅义伟政府对外正式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菅义伟政府还将在日本国内积极推进以氢能、风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并为核能的重新启动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是“菅经济学”的第二张特色牌和创新牌。从政府结构组成入手，菅政府将新设“数字厅”，统合性地推进日本国家的数字化战略建设。在具体的产业规划及构建问题上，“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统领所有经济政策的部署与落实。不仅如此，数字要素将成为继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之后的新经济要素构成，并逐步升格为连接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总之，未来经济的大部分内容将以数字化的形式逐一呈现。综上所述，经济已经成为菅义伟政府串联各层面政策的连接点。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经济问题能否得以顺利解决，是决定菅义伟政府未来成败的关键所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原标题：崔洪建：“圣诞节协议”不是英国脱欧终局英国和欧盟24日正式宣布，双方已就最终的英国脱欧贸易协议达成一致。无论该协议内容对双方关系的前景影响如何，至少英国眼下暂时避免了疫情加重和无序脱欧的双重险境。从“趋利”到“避害”整个12月，英欧双方都是在一边谈判一边相互施压，同时又为“无协议脱欧”做准备的折腾中度过的。12月13日曾是双方设定的谈判最后期限，但后来这个期限被放弃，表明双方都不愿承担“无协议脱欧”产生的巨大风险。英国脱欧进程走到今天，推动双方达成妥协的动力已从初期的“趋利”变成如今的“避害”。英国脱欧派的激情是为赢回一个“更自由和强大的英国”，但谈判至今逐渐显露出来的英国对欧盟市场的巨大依赖，欧盟作为国家集团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以及不靠谱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没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场外支援，都让英国品味到受制于人和求助无门的冰冷。欧盟一方尽管有谈判优势并尽量保持节奏，但也被英国的国内立法花招、渔业问题强硬和英美互通款曲弄得心烦意乱，一度还险些乱了方寸。但也正是在不断试探、对峙和争吵中，双方难以割舍的巨大利益以及利益破裂后的高昂成本一再呈现。尤其是一旦无协议脱欧，一半的进出口贸易依赖欧盟市场的英国商业成本将大大提升，英法海军可能在英吉利海峡被渔业纠纷拖入冲突，在疫情打击下本就异常窘迫的经济也将更加艰难。“无协议脱欧”的前景越清晰，它的成本和代价就越巨大，要避免它的意愿和行动就越诚实，英欧就是以这种荒诞但却真实的逻辑拿出了这份“圣诞节协议”。“政治正确”下的利益取舍让英欧谈判如此艰难又能最终妥协的，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谈判环境。公平竞争、渔业份额和履约监管成为双方卡在谈判最后阶段寸步难移的难点，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而且的确被高度政治化了。在英国看来，脱欧意味着一切可以自己“当家做主”，自然包括在经贸、产业、劳工等领域的政策自决；但在欧盟看来，如果英国想在脱欧后继续从欧盟市场获取“零关税、零配额”的好处，就必须承担在规则和标准上“向欧盟看齐”的义务。在英国看来，和欧盟就渔业份额进行重新分配不是简单的捕捞量和渔民收入问题，而是事关英国专属经济区以及“海洋安全”的问题；而在法国看来，渔业问题是政府维护本国渔民权益进而维护政治稳定和大国地位的问题。在脱欧以“赢回英国主权”为目标的政治正确下，技术性的谈判极易被导向绝少回旋余地的政治对垒。好在形势变化将双方都逼到了墙角，尤其是英国方面在招数用尽且防疫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已“无心恋战”，而欧盟在以防疫为名短暂关闭和英国的货物通道、让英国尝尽苦头后，也避免给外界“胜之不武”的印象，双方终于在政治正确和经济利益之间找到达成妥协的平衡点。脱欧剧情了犹未了达成“圣诞节协议”并不意味着英国脱欧就此剧终，后续仍有不少看点。首先是双方仍需经历各自内部程序的折腾。由于脱欧谈判事实上已经延期，尽管可以通过加急的“临时申请”程序先让协议在双方行政层面过关，但要将协议转化为法律并最终落地，在英国还得过议会这一关，在欧盟也要经过欧洲议会和各成员国议会的审核。在仍被脱欧所分裂的英国议会和成员国利益不一的欧盟，这一关都不会轻松。其次是匆匆达成的协议难免留有漏洞和缺陷，它的有效性将主要取决于双方能否重新修复被谈判弄得遍体鳞伤的政治互信，并在实践中处理经贸规则、渔业纠纷上的智慧和技巧。最后，双方如何保持和延续一种合作但不亲密、竞争仍能妥协的新关系，仍是检验这份协议成色的最终标准。尽管未到终局，已经告一段落的英国脱欧仍让我们看到一个国际关系转向竞争博弈、政治利益推高合作成本的时代侧影。（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主要是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及涉藏问题研究。2004年8-12月，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研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巴友协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澜湄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曾被中央民族大学受聘为“985”工程外聘专家。

揭牌仪式现场 主办方供图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唐红丽）3月28日，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百年大变局”高端对话会在山东威海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威海市委副书记张宏伟、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校长刘建亚、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党工委书记尹作升等出席揭牌仪式。揭牌仪式后举行了“百年大变局”高端对话会。来自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城市环境等研究领域的七位专家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等共同为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揭牌。樊丽明希望国际问题研究院瞄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国家发展模式、大国关系、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思潮和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政策性研究，以打造大平台、构建大团队、产出大成果为目标，力争打造成为独具特色、国内一流的高端智库。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机制工作一处处长丁连普在讲话中希望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能够把握大势、发挥优势、引领趋势，将自身打造成为政府和社会信得过、用得着、离不开的新型智库，在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方面提供智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介绍了研究院有关情况。威海校区党工委副书记、国际问题研究院理事会秘书长赵玉璞宣读了贺信。高端对话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仁伟做了以“大变局与中国”为主题的发言，详细阐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范围、具体内容以及将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围绕“大变局与国际关系”做了发言，提出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未来、实现民族复兴，是大变局最重要的战略含义。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结合“大变局与中美关系”话题表示，大变局的主线就是中美之间的权力博弈，这一态势将对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围绕“大变局与环境气候问题”发表观点，提出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北两大阵营正在逐渐转换为发达国家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板块，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将对世界秩序重建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林宏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丽娟等也分别围绕“大变局与世界秩序”“大变局与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大变局与世界经济发展”等主题发表了观点。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新兴国家对世界秩序的议程设置能力不断增强，中国要抓住机遇，为世界秩序的变革作出应有贡献；在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搭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架构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大趋势；面对世界经济的新趋势以及全球化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合力应对。据悉，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成立将有效整合山东大学全校的国际问题研究力量和资源，就重大国际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依托下设研究中心开展工作，力争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山东风格的国际问题高等研究院与高端智库。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唐红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