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近日，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的一篇题为《中国问题“专家”和美中关系》的文章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与反思，其直接原因就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打出的一系列昏招暴露出了美国真正的“中国通”供给不足的问题。反观中国，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我们对于沿线国家研究与了解不足的短板日益暴露出来，而这也就成为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某种现实阻碍。在笔者看来，中国的“世界认识”还停留在认识西方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有极大的不均衡现象与认知空白问题。比如，绝大多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都聚焦于美国研究，一小部分关注日本以及俄罗斯，只有极少部分研究者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国别的研究中，像巴西、南非、土耳其这样新兴国家的研究者被称为“熊猫学者”则一点也不为过。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深入到对象国国内去做扎实田野研究的人也非常少。笔者曾在某会议上听到这样的自嘲，“很惭愧，作为一名研究了几十年的美国研究者，今年是第一次去美国西部”。实际上这反映出我们对于对象国的关注过于粗糙，完全没有做到“上山下乡”,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没有深入到田间地头。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出现了断层迹象。自从所谓科学主义与量化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教学中大行其道以来，对象国的语言教育逐步边缘化，理论的概括往往凌驾于细致的田野观察之上。由此导致一些美国学者也开始怀念费正清、孔飞力那一代“中国通”。事实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也在面临同样困境。诚然，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活跃且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国际问题研究者，但不难发现的是在他们当中理论研究者占了绝大部分，专门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数量极少，有些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年龄断层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不等于西方，更是让我们的战略利益惠及到了非西方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世界政治的研究就需要加大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力度。首先，确保有效的奖励机制。相比于发达国家的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更需要大量基础性资金投入，因此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是吸引国际问题人才的重要措施。其次，搭建新的交流讨论平台。近年来，各行各业对“国际问题声音”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真正精细化的讨论平台仍然不足，因此需要建立新的严肃的讨论平台，以此发出中国需要的好声音。最后，加大与非西方国家研究者的沟通交流。“一带一路”倡议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合作，在学术交流方面同样需要深化，通过邀请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也有助于提升我们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欲求。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改革也将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应该具备做出变化的决心。(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马凤春致辞　马晓芳　摄《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7—2018》在京发布：加强全球治理仍是大势所趋中新网北京6月19日电 (蒋涛 马晓芳)19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京共同主办《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7—2018》《国际问题纵论文集2017—2018》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报告中提及，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仍是大势所趋。会议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沈国放主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总负责人兰立俊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马凤春出席并致辞。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章少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徐坚等出席会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总负责人兰立俊在致辞中介绍了两本文集对国际形势的重要论断，认为世界形势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继续加速，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更为突出。然而，世界经济整体上呈现同步增长势头。二战后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进入分化、重组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仍是大势所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总负责人兰立俊致辞 马晓芳 摄两本文集总结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成就和开拓创新，指出我国主场外交成功举办，大国外交扎实推进，周边外交开拓创新，同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多边外交成效显著。“把中美关系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考量，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中美不是地缘政治中的A角和B角，而是全球治理和秩序演化进程中的双中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永龙在《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7—2018》中表示。陈永龙指出，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还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角出发，中美两国都应该勇于担当，打破惯性思维，跳出传统模式，克服种种的“挑战不可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创新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马凤春在致辞中，肯定此次发布文集的学术水平，尤其提及基金会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调研能力，能够发挥“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作用，在对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判断中发出正能量的声音，给出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答案”。据介绍，《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7—2018》和《国际问题纵论文集2017—2018》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2018年出版的最新学术成果，由48位资深外交官和知名专家学者撰写完成，主要内容分析了一年多来国际格局和热点问题的变化、主要国家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等，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看法、新建议，研究成果兼具学术性和实践性。(完)

来源：时代财经作者：时代财经 余思毅美东当地时间6月1日，CNN公布了一段特朗普和美国各州州长的电话会议录音。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斥各州州长，并称“美国成了全世界的笑柄，整个世界都在笑话我们……”5月24日，黑人佛洛依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警方“跪杀”事件引发美国多个城市发生反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继而引发多地骚乱。《纽约时报》报道，过去数十年间，从未有过超40多个城市同时实行宵禁措施，足见此次种族歧视引发骚乱的严重性。美国种族问题由来已久，正如奥巴马所说，警察掐黑人脖子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2020年的美国。但这样的事件又为何发生？为何会蔓延如此快速广泛？对即将大选的特朗普以及美国会带来什么影响？6月2日，时代财经专访了外交部直属专业研究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刘卿。刘卿认为，骚乱蔓延迅速有五方面因素叠加。首先种族歧视藏在美国建国的基因里，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一直存在；第二，特朗普上台后民粹主义浪潮助推的排外、反移民政策引发人们的反感；第三，从人口构成看，黑人本身就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黑人认为自己天生是国家一份子，不该遭遇不平等对待；第四特朗普上台后，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致使经济下行，新冠疫情袭来，黑人首当其冲；最后，再加上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发达，信息传播蝴蝶效应，引爆骚乱的蔓延。至于是否会对特朗普大选产生重要影响，刘卿认为，不善处理种族矛盾问题让特朗普在选举中丢分，民主党可能会打人权牌攻击特朗普，但鉴于特朗普代表民粹主义，拥有一大批拥趸，在共和党控制的州也有支持者，尚不能确定特朗普会在选举中失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刘卿种族歧视藏在美国建国的基因里时代财经：为何这次美国骚乱会蔓延如此快速？与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下经济衰退有很大关联吗？ 刘卿：首先，自美国建国之时起，种族歧视就存在美国的基因里。17世纪早期至18世纪中期，在现在美国国土上建立了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欧洲人通过黑奴贸易，把许多黑人贩卖到美洲种植棉花。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既有白人也有黑人，美国建国的原始民族就包括当地印第安人，后来移民有从南美来的拉丁裔西班牙人，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加利福尼亚淘发现金矿，逐渐有华裔移民美国。总而言之，美国是一个不同肤色、种族构成的国家。美国建国理念基于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法国卢梭《契约论》。《圣经》意味着他们是“上帝”的子民，重视信仰和宗教，但是当地黑人并不信仰上帝，即便后来信了“上帝”，也是跟随白人咿呀学语。《契约论》意义在于用契约的方式将十三个英属的殖民地撮合在一起，大家签订合约形成一个组织，脱离英国，单独成立一个国家。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还有奴隶制，即便经过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但奴隶制遗毒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细胞里，黑人被看成低人一等。但黑人也一直在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反对种族歧视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第二，暴乱蔓延迅速也与民粹主义的泛滥有关。特朗普是极端民粹主义的化身，他之所以能上台与民粹主义的抬头有很大关系。奥巴马象征自由主义，他推动的TPP等贸易协定或是加入气候协定都在推进自由主义发展。2009年4月15日美国纳税日，新生的茶党（Tea party）发动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宣示了反奥巴马情绪。茶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茶党运动是右派民粹主义运动，发端于1773年波士顿，是革命的代名词。2016年共和党内最早公开发声支持特朗普的人物就是极右翼茶党运动领袖、阿拉斯加前州长萨拉佩林，其后的初选也赢下了大片“茶党州”。特朗普的副总统就是当年茶党运动发起人、印第安纳州长麦克彭斯，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茶党副总统。共和党人里面有建制派，也有非建制派。建制派就是按照原来老一套行事的，而特朗普则是反传统的、非建制派的民粹主义代表。特朗普倡导白人至上，极端排外、反移民，他上台后就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奥巴马时期，美国同澳大利亚签订了移民安置协定，难民到了澳大利亚，美国帮助接纳一部分。但特朗普上台后打电话给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澳总理不答应，特朗普就甩电话，一度引发美澳关系紧张。民粹主义倡导的排外、反移民让美民众反感。第三，在黑人看来，自己天生是这个国家一分子，即便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比其他移民来的少数族裔要优越，同时也信了上帝，不应该遭受不平等对待。从人口构成看，黑人本身就是最大的少数族裔。现实中，白人歧视黑人，遭白人警察殴打事件屡见不鲜。佛洛伊德事件是黑人发泄不满的导火索。第四，经济不能运转，黑人首当其冲。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经济初期有一定增长，但那是奥巴马时期的经济恢复措施的延迟效应。特朗普对经济使用了一些刺激性措施，可是其边际效应递减。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欧洲部分国家等出现贸易摩擦，使得美国贸易环境恶化，出口下降。特朗普倡导美国制造业回流，但在贸易保护主义旗号下，回流有限，这种短视造成了美国经济前景暗淡。新冠疫情下，美国疫情暴发、社会矛盾上升，失业率上升。黑人大多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底层服务工作，受疫情影响，餐厅、工地关闭，民怨一触即发。第五，互联网、自媒体发达，信息传导蝴蝶效应。暴乱发生以后，经过自媒体传导几何式放大，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的怨气一下子就被激发、扩大、发展起来。在推特是个重要的舆论场中，“推特总统”特朗普发表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要围攻白宫我就枪毙你”这样的话，激起了更多美国公众的强烈不满。不善处理种族问题让特朗普丢分时代财经：特朗普发推特，将部分抗议者称为“暴徒、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将示威活动归咎于是“极左势力”在背后煽动；指责华盛顿市政部门未能及时提供必要协助。美国《外交政策》称，特朗普的言论似乎是在煽动种族主义，讨好白人保守派选民。怎么理解特朗普的做法？刘卿：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典型代表，他经常发推特发表言论，也是一种反传统的行为。他指责华盛顿市政部门未能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就是一种“甩锅”行为，和他疫情中推卸责任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身边的幕僚都是舆论炒作的高手。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是前驻华记者，善于舆论攻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先前是CNBC电视节目主持人，国务卿蓬佩奥是从事情报工作的，情报与新闻相结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合力进行舆论炒作。时代财经：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痼疾，为何历届总统都没有严肃地把这个问题纳入国家的重大问题来治理呢？刘卿：美国国内也有法律禁止种族歧视，但存在有法不依、有法不执行的现象。美国把“平等”、“民主”当作口号，以自由女神像为傲。但是在整个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白人有很大的优势。联邦最高法院、白宫、国会等等国家机器里，白人掌握绝对权力。白人比黑人优越在美国社会成了共识。这一次黑人佛洛依德被白人警察扣脖子，就是因为他使用20美元假钞，但如果警察看到白人使用假钞，肯定不会这样去对待。时代财经：在疫情和种族问题处理中，特朗普施政能力备受质疑，再加上美国经济衰退几成定局，特朗普的连任概率是不是大幅降低？刘卿：暂时还不能这么说。美国是一个极化的社会，贫富阶层分化非常严重。特朗普是民粹主义的代表，总有这样一批人支持他的观点。例如，赞成贸易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狠一点，反移民等等。这些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一股潮流，特朗普只不过其中代表人物。在美国中部、东南沿海的几个州都是共和党的天下，也是特朗普的地盘，无论特朗普的施政能力再怎么糟糕，都要支持他。而且目前看来，没什么人可以取代他。疫情和席卷全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使特朗普遭受重挫，使得他丢分，很大程度上影响他连任。但美国总统选举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当年戈尔和布什对垒，戈尔是克林顿的副总统，发展经济也做出成绩，但最终选民选择了挥舞着拳头、在全世界发动战争的布什。再加上特朗普身边的幕僚都是舆论炒作的高手，这些人在舆论炒作上，比往届总统的班子都厉害。特朗普不按照常理出牌，现在到离11月份选举还有一段时间，特朗普或许会使用一些险招改变舆论导向，如把矛盾转移到国外。美国软实力下降时代财经：在美国历史中，种族歧视、黑奴问题引发的南北战争等极大改变这个国家的历史走势，都对塑造美国清教徒式的普世主义起着重要作用。但为何这种普世主义并没有深入美国国内的社会？刘卿：美国社会不是均等社会，所谓的“平等”、“自由”是有权势阶层才享有。华尔街阶层富得流油，跨国企业全世界赚钱，美国阶级两分化严重。美国遵循市场竞争，底层人们从贫穷到富裕是有很强的动力。但是黑人天生劣势，没有真正的公平公正的机会，难以改变自身处境，难以获得平等地位。时代财经：当下这场骚乱正席卷全美，甚至蔓延至英国、加拿大等其他西方国家。这次骚乱可能对“世界警察”的美国带来什么呢？刘卿：第一，美国的软实力下降，种族问题对其国家软实力有巨大的杀伤力。美国标榜“自由”“人权”，但在疫情中，只扫自己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很多国家都在嘲笑美国，甚至澳大利亚人都在谴责他。过去“民主”“人权”的旗帜是遮丑布，现在连这块布都没有了。第二，美国奉行双重标准，可能会在国际的多边场合受到批评。这会引发全球对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灯塔的反思。联合国的人权机构会对美国进行批评，至少今年的人权报告里不会不提美国人权运动，美国人权问题、人类人权问题等。第三，大选在即，民主党可能会打人权牌，民主党很擅长这一块，暴乱事件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

揭牌仪式现场 主办方供图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唐红丽）3月28日，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百年大变局”高端对话会在山东威海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威海市委副书记张宏伟、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校长刘建亚、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党工委书记尹作升等出席揭牌仪式。揭牌仪式后举行了“百年大变局”高端对话会。来自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城市环境等研究领域的七位专家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等共同为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揭牌。樊丽明希望国际问题研究院瞄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国家发展模式、大国关系、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思潮和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政策性研究，以打造大平台、构建大团队、产出大成果为目标，力争打造成为独具特色、国内一流的高端智库。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机制工作一处处长丁连普在讲话中希望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能够把握大势、发挥优势、引领趋势，将自身打造成为政府和社会信得过、用得着、离不开的新型智库，在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方面提供智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介绍了研究院有关情况。威海校区党工委副书记、国际问题研究院理事会秘书长赵玉璞宣读了贺信。高端对话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仁伟做了以“大变局与中国”为主题的发言，详细阐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范围、具体内容以及将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围绕“大变局与国际关系”做了发言，提出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未来、实现民族复兴，是大变局最重要的战略含义。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结合“大变局与中美关系”话题表示，大变局的主线就是中美之间的权力博弈，这一态势将对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围绕“大变局与环境气候问题”发表观点，提出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北两大阵营正在逐渐转换为发达国家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板块，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将对世界秩序重建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林宏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丽娟等也分别围绕“大变局与世界秩序”“大变局与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大变局与世界经济发展”等主题发表了观点。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新兴国家对世界秩序的议程设置能力不断增强，中国要抓住机遇，为世界秩序的变革作出应有贡献；在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搭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架构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大趋势；面对世界经济的新趋势以及全球化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合力应对。据悉，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成立将有效整合山东大学全校的国际问题研究力量和资源，就重大国际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依托下设研究中心开展工作，力争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山东风格的国际问题高等研究院与高端智库。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唐红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项昊宇：日本须正确理解中国发展变化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心态更为纠结和复杂。去年以来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出现温差，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日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中方能好好研究造成日本对华感情不佳的原因并扭转这种局面。垂秀夫大使的发言，处在日本外交官的立场看似无可厚非，但在笔者看来，则难免有将日本对华民意不佳归咎于中方之嫌，这显然有失公允。只有客观分析彼此民意反差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办法。曾几何时，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一直让日方耿耿于怀。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对日认知悄然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要归功于中日直接交流的扩大。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9年中国大陆赴日游客人数近1000万人次，这个数字是2012年的5倍。对日本认知的转变，也表现在对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看法上。作为保守政客的代表人物，安倍以修改和平宪法为执政目标，历史认识难言正确。较之其上任之初时中方充满警惕，去年他突然辞职后，中国国内舆论一度给予了肯定评价。在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对日本的“再认识”也成为一股潮流。随着中国经济转向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日本在国家治理、社会公平、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成绩引发关注，主张重新评价冷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日益增多。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正在从“泛历史问题化”中走出来，日益全面理性和多元化，这是中国社会进步成熟的表现。反观日本国内，对华认知并未与时俱进，消极负面报道始终占据主导，持续影响着日本民众对华感情。近年来涉华民意呈现不断下滑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面既有日本媒体“报忧不报喜”的惯性思维作祟，而根子里则反映了日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二战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中实现经济腾飞，全面吸收西方现代自由民主思想，重新跻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崛起赶超，日本的心态显然还没调整过来。笔者曾长期在日本学习工作，日常关注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总结了日本对华负面新闻的几大特点：一是“异质论”，无视中日国情的巨大差异，意识形态先行，给社会主义中国贴上“异质大国”的标签，认为不符合日本“常识”的就是“异端”，不符合西方政治体制和行事习惯的就是“专制”；二是“崩溃论”，日媒日常涉华报道热衷于聚焦放大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矛盾问题，书店醒目位置常年充斥着渲染中国“经济崩溃”“国家分裂”的书报杂志；三是“威胁论”，对于中国钓鱼岛巡航常态化、加快国防建设，日本格外敏感，主动对号入座，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挤压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威胁日国家安全，甚至认为中国要对日“复仇”的极端观点也有一定的市场。去年以来日本对华好感度的下降，有日本国内大肆炒作中国对钓鱼岛巡航的因素，深层次原因还是源于对中国缺乏了解，思想上故步自封。当前日本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年轻一代的“佛系”和“无欲”成为社会话题，愿意出国求学旅游的年轻人在减少。对中国现状缺乏直观了解，容易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也是日本对华民意欠佳的重要背景。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而日本也需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日两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首先需要双方树立契合时代变化的相互认知。为此两国政府要强化正面引导，媒体智库加强客观研究报道，民间各界要开展新时期的国民大交流，才能逐步改变两国“近而不亲”的局面。扭转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固然需要中方多做努力，但更需要日方反躬自省，从正确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做起。（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陈友骏：日本“菅经济学”的特色与困境保经济越来越成为决定菅义伟政府施政策略的指针。在最新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菅首相详细阐述2021年政府内外政策设想和预期目标，振兴经济成为核心任务。这被认为是解决当前日本内外矛盾的基础与关键，并渗透在菅政府当前和未来国家发展规划的各个方面。第一，坚决阻击疫情，促使国内经济尽快恢复正常。菅义伟政府此前在发布东京等地“紧急事态宣言”问题上犹豫不决，主要就是担忧会导致经济减缓。能否控制住疫情已成评价菅政府政绩的主要考量之一，也事关其未来的执政前程。2021年菅政府还有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重任，能够控制住疫情又直接关系奥运会以及日本经济的短期表现。日本不想失去举办奥运会这一对外展示经济成就以及其他方面发展成绩的机会，更不想因疫情而导致日本社会经济陷入难以挽回的乱局。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视角看，抗疫都是菅义伟政府今年实现保经济大业的第一要务。第二，恪守经济底线，保证就业和基本生活秩序稳定。“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实际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社会收入水平整体也出现实质性倒退。青年人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年人缺乏稳定就业的预期，老年人也逐渐失去安心养老的社会环境。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日趋加剧，致使日本社会的发展前景愈发渺茫，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直线上升。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谓是雪上加霜，促使日本社会传统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国民整体的悲观预期陡然上升。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导致日本国内自杀人口急剧增加，这已成为颇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为了遏制这种悲观情绪，输入信心成为菅义伟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信心最大的来源，无疑就是持续的经济发展、扩大的就业规模及稳定的收入增长，这些也都是菅政府不断强调并希望尽快实现的重要目标。为了响应日本政府的战略意图，日本主要汽车厂商之一的日产公司已决定将所有合同雇员转为正式员工，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就业信心。尽管如此，就当前日本国内经济现状及企业生存环境来看，某个单一企业的行为很难被复制为包括众多大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扩大正式雇用人数仍将是横亘在日本企业及日本经济发展面前的主要困难之一。第三，主张“绿色”和“数字”两张牌，构建独具特色的“菅经济学”框架体系。2020年9月菅政府启动以来，“绿色”和“数字”就成为其经济政策两大关键词，也是构建“菅经济学”体系的灵魂所在。“绿色发展”并不是菅政府的独有政策特色，而是对此前多届日本政府政策的继承和发扬。在日本经济踏入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一梯队之后，“绿色发展”就成为日本内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就是一个阶段性标志。而为凸显“菅经济学”的“绿色”特性，菅义伟政府对外正式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菅义伟政府还将在日本国内积极推进以氢能、风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并为核能的重新启动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是“菅经济学”的第二张特色牌和创新牌。从政府结构组成入手，菅政府将新设“数字厅”，统合性地推进日本国家的数字化战略建设。在具体的产业规划及构建问题上，“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统领所有经济政策的部署与落实。不仅如此，数字要素将成为继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之后的新经济要素构成，并逐步升格为连接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总之，未来经济的大部分内容将以数字化的形式逐一呈现。综上所述，经济已经成为菅义伟政府串联各层面政策的连接点。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经济问题能否得以顺利解决，是决定菅义伟政府未来成败的关键所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势头良好，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伙伴关系中心中方秘书长崔洪建表示，一方面要对未来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有更多信心，另一方面对未来面对的挑战也要有更清晰的认识。在国际变局的各种作用下，结合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内涵，应该提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再出发，其目标是向着高质量合作的方向发展。当前，全球化发展进程受阻，全球贸易和投资形势处于一个相对艰难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也受到了很大挑战。但是，人们对已经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基础依然充满信心。崔洪建提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需要设定合理预期，这对维护和巩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彼此间的合作非常重要。此外，中东欧地区是首个与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地区，在政治互信、政治沟通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未来要把“一带一路”合作与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崔洪建看来，做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已经成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一大亮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应该发挥支柱性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在中欧、亚欧的互联互通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内部的互联互通也非常重要，未来通过陆海联运，可以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崔洪建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2006—2007年Pantech客座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亚太安全与美国对亚太政策研究。先后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政务参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等职，曾先后参与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日内瓦四方会谈，以及关于朝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并于2005年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策划和执笔起草了“9.19共同声明”，该文件成为六方会谈各方迄今为止均承诺遵守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纲领。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苏格：中美关系巨轮该如何调整航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事关双边，更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中美建交40多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近来中美关系一直呈螺旋形下跌，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数十年间高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其发展变化深度和速度超出美国战略家的心理预期，导致其严重的战略挫折感与焦虑感。一些美国政要，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偏见或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并不遗余力地实施战略挤压与遏制，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政治上公开质疑中国的体制，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还拉帮结派企图构建所谓反华联盟。这一系列举动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大局和全球战略稳定。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应该成为中美关系最大的公约数。美国一些政要断言：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美国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进行的“有罪推定”。其一，在中方看来，世界在经历20世纪两次热战和数十年冷战后，人间正道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谋求发展。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希望维护的只是自己合法、合理和平等的发展权利。其二，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客观局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市场空间。互利合作是双向的，不是一方给予他方的恩惠，此理未来亦然。中国的对美政策一直存在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愿望。但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任何人剥夺自己追求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权利。在双边关系上，希望美方能以平常心和包容心，客观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并从中找到互利合作的机遇。中美关系不应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任何一方的成功不必以对方的失败为代价。中美关系怎么办？将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推进到21世纪中期和后期，是一个重大命题。我们必须登高望远、力排干扰，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已经航行了四十多年的巨轮保持正确的前行方向。美国大选已落幕，白宫即将易主。执政伊始，美国新政府首先需要处理的可能还是国内问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可能会对新政府推进国际议程形成掣肘。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是美国自身发展与其实力变化的产物。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对其转圜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但似可推动两国不同层级与界别的交流平台恢复或重建，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争取机会窗口，使中美关系重回正常或者至少停止断崖式下跌态势。中美关系存在三类问题，须有针对性地妥善处理：一类是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二类是谁也改变不了谁的客观存在，三类是某些具潜在爆炸性的问题。三类问题可有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处理办法：一是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反对任何“新冷战”的图谋，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应被视为美国的威胁。两国差异巨大，容易产生分歧，但智者求同，须向宽处行。矛盾解决不了，可设法降低敌意。通过危机管理机制，严防擦枪走火。双边关系中，须避免战略误判，摒弃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二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意识形态问题上，中美不应寻求改造对方，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给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的和平共存之道。要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须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制裁或贸易战无益于任何一方。还要争取恢复和保持各层级与渠道的交流，逐渐厚植两国关系发展的人文和社会基础，“脱钩”无益于任何一方。三是先易后难，务实合作。竞争不可避免，但可合作之处还须合作。中美宜展现应有的大国担当，协商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反恐等全球性挑战；也可加强在朝鲜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亦可探讨包括疫后供应链重构、金融稳定、WTO改革或CPTPP合作等。此外，还可逐步探讨两军、执法、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双方都应守住的底线，相互尊重是双边关系的基础，而合作共赢则是共同目标。中美均须登高望远，脚踏实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争取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正轨。协调、合作和稳定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