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研究

内容简介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春顶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东艳研究员的著作《国际贸易国外学术研究前沿》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缘起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科方向前沿每年进行梳理的要求，汇聚了作者连续七年不间断跟踪和写作的成果。近十多年来，国际贸易主题的文献成为国际问题以及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在经济学前沿文献中占据重要位置。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或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和颠覆性的一系列后续研究占据理论创新的前沿。二是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提高以及在国家相互之间关系中地位的上升，进一步提升了国际贸易研究的现实重要性。三是随着网络化和电子化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和跨境电子商务等国际贸易新业态不断发展，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四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治理和协调成为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全面梳理和总结近年来国际贸易国外文献的研究前沿，对于掌握国际贸易学术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价值。本著作收录了作者七年（2012-2018年）来对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的关注、梳理和评论，以及其中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两个主题的文献综述。纵观国际贸易国外学术文献，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是两个前沿方向。异质性企业贸易从Melitz (2003)的经典理论文献开始，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发展方向，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和探寻企业的对外贸易行为选择及影响。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包括出口选择、进口选择、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选择、出口市场选择、出口产品种类选择（多产品模型）、生产区位选择（跨国生产）、出口频率选择、贸易网络结构选择等，沿着纵向不断发展。二是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分析贸易及贸易自由化的效应，重点是在加入或者放松一系列假设的条件下分析贸易的效应，如在信用约束、多产品条件下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等。三是在异质性企业的微观框架体系下分析其他外生冲击或者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例如汇率变动、融资约束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环境投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四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上的新拓展。例如对异质性多元化的扩展，用异质性企业模型拓展传统贸易理论等。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垂直专业化紧密联系，是国际贸易前沿研究方向之一，涉及问题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价值链的分工、国际生产组织、垂直专业化贸易、中间品贸易的模式与效应、企业的外包和一体化选择等。2018年国外国际贸易学术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异质性企业贸易、全球生产组织与全球价值链、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规则、贸易与宏观经济、贸易成本以及其他领域。异质性企业贸易研究主要关注贸易模式与行为选择、贸易行为的经济效应、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等;全球生产组织与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关注微观企业全球生产组织选择、动因及价值链形成机制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贸易政策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规则研究主要关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原则与机制、原产地规则效应;贸易与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关注贸易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和宏观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贸易成本研究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模式选择和信息技术对贸易成本的影响。2017年国外国际贸易学术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异质性企业贸易，全球生产组织和全球价值链三个方面。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分析主要关注了贸易开放的效应、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以及贸易争端与贸易保护。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文献的重点在贸易自由化的效应、进出口贸易动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选择。全球组织生产和价值链文献主要关注了全球外包的边际、出口平台下的全球组织生产以及附加值贸易。2016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研究的前沿主要在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以及生产分割和全球价值链。传统贸易框架下的研究也占据一定规模，但已经不是主体方向。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集中在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贸易的效应以及其他因素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传统贸易框架下的研究集中在贸易与增长、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区域贸易协定和贸易壁垒。2015年国际贸易国外前沿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有六个：异质性企业贸易，贸易协定与贸易自由化效应，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以及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这些主题中，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占主体地位，贸易协定与贸易自由化的效应、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全球价值链是另外三个重要的研究主题。2014年国外国际贸易前沿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包括六个方面：异质性企业贸易，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贸易与劳动力市场，贸易谈判与协定，以及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其他的议题还有如：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贸易政治经济学，贸易与金融市场，贸易与气候环境，贸易不平衡，贸易弹性，贸易与空间经济学，以及贸易与增长。这些主要的研究议题中，异质性企业贸易处于最主要地位，占据了文献的1/3多；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效应、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两类文献也处于重要位置。2013年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文献，重点研究主题有七个：异质性企业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贸易协定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引力模型的扩展和应用、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新现象及解释、其他领域。其他领域的研究主题包括有：传统贸易理论、贸易不平衡、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制定、贸易结构、以及金融与贸易。在这些主要的研究主题上，异质性企业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两个方面的文献量占所有重要贸易文献的近一半。2012年国外国际贸易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学术前沿集中在新-新贸易框架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发现，包含两个分支：其一是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与模式选择及其经济效应，涉及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出口模式选择、出口产品种类选择、出口市场选择和出口产品质量选择等多方面；其二是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组织行为选择，涉及全球生产网络、生产分割和垂直专业化分工，企业在外包和一体化之间抉择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研究团队对国际贸易学发展将持续跟踪， 2019年国际贸易学综述和2020年国际贸易学综述收录于《世界经济年鉴2020》《世界经济年鉴2021》第三篇《国际贸易学》中。本书是东艳研究员和李春顶教授在2015年合作出版《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ing of China’s Trade》（获第十届(201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书后，合作的第二本专著。作者简介李春顶，经济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大学“世界经济新格局”青年科学家创新团队负责人和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农业国际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The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Review》《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China Daily》《Global Times》等报刊发表中英文财经评论200余篇。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贸易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在《The World Economy》《Economic Modelling》《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Applied Economic Letters》《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理论和政策论文。2013年、2016年及2019年分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第九届及第十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三等奖、202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 特等奖、2021年获“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浦山政策研究奖。目录第一章 2018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研究一、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式与行为选择二、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的经济效应三、异质性企业框架下的外生变动影响四、其他拓展议题第三节 全球组织生产和全球价值链第四节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规则第五节 贸易与宏观经济及增长第六节 贸易成本第七节 其他领域一、传统贸易理论扩展二、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三、新兴贸易问题第八节 小结第二章 2017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问题的研究一、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的研究二、企业层面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三、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的影响第三节 全球组织生产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第四节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一、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二、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三、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四、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展五、金融与贸易问题六、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七、其他领域的研究第五节 小结第三章 2016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研究一、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二、异质性企业层面贸易与贸易自由化的效应三、其他变动和因素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四、其他议题第三节 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第四节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一、贸易与增长二、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三、区域贸易协定四、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五、其他主题的研究第五节 小结第四章 2015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2015年国外国际贸易前沿的统计特征第三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第四节 全球价值链、贸易协定、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第五节 其他领域第六节 小结第五章 2014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2014前沿领域分布和近三年的变化第三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第四节 贸易福利与贸易自由化的效应第五节 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第六节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第七节 贸易谈判与协定第八节 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第九节 其他领域第十节 小结第六章 2013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贸易第四节 贸易协定及贸易自由化的效应一、贸易协定的形成机制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第五节 引力模型的扩展和应用第六节 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第七节 国际贸易新现象及其解释第八节 其他领域第九节 小结第七章 2012年国际贸易国外学术前沿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研究一、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式和贸易行为的决策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框架下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分析。三、异质性企业贸易框架下分析贸易政策变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四、其他有关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现象及其解释第三节 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展及应用一、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扩展及新的检验二、对Heckscher-Ohlin要素禀赋理论的新扩展及检验三、在贸易测量方法领域取得了新进展第四节 垂直分工、生产分割理论第五节 其它领域一、贸易与要素价格二、贸易与环境三、贸易协定四、贸易与宏观经济五、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六、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第六节 现实热点贸易问题第七节 小结第八章 中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悖论”文献综述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出口-生产率悖论”在现有贸易文献中的位置第三节 企业“出口-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文献一、理论研究二、实证研究第四节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事实证据第五节 “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原因解释一、加工贸易企业存在和占比高二、外资企业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三、要素密集度不同四、市场进入成本和贸易成本不同五、出口密度的差异六、中国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七、其他原因解释第六节 理论与现实思考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一、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关系的两种检验结果：悖论存在吗？二、理论思考：中国悖论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挑战三、现实思考：中国企业出口的二元结构四、未来研究方向第九章 新-新贸易理论文献综述第一节 导言第二节 新-新贸易理论简述一、新-新贸易理论的内容、研究方向和基本假定二、新-新贸易理论与前期贸易理论的关系第三节 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有关前期实证文献第四节 出口、FDI和异质性企业的国际化路径一、文献的基本内容和结论二、理论研究方法三、有关经验检验文献第五节 异质性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第六节 未来研究方向参考文献后记（出版信息：《国际贸易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李春顶、东艳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年11月。）延伸阅读：【李国学 东艳】国际生产方式变革、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与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东艳 马盈盈】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与亚太价值链重构 ——基于假设抽取法的分析【会议】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的制度型开放系列研讨会——海南自贸港建设研讨会”召开【徐秀军】 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姚枝仲】中美经贸冲突中的规则之争【姚枝仲】 2019-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姚枝仲】 推动全面开放，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宋泓】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展望【赵海 姚曦 徐奇渊】 如何理解美国设置贸易关税排除机制？【肖立晟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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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在“中国企业的国际战疫”云论坛上的发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2020年4月28日现在召开这个会议非常及时，因为疫情，国际社会反而更复杂了，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更清醒地看到背后的原因。大家的第一理念应该是携手合作，共同来应对疫情，但从实际情况看，好像幕后有种怪异的力量，一直在企图利用疫情，加大对中国的污名或是鼓励从中国撤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新现象，但我认为是国际社会原有的基本矛盾，在疫情下再现，或者说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复杂化。一、疫情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去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就是在美国在国际主导社会力量的削弱和中国的崛起中，产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一些对抗性的矛盾，这对全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疫情之下，大国的竞争冲突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中美之间虽然有合作，但是总体来说，竞争面大于合作面，矛盾的公开化、对抗性似乎在加剧。国际社会的第二个矛盾，就是疫情之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主要体现在很多国家强调不能过度依赖中国的产品，甚至以中国产品质量为理由来抹黑中国。这也会导致全球贸易投资更加萎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下降3%，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全球贸易缩水13%至23%。第三个矛盾，我认为逆全球化思潮仍处于上升期，会有“脱钩论”、鼓励产业撤离中国、以国际产业链重组为由趁机釜底抽薪等现象存在。第四个矛盾就是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和壁垒没有停止。疫情期间，美国还在加大对中国5G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限制，这是逆全球化的。实际上，像动员撤离中国产业链重组，也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当然我们也要正确面对，最终撤不撤不取决于美国，而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的营商环境很好，企业有利可图，我觉得撤离是不可能的。即使撤离了，这也需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时间来采取补救措施。第五个矛盾，我认为是贸易规则重构仍然困难重重。疫情之前WTO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很激烈的阶段，疫情并没有终止这种改革。3月份，欧盟与中国等15个WTO成员就《多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协议达成一致，临时替代WTO争端解决上诉机制，但美国对此没有表态，反而一直致力于使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享受差别和优惠待遇。疫情前，这些矛盾已经表现了出来，疫情之下，矛盾还在继续演化。二、疫情发生后，值得注意的两个新动态一个就是舆论战。我个人认为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接受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应对舆论战时，我们要有选择地、有理有据地驳斥有可能产生后续连锁影响的观点，阐明我们的主张立场和事实真相，处理时要特别谨慎。另一个就是价值链转移的问题。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就提出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上台之后，也再次提出撤离中国，甚至在当前最困难的时候，提出可以承担企业从中国撤回的所有成本。但我认为这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因为公司投资不会单纯只考虑政府的要求，还要考虑投入产出的盈利问题。我们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和潜力，能够让投资商感到我们的好环境，所以我认为，这个撤离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或是对部分困难环节进行调整，不会是大幅度的。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做好应对，下一步就有可能更加主动。三、国家和企业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体来看，中央及时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现在又提出了落实“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住自己，尽快恢复经济，只要我们能够在这次疫情后实现经济快速恢复，保持稳中有进，我们在全世界就是最靓丽的风景线。如果在疫情下，我们依旧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也不排除中国会成为新的投资热口；针对有困难、特别是在短期上有困难的企业，政府应该尽量帮扶纾困；要继续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央发布的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思路，如果存在障碍，一定要清除，否则不利于整个复工复产和下一步经济效益的发挥。从企业层面看，第一要务是把握疫情态势，因为疫情之后，可能会存在新的商业机会。特别是海外投资企业，要保持与主要业务伙伴的良好沟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第二，要维护海外投资稳定性。中国的海外投资虽然发展很快，但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我们要占住这个阵地。疫情可能会产生阻力，但我们要克服困难，保持现有项目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成功出产。现在看来，管理成本、运营成本、信贷成本都在上升，企业要妥善处理，先求稳、求生存。第三，企业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投入产出效益是核心内容，对企业内部来说，尽量引入高科技和创新机制，对外保质保量发展。第四，企业要积极拓展市场多元化，加大对疫情平稳地区的出口，拓展新兴市场空间，当然了也不要放弃欧美市场。第五，要研究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国内消费市场升级和促销费问题，仍然是主线，能够适应内销的企业，可以积极适应，既能缓解企业的阶段性困难，也对促消费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也不同意国内专业的外贸服务企业全部转向内销，从长远发展看，这会为出口竞争带来损失，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出口、进口相互兼有，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相互兼有，这样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余地就会比较大。这次疫情彰显了中国的体制机制的优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胜利，但是复工复产、稳定经济的任务也依然很重，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并提前要做好准备和铺垫，以便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点击图片，回顾云论坛精彩内容责编：左琳视觉设计：新视觉工作室视频制作：陆松江 孙中华监制：何晶欢迎转发至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授权。

中国经济在与全球经济互动过程中，国际贸易处在中枢地位，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财富，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提升了生产力和利润水平， 居民提升了消费水平。中国试图再次融入世界的40多年来，经济层面的收获有目共睹，政治力量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强化，国际贸易规则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文明进化的强有力助推剂，得以对抗传统的保守的封闭的短视的既得利益群体，未来也寄希望于此实现政治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稳定模式，彻底摆脱依赖信息封闭和隔离的传统稳定模式。这个时代是一个国际贸易规则重塑的时代，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并深刻影响公司、居民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未来境遇和生存模式。中美贸易战、疫情期间的观念分裂、原油宝事件等都是这一动荡时期的表层呈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要审视国际贸易的深层结构，来重新定位国家、公司、居民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目的和行为体系。国际贸易的三个层次是基于自由、规则、控制等观念建立起的不同结构体系，与传统的国际理论截然不同，体现了文明进化和人的力量。一是公平交易。每个交易主体平等交易、自主交易，在既定规则下开展国际贸易，获取交易利润。二是基础交易。主要是大宗商品、贵金属、金融产品交易，交易基于规则制定者开展，吸收公平交易者参与，其规模动态波动。基础交易由市场掌控者控制，通过控制规则获取规则利润。交易参与者主要是获取原材料和投机，长期来看无法从此类交易获利。如果不能深入研究国际交易，深刻理解一个公平交易者在基础交易中的地位和盈利模式，容易成为基础交易控制者的获利对象，造成超乎想象的贸易损失，比如中海油新加坡事件、中储铜事件、中行原油宝事件等等。这些涉事公司机构并不是能力不行，在国内甚至属于专业顶尖，但是与规则制定者有差距，没有认识到自身在基础交易中的地位。对国际贸易结构的无知，是国内国家贸易和金融研究的薄弱环节。三是控制交易。依托政治权力和政治势力开展的控制性交易，形成力量、政治、交易的的三重控制关系。比如美国在中东的石油交易、美元与美国国债等。不理解控制交易，就很难管理一个国家、公司的核心资源，容易造成不可控的损失，比如疫情中的国债风波。国际贸易的三个层次的深层决定因素是利益分配规则。国际贸易的规则与公平无关，而是与市场影响力和控制力相关，后者决定了规则的产生和结构，前者只是在固有结构上的优化和修饰。国际贸易的未来一定是追求市场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而不是虚幻的维护公平贸易。过去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倡导自由公平则会维护这一体系，最终维护美国利益；这个时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必然引发国际贸易规则的动荡和调整，未来还是维护既有经验的一元主导，还是创造探索二元主导，都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一个国家制定这个时代的国际贸易政策，最重要的是理解国际贸易的动荡性，而不是试图回到过去相安无事的全球化自由贸易时代。作为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则需要理解国际贸易的三个层次和自身在不同维度所处地位，管理好商业主体的国际贸易风险，这个时代安全比增长更重要。作者：王桂杰（国际商会数字化工作组委员）

经济学研究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带来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研究国别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学理论最早的分支之一。斯密的《国富论》中分工、比较优势等概念，已经看到国家间资源流动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18世纪以前，虽然有基本的生产要素，但要素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成本非常高，技术交流速度也非常缓慢，形成的是低水平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均产出基本保持不变。工业革命以来，人均产出开始持续增长，这完全突破了原有的农业社会低水平均衡，使得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思考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Y=AF(K,L)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精髓，Y表示最终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200多年来，经济学理论一直以这一基本的宏观经济核算解释和指导经济发展实践。资本、劳动和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国别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品流动背后所体现的要素流动——国际贸易就是现代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载体。最近十多年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增长实践的模式变化给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有必要对现有理论体系做适当的拓展。如何看待新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实践，贸易成本和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基石。贸易成本会使得生产分散化，产品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而规模经济使得生产集聚化。我们以这两点为主线，讨论新经济对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影响。第一，新经济时代交易成本迅速下降。传统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正是由于这个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也决定了产品差异定价的程度，决定了现有国际贸易的方式。新经济时代，信息收集、储存、传播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且规模经济作用明显，这使得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这种成本下降对于国际贸易有着很强的福利效应。首先，交易成本下降会降低现有贸易的成本，提高现有交易的福利。现代经济中，简单来说，交易就是经济增长，交易越多，经济越繁荣、越发达。国际贸易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每一个交易都会有一个成本，当收益不低于成本时，就发生交易，收益高于成本的部分，就成为消费者剩余（也可能是由生产者剩余最终转化为消费者剩余）。我们假设成本分为两个部分：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贸易成本下降使得每笔交易的总成本下降，收益上升，消费者剩余增加，产生福利效应。其次，交易成本下降会匹配更多的交易，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社会福利。市场中交易发生的数量是由临界的交易决定的，临界交易中交易成本刚好等于收益，当交易成本下降时，市场中临界交易收益下降，从而可以匹配更多的交易，匹配原有经济中潜在的买家和卖家，提高社会福利。最后，交易成本下降不但体现在产品流动，也体现在要素流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国际贸易产品流动背后体现的是要素流动，如果要素流动的成本足够低，风险足够低，用直接的要素流动逐步替代间接的要素流动（国际贸易产品流动）显然是企业的理性决策。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中，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下降空间都已非常有限，今后的发展无非两个方向：要么把国家之间的协调内容进一步深化到劳工、环保、政府采购等领域，从更深更广的维度挖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潜力；要么直接竞争要素流动，这将会更加加剧各国之间公共服务政策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格局。第二，新经济时代规模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共同决定产业在各国之间的布局与发展，这一理论判断的基本理念同样适应于新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现状。简单而言，规模经济使产业布局更为集聚，而交易成本使产业布局更为分散，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力量消长共同决定了产业发展。新经济时代，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规模经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使得大型企业越做越强，产业链也不断延伸，成为典型的巨无霸企业。这也是新经济的典型特点，基于平台的大型跨国、跨领域、跨产业链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经济时代，贸易成本下降，规模经济上升，原有的高度依赖供给侧的国际贸易模式将会有很大改变，供给侧关注的焦点由生产要素转向服务，如果给定公共服务因素，则需求成为决定产业发展和布局的核心。我国市场规模庞大，互联网经济发展活跃，如何在下一波国际要素流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成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每经记者：李 彪 每经编辑：陈 旭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179亿元，同比增长8.2%，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52年的27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80987亿元，保持着年均11.6%的高增速。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我国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变为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双轮驱动的格局。未来，我国消费市场动力在哪里？潜力有多大？我国离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还有多远的距离？针对这一系列话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城镇化带动消费快速增长NBD：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亿元，同比增长9.0%。您怎么看待中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主要的动力在哪里？赵萍：中国不仅拥有约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群体，而且正处于城镇化高峰期、信息化快速普及期，中等收入群体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未来消费市场增长动力强劲。首先，中国城镇化动力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跃升。我国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58%，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相比，还差大约15个百分点。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高峰期，城镇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每年将有1400多万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尽管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40%，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同期我国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社会总消费的比重仅为14.53%，这也表明，当前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46.43%。城镇化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意味着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善，这些进入城镇的新居民将不断提升消费水平。如果按照2018年城镇消费支出水平测算，城镇化每年将带动我国消费增长约1958亿元，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5个百分点。其次，我国消费市场动力强，尤其是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上。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更强；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更强。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即年收入3650美元至36500美元。根据这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远超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影响消费的因素中，收入因素最为重要，其重要性比其他所有非收入因素的影响加起来还要大。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实现了与GDP增速同步，且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更快。再次，政策动力强，体现在破除制度障碍补齐短板上。为了促进消费平稳增长，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并配套发布了三年行动方案，针对消费者的重大关切多措并举，分类施策。在吃穿用消费、汽车消费、住房租赁、信息消费和绿色消费方面，出台的政策进一步降低了门槛，扩大了市场准入方式，通过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消费市场活力自动迸发出来。最后，技术动力强，创新形成消费增长新动能。尽管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多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电子商务方面，中国的应用普及程度远超发达国家。今年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1.6%，增速继续远超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约50年平稳增长期NBD：消费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赵萍：消费是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牵引力。今年上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1%，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有效支撑了经济平稳增长，使中国经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仍取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虽然2018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6.2%，但我国的消费率仍只有53.6%，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消费贡献率保持高位，意味着消费对经济增量的贡献巨大，消费增长的动力强劲。而消费率较低，意味着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仍有进一步放大的空间，消费量远未见顶，消费的高增长还将继续保持。过去10年，我国消费率平均每年提高约0.4个百分点，如果以发达国家80%的消费率作为一个高点，以当前的消费率来看，可以持续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让消费率到达顶部。这意味着未来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消费的平稳增长必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NBD：70年来，中国消费方式出现了哪些改变？服务消费是不是正成为居民消费的主力军？赵萍：70年来，中国消费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消费渠道从单纯的实体店，转变为线上线下多重渠道、多种业态；支付方式从全面的现金交易转变为移动支付、信用卡支付和现金支付等多种方式；消费方式从眼见为实的现场交易，转变为看图、看视频甚至虚拟现实等多种场景。总体上看，我国消费渠道创新步伐加快，线上线下融合趋势显著。与此同时，我国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变为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双轮驱动的格局，消费增长动力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在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49.4%，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6个百分点，基本与商品消费占比持平。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增速和占比持续提高，显示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9.9%，快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4个百分点。其中，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7.8%、10.9%和9.5%，增速均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三项服务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3.4%、10%和9.1%。潜在消费市场规模巨大NBD：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连续多年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这种趋势还会保持吗？赵萍：中国居民消费意愿强烈，未来潜在消费市场规模巨大。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消费倾向高达70.3%，即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把七成左右的收入用于消费。其中，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更是高达82.9%。当前在汽车、电商、手机等领域，中国的消费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例如，2018年美国汽车总销量再创纪录，达到了1733万辆；同年中国汽车销售2808万辆，超过美国1075万辆。根据Statista的数据，2018年美国电子商务市场收入约为5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2.9%。中国电子商务收入约为6361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的地位。2018年，美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8517美元，中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为4117美元，仅为美国的23%。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意味着中国的市场规模将4倍于美国。国际权威机构也预计，中国的潜在市场规模是美国的3~4倍。NBD：70年来，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快速增加，目前离世界第一消费市场的距离还有多远？赵萍：中国当前的消费规模已经与美国接近。在中国消费平稳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按照当前中国消费增速远高于美国的情况看，大约1~2年就有望超越美国，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记者张娓）2019年12月31日，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研讨会暨薛荣久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国际贸易治理体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谈及中国的复关和入世，商务部原副部长张志刚表示，复关和入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家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六到世界排名第二，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提出，中国入世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全党全国全面深入学习、宣传、传播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推动了改革开放。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老一辈专家学者尊师重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精神，不忘老一辈专家学者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并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不断作出努力。入世为国家经济带来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法制化的不断完善。原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葛志荣表示，入世带来的不仅是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让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更加符合国际规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蒋庆哲看来，当前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经济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贸易治理规则和机构的疑虑也在与日俱增。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已然是热点、焦点问题。原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表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干扰。在这种形势下，专家学者需要共同探讨未来经济发展之路。“企业‘走出去’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企业走好、走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才能有方向、有基础，才能在融入全球化的改革中扩大话语权。”商务部驻昆明原特派员李朝胜认为，要搭建有效咨询服务平台，并通过该平台真正为国家、为行业提出好的建议，将已经出台的政策用好、宣传好，为境外投资、合作管理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多渠道加强复合型人才培训，深入学习国际贸易政策，提高企业国际化竞争的运行能力，培养爱国、有情操、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国企业家。形成产业链优势及境外合作的合力，不断提升“走出去”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表示，中国入世，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研究和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学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比当年复关和入世时更加艰巨。所以，一定要重视学术界对政府决策和咨询的作用，让学术界为国家经济贸易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崇泉认为，新一代学者要有忧患意识，积极向老一辈学者学习，认真研究相关文本，根据我国现状及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战略思维和经济发展之策。研讨会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等机构协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娓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11月12日，在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当前，疫情国际蔓延仍未见底，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结构正在深度调整，商务部将继续抓好稳外贸政策措施持续落实，密切关注外贸形势变化，针对企业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研究储备新一批政策措施，持续推进外贸创新发展、稳中向好。李兴乾表示，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也为中国外贸发展带来空前严峻的挑战，外贸企业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李兴乾表示，国务院先后5次专题研究稳外贸相关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阶段性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稳外贸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稳住了外贸主体，稳住了市场信心，稳住了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住了国际市场份额，稳住了外贸外资基本盘。商务部联合中国政府网开展的专题评估显示，企业普遍认为各项政策对他们起到了有效帮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出口退税作用切实增强。今年中国足额提高了1464项产品的退税率，已经有2.5万家出口企业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同时提高了退税办理速度，去年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是10天，今年缩短到了8天以内，又提速了20%，进一步减少了企业资金占压问题。二是出口信用保险功能充分发挥。前三季度，出口信保为近14万家外贸企业提供帮助，同比增长近28%。其中，小微企业超过11万家，占比近80%。三是外贸信贷支持力度明显加大。目前，全国已经有近20个省区市建立了“信保+担保”融资模式，推出了相关产品，有效缓解了中小微外贸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抵押、担保等难题。四是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世界银行2020年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单个集装箱进口、出口环节的合规成本，已分别降至318美元和330美元。今年9月，中国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35.02小时和1.86小时，通关效率明显提升。五是政府公共服务持续改进。今年，中国建立了重点外贸外资企业直报信息服务平台，企业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这个服务是一对一、面对面的。继续加强经贸摩擦预警和法律服务，今年已经为3万余家企业提供了法律服务，发布1500多条相关预警信息，外贸企业知晓案件平均时间较去年缩短了7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后潜力更大。要努力满足最终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改善消费环境，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增强消费能力，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而当前，中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机遇期，在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一个强有力的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的关键保障。2018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若干消费指标表现略显疲软，这为2019年的消费走势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新的一年，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政策支撑、个税改革、新技术驱动等一系列因素的扶持。2019年，中国消费市场走势如何，就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消费研究专家、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进行了专访。5G普及将提振通讯产品销量NBD：我们注意到，从2018年各月份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来看，其增速整体呈现了持续下行的态势。您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将形成怎样的走势？赵萍：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下降一方面原因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对消费预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所以导致了消费增速出现了下降。另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下降也与短期原因有关。比如，在2018年11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汽车消费增速是负10%，也就是汽车消费下降了10%。因为汽车消费的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5%以上，汽车零售额连续多月的下降，必然会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受到严重拖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通讯类产品增速明显下降，这也是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讯类产品一般往年的增速都在10%以上，高的时候甚至能达到20%以上，而2018年呈现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通讯产品创新乏力，特别是像苹果这样的创新领军企业，也出现了创新乏力的现象，导致了创新型消费“亮点不亮”，这也是导致2018 年消费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但从整体来看，2018年每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都保持在8%以上，相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消费的增速还算是较为稳定的。我们也要注意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代表的仅仅是商品消费的增速。实际上，在消费商品消费增速出现一定程度放缓，较为平稳的态势同时，服务消费的增速非常快，而且占比越来越高，商品消费的增速已不能完全代表整体消费的走势。比如说，2018年上半年，人们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占到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达到9.7%，而用于服装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占到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只有7.4%。这就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升级步伐表现为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速明显高于商品消费支出的增长，占比逐年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压低了商品消费，从而使 商品消费的增速出现了放缓的态势。NBD：您刚才提到，2018年通讯类产品销售走势低迷，对整体的社会消费品零售起到拖累作用。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新的一年，国内5G网络建设和运营将有重大进展，您认为这对通讯行业和整体消费将起到哪些提振？赵萍：我认为，2019年5G网络方面的重大进展，会对于消费产生明显的提振作用。首先5G网络的开通和普及，又会带来大量的手机置换消费，为通讯类产品创造出巨大的消费亮点，其零售增速可能明显高于前几年。随着5G网络的进一步普及，我想未来通讯类产品的销售增速有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从而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产生明显提振作用。第二方面则是5G网络的开通可以使网络消费的便利化程度明显提高，也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创造了更加便利高效的科技环境。所以，实际5G网络开通它带动的不仅仅是通讯类产品的消费增长，对于线上线下融合，对于电子商务特别是网上零售额的增长都会产生明显的提振作用。个税改革增强消费意愿NBD：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不断提速，多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即将落地。您认为这将对2019年的消费形势起到哪些正面作用？赵萍：我认为，即将落实的个税专项扣除，还有2018年已经实施的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会大大释放出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因为对于专项个税扣除来说，受益比较多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些人收入虽然相对较高，但是由于家庭负担、养老或者是儿童教育等方面的原因，相对支出负担比较重，所以抑制了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通过个税专项扣除这块的调整，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者的负担明显减轻，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了很大支撑。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很强的消费意愿，这部分人的税收负担减轻，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带来消费的明显增长。所以我认为税负的调整，对于提振2019年消费的效果会比较明显。NBD：近段时间，国内车市销售低迷，引人关注。您认为当前汽车消费不如预期有哪些深层次原因？未来汽车市场将会发生哪些深度调整？赵萍：我认为，汽车消费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现在买车受到各种限制，由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的考虑，我国的不少城市对于汽车的购买和使用出台限购、限行、提高停车费等一系列举措。消费者购车的意愿和购买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第二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打车软件非常普及，共享出行非常便利、公共交通建设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很多人发现自己并不需要买车，买车的意愿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对于汽车零售额的持续下降，我觉得应该辩证去看这个问题，从客观上说，购买意愿受到抑制；而在主观上，由于其他服务的替代，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人们更愿意通过购买服务来替代购买商品。未来，如果要提振汽车消费的话，有两个大前提值得关注：一方面是新车的消费增长可能不会特别迅猛，因为毕竟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足够大，所以新增的速度不可能太快；第二方面是互联网提供的出行服务对于私家车的替代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去拓展汽车消费。一是在二手车的流通市场上下功夫。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汽车保有量足够大之后，一些国家的二手汽车的消费额会明显高于新车销量。所以说，汽车后市场的消费将是未来汽车消费的增长点，而新车可能会退居其次，这是汽车保有大国发展的必然规律。二是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共享出行会成为大势所趋。因此通过已有的汽车，提供互联网出行服务和共享出行服务，会成为新的主流出行模式之一。因此，我认为当前通过鼓励创业创新，使更多共享出行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可以加快现有汽车的利用率，并且提升交通出行的消费支出。

来源：金融界网站2018年12月7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论坛（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and Reform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隆重开幕。会议得到了各界热烈的响应，有近百位国际经济和贸易问题的专家从世界各地赶来参会，会议共征集到了近70篇论文，与会学者将在会议期间宣讲27篇有关论文。（图为参会嘉宾合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主持开幕式。（图为鞠建东教授主持开幕式）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致辞中表示，特朗普推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对世界贸易格局、世界贸易机制、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机制产生很大冲击，今天会议要讨论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机制问题将非常引人关注，同时也需要学术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图为朱民致开幕词）随后鞠建东发表演讲，他向大家汇报了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的研究报告《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鞠建东提出，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的结构，全球实体经济的结构已经呈现美洲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区块化、多元化的生产结构。与此同时，这种“三足鼎立”的多元化的全球实体经济结构却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不相匹配，这个矛盾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里面的基本矛盾。（图为鞠建东发布会议主报告）嘉宾讨论环节中，国际经贸领域的学者专家以“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治理重构”为主题发言并进行交叉讨论。（图为嘉宾讨论环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稻葵表示，非常赞同鞠建东的观点，国际格局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三足鼎立”，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中国经济未来5年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货币经济发展的根本。当今世界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重点是谁能够占领未来世界的经济、高科技制高点。（图为李稻葵发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表示，国际经济体系虽然是美国主导成立的，但是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未来，中国现有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要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改善、增量式的改善。（图为周皓发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林桂军提到，世界在出现深度变化，实体经济的霸权必然要导致在货币上的霸权，而中国面临着实体经济和货币权力的不平衡。中国还要有大国心态、大国思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中国的产业政策要改革，要保住全球价值链，还要进行危机管理和战略竞争管理，还要跟随欧盟推动WTO改革。（图为林桂军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魏加宁表示，很赞同鞠建东强调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货币方面，东亚除了人民币之外还可以参考“华元构想”或“亚元构想”。同时他认为，中国和美国既不能打冷战也不能打热战，只能合作。（图为魏加宁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全球治理体系正在进入一个加速调整时期，WTO需要改革是共识，但是怎么改，却没能达成一致。中国要做WTO改革的参与者和贡献者。WTO改革不是要推倒重来，不是要破坏WTO，而是要通过改革让WTO更有效率，让这些国际规则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需要。（图为隆国强发言）在随后的观众提问环节中，观众代表提出了关于“中美贸易关系”，“构建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亚洲共同体”等问题，并与嘉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成立于2017年11月，依托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是一所专注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及全球治理领域的学术、政策与企业研究机构。中心以“集聚英才、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世界最优秀国际经济学者的研究与交流平台，推动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用思想建设新世界”。 来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