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2020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与太和智库联合举办第三期“硬科技论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来自科技界、产业界和金融界的多名专家针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及如何为人工智能提供资金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日益深入，除了推动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的方向转变，也给某些传统产业带来运维、管理、生产等各个层面的颠覆性变化，甚至加速某些传统行业的消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资金、技术的制约，如何为其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加速人工智能在产业中的应用，成为各方持续关注的焦点。本次论坛就上述议题展开，与会专家纷纷围绕议题进行阐释，展开精彩的观点论述和研讨。游世学北京中科汇联董事长人工智能替代简单重复性劳动，如：银行柜员、话务员、电话客服人员、驾驶员等。从2015到2035年，这20年是弱人工智能的时代。弱人工智能阶段容易被替代的工作有以下特征：可重复性工作、快思考工作（5秒能给出反馈与答案的工作）、低协同工作和高危险工作。在这些行业中，能减少人的疲劳和风险，因此，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人工智能企业中的小微企业，不要指望银行资金来支持。银行是一个盈利和风险厌恶性机构。因此，让其大幅度支持高风险的中小微企业，实在是勉为其难。解决之道，在于政府需要帮助银行解决风险降低、进行风险兜底的政策和模式，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长期来看，人工智能企业的资金长期是缺的。初创期的硬科技企业人才和设备贵，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成长期企业的研发资金、市场资金等也不够，需要补充现金流。针对硬科技企业，银行、基金等投融资机构可以考虑采用人工智能（硬科技）风险对冲或担保基金、科技创新保险基金做支撑，利用银行投贷连动、债贷浮动的创新机制，来进行扩大信贷投放。只有建立灵活处理风险的机制，人工智能等行业的硬科技企业，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赵玉涛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智库专家当谈到人工智能在一个行业中应用的时候，一定要联想到和它相关的其他行业也在人工智能化。在零售行业，无人超市和电子商务已经足够智能，带来的是线下批发市场和电子市场的关闭。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也带来了物流的变化，自动化仓储、送货机器人、送货无人机都已经变革了传统的物流模式。可以看到，弱人工智能已经足以改变社会。未来，除了医疗、交通、购物这些生活相关的场景，工业制造、教育等绝大多数行业也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前景而言，只做人工智能的企业，是很难存活的。什么企业能够存活？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才能活下来。比如，美团、阿里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科技企业”了，而是成为了互联网“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是人工智能的土壤。搭建了生态链的、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企业中，将真正诞生人工智能的领跑企业。如果没有生态，只能产生弱的、初级的人工智能。一旦这些企业能够真正做起来，就不需要银行做支持，民营资本会蜂拥而至。沈仲军清华同方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在资本追逐风口的时代下，我们应该反思是否忽略了最基础的东西，我们应该拥有辨别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能力，这是要发现我们自己的认知。每一个人，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只有先突破自己的认知，才能实现更大的价值。另外，我们需要首先关注老百姓的刚需，例如农业、健康、安全等维度来发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产业是分层次的，国家解决的是刚需，卡脖子的技术，中小企业解决的是应用层面的问题，两者结合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马辉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 从投行的角度来说，目前商业逻辑和模式还没形成，很多的企业是亏损的。未来人工智能将会是通过技术的嫁接，对传统行业进行升级和改造，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对于二级市场而言，让市场推动而不是政府指导，资本市场遴选一些好的企业，通过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方式匹配企业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促进技术进步。杨静 新智元创始人、CEO以往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场景是狭窄的，互联网、金融、交通与安防领域，提供了超过50%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其次是消费电子和教育医疗等。但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制造业，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只有5%左右。因此，人工智能对中国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的赋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未来人工智能与工业的融合，将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主航道。预计到2025年，60%的企业业务流程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2019年我国中小微企业总数在1.2亿左右，其中拥有智能设备的中小微企业数量只有300-500万，占3%左右。可见服务于企业的智能化，AI才能挖掘出数字经济引擎的最大价值。OpenAI的报告显示，AI算力在2012-2018年间增长了30万倍以上，OpenAI今年还推出了1700亿参数的GPT-3预训练模型，微软给 OpenAI 提供训练用的是一台排名全球前 5 的超级计算机，GPT-3 的训练成本因此高达近1亿元。可见AI在算法和算力两个领域都处于爆发前夜。中小企业也必须跟上节奏。不然很可能被取代。谭铭洲 远望智库人工智能专家现在所有企业都用互联网，那么哪些真正能够被称为互联网企业？我觉得是平台入口公司、能对互联网能够进行底层赋能的公司和做技术的公司，这些公司对人工智能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未来几十年，所有行业都会被AI赋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数据产生多的地方，可能会被提前颠覆。而且人工智能改变的不是行业本身，是更深层次的规则。在投资方面，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中的核心资产，是很重要的，不然很难确定拿什么来抵押。算法和数据，都是人工智能的资产。以抖音为例，在美国受限后，商务部提出将其算法作为限制出口的技术。以前没办法评价互联网企业的资产。产业升级后，技术、产权都能作为资产。孟弘 招商局集团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AI的发展需要数据驱动及算力和算法的支撑，其中数据驱动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把目前较为广泛的行业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中，我国工业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工业互联网中AI的应用面还较为狭窄，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服务业中，我国的发展是相对较快的，主要在于消费互联网。那么，AI会对那些行业产生颠覆性变革？长期来看，会对所有行业产生巨大的颠覆性作用。短期来看，能够为数据驱动、能够采集到数据、拥有足够完整的数学模型的行业从业者，容易被取代。如金融行业，金融行业的投顾、审计等工作能够被数据定义、有明确流程，因此比较容易被颠覆。然而有很多创造力、包含很多不确定性的工作难以被取代。比如研究工作和文学创作，这些智力密集度高、创造性比较强的行业不容易被取代。如果需要让产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聚焦基础层，比如美国卡脖子的技术。把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拿来，里面限制的技术，就是我们最应发展的技术。张科峰 太和智库常务理事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把人类的思维放到机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在高科技、专业服务、金融服务、零售、医疗、物流等行业最容易产生替代，给汽车、物流、网络安全、交通、营销、防务等带来颠覆性变革，但在高智力加工、强监管的行业（如金融）和基于个人服务与创造力相结合的行业很难实现替代。李鹏飞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未来人工智能将对全行业带来巨大变化，不论是新兴数字产业，还是建筑、制造、农业等传统产业。人工智能的实现需要有数字化基础，因此不同产业被人工智能变革的顺序会随产业数字化的难易程度而改变。人工智能改变产业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不仅因为产业对人工智能的需求爆发需要时间，人工智能在产业的落地也需要时间，而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产业中的适配性应用也需要时间。刘义华 太和智库研究员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抵押物、期限、价格等因素不太匹配银行的要求，但是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转型升级、AI赋能这些领域会持续关注，并且加大投资的支持力度。非常看好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应用，但是使用这项技术用来提高生产力的企业还有大量的空间可以挖掘。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需要民间资金的介入，另一方面更需要顶层设计，通过设立基金、提供政策等方式，提高市场的动力。编辑丨 刘瑾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每经记者：张寿林 每经编辑：陈星12月20日，2019中国数字金融峰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指导，由国广财经、每日经济新闻、环球财经、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共同主办。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寿林 摄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技术在金融中的运用，两千年前就已开始。全世界所有的金融行业，都是对当代人类技术的最前沿使用者。他说，金融向来走在科技的最前沿。今天的金融技术，就是把已经发生的金融行为数据收集起来，用来防范可能面临的风险。他还说，早在古代票号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大数据了。每日经济新闻

2021年1月7日，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布题为《对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升起警示旗》（Raising a Caution Flag on US Financial Sanctionsagainst China）的政策简报。报告指出，近年来，美国频频使用经济制裁手段向对手国家施压，但这些惩罚性措施对预防或改变他国政府行为收效甚微。随着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金融制裁措施的效力和后果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报告提醒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应谨慎对华采取新的金融制裁措施，并为现行的制裁措施提出告诫或调整建议。美国的经济制裁措施及其效力1、概述美国的经济制裁措施（主要是贸易和金融制裁措施）旨在影响外国行为，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作为美国政府对其对手的一种具体回应方式，经济制裁比通过外交照会或国会联合决议发出的礼貌性谴责更为严重，但能够避免部署军事力量等更严重后果。经济制裁的实施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向美国公众表明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应对外国举动、惩罚目标国家的相关官员等。如果美国政府行动不够迅速，国会议员随时能够通过立法列出特定时期内其将施加制裁的对象清单。20世纪80年代，为促使里根总统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美国首次通过了针对特定国家的制裁立法。此后，又对伊朗、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代，制裁措施进一步升级，且矛头指向外国政府和官员及其代理人，以及包括被指控涉嫌核扩散、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2、制裁措施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利用经济制裁手段（贸易和金融制裁）向全球对手施压，通过挤压制裁对象国家的经济，迫使其制裁对象改变美国所认为的所谓“邪恶”行为。美国的经济制裁严重依赖于贸易制裁和金融制裁等措施。贸易制裁包括进口禁运和出口禁令等贸易禁运措施，这些措施在制裁对象国家造成了大规模经济中断；金融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贷款、拒绝向制裁对象国家提供金融援助、阻止国际金融机构向其放贷、冻结制裁对象个人和企业的在美资产或禁止其入境、禁止美国金融企业与其进行金融交易等。3、制裁效果美国的经济制裁的部署是否达到甚至推进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在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年的制裁后，古巴依然目中无人。看看美国对伊拉克、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制裁，都没有完全达到其目标，有些时候不得不动诉诸武力（如对伊拉克）。最令人不安的是制裁给社会最贫穷阶层造成了人道主义困难。为研究美国制裁措施的效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将能够部分实现其所述的外交政策目标（同时承认制裁也用于国内政治目标）的经济制裁判定为成功。根据尽管主观性的这一标准，PIIE研究人员发现：①约三分之一的制裁措施实际生效，这些制裁措施通常旨在改变制裁对象国家政权的次要政策，且意图较不强烈；②金融制裁措施通常比贸易制裁措施更为有效，不过二者常被同时使用；③制裁措施通常针对依赖贸易的小型经济体，或是主要依赖资源及其贸易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俄罗斯），但对其的制裁效果依然不佳；④即便制裁“取得成功”，也会带来制裁对象经济体遭损、最贫穷阶级遭到人道主义伤害等后果。大多数情况下，制裁对象国家（如古巴、委内瑞拉、伊朗、朝鲜等国）的统治阶层未受到制裁带来的经济损害，痛苦被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反而激发起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增强了制裁对象国家政权的民众凝聚力。为提高制裁的惩罚效果、对具体制裁对象施加更为直接的经济压力、减少普通民众遭受的伤害，1995年左右，美国政策制定者曾试验“聪明的制裁”（smart sanctions）政策，通过对美国财政部指定的特定个人或经济行业（通常是金融业和国际旅行）采取精确的经济措施。但最终这一“聪明的制裁”仍效果欠佳，促使美国官员考虑通过对制裁对象国家施加更强烈的经济打击，使其国际金融网络发生短路。美国的金融制裁措施：SDN清单过去20年间，美国的金融制裁变得更为有力。金融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美国官员能够针对性地堵截制裁对象国家的金融渠道、禁止与指定企业进行金融交易。美国金融制裁的一种主要方式是“被特别指定国民和被禁阻者清单”（SDN清单），这一金融制裁方式近年来不断强化。1、SDN清单的编制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管理着35个针对特定国家以及涉及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相关犯罪、侵犯人权、核扩散和贩毒的项目。OFAC负责编制SDN清单，这一清单涵盖了美国认定的所谓的参与或组织具体被指控行为的人员和公司，以及被美国认定的用于非法活动的船只和飞机。当前，SDN清单长达1500多页，被制裁对象达到了6000余个。2、被列入SDN清单的后果该制裁措施旨在惩罚从事违规行为的外国的个人和公司，并通过限制其与美方的财务往来以阻止其他行为主体继续从事或效仿该活动。采取的针对性金融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进行股权和债务投资、外汇交易、经由美国所辖银行的转账和支付，以及冻结在美资产等。根据制裁范围，可分为“一级制裁”与“二级制裁”。“一级制裁”禁止美国国民与SDN清单上的对象进行交易，并冻结其拥有或控制的SDN清单上的对象的资产；“二级制裁”对与某些SDN清单上的对象进行交易的非美国国民进行惩罚，制裁对象包括恶意行为主体，以及其相关联的客户、银行业者、保险公司、用于运输非法货物的船只和飞机等。这引发了美国盟友的抗议，并导致难以建立国际联盟以支持美国的制裁措施。3、SDN清单的构成SDN清单的维护和更新耗费了美国的大量政府资源；由于被制裁的个人或企业将面临巨额罚款，并可能被禁止与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因此，银行和非银行实体也需投入巨额资金监控合规情况，避免与名单上的制裁对象进行交易。这些微观制裁措施已成为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报告统计发现：①制裁对象数量方面，2010年至2019年间，SDN清单几经增减，最终增加了1950名个人、1708个实体和431艘运输受制裁货物的船只和飞机（表1）；②国别分布方面，SDN清单对象中伊朗居于首位，其次为叙利亚、乌克兰、朝鲜、委内瑞拉和俄罗斯（表2）；③制裁对象类别方面，名单涉及1600多名个人和1900家实体，其中约20%的实体是银行（多为有限持股的小型银行）。报告指出，SDN清单对防止或改变外国行为主体的效果有限，因为受制裁的大多数个人和企业几乎没有国际风险敞口，或是有能力进行机构重组以逃避制裁的个人和政府实体，这一直是美国官员的失手之处。这些制裁对象驻扎在其本国境内，并受其本国政权的保护或补贴，国际旅行与国际交往少，美国的经济制裁对其的强制性影响大打折扣。美国的对华制裁分析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在新疆、香港、南海等地区的政策，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金融制裁措施的潜在效力和危险后果即将迎来新的考验。1、美国已对中国大范围制裁施压，且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二战后，美国尚未针对任何一个已融入全球供应链、因而更难被经济制裁所孤立的大体量、多元化经济体进行过全面制裁。迄今为止，美国已对数百家中国公司和个人实施了出口制裁和金融制裁，尤其是以所谓的涉军企业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如华为公司）实施制裁，其目的是阻止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先进技术的转让。目前，美国两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被要求通过新的金融制裁进一步对中国领导人和企业进行制裁，下一步将可能瞄准的是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主要国有企业（SOEs）和主要金融机构（最近已得到美国法规条款的授权）。迄今为止，美国只针对伊朗实施过这一高风险战略措施，而以中国为制裁对象无疑将产生更为广泛的负面影响。2、美国对华制裁效果不佳，且部分措施遭到中国的反制。（1）美国的制裁未对中国政策产生明显迟滞影响。美国加强对其高科技产品和制造设备的出口管控短期内肯定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没有迹象表明，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的政策有所迟滞。相反，美国的制裁措施促使中国对所涉企业提供补贴，以进一步维持和推动其发展。（2）中国对美国的部分贸易管制政策推出反制措施。如针对美国商务部关于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清单，中国称将把遵守该出口管制要求、针对中国企业的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供应商名单；针对中国官员被加入SDN清单，中国也列出了包括参议员在内的美国官员名单，禁止其在华旅行和开展金融活动。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制裁措施的无能和徒劳。3、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或面临风险。（1）中美制裁之战升级可能导致中美紧张态势进一步升级，迫使中国转向其他国家阵营。中国与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的商业关系受美国的制裁的影响。如果美国对华制裁的压力加大，中国可能向其他国家寻求新的经济救援途径；也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使两国之间本已脆弱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2）加大对中国金融制裁力度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利益面临更广泛风险。目前，SDN名单上尚无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银行（G-SIBs）。按资产价值计算，全球五大银行中有四家都在中国，且均有对美业务。将其中任何一个银行列入SDN清单，都可能造成贸易和金融的广泛中断。中国可能会利用其庞大的美元储备避免报复行动，但如果中美冲突升级，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另外，限制主要银行使用美元进行国际支付、禁止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等更严厉的美国金融制裁将导致美元“武器化”，迫使其他各国寻找美元的替代货币，长期来看，这将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3）对中国的金融制裁升级可能影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金融制裁的附带成本相当高，损害了美国生产商、金融机构和美国盟友的利益。如果对中国的制裁升级，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也可能会受到考验。4、新疆与香港问题等致使事态复杂化，双方均需更加谨慎。随着美国对新疆和香港政策实施制裁，特别是2020年6月底中国新的《香港国安法》（NSL）出台之后，双方都需谨慎行事。根据2020年8月7日出台的美国第13936号行政令，美国官员应对参与制定《香港国安法》的相关人员实施制裁。目前，美国财政部已将参与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内的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加入SDN清单。根据2020年7月14日生效的美国《香港自治法案》（HKAA），如果美国官员认为金融机构与“外国人士”的业务往来属“重大”交易，该机构就有可能受到制裁；而《香港国安法》则规定禁止“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些模棱两可的标准一方面迫使美国的和外国的金融机构在与SDN清单上的个人及其商业伙伴进行交易时必须高度注意规避风险，以免违反美国的有关制裁规定；另一方面，这也令在中国香港地区开展业务的企业担心无法同时遵守《香港国安法》与《香港自治法案》。对未来制裁政策的告诫性建议由于中国在新疆、香港和中国南海的政策以及其对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的持续支持，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官员将面临加大对中国主要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金融制裁的压力。而随着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开始评估美国的制裁措施，报告建议其在实施新的金融管制方面需要谨慎行事。在特定情况下，特别是如果美国能与其盟友协调政策、统一实施，那么制裁是适当的回应手段。但除非迫不得已，应避免高压金融制裁。具体而言，报告建议：美国财政部应避免在没有对美国利益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潜在后果进行全面分析和掌握的情况下，就将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其他知名实体列入SDN清单。美国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温和方法，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办法。正如2015年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最终迫使其加入谈判并接受了对其发展核武器的具体限制，以换取与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的商业关系正常化。美国应与盟友协调政策、统一实施制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在当前的单边金融制裁上加倍下注，而应与盟友加强合作、适时妥协，共同部署制裁措施、调整贸易和金融管制，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美国应灵活采取其他战略性经济对策。经济制裁措施只是经济治国方略工具箱中的众多选项之一。如果制裁措施不太可能改变被制裁对象的政策，美国应避免采取对贸易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破坏的措施，而应采取协调一致的制裁政策和其他战略性对策。如针对所谓新疆问题，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禁止所有新疆产品进入美国；针对所谓香港问题，延长签发给香港居民的签证时效等。此外，可以借鉴历史先例采取其他措施，如资助先进微电子学的研发、增加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生产和储备等。即使美国的制裁措施没有引起中国政策的根本改变，但仍能表达美国的反对态度，并增加中国政策的执行成本、降低其执行效果。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科技咨询频道，由唐璐，张志强编译。本公众号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转自丨 科技咨询频道作者丨 唐璐 张志强编辑丨 刘瑾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电话：010-82635522

新华网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吴君蒙）近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智能化转型与技术创新高层研讨会暨《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不少专家表示，当下，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引擎，对构建安全可控的智能化产业体系，助力中国政企顺利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未来,我国应继续夯实基础、优化环境、完善生态、强化安全，全面提升信息通信产业实力，赋能中国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图为大会现场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任宫晨光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以云计算、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逐步成熟，并且日益融合发展，为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传统企业如何把握技术机遇，化解潜在挑战和难题成为业界重要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在会上强调了云计算等核心技术对发展产业互联网的重要性。他表示，工业互联网、全息通信等业务的发展，对网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通过云计算能够实现计算和存储能力下沉、就近服务用户、降低访问时延、提升用户体验。IDC中国区助理副总裁武连峰表示，云计算已经成为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未来要把高技术的云计算回归成传统的产业，未来不上云就是落后的，上云是传统企业的标配。“科技是企业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是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只有瞄准方向持续投入，在智能化升级转型领域进行长期痛苦探索后，才会真正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变成抗衰老的企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小英说。会上，《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正式发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曲双石主持发布仪式并对白皮书进行解读。《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通过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积极为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持续强化政府推动、以‘5G+云+AI’技术融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按不同层级区别划分应用云计算技术、构建开放的云生态”等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城市智能升级和企业智能转型，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进，大国竞争聚焦于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数字空间。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关键技术的创新发展是世界主要大国实施国家数字战略的基本目标；推动数据共享和数据跨境流动，在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中获得最大的发展红利是各国实现数字发展的最终目标；保障数字空间安全是各国追求数字发展红利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特别是供应链安全和数据安全。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在中美科技竞争和中欧寻求合作的大势下，数字空间将逐渐形成中美欧三极鼎立的地缘格局。不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2020年都是会被浓墨重彩的一个年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疯狂肆虐，截至2020年12月末，全球确诊病例超8309万，死亡数突破180万。在此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呈现更多的冲突性和竞争性，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数字空间成为大国发展与安全利益博弈的重要领域，中美欧三极鼎立的全球数字地缘版图已初现端倪。数字空间的战略意义进入21世纪，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汹涌而至，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重要驱动力，人类正在迈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所有的科技都具有社会和政治属性，但与前几次科技革命相比，数字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克劳斯·施瓦布在其 2018 年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出“全世界进入颠覆性变革新阶段”这一论断，他认为这些新兴技术不是在目前数字技术上的渐进式发展，而是真正颠覆性变革，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必将改变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所有系统，不仅将改变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运输方式，而且将改变我们沟通、协作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尽管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科技革命仍然蕴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但基于可见的影响亦可看出，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正对世界带来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的巨大影响。在数据全球化和疫情冲击的双重作用下，数字经济不仅成为各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的重要举措，也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长效动力。在疫情发生之前，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再上新台阶，47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1.6万亿美元；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持续提升，47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比去年提升1.2个百分点；全球数字经济增速逆势上扬，平均名义增速5.4%，高于同期全球 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了避免物理接触和保持社交距离，网上购物、机器人服务、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线上旅行等新的业态逐渐兴起。2020年11月，经合组织（OECD）发布报告《2020 数字经济展望》指出：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转型，经合组织国家正在加强其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针，从顶层设计到国家5G和人工智能战略、数据共享、数字安全创新以及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研发，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持续改善，互联网的使用迅速增加。2020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认为，新兴经济体正在出现四种主要的数字化趋势，即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研发用于教育和再技能化的数字工具，推动跨越式发展与创新以及不断增强隐私保护，而这些趋势可能会对全球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数字空间在释放发展新动能的同时，它所带来的阴暗面和安全风险也正在日益加剧。疫情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大数据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安全和隐私带来了新的挑战。2020年12月，微软公司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撰文称：网络安全面临着至暗时刻，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全球网络安全威胁演变的三个趋势，认为国家级网络攻击的决心和复杂性持续上升，它们与私营企业出现技术融合，并且与社会危机交叉融合。同月，北约前秘书长索拉纳在辛迪加网站撰文称：过去20年中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互联网已无所不在，社交网络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阿哥拉”市集，但数字工具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算法帮助制造了回音室，公众辩论变得极为贫乏，数字领域已成为包括网络攻击和大规模虚假宣传运动的“混合战争”的沃土。主要大国的数字发展战略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数字空间不仅蕴含着美好的发展前景，而且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其对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显而易见。一些主要大国纷纷升级本国的数字发展战略，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试图在新一轮的科技竞争中抢夺战略高地。从美国、欧盟等国发布的文件来看，国家数字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科技创新发展、数据共享与流动以及数字安全三大支柱。第一，重视顶层设计、保障关键技术的创新发展是实施国家数字战略的基本目标。美国继2018年发布《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报告》提出六大国家机器智能策略之后，2019年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发布了最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旨在加速人工智能发展，维持领先地位。2020年9月，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构思美国数字发展战略》的报告，提出四项指导原则和五项关键举措，确保美国能够在 AI、5G、量子计算等可能影响未来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兴技术变革中发挥领导力。2020年7月，欧洲议会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欧洲的数字主权》报告，阐述了欧洲的数字主权战略：“欧盟提出的‘数字主权’是指欧洲在数字世界中自主行动的能力，是一种保护性机制和防御性工具，其目标是促进数字创新以及与非欧盟企业的合作……欧洲理事会强调欧盟需要进一步发展具有竞争力、安全、包容和具有伦理道德的数字经济，应重点关注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问题。”德国早在2018年就提出了《高技术战略2025》和《德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提出整体政策框架。日本在2019年发布《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提出实现超智能社会的建设目标。第二，如何在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中获得最大的发展红利是各国实现数字发展的最终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不仅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其他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立的作用，数据全球化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年5月正式生效实施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欧盟维护其数字主权的一项重要手段，而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个人数据保护机制则通过2016年2月达成的“隐私盾协议”加以规制。2020年9月，欧洲议会工业、研究和能源委员会（ITRE）发布《欧洲数据战略（草案）》，明确提出数据是欧洲工业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决条件，并就欧洲数据治理框架、数据访问、互操作性、基础设施和全球数据规则等提出了建议。与欧盟相比，美国的数字经济战略更具扩张性和攻击性，其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优势地位。美国一方面主张个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进一步扩大自身的领先优势；另一方面界定重要数据范围，限制重要技术数据出口和特定数据领域的外国投资，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发展。2020年6月，美国在 APEC 事务会议上提议修改APEC成员国和地区的企业跨越边境转移数据的规则，即“跨境隐私规则（CBPR）”，使其从APEC中独立出来，有分析认为，美国意在将加入APEC的中国从框架中排除，避免获取左右国家竞争力的数据。中国《网络安全法》明确了数据存储、保护等基本制度，旨在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主张数据存储本地化和跨境有序流动。第三，保障数字空间安全是各国追求数字发展红利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特别是供应链安全和数据安全。从过去一年的中美科技对抗来看，华为5G争端背后是美国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而TikTok禁令背后则是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两者之间彼此关联，互为因果。就供应链安全而言，2020年3月，白宫发布《确保5G安全国家战略》，制定了“与我们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紧密合作，领导全球安全可靠的5G通信基础设施的开发、部署和管理”的战略目标；同年8月，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发布了《5G战略：确保美国5G基础设施安全和韧性》，提出五项战略举措，承诺提供一个供应链框架，研究使用“不可信”设备的长期风险，以保障美国5G网络免受广泛的漏洞威胁。就数据安全而言，其背后则是对信息操纵和国家安全的担忧。随着国家安全威胁的日趋多元化以及“混合战”和“灰色地带”战争理论的兴起，社交媒体的武器化趋势日益显著，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和数据也会被一国作为工具以实现其针对他国的地缘政治目标，这也是特朗普强迫出售社交媒体TikTok认为其“可能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原因。2020年9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对当前围绕数据和供应链安全的中美争议给出了正式回应，并呼吁开启全球数据安全规则谈判。数字空间初现三极格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尚不知何时结束的全球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东升西降”态势显著，中美战略竞争日趋加剧。尽管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又一轮全球权力的转移，信息技术推动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力量转移，但对于仍然被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国际舞台，大国间的竞争只会由于政府权力的相对收缩而变得更加激烈，以便于后者去追求更大的权力。中美欧三方凭借各自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在中美科技冷战和中欧寻求合作的大势下，凸显三极鼎立的全球数字地缘格局。如同现实空间一样，数字空间的地缘格局也是由国家实力所决定的，美国仍然占据绝对领先优势，中欧则各有所长，但在整体实力上仍然与美国有着明显差距。2020年9月，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发布了国家网络能力指数（NCPI）排名，基于对30个国家的网络综合能力进行评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荷兰、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数字经济规模上，美国达到13.1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5.2万亿美元，德、日、英、法则紧随其后，分别为 2.44、2.39、1.76 和 1.17万亿美元。有报告评估了中美在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通信和智能手机等 ICT领域的地位，认为中国在通信和智能手机终端市场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难以撼动美国的垄断地位，软件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最为薄弱；美国则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和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绝对霸主，而华为已经在通信、芯片设计等数个领域撕开了美国构筑的高科技垄断壁垒。首先，中美科技战略竞争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在数字空间的全球地缘格局中，对全局影响最大的变量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压和中美关系走向。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打压华为和清洁网络计划为标志，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政策意图目前还只是围绕供应链安全和数据安全两个焦点，但很可能随之扩散蔓延至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以及相关的贸易、金融和人员交流等领域。作为对美国政策的回应，中国在扩大开放力度的同时，也在加大自主创新，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力图做到自主研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在事实上推动中美双方解除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技术领域的高度相互依赖。其结果是，这个所谓的“脱钩”过程会使得更加数字化的世界产生分裂，以供应链和数据为核心催生出中美各自主导的两个平行体系。2020年10月，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官员杰拉德·科恩在《外交事务》发文，倡议美国等“科技民主国家”建立全新的国家集团T12，以对抗中国等国家在新技术领域的迅速崛起，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西方国家多边合作的历史传统。中美博弈是一盘3D棋局，拜登新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会窗口，竞争与合作交织，两国在数字空间的博弈也会更加复杂化。其次，欧盟强势推出“数字主权”，美欧在数字空间的利益分歧扩大。从欧洲对“数字主权”的表述——促进欧洲在数字领域提升其领导力和捍卫其战略自治的一种途径——来看，一些欧洲国家对于抓住数字时代的发展机遇、重振欧洲的国际地位抱有强烈的期待。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战略导向下，美欧之间的合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2020年7月，欧盟法院（CJEU）在 Schrems II（case C-311/18）案中认定欧盟与美国签订的隐私盾协议无效，并对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境数据转移标准合同（SCCs）的有效性提出重大质疑，使得美欧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问题上分歧进一步扩大。2020年12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报告称，隐私盾协议失效将会对跨大西洋贸易和创新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加剧数字经济碎片化现象，并导致双方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下降。美欧在数据保护以及数字税方面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国希望保护本国科技企业的竞争力，而没有充分考虑欧洲自身的利益诉求。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就是修复与盟友的关系，但是如果结盟主要是为了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而不充分考虑欧洲的地缘利益的话，美欧在数字空间的合作还将面临挑战。最后，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凸显，中欧两国在数字空间面临着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2020 年是中欧建交 45 周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欧洲国家领导人就双边合作进行了多次在线会晤，均表达了深化科技与数字经济合作的愿望，而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对与美国未来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数字空间地缘格局的重构。德国执政党主席候选人默茨强调说：“对华关系是欧美首要议题，我永远不想看到我们必须在中美之间作选择的情况。”而美欧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2021年1月2日，因担心在中国市场受到排挤，欧洲巨头爱立信 CEO 鲍毅康表示，如果对华为的禁令仍然存在，爱立信将离开瑞典。中欧投资协定生效后，中欧在数字空间将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合作空间，在技术发展、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都可以扩大合作。欧盟倡导数字主权，中国呼吁尊重网络主权，双方都强调国家应在数字空间的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尽管双方仍然存在很多竞争和分歧，但合作多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增信释疑、互惠共赢将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结语展望后疫情时代，2021年将是决策和重塑之年。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将迎来蓬勃发展的高光时刻，而其中蕴含的安全风险更加不容忽视。新政府上台后，美国将会尝试恢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数字时代的国际关系已不可能回到美国独领风骚的过去，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一次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已然开始。数字技术的力量正在安静而汹涌地冲击着一片片固有的边界和堤坝，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重塑也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推进和展开；大国竞争日趋扩大化和复杂化，因而更需要精细化应对，大国关系将进入融合国力竞争的新时代。免责声明：本文转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原作者郎平。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编译/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转自丨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作者丨郎平编辑丨翟丽影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电话：010-82635522

2021年2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2021年军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 2021）报告。报告对全世界171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和国防经济进行年度评估。对于参与安全策略制定、分析与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报告关键内容一览1. 更新了171个国家的军事组织，装备清单和国防预算的最新数据；2. 对影响国防政策和采购以及国防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情况进行区域分析，以及各国家/区域的国防采购计划；3. 陆地，海洋和空中领域以及网络空间的主要发展趋势；【2021版本新增内容】4. 有关未来海上竞争、战斗管理系统、中国MCF战略、军备控制环境的分析性文件；5. 全球军事网络能力现状及发展；6. 全球潜艇的持有量和地下战争的主要趋势；7. 专题分析：中国，埃及，芬兰，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塞内加尔和美国在国防政策，军事能力以及国防经济和工业方面的发展。2020年，新冠疫情对国防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延续。然而，不管疫情的影响多么广泛而深刻，但对团结世界各国共同面对这一挑战、以及对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一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并没有减轻，大国竞争依然继续推动一些国家的国防计划和采购决定。疫情对国防的影响虽然新冠疫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也对国防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国家派出部队来支持民政当局执行包括计划和后勤等任务；一些国家也排除武装部队提供医务人员和基础设施支持；还有部分国家推迟了国防采购。此外，疫情的影响还包括：因担心感染，导致培训和演习规模缩小或取消，一些部署被推迟，而另一些部署则直接取消。新冠的爆发也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备状态，例如美国第7舰队舰艇上的水手被确诊新冠。但武装部队很快就调整策略以适应疫情中的备战准备。截至6月，美国海军自2017年以来首次向亚太地区派出了3个航母打击群。 国防支出疫情对国防开支的影响不会立刻显现，而是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迟。比如亚洲和中东的几个国家迅速调整了公共支出，但政府对疫情的财政措施可能要到2022-2023年才能落实到国防预算的削减。而在西方国家，疫情则直接导致了法、德等国加快了国防支出，以支持本地国防部门的供应商。截至2020年11月，大多数国家都宣布保持其原本2021年预算不变。2020年，全球国防支出增加到1.83万亿美元，实际增长3.9％。尽管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产出萎缩4.4％，但全球国防支出的增长仅略低于2019年。拉丁美洲，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防支出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抵消了欧洲和亚洲部分国家支出增长放缓的影响。中国的国防预算的实际增长从2019年的5.9％下降到2020年的5.2％，而亚洲整体的支出增长也从3.8％下降到3.6％，这主要是因为各国为抗击疫情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中国在2020年的增长额为120亿美元，仍然高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国防预算总和。自俄罗斯2014年开展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并卷入乌克兰东部冲突之后，加强了欧洲抵抗威胁的意识，直接导致了欧洲国防开支的增加。2020年，欧洲北约成员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GDP的1.64％，高于2014年的GDP的1.25％。疫情导致北约成员国在2020年经济收缩了7％，只有9个欧洲北约成员在国防上花费上达到了北约的要求，即达到了GDP的2.0％。欧洲防务重点欧洲和北约的凝聚力受到了大西洋两岸分歧的考验，这些分歧包括国防支出、北约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以及英国退出欧盟的持续影响。尽管欧盟想要更多地发挥更积极的地缘政治作用，但在2020年7月关于预算的讨论显示，与预算过程开始时的数字相比，欧洲国防基金、军事机动项目和欧洲和平融资机制的资金分别下降了近40%、75%和45%。 随着英国脱欧，欧盟成员范围缩小，而3月份北马其顿的加入使北约再度扩大。北约继续关注《北约战备倡议》旨在进一步提高现有部队战备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再次敦促北约成员国增加支出。展望未来，北约在2030年愿景目标中将中国作为明确的重点。北约秘书长称，中国的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力量平衡。中国和俄罗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一方面继续推动着美国的采购与研发工作，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塑造了亚太地区的国防政策。比如：澳大利亚的2020年中期国防战略更新中，尽管很少直接提及中国，但强调了常规威慑和更强大的打击系统。为了保持在沿海地区的地位，解放军海军保持了“超地平线”的存在，随着新的075型两栖新舰，第二艘055型巡洋舰和第25艘052D型驱逐舰的发射，海军造船工作继续保持了步伐。同时，中国海军的第二艘航母开始了海上试验；第三艘航母正在建造中。此外，中国空军还继续整合更多先进系统。10月，观察到一架改装的H-6轰炸机，该轰炸机似乎是一种非常大型的空射弹道导弹。同时，空军正在部署更多的J-10C，J-16和J-20战斗机，而Y-20重型运输机数量的增加很可能意味着，在过去的四年中，空军的重型运输机队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尽管规模较小，俄罗斯也正在将更多现代系统集成到其库存中。随着诸如Armata系列装甲车和Su-57 Felon战斗机等新一代装备的部署问题不断，其重点是对现有平台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整合新武器。比如：Kh-69中程巡航导弹。虽然最初可能是在Su-34全副武装上进行的，但武器的配置似乎是由内部运输的需求驱动的，很可能是在Su-57上进行的。装备：更远更快2020年，俄罗斯海军继续对超声速3M22 Tsirkon导弹进行试验。该武器的服役标志着俄罗斯海军打击能力的重要发展。此外还在MiG-31猎狐犬上观察到Kinzhal（AS-24 Killjoy）空射弹道导弹，俄罗斯还已部署了Avangard（SS-19 mod 4 Stiletto）高超声速滑翔武器（HGV）。与此同时，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其DF-17 HGV是否已达到初始作战能力，中国也再继续发展其高超声速系统。在美国，相关的装备研发仍在继续，远程高超声速武器也将作为美国陆军炮兵现代化计划一部分。 高超声速武器，以及越来越多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促使西方武装部队对空中和导弹防御产生更大的兴趣。芬兰和瑞典正在计划该能力的提升，而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更新》也表明增加对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以及“超高速和弹道导弹防御”的投资。同时，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中使用的游荡弹药和无人机，突出了装甲部队抵御顶部攻击的重要性，对武装部队而言，更加体现出有效的机动、分层与空中和导弹防御的重要价值。然而，诸如此类的军事能力只能作为应为大国竞争时代威胁工具包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需要采取更多的策略，来有效应对并解决通过非国家行为者使用国家权力的问题。如表面上由俄罗斯瓦格纳集团使用米格-29支点和苏-24击剑战斗机。此外，还有来自军事力量之下的更隐蔽的活动的挑战，例如通过网络空间进行的信息和影响力行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加强合作而不是孤军奋战。然而，新冠疫情的现实表明，共同的挑战并不一定会让各国更加团结。也就是说，疫情很可能会促使各国更快地发展出应对“灰色地带”挑战所需的能力。因为疫情的爆发要求各国增强社会适应力，甚至扩大国防和安全概念的必要性。同时还要密切整合军事、政府和民间部门的能力，并更加注重从疫情中恢复的能力。只有做到这些，才算是在利用国家权力杠杆方面取得了进展，才能有助于应对未来国内外、灰色地带以及和平与战争期间的国防安全与挑战。免责声明：本文转自学术plus，作者谭惠文。本公众号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转自丨 学术plus作者丨 谭惠文选自丨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编辑丨 刘瑾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电话：010-82635522

本期金融科技月度评论重点包括：（1）欧盟积极推动数字欧元试验，美国对数字货币监管趋严；（2）Visa提出CBDC离线支付系统，Facebook稳定币Diem的交易速度创下测试新高；（3）CB Insights、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蚂蚁金服等机构发布金融科技技术及投资趋势总结和展望报告。以下为本期金融科技评论的具体内容：全球监管政策跟踪及解读（一）数字货币发行与监管12月，欧洲国家继续推进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研发；美国监管机构则强调数字货币的证券属性并增加监管力度。一是欧洲国家积极推进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对稳定币持审慎监管态度。其中，欧洲央行理事会将制定调查计划以评估是否在2021年中期之前启动成熟的数字欧元项目。法国央行、瑞士央行与意大利银行业协会均已开展数字欧元的试验。与此同时， G7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进行视频会议，呼吁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和立法。德国财长舒尔茨发布声明称，在监管风险未得到充分解决的情况下，德国和欧洲不会接受稳定币Diem进入市场。俄罗斯央行副行长谢尔盖·谢维佐夫则禁止私营企业提供由俄罗斯法定货币支撑的稳定币。综合来看，欧洲国家警惕稳定币对主权货币的冲击，加快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进度。二是美国强化对数字货币发行和托管的监管。其中，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WG）发布评估声明，称稳定币可能威胁国际货币稳定，需保持1:1的准备金率及充分的流动性，并遵守所有反洗钱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数字货币巨头瑞波（Ripple），称其出售了超过13亿美元的未注册证券，随后超过50家交易平台下架XRP。SEC还对以证券型代币为经营重点的经纪交易商提出合规要求；美国国家银行监事协会（CSBS）宣布反对美国货币监理署（OCC）为非储蓄性金融科技企业创建特殊目的国家银行执照，并已提起诉讼。此外，美国多位议员发起加强数字货币领域监管的提案或倡议。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建议拜登撤销此前OCC发布的允许国家银行为稳定币发行人持有准备金及为用户提供数字货币托管服务等规定。美国会议员拉希达·特莱布等人提出《稳定币网络共享和银行执照执行法》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商在发行稳定币之前必须获得银行特许执照并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综合来看，美国监管机构的系列行动反映了其强调数字货币的证券属性并采取审慎监管的倾向，严格限制数字货币发行资格并力图将其纳入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框架中。但此举遭到美国会多位议员及数字货币市场投资者反对，随着美国总统交接和现任SEC主席离职，未来美国对数字货币的定性和监管态度还需观望。（二）金融科技业务与市场监管12月，各国针对金融科技业务与市场的监管管理主要包括完善许可制度、发放牌照以及加强反垄断监管等。一是多国发布数字资产相关法案和监管要求。塞尔维亚宣布《数字资产法》于12月29日生效，推动数字资产和相关服务的发行和交易合法化，允许数字资产服务提供商在获得监管机构许可后运营；德国出台新法案推动区块链电子证券合法化，放宽此前强制证券发行人和持有人使用纸质凭证的规定；法国财政部宣布将对所有加密交易施加强制性全面了解客户（KYC）规则，要求所有数字资产服务提供商须立即检查其客户身份并禁止匿名加密账户；韩国宣布将从2022年1月1日起，对每年约1.49万元以上的数字货币投资收益征收20%的税金。二是多国完善许可制度和发放牌照，规范金融科技市场参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为加密资产业务建立临时注册制度，要求在2021年1月10日前未注册的企业停止运营，新企业开展业务前须在FCA正式注册；委内瑞拉国家加密资产监管局拟综合评估申请许可的数字货币挖矿项目的可行性、技术条件和活动环境，向加密矿工发放许可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首批获得数字银行资质的机构名单，包括蚂蚁集团全资子公司、数字批发银行（DWB）等4家机构；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批准18家互助金融、证券公司从12月22日起提供开放银行服务，并称储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也将于2021年上半年加入开放银行系统。三是欧盟强化数字支付等领域反垄断监管，推动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欧盟发布《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以限制美国科技巨头的市场行为，规范欧盟数字市场秩序，推动欧洲数字经济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欧洲必须维护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科技巨头依赖，建议欧盟参与科技企业创业融资、构建促进隐私保护和技术创新的“数字经济单一市场”、打造欧洲云和数据解决方案；荷兰消费者和市场管理局发布报告，指出苹果、亚马逊和脸书等科技巨头正在通过收购和合作来巩固其支付市场地位，建议欧盟方面加强对支付领域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三）其他重要监管动向12月，各国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强金融科技创新生态构建，助力金融科技发展。一是多国增设金融科技管理机构，培育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将其财务部下设的创新与金融科技战略中心升级为独立部门，以对分布式分类账技术、数字资产、数字市场融资等进行充分管理，为监管者、技术创新者及资本提供者创建沟通渠道；韩国宣布建立虚拟资产金融中心，拟分3个阶段建立区块链金融业务生态系统、设立金融监督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保护院、构建虚拟资产金融基础设施等；阿联酋中央银行宣布成立金融科技办公室，以发展阿联酋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吸引国际和地区金融科技公司，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合作和创新平台。二是多国推出监管沙盒，鼓励测试金融科技创新业务。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宣布将其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拓展至135项金融创新服务，新增基于面部识别的身份认证、基于数字认证系统的非接触式实名认证、在线商业保险订购等15项服务；阿曼央行宣布推出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计划，为创新支付等金融科技创新服务提供测试环境，了解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收益和风险，加快合规产品走向市场。三是多国启动投资计划，发展金融科技相关技术和基础设施。欧盟推出“数字欧洲”计划，拟为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级数字技能和其他字技术投资75亿欧元，以提高欧洲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并实现技术主权；新加坡政府和国家研究基金会共同发起新加坡区块链创新计划（SBIP），拟投资约890万美元以加强其区块链生态系统。包括跨国企业、大型本地企业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企业等近75家企业参与其中。四是多国展开国际合作，共促金融科技发展。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南非央行签署金融科技合作计划，将重点推进双方金融科技市场趋势信息沟通，协同促进金融科技企业推介，共享监管经验、概念验证及试验成果，以助力金融科技发展；英国国际贸易部宣布启动“Leading Edge”全球合作项目，帮助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国际金融机构更加便捷地获得英国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以合作促进发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推出创新性农业技术计划Cultiv@te、全球数字基础设施项目BSB和开放式创新平台APIX，为以金融科技公司为主的中小企业提供创新的金融和数字工具，帮助其利用数据、获得融资、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产业大事及重要技术趋势12月，金融科技领域技术突破包括Visa提出CBDC离线支付系统，Facebook稳定币Diem实现交易速度（TPS）突破，Compound发布新跨链协议；应用进展包括稳定币用于支付领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用于投融资，区块链技术用于政府税收；产业动向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开展数字资产业务。（一）金融科技技术突破一是Visa在最新研究中提出CBDC离线支付解决方案。Visa提出一种基于开源技术和公钥基础结构的系统，使CBDC能够进行脱离互联网环境使用，进行离线付款，目前进展到开发协议阶段。二是Facebook发起加密稳定币项目Diem，其测试网可实现6笔/秒的交易速度（TPS）。Diem（此前为Libra）测试网已运行43天，平均性能为每秒处理6笔交易，最高时可达24笔，而比特币和以太坊的TPS在4至13笔/秒之间。三是明星区块链项目Compound发布新跨链协议白皮书。白皮书指出，Compound Chain是能够在对等分类账间转移价值和流动性的分布式分类账，即用户可在Compound Chain中从Polkadot和Tezos等不同的区块链转移跨链资产，并使用其原生代币CASH支付交易费用。Compound Chain测试网将于2021年初发布。（二）金融科技应用进展一是多家机构发行或推广稳定币应用。日本互联网巨头GMO获得纽约金融服务部批准，可在纽约发行、管理和赎回美元及日元支持的稳定币，其正采取行动发行首个受监管的日元稳定币；德国BVDH银行正与区块链金融科技公司BitBond合作，在Stellar区块链上发行欧元稳定币，并已获得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的批准，可在Stellar区块链上发行代币化债券；美国信用卡巨头Visa宣布将美元稳定币USDC接入其6000万商家全球支付网络，支持任何使用Visa信用卡的商家进行USDC交易。二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投融资业务。人工智能贷款平台Upstart在纳斯达克上市，其通过其在线平台关联借款人与银行，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协助贷款决策。相比于严重依赖FICO评分的传统信贷系统，Upstar将教育和就业历史、生活成本、银行账户交易信息等变量纳入决策范围，可帮助借款用户以较低的利率获得更多贷款。区块链初创公司Spring Labs开发数据共享网络，与清洁能源贷款企业合作，与其共享借款人和财产数据，便于其使用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建筑项目提供资金。在线投资平台Vincent与50多家平台合作为用户提供房地产、风险投资、数字货币、私募股权、艺术品、收藏品等替代投资机会，获得200万美元融资支持。三是区块链技术助力政务管理。泰国消费税署正在部署区块链技术，拟将其用于2021财年税收活动，以提高税收效率，推动经济复苏；联合国发布区块链解决方案，以改善阿富汗城市土地登记状况，帮助阿富汗政府管理该国城市地区的房产所有权问题。（三）金融科技产业动向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开展数字资产业务。数字货币及资产除了用于支付和结算，也在不断发展其投资价值。随着比特币等数字资产价格不断增长，机构投资者对其兴趣愈加浓厚，各大型银行也纷纷参与其中，为客户提供数字资产托管及交易服务。新加坡星展银行正式推出数字交易平台DBS Digital Exchange，为机构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提供数字货币交易、数字资产托管、证券代币发行等服务；英国渣打银行宣布与美国投资管理公司Northern Trust合作，自2021年起为比特币提供机构托管服务；西班牙第二大银行BBVA银行宣布试运行其首个数字资产交易和托管的商业服务，准备进入数字货币交易和托管领域；瑞士银行拟通过瑞士证券交易所提供数字资产，并将于2021年推出使瑞士各地的银行能够为客户提供数字资产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新项目；德国银行Hauck＆Aufhuser宣布将于2021年发行针对高净值投资者和机构客户的数字货币基金，其产品投资组合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数字货币，最低投资额为20万欧元；美国数字银行FV Bank获批可为比特币、以太币等所有主要数字货币提供托管服务。权威机构最新研究成果12月，多家权威机构发布金融科技领域研究成果，集中在技术和产业层面，回顾2020年金融科技行业投资趋势，展望2021年金融科技技术发展趋势。一是技术层面，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设计选择及其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报告。报告指出，各国应基于自身目标和优先级从以下三方面设计CBDC：一是体系结构，即中央银行与私人中介机构的职责划分；二是基础结构，即集中式数据库和分布式分类账的选择；三是访问结构，即基于个人身份、匿名或数字令牌的选择。报告强调，CBDC设计需权衡货币国际化和国内利益，同时在数据框架、隐私保护、技术互操作性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是必要的；蚂蚁集团联合国际权威信息技术研究机构Gartner发布《2021年全球十大金融科技趋势》报告。报告指出，金融科技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金融科技创新即将迈入普惠、可信、智能时代。报告提出了全栈可信、主动安全防御、跨链交互、基于隐私保护的共享智能、时序图计算、持续智能、自动因子发现的机器学习、知识图谱与多模态学习、深度个性化、开放透明等2021年全球十大金融科技趋势。二是产业层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CB Insights技术洞察平台发布《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趋势回顾》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金融科技市场投资在第4季度出现反弹，但是总体交易规模和金额可能低于2019年。从投资轮次来看，风险投资向后期轮次偏移，有利于成熟企业，2020年种子轮和天使轮投资占比最高为37%，较2019年的42%有所下降；A轮融资占比28%，与2019年持平；B轮后融资份额均高于2019年，其中B轮融资占比19%，较2019年增长3%。此外， 2020年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轮融资数量创新高，总量达到97，较2019年增加5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WEF）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金融科技市场快速评估》报告。报告调研了全球169个国家或地区的1385家金融科技企业的第一、二季度表现，以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金融科技市场的影响。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下，金融科技行业交易数量和规模仍旧实现了13%和11%的同比增长率，严控疫情的国家较比宽松管理的国家增长率高出50%。金融科技行业对网络安全风险认知度同比增长17%，其中数字资产交易、数字银行和数字支付领域的网络安全风险认知分别增长32%、20%和19%；流动性风险认知度增长17%；外汇风险认知度增长12%。金融科技企业普遍表示迫切需要法规和政策支持，包括了解客户（KYC）、设立金融科技创新办公室、简化客户尽职调查、支持远程入职等方面。作者简介贾舒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战略部，研究助理研究方向：科技战略、金融科技联系方式：jshzh@drciite.org作者丨贾舒喆审校丨包宏编辑丨翟丽影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电话：010-82635522

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体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改进，机器人技术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显著提高其性能。作为一种潜在有前景的通用技术，其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机器人技术是否会影响生产过程，以及如何影响生产过程，尤其是在制造业等全球贸易领域。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FIT）发布《机器人技术与生产和工作的未来》（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Proction and Work）报告。该报告阐述了机器人技术和相关生产技术的性质和前景，回顾了有关机器人采用的最新数据，推测了机器人的未来趋势和制造业的地域分布。下一波生产系统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较“自动化”一词最早是在1945 年提出的，当时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部门用它来描述其新型转移机器的操作，这些转移机器从车身压力机上机械卸载冲压件并将其放置在机床的前面。如今，它指的是由机器控制的任何生产过程，几乎不需要或几乎没有操作员的输入就可以以高度自动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有许多技术可以使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而机器人技术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没有“机器人”的确切定义，但该术语通常是指可以编程以执行各种不同任务并与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交互作用的物理机器。机器人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工具。迄今为止，大多数机器人的采用都发生在制造业中，机器人比人类更有效，更一致地执行各种手动任务。但是随着不断创新，机器人的使用正扩展到其他领域，从农业到物流再到酒店业。机器人变得更便宜、更灵活、更自治，部分原因是通过整合人工智能，一些机器人代替了人工。其他机器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的“协作机器人”）对此起到了补充作用。随着这一趋势的继续，机器人的采用将可能成为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并有可能重塑全球供应链。下一波生产系统对于生产率的需求机器人的采用可能会成为生产力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并有可能重塑全球供应链。从1993年到2016年，机器人投资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人均GDP增长的10%。Graetz和Michaels 发现，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机器人致密化技术在17个国家（地区）中使GDP 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分别提高了约0.37% 和0.36%，占GDP 总增长的10%，而预计的总贡献为0.35%。他们随后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93年到2016年，经合组织国家对机器人的投资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0%。同一项研究发现，机器人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研究定义为每百万小时工作的机器人数量），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0.04%。就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4年的10 年中，机器人的采用使德国的人均GDP增长了0.5%。Koch，Manuylov和Smolka发现，西班牙制造公司引入工业机器人可以在四年内将产量提高20%-25%，并将劳动力成本降低6%。下一波生产系统对于的生产力潜力随着机器人的功能不断提高，成本不断下降，它们对生产率的潜在影响将更加显著。至少有六种技术似乎构成了下一波创新浪潮的引领：物联网、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区块链、新材料、自主设备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也许是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具有许多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学习、理解、推理和互动。易于编程、灵巧且价格相对合理的机器人可以实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一系列功能的自动化。尽管这些技术已经投放市场，但它们通常都过于昂贵且效率低下，无法被广泛采用以推动整个经济范围内生产率的提高。例如，为什么我们感觉“工业4.0”技术有潜力，但它们似乎并未被大规模采用。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制造商似乎正处于采用的早期阶段。同样，为什么机器学习软件系统尽管一些有希望的早期应用程序令人感觉很有前景，但它们当前的功能仍然相对有限。到2030年甚至2040年之前，完美的机械手不太可能出现在市场中。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机器人学家RodneyBrooks 写道：拥有想法很容易，将它们变成现实很难，将它们变成大规模部署更加困难。如果这些技术真的“准备就绪”，人们将有望看到更高的生产增长率。但是，用Robert Solow 的话来说，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之外，下一个生产系统随处可见。下一波生产系统采用机器人的模式即使面临这些挑战，下一代生产系统技术仍在开发中，并且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进入使用中，其中之一是机器人技术。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各国在采用机器人方面如何进行比较，最常用的指标是工业机器人在制造工人中所占的比例。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数据，全球每10000名制造业工人的工业机器人平均值从2015年的66个增长到2017年的85个，韩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用国，每10000名工人拥有710个机器人，随后是新加坡、德国、日本和瑞典，美国以每10000名工人200个工业机器人排名第七，俄罗斯和印度排名最后，每10000名工人分别只有4个和3个机器人（见图1）。图1 2017年每10000名制造业工人中的机器人数量较高工资的国家比较低工资的国家在采用机器人方面更具经济优势，因为对机器人的投资通常可以通过节省劳动力成本来规划和计算，这就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估计发展中国家使用机器人技术节省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的原因。因此，更贴切的问题是：考虑到工资水平，各国在采用机器人方面的立场如何，要对此进行评估，必须计算安装机器人的估计投资回收期（以月为单位）。在给定补偿水平与实际工资差异的情况下，比较预期机器人采用率的排名，出现了几种模式。首先，东亚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在排名前7位中占据了6位：韩国的机器人采用率比预期高2.4倍，而新加坡、中国、泰国和台湾紧随其后，日本排名第七。相比之下，英联邦国家则明显落后，加拿大排名第14位（比预期采用率低44%），英国排名第23位（比预期采用率低73%），澳大利亚排名第24位（比预期采用率低80%）（参见图2）。图2 实际机器人采用率与预期机器人采用率的比例总体而言，欧洲在这方面是落后的，鉴于其工资水平，只有两个东欧国家的采用率高于预期：斯洛文尼亚（比预期的采用率高37%）和捷克共和国（比预期的采用率高25%）。其他所有欧盟国家的采用率均低于预期。在发展中国家中，泰国以159% 的采用率领跑，而中国的调整后采用率为153%，高于2016 年的104%，墨西哥的表现也很好，采用率比预期高16%。但是，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采用率仍然落后。印度的采用率比预期的低66%，巴西的采用率低83%，俄罗斯低88%，美国明显落后，排名第16位，采用率比预期低49%。 部分国家在采用机器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些国家在采用机器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处于落后地位的原因尚不清楚，工资水平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机器人的采用因行业而异，其中汽车行业需求最大。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该行业占机器人总数的30% 至60%。然而，许多这方面落后的国家（包括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瑞典和美国）相对于其制造业经济规模而言，拥有强大的汽车产业。尽管与其他国家/ 地区相比，中国的汽车行业相对较小（按人均GDP 计算），但它在机器人总体采用率方面的得分很高。Acemoglu和Restrepo发现机器人采用率与较高的中年工人比例之间存在适度的正相关关系，其逻辑是机器人采用率降低反映了中年工人的相对稀缺——中年工人的工资往往较高，通常可以被替代机器人。但是，即使包括分析中的工资因素，相关性也不足以解释较大的差异。文化传统可能起着一定作用。Lee和Sabanovic发现，文化传统在机器人采用率中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人在经济中对机器人的看法比美国人更受青睐，一些国家似乎欢迎机器人——日本甚至还获得了年度“机器人奖”。在各国工资调整后的工业机器人采用率与各国居民认为未来应该更多地重视该技术的程度之间，存在适度的正相关，为0.20。劳资关系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有些人认为，韩国之所以遥遥领先，其原因之一是它的工业工会相对强势，他们定期进行罢工和其他停工，特别是在汽车工业中。作为回应，许多“财阀”（大型的，通常是家族所有的企业集团）已经转向机器人技术，以确保更高的生产稳定性。政府政策似乎也起着关键作用。一些领先国家已经制定了支持机器人技术创新和采用的国家战略。2014年，日本确立了实现“机器人驱动的新工业革命”的目标，而韩国则颁布了《智能机器人发展与促进法》。日本还建立了公私合营的机器人研究与开发（R＆D）合作伙伴关系，一项研究发现该合作伙伴关系在促进机器人开发方面非常有效。相反，美国缺乏国家机器人技术战略。韩国、台湾和日本也制定了强有力的公共计划，以帮助制造商（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采用先进技术，一些国家制定了积极的税收政策以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技术。例如，韩国为新设备提供投资税收抵免，相反，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对资本支出的税收待遇较宽松，而制造商的资本支出水平较低。下一波生产系统的全球供应链过去的重大技术创新浪潮对空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某些国家的青睐更多。下一个生产系统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它将在两个领域发挥作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过去的40年中，全球运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使低工资国家的供应链大量转移。尽管在许多行业和职能领域，低薪国家的工人生产率低于高薪国家，但低工资足以抵消生产率下降和运输成本增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现象与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包有关，例如纺织品、服装和箱包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向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转移，趋势还在持续。例如，木制家具的进口在美国市场从2000年的38%增长到2008年的68%。如今，美国生产商仅占美国行李箱市场的1%，占外套服装市场的1.7%。随着包括机器人技术在内的自动化技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善了先进国家的工作并使之自动化。那么，为什么低薪国家不会以与高薪国家相同的价格安装它？答案是，由于缺乏政府补贴，因此在这些地区安装机器人的经济意义不大。例如，假设在美国有25万美元的初始投资用于替代两名工人（每个班次一名），而制造业工人的年度平均总薪酬为72000美元，则投资回收期不到一年。但是在墨西哥，平均薪酬为14000美元，投资回收期长达8年4个月，在菲律宾，平均薪酬仅为4200美元，投资回收期超过30年。鉴于大多数公司要求不到四到五年的投资回收期，这表明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机器人普及率非常低。这就是为什么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器人技术节省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在未来十年中，机器人技术的价格每年将降低1%，性能提高5%。如果机器人创新迅速发展，到机器人成本降至50000美元左右，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将更具经济意义。在墨西哥，这一期限为1年零9个月。但是在菲律宾，回报期仍然很长，需要8年4个月，而且，可能无法实现这种改进。这表明低薪国家在利用这些技术方面的能力将落后，这种趋势可能会扩大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差异。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对从现在到2030年之间由自动化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影响的估计中发现，收入较高的国家将有更高的劳动力转移率，因为更高的工资使人们更倾向投资能替代劳动的技术。虽然在低收入国家安装这些技术将较为便宜，但与劳动力成本相比，该技术的相对价格仍将高于高薪国家。因此，在低工资国家，以节省劳动力的方式进行投资的投资回收期将大大延长。下一波生产系统的经济意义这可能意味着长期存在的“离心力”——其中商品化的生产已经从富裕国家流向了低成本国家——可能会减缓甚至逆转，从而产生“向心力”。在制造业中，智能制造系统将使生产更灵活，生产周期更短。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制造业各个方面的应用正在重塑现代制造业。智能制造受到许多技术的驱动，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云计算、物联网、传感器技术、3D打印、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无线连接。这种数字化正在改变产品的设计、制造、操作和服务方式。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的融合日益导致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一种高产量、高混合性的方法，使小型工厂的成本效益更高，从而更均匀地分布在全球各地，以服务当地市场。的确，这些新兴技术将使制造系统更加分散化。在对238个花旗集团客户的调查中，有70%的人认为自动化将鼓励公司合并生产并将制造移至离家更近的地方。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发现，迄今为止，机器人技术使离岸外包放慢了速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停止了，因此这是帮助保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关键。结论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目前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滞后，下一个生产系统的发展将很有前景。下一波技术浪潮有可能导致投资增加、生产率增长加快和支出增加的良性循环。发达国家从更高的投资和生产率增长速度、更有利于本地化生产的生产体系中受益。此外，尽管有研究表明，下一个生产系统将导致更高的结构性失业和劳动收入的减少，但证据和逻辑表明，结构性失业不会因自动化而恶化，相反劳动将获得较大收益。免责声明：本文转自创新研究，原文刊于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第4期（总第432期）2021-01-10。本公众号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转自丨 创新研究选自丨《创新研究报告》第四期编辑丨 刘瑾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电话：010-82635522

2020年12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多年度研究项目“国际科学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Challenges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rtnerships，CISP）发布研究报告《美国和国际科学的未来》（Ame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Future of Science），大力呼吁美国各界应重视国际科学合作。报告分析了国际科学合作面临的挑战，阐述了美国应大力支持并扩大国际科学合作的六大理由，认为国际科学合作对当今和未来的美国科学事业至关重要。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长奥克托比（David W. Oxtoby）指出，该报告出台于美国历史上国际科学参与最为动荡的时期，报告总结的经验教训对现在和今后几年的科学领导人和决策者来说是及时和重要的。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是一所成立于1780年的独立学术研究机构，是进行独立政策研究的学术中心，围绕科学与技术、艺术与人文、教育、能源与环境、民主与正义和全球事务等6大领域，召集全球各领域的领军学者开展中立的政策研究。事实上，美国从国际科技合作中攫取了从吸引各国的大量优秀科技人才到利用各国的大量科技资源等一系列的现实利益。美国著名思想库有关国际科技合作对美国的现实利益的观点和建议可以说是清醒的和务实的，是对美国脱钩派的“科技脱钩论”的回击。以下介绍报告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以便读者了解美国著名思想库关于国际科技合作效用的真实看法。一、国际科学合作面临的挑战物理学家约翰·巴丁（John Bardeen）1972年在诺贝尔奖颁奖致辞中说，“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其前沿疆域不断扩大。而且，科学的范围是真正国际性的。在取得任何特别进展之前，许多国家的人都做出了贡献，他们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科学是一种协作的努力。几个人一起工作的综合结果往往比单个科学家单独工作的结果有效得多”。 报告指出，尽管国际科学合作的好处有很多且很显著，但在当今环境下，国际科学伙伴关系、国际科学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国际科学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带来财政和无形的额外成本；特定研究领域（特别是机密和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协调两种或两种以上不一致的规划或资助机制的困难；必须让多方资助者和政府监管机构满意；共同决策、共同管理和共同控制的复杂性；伦理问题；文化差异性；平等和公平问题（特别是种族和性别方面）；灵活性和敏捷性的降低；政治和科学利益的平衡；公众意识、公众参与和公众教育；增加了所有权和数据权利（包括遗传资源和序列）的复杂性；对允许分布式研究的安全研究平台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对出口管制制度的需求等。除上述挑战之外，还有，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后果和长期影响（包括越来越多国家实施管制措施）、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科学界的崛起、中美科学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和伦理规范、以及中国与美国紧张的国际竞争关系等因素，也使得国际科学合作的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挑战性。二、美国应重视加强国际科学合作的六大理由报告指出，虽然美国与国际科学合作有关的许多政策和做法起源于二战后的几十年，当时美国的研发支出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但现在美国的研发支出仅占全球研发支出的1/4左右。随着全球研发投资和国际科学人才的增加，美国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与国际合作者合作进行研究（图1，图2）。图1 美国与国际科学家合作的科学与工程论文百分比(1996-2018)图2 美国与中国研究者合作发表论文数量（1996与2018年）报告阐述了CISP项目研究提出的、美国应当继续并加强其投资和参与国际科学合作的必要性的六大主要理由。1、科学问题的全球性：知识进步往往需要国际合作基础问题和与广泛社会问题相关的诸多问题都不受国界限制，研究这些问题要取得进展往往需要来自相关多个国家的数据和专门知识。解决复杂问题往往需要具备不同能力、观点和资源使用权限的人，要组建具有最佳技能的团队以解决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的成像，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威胁的应对，等），就越来越需要寻求国际科技合作者。2、利用国际人才：保持强有力的STEM人员规模美国要保持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就必须继续保有一个开放、强大、有吸引力并欢迎国际留学生的教育和研究体系，因为国际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将会选择留在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图3，图4，图5）。图3 完成博士学位后预期留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占比（2013-2019）图4 在美国注册的中国理工科研究生数量（2016-2018）图5 留美的中国理工科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3、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大美国，促进繁荣美国研发事业的核心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知识发现和新知识的源泉，基础研究对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现今基础研究已日趋全球化：1960年，美国研发经费占到全球研发经费的45%，而现在这一比例已不足10%。如果美国想要成为所有科学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并从国内和国际科学研究的红利中获得经济利益（图6），美国、美国企业和美国科学家就必须与世界科学界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图6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国际科学团队于1966年培育的高产水稻品种4、美国国家安全：通过知识接触和科学外交加强国家安全现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科学突破带来技术的领先、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面对和缓解破坏性自然现象能力的提高；科学突破也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潜在对手。基础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模式对美国实现保持一个强大的科技界至关重要：既能产生诸多突破，又能学习和利用国外的最新进展。美国必须与盟友和对手共同努力，以应对威胁所有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健康的科学合作（包括相互参与大型国际科学设施和项目）有助于建立信任，应当予以鼓励。科学伙伴关系可以成为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影响世界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美国有机会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并造福人类。在合作开展过程中，美国不仅应关注强大的国家，还应必须关注那些南半球新兴的科学合作伙伴国家。5、资助现实：成功参与大科学研究的要求美国科学家使用的大科学装置越来越昂贵，并且大多由美国联邦政府建造，但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合作伙伴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图7）。国际合作被认为是一个保持美国在多个领域卓越表现的重大机遇，应有效利用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财政投资，并与世界各地的专家开展合作。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对国际合作的支持和承诺，未来美国科学家可能会被排除在一些世界领先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进步之外，特别是在跨国资助者推动越来越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之际。美国必须参与到这些进程之中并为之做好战略准备，应致力于在国内外新开展大科学研究的资助、规划、开发和运营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6、促进伦理规范和科学准则的发展与应用美国必须参与制定全球伦理框架和研究指导方针。随着科学发现和技术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各种伦理、文化规范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的现实情况下，伦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合作者必须为伙伴关系中的科学伦理行为制定规范，如样本和数据收集协议、适当的归属和贡献分配、样本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等问题。三、结论1、美国必须支持并扩大国际科学合作，包括与美国关系紧张国家（如中国）的合作。任何对联邦政府资助的国际合作研究的限制必须具有充分证实的理由和仔细、清晰的界定。美国在参与国际科学合作的同时，也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国内STEM研究队伍，包括发展国内女性和少数民族人才。获得国际人才并不能替代对国内人才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少数族裔人才。国际科学合作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改善个人健康和福祉并维护国家安全。国际科学合作能为美国科学家解决全球挑战提供可能、能为美国科学家接触全球关键合作者提供渠道、能为美国研发事业引进优秀留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能汇聚跨国资本、能促进美国外交利益、并能让美国科学家在有关伦理规范和最佳实践的国际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尽管国际科学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需要周密考虑以解决和克服，但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好处往往远远超过其所需成本。2、国际大科学研究是美国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必须随时准备好参与到国际大科学研究伙伴关系之中，并努力确保它们的成功（包括对在美国境外开展的科学合作提供支持）。展望未来，一些大科学研究将会是全球尺度的，而且必然涉及国际合作。一些国际科技工作和设施将会位于美国之外，但需要美国的支持。大型科研仪器和设备对不同学科的科学进步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美国要想单方面提供资金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3、世界各地新兴的科学伙伴现在是、并将持续成为美国重要的科学合作伙伴。美国应支持并参与到他们的科学研究之中。由于许多国家都在提高对科技事业的资助，导致科学人才日益全球化；并且世界上许多最紧迫的挑战问题并没有国界限制，需要以全球合作的方式推进、解决。所有国家（包括投资其科技事业的新兴科学伙伴国家）的科学人才都是美国科学家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些伙伴关系还可以为美国的外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免责声明：本文转自智强战略咨询，作者冯志刚 张志强。文章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转自丨智强战略咨询作者丨冯志刚 张志强编辑丨刘瑾研究所简介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20号楼A座电话：010-82635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