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究好中吗

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5月20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目前美国在华银行业机构远多于中国在美机构数量，从对等角度看，美国银行业还应该对中国加大开放力度。陈卫东介绍，截至2017年底，在华的所有的金融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了1013家，相比较2012年5年增长了近5倍，外资银行的资产3.24万亿，相比较2002年增长了10倍，利润也增长了10倍。从业务品种来看，我国对外资银行不断扩大开放，从最开始的外资方面业务到人民币业务、到个人理财业务、各种托管业务，到最近开放的国债业务，还有衍生品交易。“这都说明了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应该说达到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陈卫东认为。陈卫东在介绍中国银行机构在美国的发展情况时表示，“目前我国在美只有10家银行机构。除了数量上的劣势，我国银行机构在美国要纯做非银行业务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的监管现在是趋严的，一般进入美国市场需要考虑资本充足率，需要考虑全面综合金融监管。” 陈卫东指出，对中资银行来说比较大的困难是美国的所谓反洗钱和合规的规定，我国现在在美的几家机构，大多数都面临着所谓反洗钱和合规方面的警告或罚款。除此之外，中资机构会被放在监管特别关注的名单里，在美国的新设网点会变得非常困难。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余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28日发布《2019年二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预计我国一季度GDP增速在6.2%左右，全年GDP增速在6.4%左右。二季度全球股市面临的正面因素将大于负面因素，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将继续分化发展，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整体稳定。关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报告认为，2019年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表现疲软，制造业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增速下降。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弱化情况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放缓，部分经济体可能结束加息或开启降息进程。伴随全球流动性紧缩有所缓解，二季度全球股市面临的正面因素将大于负面因素。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报告认为，随着“六稳”等政策的落地和实施，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稳定因素在增多。预计一季度GDP增长6.2%左右。展望二季度，尽管外部环境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国内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均趋于好转，预计经济有望企稳，二季度GDP增长6.3%左右，全年GDP增长6.4%左右。关于全球银行业发展形势，报告认为，2019年以来全球银行业经营环境整体平稳，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将继续分化发展，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整体稳定。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保持平稳增长，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夯实，对小微企业与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通过增强服务能力、补充服务短板等方式支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大型银行将积极通过创新资本工具，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等方式补充资本，综合化经营上更加注重重点领域的专业优势培育，更加重视风险管理。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金融和国际贸易两个专业哪个更有前景？两个专业的区别很明显，如果是我，还是果断的选择金融吧，虽然不情愿，可是一共只有俩选项，比起国际贸易还是金融更加适合我。金融方面的专业，常见的就是金融学和金融工程。前者理论性强，后者实操性强。想学好这两个专业，你最好数学好一点，英语也好一点。当然，金融工程对于数学的要求更高。当然，这两个专业要想谋的好前程，学历绝对不能低。这个学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的背景，有好学校的求学经历，职场之路会顺畅很多；二是学历的层次，有个研究生的学历加持，就比普通本科生要更加好混，起始薪酬也更加高。具备了学好的条件，如果你热爱学习，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具备了混迹金融圈的入场券。不管是投行也好、银行也好、证券也好、保险也好，其实对于金融学的毕业生，都是有需求的。这儿还得多提提金融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对于金融产品的设计，是有巨大用处的，不管是你日常的理财产品，还是保险产品，幕后为推出产品做基础研究和设计，就是这帮人，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为啥这专业数学的要求特别高了吧。相对于金融，国际贸易方面的专业，更加讲究实操，工作经验很重要、沟通能力很重要、业务能力很重要、情商也很重要。不用我说你也看得出，以上这些特质，没有多少是靠学校来教你的，有些是个人性格特质，有些是工作中逐渐掌握。那么相对来说，国际贸易方面的专业，对于学历的依靠，就没有金融那么高。对照自己的情况，我学习能力还不错，英语还不错，数学一般，但是比起跟人打交道来，我更喜欢独处，喜欢钻研和思考。两相对比，虽然都没那么适合，但是国贸更加的不适合。我做出文章开头的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你的学科优势在哪里？你更想从事哪个行业？你想花多少年的时间在校学习？你对于自己未来的把控，就在上面的分析里面，get到了吗？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直到2020年11月，全球经济形势仍不明朗，海外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持续蔓延，未见明显好转迹象。在全球经济收缩的大环境下，2020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净利润集体下滑，海外业务也受到较大冲击。银行半年度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与交行净利润分别为1078.12亿、1389.39亿、1497.96亿、1091.90亿与365.05亿元，较去年上半年依次同比下跌11.22%、10.77%、11.40%、10.8%和14.61%。在各大行净利润大幅衰退的情况下，海外业务整体受打击尤为严重。海外业务方面，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交行海外利润总额分别为253.59亿、25.87亿、127.68亿、28.1亿、与33.04亿元，同比下降22.81%、56.29%、4.4%、32.89%及7.19%。不过在海外业务中，跨境人民币业务抵御风险能力相对强劲。工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达25000亿元，同比仅下降0.79%；农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8865.6亿元，同比增长41.9%。银行海外业务复苏困难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幅萎缩，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实体经济低迷与金融风险叠加共振。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表示，综合银行半年度报告来看，近期没有数据显示银行海外业务有扩增的趋势。在上半年净利润超10%的收缩幅度下，上述大行利润总额也急剧下滑。2020年上半年，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交行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比依次下跌15.04%、11.72%、9.5%、9.12%与18.38%。但与利润总额下滑相比，大行境外利润总额下降得更为明显。今年上半年，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与交行境外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22.81%、56.29%、4.4%、32.89%与7.19%。对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张雪情表示，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大幅衰退，风险大幅攀升的情况下，银行海外业务自然会受到一定冲击。在赵雪情看来，与实体经济相同，银行今年的海外金融业务相对艰难。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表现的欠佳，今年叠加疫情，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继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深度衰退。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银行海外业务自然受到一定冲击，今年的风险大幅攀升。“首先是疫情带给实体和金融领域的冲击，因为中资银行这几年加大走出去的力度，业务和机构遍布全球，其中不乏很多地区因疫情影响经济恶化。商业银行在保证海外人员的安全性与海外经营的连续性上，面临着新挑战。”她说，“其次是国别风险的不断攀升，在疫情冲击引发的经济衰退下，很多国家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会更加凸显出来，进一步加大银行的国别海外经营风险。”比如，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疫情之前本身国际收支已经处于不断恶化的过程。如今再受疫情冲击，大量的财政支持与进一步降息等货币政策，使其原有问题进一步激化。这些不利因素可能增加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违约风险，或凸显其债务问题，由此银行不得不面临海外经营的特定国别风险。除了上述风险，赵雪情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负利率及低利率下，信贷等银行传统业务的净息差受到了很大冲击。“在低利率环境下，全球央行都在大量释放流动性，而流动性泛滥造成的市场波动较以往更加剧烈。因为有些商业银行在海外经营存在外汇风险敞口，大幅度的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引发汇率及流动性风险。”她表示。外汇风险敞口，即外汇资产(或负债)由于汇率变动而可能出现增值和减值，这种增值和减值可能自然抵消，也可能被某种措施人为冲销。而未被冲销的外汇资产 (或负债)就暴露在汇率变动的风险中，形成了汇率风险敞口。一位华泰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说，在此前全球大规模的封锁措施下，全球上半年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迫使主要经济体采取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这对银行海外业务打击较大。“上述这些不利影响在短期内并不会结束，可以预见到的是，至少到今年下半年，海外业务的整体恢复依旧很难。”上述分析师说，“在国内已经逐步好转的经济形势下，我国银行的海外业务目前表现既不复苏，也不强劲。海外业务面临着太多的外部风险，其表现更多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地缘政治等。”随着欧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度恶化，主要经济体纷纷步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区间。目前全球已经有5家央行（瑞典央行、丹麦央行、瑞士央行、欧洲央行及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即使一向对负利率持绝对谨慎态度的英格兰央行，也在此前试探性的询问其国内银行是否经得起负利率。陈卫东认为，在全球经济表现不佳、利差收窄、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的形势下，要进一步提高银行海外业务的韧性，需加强其结构调整。他进一步指出，从总体格局看，如果银行的全球机构、资产分布合理，则可以实现业务、收益互补，有利于提高海外业务抗风险能力。但从在单一市场看，我国银行的海外机构业务功能较为单一，业务量较小，竞争力有待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对强劲即使在全球经济紧缩的大环境下，四大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却韧性十足，抵抗住了风险冲击。赵雪情表示，当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时，为了更好适应当前环境，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需求也在提高，从而促使其调整地域及产品结构。4月以来，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利差叠加汇率相对强势的趋势，使得企业持有人民币意愿增强，由此促进海外业务的发展。今年，不管是外贸企业，还是大量有国际往来的企业都更倾向于使用本币，人民币业务量由此在今年上半年稳定增长。自6月初以来，人民币汇率震荡走高，开启走强模式。截至10月末，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约7%，离岸人民币汇率上涨超过5300个基点。在清算业务方面，中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集团跨境人民币清算量约229.40万亿元，同比增长7.86%，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建行、农行与交行也在风险中逆行，努力减轻全球经济低迷对人民币业务造成的打击。根据半年报，上半年建行境内分行国际结算量约为37400亿元，同比增长7.3%; 办理国际贸易融资(含国内证项下融资)业务约为5411.08亿元，同比增长 32.2%。农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约达9000亿元，同比上升 41.9%。交行在报告期内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824.73亿元，同比增长8.61% 。工行在上半年经济下行的重压下，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约为25000亿元，同比仅下降0.79%，国际结算量约为100897.6亿元，同比下降14.36%；其中境外机构国际结算办理约达40207.25亿元，占总国际结算比39.85%，同比下滑7.33%。“目前外汇市场风险加大，我国企业更愿意使用人民币结算，这是人民币业务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陈卫东说，“但是否使用人民币，还取决于两方谈判，或者说取决于我国企业的定价权。”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等多边及区域经济组织的框架下，四大国有银行的海外业务进一步驱动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行半年度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中行共拥有558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含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行半年报也指出，上半年办理“走出去”业务约为1282.69亿元，其中涉及“一带一路”的业务约为30.01亿元。赵雪情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等区域一体化之间互为影响，相互促进。“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如果中国跟‘一带一路’的某个国家间都使用双边本币，自然会比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带来的交易成本低。虽然单笔交易可能规模较小，但如果把整个经济投资往来全部算上的话，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她说。“再者，在中国金融市场现行的开放进程中，区域内的国家以人民币进行发债或投资，能够促使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个良性的周边循环。”她补充说，“由此也可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度，同时也可以促使企业有更多的去渠道去融资。”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华泰证券在宏观研究《美元汇率分析框架及前景展望》中指出（下称《报告》），虽然全球央行“去美元化”进程加快，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联储贸易加权的广义美元指数始终围绕中枢波动，美元虽有周期，但币值基本稳定。《报告》认为，美国仍是全球经济第一强国，美元信用仍有较强支撑，美元在国际贸易、国际借贷、外汇交易等领域仍占据绝对主导。观之国际，世界主要经济体依旧深陷紧缩状态：美国经济大幅下滑，欧洲陷入持续衰退，日本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多国或将陷入债务困境。危机和契机面对全球经济如此“灰色”的基调，国际基金组织（IMF）也一次次地调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下滑4.4%，中国则有1.9%的增幅，后者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5月14日，决策层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也要求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更多要求促进与保证高质量的开放结构。”赵雪情表示，“未来中资银行肯定是随着中资企业实体经济的方向更多的倾斜与发力。如中资企业将可能更多的向东盟与一带一路这些地区发展，而银行海外业务的结构由此会发生相应调整。”对于中资银行来说，金融市场现存的风险实为危机里的机遇，而契机主要在调整地域结构与产品结构方面。当市场剧烈波动时，银行对市场风险管理的需求也在相应提高，套期保值或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将被投以更多关注，以更好的适应当前全球大环境。（本文摘自《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报告(2020)》，该报告已经于2020年11月10日-11日召开的第十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对外发布。）（作者：胡天姣 编辑：马春园）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李铭俊致辞。新华网上海12月20日电(王若宇)19日下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专题召开“2019上海金融研究重点课题成果发布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李铭俊、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李军出席致辞，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做课题成果发布，世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发表总结评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理事长李铭俊指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年度系列金融研究重点课题恰好反映并写照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理论凝练和实践进程，为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库力量支持。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李军指出，上海正按照国家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开放已经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大的优势。上海将积极争取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先落地，大力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落户，推动金融市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建设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稳步推进上海自贸区新片区金融开放创新，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积极营造国际一流的金融发展环境。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发布了14个上海金融研究重点课题成果。课题成果总体显示，上海已具备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其中，《上海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研究》指出，从当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和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两大主流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数的最新结果看，上海竞争力次于伦敦、纽约、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东京相当，已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课题分析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完整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但国际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集聚相当数量的国际金融机构但国际化金融人才还不够；参与主要的国际金融基准供给但国际话语权相对有限；自贸区对人民币金融计价职能的培育进展稍显缓慢。要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可以从丰富人民币金融衍生产品、推进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推进。世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总结评论指出，上海已经形成格局完整、品种完备、交易活跃的金融市场体系，具备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全部主要要素，可以说，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他强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智库的力量至关重要，要特别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和落地。来源: 新华网

来源：《财经》杂志中国香港、新加坡、上海是东亚地区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外资金融机构就三座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行排序，结果显示，2020年，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排位依次是：港、新、沪。展望2030年，预期金融中心的排位将变为：新、沪、港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处于紧张状态，各大领域都面临一定压力，金融领域也未能例外。那么外资金融机构如何看待这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仍然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此课题组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并得到了以下三大外资商会的支持：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通过上述三家机构，课题组对其会员单位进行了匿名方式的问卷调查。其中，日本、美国、欧盟商会反馈问卷分别为7份、9份、14份，共计30份。同时，我们还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了10场专门访谈。基于上述信息的分析、交叉验证和总结，我们尝试对开头的问题进行回答。本系列第一篇《中国金融开放：感知政策的温度》已经提到，对过去一年，外资机构普遍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改善。问卷显示：67%的外资机构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提升，仅有6%的外资机构认为开放程度有所下降。不过，外资金融机构也认为在华业务面临较大挑战。其中，有60%的受访者认为挑战与机遇一样大，甚至有23%认为挑战大于机遇。中美关系在各种挑战中占据何种位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外资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解。根据问卷数据，各项挑战的排序依次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43%）、中美关系日益紧张（23%）、合规风险（17%）、中国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13%）、其他（3%）。在各项主要挑战中，中美关系紧张位居第二位。进一步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更加突出。特别是日本、美国金融机构，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感受更为强烈，两者分别有57%、33%的比例选择了中美关系是最大挑战。同时，欧盟机构在这方面的压力感受甚弱。不过，在本系列第一篇已经提到，目前美国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感受甚至更加乐观，其在华业务并没有受到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显示了中国金融开放具有普惠性。外资机构在华面临的主要挑战：美日欧三大商会机构数据来源：课题组问卷调查。外资机构仍然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新加坡、上海是东亚地区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邀请外资金融机构，就三座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行排序。问卷结果显示，在2020年，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排位依次是：港、新、沪。展望2030年，预期金融中心的排位将变为：新、沪、港。具体而言，对排名的问卷结果取平均值，结果显示：2020年，香港、新加坡、上海的排名平均值分别为1.6、1.8、2.6。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外资机构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上海金融市场的很多规模性指标确实巨大，但是国际金融中心更强调国际化程度，而不仅仅是市场体量。另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法律体系、金融市场环境等软件方面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程度还需要提升，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限制了上海金融中心目前的国际地位。上述评价中肯而富有建设性。不过我们也认为，资本金融账户的开放还需要放到更加全局性的框架中进行深入讨论。问卷结果还显示，预计到2030年，新加坡、上海、香港的排名平均值分别为：1.7、1.9、2.3。与2020年排名相比，上海、新加坡排名均上升一位，香港排名则相应下降。其中，上海排名的平均值上升幅度最大，从2.6上升到1.9。这表明，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地位比较乐观。对港、新、沪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的投票变化数据说明：圆形中的三种颜色面积，分别是相应排名投票数量占比。同时，外资机构的预期还显示出了一定的分歧和共识。其中，对于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有较大分歧。认为新加坡在2030年将排位第1的比例为53%，较2020年的相应比例上升了13个百分点。但是同时，认为新加坡在2030年将排位第3的比例也达到了27%，较2020年相应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香港和上海的排名变化则具有较强共识。其中，认为上海在2030年将排名第1、第2的比例分别为30%、47%，较2020年的相应比例（14%、13%）均有大幅上升。这表明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的预期比较乐观。特别是上海在2030年排名第1的比例大幅上升，这说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势预期并不完全以香港排名下降为代价。沪港良性互动将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乐观预期，不仅来自于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可持续增长的信心，也来自于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较强预期和期待。例如，一些外资金融机构预期中国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在过去几年中的金融开放力度。因此，这也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上海将建成境外人民币回流的业务中心和全球人民币清算中心。上海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各类衍生品等市场，及其国际化程度都将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不过，中国的资本金融账户开放仍然需要时间。在此背景下，香港建成全球人民币离岸中心仍然面临机遇。同时，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以及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也都将使得香港金融中心受益，并且相应地对香港金融中心提出了更高要求。从长期来看，来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压力，将推动香港进一步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应当从现在国际金融产品的分销、批发中心，更多转向金融产品的创新、研发中心，尤其是离岸人民币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中心，从而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产业链中的地位，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对于世界而言香港是中国的，对于中国而言香港是世界的”。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应重新评估自身定位，更好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更为广阔内地市场的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良性互动，将共同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中国金融开放系列四）执笔人，徐奇渊、戴雨汐。这篇文章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感知政策的温度》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奇渊、郑联盛、熊爱宗、杨盼盼、韩冰、朱鹤、张佳佳、杨悦珉、钟益、祝修业、戴雨汐、邓扬眉、刘禹、张振。

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正式启用，长三角研究型大学智库峰会在肥召开9月25日上午，长三角研究型大学智库峰会在合肥滨湖新区召开，中国科大、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等华东五校领导齐聚中科大。华东五校共同发布《长三角一体化 新科技金融》合肥共识，并为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正式入驻启用揭幕。安徽省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等出席。华东五校动作频频，乘长三角一体化之风携手腾飞9月22日，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成立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中国科大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领导一起为智库联盟揭牌。长三角高校智库负责人共同签署联盟公约。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旨在发挥高校智库的地缘优势、先发优势和智力优势，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咨政辅政、决策咨询等方面主动作为，及时回应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将打造为国际互联网金融和数理金融的引领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是合肥市政府和中国科大全面战略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的又一力作，以“数据深度，世界高度”为办学使命，以金融、大数据、国际化与交叉学科为办学抓手，打造世界一流金融学者的荟萃高地、国际化金融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中国金融的开放创新创业平台、金融产业调转促推手。中国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将充分利用合肥的区位、产业、环境优势和中国科大人才、科教、平台资源，助推合肥金融跨越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助力中国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创出安徽乃至全国政产学研合作的新典范，打造国际互联网金融和数理金融的引领者。（“瀚海星云”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银行研究院、金融时报社联合评出2020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前言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破题之道——2020年全球经济金融回顾与展望中国银行董事长 刘连舸2020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同步宽松，政府债务水平再创新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再起，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全球失业率高企，消费拉动引擎受损，经济复苏的动力何在？疫情造成全方位冲击，全球经济从正增长轨道转向深度衰退。2020年，全球实际GDP将萎缩4.4%。各国失业率高企，超过95%的国家人均收入倒退，低收入群体受到严重冲击，约有1亿人口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全球减贫进程20年来首次出现倒退。居民信心受损、消费能力减弱，经济复苏之路充满坎坷。第二，全球引发流动性危机，资产价格大跌之后快速反转，股市创新高的基本面何在？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年初，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加速收缩，各类资产遭到全面抛售，价格下跌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历史罕见。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尼等十余国股市触发熔断或停牌交易。年中，金融市场逐步走出流动性危机。随后上演的是，美国股票市场在经济深度衰退背景下屡创新高，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之势愈演愈烈。第三，全球开启非常规货币政策，央行创新工具突破传统职能边界，“标本兼治”的良方何在？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推出利率调控、前瞻性指引、流动性支持新机制等一系列货币宽松工具。美联储等中央银行超越“最后贷款人”职能范围，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深度扩表入市。各国货币政策在非常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是偏重短期效果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阶段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大规模流动性释放，埋下诸多隐患。全球经济何时真正复苏及复苏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各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与此同时，困扰全球经济增长的难题亟待破解。各国需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防范中产阶层空心化、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提升居民收入，重启消费引擎。发达经济体金融业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防范金融资产泡沫。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应重新审视职能边界，不仅要短期救市，还应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长期性问题。展望2021年，大变局下的全球经济将步入复苏的关键时期。中国和东盟将率先复苏、保持较高增速，区域经贸合作提速，全球经济和贸易重心将向亚太转移。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调控政策、全球治理方面有待深化合作；在探寻新动能、促进技术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实现互利共赢。第一，绿色复苏，可持续发展构筑全球经济强劲动能。新冠疫情促使全球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国迈出决定性步伐，改善环境治理，提升能源效率，促进“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不断提高人类福祉。2021年，美国或将重返《巴黎协定》；欧盟将投入5500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行动。未来10年，全球绿色发展的投融资需求达数十万亿美元，规模大、期限长、效益高，将为全球经济低碳转型创造活力。第二，开放共赢，多边协调机制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短板，也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和行动，摒弃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构建开放型国际秩序，积极投身多边合作，展现责任与担当。15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立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向全世界发出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最强音。世界各国应以多边协调机制为基础，实现全球化与自由化回归，催生新的全球治理格局。第三，科技引领，数字化重塑未来版图。疫情催生“非接触经济”新业态，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转型。远程办公、智慧生活、数字协作，引发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数字经济浪潮风起云涌，115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新型产业政策和数字化发展战略，鼓励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推进5G与万物智联的数字全联结体系建设，助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快进键”，主动拥抱新技术、新要素，积极塑造新业态、新动能。逆风而起、砥砺前行的数字力量将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全球复杂经济形势的破题之道，也是中长期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十四五”规划将奠定未来五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基调，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经济有望实现5%的平均增速，人均GDP在2023年前后超过125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可持续、包容性、有韧性的新发展模式不仅彰显中国智慧，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回溯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断遭受灾难和挑战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重塑信心与辉煌的历史。我们期待，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携手前行，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为建设繁荣、稳定的美好世界贡献力量。01疫情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救助政策力度史无前例【事 件】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从2月12日到3月23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MSCI全球股市指数从581点的高点大幅下挫至384点，跌幅超30%。为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国家迅速出台大规模救助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空前扩张，全球债务占GDP比重创历史峰值。【点 评】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2020年全球金融市场大起大落。一季度，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巨幅震荡，MSCI全球股市指数出现断崖式下滑，美国三大股指下跌速度仅次于大萧条时期。为抵御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各国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救助计划，发达经济体直接财政刺激占GDP比重接近10%，主要国家央行直接降息到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全球市场流动性极度宽松，带来金融市场大幅反弹，MSCI全球股市指数又从低点快速回升至630点以上的历史高点，多种资产波动性达到甚至超过2008年以来的高点。未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将不断显现。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所采取的救市行动，短时间内稳定了金融市场。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此次股指反弹并非源于企业盈利和消费者信心的修复，而更多受巨额流动性和风险偏好变化的驱动。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初期困扰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将逐渐演变为偿付能力问题和债务风险。2021年上半年，企业破产率将上升，公司债券特别是“垃圾债券”违约率也将上升，或导致债券市场风险不断积聚。新兴经济体财政空间接近到顶，且高度依赖美元借债，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凸显。过度充裕的流动性极大地降低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敏感阈值，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在疫情后大幅上升至80%，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关联水平，全球金融市场共振风险上升。中长期来看，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经济已长期处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泡沫、高波动性的脆弱发展模式之中。为化解疫情冲击而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活动使当前以“三低三高”为表、以深层结构矛盾为里的经济痼疾进一步恶化。央行角色转变成为全球市场最大的变局。新冠疫情暴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零乃至负利率水平，通过资产购买等手段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多国央行直接入市购买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商业票据等风险资产，从“最后的贷款人”成为“市场最后的坐庄者”。财政与货币政策深度捆绑，财政过度扩张配合无上限量化宽松（QE），政府债务迈向货币化路径。展望2021年，全球经济金融波动仍会继续，疫情冲击全球金融市场运行逻辑，也给市场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02美联储公布新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新框架面临诸多挑战【事 件】202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美国堪萨斯城联储主办的素有“全球央行政策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长期通胀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进行更新，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此前，美联储相关政策表述是致力于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点 评】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当前全球经济所处的宏观环境与美联储2012年启用2%的通胀目标时已截然不同，一个典型案例是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也无法引起物价水平的显著上升。不仅如此，持续的低通胀引发潜在通缩风险还在逐渐加大。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可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和当下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不过，此次货币政策新框架能否实现美联储设定的预期效果，仍是一个问号，而且还可能带来副作用。第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幅度不大，短期作用不明显。相较原有框架，此次调整既没有引入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没有直接触及利率调整，而是力求通过引导通胀预期超过2%来间接实现政策目标。金融市场对此次框架调整反应较为平淡也就不足为怪了。自上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开启以来，通胀在大部分时间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通胀超调的预期和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更强，操作不当或削弱美联储信誉。美联储在本次声明中虽然明确地引入平均通胀目标概念，但并未披露该目标制的具体计算公式等更多相关细节。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主观地选取特定时期进行估计，“技术性”地调整出符合美联储期望的平均通胀水平，而原本明确的泰勒规则被可主观调整的新规则所替代。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美联储政策的不可预见性，降低了新框架下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不可避免地削弱美联储的信誉。第三，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受到损害，货币政策效用渐弱。新冠疫情发生后，为了向市场释放充裕的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标的进一步扩大至企业债、商业票据等，其行为已超越了“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为了保证财政救助所需资金，美联储一方面大规模进行国债购买；另一方面通过维持低利率降低债务成本。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便与财政政策深度捆绑，从而使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一定削弱，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下降。美联储货币政策能否推动美国经济内生增长性恢复，这是在评估美联储新货币政策框架作用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03全球债务再创新高超宽松政策连锁效应凸显【事 件】为应对新冠疫情，全球主要国家开启史无前例的宽松浪潮。全球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截至2020年三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增加15万亿美元，2020年三季度创下超过272万亿美元的新纪录。IIF预计，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277万亿美元，金融部门以外的债务将达到210万亿美元。【点 评】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2020年春季后，全球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超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突破了其“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在本轮疫情的经济救助中，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普遍采取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措施，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全面扩张。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严重打击，导致全球经济在中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局，人们对“第二波疫情”的担忧日益强烈。未来一段时期，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仍将是扩张性的。从长期来看，超宽松政策将会带来连锁反应，增加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一是政府债务持续膨胀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高位，政府未来偿债负担加重。高负债将导致利息支出/GDP比重上升，使得政府未来偿债能力下降，应对经济再次衰退的政策空间收窄，妨碍后续运用积极的财政措施。各国都面临压低利率甚至引入负利率的巨大压力。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通胀走势成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在当前疫情肆虐和经济低迷时期，过度宽松的政策不会马上引发通货膨胀，但会引发社会对超宽松政策常态化的担忧，给经济社会带来深层次的冲击。一旦通胀水平持续抬升，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在提高通胀容忍度后仍会陷入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难题。利率一旦上升，将触发系统性债务危机，财政状况不可避免将急剧恶化，经济滞胀风险则可能进一步上升。三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资产泡沫风险可能性加大。全球宽松货币、财政政策虽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实体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各国实体经济仍在低迷中。在实体经济复苏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货币宽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消费投资，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金融市场寻求短期收益。这是造成此次疫情后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反弹的一个因素。金融市场出现了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长期性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四是过度宽松政策可能加大道德风险。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过度使用宽松政策来代替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在微观上可能增加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容易造成社会对宽松政策的长期性依赖，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总体上看，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货币宽松程度急剧提高，在短期内虽然起到了缓冲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的作用，但从长期看，过度宽松的政策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潜在风险，影响后期的经济发展。04疫情催化数字金融加速发展科技重塑金融生态版图【事 件】疫情之下，传统产业受到负面冲击，而在线办公、网上购物、线上教育和医疗等“非接触式服务”崛起，增强了经济韧性，也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例如，2020年4月16日，数字人民币率先在苏州相城区落地应用，随后在深圳、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内进行了封闭测试。未来，数字人民币还将在上海、长沙、海南、青岛、大连、西安六地试点。【点 评】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凸显了“非接触经济”的价值，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型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商业银行强化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渠道服务，拓宽线上业务范围，简化线上新发放贷款、续贷和展期流程，放宽线上支付转账限额。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科技平台和大数据风控模型向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中国率先落地试点数字人民币。数字金融加速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带来了客户服务方式和业务处理的敏捷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将重塑金融生态版图，对银行业提出新挑战、新要求。第一，科技改变用户金融消费习惯，传统银行服务方式面临转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改变用户消费、支付和理财的习惯，银行客户到店率下降，手机银行成为银行接触用户的主要门户。用户金融需求也趋向个性化、场景化和综合化，银行线下服务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银行传统业务模式有待转型。第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优势突出，低成本、大规模地触达用户，倒逼银行数字化转型。大型科技平台获客的长尾效应突出，例如，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各有8亿和12亿名用户，依托平台能够零成本获客，而银行仍面临获客难、成本高的问题。大型科技平台通过支付切入金融领域，全面布局线上线下商业生态圈，抢占客户触点和流量入口，将业务触角伸向信贷、财富管理等领域。大型科技平台通过用户数字足迹进行大数据分析，构建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不断拓展线上借贷业务，其门槛低、放贷快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对传统银行借贷业务带来冲击，倒逼银行向数字化转型。第三，银行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竞争压力增大、分化明显。主要商业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在惠农贷款、零售金融、便民缴费等领域建立业务优势，这增加了银行业竞争压力，也倒逼商业银行走差异化、专业化发展之路。大中小银行分化趋势明显。尽管中小银行也加大了金融科技投资，但不同类型、规模、地区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数字化能力差距较大，未来银行业格局将明显分化。第四，数字人民币将重塑支付市场。数字人民币依托可信加密技术能实现点对点、双离线和可控匿名支付，更加经济、便捷和安全，为用户提供了支付新选择。数字人民币不仅能打破第三方支付市场垄断，也使商业银行依靠兑换、管理数字人民币直接进入支付场景，提高零售支付市场份额，便于拓展数字支付场景和开发综合性数字金融产品服务。05LIBOR与替代利率大幅度偏离全球基准利率改革加快推进【事 件】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市场恐慌，隔夜LIBOR与隔夜SOFR出现大幅度偏离，3月16日，隔夜LIBOR比SOFR高出82个基点。2020年3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开始发布SOFR后置复合均值及每日SOFR指数。2020年11月30日，美联储理事会等声明，将银行停止使用LIBOR的期限从2021年年底延长至2023年6月底。【点 评】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全球主要货币基准利率在金融市场交易和资产定价中发挥着“神经中枢”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基础参考指标，被誉为“最重要的数字”。由于LIBOR操纵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开始推动全球基准利率改革。LIBOR替代利率改革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已经推进的改革举措看，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第一，LIBOR与替代利率之间偏离的风险。在美国推出的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英镑隔夜平均指数（SONIA）等新基准利率与LIBOR并存期间，金融市场面临较大流动性压力时，有抵押的SOFR等新基准利率和无抵押的LIBOR可能会出现较大偏离。2020年3月，全球新冠疫情引发金融市场波动，LIBOR与替代利率大幅度偏离可以视为一次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试。第二，不同替代利率转换过程中的风险。由于不同货币在不同主体、不同市场下推进，时间步调不统一，方式、方法有别。在金融机构存在多种选择时，就存在认识偏差、交易产品各自定价的问题，容易引发市场混乱。第三，转换后的全球市场定价体系分割。由于各国基准利率基于各国不同标的、不同信用交易主体的交易价格发布，各种货币之间的利率将不仅取决于汇率，也取决于不同的信用偏差，因此，存在各币种定价的分割。未来各国基准参考利率的发布时间无法严格统一，基准利率之间的转换步调存在差异，极有可能造成跨市场投机和套利行为，金融市场稳定性将受到影响。LIBOR定价中最重要的货币是美元，基准利率转换最大的影响是通过美元体现出来的，这一变革最重要推手是美国。在美元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监管政策的差异及当时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大发展，离岸市场推动了美元国际化大发展，由此也逐步形成离岸美元价格的主导权，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形成倒逼效应。美国在实施基准利率改革后，重新掌握离岸美元的定价权，一方面，将会强化美国对美元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会对其货币政策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在SOFR取代LIBOR后，美国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会导致本土资金供求变化及公众金融产品价格的调整，也会直接影响到全球金融产品定价，实际调控效果与此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SOFR为定价基准利率时，美联储政策利率直接影响本土市场，并很快影响和传导至离岸市场，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更加明显。从国际经验来看，本币国际化存在“离岸市场、离岸定价、市场开放”和“离岸市场、离岸定价、市场封闭” 两种不同模式。在离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离岸市场有可能主导该种货币定价权；在前一种模式下，离岸市场对本土市场造成较大的扰动，从而影响到本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后一种模式下，虽然离岸市场也会干扰本土市场，但只要管制措施合理，仍可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由美国着力推动的对LIBOR的改革以及随后各国推出的对LIBOR的基准利率的替代，体现了美元定价权向美国的回归，各国推动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类似问题。而基准利率转换后的后续影响则值得全球金融从业者和各国央行的高度关注。06新一轮“弱美元”周期开启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事 件】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美元指数持续下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黄金价格持续走高，一度突破2000美元/盎司关口，达到2075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随后，黄金价格震荡下行，跌幅有所扩大。【点 评】 鞠建东（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美元指数逐渐走弱，黄金价格经历了两次大幅波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元指数经历了大起大落，3月创新高后呈震荡下跌态势，5月下旬以来跌幅逐渐扩大。美国疫情反复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担忧加剧，进一步强化了美元贬值态势，导致美元指数持续走弱。与此同时，黄金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欧美暴发，黄金价格大幅下跌至1451美元/盎司的阶段性低点。此后，黄金价格一路走高，于8月达到2075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较3月低点上涨超过40%。危机救助措施先后出台并逐步落地，新冠肺炎疫苗取得积极进展，黄金作为避险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11月以来，黄金价格波动震荡下跌至1764美元/盎司，较2020年最高点下跌约18%。多重因素导致黄金价格大幅波动。美元指数是影响金价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美元指数与金价负相关。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多国采取了“封城”措施，实体经济不振传导至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市场恐慌，黄金的避险功能暂时“休眠”，而美元作为金融市场财富基准，在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时，投资者青睐囤积美元避险，造成美元指数暴涨，黄金价格出现急剧下跌。此外，黄金也是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疫情下经济活动停滞、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卖掉黄金增补其他市场上的保证金，应对极端情况下的流动性紧张，导致黄金价格进一步下跌。与此同时，3月美国股市发生四次暴跌熔断，美联储随即将利率降至零，并推出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动用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等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美国疫情反复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元指数持续下跌，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全球主要国家央行接连降息，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进一步增加，低（零、负）利率的市场环境成为支撑黄金价格上涨的关键性因素。然而，黄金价格在2020年8月创历史新高后呈现震荡下行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取得最新进展，金融市场对经济恢复的乐观情绪抬头，削弱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黄金价格下跌在所难免。短期来看，黄金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加之新冠肺炎疫苗临近、美国经济边际好转，对美元指数形成一定支撑，黄金价格短期将出现一定程度调整。长期来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存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负利率的市场环境为黄金价格上涨提供了可能。此外，财政刺激政策引发的债务问题、疫情下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加、地缘政治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将成为支撑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07英国“脱欧”谈判尘埃落定全球化与自由化有望迎来新机遇【事 件】2020年12月24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与英国达成了包括“脱欧”双边贸易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避免了“无协议脱欧”可能带来的高额成本。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起的54个月后，英国“脱欧”谈判尘埃落定，这一协议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点 评】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新冠疫情反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英欧达成了历史性的“脱欧”协议。“脱欧”协议的达成将对英欧双方长达数十年的经贸合作带来重大而深远影响。“脱欧”协议的核心是达成“欧英自由贸易协定”。英欧双方就贸易、渔业、竞争、交通等多领域做出安排，为双方重塑新双边贸易规则奠定基础。在贸易协定方面，双方将继续享受零关税、零配额的待遇，避免了贸易成本大规模增加。在此前争论不休的渔业方面，英欧商定将共同协商管理欧盟和英国水域鱼类种群的新框架。在公平竞争方面，一旦双方在既定的领域内出现纠纷，将有独立机构解决争端。在北爱尔兰边境问题方面，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并遵循欧盟法规，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继续保持开放。“脱欧”后的英国仍将面临诸多挑战。第一，短期内新规则可能扰乱双边贸易。自2021年1月1日起，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商品贸易将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面临海关检查，遵守不同的标准和规定。各界对于新达成的协议需要更多时间适应，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受到冲击。第二，英国和欧盟在金融服务领域细节还未达成共识。英国金融机构将不再享有全面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新的协议达成前，部分欧盟金融机构已将工作职位从英国转移至欧盟地区。第三，英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新的自由贸易谈判并非一朝一夕。贸易谈判将耗费大量时间，产生额外成本。新冠疫情的反弹也将增加谈判难度。“脱欧”后的英国将加快“全球英国”步伐，实现多边贸易回归。第一，英国与欧盟有望构建新型双边贸易关系。双方签署的协议关系到每年价值7470亿欧元的贸易额，英欧双方在保持庞大贸易往来的基础上，寻求共赢的合作方式将是众望所归。第二，英国与非欧盟地区有望建立独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政府在英国“脱欧”公投时提出了“全球英国”的概念，摆脱欧盟的统一政策，从而获得经贸政策自主权，“脱欧”后的英国将拥有与更多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机会。第三，英国有望进一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机制。英国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依靠多边机制解决贸易争端，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续改革中贡献力量。经过英欧双方长期协商与力量角逐，英国“脱欧”谈判落下帷幕。“协议”脱欧缓解了英国与欧盟之间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成为了英国与世界各国重塑多边机制的良好开端。英国有望迎来全球化与自由化新机遇，谱写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08巴塞尔Ⅲ推迟一年实施逆周期监管调控助推经济复苏【事 件】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2020年3月，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GHOS）宣布将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Ⅲ）的实施时间推迟一年。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也推出逆周期监管政策，助推实体经济复苏。【点 评】曾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2010年以来，巴塞尔Ⅲ的推出对全球银行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余年来，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不断提升，流动性状况持续改善，业务结构呈现去杠杆、去同业、去复杂性等特征，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显著提升。为缓解监管政策过快实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巴塞尔Ⅲ的实施设置了过渡期。其中，2010年版巴塞尔Ⅲ多数政策落地时间为2019年1月1日，主要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附加资本缓冲、留存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中央交易对手资本要求、基金股权投资资本要求等政策；而2017年推出巴塞尔Ⅲ（最终版）多数政策的落地时间为2022年1月1日，主要包括G-SIBs附加杠杆率缓冲要求、信用风险标准法（修订版）、信用风险内评法（修订版）、操作风险计量框架、CVA计量框架（修订版）、市场风险计量框架（修订版）、风险底数要求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框架（修订版）等政策。2020年4月，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GHOS将巴塞尔Ⅲ（最终版）的落地时间由2022年1月1日推迟至2023年1月1日。巴塞尔Ⅲ（最终版）的政策多涉及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即风险加权资产。若实施，会显著提升部分银行的风险密度（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该政策延迟有助于缓解银行体系的资本补充压力，促进银行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复苏。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主要经济体的逆周期调控力度史无前例，除了将巴塞尔Ⅲ（最终版）的实施时间推迟外，还出台了包括简化部分复杂监管政策实施、放松拨备、留存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监管要求，强化银行分红和股票回购监管，向银行贷款提供增信或税收减免，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采取纾困政策等系列措施，这些政策对确保疫情冲击下银行功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较好地支持了各国经济的复苏。2021年，随着疫苗研发及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疫情对全球银行业的负面冲击将逐步弱化，因疫情而放松的监管政策将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特别是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可能因疫情环境下信贷投放力度的加大而有所提高。美国、欧元区及英国很有可能取消对分红派息和股票回购的限制，银行内源资本积累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全球银行业仍将面临资本补充压力。09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亚太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事 件】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于2012年邀请亚太主要经济体共同参加RCEP谈判，旨在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经过8年努力、31轮正式谈判，RCEP于2020年末顺利签署，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篇章。【点 评】钟红（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RCEP将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RCEP覆盖了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涉及人口总量达22.7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0%；GDP总量26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3%；区域内贸易总量达10.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7.4%。RCEP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成功启动，未来将极大促进区域内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根据预测，相比协议签署前，到2025年，RCEP将推动区域内成员国的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分别增长10.4%、2.6%、1.8%。打破“意大利面碗”，RCEP助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东盟早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缔结了多个双边自贸协定，造成了亚太地区经贸网络的复杂化，形成了明显的“意大利面碗”效应。RCEP的签署有效整合了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将打破区域经济的“意大利面碗”，还将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之间已有的自贸伙伴关系纳入其中，从而可降低自贸协定给各国企业带来的制度性成本，进一步增加贸易创造效应，提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RCEP将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融合，弥合成员国间的发展水平差异。RCEP各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区域内生产要素完备等优势使得各成员国均可享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货物贸易方面，RCEP将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并通过逐步统一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以及技术标准等方式减少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方面，RCEP将放宽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规则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区域内技术、劳动以及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强化成员间的生产分工合作，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在亚太区域内的融合统一。与此同时，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成员国将利用自身经济发展优势，加大对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创新以及技术支持，逐步弥合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中国和日本首次在RCEP框架下达成近乎零关税安排，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奠定基础。中国和日本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但至今未能缔结双边自贸协定。RCEP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国和日本首次在RCEP框架下建立了自贸关系，这将加深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巩固两国关系，同时也为后期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取得进展奠定良好的基础。10中国金融市场加速开放人民币资产受全球资本青睐【事件】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将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的要求，并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允许境外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的币种和时机。【点 评】王信（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明显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多项政策开始加速落地。包括提高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额度，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入市投资的便利性等。在金融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背景下，明晟、富时罗素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把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标体系，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的努力得到国际认可。《规定》的发布将落实取消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的要求，方便境外投资者的资金汇入，为境外投资者更好参与我国金融市场提供便利，这将持续增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加速，叠加2020年国内外经济表现的差异，境外资本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人民币资产备受青睐。2020年1月至9月，境外机构共持有股票和债券资产共计5.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5%。从外部看，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遭遇严重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震荡，欧美股市波动加大，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上升。近期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出现反复，未来经济形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内部看，由于疫情防控到位，中国经济已经率先企稳，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活力增强。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9%，进出口贸易稳中向好。随着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金融市场逐步稳定，股票市场明显回暖，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2020年1月至11月，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1%左右。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的背景下，相较于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意愿继续增强。金融开放也对我国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未来，在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便利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的同时，应同步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确保金融安全。一方面，协同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不断完善和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机制，创新风险管理工具，提升金融风险识别、预防和处置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END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金融危机十年魔咒似乎无法逃避，2019年金融变局又是否真的一触即发？1月5日，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将携新书《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做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分享他从业十多年来有关货币金融演变逻辑与本质、发展规律与趋势、中国金融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的所思所想所得，并阐述货币金融需准确认知着重把握的十大要点。《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书影世界剧变，货币亦在裂变，从有形到无形，悄无声息，却影响深远。货币金融的发展，既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又经常引发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造成经济社会剧烈动荡。货币金融可谓充满神秘和魔力，似乎融“天使”与“魔鬼”于一体。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货币金融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模式仍在不断演化，其影响愈发广泛、深刻。王永利认为，世界范围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经过主要经济体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危机得以缓解，数年后经济有所复苏，但积累的问题日趋严重，十年后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世界更不太平，矛盾更加突出，危机“十年魔咒”更令人担忧。“如何准确看待和把握货币金融的本源和本质、发展的逻辑与方向，如何在推动货币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避免发生根本性、颠覆性的错误，如何准确判断和有效应对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和危机等，乃是关乎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繁荣与否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度的计划经济曾严重削弱了货币金融之作用。改革开放后，货币金融的功能逐步恢复。但金融机构真正转向市场化经营，是从1998年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将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关系从当地政府脱离出来，并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之后才起步，自2004年陆续推动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2006年开始陆续推动其股票上市，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转型才真正开始，至今只有十多年时间，历史极为短暂。王永利“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随之快速发展，货币总量从1999年末不足12万亿元，到2017年末接近170万亿元。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国家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扩张，中国货币总量、央行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与盈利水平、社会负债规模等急速扩张，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快过猛的发展同时也积累了很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诸如金融脱实向虚、资金体内循环、金融市场分割、资管业务泛滥、金融监管滞后、系统性金融风险聚集，等等，”王永利发出警示，“必须看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尚未经历真正的本土性金融危机的洗礼，甚至在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清盘后，再没有出现银行等金融监管破产清盘的案例，更没有因此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各方面对金融危机的意识和经验严重不足。”而当前国际国内局势正在深刻变化，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已成为稳中求进的头号攻坚战。王永利认为，诸多问题昭示出我国对货币金融的本质和逻辑认知不到位，整体研究和统筹把控有缺失，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关系把握不准确，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体系有偏差。这种状况与切实防控重大金融风险和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急需尽快改变，切实强化货币金融的基本认识和基础建设。“十九大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实现领先的宏伟目标，金融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发挥的作用现在距离目标要求差距甚大。因此，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加快提升金融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迫在眉睫。”王永利说，“所以当前特别需要全面反思和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与逻辑，有效掌控金融的魔力与玄机，统筹规划和科学实施国家金融战略，切实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充分发挥货币金融的积极作用，有效抑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王永利表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促使他写下《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2017年底辞去了所有外部公司的职务，主要集中精力把我的所思所想归集一下整理出来，既是对我三十多年工作经历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希望对货币金融的理论研究做一点贡献。”《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与王永利的阅历息息相关，1987年王永利研究所毕业后留在人民大学当老师，1989年进入中国银行配合当时的权威专家，全面梳理从1979到1989年这十年时间里中国银行各项业务的会计核算手续，重新编写各项业务会计核算手续。此后王永利成为中国银行财会部会计制度处的负责人，直接参与了1993年中国财会制度变革，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银行落地方案的实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彼时王永利在中国银行直接管理全球资源配置，他直接操盘带领团队来应对次贷危机到全球危机。王永利在新书中附了一篇文章《需要更深刻、更审慎的看待美国次贷危机》，他说当时在整理文件时自己都大吃一惊，“发表前一个月写这篇文章时，全球危机还没有爆发，我当时是基于对次贷危机的分析，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走势应该是什么，今天回头看，几乎这篇文章把后面10年的情况基本上都预测到了。”此后王永利也不断发言，这一次的危机是全球化背景下产能和资本大规模转移之后，必然造成过剩产生的，而过剩爆发危机之后，我们采取的就是再次在投流动性和产能。“所以能够阶段性缓和危机，但是危机绝对不可以消除。我的结论就是，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没有结束。这个话是我从2011年就一直在讲的，十年过后大家可能会发现，今天隐患又来了。”“2007年、2008年之后，我们主要的精力在应对危机上，但是过了十年以后，中国现代金融的规划好像已经非常模糊了，我们接下来怎么走、主要方向、目标怎么来推，现在急需要解决；还有金融的未来之路，特别是互联网相关技术发展对货币金融的影响，我们大量在发展区块链数字币，2018年数字币大跌，到底怎么来看这些问题？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国际金融的愿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到底怎么变，中国在这里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王永利说这是他在写作这本书时脑海中几个重要的问题。王永利最后发言表示，他认为201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调整的重要拐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从拐点出现到真正到底层，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头就是2015年，尾就是2020年，所以我自己认为2018年到2020年将是中国转型调整至关重要的三年。”“我把这些问题和思考都写在书中，希望能与专家、读者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王永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