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究好投吗

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5月20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目前美国在华银行业机构远多于中国在美机构数量，从对等角度看，美国银行业还应该对中国加大开放力度。陈卫东介绍，截至2017年底，在华的所有的金融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了1013家，相比较2012年5年增长了近5倍，外资银行的资产3.24万亿，相比较2002年增长了10倍，利润也增长了10倍。从业务品种来看，我国对外资银行不断扩大开放，从最开始的外资方面业务到人民币业务、到个人理财业务、各种托管业务，到最近开放的国债业务，还有衍生品交易。“这都说明了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应该说达到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陈卫东认为。陈卫东在介绍中国银行机构在美国的发展情况时表示，“目前我国在美只有10家银行机构。除了数量上的劣势，我国银行机构在美国要纯做非银行业务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的监管现在是趋严的，一般进入美国市场需要考虑资本充足率，需要考虑全面综合金融监管。” 陈卫东指出，对中资银行来说比较大的困难是美国的所谓反洗钱和合规的规定，我国现在在美的几家机构，大多数都面临着所谓反洗钱和合规方面的警告或罚款。除此之外，中资机构会被放在监管特别关注的名单里，在美国的新设网点会变得非常困难。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余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28日发布《2019年二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预计我国一季度GDP增速在6.2%左右，全年GDP增速在6.4%左右。二季度全球股市面临的正面因素将大于负面因素，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将继续分化发展，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整体稳定。关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报告认为，2019年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表现疲软，制造业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增速下降。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弱化情况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放缓，部分经济体可能结束加息或开启降息进程。伴随全球流动性紧缩有所缓解，二季度全球股市面临的正面因素将大于负面因素。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报告认为，随着“六稳”等政策的落地和实施，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稳定因素在增多。预计一季度GDP增长6.2%左右。展望二季度，尽管外部环境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国内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均趋于好转，预计经济有望企稳，二季度GDP增长6.3%左右，全年GDP增长6.4%左右。关于全球银行业发展形势，报告认为，2019年以来全球银行业经营环境整体平稳，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将继续分化发展，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整体稳定。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保持平稳增长，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夯实，对小微企业与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通过增强服务能力、补充服务短板等方式支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大型银行将积极通过创新资本工具，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等方式补充资本，综合化经营上更加注重重点领域的专业优势培育，更加重视风险管理。

来源：《财经》杂志中国香港、新加坡、上海是东亚地区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外资金融机构就三座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行排序，结果显示，2020年，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排位依次是：港、新、沪。展望2030年，预期金融中心的排位将变为：新、沪、港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处于紧张状态，各大领域都面临一定压力，金融领域也未能例外。那么外资金融机构如何看待这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仍然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此课题组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并得到了以下三大外资商会的支持：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通过上述三家机构，课题组对其会员单位进行了匿名方式的问卷调查。其中，日本、美国、欧盟商会反馈问卷分别为7份、9份、14份，共计30份。同时，我们还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了10场专门访谈。基于上述信息的分析、交叉验证和总结，我们尝试对开头的问题进行回答。本系列第一篇《中国金融开放：感知政策的温度》已经提到，对过去一年，外资机构普遍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改善。问卷显示：67%的外资机构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提升，仅有6%的外资机构认为开放程度有所下降。不过，外资金融机构也认为在华业务面临较大挑战。其中，有60%的受访者认为挑战与机遇一样大，甚至有23%认为挑战大于机遇。中美关系在各种挑战中占据何种位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外资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解。根据问卷数据，各项挑战的排序依次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43%）、中美关系日益紧张（23%）、合规风险（17%）、中国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13%）、其他（3%）。在各项主要挑战中，中美关系紧张位居第二位。进一步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更加突出。特别是日本、美国金融机构，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感受更为强烈，两者分别有57%、33%的比例选择了中美关系是最大挑战。同时，欧盟机构在这方面的压力感受甚弱。不过，在本系列第一篇已经提到，目前美国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感受甚至更加乐观，其在华业务并没有受到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显示了中国金融开放具有普惠性。外资机构在华面临的主要挑战：美日欧三大商会机构数据来源：课题组问卷调查。外资机构仍然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新加坡、上海是东亚地区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邀请外资金融机构，就三座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行排序。问卷结果显示，在2020年，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排位依次是：港、新、沪。展望2030年，预期金融中心的排位将变为：新、沪、港。具体而言，对排名的问卷结果取平均值，结果显示：2020年，香港、新加坡、上海的排名平均值分别为1.6、1.8、2.6。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外资机构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上海金融市场的很多规模性指标确实巨大，但是国际金融中心更强调国际化程度，而不仅仅是市场体量。另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法律体系、金融市场环境等软件方面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程度还需要提升，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限制了上海金融中心目前的国际地位。上述评价中肯而富有建设性。不过我们也认为，资本金融账户的开放还需要放到更加全局性的框架中进行深入讨论。问卷结果还显示，预计到2030年，新加坡、上海、香港的排名平均值分别为：1.7、1.9、2.3。与2020年排名相比，上海、新加坡排名均上升一位，香港排名则相应下降。其中，上海排名的平均值上升幅度最大，从2.6上升到1.9。这表明，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地位比较乐观。对港、新、沪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的投票变化数据说明：圆形中的三种颜色面积，分别是相应排名投票数量占比。同时，外资机构的预期还显示出了一定的分歧和共识。其中，对于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有较大分歧。认为新加坡在2030年将排位第1的比例为53%，较2020年的相应比例上升了13个百分点。但是同时，认为新加坡在2030年将排位第3的比例也达到了27%，较2020年相应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香港和上海的排名变化则具有较强共识。其中，认为上海在2030年将排名第1、第2的比例分别为30%、47%，较2020年的相应比例（14%、13%）均有大幅上升。这表明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的预期比较乐观。特别是上海在2030年排名第1的比例大幅上升，这说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势预期并不完全以香港排名下降为代价。沪港良性互动将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乐观预期，不仅来自于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可持续增长的信心，也来自于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较强预期和期待。例如，一些外资金融机构预期中国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在过去几年中的金融开放力度。因此，这也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上海将建成境外人民币回流的业务中心和全球人民币清算中心。上海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各类衍生品等市场，及其国际化程度都将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不过，中国的资本金融账户开放仍然需要时间。在此背景下，香港建成全球人民币离岸中心仍然面临机遇。同时，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以及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也都将使得香港金融中心受益，并且相应地对香港金融中心提出了更高要求。从长期来看，来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压力，将推动香港进一步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应当从现在国际金融产品的分销、批发中心，更多转向金融产品的创新、研发中心，尤其是离岸人民币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中心，从而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产业链中的地位，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对于世界而言香港是中国的，对于中国而言香港是世界的”。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应重新评估自身定位，更好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更为广阔内地市场的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良性互动，将共同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中国金融开放系列四）执笔人，徐奇渊、戴雨汐。这篇文章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感知政策的温度》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奇渊、郑联盛、熊爱宗、杨盼盼、韩冰、朱鹤、张佳佳、杨悦珉、钟益、祝修业、戴雨汐、邓扬眉、刘禹、张振。

8月16日，“全球新形势下的国际金融：目标与任务”——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首届）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中心、西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学术支持。就“全球金融变局及对中国的战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等专题展开讨论。以更大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在作主旨演讲时指出，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行业问题，也是经济政治问题；不仅仅是金融从业者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理论问题。他提出，要妥善应对金融市场的外部输入性风险，警惕货币的溢出效应、金融市场的振荡、债务杠杆的反弹；要关注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中国已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不可能置身事外。贸易进出口、产业链布局和投资消费都可能影响金融体系的健康。同时，还要深入研判国际政治等因素对金融活动的干扰冲击。尚福林最后表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仍需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按照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好方向，练好内功，主动作为，强化合作。一是立足国内大循环，增强金融的综合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经济全球化趋势方向，加强国际间的金融合作。 三是坚持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规则的制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讨论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包括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内的各种类型经济体都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本身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冠疫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刻更需要大胆思考，开阔视野，集思广益。他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祝贺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启动，期待论坛能够帮助深入探讨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为理论进步、政策实践和市场分析提供高质量、专业性的思想和技术支持，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从而造福于中国人民，造福于世界人民。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做了《如何应对广谱的金融危机冲击》致辞演讲。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2020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历史性变化：经济零增长和负增长全球化；负利率和零利率时代化；美国资本市场四次熔断；全球超级刺激政策；负石油期货价格。他认为，面对广谱金融危机冲击，我们不应该立足于解决眼前、本轮、本国的金融危机，而是需要新的认知框架：一是危机发生诱发因素广谱化；二是危机发展从依次传递到全面瞬间爆发；三是危机认识应该从(0,1)思维到（1,N）的连续思维；四是危机应对应该从事前预测到全过程的监测；五是危机治理应该从应对问题到改善治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表示，国际金融30人论坛启动正当时。国内外的金融格局已经和正在出现新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我国金融业正在进一步开放，美国正在全面包括金融方面对我国进行打压。这些都需要我们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开展积极研究，论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论坛进行的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政策性研究平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在视频连线中就“货币主义理论与通货膨胀”作主旨演讲，他分析了货币主义五个命题，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错误。他认为担心未来通货膨胀的威胁是正确的，但保住2%左右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其他问题可以以后再处理。因而，中国还是要坚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防未来西方国家通胀大爆发的可能性。　在金融变局中做好“自己”“全球金融变局及对中国的战略影响”专题讨论由清华大学民生院副院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郑路主持。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蔡鄂生通过对“长臂管辖”的阐释，引申提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最关键的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就“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全球金融权力竞争、中国金融开放”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金融对外开放有利于我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并提出“要加快形成以我国金融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金融双循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提出了当前产业链重构的四个框架判断，即产业链重构是不可避免的、产业链构成转移背后的逻辑、全球产业从地理集聚开始走向虚拟集聚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金融服务的三个问题，即中国的产业链重构到哪里金融就应该走到哪里、要向虚拟金融方向延伸、顺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展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中欧陆家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分析了美元制度不断创新是美元保持主要货币的重要原因；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提示了疫情冲击下的全球金融风险；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分享了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刘锡良就本轮专题讨论进行了点评。　寻找国际支付清算体系替代方案“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专题讨论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吴卫星主持。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认为，在使用美元支付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个人机构和企业遭封锁情况，一定要有非美元支付备份，并提出继续扩展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介绍了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反思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塑，认为从国内来讲，中国可以建立更高效、公平的金融体系，并可将之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方面，必须要打造一个人民币的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同时要有一套用人民币计价清算结算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王永利建议做好海外金融资产的保全工作。他首先分析了美国采取金融制裁的概况，并提出了压缩和转移在美资产及扩大金融开放的应对策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就“美国对华可能的金融制裁及应对之策”发言提出，一要谨慎自身行为、二要切实做好准备、三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对外开放，最后要在一揽子体系里思考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成思认为，中国应对金融战首先要发展好经济，其次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三是资产储备多元化，四是稳步降低自身金融风险。此外，提升国内金融机构治理能力，加强信息监测能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唐永胜从金融安全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金融是中国与外部世界高度正相关的重要领域，中国战略空间的拓展依赖于金融领域的国际互动，中国的安全风险在某些方面也来自金融领域，接受和推动构建什么样的金融标准，哪些安排我们需要规避，不仅是金融本身的问题也是大战略问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分析了美国对中国金融制裁的几种可能情形，一是全面跟踪美国可能采取的金融措施，提前考虑资产布局，尤其是外币资产的布局；二是在国内推动阻断法案，针对美国的长臂管辖采取内部立法方式；三是有效的反制措施；四是寻求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伙伴；五是为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寻找替代方案。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刘东民和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院长、教授范小云分别就本轮专题讨论作了点评。　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挑战并存“人民币国际化”专题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主持。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中心主任苟文均就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内外条件、战略定位与实现路径及数字货币助推国际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张宇燕就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开放性的重要问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认为，影响一个货币是不是会成为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因素，不是以政治和经济实力为转移的，它是一个网络效应，是人类使 用某一种产品的习惯。他还指出，在尝试区块链为基础的新的跨境支付系统建设过程中，不光要尝试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当中的作用，尤其是要支持和鼓励民间的科技公司在跨境支付体系建设过程当中发挥作用。中银证劵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就“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从市场的角度结合政策思考认为，后疫情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并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依赖。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就“清迈机制、RCEP与人民币国际化”发表看法，认为利用清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应对当前中美贸易冲突中既能实现人民币多边化安排，同时又能避免脱钩拥抱世界，这个机制应该更加充分利用。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以“全球货币体系加速寻锚”为题发言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替代美元体系，而是要参与以美元为主的体系，努力加入以美元为主、与欧元并列的三货币体系；中国需要大力推动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就对外调整时期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刘勇提出以重大、绿色项目为平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考。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院教授和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黄毅作了点评。

为更好地服务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开放创新，提升配置全球金融资源功能，营造国际一流金融发展环境，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充分发挥上海市金融学会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的作用，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于9月12日上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浦东校区召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会议由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严弘主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国际金融研究处副处长刘长青，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以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发展部总经理傅浩，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廖士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学院执行院长丁全胜，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郑振儒，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赵晓菊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吴培新教授，交通银行首席研究员唐建伟，上海黄金交易所研发部副总经理罗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研究部总监徐苏江，上海清算所研究统计部郁颖文，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研究经理陈思全，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投资部王光伟，上海期货与衍生品研究院林帆等金融机构、研究院所领导、专家、学者逾20人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国际金融研究处副处长刘长青先生发言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自2018年10月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成立以来所开展的研讨活动及研究课题。专委会成员参与完成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报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建设——从纽约联储看央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全球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研究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评估报告》等研究成果，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智库支撑。为了解专委会理事单位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看法和实践，专委会开展了“2020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若干重要问题” 的调研。朱启贵会长在会议中分享了调研结果并和与会嘉宾围绕目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优势、困难及挑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讨，进一步凝练智慧，凝聚共识，为上海于2020年顺利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献计献策。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教授分享调研报告会议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吴婷博士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情况、上海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比较等几个方面向专委会成员汇报了《2019年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教授主持的研讨环节中，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进行了气氛热烈的讨论。与会嘉宾认为从现有发展情况看，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上海的金融业发展速度居全球第一（金融业联合会《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报告》），但在整体功能和国际化程度方面与纽约、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未来，上海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行业竞争力。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教授主持讨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吴婷介绍《2019年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报告》在其成立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将继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积极联络各会员、理事单位、推广他们的经验和成果，稳步推进工作落实，充分发挥专委会的智库、参谋作用，为实现2020年将上海建成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想买新房，平时上班没时间去看房，不能全面了解楼盘的信息，怎么办？小编今天给您分享一条纯干货，置业顾问从阳江国际金融中心售楼处现场发来的新消息，请查看！写字楼投资价值有多大？？？ 我们用数据讲话——阳江国际金融中心—— 您值得拥有[拥抱][拥抱][拥抱]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李铭俊致辞。新华网上海12月20日电(王若宇)19日下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专题召开“2019上海金融研究重点课题成果发布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李铭俊、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李军出席致辞，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做课题成果发布，世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发表总结评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理事长李铭俊指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年度系列金融研究重点课题恰好反映并写照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理论凝练和实践进程，为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库力量支持。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李军指出，上海正按照国家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开放已经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大的优势。上海将积极争取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先落地，大力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落户，推动金融市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建设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稳步推进上海自贸区新片区金融开放创新，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积极营造国际一流的金融发展环境。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发布了14个上海金融研究重点课题成果。课题成果总体显示，上海已具备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其中，《上海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研究》指出，从当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和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两大主流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数的最新结果看，上海竞争力次于伦敦、纽约、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东京相当，已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课题分析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完整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但国际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集聚相当数量的国际金融机构但国际化金融人才还不够；参与主要的国际金融基准供给但国际话语权相对有限；自贸区对人民币金融计价职能的培育进展稍显缓慢。要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可以从丰富人民币金融衍生产品、推进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推进。世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总结评论指出，上海已经形成格局完整、品种完备、交易活跃的金融市场体系，具备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全部主要要素，可以说，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他强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智库的力量至关重要，要特别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和落地。来源: 新华网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枢纽，既可聚集大量国际金融资源，又可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在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全球金融中心的布局正朝着均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未来有望形成“三足鼎立”“全面开花”的新型格局。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未来可保持香港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点打造上海、深圳等新金融中心。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高效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等不断增强金融中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当前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革的基本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转移通常是经济地位变迁的缩影，伴随着有关国家或地区兴衰变动的历程。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呈现着从集中走向分散、又从分散走向集中的重要特征。从13世纪的佛罗伦萨开始，先后经历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的纽约、未来的亚太，这印证了金融中心与经济地位同步变化的特征。近年来，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特征。（一）主要金融中心保持“强者恒强”从2020年的第28期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指数（GFCI）来看，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10的金融中心分别是：纽约、伦敦、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北京、旧金山、深圳、苏黎世。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传统金融中心仍然具备极强的竞争力，综合实力较强，新金融中心尚难以对这些金融中心带来威胁。从各专业市场来看，传统金融中心在诸多领域依然牢牢占据优势地位，分项业务排名的变化也主要是在传统金融中心之间发生，新金融中心仅在少数分项业务中表现较佳。（二）金融中心数量增多，分布趋向均衡化、专业化报告中共有50个城市被银行家以及财富、资产管理专家认为是普遍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基本覆盖了全球，除欧洲和北美外，也涉及到中东、南美、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的城市，并且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曼谷等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城市，改变了过去国际金融中心集中在发达地区的现象。精细化、专业化的金融中心正在蓬勃发展，数量不断增加，不同领域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包括：马德里和卢森堡快速发展的债券市场；多伦多、日内瓦日益增大的财富管理市场；芝加哥、波士顿表现活跃的财富管理市场等。（三）脱欧事件对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长期影响英国在跨境银行信贷、外汇交易、利率衍生品交易和海运保险等方面均位居各国首位，在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证券化市场等方面也仅次于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贡献了全球15%左右的交易量。伦敦在英国金融业中占核心地位，附加值占英国金融业的一半左右。近些年由于接连受到欧债危机、脱欧事件的冲击，影响力有所减弱。一些金融机构开始迁往欧洲其他国家，苏黎世、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米兰金融中心排名显著上升，伦敦金融中心的排名由第一位降到第二位。（四）亚太地区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表现突出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来看，英国脱欧、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其他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契机。亚太地区香港、东京和新加坡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地位稳步提升。从2020年9月的GFCI排名中可以看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排名分别跃升至第三位、第七位和第九位，显示中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突出成效。二、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革前景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呈现向新兴经济体倾斜的重要特征，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稳步提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变迁的基本逻辑看，经济实力的增长通常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实力。未来全球金融中心有望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金融科技将成为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一）金融中心向亚太倾斜，有望形成“三足鼎立”格局世界经济中心转向美国后，金融中心自然从伦敦转向了纽约。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欧美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亚太地区存在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将逐步演变为美国、欧盟、亚太“三足鼎立”的局面，金融中心或也将随之出现类似的格局。亚太地区本身已拥有了较强的金融实力，东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已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使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下一个金融中心聚集区。同时，亚太地区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已具备成为区域化国际金融中心带的条件和实力。（二）欧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望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的布局具有超前的视野和意义，起点是最具活力的亚太经济圈，终点是经济实力最强、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经济圈，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经济基础最为雄厚、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欧洲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数量多、实力强，包括伦敦、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更加有利于该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欧洲拥有较强的金融实力和辉煌的金融历史，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欧洲各国在更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也能够更充分挖掘沿线的发展机遇。在巨大的金融需求下，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和实力。（三）“一带一路”沿线有望催生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沿线国家发展，更好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已经建设了众多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数百亿美元，在上缴东道国税费的同时还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区域，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普遍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多数国际金融中心空间上与沿线国家距离太远，虽然在信息化大发展的今天，物理距离已不是问题，但从实际情况上看，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仍然在发展中能够获得更多便利。目前沿线国家或地区很难形成某一国家的金融中心，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巨大的金融服务可能会催生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四）金融科技发展影响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和形态根据全球FinTech中心联盟的数据，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中也居于前列，这表明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同步发展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6月份的陆家嘴论坛上也指出，未来全球金融增长点在于金融科技，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也在金融科技。展望未来，既要持续关注国际金融中心区位的演变，还应重视金融科技对国际金融中心变革的影响。金融科技活跃的区域必将为金融中心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数字货币的出现更是可能让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态发生变革。三、中国的应对国际金融中心仍是未来国际金融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在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未来上海、香港、深圳等金融中心，应在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完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力争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 （一）发挥上海、香港自身优势，打造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重创了欧美国家的金融、贸易、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中国疫情首先得到控制，2020年1-9月我国GDP增长率为0.7%，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这体现了中国维护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实力。中国可着重打造重点城市成为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在2020年9月发布的GFCI中，上海首次晋级全球前三。2020年是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年。近几年，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得到多维度、全方位的提升，未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空间仍然巨大，上海建设一流国际性金融中心面临重大机遇，前景光明。香港作为亚太区域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具有高度商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已连续24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保持着“司法制度优良、社会风气廉洁、监管制度高效、市场自由开放”的优越环境。当下香港形势和经济金融发展正在逐步趋于稳定，应抓住机遇巩固、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二）对标、接轨国际的高标准规则，完善投资营商环境高标准规则是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上海、香港、深圳应对接高标准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优质金融营商环境，探求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一是健全金融法治环境。对内外资金融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金融活动的惩罚力度，加快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参照国际高标准实践，提高案件专业化审理水平，增强案件审判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二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整合全球数据资源，实现平台协作，对跨市场、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实施“穿透式”监管。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是支撑金融中心的坚实基础。强化金融要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任务，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三）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金融科技的发展带来金融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和金融产业的不断变革，影响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金融科技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增长点，也是金融中心的重要标志，是各国必争的战略高地，要重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201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强调以金融科技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大力支持上海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2020年1月，上海政府会同国家在沪金融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分别从全速推进金融科技关键技术研发、全面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全要素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全力推进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全方位营造一流金融科技发展环境等五大方面提出了25条新举措，通过加强核心领域技术研发、财税政策支持、金融科技高端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措施支持科创企业。（四）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助力金融中心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各经济体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占比升至2.01%，创201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点之一。中国相关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求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提高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占比。通过提高跨境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通过开展人民币利率期权等试点工作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产品，提升产品的丰富度与竞争力；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通过深化重点领域人民币结算，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二是提升对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能力。伴随配置比率的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也需进一步加强，因而应加快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通过发展人民币利率、汇率衍生品市场，不断丰富风险管理工具；通过完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降低市场风险；通过发力金融科技，推动金融监管和内部审核的协同，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五）加强与相关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交流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同沿线国家双边及多边贸易交易日趋多元，跨境融资及跨境合作更将丰富，这将产生巨大的金融需求。近期RCEP的签署更是为亚洲区域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巨大契机。中国内地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代表上海、深圳等应发挥引领作用，加快提升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服务功能，主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加强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战略合作，打造成为国内外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建设面向国际社会的要素市场，强化中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的互联互通。同时，积极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经验，加强与“一带一路”的另一端欧洲地区的合作交流，推动相关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正式启用，长三角研究型大学智库峰会在肥召开9月25日上午，长三角研究型大学智库峰会在合肥滨湖新区召开，中国科大、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等华东五校领导齐聚中科大。华东五校共同发布《长三角一体化 新科技金融》合肥共识，并为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正式入驻启用揭幕。安徽省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等出席。华东五校动作频频，乘长三角一体化之风携手腾飞9月22日，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成立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中国科大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领导一起为智库联盟揭牌。长三角高校智库负责人共同签署联盟公约。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旨在发挥高校智库的地缘优势、先发优势和智力优势，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咨政辅政、决策咨询等方面主动作为，及时回应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将打造为国际互联网金融和数理金融的引领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是合肥市政府和中国科大全面战略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的又一力作，以“数据深度，世界高度”为办学使命，以金融、大数据、国际化与交叉学科为办学抓手，打造世界一流金融学者的荟萃高地、国际化金融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中国金融的开放创新创业平台、金融产业调转促推手。中国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将充分利用合肥的区位、产业、环境优势和中国科大人才、科教、平台资源，助推合肥金融跨越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助力中国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创出安徽乃至全国政产学研合作的新典范，打造国际互联网金融和数理金融的引领者。（“瀚海星云”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