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究报告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与通讯、媒体及科技（TMT）公司并行发展，即便偶有交集但总体上仍各行其道。如今，它们之间的界限已模糊甚至共处同一赛道内，以至于这两个以前的“平行时空”开始碰撞：许多TMT公司正在申请金融牌照，金融机构也开始自称科技公司。金融科技（Fintech）是这场变革的关键词。金融和TMT行业都在借力科技，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客户体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吸引力。不仅如此，他们也在探索新的商机：纯数字化的银行提出了新的客户主张和成本模式；投资管理公司正在部署全方位定制化的智能投顾服务（robo-advice）；保险公司则在使用传感器来监测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帮助预防疾病。普华永道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数字化变革。金融科技毫无疑问会彻底改变金融业，唯一的悬念是哪些公司能善用科技并脱颖而出。在今年的全球金融科技调查中，我们收集并分析了全球500多名金融业和TMT行业高管的真知灼见。调查结果显示，赢家不仅要拥抱金融科技驱动的商业模式，还要充分结合金融业和TMT行业的优势，在范围更广阔、竞争更激烈的市场中砥砺前行。本报告探讨了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未来几年的成败要诀及可协助企业抢占先机的行动方案。PDF版本将会分享到199IT高端交流群，感谢您的支持！199IT热门报告重点推荐，可直接点击查阅2019年二手转售市场报告2019年数字支付调查报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理解航班和旅游预定趋势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金融科技报告2019年亚太地区银行业报告2019科技趋势：超越数字前沿报告：中国电商行业日系商品观察2019国际研究生成果报告2019年社会虚假信息报告了解全球内容营销的未来2019年Q3全球应用内广告报告2019年营销组织调查报告2019年感恩节报告2019年食品和农业科技投资报告2019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年全球零食状况调查报告2020年营销工具报告2019年欧洲广告程序化购买报告2019年媒体景观报告全球女性参与旅游业报告报告：解决B2B电子商务难题2019年营销技术报告2020年度全球时尚业态报告2019年碳排放差距报告2020年B2B内容营销报告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2019年11月移动报告2019年工程师报告移动大数据解决方案报告隐私悖论：客户行为和态度的变化报告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451页）2020年世界纳税报告2019年全球移动报告亚洲美妆趋势报告2019年全球保险科技报告2019年假日购物零售报告2019年α世代消费者报告2019年首席营销官（CMO）调查报告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英文版)2019年网络媒体使用调查报告2019年亚太地区消费者洞察报告2019年金融科技100强2019年英国新闻消费报告2020年全球营销趋势报告2019年最佳全球品牌报告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9年全球超级富豪报告2019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报告2019移动金融报告2019年传统电视、网络视频和流视频报告2019年全球卫生保健概览报告2019年秋季播客报告2019年日本动画制作者实态调查报告（81页）Z世代和千禧一代意见领袖营销报告2019年年中音乐报告2019年假日购物趋势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130页）报告：美国工作的未来（124页）2019全球音频消费者调研报告赢在人工智能：战略、组织行为与技术三位一体商务部：2018-2019年中国零售行业发展报告欧洲晴雨表报告：假新闻和虚假网络消息2019年应用和社交媒体使用报告(88页)2019年全球电池技术发展报告决胜95后：品牌如何搞定这一代年轻人2020年娱乐、媒体和科技趋势报告报告：数字时代的竞争2019上半年美国网络广告支出报告2019年第13个年度假日购物调查报告赢得2019年假日购物竞争2019全球最有价值高档和奢侈品牌Top50排行榜2019年SEO报告2019年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19年北美移动经济报告2019国家品牌价值100强2019年第二季度视频收视趋势报告第一方营销数据调查报告2019年第二季度优质视频广告报告2019年第二季度视频报告2019年第三版联网消费者报告2019年亚太地区电子商务报告| NOTICE |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原标题：全球金融中心版图与上海影响力能级提升在全球金融界的持续广泛关注下，“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简称“GFCI”）日益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GFCI是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于2007年3月编制首发，此后每半年定期更新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排名情况。该指数迄今发布了29期，其评价的金融中心已由最初的46个扩容到114个。以之为考察样本，可以清晰洞见全球金融中心版图的变迁。基于对近五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分析，我们勾勒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发展曲线，与之呼应的，是在全球金融中心视阈下上海影响力能级的稳步提升。上海金融强势发力“十三五”在2016年9月发布的第2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上海排名第16位，是中国内地唯一进入前20强的金融中心。2016年，恰是上海“十三五”开篇之年。上海“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这一时期是上海实现“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目标的决定性阶段。根据《“十三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到2020年，上海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基本形成公平法治、自由开放、创新高效、合作共享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从2016年到2020年，上海牢牢抓住“十三五”期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多维度稳步夯实基础，显著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功能和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表现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即是在这五年间，排名实现“进十、入五、稳三”：第22期（2017年9月）进入前十居第六位，第23期保持第六；第24期（2018年9月）晋升五强，第25、26期稳居第五位；第27期（2020年3月）位列第四；第28、29期蝉联第三名（参见“表一”）。排名提升的背后，是“十三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强势发力。这种“强势”，表征为全球性金融市场优势地位的形成：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涵盖股票、债券、期货、货币、外汇、黄金、保险、信托等全类别，各类国际性、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不断在沪涌现，外资金融机构加快布局；新开发银行、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CIPS）、全球清算对手方协会（CCP12）、城市商业银行清算公司等一批重要金融机构或组织落户上海；安联（中国）保险集团、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相继开业，东方汇理和中银理财公司成立的合资理财公司获批成立，先锋领航投顾（上海）公司、法国巴黎银行、韦莱保险经纪公司等纷纷在沪落地……近年来，中国信托登记公司、上海保险交易所、上海票据交易所、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总部等金融市场平台相继落沪。最完备的全球金融市场门类，成为上海金融中心的“硬核”实力之一。从“赶超”到“稳固”第一阵营经过“十三五”的持续精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得到国际金融从业人士的广泛认可。在第28期指数英文原版报告中，包含一份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撰写的专报材料。专报以8页的篇幅，通过数据和事实说话，概要性地呈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新情况，专报发布时冠之以“上海已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标题，足见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高度认同。而在最近刚刚发布的第29期报告中，上海再次位列第三，且与第二名的伦敦仅差一分。细看本期GFCI排名，上海无论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国际声誉等城市综合实力方面，还是在银行、投资管理、保险、专业服务、金融监管、融资、金融科技、贸易等细分领域，都排名靠前。可以说，上海已经稳居全球金融第一阵营，认定“上海已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则是水到渠成。除了全球性金融市场的传统优势，上海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与日俱增，卓越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正在形成。目前，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十的资管机构全部在沪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全国32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有29家落户上海，超过30家海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沪设立，75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获得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试点资质，48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获得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资质。在最新发布的第29期指数报告的投资管理领域中，上海排名仅次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老牌资管中心，其后发优势明显。上海金融最具潜力的另一个亮点优势是金融科技。随着2018年国内首家金融科技公司——建信金科在上海成立，中银金科、交银金科、兴业数金等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子公司相继在沪落地；2020年，汇丰金科在临港新片区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外资金融科技公司。在第28期指数中，上海在金融科技领域位居第三，而第29期则更进一位，仅次于纽约。上海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金融创新的包容环境，另一方面彰显出近年来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成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下一站，必然是卓越的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力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版”综观近五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不难发现两个信号：其一，纽约、伦敦作为老牌全球金融中心，其综合优势凸显，尤其是纽约，“头把交椅”短期无可撼动；其二，上海、香港、新加坡、东京总体处于同一等级，虽然上海近年势头强劲，但香港、新加坡、东京实力不容小觑，从分数指标看，都仅是一两分微弱差距。与此同时，有几个重要因素我们需要加以关注。一则，香港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对其金融中心评价有所影响，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排名的下滑。随着香港局势的稳定，它的全球金融中心功能地位依然不可取代。在最新发布的第29期指数中，香港仅与第三名的上海相差1分，而且香港在评级的五类竞争力领域中（即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及声誉和综合）排名均为前五位，作为老牌金融中心的基础优势明显。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了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其中与金融业发展相关的包括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以及深化并扩大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可以肯定，香港金融中心的未来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稳步向好发展。二则，英国脱欧直接传导至金融市场，对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评价有所冲击，使得其分数出现下滑。再则，新冠疫情冲击，加之中美关系紧张，使得全球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这些情况及其发展，都在对全球金融中心版图产生动态影响。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脚踏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永远是最明智的选择。下一步，上海朝着“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再出发，即全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处于进一步提升位次和能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在推动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尤其要紧抓机遇、顺势而为，依笔者见，需要重点在“三个方向”持续发力：其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从传统融资服务升级为全面支持创新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根本在于高质高效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以金融“活”水带转经济整体“一盘棋”。作为“升级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需要更精准、适配，将更倾向于关注创新发展领域，将强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增强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推进普惠金融服务能级提升。“十四五”时期，科创型企业将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发力方向，而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反过来也会推动金融效率与安全的提升，进而促进上海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其二，推动上海金融开放从要素准入型升级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海作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注重金融对外开放，近年陆续在银行、证券、保险及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开放措施，接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方向，是落实2018年底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层级，重点是国内、国际规则制度的接轨，以及金融开放先行区的创新型制度供给，制度效用具有“稳预期”的重要价值。比如，上海提出将临港新片区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这就需要推动探索更加灵活的金融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进一步支持临港新片区加快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产业，进一步支持发展跨境金融，推动提升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其三，从硬实力提升升级为软实力打造，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全局。后2020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笃定，也更自信从容。未来的上海不会太过于关注指数排名，而是持续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创新精神坚实迈进，将更多着力优化环境，在法治、服务和组织保障上下更大功夫，持续营造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具吸引力的金融生态环境。上海金融法制环境持续优化，是营商环境认可度得到明显提升的重要原因。另则，上海的经济金融绝非独立运转的体系，其根植于整个上海以及国家发展大局中，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如上海教育、医疗与文化等形成的综合优势，将构筑起上海金融发展的基石底座。（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宜信研究院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2020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指出，疫情引发的全球危机暴露并加剧了在过去十年极低的利率和经济波动环境下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如果全球经济萎缩持续更长时间，影响或比当前预期的更为严重，还将加剧金融脆弱性并进一步引发金融环境收紧，可能造成全球范围内更大的动荡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前言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给健康、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仅在三个月内，2020年的全球经济预期就从3%以上的预期增长转变为负3%的大幅收缩，远比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损失严重。这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最终影响与何时复苏高度不确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在疫情爆发后，金融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紧，暴露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些“裂缝”。由于普遍违约的预期，市场波动加剧，借贷成本飙升。包括全球美元融资市场在内的主要融资市场出现紧张迹象，历史上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内冲击。这些现象进一步引发风险：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这将给银行带来压力，并导致信贷市场冻结。金融市场长期混乱可能把金融机构拖入困境，进而导致非金融借款人信贷紧缩，进一步加剧经济低迷。为了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防止出现不利的宏观金融反馈循环，各国正在采取果断行动。各国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并通过外汇互换额度等方式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以保持信贷流向经济。这些政策使得融资市场依然运转良好，投资者情绪也出现好转迹象。监管机构正鼓励银行审慎地重新评估借款人的贷款条款，以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并利用现有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以及监管框架内的其他灵活性手段来吸收损失。各国正在通过大规模、及时、临时和有针对性的财政措施来支持企业和民众，通过暂停付款和担保信贷来限制违约。各国也通过多边合作增加对于脆弱国家的支持，IMF也正在积极支持其成员国。这些政策对于确保暂时停产不会对经济生产能力、金融体系和社会结构造成更持久的损害至关重要。一旦病毒的爆发得到控制，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促进复苏，评估和修复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失。Chapter 1全球金融稳定概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带来了历史性挑战。2月中旬，市场参与者开始担忧疫情可能演变成全球性流行病，股价从此前的过高水平大幅下跌。信贷市场利差飙升，特别是在高收益率债券、杠杆贷款和私人债务等高风险领域，以至于这些领域的发行活动基本停滞。由于全球需求走弱，以及欧佩克+国家未能达成减产协议，石油价格暴跌，这导致风险偏好进一步恶化。动荡的市场条件导致投资者转向高质量资产，避险债券的收益率陡降。多个因素放大了资产价格变动，导致金融条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收紧。主要短期融资市场出现承压迹象，包括全球美元市场，与十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市场动态十分相似。市场流动性显著恶化，包括传统上被视为深度较好的市场。杠杆投资者开始承压，据报道，部分投资者被迫将部分头寸平仓，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并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然而，市场已回补了部分下跌。为防控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全球各国当局果断地出台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定了投资者情绪。然而，金融条件仍面临进一步收紧的风险，进而暴露其他的金融脆弱性。此前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曾反复强调过这些金融脆弱性。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正面临最严峻的风暴。它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证券投资流动逆转，不论是以美元计价还是以占新兴和前沿市场GDP的比重计算都是如此。外部债务融资的减少可能使杠杆较高和可信度较差的借款者承压。这可能导致债务重组规模增加，对现有的债务处置框架构成考验。资产管理公司可能面临资金进一步外流，且可能被迫向不断下跌的市场出售资产，从而加剧价格波动。随着经济活动骤停，公司和家庭的大量借款可能引发债务困境。与过去相比，银行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流动性，它们经历了压力测试，且央行的流动性支持有助于降低融资风险，因此，银行的处境好于全球金融危机初期。然而，若出现大规模市场和信贷损失，部分国家银行的韧性可能遭受考验，它们可能因此削减对经济的贷款发放，加剧经济活动的放缓。这一历史性挑战势必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来应对。当务之急是挽救生命并实施恰当的防控措施以避免卫生体系不堪重负。各国当局需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民众和公司提供支持，正如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所讨论的。为此，全球各国当局已出台一系列的政策。2020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描述了全球各国政府已宣布的一揽子财政支持。当局有必要采取大规模、及时、临时和有针对性的财政措施，以确保经济活动的暂时停滞不会给经济的生产能力和整个社会带来持久性破坏。全球央行已采取大胆和果断的行动，包括放松货币政策，购买一系列资产，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以抵消金融条件收紧的影响并保持信贷向实体经济的流通。鉴于很多主要发达经济体目前的政策利率接近或低于零，非常规的措施和关于预期政策路径的前瞻性指引正成为这些央行未来的主要工具。在这充满挑战的时期，央行也可以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维护金融稳定和支持经济活动之间取得平衡。银行。首先，银行应将其现有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用于吸收损失和融资压力。若疫情影响范围很大或持续时间更长，并且已影响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当局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包括要求银行提交可信的资本恢复计划。当局可能还需要介入并提供财政支持——直接补贴或税收减免——以帮助借款者偿付贷款并获得资金维持经营，或者当局向银行提供信用担保。监管当局也应鼓励银行与难以偿债的公司和家庭审慎地进行协商，临时调整贷款的条款。资产管理公司。为审慎管理大规模资金外流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当局应鼓励基金管理公司在符合基金份额持有者利益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的流动性工具。金融市场。当局应采取准确、有针对性的措施，并确保政策的透明，来加强市场韧性，例如熔断机制。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正面临动荡的市场条件，应在可行情况下通过汇率灵活性来管理这些压力。对于储备充足的国家，汇率干预可以缓解市场流动性短缺，从而发挥减少过度波动的作用。然而，干预不应该阻止汇率的必要调整。在面临紧急危机的情况下，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可以纳入到广泛的一揽子政策中，但它们不能替代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整。主权债务管理机构应通过建立应急计划来应对外部融资渠道有限的问题，为更长期的融资中断做好准备。多边合作对于缓解COVID-19冲击的强度及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破坏至关重要。对于面临卫生和外部融资冲击这一双重危机的国家——例如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或正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可能需要额外的双边或多边援助，以确保在艰难的调整过程中卫生支出得以保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已呼吁官方双边债权人对低于国际开发协会业务门槛且在对抗疫情期间请求提供债务延期的国家暂停偿债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备一万亿美元的可用资源，正在积极为成员国提供支持。Chapter 2高风险信贷市场：连接各节点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高风险企业信贷市场快速扩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有所增强，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本章概述了这些市场的金融生态系统，并指出了潜在脆弱性，包括借款人信用质量恶化，承销标准放松，投资基金的流动性风险以及互联性增强。从积极方面来看，投资者使用金融杠杆和银行的直接风险敞口——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起到关键的放大作用——有所减少。私人债务市场和贷款抵押债券（CLO）市场中普遍存在长期锁定资本，因此这些细分市场的挤兑风险有所降低。在一种示意性的严重不利情景中，我们估计各银行高风险信贷敞口的损失总体上是可控的，尽管少数几家大型银行可能面临重大损失。不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损失可能会很大。考虑到目前银行发挥的作用有限，这可能削弱这些市场的信贷供给能力，加剧经济衰退。截至3月底，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危机已导致高风险信贷市场价格出现下跌（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反弹），跌幅约为全球金融危机严重程度的三分之二，这可能进一步暴露本章所强调的相关脆弱性。目前，政策制定者应该果断采取行动，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支持对企业提供信贷。一旦危机结束，政策制定者应该评估市场动荡的根源，并解决此次危机暴露出的脆弱性。Chapter 3新兴和前沿市场：管理剧烈变化的证券投资流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后，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流动急剧逆转，凸显出管理剧烈变化的证券投资流动及其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的风险的挑战。利率长期走低刺激借贷双方都承担了更大风险。证券投资资金大量涌入更高风险的资产市场，导致债务不断累积，且在一些国家还导致资产估值过高。本章定量研究了“正常”时期以及资本流动疲弱/走强时期，不同类型证券投资流动以及相关融资成本对全球和国内因素的敏感程度。分析表明，比起“正常”时期，资本异常流动时期的债券和股票投资流动对全球金融环境的敏感程度要高得多，而本国基本面对股票和本币债投资流动的影响相对较大。此外，若一国本币债券市场深度不足，当外国投资者大量参与该市场时，则会大大增加债券收益率的波动性。当面临紧迫的资本流出压力时，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降低过度波动，采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并为外部资金长期中断做好准备。Chapter 4银行业：低利率，低利润？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若干发达经济体的银行部门面临盈利能力持续走弱的挑战。在此期间，尽管宽松货币政策帮助维持了经济增长，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银行利润，但极低的利率压缩了银行净息差（即资产带来的利息与为债务支付的利息之差）。除了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给银行带来的直接挑战外，利率持续走低可能在中期内给银行盈利能力带来更多压力。我们对9个发达经济体的模拟研究显示，到2025年，这些经济体很大一部分银行部门（按资产规模计算）的利润可能都无法超过其权益成本。一旦当前的挑战消退，银行可采取增加收费收入、削减成本等措施来减轻盈利能力压力。但要完全消除这一压力，难度可能很大。从中期看，银行为弥补利润损失可能会承担过高风险。如果是这样，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会增加，为未来出现问题埋下伏笔。当局可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来帮助银行减轻过度承担风险带来的脆弱性，确保银行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信贷支持。这包括消除银行兼并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在银行风险评估和监管中考虑低利率环境的情景，以及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抑制银行过度冒险的激励因素等。Chapter 5气候变化：实体风险与股价受气候变化影响，灾难预计会变得更频繁、更严重，这对金融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股票市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关键部分。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数据丰富的平台，且敏感于长期风险的变化。这为研究未来预期实体风险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回顾过去50年，我们发现大规模灾难对整体股市、银行股和非寿险机构股的影响较为温和。不过这种温和影响也同时取决于各国的国情。保险深度的提高和主权金融实力的增强都有助于减轻大规模灾难对股市和金融机构的不利影响。虽然对气候变量及其经济影响的预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截至2019年的股市总估值似乎未反映出在多种气候变化情景下实体风险的预期变化。这表明股票投资者可能未对气候变化风险给予充分关注。除了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以外，提升保险深度和加强主权国家金融稳健性的行动将有助于缓解气候灾难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好地衡量并公布经济对气候灾难的风险敞口，以促进市场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实体风险的定价。来源丨国际国币基金组织（IMF）宜信研究院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THE END转载声明：本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及本微信公众号观点

这是关于金融服务中AI应用规模最大的国际实证研究之一，受访者包括来自33个国家的151个机构企业，其中金融科技公司占比为54％，传统金融机构占比为46％。该研究通过发放网络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果，旨在理解并分析当前AI在金融服务中应用的现状及其影响。以下为文章全文：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于2019年第2至第3季度联合开展了一项有关金融服务中人工智能（下文简称AI）的调查，本报告展示了相关调查结果。这是关于金融服务中AI应用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实证研究之一，来自33个国家的151位受访者参与其中，包括金融科技公司（占样本的54％）和传统金融机构（占样本的46％）。该研究也得到了安永和美国景顺集团的支持。该研究旨在理解并分析当前AI在金融服务中应用的现状及其影响。该研究通过发放网络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果。该研究全面地展现了当前金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将AI应用于金融服务，AI如何推动多元的商业模式，AI如何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AI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战略性作用。研究结果也展现了全球金融服务供应商如何应对AI的应用带来的风险和监管上的挑战，以及AI对竞争格局和就业情况的冲击。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有望改变金融服务业许多不同的范式。这些变化体现在：如何利用数据产生更多可付诸实施的洞察；商业模式创新（例如，将AI作为一种服务出售）; 大型科技公司的出现和业内的整合使得竞争环境发生的变化；AI对工作和监管的各种影响；AI对风险和偏见的影响；颠覆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随着许多公司开始运用AI来提高盈利水平并扩大规模，AI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速度明显加快，带来了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影响。这项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短期内，人工智能有望成为金融服务业中必不可少的商业驱动力，有77％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两年内AI对其业务具有高或者非常高程度的重要性。尽管目前，人们认为AI主要是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具有高度的战略关联性，但许多传统金融机构希望在两年内也能加大AI的应用，迎头赶上。随着AI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其在关键业务功能中的应用也更为广泛。大约64％的受访者预计，在未来两年内，AI将在许多业务中得到应用从而实现增收，这些业务包括：新产品和新流程、企业流程自动化、风险管理、客户服务以及新客户的开发。目前，只有16％的受访者表示AI在上述所有业务中都得到了应用。 当前，风险管理是AI利用率最高的领域，利用率高达56％，其次是通过新的AI辅助产品和流程来实现增收，利用率为52％。但是这些公司预计，在未来两年，后者会成为最重要的AI应用领域。AI有望成为在金融服务业特定领域中制胜的关键。例如，它将成为资产管理者投资回报的主要驱动因素。贷方普遍希望通过AI辅助的信用分析获利，支付供应商则希望加大AI在客户服务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应用。 随着AI领导地位的竞逐，高投入者计划进一步增加其研发投资，高低投入者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扩大。这样的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似乎是基于投资AI带来的超线性增长的收益，一旦AI投资达到研发支出约10％的“临界”水平，就会产生超线性增长的效益。 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金融科技企业在利用人工智能方面似乎有所不同。金融科技企业更多地倾向于创建基于AI的产品和服务，采用自主决策系统，并依赖基于云技术的产品；而传统金融机构则主要专注于利用AI来改进现有产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AI对金融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更加积极的影响——在受访者中，30％的金融科技企业表示AI能带来盈利能力的显著提高，而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这个比例只有7％。 金融科技正日趋广泛地将人工智能支持的产品作为服务出售。市场上的成功实践证明，通过基于更大、更多样化的数据集提供不断改进的AI驱动的服务并且吸引人才，出售AI服务可以使大型组织产生“ AI飞轮”（自我推动的良性循环）。 人工智能领域领导者通常会为AI的实施和监督建立专门的、以数据分析功能为主的公司资源，来和现有的IT部门合作。平均而言，他们还会使用更复杂的技术来实现更复杂的AI使用场景。 利用好AI优势的关键在于用另类数据集产出新颖的洞察，60％的受访者在AI应用中会使用新的或另类形式的数据。最常用的另类数据源包括社交媒体，支付供应商数据以及地理位置数据。 传统金融机构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取代其组织中近9％的工作，而金融科技公司预计人工智能将使其员工人数增加19％。在调查的样本中，这意味着传统金融机构预计将净减少约336,000个工作岗位，而金融科技企业中会增加37,700个。其中，投资管理部门的削减幅度预计最高，5年内将净减少10％，10年内净减少24％。 无论对于什么样类型部门和企业，数据的质量和获取、人才的招纳都是开展人工智能的主要障碍。超过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上述因素对自己构成了障碍，而诸如硬件/软件成本、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成熟度等方面的障碍似乎更少一些。 近40％受访者认为现有法规阻碍了人工智能的应用，而认为法规具有促进作用的调查对象仅略超过30％。企业组织认为阻碍最大的是涉及管辖区与实体之间数据共享的法规，也有许多组织认为规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负担。中国企业对监管影响的评价往往比美国、英国或欧洲大陆的企业更为积极。 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预计会加剧某些全市场范围的风险和偏见，至少五分之一的公司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缓解这些困难。企业尤其担心AI会增加决策时的偏见，或通过资源共享使自身暴露于大数据以及隐私方面的违规风险之下。然而，许多公司在AI实施中引入风险和合规团队，这部分公司对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更有信心。 与复杂的解决方案相比，建立已久的简单机器学习算法应用更加广泛。尽管如此，许多调查对象仍计划在两年内实现通常来说涉及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和计算机视觉。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将利用AI能力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技术巨头”（指大型科技公司，如谷歌、脸书、腾讯、阿里等）视为主要的竞争威胁。本栏目由金融科技50人论坛与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共同出品编译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编辑 郭瑞华来源 CFT50研究、金融科技研究责编 金天、蒋旭监制 安然、魏唯点击查看近期热文海外之声 | 危机之下银行体系将充当强大力量源泉周末读史 | 银价低落与我国经济界全体之关系IMI锐评 | 货币政策需更加适度，政策取向将有所微调视点 | 贲圣林：为什么应将金融科技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鄂志寰：“债券通”提升港金融业国际辐射能力欢迎加入群聊为了增进与粉丝们的互动，IMI财经观察建立了微信交流群，欢迎大家参与。入群方法：加群主为微信好友（）,添加时备注个人姓名（实名认证）、单位、职务等信息，经群主审核后，即可被拉进群。欢迎读者朋友多多留言与我们交流互动，留言可换奖品：每月累积留言点赞数最多的读者将得到我们寄送的最新研究成果一份。关于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国际货币网：http://www.imi.ruc.e.cn微信号：IMI财经观察理事单位申请、学术研究和会议合作联系方式: 010-62516755 imi@ruc.e.cn只分享最有价值的财经视点We only share the most valuable financial insights.

9月26日，首届外滩大会迎来收官，在上午举办的“浙江大学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论坛”上，浙江大学-蚂蚁集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共同发布《2020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日本、德国、荷兰和法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排名前十的国家。其中，中国上海、北京、深圳、杭州与美国的旧金山（硅谷）、纽约、芝加哥，英国的伦敦共同跻身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第一梯队，中国城市占据半壁江山。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表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三巨头：中国、美国、英国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各领风骚。比如，中国以市场拉动，重金融科技应用与体验提升，金融科技用户排名全球第一，人口总量有绝对优势，数字支付用户全球最多，超8亿人。“而美国为技术驱动，重原创技术的创造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能力及数字基础设施全球第一；英国则是规则推动，重监管体系完善与整体生态优化，具体而言，英国首创全新监管模式-监管沙箱。正是市场拉动、技术驱动、规则推动这三驾马车造就了三国不同的模式。”贲圣林说。《报告》认为，未来的金融中心一定是金融科技中心已成为全球共识。自2016年起，新加坡每年举办金融科技节，仅2019年参与人数便超6万。中国香港1999年设立香港数码港，去年推出“金融科技合作平台”等措施，争做全球创新科技枢纽。上海今年更是接连落地多个关于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金融科技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大世界级的金融科技高地：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引领城市，金融科技发展优势明显，且其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这五大生产要素上的禀赋堪称中国顶配，已拿下五个第一。具体来看，土地方面，上海引领的长三角城市群为总面积亚洲第一大城市群；劳动力上，上海数字人才及高端金融人才（CFA持证人）数量均为中国第一，后者占全国的36%；资本上，上海是中国第一个3万亿GDP俱乐部成员；技术上，上海地方公共财政科技支出位列全国第一；而在数据方面，上海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工作中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在上海布局丰富，上海正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有望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弯道超车。贲圣林称，未来，上海金融科技发展要聚焦产业，即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兴技术，芯片、算法、云计算等基础技术，布局安全高效的信息与数字基础设施；在金融科技应用方面，发展支付结算、智慧银行、智能投顾等金融业态；同时，加快形成金融科技集群，优化“两城、一带、一港”空间布局。值得一提的是，大会期间，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8），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三，实现历史突破，与第一名纽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22分，尤其在金融科技评分章节，上海连续4期排名前三。

来源：金融界网站2019年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的环境依然复杂，内、外因素扰动给中国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更多地不确定性，为关注这些新变化，向世界讲述中国金融故事，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会议现场发布了《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当下和未来的金融形势进行展望。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会议现场介绍了《报告》主要内容，他从导向、结构、功能三个维度阐释了金融如何回归本源，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市金融党委书记、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郑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邢炜先后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主持《报告》发布环节。 导向：问题导向决定金融政策导向陆磊指出，《报告》覆盖了货币与金融，国内和国际，稳定和发展各个维度。 他介绍，《报告》分析了中国持续存在的三个“两难”问题：一是金融业增加值已经包含了风险溢价，面临着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二是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融资贵的“两难”；三是加杠杆则引至未来风险进一步膨胀，而严监管、去杠杆则可能使当下风险显性化的“两难”。 结构：发展直接融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环节 陆磊表示，针对上述三个“两难”问题，《报告》给出了解决方案：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使我们摆脱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困境，流动性分配与实体融资的困境，加杠杆需求与去杠杆要求的困境。” 具体来看，《报告》指出发展直接融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法治保障，这就要求完备法律体系，严谨立法过程，同时完善公正司法程序和裁判执行系统。二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序解决利率双轨制和定价失灵问题所导致的刚性兑付。 功能：依靠改革、开放让金融回归本源“发展直接融资当然是治本之策，是实施金融政策推动金融发展的长期导向，但是不能忽视短期，不能忽视治标的重要性。” 陆磊强调，要依靠改革、开放让金融回归实体和管理风险的基本功能，政策制定既要着眼长远，又要针对当下， 在短期仍需要在现有金融结构框架下推动金融业发挥服务实体和管控风险两大职能。 陆磊认为，《报告》是年度金融政策实录，也是对政策得失的价值判断，也还是优化政策的建议。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其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 《报告》发布后，郑杨、邢炜先后对其进行点评。 　优化政策建议 建设良好金融生态郑杨指出，《报告》从各个方面对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比如，《报告》建议要改革和完善上市制度，通过建设开放、透明、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比如，金融监管方面，《报告》建议要界定好监管边界，加强统筹协调，更好地防控风险。 “上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环境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聚集了一大批金融机构，未来上海将以建设全球人民币市场为核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确保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定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郑杨在点评中重点提到了《报告》的建言在未来上海市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报告》的建言有助于帮助上海建设一个良好、安全的金融生态环境。 　解决自身问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报告》对上一年度经济、金融情况和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判断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邢炜在点评中指出，《报告》在国内、外有一定的权威性，是中外读者了解中国金融的一个重要窗口。 同时，邢炜在点评中也对我国如何管控贸易摩擦下的金融风险提出意见。他认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促发展和防风险应该提到同样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 “只有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成功应对各项压力。” 邢炜举例介绍，尽管各界认为银行业和保险业运行稳健，风险总体可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所增强，而且银行业和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但保险业还可以努力往高质量发展阶段进步。

来源：新浪财经11月3日，亚金协第三届产业金融国际会议在沈阳成功召开。在社会相关各方共同见证下，亚金协成功发布了《全球产业金融观察报告（2020）》。《报告》发布仪式由亚金协秘书长陈克文，沈阳市市长姜有为，产融委主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章更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高伟，产融委常务副主任单位、日本瑞穗银行（中国）行长石原至，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副总评估师韩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共同启动；由产融委办公室主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李钺致发布词。报告的主题是如何建立金融支持知识产权的机制。在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亟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势不可挡。知识产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资本，是推动创新的有力抓手，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提出了创新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以此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新优势。知识产权资本化是发展趋势，也是构建知识产权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如何有效促进知识产权融资的良性发展，对于培育国家经济增长新动能，开展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报告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为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抢得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先机，积极制定创新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成为当前全球各经济体的共识。知识产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已经成为当今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核心要素。一方面，知识产权是保护企业技术创新不受侵犯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带来的产业附加值可以帮助企业形成有利的经济优势，进而促进企业不断深化创新。知识产权资本化有利于促进形成企业盈利与保持创新活力的良性循环，是实现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报告第二章主要从理论角度介绍知识产权融资机制及主要挑战。知识产权是人们依法对自己的特定智力成果、商誉和其他特定相关客体等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融资则指公司利用无形资产等获取信贷的过程，即知识产权资本化。在资本化过程中，知识产权融资以资金需求方、资金供给方、中介服务机构及监管方为主体，采用质押、证券化、信托和产业基金等模式完成融资。然而，现阶段中国知识产权融资仍面临诸多难点和挑战，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价值存在不确定性、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困难、知识产权融资管理体制不健全等。报告第三章重点介绍了知识产权融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是知识产权融资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包含科学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完备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以及合理的知识产权融资风险评价与风险分担机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对于挖掘企业潜力意义重大，当前主要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根据被评估对象而精准施策。知识产权交易是知识产权资本化的关键环节，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是各类知识产权主体从事知识产权交易的专业场所，包括有形场所、线上市场、市场运行规则等，以提供能力交易、知识产权许可转让、产权交易以及综合配套等服务。有效的风险评价与风险分担可以保障知识产权融资顺利开展，一方面，建立知识产权融资的风险评价机制，主要包括辨别风险来源、选择风险评价方法与设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形成银行、担保机构、中介机构、保险机构等进行风险共担的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和分散风险。报告第四章从实践层面介绍了知识产权融资发展的国际经验。报告选取市场推动型的美国、政府推动型的日本、构建知识产权金融工作生态体系的韩国、典型知识产权融资风险分摊模式的德国，以及采取多方位支持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的英国，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际上推动知识产权融资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有益经验。通过总结各国经验，发现一些共性，总结为两大方面，一是政府对知识产权融资高度重视并提供制度政策保障，二是建立合理的风险控制与分摊机制。政府支持又可划分为五项：一是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二是贴息奖补鼓励金融机构参与；三是搭建知识产权融资沟通与服务平台；四是建立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和贷后管理机构；五是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帮助中小企业知悉知识产权和为创新企业启动发展营造相对有利的政策环境。报告第五章主要聚焦中国知识产权融资实践。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有效结合、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我国的知识产权融资内涵日益丰富。知识产权质押作为最主要的模式，2019年中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超1500亿元。除此外，投资基金、信托以及证券化等知识产权融资的新形态不断涌现。从顶层设计角度，国家相继出台多项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的法治政策条例、鼓励融资模式创新并支持民营小微科创型企业发展。通过财政风险补偿、贴息补费、专利保险等措施形成以政府引导推动为主的风险分担机制。各地结合自己的经济发展特点，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融资产品与服务创新、多方机构合力支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三大类，涵盖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投贷联动、知识产权基金等多种投融资方式，充分融合担保、保险、财政资金等风险分担作用，形成了由点及面、初具规模的知识产权融资新局面。报告第六章回顾当前知识产权融资发展现状提出相关结论，并针对未来趋势提出五条建议。结合理论研究基础和国际先进实践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五条主要结论：发展壮大知识产权新优势是主要经济体的共识，知识产权资本化是实现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完善风险管理是解决知识产权融资难题的关键，加强政府引导是营造良好知识产权融资环境的保障，金融创新是推动知识产权融资发展的重要抓手。根据以上结论及我国特色情况，研究提供五条政策建议：一是促进金融机构创新合作推动市场化融资，增加直接融资渠道；二是建设科学的知识产权融资风险评价体系，建设科创型企业风险评价体系，培养专业水平高的复合型人才；三是完善知识产权融资风险分担与风险处置机制，建设活跃健康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四是运用金融科技提高知识产权融资效率，搭建相关交易信息数据集合平台、分析平台以及建设银行数字化知识产权融资线上平台；五是强化政府在知识产权融资中的重要作用，提供有效的顶层设计指导及监管制度，防范金融风险。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6年的历史方位上，“世界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仍备受关注，答案也越来越清晰，共识越来越多。近期，一份来自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了“一带一路”相关区域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共涉及71个经济体的1964个城市，得到结论认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使全球贸易运输时间平均减少1.2%到2.5%，从而使贸易总成本降低1.1%至2.2%，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来说，运输时间减少幅度为1.7%至3.2%，贸易成本降低幅度为1.5%至2.8%。受益最明显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成本降低可达10.2%。报告认为，单就2019年而言，“一带一路”合作使得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少提高了0.1个百分点。该报告还指出，上述结果仅为基于道路连通情况所做的计算，如果考虑到贸易便利化、管理水平提高等其他因素，“一带一路”带来的效益会更加显著。这份报告可以看做对“一带一路”带来贸易成效的一份评估，实际上只涉及“贸易畅通”和一部分“设施联通”，但已经颇为可观。报告揭示出一个当今世界变化趋势：“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正在使贸易成本不断降低，而这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主要西方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政策方向性剧变趋势，导致二战后曾长期作为国际贸易体制基础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受到巨大冲击，其显著后果是贸易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国际贸易总量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全球化浪潮出现“逆流”。当今世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比过半并继续提高，经济发展态势“东升西降”。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中的“上层建筑”如规则体系、金融渠道、组织架构等却仍在按照以北大西洋两岸为中心市场的模式运行，这就导致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市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经济联系不畅，并且往往必须“绕道”依赖发达国家的经济环节来相互沟通，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通常要借助美元和西方金融机构才能相互贸易。这就使得“高成本世界”成为某种常态。“一带一路”合作把当今世界最具增长潜力的区域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不断延伸的大市场，仅就“减少绕道”这一条，已经可以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降低。何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数属于所谓的“价值洼地”，即由于同国际市场对接不畅而产业估值普遍偏低的地区，一旦使之连入包括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国际市场，必将释放区域性的低成本优势，在提高自身收益的情况下，带来国际市场整体成本降低。世界历史上，经济运行成本较低往往与物价稳定、经济繁荣相联系，而经济运行成本较高则与通货膨胀、经济低靡相联系。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正在通过打造低成本经济带为世界未来提供新的选项。（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来源：新浪财经在9月26日上午举办的外滩大会“浙江大学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论坛”上，浙江大学-蚂蚁集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共同发布《2020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日本、德国、荷兰和法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排名前十的国家。其中，中国上海、北京、深圳、杭州与美国的旧金山（硅谷）、纽约、芝加哥，英国的伦敦共同跻身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第一梯队，中国城市占据半壁江山。《报告》认为，未来的金融中心一定是金融科技中心已成为全球共识。自2016年起新加坡每年举办金融科技节，仅2019年参与人数便超6万。香港1999年设立香港数码港，去年推出“金融科技合作平台”等措施，争做全球创新科技枢纽。上海今年更是连发多条关于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金融科技人才引进等相关的政策。今年以来，科技企业纷纷在沪落子，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力不减的有力注脚。由支付宝、蚂蚁集团主办，上海市政府指导的全球金融科技高级别会议——外滩大会在沪举办，聚集了全球超500余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企业家、技术大咖，共同探讨最前沿的金融科技技术及商业落地。《报告》还显示，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大世界级的金融科技高地：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引领城市，金融科技发展优势明显，且其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这五大生产要素上的禀赋堪称中国顶配，已拿下五个第一，分别是，土地上，上海引领的长三角城市群为总面积亚洲第一大城市群；劳动力上，上海数字人才及高端金融人才（CFA持证人）数量均为中国第一，后者占全国的36%；资本上，上海是中国第一个3万亿GDP俱乐部成员；技术上，上海地方公共财政科技支出位列全国第一；而在数据方面，上海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工作中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在上海布局丰富，上海正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有望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弯道超车。“以科技激发传统金融，是上海超越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一把钥匙。”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认为。无独有偶，昨天发布的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8）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三，实现历史突破，与第一名纽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22分。尤其在金融科技这一评分章节，上海连续4期排名前三。附件：2020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