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

国际金融通讯（2020年第11期，总第11期）■编译：贺怡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审校：胡志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PIIE萨默斯对下一届美国财政部的建议PIIE副理事长萨默斯认为，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将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未来财政部需要解决的问题覆盖了经济、金融的各个方面，包括维持金融稳定、重建宏观政策体系以及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萨默斯认为财政部部长有三个主要任务。第一，财政部长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国际经济外交，统一主要国家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加强国际上的合作。萨默斯指出，国际经济有效运行不仅需要常态的国际合作，更需要危机下主要国家达成共识。因此，当前的疫情需要在多个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1）在对疫情的防治手段以及筹资上达成共识，为经济复苏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基础；（2）共同促进总需求；（3）美国应该通过支持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私人部门借贷的方法，帮助新兴市场减轻债务压力。为了实现这些合作，财政部长应当敦促总统与G20领导人在2021年第一季度共同起草全球包容性增长协议。第二，财政部长应当着手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促进国际社会在新宏观政策上达成共识。一方面，尽管预算赤字非常大，但利率仍处于下限，这表明全球的宏观经济问题在于在私人投资机会缺乏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不能有效地吸收和利用私人储蓄。这一问题将从根本上引发过度杠杆、资产泡沫、增长迟缓和通胀低迷这四点问题。另一方面，当前的货币政策远不如过去重要。货币政策依旧可以紧缩信贷，或者缓解金融恐慌，但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当前，维持需求、保证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和避免过度的外部失衡都将取决于财政政策的实施。因此，财政部长需要引导世界走向新的经济稳定观，强调持续就业不足的风险以及财政政策的重要性，重视低利率环境下更大的赤字空间，并在不增加政府债务负担的情况下，推进财政政策改革，拉动需求。第三，财政部长要明确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帮助美国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为其他国家做慈善，更不是为美国精英阶级服务。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帮扶在国外运转的金融企业，而在于打击监管套利以及管制竞争。应当积极联合法国等认同高利润公司不应采用各种手段进行避税的国家，平衡企业的税收负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美国不应签署新的贸易协议，也不应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应该继续实施现有的贸易协议，并在金融和技术等领域推行行业监管[1]。[1] Lawrence H. Summers, “Memo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n Priorities for the US Treasury,”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memo-biden-administration-priorities-us-treasuryBIS为何此次疫情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响应与以往不同BIS发表专题报告，对此次疫情冲击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响应进行了分析。面对金融危机，新兴市场经济体（EME）的央行通常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阻止大规模资本外流和货币大幅贬值，但是今年3月至4月，面对新冠疫情，EME的央行选择降低政策利率，大力放松货币政策，以支持国内的经济活动，部分EME甚至采取了资产购买项目。报告通过比较当下的新冠疫情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5年的压力期（Stress Period）指出，政策响应的不同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不同于其他金融危机，疫情期间，EME的宽松货币政策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一方面，大多数EME处于经济周期的低点。2020年初，大多数EME的通胀率都低于或仅略高于目标，短期通胀预期也基本接近通胀目标。在疫情的影响下，产出和通胀水平急剧下降，低迷的经济更趋恶化，但也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EME通胀的结构性改善也支持了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EME的央行获得了更多信誉及独立性。央行的制度进步降低了全球和国内通胀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促使长期通胀预期向央行目标靠拢。因此，通货膨胀变得更加稳定，央行能够通过放松货币条件来缓冲产出下降。第二，美联储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迅速放松货币政策，抑制了美元的升值，确保了全球金融条件的稳定。尽管报告通过对比指出，这三次危机事件的性质不同，但是这三次危机都对金融市场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金融环境收紧和货币大幅贬值将增加尾部风险，但新冠疫情下（2020年3月）大部分国家的尾部风险却相对较低，报告认为，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此次危机时，美元走势不同于之前的走强，进而缓解了其他国家的金融状况，并为货币政策的国内目标提供了空间。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此次危机中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货币政策，突破了央行作为最后做市商这一职能，使得美国长期利率在今年3月份达到最低水平，美元指数逐渐走弱。因此，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持续提供跨境贷款，改善了EME国家外部融资环境。随着金融市场企稳，EME国家央行在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情况下，也得以大幅度降息。第三，在此次疫情中，EME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呈现出互补的关系，并且两种政策的实施都更加激进。一方面，在大多数EME中，政府对借款人实施了全部或部分补偿以及贷款担保，这就使央行隔离了一部分借贷风险，也支持了央行的业务独立性。央行得以放宽信贷条件，促进了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央行资产购买和流动性支持减轻了本币主权债券市场投资组合外流的压力。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购买减轻了财政政策的负担。报告最后指出，尽管当前EME在政策上已有所改变，但是前景并不乐观。第二次疫情以及经济衰退的加剧可能会为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带来更大的压力，货币系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持续累加的政府债务也可能导致主权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升，政策空间将会变小[2]。[2] Ana Aguilar, Carlos Cantu, “Monetary Policy Response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Why Was It Different This Time?”, https://www.bis.org/publ/bisbull32.html美联储美联储发布金融稳定性报告美联储于11月9日发布金融稳定性报告。报告从四方面分析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第一，资产估值。自今年5月以来，资产价格普遍上涨。各市场资产价格的上涨很可能反映了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低水平。由于疫情具有高不确定性，资产估值难度较高。如果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或经济复苏减弱，资产价格很可能大幅下降。第二，企业和家庭的借款。在疫情之前，企业所欠债务相对于GDP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然而，在疫情期间，企业继续加大借款幅度。同时经济活动减少，企业收入下降，偿贷能力进一步下降。在疫情之前，家庭债务相对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但疫情后，许多家庭面临失业问题，收入下降。因此，贷款违约可能会上升，导致经济损失。截至目前，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压力已经被大量政府贷款、救济项目以及低利率政策所缓冲，但由于部分企业和家庭受到的冲击远大于平均水平，所以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脆弱性分布不均匀，这又将形成另一个风险挑战。第三，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尽管疫情对银行的韧性造成了冲击，但是银行资本保持充足。证券公司的杠杆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过寿险公司的杠杆率处于2008年后的高点。今年上半年，市场波动较大，资产价格下跌，市场流动性恶化，对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目前，这些压力已经被美联储的政策（包括美联储资产购买协议及紧急借贷便利）所缓解。第四，融资风险。当前银行融资风险保持在较低水平。因为银行对短期批发融资依赖程度较低，并持有大量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所以流动性问题对银行的冲击较小。同时，2020年第二季度，大量存款流入银行，进一步降低了银行的融资风险。然而，货币基金和债券型共同基金的借贷风险则较高，主要是因为这些部门面临资金大量赎回的问题，因此特别需要紧急借贷便利的援助。报告还指出，疫情和经济活动的前景依旧不明朗，短期内疫情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依旧较强。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比预期中长，那么美国经济将受到下行压力，金融系统风险增加[3]。[3]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financial-stability-report.html欧央行后疫情的银行联盟及资本市场联盟欧央行副主席路易斯·德金多斯发表演讲，强调了银行联盟(Bank Union)及资本市场联盟(Capital Market Union)的重要性。他指出，疫情持续对经济和金融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为金融部门带来了三点风险：公共及私人部门债务不断累积；银行预期信用损失增加，盈利能力减弱；非银行金融部门承受更多风险。对此，德金多斯认为欧洲应当继续发展统一的金融系统。其中，第一要务就是完善银行联盟。银行联盟应该包含三个部分：（1）拥有欧洲共同的单一处置基金(the Single Resolution Fund)备选方案；（2）找到完善监管框架的明确方法，来帮助银行解决疫情带来的问题；（3）拥有统一的欧洲存款保险计划。欧洲现阶段主要有三点问题。第一，缺少欧洲存款保险计划意味着存款人保护完全依赖于银行所在地的国家存款保险计划。国家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竞争环境的不公，即成员国间不同的财政实力会直接导致存款人对其信心不同。第二，由于公共财政可能被当作国家资金的备选方案，因此持续依赖国家存款保险计划可能会加剧银行主权的“厄运循环”(doom loop)。第三，对于集中监管、银行联盟以及国家存款保险计划的不一致意见。在疫情前，起草欧洲存款保险计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疫情后，这一计划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该计划可以加强银行系统的信心，保证金融稳定性，并防止银行陷入“厄运循环”。统一金融系统的第二要务则是建立真正的资本市场联盟。德金多斯认为，资本市场联盟的创立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对欧洲内部来说，完善的资本市场联盟可以尽量动用私人资金，以弥补政府融资和银行融资由于疫情压力而导致的不足，这将在后疫情经济恢复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联盟还可以提供更完善、更多样化的融资条件，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并推动经济绿色化、数字化的进程。从国际角度看，更完善、更统一的欧洲地区资本市场可以使各国国内金融市场更加强劲、流动性更好，从而提升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4]。[4] Luis de Guindos, “Banking Union and Capital Market Union after COVID-19,”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112~0913fc32f3.en.html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并下载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11月28日上午，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发布《2019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发布现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宗良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将更趋复杂。多边贸易摩擦演进路径存在变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还将延续，全球经济或已进入本轮复苏的尾部阶段。同时，他也分析称，中国经济处在“大调整”关键时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实体和金融、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等之间正在进行大分化、大调整和大融合。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GDP增长6.5%左右，较2018年小幅放缓。记者也注意到，此次发布的报告也针对2019年经济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明年新政利好消费稳定增长。新一轮个税改革将助推居民增收，新一轮个税改革将起征点调高至每月5000元，这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幅度更大，增收效果较为显著，而其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将支撑消费增长。此外，报告还指出，明年稳投资政策频出，投资增长或将有所加快。2019年，支撑投资增长的因素包括：一是一系列稳投资政策相继出台；二是补短板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特别是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将加大；三是民营企业获得各方面更大支持。每日经济新闻

说到国际金融专业，相信大家并不会太陌生，毕竟近十多年来，金融学的热门大家都有目共睹，是公认的有发展前途的专业。国际金融专业是金融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培育既熟悉国内金融业发展状况，又了解欧美发达国家金融业的现状的外向型、复合型金融人才。热门归热门，金融学类专业近几年的整体就业情况不算太好，学的人多了竞争就大，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内外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多重影响，如果不是名校毕业、高学历毕业或者家里有实力，毕业后想找一份相对可观的对口工作并不容易。因此，学国际金融学专业，如果本身家境一般的，那就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考上好一点的大学，或者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历，以提升竞争力，这是当前不得不承认的社会现实。那么，国内开设国际金融学专业中的众多高校中，目前学科实力较强的大学都有哪几所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第一阶梯的国家重点大学，文理科综合实力强，它的金融学学科实力和影响力在国内均是数一数二的，为我国培养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金融行业人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对金融行业比较熟悉的人，应该对五道口并不陌生，它来头不小，是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强强联手共同创建起来的，以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生部，所以实力不俗！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大也是名气非常大的名校，因坐落在国际性金融大都市上海而受益颇多，地理位置优势非常明显，虽然它的国际金融学学科实力不是特别突出，但依然非常值得报考!西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位于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省成都市，也是一所金融学领域实力比较强的财经类大学，它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金融学为重点的大学，被称为“中国金融人才库”。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简称央财，在财经类大学中综合实力是数一数二的，是财经类院校里唯一一所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大学（应用经济学），它在金融学领域同样有着不错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学专业最好的大学除了以上的这5所大学以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等都是在金融学领域比较知名的大学，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学国际金融学不但要求数学要好，对英语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所以，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那么，对于国际金融学专业，你是否有其他的看法呢？欢迎大家留言一起讨论。

中国银行研究院、金融时报社联合评出2020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前言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破题之道——2020年全球经济金融回顾与展望中国银行董事长 刘连舸2020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同步宽松，政府债务水平再创新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再起，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全球失业率高企，消费拉动引擎受损，经济复苏的动力何在？疫情造成全方位冲击，全球经济从正增长轨道转向深度衰退。2020年，全球实际GDP将萎缩4.4%。各国失业率高企，超过95%的国家人均收入倒退，低收入群体受到严重冲击，约有1亿人口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全球减贫进程20年来首次出现倒退。居民信心受损、消费能力减弱，经济复苏之路充满坎坷。第二，全球引发流动性危机，资产价格大跌之后快速反转，股市创新高的基本面何在？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年初，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加速收缩，各类资产遭到全面抛售，价格下跌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历史罕见。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尼等十余国股市触发熔断或停牌交易。年中，金融市场逐步走出流动性危机。随后上演的是，美国股票市场在经济深度衰退背景下屡创新高，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之势愈演愈烈。第三，全球开启非常规货币政策，央行创新工具突破传统职能边界，“标本兼治”的良方何在？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推出利率调控、前瞻性指引、流动性支持新机制等一系列货币宽松工具。美联储等中央银行超越“最后贷款人”职能范围，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深度扩表入市。各国货币政策在非常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是偏重短期效果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阶段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大规模流动性释放，埋下诸多隐患。全球经济何时真正复苏及复苏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各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与此同时，困扰全球经济增长的难题亟待破解。各国需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防范中产阶层空心化、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提升居民收入，重启消费引擎。发达经济体金融业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防范金融资产泡沫。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应重新审视职能边界，不仅要短期救市，还应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长期性问题。展望2021年，大变局下的全球经济将步入复苏的关键时期。中国和东盟将率先复苏、保持较高增速，区域经贸合作提速，全球经济和贸易重心将向亚太转移。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调控政策、全球治理方面有待深化合作；在探寻新动能、促进技术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实现互利共赢。第一，绿色复苏，可持续发展构筑全球经济强劲动能。新冠疫情促使全球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国迈出决定性步伐，改善环境治理，提升能源效率，促进“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不断提高人类福祉。2021年，美国或将重返《巴黎协定》；欧盟将投入5500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行动。未来10年，全球绿色发展的投融资需求达数十万亿美元，规模大、期限长、效益高，将为全球经济低碳转型创造活力。第二，开放共赢，多边协调机制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短板，也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和行动，摒弃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构建开放型国际秩序，积极投身多边合作，展现责任与担当。15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立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向全世界发出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最强音。世界各国应以多边协调机制为基础，实现全球化与自由化回归，催生新的全球治理格局。第三，科技引领，数字化重塑未来版图。疫情催生“非接触经济”新业态，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转型。远程办公、智慧生活、数字协作，引发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数字经济浪潮风起云涌，115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新型产业政策和数字化发展战略，鼓励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推进5G与万物智联的数字全联结体系建设，助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快进键”，主动拥抱新技术、新要素，积极塑造新业态、新动能。逆风而起、砥砺前行的数字力量将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全球复杂经济形势的破题之道，也是中长期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十四五”规划将奠定未来五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基调，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经济有望实现5%的平均增速，人均GDP在2023年前后超过125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可持续、包容性、有韧性的新发展模式不仅彰显中国智慧，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回溯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断遭受灾难和挑战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重塑信心与辉煌的历史。我们期待，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携手前行，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为建设繁荣、稳定的美好世界贡献力量。01疫情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救助政策力度史无前例【事 件】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从2月12日到3月23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MSCI全球股市指数从581点的高点大幅下挫至384点，跌幅超30%。为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国家迅速出台大规模救助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空前扩张，全球债务占GDP比重创历史峰值。【点 评】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2020年全球金融市场大起大落。一季度，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巨幅震荡，MSCI全球股市指数出现断崖式下滑，美国三大股指下跌速度仅次于大萧条时期。为抵御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各国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救助计划，发达经济体直接财政刺激占GDP比重接近10%，主要国家央行直接降息到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全球市场流动性极度宽松，带来金融市场大幅反弹，MSCI全球股市指数又从低点快速回升至630点以上的历史高点，多种资产波动性达到甚至超过2008年以来的高点。未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将不断显现。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所采取的救市行动，短时间内稳定了金融市场。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此次股指反弹并非源于企业盈利和消费者信心的修复，而更多受巨额流动性和风险偏好变化的驱动。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初期困扰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将逐渐演变为偿付能力问题和债务风险。2021年上半年，企业破产率将上升，公司债券特别是“垃圾债券”违约率也将上升，或导致债券市场风险不断积聚。新兴经济体财政空间接近到顶，且高度依赖美元借债，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凸显。过度充裕的流动性极大地降低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敏感阈值，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在疫情后大幅上升至80%，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关联水平，全球金融市场共振风险上升。中长期来看，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经济已长期处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泡沫、高波动性的脆弱发展模式之中。为化解疫情冲击而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活动使当前以“三低三高”为表、以深层结构矛盾为里的经济痼疾进一步恶化。央行角色转变成为全球市场最大的变局。新冠疫情暴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零乃至负利率水平，通过资产购买等手段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多国央行直接入市购买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商业票据等风险资产，从“最后的贷款人”成为“市场最后的坐庄者”。财政与货币政策深度捆绑，财政过度扩张配合无上限量化宽松（QE），政府债务迈向货币化路径。展望2021年，全球经济金融波动仍会继续，疫情冲击全球金融市场运行逻辑，也给市场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02美联储公布新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新框架面临诸多挑战【事 件】202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美国堪萨斯城联储主办的素有“全球央行政策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长期通胀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进行更新，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此前，美联储相关政策表述是致力于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点 评】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当前全球经济所处的宏观环境与美联储2012年启用2%的通胀目标时已截然不同，一个典型案例是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也无法引起物价水平的显著上升。不仅如此，持续的低通胀引发潜在通缩风险还在逐渐加大。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可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和当下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不过，此次货币政策新框架能否实现美联储设定的预期效果，仍是一个问号，而且还可能带来副作用。第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幅度不大，短期作用不明显。相较原有框架，此次调整既没有引入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没有直接触及利率调整，而是力求通过引导通胀预期超过2%来间接实现政策目标。金融市场对此次框架调整反应较为平淡也就不足为怪了。自上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开启以来，通胀在大部分时间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通胀超调的预期和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更强，操作不当或削弱美联储信誉。美联储在本次声明中虽然明确地引入平均通胀目标概念，但并未披露该目标制的具体计算公式等更多相关细节。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主观地选取特定时期进行估计，“技术性”地调整出符合美联储期望的平均通胀水平，而原本明确的泰勒规则被可主观调整的新规则所替代。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美联储政策的不可预见性，降低了新框架下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不可避免地削弱美联储的信誉。第三，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受到损害，货币政策效用渐弱。新冠疫情发生后，为了向市场释放充裕的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标的进一步扩大至企业债、商业票据等，其行为已超越了“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为了保证财政救助所需资金，美联储一方面大规模进行国债购买；另一方面通过维持低利率降低债务成本。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便与财政政策深度捆绑，从而使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一定削弱，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下降。美联储货币政策能否推动美国经济内生增长性恢复，这是在评估美联储新货币政策框架作用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03全球债务再创新高超宽松政策连锁效应凸显【事 件】为应对新冠疫情，全球主要国家开启史无前例的宽松浪潮。全球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截至2020年三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增加15万亿美元，2020年三季度创下超过272万亿美元的新纪录。IIF预计，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277万亿美元，金融部门以外的债务将达到210万亿美元。【点 评】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2020年春季后，全球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超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突破了其“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在本轮疫情的经济救助中，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普遍采取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措施，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全面扩张。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严重打击，导致全球经济在中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局，人们对“第二波疫情”的担忧日益强烈。未来一段时期，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仍将是扩张性的。从长期来看，超宽松政策将会带来连锁反应，增加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一是政府债务持续膨胀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高位，政府未来偿债负担加重。高负债将导致利息支出/GDP比重上升，使得政府未来偿债能力下降，应对经济再次衰退的政策空间收窄，妨碍后续运用积极的财政措施。各国都面临压低利率甚至引入负利率的巨大压力。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通胀走势成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在当前疫情肆虐和经济低迷时期，过度宽松的政策不会马上引发通货膨胀，但会引发社会对超宽松政策常态化的担忧，给经济社会带来深层次的冲击。一旦通胀水平持续抬升，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在提高通胀容忍度后仍会陷入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难题。利率一旦上升，将触发系统性债务危机，财政状况不可避免将急剧恶化，经济滞胀风险则可能进一步上升。三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资产泡沫风险可能性加大。全球宽松货币、财政政策虽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实体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各国实体经济仍在低迷中。在实体经济复苏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货币宽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消费投资，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金融市场寻求短期收益。这是造成此次疫情后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反弹的一个因素。金融市场出现了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长期性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四是过度宽松政策可能加大道德风险。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过度使用宽松政策来代替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在微观上可能增加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容易造成社会对宽松政策的长期性依赖，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总体上看，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货币宽松程度急剧提高，在短期内虽然起到了缓冲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的作用，但从长期看，过度宽松的政策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潜在风险，影响后期的经济发展。04疫情催化数字金融加速发展科技重塑金融生态版图【事 件】疫情之下，传统产业受到负面冲击，而在线办公、网上购物、线上教育和医疗等“非接触式服务”崛起，增强了经济韧性，也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例如，2020年4月16日，数字人民币率先在苏州相城区落地应用，随后在深圳、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内进行了封闭测试。未来，数字人民币还将在上海、长沙、海南、青岛、大连、西安六地试点。【点 评】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凸显了“非接触经济”的价值，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型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商业银行强化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渠道服务，拓宽线上业务范围，简化线上新发放贷款、续贷和展期流程，放宽线上支付转账限额。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科技平台和大数据风控模型向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中国率先落地试点数字人民币。数字金融加速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带来了客户服务方式和业务处理的敏捷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将重塑金融生态版图，对银行业提出新挑战、新要求。第一，科技改变用户金融消费习惯，传统银行服务方式面临转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改变用户消费、支付和理财的习惯，银行客户到店率下降，手机银行成为银行接触用户的主要门户。用户金融需求也趋向个性化、场景化和综合化，银行线下服务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银行传统业务模式有待转型。第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优势突出，低成本、大规模地触达用户，倒逼银行数字化转型。大型科技平台获客的长尾效应突出，例如，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各有8亿和12亿名用户，依托平台能够零成本获客，而银行仍面临获客难、成本高的问题。大型科技平台通过支付切入金融领域，全面布局线上线下商业生态圈，抢占客户触点和流量入口，将业务触角伸向信贷、财富管理等领域。大型科技平台通过用户数字足迹进行大数据分析，构建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不断拓展线上借贷业务，其门槛低、放贷快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对传统银行借贷业务带来冲击，倒逼银行向数字化转型。第三，银行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竞争压力增大、分化明显。主要商业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在惠农贷款、零售金融、便民缴费等领域建立业务优势，这增加了银行业竞争压力，也倒逼商业银行走差异化、专业化发展之路。大中小银行分化趋势明显。尽管中小银行也加大了金融科技投资，但不同类型、规模、地区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数字化能力差距较大，未来银行业格局将明显分化。第四，数字人民币将重塑支付市场。数字人民币依托可信加密技术能实现点对点、双离线和可控匿名支付，更加经济、便捷和安全，为用户提供了支付新选择。数字人民币不仅能打破第三方支付市场垄断，也使商业银行依靠兑换、管理数字人民币直接进入支付场景，提高零售支付市场份额，便于拓展数字支付场景和开发综合性数字金融产品服务。05LIBOR与替代利率大幅度偏离全球基准利率改革加快推进【事 件】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市场恐慌，隔夜LIBOR与隔夜SOFR出现大幅度偏离，3月16日，隔夜LIBOR比SOFR高出82个基点。2020年3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开始发布SOFR后置复合均值及每日SOFR指数。2020年11月30日，美联储理事会等声明，将银行停止使用LIBOR的期限从2021年年底延长至2023年6月底。【点 评】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全球主要货币基准利率在金融市场交易和资产定价中发挥着“神经中枢”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基础参考指标，被誉为“最重要的数字”。由于LIBOR操纵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开始推动全球基准利率改革。LIBOR替代利率改革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已经推进的改革举措看，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第一，LIBOR与替代利率之间偏离的风险。在美国推出的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英镑隔夜平均指数（SONIA）等新基准利率与LIBOR并存期间，金融市场面临较大流动性压力时，有抵押的SOFR等新基准利率和无抵押的LIBOR可能会出现较大偏离。2020年3月，全球新冠疫情引发金融市场波动，LIBOR与替代利率大幅度偏离可以视为一次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试。第二，不同替代利率转换过程中的风险。由于不同货币在不同主体、不同市场下推进，时间步调不统一，方式、方法有别。在金融机构存在多种选择时，就存在认识偏差、交易产品各自定价的问题，容易引发市场混乱。第三，转换后的全球市场定价体系分割。由于各国基准利率基于各国不同标的、不同信用交易主体的交易价格发布，各种货币之间的利率将不仅取决于汇率，也取决于不同的信用偏差，因此，存在各币种定价的分割。未来各国基准参考利率的发布时间无法严格统一，基准利率之间的转换步调存在差异，极有可能造成跨市场投机和套利行为，金融市场稳定性将受到影响。LIBOR定价中最重要的货币是美元，基准利率转换最大的影响是通过美元体现出来的，这一变革最重要推手是美国。在美元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监管政策的差异及当时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大发展，离岸市场推动了美元国际化大发展，由此也逐步形成离岸美元价格的主导权，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形成倒逼效应。美国在实施基准利率改革后，重新掌握离岸美元的定价权，一方面，将会强化美国对美元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会对其货币政策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在SOFR取代LIBOR后，美国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会导致本土资金供求变化及公众金融产品价格的调整，也会直接影响到全球金融产品定价，实际调控效果与此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SOFR为定价基准利率时，美联储政策利率直接影响本土市场，并很快影响和传导至离岸市场，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更加明显。从国际经验来看，本币国际化存在“离岸市场、离岸定价、市场开放”和“离岸市场、离岸定价、市场封闭” 两种不同模式。在离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离岸市场有可能主导该种货币定价权；在前一种模式下，离岸市场对本土市场造成较大的扰动，从而影响到本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后一种模式下，虽然离岸市场也会干扰本土市场，但只要管制措施合理，仍可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由美国着力推动的对LIBOR的改革以及随后各国推出的对LIBOR的基准利率的替代，体现了美元定价权向美国的回归，各国推动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类似问题。而基准利率转换后的后续影响则值得全球金融从业者和各国央行的高度关注。06新一轮“弱美元”周期开启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事 件】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美元指数持续下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黄金价格持续走高，一度突破2000美元/盎司关口，达到2075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随后，黄金价格震荡下行，跌幅有所扩大。【点 评】 鞠建东（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美元指数逐渐走弱，黄金价格经历了两次大幅波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元指数经历了大起大落，3月创新高后呈震荡下跌态势，5月下旬以来跌幅逐渐扩大。美国疫情反复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担忧加剧，进一步强化了美元贬值态势，导致美元指数持续走弱。与此同时，黄金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欧美暴发，黄金价格大幅下跌至1451美元/盎司的阶段性低点。此后，黄金价格一路走高，于8月达到2075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较3月低点上涨超过40%。危机救助措施先后出台并逐步落地，新冠肺炎疫苗取得积极进展，黄金作为避险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11月以来，黄金价格波动震荡下跌至1764美元/盎司，较2020年最高点下跌约18%。多重因素导致黄金价格大幅波动。美元指数是影响金价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美元指数与金价负相关。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多国采取了“封城”措施，实体经济不振传导至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市场恐慌，黄金的避险功能暂时“休眠”，而美元作为金融市场财富基准，在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时，投资者青睐囤积美元避险，造成美元指数暴涨，黄金价格出现急剧下跌。此外，黄金也是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疫情下经济活动停滞、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卖掉黄金增补其他市场上的保证金，应对极端情况下的流动性紧张，导致黄金价格进一步下跌。与此同时，3月美国股市发生四次暴跌熔断，美联储随即将利率降至零，并推出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动用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等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美国疫情反复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元指数持续下跌，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全球主要国家央行接连降息，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进一步增加，低（零、负）利率的市场环境成为支撑黄金价格上涨的关键性因素。然而，黄金价格在2020年8月创历史新高后呈现震荡下行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取得最新进展，金融市场对经济恢复的乐观情绪抬头，削弱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黄金价格下跌在所难免。短期来看，黄金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加之新冠肺炎疫苗临近、美国经济边际好转，对美元指数形成一定支撑，黄金价格短期将出现一定程度调整。长期来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存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负利率的市场环境为黄金价格上涨提供了可能。此外，财政刺激政策引发的债务问题、疫情下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加、地缘政治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将成为支撑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07英国“脱欧”谈判尘埃落定全球化与自由化有望迎来新机遇【事 件】2020年12月24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与英国达成了包括“脱欧”双边贸易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避免了“无协议脱欧”可能带来的高额成本。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起的54个月后，英国“脱欧”谈判尘埃落定，这一协议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点 评】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新冠疫情反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英欧达成了历史性的“脱欧”协议。“脱欧”协议的达成将对英欧双方长达数十年的经贸合作带来重大而深远影响。“脱欧”协议的核心是达成“欧英自由贸易协定”。英欧双方就贸易、渔业、竞争、交通等多领域做出安排，为双方重塑新双边贸易规则奠定基础。在贸易协定方面，双方将继续享受零关税、零配额的待遇，避免了贸易成本大规模增加。在此前争论不休的渔业方面，英欧商定将共同协商管理欧盟和英国水域鱼类种群的新框架。在公平竞争方面，一旦双方在既定的领域内出现纠纷，将有独立机构解决争端。在北爱尔兰边境问题方面，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并遵循欧盟法规，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继续保持开放。“脱欧”后的英国仍将面临诸多挑战。第一，短期内新规则可能扰乱双边贸易。自2021年1月1日起，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商品贸易将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面临海关检查，遵守不同的标准和规定。各界对于新达成的协议需要更多时间适应，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受到冲击。第二，英国和欧盟在金融服务领域细节还未达成共识。英国金融机构将不再享有全面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新的协议达成前，部分欧盟金融机构已将工作职位从英国转移至欧盟地区。第三，英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新的自由贸易谈判并非一朝一夕。贸易谈判将耗费大量时间，产生额外成本。新冠疫情的反弹也将增加谈判难度。“脱欧”后的英国将加快“全球英国”步伐，实现多边贸易回归。第一，英国与欧盟有望构建新型双边贸易关系。双方签署的协议关系到每年价值7470亿欧元的贸易额，英欧双方在保持庞大贸易往来的基础上，寻求共赢的合作方式将是众望所归。第二，英国与非欧盟地区有望建立独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政府在英国“脱欧”公投时提出了“全球英国”的概念，摆脱欧盟的统一政策，从而获得经贸政策自主权，“脱欧”后的英国将拥有与更多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机会。第三，英国有望进一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机制。英国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依靠多边机制解决贸易争端，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续改革中贡献力量。经过英欧双方长期协商与力量角逐，英国“脱欧”谈判落下帷幕。“协议”脱欧缓解了英国与欧盟之间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成为了英国与世界各国重塑多边机制的良好开端。英国有望迎来全球化与自由化新机遇，谱写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08巴塞尔Ⅲ推迟一年实施逆周期监管调控助推经济复苏【事 件】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2020年3月，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GHOS）宣布将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Ⅲ）的实施时间推迟一年。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也推出逆周期监管政策，助推实体经济复苏。【点 评】曾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2010年以来，巴塞尔Ⅲ的推出对全球银行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余年来，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不断提升，流动性状况持续改善，业务结构呈现去杠杆、去同业、去复杂性等特征，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显著提升。为缓解监管政策过快实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巴塞尔Ⅲ的实施设置了过渡期。其中，2010年版巴塞尔Ⅲ多数政策落地时间为2019年1月1日，主要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附加资本缓冲、留存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中央交易对手资本要求、基金股权投资资本要求等政策；而2017年推出巴塞尔Ⅲ（最终版）多数政策的落地时间为2022年1月1日，主要包括G-SIBs附加杠杆率缓冲要求、信用风险标准法（修订版）、信用风险内评法（修订版）、操作风险计量框架、CVA计量框架（修订版）、市场风险计量框架（修订版）、风险底数要求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框架（修订版）等政策。2020年4月，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GHOS将巴塞尔Ⅲ（最终版）的落地时间由2022年1月1日推迟至2023年1月1日。巴塞尔Ⅲ（最终版）的政策多涉及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即风险加权资产。若实施，会显著提升部分银行的风险密度（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该政策延迟有助于缓解银行体系的资本补充压力，促进银行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复苏。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主要经济体的逆周期调控力度史无前例，除了将巴塞尔Ⅲ（最终版）的实施时间推迟外，还出台了包括简化部分复杂监管政策实施、放松拨备、留存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监管要求，强化银行分红和股票回购监管，向银行贷款提供增信或税收减免，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采取纾困政策等系列措施，这些政策对确保疫情冲击下银行功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较好地支持了各国经济的复苏。2021年，随着疫苗研发及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疫情对全球银行业的负面冲击将逐步弱化，因疫情而放松的监管政策将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特别是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可能因疫情环境下信贷投放力度的加大而有所提高。美国、欧元区及英国很有可能取消对分红派息和股票回购的限制，银行内源资本积累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全球银行业仍将面临资本补充压力。09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亚太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事 件】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于2012年邀请亚太主要经济体共同参加RCEP谈判，旨在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经过8年努力、31轮正式谈判，RCEP于2020年末顺利签署，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篇章。【点 评】钟红（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RCEP将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RCEP覆盖了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涉及人口总量达22.7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0%；GDP总量26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3%；区域内贸易总量达10.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7.4%。RCEP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成功启动，未来将极大促进区域内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根据预测，相比协议签署前，到2025年，RCEP将推动区域内成员国的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分别增长10.4%、2.6%、1.8%。打破“意大利面碗”，RCEP助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东盟早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缔结了多个双边自贸协定，造成了亚太地区经贸网络的复杂化，形成了明显的“意大利面碗”效应。RCEP的签署有效整合了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将打破区域经济的“意大利面碗”，还将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之间已有的自贸伙伴关系纳入其中，从而可降低自贸协定给各国企业带来的制度性成本，进一步增加贸易创造效应，提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RCEP将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融合，弥合成员国间的发展水平差异。RCEP各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区域内生产要素完备等优势使得各成员国均可享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货物贸易方面，RCEP将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并通过逐步统一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以及技术标准等方式减少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方面，RCEP将放宽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规则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区域内技术、劳动以及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强化成员间的生产分工合作，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在亚太区域内的融合统一。与此同时，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成员国将利用自身经济发展优势，加大对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创新以及技术支持，逐步弥合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中国和日本首次在RCEP框架下达成近乎零关税安排，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奠定基础。中国和日本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但至今未能缔结双边自贸协定。RCEP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国和日本首次在RCEP框架下建立了自贸关系，这将加深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巩固两国关系，同时也为后期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取得进展奠定良好的基础。10中国金融市场加速开放人民币资产受全球资本青睐【事件】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将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的要求，并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允许境外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的币种和时机。【点 评】王信（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明显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多项政策开始加速落地。包括提高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额度，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入市投资的便利性等。在金融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背景下，明晟、富时罗素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把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标体系，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的努力得到国际认可。《规定》的发布将落实取消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的要求，方便境外投资者的资金汇入，为境外投资者更好参与我国金融市场提供便利，这将持续增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加速，叠加2020年国内外经济表现的差异，境外资本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人民币资产备受青睐。2020年1月至9月，境外机构共持有股票和债券资产共计5.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5%。从外部看，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遭遇严重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震荡，欧美股市波动加大，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上升。近期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出现反复，未来经济形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内部看，由于疫情防控到位，中国经济已经率先企稳，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活力增强。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9%，进出口贸易稳中向好。随着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金融市场逐步稳定，股票市场明显回暖，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2020年1月至11月，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1%左右。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的背景下，相较于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意愿继续增强。金融开放也对我国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未来，在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便利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的同时，应同步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确保金融安全。一方面，协同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不断完善和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机制，创新风险管理工具，提升金融风险识别、预防和处置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END

点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轻松关注国际金融通讯（2021年第11期，总第27期）■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IMF对亚太地区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建议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加斯帕与亚太事务部主任李撰文表示，亚太地区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亚太国家应当更多考虑疫情之后绿色经济复苏模式。由于绿色投资比普通的投资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该模式在短期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消费及更多的就业岗位，使经济复苏更加强劲。长期上，经济将实现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对于发展绿色经济，报告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各国政府应当征收更高的碳排放税，并对受影响的个人、家庭及企业进行补偿。政府还可以推行排放交易系统，以及对空气质量进行更严格的管控等方法来降低碳排放。第二，提高各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度。即使在最好的情景下，如果沿着历史排放量的发展，我们必将面临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适应气候变化迫在眉睫。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和太平洋岛国，需要重点投资防护基础设施、提高水资源的复原能力、调整旱地农业、恢复红树林并改进自然灾害预警系统。第三，利用疫情后经济重启的机遇，尽可能将经济复苏带来的大量消费分配到更加绿色的经济活动上。积极寻求向碳中和过渡的国家可以在可再生能源、建筑改造、电网升级、电动汽车便利化和激励研究方面进行投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冲击的国家则可以升级基础设施项目、改造现有资产并发展沿海保护。IMF也将把气候纳入国家年度经济评估中，并努力确保政府官员具备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所需的技能[1]。[1] Vitor Gaspar, Chang Yong Rhee, “Asia-Pacific, the Gigantic Domino of Climate Change,” https://blogs.imf.org/2021/03/25/asia-pacific-the-gigantic-domino-of-climate-change/PIIE加速疫苗创新以应对未来疫情变化PIIE高级研究员维格尔撰文指出。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政府、私人企业及学术界这三方需要更加紧密地合作。在合作中，政府的领导作用及公共资源的支持至关重要。由于抗击疫情的全球社会价值远高于美国自身的社会价值，所以美国应当在疫情研究及疫苗创新方面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基于这一分析，维格尔对未来各国抗击疫情提出了三方面建议。第一，在疫苗方面，美国应当成立一系列研究和创新项目，包括改良目前已流通或即将上市的疫苗、为病毒变种研发的新疫苗以及开发针对一大类病毒的通用疫苗。为了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美国还应当考虑在国际层面分享疫苗相关的数据。第二，在疫情全程应对方案中，政府应当起到重要作用。在推行研究和创新项目上，政府需要对项目的各方面（包括启动、研发、生产及分配）提供资金支持，承担科研的相关风险，促使社会价值的最大发挥。政府还应当积极与学界及私人部门进行合作来协调各方面资源、提供资金，并通过专利等方式积极鼓励研发，让学界及私人部门更好地专注于提供新解决方法上。美国政府还应当提升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BARDA)，让这一政府部门可以更好地支持科研与创新。第三，各国政府应该就有关信息与最佳解决方案进行充分交流，并协调活动、项目和资金，使最有效的研究迅速在全球推广。面对未来可能的疫情，各主要国家应当成立自己的BARDA，并要形成一个国际平台，用以加强全面合作，帮助全球来共同承担疫情带来的成本与风险[2]。 [2] Reinhilde Veugelers, “How to Accelerate Vaccine Innovations to Counter Future Pandemics,”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how-accelerate-vaccine-innovations-counter-future-pandemics美联储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于3月23日发表演讲，讨论了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首先，布莱纳德指出气候变化对美联储职责的影响逐渐加深，并简要描述了当前美联储针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微观审慎方面，美联储成立了气候监督委员会(Supervision Climate Committee)，来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其职责包括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及推行合适的项目，保证被监管机构对于气候带来的金融风险具有足够的应对韧性。宏观审慎方面，美联储成立了气候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Climate Committee)，来评估潜在的气候冲击，并评估气候变化是否会使金融系统整体变得更加脆弱，造成连锁反应，进而使家庭、企业及社区遭受损失。其次，布莱纳德讨论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该金融风险不仅是一个外部风险，更是一个持续且累加的风险，因此这可能会改变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统计特征，从而使得基于过去经验的经济预测变得更加困难。不仅如此，气候变化还可能为金融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包括市场错价、增加财产抵押的不确定性及给地方、州及国家财政带来金融压力。对此，美联储正在储备必要的机构能力和知识，来加深对相关风险以及脆弱性的认识。美联储还将建立一个全系统金融稳定委员会，来评估和应对与气候有关的金融稳定风险。同时，由于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跨国、跨部门的难题，因此美联储未来将就这方面的问题，与其他监管部门、央行、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等进行合作[3]。 [3] Lael Brainard,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rainard20210323a.htm欧央行欧洲经济和金融状况欧央行于3月25日发表经济公报。在金融方面，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3月10日，欧元隔夜指数远期曲线开始抬升并变得陡峭，市场并未显示出近期内有降息预期。欧元区长期无风险利率上升，而主权债券息差大体保持稳定。外汇市场上，欧元名义有效汇率小幅走弱。经济活动方面，在2020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强劲反弹后，欧元区四季度实际GDP环比下降0.7%。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调查数据和高频指标都表明，由于疫情的影响及相关的防控措施，2021年一季度经济将继续保持在低位，实际GDP可能会继续收缩。中期来看，欧元区经济复苏还需要有利的融资条件、支持性财政立场和需求复苏的支持。物价方面，2021年2月年通货膨胀率为0.9%，与1月持平，但远高于2020年12月的-0.3%。根据目前的石油期货价格，未来几个月整体通胀可能会有所上升，但全年通胀率可能会出现一定波动，随着疫情的减弱，中期通货膨胀率将会逐渐上升。在货币方面，广义货币(M3)年增长率1月为12.5%，M1年增长率1月为16.4%，这不仅反映出家庭及企业由于持续的不确定性而保留流动性头寸，及家庭由于消费机会减少而被迫储蓄，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欧央行、监管当局及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4]。[4]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onomics Bulletin,” https://www.ecb.europa.eu/pub/economic-bulletin/html/eb202102.en.html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并下载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请点击标题下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蓝字关注我们，或者长按下方二维码图片并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本公众号独家文章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如若转载，请联系我们，并注明来源，文章标题文字和内文文字（包含文末责任编辑）禁止二改！否则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责任，谢谢理解和配合。微信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ID：NIFD2015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余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28日发布《2019年二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预计我国一季度GDP增速在6.2%左右，全年GDP增速在6.4%左右。二季度全球股市面临的正面因素将大于负面因素，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将继续分化发展，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整体稳定。关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报告认为，2019年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表现疲软，制造业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增速下降。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弱化情况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放缓，部分经济体可能结束加息或开启降息进程。伴随全球流动性紧缩有所缓解，二季度全球股市面临的正面因素将大于负面因素。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报告认为，随着“六稳”等政策的落地和实施，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稳定因素在增多。预计一季度GDP增长6.2%左右。展望二季度，尽管外部环境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国内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均趋于好转，预计经济有望企稳，二季度GDP增长6.3%左右，全年GDP增长6.4%左右。关于全球银行业发展形势，报告认为，2019年以来全球银行业经营环境整体平稳，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将继续分化发展，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整体稳定。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保持平稳增长，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夯实，对小微企业与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通过增强服务能力、补充服务短板等方式支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大型银行将积极通过创新资本工具，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等方式补充资本，综合化经营上更加注重重点领域的专业优势培育，更加重视风险管理。

国际金融通讯（2020年第12期，总第12期）■编译：贺怡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审校：胡志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PIIE加尼翁对美国贸易逆差及国际金融政策的建议美国在过去的四年里拒绝加入G7和G20的联合声明，削弱了美国参与全球共同挑战以及平衡相应问题的能力。为了重振美国的国际关系，PIIE高级研究员加尼翁为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部长助理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针对汇率操纵的重新出现，美国应当使用补偿性汇率干预。2019年，新加坡、瑞士、台湾和泰国这四个中型经济体外汇干预总和超过了1600亿美元，远高于正常外汇市场操作的标准。近几个月中，一些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和经济体的货币干预也令人担忧。针对这个情况，加尼翁建议使用补偿性汇率干预，即在其他国家通过购买美元来使其汇率走弱的时候，美国也买进等价的该国货币以中和汇率干预的效果。如果在实施补偿性干预的同时，也扩充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Treasury’s 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那么美国甚至可以只凭借宣布实施补偿性干预政策，就能防止其他国家实行汇率干预。第二，针对美国逐步累加的贸易逆差，应当通过改变汇率政策来解决。加尼翁指出，特朗普从2016年以来实施的加关税政策不能有效地减少贸易逆差。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实施合适的汇率政策，来保证美国贸易差额保持在GDP的-2%～2%的范围内，并尽可能使贸易差额接近0。加尼翁认为，在贸易逆差这一问题上，政策干预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外汇干预不是导致贸易逆差的唯一原因，还有更多私人市场本身存在的问题导致了贸易的不平衡，这方面需要政策的干预；其二，尽管美国现在的贸易逆差不是很大，占GDP的2.5%，但是由于贸易逆差会持续累加，所以依旧亟需解决。对此，他建议采取“美元平衡（balanced dollar）”政策，即与外国财政和货币当局协商，建立美国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美元适度贬值来缩小贸易逆差。第三，积极支持IMF、世界银行及其他地区开发银行，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支持IMF的疫情支持便利（Pandemic Support Facility）；（2）帮助IMF、世界银行及地区开发银行增加资产，推动经济发展，为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3）推动IMF和其他发展银行公平分配投票权，削弱欧洲的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1]。[1] Joseph Gagnon, “Memo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n the US Trade Deficit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Policy,”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memo-biden-administration-us-trade-deficit-and-international威尔科克斯对美联储抗击经济衰退的建议美国经济已经逐渐复苏，但要经济完全恢复，美联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截至目前，美联储成功避免了疫情冲击下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迅速将短期利率降至零，并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还建立了一系列应急机制，扩大了向其他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的范围。即便如此，财政政策仍然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以确保社会能够保护弱势群体，加快实现全面复苏。面对这种情况，PIIE高级研究员威尔科克斯（Wilcox）对美联储提出了三点建议，包括一条对近期的建议以及两条对长期目标的建议。第一，加强FOMC对大规模资产购买的前瞻性指引。目前，FOMC对长期资产购买的指引表明美联储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会至少保持现在的速率，继续增加持有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威尔科克斯认为，美国长期利率较低，但高于联邦基金利率，说明FOMC可以通过压低长期利率为总需求提供额外动力。FOMC应该明确告诉公众当经济指标（包括通货膨胀及就业率目标）达到门槛值时，其将停止增加购买投资组合。第二，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考虑通货膨胀目标。显然，美联储在修改长期目标的声明中，没有上调目前2%的通货膨胀目标。但是适当提高目标通货膨胀率有助于美联储挽回部分抗击经济衰退的能力，因此应当成为美联储的长期目标。尽管如此，仅靠一家央行单边地提高目标通货膨胀率是不现实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威尔科克斯提出了两个方案：（1）与其他重要央行（如欧央行、日央行、英格兰银行）协调合作；（2）与其他银行联合，声明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将通货膨胀率提高至2%，在该目标达成后，将会根据中性利率自2012年的下调，重新制定目标通货膨胀率。第三，构建一整套宏观审慎工具包。货币政策抗击经济衰退的能力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变得十分有限。然而，在央行应该削减对总需求的支持力度之前，金融稳定性的问题可能已经变得很严重。因此，为了使货币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对抗衰退，必须利用其他政策工具解决潜在的金融稳定性问题。由于美国宏观审慎工具较少，所以对其他政策工具的研究应当尽快启动。除了这三点主要的建议，威尔科斯克认为美联储还应该考虑经济分配问题；同时，完善新货币政策框架，明确平均通货膨胀率目标这一新方法对通货膨胀率风险的容忍程度[2]。[2] David Wilcox, “Memo to the Federal Reserve on Tools to Fight the Recession,”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memo-federal-reserve-tools-fight-recession.美联储鲍曼：抵押贷款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与金融稳定美联储理事鲍曼于11月19日发表演讲。首先，他分析了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转变以及这些特点可能带来的金融稳定性风险。在过去的几年中，抵押贷款公司的市场份额大幅上升，远远超过了房地产危机前的市场份额。这一趋势使竞争更加激烈，同时也促进了行业的创新。其中，由于抵押贷款公司能够对市场状况的变化作出更灵活的反应，它们能够迅速开发、利用新技术来实现贷款投放，如在线抵押贷款发放平台等。但是抵押贷款公司市场份额的上升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主要的风险是流动性风险。抵押贷款公司通常首先通过银行提供的信用额度（Warehouse Lines of Credit）进行筹资。因此，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中，当私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开始冻结时，抵押贷款机构就无法将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由于目前抵押贷款公司主要是通过更稳定的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房地美）和国民抵押协会（Ginnie Mae）进行证券化的抵押贷款，这种风险不太可能再现。现在主要的流动性风险来源于抵押贷款服务。在该服务中，如果借款人不支付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服务商必须代替借款人先向投资者、税务机关和保险公司还款。因此，借款人停止还款会导致这些贷款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甚至是偿付能力风险。这些公司倒闭很可能对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带来损害。同时，这些风险可能会扩大冲击：原本金融系统中的小部分问题通过抵押贷款可能会波及到更广泛的借款人及投资者。其次，鲍曼回顾并分析了疫情期间抵押贷款市场相关的政策。由于疫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变得极不稳定。在货币政策上，美联储将政策利率调至下限，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并提供一系列紧急贷款额度，以支持信贷继续流向家庭、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为个人提供了救助支票和失业福利，对租房者实行了暂缓驱逐令，并要求抵押贷款服务机构给予借款人长达12个月的暂缓还款。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下，金融市场的短期压力已经减轻，支持了经济的复苏。到目前为止，抵押贷款拖欠和暂缓支付的程度较小，低于早期的严重预期。但是重大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包括联邦政府对抵押贷款的延期将在明年一季度到期。最后，鲍曼评价了各个机构对抵押贷款市场的改进措施。令人鼓舞的是，国民抵押协会、全美银行监督官委员会、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等都意识到了现在抵押贷款公司监管结构的复杂性。这些改进措施方向都很一致：减少监管的复杂性，减轻抵押贷款公司和监管机构的负担。然而，更困难的问题在于抵押贷款公司的总体监管框架。抵押贷款公司面临的风险与银行面临的风险不同，抵押贷款公司受房贷市场冲击的影响将大于银行，这些公司获得流动性的机会更少，并且它们也不会对存款保险基金带来索赔风险。因此，针对抵押贷款公司的最佳监管框架应该与银行不同。鲍曼还指出，从三月份的经验来看，金融市场的状况有可能迅速且出乎意料地恶化[3]。[3] Michelle W. Bowma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Mortgage Market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owman20201119a.html欧央行德金多斯：疫情期间的欧元区金融部门欧央行副行长德金多斯于11月16日发表演讲。首先，他认为疫情放大了欧元区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虽然财政政策有效地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保持了生产力，但同时这也导致2020～2021年财政赤字增加，主权债务水平上升。因此，虽然政策支持需要被撤回，但目前正在实施的计划不能突然或过早地终止，否则会进一步减缓经济复苏的速度。其中，过早收回贷款担保计划可能会使银行收紧信贷标准，导致非金融企业面临信贷紧缩，进而导致公司违约率上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疫情也影响了欧元区银行的长期盈利前景，降低了银行的估值，这主要是由于拨备增加、利差降低、创收能力减弱等因素导致的，而银行的创收能力可能会持续疲软，预计在2022年前很难回到疫情前水平。在此基础上，不良贷款可能对银行盈利能力构成进一步挑战。因此，直到2022年年中，信贷损失将继续增加，欧元区主要银行的偿付能力状况将持续恶化。非银行金融部门在疫情期间也支持了企业融资，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吸收了欧元区非金融企业今年发行的绝大多数新发行债券。然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今年春天对市场起到了消极的作用，放大了市场动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投资基金出现了堪比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规模资金外流，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投资基金低流动性准备所导致的。同时，在疫情期间，随着信贷风险敞口的加大，金融脆弱性进一步增加。其次，德金多斯从三个层面对银行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1）在银行本身来看，银行必须利用现有的资本缓冲，在不过度去杠杆的情况下吸收损失。中期上，银行需要在结构性与周期性的资本要求之间进行再平衡，以体现政策的宏观审慎效果。同时，欧央行不能忽视欧洲银行业资产冗余、收入多元化不足、效率低下的结构性弱点，解决这些问题迫在眉睫。（2）如果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则需要在国家和欧盟层面上采取综合措施。应该以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为主，同时在欧洲层面上，提高不良贷款二级市场的效率和透明度。更进一步看，可以实施的行动包括为政府资助的证券化计划提供指导，并策划新的方案，帮助陷入困境但有生存能力的公司进行债务重组。（3）欧央行应当积极推动银行联盟的建设。最后，德金多斯对非银行金融部门进行了讨论。投资基金部门的发展突出表明，目前的政策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后流动性管理工具。然而这些工具不足以缓解流动性紧张，反而可能因为争夺流动性而导致负面影响。因此，非银行部门需要一个全面的宏观审慎方法来处理系统性风险，确保其能够更好地吸收未来的冲击。同时，当局应该推出新的政策，以减轻繁荣时期风险的累积。此外，还应要求基金持有足够大比例的现金和高流动性资产，来应对压力时期因资金外流或追加保证金而增加的流动性需求。因此，进一步的工作、研究应侧重于提高流动性要求和重新考虑流动资产的份额[4]。[4] Luis de Guindos, “The Euro Area Financial Sector in Pandemic Crisis,”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116~36fba64064.en.html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并下载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来源：巴比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刘东民表示，Libra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影响比较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会对其有严格的监管和要求。未来几年，Facebook需要跟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深入沟通和妥协，可能会改变策略。因此，Libra的落地不会太快，也不会太顺利。由于目前Libra锚定的一篮子货币比例还不清楚，尚不能判断是否会对美元全球霸权产生影响，不过Libra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维护和增强美元霸权。中国在研究数字货币上有着充足的时间窗口。Libra要想落地并不简单，需要相当长时间与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斡旋。因此，中国有着充足时间去研发自己的数字稳定币。此前，央行在数字货币做了很多工作，大量民营企业在区块链、第三方支付技术、数字货币研发上有着重组技术积累和实际应用。因此，中国只需要适当的政策调整，在数字稳定币研发上应该很快能够走到世界前列。

国际金融通讯（2020年第1期，总第1期）■编译：贺怡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审校：胡志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IMF对疫情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务问题的建议受到疫情影响，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陷入债务危机。由于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疫情期间仍旧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持续贷款，维持流动性。但是市场风险最大的时期可能还未到来。按照1918年疫情的经验，第二波疫情很可能比第一波疫情更为严重，全球经济和国际化形式将会受到进一步冲击。独立于疫情，还有两个债务趋势：1）债务调整中，私人债权人的大部分资金都快速撤出，而政府则承担着大部分的债务偿还压力；2）债务危机的持续时间将拉长。在这些情况下，为了保证多边借贷的资金真正帮助了负债国，也为了促使债务调整变得更加有效率，IMF对政府和多边借贷组织提出了三点建议：1）更透明地披露债务数据和债务契约；2）在经济预测中，要考虑下行风险；3）出台国际债券相关的法律，支持有序的主权债务调整（例如，2010年英国出台法律，为重债穷国减债）[1]。[1] Jeremy Bulow, Carmen Reinhart, Kenneth Rogoff, Christoph Trebesch, “The Debt Pandemic”,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20/09/debt-pandemic-reinhart-rogoff-bulow-trebesch.htm.PIIE对美国贸易代表政策建议的批评8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呼吁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PIIE批评莱特希泽对贸易的解读过于陈旧、提出的政策对抗性过强，并对莱特希泽专栏中的四点分别进行了评价。第一，莱特希泽反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于降低关税的要求，因为在该规定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同比例地降低了贸易壁垒。PIIE认为，尽管美国的贸易伙伴的确通过关税和贸易手段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但这不代表美国可以通过模仿他国的坏政策获得利益。第二，莱特希泽认为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利益，亟需改革。PIIE同意争端解决机制需要改革，但是，事实上美国在当下的争端机制中获益颇多，如果美国不愿意进行妥协，那么争端解决机制权利受限的问题就无法被有效地解决。第三，莱特希泽抨击了双边贸易。PIIE认为，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却主要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来调整贸易关系，并未发展多边贸易，所以莱特希泽的批评是无效的。第四，莱特希泽认为世贸组织最大的问题是没能抑制中国对国有企业的额外补助，更没能阻止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PIIE指出，在近两年间，特朗普不但没能成功地改变中国的政策，还给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影响了美国与其他贸易合作伙伴的关系[2]。[2] Gary Clyde Hufbauer, Euijin Jung, “USTR Lighthizer’s Great Leap Backward on Trade”,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ustr-lighthizers-great-leap-backward-trade.美联储对美联储新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的披露与解读美联储委员会理事莱尔·布雷纳德发表演讲。她指出，美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三个特征：1）美国的均衡利率水平降低，为支持经济降低利率这一方法的操作空间变小，导致政策利率接近于零的时长变长，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低于目标值；2）通货膨胀基本趋势低于委员会制定的2%的目标；3）菲利普曲线趋于平坦，通货膨胀对劳动市场情况不敏感。针对于新常态，美联储委员会对长期的目标与策略进行了四点调整：1）由于美联储近些年来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并无根据的预估剥夺了美国公民大量的就业机会，美联储决定在定义法定最高就业水平的过程中，参考更全面的指标，不再参考“正常”失业率，同时提升最高就业水平的包容性，努力解决劳动市场族裔不平等的问题；2）采取灵活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目标(flexible 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允许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以下，追求长期2%的通货膨胀率；3）在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决策上，美联储将不再使用以前基于较陡峭的菲利普曲线的模型；4）金融稳定性是达到法定最高就业水平、维持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在菲利普曲线趋于平坦、通货膨胀率较低的情况下，为了保持金融稳定性，美联储将更长期地将联邦基金利率调控至低于中性利率的水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稳定性的风险将更多地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对此，美联储将合理地使用宏观审慎及标准审慎工具，使得货币政策可以主要针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控[3]。[3] Lael Brainard, “Bringing the Statement on Longer-Run Goals and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into Alignment with Longer-Run Changes in the Economy”,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rainard20200901a.htm.欧央行建议欧盟推动资本市场联盟欧央行希望欧盟在制定新的行动计划的过程中，重点考虑、鼓励欧洲的资本市场联盟(Capital Market Union)。在疫情之前，欧央行一直大力推进资本市场联盟，认为它可以有效地推动欧盟内部资本市场的统一化。在疫情的影响下，推进资本市场联盟显得更为重要，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联盟在疫情下的六点作用：1）在银行业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为欧洲企业提供了多样的融资来源，帮助企业改善资金状况；2）鼓励跨国的私人风险共担，使经济对地区经济波动的韧性更强；3）通过股权筹资的方式扩大资本市场，促进增长和创新；4）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5）增强欧元的国际地位；6）推进银行业以及资本市场的联合。欧央行还对推进资本市场联盟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建议：1）欧盟内部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同时对市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披露要更加重视；2）统一市场基础设施；3）简化、同步纳税程序；4）发行欧盟各国认证的低风险债券；5）提高公民金融素养[4]。[4] Luis de Guindos, Fabio Panetta, Isabel Schnabel, “Europe needs a fully fledged capital markets union – now more than ever”,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blog/date/2020/html/ecb.blog200902~c168038cbc.en.html.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并下载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