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研究分析

摘要：中国当代教育正在进入一个百家争鸣且系统迭代的特殊时期，虽然私立学校占比从数量上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相应的比例，但以民办双语学校为主力的国际化学校在过去的近２0年里蓬勃发展，有效地补充、影响着体制内教育。同时，也因为政策、经济、人才、管理、家长等种种因素，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存在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在投资、运营国际化学校的过程中，如何正确理解国际教育的核心因素，回归教育的本质，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其他国家办学和治校的经验，是推动中国教育多元化发展、改良中国教育生态成败的关键。关键词：国际学校国际课程创新教育特殊学校教育生态本文来源：教育蓝皮书 作者：钱志龙中国当代教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常规公办、民办学校之外，“国际学校”这个曾经特指那些为外国侨民提供其母国母语教育的学校，其定义和边际在当代中国被延展了，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满足着公众多样化和选择性的需求。一　国际学校的定义和分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产及富裕家庭对于应试教育现状的不满、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增加，出国留学持续升温，对优质Ｋ１２教育的追求日益强烈。同时，随着政策对于民办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跨界资本的不断涌入也助推了国际化学校的兴办和收购热潮，国际学校的数量快速增长，集团化办学逐渐成为民办国际化学校的一个重要发展模式。新学说发布的《２0１８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２0１８年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学校总数量为８２１所；其中新增认证国际学校８７所，增幅高达１１??８５%，创近年新高（见图１）。国际学校总量中，外籍占１５%，公立国际班占３３%，民办国际学校比例为５２%，首次超过公立国际班，成为国际学校的主力军。从统计数据看，大陆地区国际学校仍然集中聚集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但江苏、浙江和山东地区国际学校发展势头迅猛。四川、辽宁、湖北、福建等地的国际学校数量持续增加。二、三线城市将成为接下来几年国际学校迅速发展的主“战场”。截至２0１８年１0月，新增７0所开始招生和运营的国际化学校，分布于全国１６个省份，除一线城市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外，国际学校发展开始向二、三线城市渗透，且西南地区增量尤为显着。相较于上海１0所、广东９所，北京仅有４所新增学校，这与土地资源和学校牌照的获得难度有直接关系。四川更是以１0所国际学校的增量与上海及江苏比肩，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支柱。从事“教育国际化”的学校可以大致分成四类：外籍子女学校、公立学校国际部、民办双语学校、其他各种带着国际元素的创新学校（见图２）。此外，民间办学的私塾书院、线上学校、双师教学，甚至在家上学等不同形式，也为家长提供了多种选择。（一）外籍子女学校--给外国人上的外国学校这一类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有近４0年历史，最初就是某国驻华使馆和企业员工子弟学校，让这些外国孩子接受不跟本国教育体制脱轨的教育。这些学校学费普遍比较昂贵，按规定只能招收非中国籍的孩子。不过由于在国外获得外国身份的海归越来越多，所以，现在这些外籍子女学校里黑眼睛、黑头发的孩子的比例逐年上升，甚至成为学生的主体。从本质上讲，这些学校是坐落在中国的外国学校，从办学目标、教学大纲、课程内容和教学语言、教师素养，到教学和测评的实施方法，并不会因为学生的肤色而改变。选择这类学校的家庭从一开始就要为孩子的母语非常有可能变成英语做好思想准备。这一类学校绝大多数是名副其实的非营利机构，学校即使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张罗一起筹资建的，但财产上不属于个人。它们通常采用理事会管理制度，而不是董事长或创始人的一言堂，并非一个子承父业的家族企业，或一家希望上市谋利的商业公司。希望这种办学风尚能在中国的教育圈里渐成气候。（二）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一些有实力、有资源的公立学校在高中开设的国际部，大多是一种“校中校”。来此就读的是明确将来不参加高考、选择海外留学的学生。对学生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竞争对手减少但竞争难度增加很多的战场。美国人要花四年学的东西（美国的高中大多是四年），这些中国孩子要用三年去学完，还要参加ＳＡＴ、ＡＣＴ、ＩＥＬＴＳ、ＴＯＦＥＬ的考试，并直接面对海内外所有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的竞争。北京的公立高中初设国际班，大约始于２00３年。其快速发展的转折点是２0１0年，此前，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学校仅有１0所有国际部。２0１0年７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小学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同年，美国留学签证政策开始放宽，国际学校的发展逐渐驶入快车道。以北京为例，到2014年北京市教委宣布不再审批新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为止，北京市共有21所公立学校创办了国际部。截至2016年10月，全国范围内的公办学校国际部为218所。北京目前共有21所公立学校设有国际部。其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附中、北京四中、育才中学和五十五中等６所学校的国际部只招收外籍学生。这６所学校中，有３所另有招收中国学生的国际班，因为不能使用“国际部”的称呼，所以名字各异，如人大附中国际课程中心、北京四中国际校区、北师大附中中美国际课程班。这３所学校有“国际班”，加上其他１８个学校有国际部，共有２１所学校是招中国籍学生的。这类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因为生源质量较好，比较容易出成绩---进排名靠前的学校的可能性较大。这种办学方式引发的争议包括：公立学校是否可以利用国家资源在校园里做差异化教育并收取高额学费；学校的财务是否明晰公开；招生时是否有过度承诺，导致家长对学生所去国外学校排名不满意等等。在攀比心、功利心过重的校园里，老师们会倾向于使用短期效果最明显的题海战术，并没有改变应试教育的本质，只是把高考变成了“洋”高考。对孩子来说，他们仍然学得苦不堪言，但也只学了一堆考完就忘的命题性知识和应试技巧，并没有感受到西方课程体系里“自主探究、深度思考”的优势和乐趣。（三）民办双语学校我们约定俗成地把那些主要由中国民间资本创办，主要服务于中国孩子的学校归类成双语学校。越来越多的双语学校设计成十二甚至十五年一贯制的学校，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提前进入一个全新的价值和课程体系，从小就在西方的教学模式下学习。绝大部分家庭有送孩子出国的打算，但也有些家长只是不希望孩子留在应试压力太大的体制内学校受那无谓之苦。这些“双语学校”是所有学校里发展速度最快的。但随着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昂贵，教育政策越来越审慎，精通中西方教育的人才越来越供不应求，开办实体学校的门槛和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回报却越来越少。这时候创办人的初心就显得尤其重要，是真心办学，还是逐利而来？这在过程和结果上都会体现出本质上的差别。就像蝙蝠嗜血不是蝙蝠的错一样，资本有逐利的天性，股东对回报的期待和压力，很有可能绑架办校的初心和校长的决策。投资人和校长之间在办学质量、发展规模、返本速度、回报比率等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非常关键。教育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暴利和速利的行业，建一所学校与养育孩子一样，不但需要真爱和不惜代价的决心和努力，还需要长期的、持续的投入。在教育市场上，一所有良心、高品质、高效运作且具有良好口碑的学校，家长一定会欣然买单。它在８-１0年内收回成本，并维持１５%-２５%的年利润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教育转型，借助民间的资本和智慧是一条必经之路，但必须深刻理解资本和教育之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关系。（四）面向未来的创新学校除了上述三类有资质、已经获得各类国际课程机构或质量保障机构认证的学校之外，在各地还散落着一群很特别的“学校”或教育机构。它们未必有上规模的外教队伍，未必购买了某一套明码标价的国际课程，未必有一个高大上的洋名，甚至看上去很乡土、很简陋、很中式，但是它们摸准了整个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脉搏，用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用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呵护着孩子们善良、纯净、丰盈的童心和天真。它们大多规模不大，可能由一位或者几位家长，甚至学生发起。有些家长辞去了原来体面的工作而投身教育。老师们并不一定拥有教师资格证，但他们本身受过可能比很多师范生更纯粹且没有被格式化的教育。他们是积极行动的终身学习者，他们抱着对未来、对孩子的敬畏之心，博览中外的教育书籍，自学成才，批判思考，东西融合，洋为中用。这类学校绝大多数因为规模、场地、性质、师资、课程等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没能拿到教委的认可、注册成正规学校，只能以培训机构或“私塾”的名义在夹缝中求生存。但它们所做的事情，对孩子的尊重程度、对学习的认知和理解、对教师的栽培和滋养，超过了很多正式挂牌、用牺牲孩子童年的代价换来满墙荣誉的名校。如果政策能给这些不接受资本绑架、不以营利为目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特殊学校多一点支持和鼓励，哪怕只是包容和允许，说不定它们能为探索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以及面向未来的学校教育模式提供一个可复制的范本，从而逐步改良中国的教育生态。二常见国际课程简介各大国际学校的课程，主要是英国的A-Level，美国的AP，欧洲的IB和加拿大、澳洲课程“列强割据”的局面。它们各自占有的市场份额为：A-Level约４0%，AP约２６%，IB约１４%，加、澳等其他国际课程约２0%①。这几种课程各有利弊，做平行比较并不容易，笔者只能就自己从业的经验略作介绍。（一）英国高中课程（GeneralCertificateofEcationAdvancedLevel，简称A-Level）A-Level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国外的课程体系，它源自英国的国家课程，是英国全民课程体系，是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迄今为止，全球共有５000多个机构开设了A-Level课程，每年有数百万学生参加由剑桥大学的国际考试院组织的国内外考试。除去英国本土，其他国家的ＧＣＳＥ课程被统称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ＣＳＥ（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在中国，学生一般在初中时选修该课程，不过很多学校会拔苗助长地把本该两年学完的ＩＧＣＳＥ课程压缩到一年内上完。大多数中国的国际学校都是从中学开始开设Ａ?ｌｅｖｅｌ课程。学生在高二的时候，根据自身爱好选择四门，高三时还可以退掉一门成绩不好的课，因为申请大学时只需要提交三门成绩。其实，Ａ?ｌｅｖｅｌ科目选择范围很广，如果细分的话可多达７0门课。但每个学校开设的科目通常在１0门左右，急功近利的学校可能只开那几门中国学生略有优势的数理化学科。总的来说，Ａ?ｌｅｖｅｌ从体系上说目前来看是完整的，也是比较容易入手的课程。与ＩＢ课程相比，学生不用学那么多，而且允许学生偏科。Ａ?ｌｅｖｅｌ虽然是英国课程，但也受到全世界各个大学的广泛认可。英国教育资源向来供大于求的事实和政府推动的教育产业化和海外输出也从一定程度保障了课程和师资的充足和稳定性。（二）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Placement，简称AP课程）ＡＰ进入中国时间不长，但是渗透的速度非常惊人，这跟它源自美国有很大关系，毕竟美国还是广大家庭首选的留学国家。截至２0１８年９月，中国已经有２６９所学校使用ＡＰ课程，但很多家长普遍有两个认识误区：去英国就得修Ａ?ｌｅｖｅｌ，去美国就得学ＡＰ。申请美国的大学其实并不一定需要ＡＰ成绩，ＳＡＴ和ＡＣＴ才是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ＡＰ，ＡＰ说到底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美国大学在录取的时候，不仅看孩子的综合实力，也希望看到孩子的个性化特长，ＡＰ成绩可以帮助大学遴选到适合它们的人才。ＡＰ是一个配套了考试的课程体系，但在中国开设ＡＰ课程基本没有什么门槛，一旦有了逐利而来的培训机构介入，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应试教育的窠臼。老师会不会教ＡＰ课程不重要，只要能提分就行，而没有真正实现ＡＰ以兴趣驱动的因材施教。ＡＰ成绩很快就沦落成加在学生身上一道新的“枷锁”。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质疑中国学生的ＡＰ成绩，甚至开始拒绝过高ＡＰ成绩学生。因为他们存在疑问：“这些母语非英语的中学生竟然能把美国大学的课程考出这么好的成绩，而且在那么多科目上都考得这么好，那他们错过了什么？”“当中国的‘考试机器’在闷头刷分的时候，美国高中生都在做什么？有得必有失，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三）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DiplomaProgramme，简称IB课程）ＩＢ课程最近几年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起源于欧洲，最初是为了满足那些海外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需求应运而产生的。由于市场运作成功迎合了家长急功近利的心理，中国越来越多的双语学校也开始采用它，截至２0１８年，全国已经有１４２所学校开设了ＩＢ课程。课程包括３个子体系：小学阶段开设的ＰＹＰ，初中阶段开设的ＭＹＰ，高中阶段开设的ＤＰ。３个子体系的课程理念是统一的，相互贯通又相互独立。相对而言，ＩＢ确实有它的过人之处，它打破了以知识为纲的课程设置，始终强调不是要教给孩子哪些知识，而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尤其在小学ＰＹＰ阶段，很多学校采用ＣＩＰＰ教材，也就是剑桥国际考试小学课程项目，包括数学、英语、科学等学科，主要以探究为主，英文授课。它以十项“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Ｐｒｏｆｉｌｅ（学习者特征）”贯穿始终。让孩子们成为学习的中心，让好奇心来推动学习的进展。通过六个跨学科的主题单元在不同年龄段探讨同一个问题，同时也通过艺术课程来教会他们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思考。ＣＡＳ（创造、行动和服务课程）暗合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让学生对课题和成果有拥有感，对他们的学习动机提升帮助很大。孩子们在调查研究、收集信息、整合知识、宣传策划、演讲表达、沟通妥协、执行及反馈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同时还教会了孩子感恩和责任，以及如何做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人。在所有国际课程里，ＩＢ是唯一不代表某一个国家，而是结合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特色的课程精华的课程，标准化的课程也决定了它可以全球转学的优势。ＩＢ每年都会更新，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正，在全世界１５0多个国家、３000多所成员学校里面被广泛使用。ＩＢ在寓教于乐的ＰＹＰ学前和小学阶段素质教育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到了高中阶段还是得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拿到ＤＰ证书。对于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来说，语言方面的挑战很大。但正因为ＩＢ的课程难度高，ＤＰ文凭的含金量也高，得到越来越多的大学认可。ＩＢ固然让人向往，但并不适合所有学校。那些在师资、生源、校外资源、家长参与等方面都没有过人之处的学校，需要慎重考虑。（四）国际小学课程（InternationalPrimaryCurriculum，简称IPC课程）ＩＰＣ也是一个源自英国的小学课程，从１９８５年就开始研发，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和迭代已日臻完善，现在全球有１00多个国家、２000所学校在使用。ＩＰＣ和ＩＢ一样，是以人为本的课程典范，跨学科、主题式的单元设计特色很明显。通过很多一线教师和课程编写专家的共同努力和每年更新，打造出了１３0多个主题单元供老师们选择。跟哪科不好补哪科的应试教育比起来，ＩＢ和ＩＰＣ都不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西药。它们更像把身体当成一个整体去调理的中药，而ＩＢ和ＩＰＣ之间就是草药和成药的区别。ＩＢ只是一个课程框架，需要老师自己填东西进去，对老师的课程研发能力要求比较高。他们需要像老中医一样，知道怎么辨识好的草药、如何搭配、按什么比例。而ＩＰＣ则更像由专业的课程编写专家已经配好的中成药，会比较容易操作，尤其对那些刚开始从教课本的老师转型成主题式教学的老师来说，更容易上手。另外，因为ＩＰＣ没有像ＩＢ那么严格的认证、授权，也没那么贵，所以有很多没有下定决心加盟ＩＢ的学校会选用ＩＰＣ来热身。三国际学校的发展变化和未来趋势随着国际学校的快速发展和暴露出问题，国家对各类国际教育学校的管理正在建立新的规范，对申办新学校资质的审查和要求趋严。（一）外籍子女学校政策收紧主要体现为严格限制招收中国公民子女。上海等地方政府要求在校名里明确标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八个字。在申办成立后，出现以下情况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学校和开办人限期整顿或者停办：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学校的；招收境内中国公民子女的；办学资源（包括资金、生源和师资）严重不足，无法正常运行的；从事工商业活动及其他营利活动的；从事违反中国法律、法规活动的。国际学校的办学风险也逐渐呈现。近几年来，来华务工人员的总人数虽持续增长，但能全额负担员工子女在国际学校高额学费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意愿在下降，从而导致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出现负增长。２0１８年９月，归属新加坡ＩＳＳ国际教育集团、北京最早成立的国际学校之一的ＢＩＳＳ国际学校，由于拖欠教师工资而关停，预示着一个“此消彼长”“三十年河西”的趋势。（二）公办学校国际部公办学校国际部因为其费用相对较低以及隶属于公立学校系统、相对安全可靠，更受家长青睐。但在当前的政策调整中，公办学校国际部受影响最大。２0１３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明确对高中阶段的“国际部”和“国际班”，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此后，各地纷纷收紧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发展政策。这既涉及教育公平的考量，也由于许多公办学校并不具备独自运营国际部的能力，甚至在开设时没有一个真正懂国际教育、国际课程的人。这些学校采取了与社会机构合作办学的模式，即公立学校提供校舍、教学设备和中方师资，社会机构负责招生、课程引进和外教招聘等，办学基本由社会机构主导。一些社会机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难免会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随意提高收费水平，使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失序。尽管政府要求国际部与公办学校脱钩、产权明晰，独立办学；但这一改革举步维艰，大多数仍维系“校中校”的格局。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控制招生及资产管理、限制学校自主支配经费等措施控制其发展。可以预见，公办学校国际部的办学模式正在走向式微。（三）民办国际学校政策民办国际学校面临的政策变化，主要是按照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区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实行分类登记、分类收费。这一轮修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防止其被资本绑架、过度商业化发展。新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营利性学校，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按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标准进行监管，需获得办学许可证。在具体办学过程中，除了劳资纠纷引起的学校倒闭之外，生源短缺和缺乏办学资质也是学校倒闭的关键原因。由全球最大的私人教育集团ＧＥＭＳ创办的杰美司国际学校，其幼儿园、小学和高中早在２0１３年就开学招生，后因实际运营中在校人数低至几十人，与规划中千人规模差异巨大，仅开办一年就正式关闭。２0１８年９月，甘肃陇大国际学校因连续两年没有参加年检被摘牌注销。《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某种程度上“吓跑”了一些纯粹逐利的资本，也为之前因政策不明朗而不敢进入的社会力量开了绿灯。之前主要以公立学校、教育集团、上市公司以及地产集团为主体的办学局面将会被打破，将来会有更多别的行业以局部或全部转型的方式参与进来。基于国家政策对社会力量办学的支持和对公立学校国际部的限制、外籍子女学校的持续萎缩、民间多元化资本涌入等种种原因，民办国际化学校将会持续增长。基于学校运营及家长需求考虑，十二年一贯制学制成为新增校建校首选。很多有一定历史和规模的学校会采用轻资产模式迅速扩张。面对市场竞争、政策规范、家长监督及自身成长的需求，国际学校将会更加趋于优质化发展，逐渐实现“优币淘汰劣币”。无论是在师资、教学、课程，还是在软硬件设施方面，以人为本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会超越洋品牌、高昂学费、豪华校舍、巨大面积等的追求，成为衡量学校教育最核心的标准。但由于仍然供不应求以及办学成本持续飚升，估计学费也会有所增长。在教学方面，随着出国访学的机会越来越多，人们将逐渐走出“盲目崇洋”的时期，国际学校学习外国经验的方向也越来越多元，除了英、美、加、澳、新这些老牌的留学和教育输出国家，大家也开始关注芬兰、丹麦、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小众和别具一格的办学经验。（四）国际学校办学的新挑战国际学校的办学，正在从外国校长和国外课程一统天下，逐渐过渡到文化、课程、管理本土化的趋势。一些知名的国际学校也开始表现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尊重和对中国学生群体（肤色而不是护照的颜色）需求的关注。北京的鼎石、深圳的荟同、天津的惠灵顿、上海和杭州的惠立都是很好的例子。同时，也出现了回归中国教育哲思和课程体系的探索，开始更理性地、有选择地借鉴和学习，推动中国的教育形态多元化发展。大家意识到东方智慧的价值，只要学习和教授得法，一样可以成就学生的成长。随着“唯标化考试成绩论英雄”和“唯学校排名论英雄”“唯学历高低论英雄”等旧的评价标准逐渐被时代淘汰，核心素养成为越来越多学校关注的重点，围绕核心素养开展的课程设计和师资培训也会成为决定学校能否在这场“教育系统迭代”中幸存的关键。回到初心，在中小学开展国际教育，推进教育国际化，不仅是为了满足部分高收入家庭的选择性需求，还具有为教育改革探路、促进学校教育进化的积极价值。公办学校举办国际部的初衷之一，就是作为高中课程改革的“试验田”，参与到国际课程的教学中，深刻理解国际教育的内涵，从而创新适合中国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目前国家在支持国际教育发展的同时，对课程、教材等环节也提出相应的规范和要求，如规定一至九年级必须执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大纲。９月，教育部教材局印发《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开展全面检查，对以校本课程教材、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或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等违规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清理。它既体现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导向，也对国际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通过中国文化的植入和引导，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人才。中国教育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方面是教材开发和使用的多样化，出现“一纲多本”的格局。对于中国这样发展差距大、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多民族国家，教材多样化的改革方向是应当坚持的，这也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性。在教育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教材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探索和改革的主题，需要调适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汉族和少数民族等不同的教育需求，使之真正适合教育创新的需要、适合教育开放的需要、适合学生成长的需要。国际学校面临的许多困境和挑战，需要办学者和管理者智慧应对。例如：对教材的高度控制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学校的多元化发展和创造力；土地资源的稀缺导致建校成本激增并且校园越来越偏远；把师生放到远离城市信息、资源中心的豪华校园不利于社会化学习；优质外教和校长的供不应求造成行业鱼龙混杂和平均水平下降；教育费用的水涨船高导致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及社会阶层的固化；不断升级的教育商业化和“鄙视链”加重家长互相攀比的消费者心理；课后班的补习文化甚至渗入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能力素养；焦虑的情绪和“上帝”心理导致家长绑架了学校的治校主权；高收费学校的客服心态助长了家长的颐指气使和对学生的过度保护；学校为迎合家长急功近利的要求违背了最根本的教育规律；学校因怕家长责难，因噎废食地实行免责式管理、减少户外活动；“唯名校论英雄”的价值观扭曲了“因材施教”的培养目标；“贪多嚼不烂”的ＡＰ竞争文化进一步缩短了学生的睡眠时间；好高骛远的“ＩＢ热”让很多人低估了非母语环境学习的挑战；学术和语言的双重挑战以及海外升学的压力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等等。本号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通过私信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Yeping Li、尼古拉斯州立大学（Nicholls State University）的Ke Wang、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Jeffrey E. Froyd等学者在《国际STEM教育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M Ecation）上在线连续发表两篇关于STEM教育研究与趋势的文章。其中一篇发表于3月10日，题目为《STEM教育的研究和趋势:对期刊论文的系统综述》（Research and trends in STEM e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journal publications）[1]，另一篇发表于4月22日，题目为《STEM教育的研究和趋势:对公共资助项目的系统分析》（Research and trends in STEM ec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publicly funded projects）[2]。两篇文章从不同视角对STEM教育的国际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下面我们就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编译，与读者分享。01STEM教育研究和趋势:对期刊论文的系统综述首先在时间段上，该文选择了2000年至2018年底。起点之所以选择2000年，是因为STEM这个缩写直到21世纪初才出现，截至时间之所以选择2018年底，是因为该文作者2019年开始进行综述研究。在论文的选择上，该文作者基于谷歌搜索、耶鲁普尔乌教学中心（Yale’s Poorvu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的期刊目录以及专业判断首先选出了45个期刊，然后以标题或（和）摘要中含有“STEM”（或含有STEAM以及含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短语）为条件，对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检索，最终从其中的36本期刊中（有9本要么没有符合检索条件的研究论文要么是非英语期刊）选出798篇研究论文进行分析。通过对这798篇论文进行分析，作者得到如下一些发现：1.自2000年开始，STEM教育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呈逐渐增长趋势，其中从2010年开始出现显著增长。另外从2015年到2016年，从2017年到2018年出现特别显著的增长。在798篇论文中，在标题（或在标题和摘要中都含有）中含有“STEM”（或STEAM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短语）的共有549篇，仅在摘要中含有的共有249篇。从年度分布上来看，从2010年开始，两类均出现显著增长，但在标题中含有“STEM”的论文比只在摘要中含有“STEM”的论文增长更快。在论文内容所涉学科领域上，798篇中有488篇（61.2%）包含STEM的所有四个学科领域，有141篇（17.7%）仅包含STEM中的其中一个学科领域，有84篇（10.5%）既包含STEM学科领域也包含非STEM学科领域，包含STEM中的两个学科领域和三个学科领域的分别有72篇（9%）和13篇（1.6%）。从年度发展变化来看，自2010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是包含STEM四个学科领域的论文。2.在所选的36本期刊中，有2本是综合教育研究期刊，12本是刊名中含有一个STEM学科的期刊，8本是刊名中含有2个STEM学科的期刊，6本是刊名中含有3个STEM学科的期刊，7本是刊名中含有“STEM”名称的期刊，1本是刊名中含有“STEAM”名称的期刊。其中刊名中含有1种学科、2种学科以及含有“STEM”的这三类期刊刊载的样本论文数量接近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三类期刊每年平均发表超过40篇。样本论文发表期刊排名前五的是《科学教育与技术杂志》（Journal of Science Ecation and Technology，共发表80篇）、《STEM教育杂志》（Journal of STEM Ecation，共发表65篇）、《国际STEM教育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M Ecation，共发表64篇）、《国际工程教育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cation，共发表54篇）、《学校科学与数学》（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共发表41篇）。3.按照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以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划分国家/地区属性，不考虑其他作者，这种方法的统计指标为文章篇数或篇数占比；另一种是基于统计公式对国家/地区属性进行赋值，如一篇文章有两位作者，第一位赋值0.6，第二位赋值0.4，三位作者的话，依次分别赋值0.47, 0.32, 0.21，这种方法的统计指标为赋值总分或总分占比）划分论文作者的国家/地区属性，发现排名前五的国家/地区一致，均为美国（两种类别占比分别为75.75%、74.91%）、澳大利亚（4.65%、4.81%）、加拿大（2.26%、2.31%）、台湾（1.76%、1.73%）和英国（1.76%、1.61%）。4. 798篇STEM教育研究论文中，83.7%为合著论文，独立作者的仅有130篇。从年度发展变化来看，同样合著论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2015年之后增长非常显著。另外，合著论文中，国内学者合作的论文明显高于国际学者合作的论文。5.在论文内容上，关于“目标、政策、课程、评价和评估（包括综述）”的主题类别几乎占了一半（375篇，占47%)。其次是“K-12教学、教师和教师教育”(103篇，占12.9%)，紧随其后的是“K-12学习者、学习和学习环境”(97篇,占12.2%)。这可能是学术界对K-12 STEM教育的教学和学习都有广泛的兴趣。另外，从年度发展变化来看，关于“目标、政策、课程、评价和评估”的主题增长最为迅速。6.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定量方法的增长速度最快，使用定性和混合方法的实证研究以及非实证研究也在增长，但非实证研究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实证研究的增长速度。02STEM教育研究和趋势:对公共资助项目的系统分析该论文以STEM教育的公共资助项目为特殊视角，选择了2003年至2019年由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IES)资助的127个项目为样本，对STEM教育研究与趋势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在期刊上发表的STEM教育论文美国占很大一部分。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STEM教育研究环境得到了良好的支持，有助于成果的产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重启对STEM教育研究的资助。近年来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均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支持STEM教育研究。由于自2003年始，美国教育部对STEM教育研究的资助主要由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Ecation Sciences）负责管理，所以该论文聚焦于由该机构资助的STEM教育研究项目上。时间段的起点自然也就选择为2003年。对于资助项目样本的选择，该文作者直接借用了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的资助项目分类，其中STEM教育在两个大类下都有，一个是在“教育研究”（Ecation Research）大类下，另外一个是在“特殊教育研究”（Special Ecation Research）大类下。在第一大类中共有98项，在第二大类中共有29项，合计127项。然后作者根据研究问题，对这些项目进行了编码，包含多个类别的项目会进行多重编码。例如，其中一个项目在学科类别上有三个编码，科学、技术和综合，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该项目中都有涉及。通过分析，作者得出如下一些发现：1.STEM教育研究项目的资助数量在年度上没有明显的特征。2007年之前基本呈现一个逐年增长趋势，从2009年到2011年和从2012年到2014年总体上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STEM教育研究项目资助总额在年度上也没有明显的特征，年度资助总额波动较大，两大类合并计算，最高出现在2007年，超过3300万美元，最低出现在2013年，为269万美元。对于“教育研究”大类下的STEM教育研究项目和两大类合并起来的项目，每个项目的年平均资助额在1132,738美元（2019年）到3,475,975美元（2014年）之间。对于“特殊教育研究”大类下的STEM教育研究项目，每个项目的年平均资助额差异很大，其中2014年和2017年该大类下没有STEM教育研究项目。在项目资助额度大小上，127个项目中大部分获得了100万-200万美元的资助(77项，占比60.6%)，超过300万美元的项目位居第二（21项，占比16.5%）。在项目研究周期上，127个项目中的绝大多数是3年或4年的项目，其中4年期研究项目最多，有59项（46.5%），3年期研究项目其次有54项（42.5%）。2.2009年以前大部分的STEM教育研究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为一人，2009年以后项目负责人为多人的成为主流，说明STEM教育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3.2012年之前，大学是STEM教育研究项目的主要获得机构。从2003年到2019年，有80个项目(63.0%)被大学所获得。与此同时，非大学机构只获得了47个(37.0%)，在近几年里它们在争取STEM教育研究资助上似乎越来越积极。这说明，STEM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参与的趋势，这其实也是STEM教育研究重要性的另一个指标。4.127个STEM教育研究项目中，大多数聚焦在5-8年级上（70项），其次为1-4年级（48项），接下来为9-12年级（38项）。5.以“开发和创新”（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为研究目标的项目最多（58项,占45.7%），接下来为以“效能与复制”（efficacy and replication）为研究目标的项目（34项，占26.8%）和以“量度”（measurement）为目标的项目（21项，占16.5%）。从年度发展变化来看，在“教育研究”大类下的项目，以“开发和创新”为目标的项目数量有下降趋势，而以“量度”和“效能与复制”为目标的项目数量有增长趋势。6.在项目所涉学科上，大多数聚焦在单个STEM学科上，其中88个项目聚焦数学，51个项目聚焦科学，43个项目聚焦技术，2个项目聚焦工程。尽管每个项目可能聚焦多个学科，但是在88个聚焦数学学科的项目中，有54个项目以数学作为唯一的学科聚焦点。另外，聚焦STEM综合学科的有55项（43.3%），这进一步证实了一个普遍的看法，即综合STEM教育和研究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7.在研究方法上，“介入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分别有104项（81.9%）和89项（70.1%）。在数据收集上，标准化测试和设计测试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其次是调查、观察和访谈。大多数项目使用三种定量方法。在数据分析方法上，使用定量方法的远远大于定性方法。[1] Li, Y., Wang, K., Xiao, Y. et al. Research and trends in STEM e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IJ STEM Ed 7, 11 (2020). https://doi.org/10.1186/s40594-020-00207-6[2] Li, Y., Wang, K., Xiao, Y. et al. Research and trends in STEM ec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publicly funded projects. IJ STEM Ed 7, 17 (2020). https://doi.org/10.1186/s40594-020-00213-8（本文由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八国STEM教育研究丛书”课题组编译。内容与图片均来自于所编译的两篇文章。访问参考文献中文章doi链接，可直接阅读和下载这两篇论文）

【环球网综合报道】我国“十三五规划”要求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国际教育成为重要载体。“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学部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一书正式出版，填补了国内学界对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空白。《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一书全篇近37万字，由国内相关领域知名青年学者陈蕴哲等著成。全书从国际教育综述和各国国际教育比较，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各阶段特点、发展经验及未来走向，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路径等多方面探究了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实践以及带给中国的启示。澳大利亚因其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政府的政策支持、潜在的就业机会及多样性的文化等受到各国留学生的欢迎。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专家沈正平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具备中西方兼容的特点，适合中国国际教育本土化高质量发展借鉴。目前中国学界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停留在留学情况以及有关教育产业化、教育刺激政策等方面的介绍，缺乏从纵向角度系统研究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的著作。这一专著从纵向与横向结合的视角，是关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的专门性研究，时间跨度60年，通过相关国内外文献、政策法规、调研数据、史实及与澳洲教育部官员的访谈研究，总结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水平，向中国学界展现整个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沈正平教授进行了评述，认为是“一部研究国际教育的创新力作”。“首先，该著作首次从纵向角度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在中国学界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次，引入定量分析方法开展历史学研究，根据留学生人数、入学层次以及占全球份额等数据，科学呈现澳大利亚教育国际教育的历史变化及未来趋势。第三，详细分析了各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转变的动因及其影响，求影响国际教育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国际教育不仅能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巨额的经济收入，更能增进国家之间的理解，促进文化沟通，提升国家软实力。教育部国别研究重点基地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喻常森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这一著作针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分析，通过历史事件、政策文本及主要澳洲教育官员的采访资料，全面论述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历史时期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各历史时期转变的动因及其后续影响，从宏观层面展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历史时期发展在全球国际教育中的地位，对于学界研究以及中国本土化教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全球化智库（CCG）、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与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编撰的《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现状研究（2019）》（以下简称《蓝皮书》）于10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新聚合国际教育研讨会上正式发布。《蓝皮书》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中国国际学校学生、教师进行调研，并对一些国际教育机构管理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从理念建设、课程设置、主题活动、教师培训和对外交流与合作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并提出对中国国际学校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展望与建议。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由来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教育很少关注国际事件以及不同民族、国家或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了“国际理解”的理念。在随后的几十年中，UNESCO不断完善着国际理解教育的涵义、宗旨和方法。UNESCO认为没有国家或民族可以与世隔绝地存在，强调了国家间通过国际舞台寻求和解的必要性。同时，UNESCO也表示，世界各国不能够否认冲突的存在，否认这些事实是不负责任且危险的。在实践层面，UNESCO开始与别的联合国机构一起试着在不同阶段调整教育的目标和行为，同时在不断变换的世界环境中推动国际理解。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演变我国国际理解教育政策的产生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萌芽。1983年9月，邓小平在景山学校题词时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后，于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邓小平的“三个面向”作为未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2010年，“国际理解教育”这一名词正式出现在国家政策文本中。《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第十六章提出，面对国际化，我国应做到“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由此可知，我国政府推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国际化人才。《蓝皮书》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角度出发，将“国际理解教育”概念界定为“为了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关注全球议题，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并理解、尊重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现状当前，我国国际学校在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设置、校本课程开发、教师培训、对外合作与交流等方面，都有相应的实践。《蓝皮书》项目组设计了国际理解教育调查问卷，以中国国际学校的学生与教师为调查对象并发放问卷，回收问卷共计242份。其中，纸质问卷186份（学生填写），电子问卷56份（教师填写），并对6位中国国际学校的管理者、教师进行了深入访谈。理念建设对国际学校学生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了解程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国际学校学生对“国际理解教育”了解程度较高。其中，有56.79%的学生对“国际理解教育”较为了解，并且参与过“国际理解教育”相关活动；从未听说过“国际理解教育”的仅占11.11%。（如图1）总体而言，国际学校学生对“国际理解教育”并不陌生，有超半数的学生参与过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课程与主题活动。国际学校学生对国际理解教育的了解程度此外，项目组在调研中发现：表示非常认同“要想理解他国文化，首先应当认同本国文化”观点的学生占比为49.44%；认同“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可以更好地促进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观点的学生占比为44.13%；认同“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可以更好地促进对他国文化的理解”观点的学生占比为46.37%；认同“本国文化与理解其他文化间互不影响”观点的学生比例为44.69%。（如图 2）国际学校学生对“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图2：国际学校学生对“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关系的态度课程设置当前，国际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可分为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隐性课程是指将国际理解教育渗透进各学科课程之中，不单独开设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显性课程则包括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1. 国际理解教育隐性课程一方面，国际学校开设的常规课程中隐含着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如IB课程、AP国际课程、A-level课程以及其他本土化的国际课程。这类国际课程设置灵活多样，具有国际化、多元文化的特征，课程本身就融合了多语言教学以及渗透对各国理解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学校将全球议题相关内容渗透进课堂教学之中。2. 国际理解教育显性课程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显性课程的主要形式为校本课程。国际学校的校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全球化知识、多语言、国际传统文化活动、国际交流体验和中国文化国际理解专题五大类。主题活动开展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是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经由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国际组织、多元文化节以及海外交流项目是学生参与最多的三种实践形式，分别占比为19.35%、16.13%、15.05%。（如图3）国际学校学生参与国际理解教育活动形图3：国际学校学生参与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活动形式由于自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国际学校拥有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资源与机会。外宾接待接待国外来访是国际教学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来校参观交流，能够有效增强师生对其他国家教育、文化的了解。交流学习部分国际学校通过与他国学校结成姊妹学校，互相派出本校学生赴合作学校进行为期数周到一学期的交流学习，以获得对他国文化的深刻理解。除此之外，部分学校采纳IB课程体系之下的CAS项目(Creativity, Action, Service)，即让学生在社区中开展服务活动，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校园主题活动部分国际学校还通过举办各式的校园主题活动，以加强师生对跨文化的理解。学生活动除了学校的引导与组织，国际学校的学生也会自发组织参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相关活动，这反映了国际学校的学生普遍拥有的国际视野与较强的自主性。从学生参与国际理解教育主题活动的频率来看，86.98%的国际学校学生在学期内至少参与过一次国际理解教育相关主题活动，接近半数的国际学校学生参与国际理解主题活动的频率为一学期一至两次。（如图4）图4：国际学校学生参与国际理解教育主题活动的频率从实践效果看，参与国际理解教育活动对国际学校学生的跨文化交往能力影响最大。教师培训国际学校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教师国籍的多元化。因此，国际学校往往会通过建立中外教师合作机制，鼓励外籍教师与中籍教师结对，参与联合调研，学习和吸收彼此在教育教学上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有助于对彼此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另外，国际学校还借助自身拥有的国际资源优势，派教师赴国外进行访学交流。图5：国际理解教育教师培训的内容对外交流与合作对外合作与交流是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重要且必要的途径，主要从政府、学校、企业三个方面加强对外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与学校的交流与合作1. 中小学的对外交流与合作①中外高中合作办学；②通过组建国际学校联谊会，定期交流或对遇到的共同问题进行研讨；③通过签订校际合作协议，互派教师、学生赴合作学校短期学习、访问，或在课程上进行合作，即在课程引进、教学团队组建、招生和升学指导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2. 与大学的交流与合作①国内大学直接参与办学；②国内国际学校与国外大学在教学活动上进行合作；③国内国际学校与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合作。3. 与政府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政府机构一般不与国际学校直接合作，但却是中小学阶段国际学校合作的重要推动者。4. 与民营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民营企业不仅是国际学校的主办方之一，还参与国际学校在国际理解教育上的交流与合作。《蓝皮书》基于全面的调查结果，对中国国际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于中国国际学校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展望与建议，包括：出台国家级专项文件、营造全民研习氛围、开发国际理解教育特色课程、丰富教师培训形式，旨在更好地推动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国际学校的传播与实践。*注* 本文整理于《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现状（2019）》图文 | 王教姣封面 | 冯同第四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共商国际化教育发展之路北京王府校区融汇东西方教育精粹，引领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新格局法政国教·睿博格携手北京市中关村一小，助力中小学英文课程创新

为应对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国际教育面临经营环境变化的挑战，广州民办教育协会于2020年11月5日14时在广州市南国酒店主办题为《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趋势暨粤港澳国际中学发展对策》的国际教育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集合政策研究领域专家、国际教育领域专家、国际学校、留学机构、语培机构负责人，通过主题分享，圆桌对话的形式，为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本次大会由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领导耿景海主任致欢迎辞，耿主任提到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中“积极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创新办学方式；支持各级各类教育人才培训交流的倡议，面向十四五，我们的国际教育要主动融入多元化、双轨制新发展格局。要充分打造自身的优势，发挥自己优势，服务双循环，助力实现中华复兴之梦，并最后祝贺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随后，由广州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陈峰博士就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化教育走向致辞，陈会长提到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化教育要识变、应变、创变。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改革开放最前沿、最先锋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教育从业者，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认清自己身上的使命，继续担当教育改革和教育对外开放的先锋。把过去拿来为主的1.0时代的国际教育，升级为中西融合的2.0时代国际化教育，换代为中国根基的3.0时代的国际教育。从中国的教育版图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过去中西教育融合最为成功的区域，也可能是换代为3.0时代的国际教育的先锋区域。让中国根基的融创型国际化教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名片，成为老百姓满意的国际教育，成为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化教育，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责任。未来已来，世界在变，我们一起适应变化的未来，创变国际教育的美好世界。研讨会上，新学说联合创始人及COO程静发表了题为《中国国际学校的生存现状和发展预测》的主题演讲，列举了目前政府部门对国际学校提出的指导政策及国际学校疫情期间的办学处境，通过分析和研究，对未来国际学校的发展轨道作出合理的预判。随后，紧接着网络连线了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岑耀昌，他就教育行业在疫情常态化下的未来发展趋势发表了精彩的讲话。他表示，作为大湾区不可或缺的的一部分，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国际教育办学单位一样都正经历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作为特区，面临着更多来自境外输入的疫情风险，因此，国际教育学校承担着不小的压力。他就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预测。紧接着是中大黄埔国际教育集团总校长崔建社就疫情下的《中国国际化教育的出路和探索》进行深刻的主题分享，指出在当前国际教育面临的种种机遇与挑战并就疫情以来积累的办学经验为中国未来国际教育的发展提出有效的方向指引。三场主题分享之后，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市民办教育协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开放共享的理念，着眼“教育、金融、未来”，共同为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的顺利发展添砖加瓦。此外，会上进行了两轮创新的圆桌对话。首轮是由广州市华美英语实验学校国际中学黄彦校长主持的题为“互联网+背景下国际课程设置与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的探索”，分别由番禺区加拿达外国语学校石珍、佛山市美伦国际学校沙卫、增城区凤凰城中英文学校李瑞及广州市英东中学胡国胜进行交流探讨。期间几方代表就疫情期间响应政府部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的号召而作出的授课模式的转变各抒己见，并对此提出自己对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教学的见解和未来对优化线上线下国际课程设置的规划。第二轮的圆桌对话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学院梁学宏院长主持，题为“后疫情时代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思路与新模式”，对话方分别有汉鼎书院徐莉，广州执信中学国际部郭庠，广州市黄埔中大附属外国语实验中学翟培琦及广州为明学校国际部史桂娟。对话中，各方就疫情以来总结的人才培养经验展开激烈讨论，指出在疫情常态化形势下应该积极创新，不拘泥与传统方式方法，运用一切可用资源来进行人才培养，并对未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作出合理规划。作为一家拥有教育“基因”的银行，中国银行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持续服务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在研讨会上中国银行介绍了“中银乐知”教育服务，全面展示了中国银行支持“家、师、生、校、教”全客群、覆盖教育全周期、满足需求多样化所构建的“教育+”金融与非金融综合服务体系。

2020年12月25日，新东方国际教育培训中心发布《2020-2021国际教育年度报告》，旨在通过对全年留学考试情况分析，为广大考生提供科学专业的备考建议及留学规划。《年度报告》秉承"格物致新，取则行远"的主题理念，独家披露行业内部大数据，整合名师详细备考指导方案、学霸高分经验共享，开启科学备考新篇章，为中国国际教育行业及考生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次《年度报告》包括托福、雅思、SAT、GRE、国际学科、美高、剑五几大考试科目，多位教学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对考试情况进行全面解析。《年度报告》以2020年考试题型变化及话题数据等大数据为依托，进行专业整理、解读，对 2021年考试趋势展开深度分析及预测。8大科目考情分析，美英留学备考全路径规划本次《年度报告》针对2020年各个考试的题目内容进行了梳理及总结，提炼出高频话题进行深入讲解，对考生的提升与弱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提高策略。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特征进行深度探究以及教学研讨，摒弃浅薄的考试技巧，回归理性的学习规律。同时，报告结合当前留学背景提出了专业的英美留学规划建议。报告就托福、SAT、及三大国际课程——A Level/AP/IB考试情况及趋势进行了深度分析及备考指导，通过整合美本学生标化考试学习规划，分析各个学科学习规划和备考策略。美本学生标化考试学习规划除留学考试分析与预测外，此次《年度报告》中还囊括了领先业界的托福科技化发展—TOEFL ProPlacer入班测试工具和SpeechRater口语评分工具介绍，做到传统与科技并存，研究与教学并行。解析后疫情时期的低龄教育，家长决策更加理性除英美留学备考以外，本次新东方国际教育培训中心发布的年度报告也针对低龄留学及国际教育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度、全面的解析。报告数据指出，美国的初小留学生从2006年的1000人迅速上升，到2020年已达到4.2万人。曾经认为只有差生才会留学的观念被颠覆，低龄留学已是更多优秀学生和精英家庭的选择。本次报告结合了最新低龄留学背景，全面解析后疫情时期低龄留学趋势、政策及规划，将单一标化考试成绩的平面形象塑造为更加立体多维的能力模型。12月25日-12月31日期间，新东方国际教育培训中心还将进行《年度报告》线上发布会，多位名师将针对报告进行深度解析及分享。新东方致力于通过本次系列发布会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展示多元国际教育形式。通过梳理学生成功案例的共性特征，结合科学专业的教学研讨，提供标准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教学方案，助力学生踏实备考，稳步前行。未来，新东方国际教育培训中心将持续为考生们提供详实科学的备考意见和语言学习策略，带来更多国际教育领域的前沿资讯，联动国内知名国际学校，与当地新东方K12培训业务、新东方前途出国、新东方国际游学&营地教育形成战略协同，更好的服务多样化的客户培训需求。

2018年，在全面二胎和教育信息化的政策红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教育和英语启蒙观念的传播普及、以及互联网和相关科技的发展给幼儿启蒙英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QuestMobile数据显示，上半年教育领域融资额比去年增加了223%，活跃用户规模一度接近2.5亿，暑假期间更是出现了20%以上的增长。同时用户地域下沉，年龄颗粒度进一步缩小。在各方助推之下，教育“下半场”精细化运营之战已然拉开帷幕。80后、90后宝妈，启蒙英语意识强， 且英语消费占教育总消费3/4以上。让孩子尽早学习英文主要为将来发展蓄力，并无特别量化效果要求。产品信息获取多倚赖用户间口碑传播，线上社会化媒体平台为主要场景。而在决策时，最看重师资质量和教材内容关注度这两个因素。为此，借助微信群运营，一些新的玩儿法正在出现，将会改变未来的教育流量生态？在这片教育蓝海中，新方向国际教育如何脱引而出，新方向教育又新在何处？战略1.1战略下沉启蒙英语概念在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用户间的扩散，引发用户下沉全面展开。新方向国际教育也将立足一线城市，着力发展二三线城市英语教育合作。避开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在广阔的二三线城市开创一片新的教育蓝海。1.2领域下沉目前在线启蒙英语产品大部分为分级教学，年龄颗粒度为3年(3-6岁、6-9岁、9-12岁)。根据新方向国际教育研究显示，0-6岁之间孩子语言学习能力和心理生理特点高速成长。1岁、甚至几个月的变化都可能非常显著。随着新方向国际教育产品体系的日渐成熟，新方向国际教育用户年龄划分有望进一步细化，涉及领域至早教部分。1.3领域细分新方向国际教育涵盖早教，少儿英语，青少编程，美国高中，游学服务，美国夏令营，成人英语等多个领域，对教育成长周期进行进一步细分，对年龄段划分更为细致。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学习需求。技术2.1 AI驱动新方向国际教育将与AI等科学技术结合得更为紧密，自适应学习智能化推荐以及与线下智能触点(外语/双语机器人)的连通，将为学员提供个性化学习内容、更准确的语音识别测评、实时更新的学习进度与知识图谱数据报告等，让家长清晰把握孩子学习 状况，并据此更好地进行辅助引导。2.23D VR与AI相结合目前，在线幼儿启蒙英语行业采取的学习形态基本以亲子共学，家长陪伴与孩子共处、但是家长自身英语水平不佳易给孩子造成误导等弊端。新方向国际教育以语言启蒙为主功能点、并与在线系统连接的外语 /双语机器人，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回顾学习内容，还可以与家长和孩子进行直接外语交互，同时，利用3D技术打造沉浸式语言环境。教学3.1教学内容创新新方向国际教育软硬实力兼备，新方向国际教育历经数十年，自主研发了一套适合孩子以第二母语学习英语的课程体系，在美国已经有800多所学校在使用。同时我们引入美国STEAM课程，青少编程，特色主题课程，不仅仅让孩子学习英文，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很好的兼顾。3.2 线下教学形式创新现有的英语启蒙教学形式基本可分为四大类:儿歌、游戏、绘本故事、动画。其中，儿童参与性较强的儿歌和游戏最受用户欢迎。新方向国际教育采用一对多的教学形式，一个班级最多不超过10人，通过小组学习活跃气氛， 激发孩子间潜意识里的竞争性。通过童谣儿歌、绘本、动画、游戏等多样化载体尽可能多地调动孩子的感官和情绪， 以期实现学习效率最大化。3.3线上教学形式创新新方向国际教育云课堂系统，结合点播课程与直播互动课程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视频互动教学，通过与学生的互动，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教师抓取到孩子的注意力和兴趣点，因材施教。3.4教学理念创新新方向国际教育提出以育人为宗旨，教学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完整的情感教学目标。同时，开创性提出了7A循环教学法，针对每个孩子学习周期进行针对性的修正。制定完整的学习教育大纲及教学计划——通过品格力，建立良好的学习态度——母语式的口音，训练孩子的演说能力——通过主题活动教学，让孩子在学习中充满活力——通过语言纠正，及时改正发音，达到学习纯正第二母语的标注——籍由阅读进入3D VR故事角色扮演，达到深临其境的学习效果——通过学习测试，及时分析学员的学习情况。3.5教学手段创新3.5.1情景教学：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例如孩 子的日常生活截面)，以激发孩子情感上的共鸣与代入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认知。3.5.2游戏教学：以游戏为容器，将教学内容融于游戏活动，让孩子通过玩游戏做任务培养学习兴趣。3.5.3沉浸式教学：在教学中，利用3D虚拟出教学环境，教师则全程使用英文进行全封闭语言教学模式，让孩子通过语境自行理解领会语句含义并作出反应。师资4.1师资团队创新绝大多数家长担心发音纯正性问题而更倾向于选择来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外教。而在教师学历上，家长更偏好硕士学历，其次为本科，认为学历太高不容易与孩子打成一片，而学历太低则可能存在素质和专业技能不足。新方向国际教育在美国，新西兰均设有海外招聘站，我们的外教均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幼教经验，5轮以上的面试，低于4%的录取率。4.2 师资团队培训创新每一位外教都经过5轮以上的面试和笔试，3轮以上的试讲筛选，录取率仅为4%。教师录用后进行三次以上系统性的岗前培训，每天高频次多元化教学方法培训，每天3次以上的实战试讲培训。每周开展教研会议。随时监督，保证教学质量。对于新方向国际教育来说，老师的个性、教学风格和教学经验是其最为关注的因素。我们希望教师能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深深感染到孩子，激发孩子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运营5.1合作模式创新新方向国际教育提出合伙人合作制度，我们对合作伙伴不收取加盟费用，我们通过技术入股，一起合作，一起努力让校区盈利。5.2招生模式创新新方向国际教育自主研发了云管家管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涵盖拉新——试听——报名——续费——转介绍这一整个用户周期。5.3营销模式创新依托线上社交，实现社群裂变，基于线上社交平台实现营销内容的快速裂变，基于网络社群提供用户运营服务是当下新方向国际教育采取的做法。我们的主要目标用户(80后、90后宝妈)具有天然的线上社交与自传播分享属性，教育行业对社群渠道尤为依 赖和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在家长群中拥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V妈妈在用户教育、社群运营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V妈妈主要担当以下三种角色。5.3.1启蒙英语理念传播者:促进启蒙英语教育理念普及化。5.3.2产品/课程推广人:通过自己与孩子现身说法展示产品/课程效果。5.3.3社群班长:日常监督家长学员打卡、开展纠音练习等。5.4运营渠道创新教育行业依赖口碑自传播，线上社会化媒体平台为广告主战场。相比于从商家角度出发的宣传推介活动，新方向国际教育将主战场放在，微信群、QQ群、妈妈帮、宝宝树等社交群或社区论坛等平台内。这些平台发生的群体口碑传播与推荐分享显然是推我们英语品牌重要的途径和渠道。而广告形式主要还是，信息流广告、视频广告为主。5.6课后服务创新在英语行业中，用户辅助性服务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售后服务与用户微信群管理和运营。新方向国际教育倾向于运营总人数在20-100人之间的微信群规模，一方面担心人数过少信息量不足，另一方面又苦于人数过多造成的信息泛滥。同时，我们针对提升育儿科学有效性和孩子兴趣为中心，为校区提供更为丰富的群活动形式。

【环球网教育报道】2019年12月26日，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BRCF）、全球化智库（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发布《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现状与未来》报告。该报告是中国首个由公益组织发起的系统研究国际理解教育理论、实践与发展的报告。报告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成果和指标体系，结合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探索，通过对学生进行调研与测评，总结分析出了中国学校在国际理解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国际理解教育的展望。报告旨在服务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为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未来人才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南南合作促进会会长、外交部原副部长吕新华，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民办教育分会副会长马学雷，南南合作促进会副会长张秉海，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张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姜英敏，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院博士王晓宁以及来自国内、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媒体记者共同出席了当天的报告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活动。首先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法政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潘军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分别致辞。潘军理事长从全球教育共识出发，剖析国家教育政策要求，结合发展中中国对于国际人才迫切需求现状，阐述了基金会支持国际理解教育项目的初衷。她指出:“人文交流，教育先行，新时代赋予了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的良好发展契机...基金会在2020年前夕完成并发布报告，是向国家践行国际理解教育、为面向未来的新型国际人才培养伟大战略构想的致敬。”潘军理事长表示，将秉承基金会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发展的理念，以此报告为起点，继续推动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与实践。最后潘理事长呼吁：“未来已来，远方不远，让我们携手共赴一场未来教育之约。”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表示，这是中国更好地理解世界、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新时代，也是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引入中国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有中国特色的新探索出现。同时，中国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诉求也越来越多。报告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展望了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的积极前景。他同时强调，发展国际理解教育还需更清晰地定义其概念，从而更好地向社会传递国际理解教育公正、平等、自由、包容等核心价值，发挥国际理解教育作用，促进国际交流沟通往来。 随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一部总监李庆、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院长王晓阳，先后围绕报告的研究背景与价值以及报告内容做了详细解读。《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现状与未来》报告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国际理解教育的起源与全球影响力，并论述了中国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总体认知，即从教育目标的角度看，国际理解教育是中国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准备与人才储备的重要路径。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有良好的基础。报告的第二部分从课程、师资、对外交流与合作、评价等方面，铺述了中国在国际理解教育领域所进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该部分囊括了课程设置、教师培训、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及评估体系等四个实践。同时，报告第二章对以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实际推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阐述说明。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通过“两个方面”的发展格局，与“贯穿式”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体系，发起中国首个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主旨的公益项目，将富于中国特色的国际理解教育经验与智慧带到国际舞台上分享。报告的第三部分从实证和定量的维度，介绍了依据中国国情修订后的 PISA 全球胜任力框架抽样测评结果，探索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部分发展现状。本次调研收回有效问卷2403份，其中2313份为对学生的调查问卷。总体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家长教育水平与海外经历、教师教学能力及对国际理解的态度，是影响学生国际理解的核心变量。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四大未来发展倡议。一是倡议政府做好通过顶层设计，出台和保障相关政策，引领发展方向；二是倡议非营利组织发挥独特优势，积极筹措资金，搭建资源平台，构建教育共同体；三是倡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相应资源，进一步明确并支持人才需求；四是倡议学校深化实践，优化课程供给，多维并举，开拓创新。报告发布后，与会的专家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围绕报告的调研与倡议、国际理解教育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际人才的全面培养等话题进行深入地研讨与交流。大家对本次报告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期待未来在这一方向上能够更进一步为当下的中国国际理解教育提供理论借鉴。多家中央以及知名媒体参与了此次研讨发布会并在活动现场就关心的问题同与会学者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是由北京法政集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发起设立的慈善组织。基金会将教育公平、性别平等、移动学习、终身学习作为优先议题，助力探索教育改革与创新，资助各项学术课题、智库研究、教师培训、国际交流和慈善救助项目。自成立至今，基金会持续资助教育部课改中心开展“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基金会与联合国妇女共同启动“创建和谐性别关系青年领导力”项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推动国际理解教育项目及移动教学项目，并相继在井冈山、延安、六盘水等革命老区扶智支教，积极参与落实国家2019脱贫攻坚战。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从2012年起，CCG在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等，填补了中国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空白。CCG还研究撰写了《人才战争》等著作，呼吁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战的时代制定相应政策，吸引和培养国际人才。2018年3月，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成立，CCG持续十年呼吁的政策推动成果落地，成为社会智库影响和推动国家政策的典型案例。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由南南合作促进会领导，研究国内外国际教育发展经验，为推动中国教育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政府与国际学校教育决策，提供一流咨询服务。研究院致力于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智库。通过加强与相关机构的联系与合作，研究院致力于研究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国际学校实践案例，国际学校学生发展、教师资格与评价标准、课程标准、国际学校运营等国际教育行业相关内容。

国际教育不仅是换一种学习语言，更是换一种学术思维——专访橙哲学堂创始人YAO博士国际教育不仅是换一种学习语言，更是换一种学术思维——专访橙哲学堂创始人YAO博士在过去，国际教育还只是在华外籍人员子女的专利，学校数量和学生规模都很小。但近五年来，整个产业却迅猛发展，目前中国大陆国际学校的数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在读人数也实现每年两位数速度的增长。这得益于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家庭可自由支配财富的增加，并间接推动了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探索。多家权威行业研究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大陆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教育市场，这同时也为国际课程课外学术辅导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国际课程学术辅导，属于新兴领域，传统留学和语言辅导机构因为普遍缺少相应的专业师资和学术资源，而无法短期内通过快速嫁接来拓展业务，初期多依赖和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师资。2016年起，YAO开始在国内作为独立导师，从事国际K12学术辅导工作，并受邀兼职于上海各大留学机构协助其开展数学，统计和科学类教学服务。过去三年，YAO带过的学生在各类国际课程中均取得极优秀成绩，长期学员全球统考ALevel数学和统计类均在A以上，IB数学和生物6分以上占比接近100%，SAT2生物目前满分率100%。学员中不乏升入美国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兰迪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深造。YAO始终认为创立专业的学术服务机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自己在这个行业有一定地实践经验，而不是一蹴而就，这不仅是对学生和家长的负责，更是对学术的尊重。在和他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到YAO对学生、对学术、对学习的态度，那种坚持，认真，负责很让人钦佩。这与当今一些只为眼前利益而放弃底线和原则的从业者形成了鲜明对比。Q1: 您什么时候开始到国外读书的呢？为什么叫YAO？我是2011年出国的，读生物学和应用数学两个方向。当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经济完全独立，非常兴奋。而且当时所在课题组是由美国科学院院士所领导，科研前景上，我也是信心满满。我本名是周耀鹏，所以就取了名字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做了英文名，在美国他们也正好能正确发这个音，所以就一直用到现在。这样也比普通的英文名更显个人特色，哈哈。Q2: 您感觉美国与我们国内教育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个人感受到的差别体现在两方面：一，我认识的不少美国人把教育看成是一个人自己要完成的任务，是对自己履行责任和义务的体现，政府有义务为公民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来帮助公民来完成这个目标。（很有意思，奥巴马总统42岁的时候，才还清自己的学生贷款）。二，教育最大的意义在于鼓励自我发现和自我探索，而非一味强调书本知识的掌握。所以，美国本土的学霸几乎都是真的学霸，而非被逼着学习的“好学生”。两者驱动力不同。Q3：在国外就读的期间内，哪些方面让您觉得受益匪浅呢？我读博是在University of Maryland，紧邻美国首都华盛顿(Washington, DC)，地铁非常方便。所以，经常一有空就去DC各种参观。这边公共教育资源非常发达，各种博物馆，艺术馆，档案馆，科技馆和纪念馆环绕在白宫和国会山周围。我对美国社会的观差和理解大多源于这里。整体来说，社会鼓励创新，文化开放，以及对个体的尊重是我最大的感受。在学术研究上，我有幸参与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资助的研究项目，学校周围还拥有众多联邦研究机构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 以及像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这样的全球顶级非营利性研究机构。高密度，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和研讨会，对我开阔视野和构建研究思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Q4：您博士毕业以后做过什么工作？后来为什么会进入事国际教育行业呢？我当时是提前毕业，并留校工作了一年，之后应聘到 Samuel Roberts Noble Foundation继续科研生涯，当时打算就这么一路走下去。不过，一篇报道让我重新思考方向问题，这就是 《2015版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白皮书中估算，当年有约8000名中国留学生，因学术表现差（57.56%）和学术不诚实（22.98%）被校方开除。虽然，这8000人只占当时留学生的比例的3%，但被媒体渲染以后，引起国内巨大舆论反响。早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学生的学术表现问题。亚洲留学生中，新家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国的留学生适应能力很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本国官方教学语言就是英文，所以早已适应英文语境下的学习模式。虽然他们口音明显，但几乎不影响任何交流和表达。相比之下，中国留学生虽然TOEFL语言成绩很高，但在实际学习中却听不懂，不敢说，更不敢讨论和交流。除此之外，以高考为目标的基础教育培养模式，也让中国学生善于学习书本知识和考试，而丧失了培养学术力和表达力的机会。而这两点，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最看重的因素。我想做的是提高英语非母语国际学生的综合学术能力，这恰恰与当下国际教育有很大重合。Q5: 那么在您看来，学术和学习有什么区别呢？这得从读大学的时候说起。我所在的专业属于国家理科基地班，学校给予了不少资源倾斜。所以，大二的时候，就有幸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接受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科研训练。这段经历，让我开始意识到学术和学习根本就是两件事情。学术是要发现和创造新知识，而学习更多是吸收和掌握已有知识。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此外，学术还强调开放交流和有价值的讨论，这是传统学习所忽视的一点。还有就是，在美国这段时间，让我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学习不好，科研超棒”的科学家，也加深了我对两者差异的理解。Q6：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创办了橙哲学堂？我回国以后曾在类似的教育机构工作过，当时以为遇到了相同梦想的一群人。不过进去以后，才发现整个团队从价值观到理念，都和我差异很大，特别是当我知道有些项目涉嫌学术不端和宣传造假的时候，我就决心离开了。接着，我就开始了个人工作室模式，也就是橙哲的前身。此外，之前遇到的学生也促使我想要继续走下去。我2017年的时候遇到一个10年级的学生，在国外读了一学期就退学。她说自己在英国听不懂，学不会，实是在受不那种压抑，最后决定离开，还觉得自己像个没用的逃兵。随着课程的深入，她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不自信，经常嘲笑自己IQ不及格，不是学习的料。当时我教她Alevel 统计学，为了赶上她落下的进度，我们把两个学期的内容压缩成2个月，这本身就是个很大的挑战。其实，她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属于不自信+错误的学习方法。我一边给她举我在美国带本科生的例子，来客观评价实际情况，一边鼓励和肯定她的努力和进步。并加大了discussion和interaction的力度，引导她多去做active reasoning。最后，在5月份的全球考试中取得了A的成绩，远远超越她在英国时同学和老师的预期。我坚信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和困难就是自己，在教学服务中，导师对学生影响绝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一个合格的导师，一定要在满足基本教学能力之上加强对学生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的正确引导。这也是我想要去坚持的做下去的动力。Q7：您觉得橙哲学堂与其他国际课程辅导机构相比，特点在哪里？橙哲对我来说是梦想的新阶段。以培养和提高学术能力为目标，是橙哲最大的特色。我们培养的方向是具备学术思维和沟通表能力的学者而非只擅长书面应试的传统学生。此外，拥抱新科技，使用AI智能技术，从各个环节来提高教育过程的综合效率，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Q8: 您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或者经验可以跟正在读国际课程或者未来想要读的学生们分享一下吗？首先，语言是基本功，这个是要下功夫的，我这里说的语言不是背单词，而是要用英文来表达自己。传统上中国学生总觉得怕自己发音不好，或是语法不对，而不敢开口，其实这都是多余的。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不是用来考试的。欧美大学有很多英语非母语的国际学生和教授，课堂上你可能听到很多口音，大家关注的更多是你想要表达的内容，态度和观点，而非口音和语法。我很喜欢一个教授说的一句话：if you don't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why do you sit here wasting time ? 其次，具体学科知识学习中，一定要先搞清楚框架（big picture）和逻辑（logic flow）再去填充细节。并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口头表达（oral presentation）的比重。最后，其它诸如信息检索，选题，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等高阶学术训练也要打好基础。Q9：您希望跟什么样的老师或机构合作？首先，人品和价值观是第一位的。我们中国人讲，先做人，再做事。人品不行，能力越大，危害越大，特别是在教育这件事上，不能急功近利。其次，专业能力过硬，一般我只会考虑相关专业海外硕士以上学历，且不低于2000小时实战教学经验的导师。最后，橙哲采用的是具有淘汰规则的合伙机制，核心导师之间不存在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合伙和退伙依照具有法律效事前约定的合伙协议来执行。Q10：可以介绍一下您现在的合作导师吗？目前，我担任橙哲学术总监，并兼任数学和生物学导师。Merlin Liu是我们首席物理学导师，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硕士和Ph.D. Candidate，8年一线教学经验，擅长数理化三科。Max Bi 是我们首席数据分析项目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3年教学和数据实战项目经验。Andrea Wu是我们的首席化学导师，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Ph.D. Candidate。香港浸会大学分析化学硕士。5年国际K12课程化学辅导经验并持有香港大学CETL教师培训资质。Athena Liu是首席升学规划导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全国屈指可数的金牌规划师。Lloyd Peterson特约美国升学指导，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前耶鲁大学高级招生官Seniro Admission Officer.橙哲学堂在我和几位导师的努力下，希望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学术能力提升，而不仅仅是好看的成绩单，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让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认识到，学术能力才是国际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我也非常愿意继续和相关留学规划及语言机构合作，一起为国际化青少年人才培养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