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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论以刑德

2020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三大体系#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全球性危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方面努力从学术层面就全球化及中美关系走向等时代问题提出中国主张,另一方面则不断积蓄力量,通过对“中国学派”构建的再讨论,对学科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以及对新研究领域、新研究路径的再探索,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创新发展。一、全球化及中美关系走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回应2020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大会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使用“后疫情时代”的表述。这意味着,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虽然对于这次疫情造成的后果有多深远,我们无法立即回答,但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补充,使研究进一步深化。首先,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走向深入。针对近年来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全球化受阻、民粹主义再掀浪潮、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局面,程亚文在《全球化的政治限度》中指出,当代形态的全球化已突破了其启程之时的政治限度,由此在国际和很多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叠加,全球化已不再可能沿原有轨道继续下去。未来,全球化开新应从两处破题,即构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更加平等、资本重新受到政治规制且能保持活力的全球化。张宇燕则提出,尽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做出选择的还是人类自己。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尽管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进,人类没有其他选择。张蕴岭也认为,反全球化势力一直与助推全球化的势力相伴相随,但开放下的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不仅是当代,也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在改变,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世界不会退回到各自为政的“部落主义时代”。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全球化受阻造成的全球治理困境进行了重新评估。刘贞晔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造成的全球化“熔断”,加速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转折。这一历史性转折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对此,史本叶、马晓丽认为,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的理念、主体、客体以及规则和动力均需要再塑造。其次,重新评估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杨洁勉认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体系变化相比,当前西方大国不再能够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但是,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进程。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不会轻易与发展中大国分享主导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将充满着变化、震荡、斗争与磨合。具体到当下的中美关系,郑永年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冷战”状态进一步升级。但赵可金认为,“新冷战论”并不成立,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仍在争论之中。王缉思也认为,只要坚持三个底线,即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保持一定规模的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维持中美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只是一个时间和机遇问题。针对此前美国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学术概念,“修昔底德陷阱”确有其解释力,而且从艾利森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来看,也是意在管控分歧和冲突,避免陷阱。因此,不能简单否定或拒斥这一概念。还有学者指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是否真正感到恐惧。从目前来看,美国整体的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据此,一方面,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持续互动不当,可能会发生更具破坏性的结果。总体上看,学者们对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仍持积极乐观态度。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当前国际局势及中国外交的总体期盼。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知识体系再塑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周年。2020年,相关讨论在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向度上得到继续深化。中国学者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面对当前全球国际关系学科大调整的发展趋势,用中国的实践、思想和理念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将之内嵌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使命又是重要机遇。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中国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再塑的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南。孙志伟、郭树勇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理性看待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以贯之地以中国道路为其理论底色,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超越,直接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实践进程,超越了国际政治的既有理论。而这一超越具体表现为:在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上,以利他性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权国家自私性论断,既尊重国家寻求自身发展的权利,更强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坚持“道义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在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上,突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既有模式,以承认世界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对国家间合作的认识上,扬弃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关零和博弈的认识,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在对国家间分歧的认识上,主张共建共享,促进世界各国更大程度、更深层次的融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回应“安全困境”议题;在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上,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取代结盟竞赛,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格局。吴志成、徐坚等学者亦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因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等时代条件,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伟蓝图,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而且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是迈向全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其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生成从来就不是单纯知识逻辑建构的结果。如秦亚青所言,作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滋养、启迪下,使用中国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进而形成的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基于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迫切需要提升将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与理念转化为新的理论的能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既有的“中国学派”创新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和中国在这一历史交汇期的发展实践,进行新一轮的理论建构。严双伍等学者明确提出,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方式对中国发展的规律进行系统性解释,是推动强调多元共生、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紧扣合作性有序竞争这一逻辑主线,围绕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大现实主题、推动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系统互动的目标,再塑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三、概念创新的反思与方法缺陷的检讨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和概念历来有很多探讨。2020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概念上的反思和方法上的检讨。针对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创新,尹继武总结了五种基本路径,包括基于普遍事实的概念创新、基于特殊事实的概念创新、重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借鉴与引入中国传统概念,以及基于因果解释的概念创新。但作者同时提出,从方法论意义上说,概念创新要遵循基本的逻辑,其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理论功能,在考虑独特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的适用性。此外,学者们还对与中国外交实践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进行了审视。如戴正、郑先武通过对同盟的研究认为,作为一种外部制衡的手段,同盟往往是国家行为体获得安全感的普遍方式,但同盟政治的思维模式与“敌友理论”的哲学理念不谋而合,而以敌我区分的政治从根本上无法引领人类走出冲突的困境。基于此,中国提出的“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外交倡议框架,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替代路径。针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有学者进行了学理探索。他们认为,由于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的升级和地缘博弈色彩的加剧,国际社会中的信任赤字日益显著。因此,对“信任”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认知型”与“情感型”两大向度进行认识。而要切实解决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信任赤字问题,就应从认知与情感双维度予以补偿。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冯玉军提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诸多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论缺失或错误导致的。要整体性地提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并使之切实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就要走出思想误区,树立复合性思维,摆脱各种各样的“伪命题”,实现“历史回归”,把现实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王立新则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比较中发现,国际关系预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王政达还总结了照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四大缺陷。一是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概念界定、逻辑链条建构、假设约定、理论检验和演绎法建构理论的局限性五个方面;二是案例选择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隘;三是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方面的局限性;四是证伪方法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对预测的检讨相呼应,唐世平、王中原总结了科学选举预测的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和大数据范式。他们认为,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且各具优势,而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在美国大选期间,唐世平及其团队推出了一个基于普选胜率的预测,取得了不错的预测结果。四、国际问题的政治学、史学与美学路径新探国际关系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已成共识。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日益突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地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持续提升,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路径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之外,传统的政治学、史学路径因为新的探索,正日益实现新的突破,而美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亦初见端倪。第一,政治学路径的突破。有关用世界政治研究改造甚至替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考在2020年得到进一步彰显。2018年王缉思在《世界政治的终极价值》一书中提出以“世界政治”取代传统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与之相呼应,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世界政治研究》辑刊。2020年杨光斌进一步发文提出,中国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都在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既然是“创新”与“突破”,就不能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修修补补,否则就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或者“学派”。而要做到理论的创新,首先需要提出新的研究议程。“世界政治学”就是一种新的研究议程。与世界政治思路的探索不同,也有学者试图从政治学对国际关系的束缚中走出来。尚会鹏则提出了一种适应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即从单一的国际政治本体转到更为多元也更接近事实的国际关系本体。毋庸置疑,政治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其不可替代性,但在政治学大框架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仍有争议。第二,史学路径的回归。史学路径的回归是近年来备受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问题。2020年《史学集刊》在第4期和第5期连续推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两组笔谈,将讨论推向深入。其中,刘德斌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中提出,跳出欧洲中心主义、挣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桎梏,将理论研究的视角延伸到欧洲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意义重大。而共同体概念的重塑或可成为理论重塑的基点。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的“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专题。此外,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的史学路径带来更多理论支持。在陈奉林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东方外交史”已经从一个概念逐步发展成一个学科体系。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试从东方外交实践出发,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代转化。朱小略的《中国外交起源的再探讨》一文或可视为在这一大框架下的最新探索。文章通过对中国外交起源于春秋时期诸侯国间活动的再认识,不仅为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及其思想“述古”“议古”找到了逻辑依据,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外交理论中的现代转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美学路径的尝试。如王逸舟所批评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与不同知识间的通约对话,缺乏人文向度和艺术向度的学科探索。而严展宇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艺术转向:内涵、意义及其限度》一文,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美学向度的扩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文章提出,艺术转向是基于“国际政治理论美学转向”的进一步探索。艺术转向就是以关系美学为认识论基础,通过平衡考察事件的审美特征和历史社会语境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当然,作者也注意到,艺术转向面临着研究线索模糊、知识进步方向不明确等方面的限制。但总体上看,该研究从此前有关音乐、电影等具体艺术门类的探讨中抽象出来,或可视为对中国国际关系多维度发展的一次身体力行的实践。五、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等领域的最新开拓2020年,除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和传统学术路径的突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还进一步拓展传统研究领域,并孕育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首先是区域与国别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区域与国别研究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新的生长点。与以往一味积极推进相比,2020年的相关研究多了几分反思的味道。钱乘旦发文呼吁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但他同时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但如果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则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张云在《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一文中亦提出,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的对接,可以在实践意义上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围绕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未来发展,学界亦有建立独立的区域与国别学的呼声,但到底是建立新学科还是发展新体系,还在争议之中。其次是国际发展研究。国际发展研究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全球有100多所具有影响力的高校设置了国际发展研究专业,吸纳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研究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团体和实践人员。他们不断创建话语、设置议题,塑造着国际发展实践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由于国际发展与援助多有重合,以往国内学者的关注焦点多集中在援助方面。但随着由受援国向援助国身份转变的完成,中国迫切需要从国际发展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际实践。徐秀丽、李小云在《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一文中指出,面对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经验,传统发展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日趋下降。各种新型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也缺乏富有国际沟通力和影响力的叙事指导和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须探索新的替代性叙事框架来把握这一重大全球转型过程。对此,徐佳利以世界银行为例,提出“知识分享”是国际发展参与主体通过生产、传播和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过程,是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形势,“知识分享”正在为国际发展开辟新的方向、提供新的出路。随着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更多参与和实践,国际发展研究或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生长点。最后是有关“周边学”和“联合国学”的讨论。应该说,周边研究和联合国研究都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周边”与“联合国”都焕发出了新的意义。基于此,建立新学科的呼声随之出现。“中国周边学”是石源华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2020年他在《国际观察》推出的专题文章中再次申明,中国周边学新概念的提出和新学科的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求和产物。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中国周边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改变当前周边研究滞后和碎片化的状况。张贵洪亦提出,基于联合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建立“联合国学”十分必要。但与建立区域与国别学的讨论类似,这样的提法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构想层面,具体研究仍有待在争议中进一步展开。以周边学为例,刘雪莲在争鸣文章中即提出,建构中国周边学必须首先明确其与中国边疆学、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学科的理论边界。六、评析与展望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挖掘,以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方面可圈可点。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掘。张小波、刘世强认为,在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被低估和边缘化。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议题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它深刻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并直接影响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兴起,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化发展。新中国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为国际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超越。其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代转化。例如,潘忠岐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势”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力”的对比中发现,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势”极具中国特色,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中国传统,总结中国经验,建构从中国出发的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唯其如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不辜负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应该看到,受制于当下国际突发事件频发、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现实,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显不足。首先,对全球化、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等“大势”的研判还是粗线条的,缺乏视角更为宏大、论证更为细腻的成果。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探索本身必将是一个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系统工程。而这也需要国际关系研究突破学科束缚,自觉置身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中,系统考察每一个可能的变量。如杨雪冬所言,当下全球化进程进入动荡而曲折的平台期,大国之间在重大全球性议题上共识破裂,全球价值出现严重赤字,需要构建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理念来弥合纷争。对于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与重构,亟须学界投入更多关注。其次是对学科基本方法、基本概念的争论仍有待深入,有关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呼吁还有待在研究中“落地”,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对学科影响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如余潇枫所言,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特定的“知识场域”和学术平台,它不仅有多重的二元复合性,而且还有与“前后左右”相关联的时空复合性。研究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既需要考察其与“左右”相关联的学科交叉,更需要通过对“价值时空”观的运用来检验学科发展以及考察未来语境下的学科杂合,特别是新科学技术革命将导致的“网”球化,已经为“后人类国际关系”建构起新的时空坐标与学科基础。总体上看,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不负时代重托,作出了应有的努力。期待“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更大的耐心和定力,负重前行,磨砺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执笔:张萍)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相关阅读:202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社会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政治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法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经济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而问之也

专家学者聚焦我国英文学术期刊发展

9月28日,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主办的“新时代英文刊现状、困境及发展路径”研讨会于北京召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现代国际关系》主编王文峰、《现代国际关系(英文刊)》执行主编赵金富、《中国国家问题研究》执行主编姜志达、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主编孙学峰、《中国国际战略季刊》执行主编张哲馨、Asian Journal of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编辑部主任钮松等参与会议。会议就新时代如何提升刊物质量、扩大国际国内影响力、推进英文刊大数据发展、提高我国英文刊国际化程度等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据了解,中国目前有548种英文学术期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文社科英文学术刊物获得极大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国英文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也相应提高。但在国际范围内,我国的英文刊发展仍然落后于一些国家,如何提升人文社科英文学术期刊的规模和水准是值得各界关注的问题。姜志达认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社科期刊“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为“走出去”的社科期刊提供了重要议题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较为缺乏,很多学术议题和研究体系一直由西方掌握,许多研究只是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吸收,而具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不多,国际化的对话能力欠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在思想和学术领域逐渐改变了西方垄断的局面。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中国学者和学术期刊掌握着合作理念的倡导权和合作机制的创建权,学术研究有了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和研究议题,并以此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学术刊物的国际话语权。对于任何期刊来讲,稿源及稿件的质量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据张哲馨介绍,目前中国英文刊的稿件大多来源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投稿较少。因英文水平所限,部分国内学者文章的英文表达不够规范,或直接用中文写成,期刊编辑再进行修改或找专业人员翻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提高英文刊稿件质量,要提高稿件的翻译水平,才能更好地表达文章思想、对外传播中国声音。此外,与会专家还就期刊定位、智库建设、国际化程度等问题进行讨论。(光明融媒记者 李睿宸)

采蘋

高质量建设RCEP,需提升经济互补性——专访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先武

(东博社/记者 黎敏)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无疑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又一里程碑。总体来看,RCEP的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原有"10+1"自贸协定,并纳入了多个现代化议题,是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当我们从庆祝RCEP签署的热烈氛围中走出,未来如何真正实现RCEP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应对其中的挑战,似乎更值得我们思考。近期,东博社记者就RCEP建设及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等相关问题,对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先武进行了专访。这位曾经做过财经记者的教授,从经济学等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的独特视角。从贸易转移到贸易创造毫无疑问,RCEP与所有现行的自贸协定一样,在给成员国带来巨大发展红利、给世界释放多边主义利好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郑先武认为,评价一个自贸协定是否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量,一个是贸易转移,另一个是贸易创造。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先武"所谓贸易转移,其实就是通过双方合作,你的产品卖到我这,我的产品卖到你那,让一个国家的优势产品变得更具优势,劣势产品有可能更加劣势,最后在比较优势下,产品脱颖而出。但贸易转移有一定的弊端,简单来说,它就如同财富从一个兜里装进另一兜里,总体财富并没有增加,长期来看,这并不是最佳的发展模式,而且会让贸易双方形成较大的竞争。"郑先武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常见的模式,但不一定是RCEP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要追求的模式。"RCEP的签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郑先武指出,RCEP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应该关注贸易创造,也就是通过合作,让双方各有所得,并培育出优秀的企业。而如何实现贸易创造呢?需要发展科技,完善制度、企业管理等。而从经济学视角来探讨如何实现贸易创造,郑先武指出,各方需要有一定的经济互补性。"如果合作的国家间经济互补性很强、链条很长,彼此都需要对方的产品,那么在贸易转移的同时,也会有贸易创造,双方就没有明显的竞争性。"郑先武认为,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还不够明显,但RCEP的签署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引入后,将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合作,实现贸易创造。因为这些发达国家与中国—东盟有非常强的经济互补性。"所以,对于RCEP未来的发展,我们在关注它大体量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考量微观层面是贸易转移更多,还是贸易创造更多。"郑先武说。科技创新,提升经济互补性尽管实际中经济的运行是复杂多变的,但郑先武认为,我们可以根据经济规律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比如,RCEP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基本离不开创造更好的经济互补性。而如何提升经济互补性?我们要将打造比较优势的发展策略调整为打造规模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告诉我们,很大程度上比较优势已经算不上优势,别人不生产的东西你生产,本身附加值低还容易受国际市场影响。那么真正的优势是什么呢?"郑先武进一步阐释道,"是规模优势,这个'规模'不是简单的规模大,而是以科技为支撑的规模优势,甚至是垄断优势。"中国在5G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在5G、高铁、北斗导航等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产业优势日益凸显,而这离不开近年来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在中国"十四五"规划中,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被摆在了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和新兴产业,中国—东盟可以进一步培育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导航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在提升经济互补性的过程中,郑先武还指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对外开放,向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企业要更新企业制度和理念。"不做大杂烩的比较优势,而要做'两个一',即唯一,不做别人都做的事;专一,一旦选择就脚踏实地地推进,不要急功近利。有了这'两个一',慢慢就会成为第一。"郑先武说,"RCEP的签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既显示出中国有强烈的意愿在周边地区做一些引领;也显示出在中美两国竞争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能够搁置争议,在经济领域真正开展合作。而中日两国间的这种合作,将对包含东盟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打通次区域合作的"毛细血管"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当前世界各国都无法无视的国际局势,在两个大国间,中国与日本、东盟的关系,美国与日本、东盟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2020年9月,湄公河5国外交部长、东盟秘书长、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比根共同宣布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中国与湄公河5国共建澜湄合作机制之后,美国这一举措的意图不言而喻。挑战之下,澜湄合作未来的发展更需要智慧和实效。而此前,澜湄合作已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以下简称"陆海新通道")实现了对接。对此,郑先武认为,澜湄合作有一定的地理指向性,与"陆海新通道"对接的话,能够实现横向的整合。"'陆海新通道'向南延伸,涵盖一些澜湄流域之外的国家,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这样的话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相应的互补。"郑先武说,其次,澜湄合作与"陆海新通道"关注的重点议题和合作领域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如澜湄合作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政治安全,在优先合作领域里涵盖水资源、农业和减贫等,而"陆海新通道"更强调互联互通、贸易投资,注重功能性的一些合作。两者对接有利于资源的互通有无,合作成果更接地气。 "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澜湄合作还是'陆海新通道',他们都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是最微观的合作领域,如果它们能相互衔接、打通这些血管,那么宏观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更为顺利。"郑先武还表示,两者的对接,短期内会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就中长期而言,它会拉动地区的贸易与投资。中国长三角地区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可以积极对接但因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郑先武认为,本地区未来在招商引资方面不必一味追求世界500强、国际一流企业的高大上,也可以着眼国内,尤其是利用好中国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契机,积极与长三角等内生动力强劲的地区进行对接,探寻合作新的机会。而一个充满市场活力,具有内生动力的澜湄合作与"陆海新通道",自然会得到更多东盟国家的真诚点赞。

贵贱有时

你不知道吧?发表国际期刊并不难

Modern Law Research《当代法律研究》Print ISSN:2692-3122Online ISSN:2692-3130征稿主题: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出刊日期:每月10日投稿邮箱:mlr_author@163.com02Art & Design Research《艺术设计研究》Print ISSN:2692-3165Online ISSN:2692-3173征稿主题:艺术、音乐、舞蹈、建筑、 设计、艺术理论、艺术实践出刊日期:每月15日投稿邮箱:adr_author@163.com03Economics & Management Review《经济管理评论》Print ISSN:2692-3211Online ISSN:2692-322X征稿主题: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出刊日期:每月20日投稿邮箱:emr_author@163.com04Communication & Ecation Review《传播与教育评论》Print ISSN:2689-9752Online ISSN:2689-9760征稿主题:传播、教育、教学实践、教学方法等出刊日期:每月28日投稿邮箱:cer_author@163.com征稿函梅森出版集团期刊Call for Papers尊敬的老师:您好!《当代法律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经济管理评论》《传播与教育评论》是由美国出版公司 MASON PUBLISH GROUP 创刊出版的四本学术期刊,现面向广大学者进行征稿。期刊学术委员会与编辑队伍均由国内 985、211 高校的教授和博士组成。官方网址:www.masonpublish.org征稿对象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和师生均可投稿。作者级别不限,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高校老师均可投稿。投稿须知1. 论文投稿时间不限,全年接受投稿。2. 单篇论文版面费为 2400 元人民币。如果两人拼团或者单个作者发 2 篇文章费用可以减半,即 1200 元人民币/篇。本刊可提供国际发票 INVOICE 和国内公司发票,均可用于报销。3. 欢迎作者介绍其他老师、学生来我刊发表论文,如果再介绍多人,您可以成为我们的执行编辑或合伙人,享受更多优惠待遇。论文格式及提交说明1. 作者需提供论文英文版,文章字数以 3000-6000 字为宜,如果没有英文版,可先投中文版论文,中文论文 3000-8000 字左右为宜。待审稿合格后,作者可以再翻译成英文投稿。如果需要翻译润色服务,我们按照 1000 元/篇的价格收取。选择翻译服务后,作者可以直接提交中文稿,后期排版校对由期刊社负责。2. 邮件主题“作者姓名+论文标题”。3. 请务必在邮件或论文正文部分注明作者姓名(包括通讯作者)、通讯地址、电子邮件、电话等个人信息。4. 论文格式请参考附件一(见文末链接)。常见问题解答Q: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多少?能被检索吗?-由于刚刚创刊,所以还没有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是要在出刊两年后,提交给相关机构认定,但是我们会借助各种数据库和学术社交网络来提升影响因子。每篇文章会有一个独立的 DOI,用于提升单篇文章的引用率。Q:期刊提供纸质版/实体刊物吗?-由于期刊在国外出版,在国外印刷成本过高以及邮寄耗时耗力,我们会在国内以印刷邮寄的方式给作者纸质版,每篇文章可以提供两本样刊。如果一篇文章有 2 个以上作者,会按照每位作者一本样刊的原则提供。我们也可以提供单篇论文的 PDF 版本和期刊整本的 PDF 版本,作者可在期刊官网上开放获取论文。Q:请问审稿周期有多久?-我刊将对论文的形式、要素、学术基础等进行初步审查,决定是否将其提交到责编、专家审稿环节。此环节正常约需要 3-5 个工作日。稿件编审期间编辑部如收到非投稿作者对论文署名、内容等的异议,将暂停处理直至争端妥善解决。Q:请问投稿后多久能见刊?以上四本期刊均为月刊,如果在作者紧密配合的情况下可以当月见刊。在不影响期刊出版进程的情况下,作者可以随时撤稿,撤稿后会退回所交版面费。Q:请问杂志一期有几篇文章?-每期大概 5-15 篇左右文章。Q:知网是否能搜索?-已经和知网联系好,出版一年后可以提交申请,由中国知网 CNKI Scholar检索收录。Q:期刊属于什么级别?-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而定。本刊在多数高校被认做普通刊物,和国内普刊一样,但是部分学校也会认定为核心期刊,或者给与奖励,有些学校会被当做特殊论文,在评职称晋升时需要学术委员会认定其水平。(教师需要联系学校科研处或人事处询问,研究生要去咨询研究生院。)Q:必须要提交英文版吗?由于本刊是由美国出版社在国外刊登,因此最终必须是英文版见刊。考虑到各位作者的需求,尔雅讲堂提供全文翻译、润色等服务,目前按照 1000 元/篇收费,如果文章篇幅过长或者难度过大,可能会酌情增加。Q:半价是指 2 个人同时报名发表吗?-不需要同时报名,可以自己先发表,以后推荐朋友后,我们会退还以前的一部分版面费。推荐的朋友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单篇文章有两个作者,也是一样按篇收费,不是按人收费。所以,2 人半价是指两篇文章。Q:如果自己发表两篇论文可以算团购吗?-可以的,我们设置团购的目的是广泛征稿,扩大期刊影响力。所以单个作者可以同时发表 2 篇论文(可以在不同的刊期),但是需要一次性支付。Q:评奖学金可以加分吗?-评奖学金按照个人学校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及奖学金评定细则加分,具体可以咨询辅导员和学院的书记。Q:是否可以挂项目号用于结题?-可以挂项目号,项目名称应采取英文格式,但是有特殊需求也可以用中文。外刊论文一般都可以用于项目结题。Q:对于保研考博是否有用?-肯定是有用的。对于博士审核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英文国际期刊上发表过专业学术论文”成为许多高校对英语水平的要求条件之一。如北京、南京某些大学还规定,如果有英文发表论文,可以免考英语。对于保研,有一篇外刊论文会极大提升你在面试阶段和材料提交阶段的竞争力。因为外刊论文证明了你的英文写作能力,而英文写作能力是研究生阶段非常重要的能力。Q:这个外刊论文只是相当于一篇普刊论文,感觉没有什么用?第一,如果你有英文论文,写在项目申报书里和进行职称评审时,肯定比只有中文论文有优势,能够证明你的学术能力。第二,论文要进检索库需要时间积淀,假以时日我们的刊物进入了各类检索,那单篇论文就会身价倍增。我们计划运用各种国际学术社交网站提升论文的传播范围和刊物的影响因子。第三,通过英文论文写作,可以让你解锁新技能,提升学术写作能力,会提升你的自信心。也为你后期去投稿给其他更高级别的英文刊物打下基础。第四,目前国内学术评价体系都在改革,很多学校开始推行“代表作”制,说不定你的学校什么时候就改了,如果你有一篇英文论文,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可以作为代表作提交学术委员会评审,我相信会为你加分不少。欢迎加入同一个学术命运共同体!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尔雅老师

第八个

《环球论坛》2020年文章盘点之三:特朗普落败,看专家评论或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离任。过去一年,美国经济先是遭遇新冠疫情巨大冲击,继而因一名非洲裔美国人遭警察粗暴执法而死,引发旷日持久的全美乃至世界多国的抗议浪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放弃咄咄逼人的外交模式,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大政方针”。大众日报《环球论坛》作为长期关注国际热点进行权威解读的省级名专栏,在过去一年中,持续邀请知名专家对美国热点新闻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精彩解读,力求告诉读者“新闻背后的新闻”。下面请看本期盘点文章,读者朋友从中或许会了解过去一年特朗普执政的得与失,以及他为何竞选失败的蛛丝马迹。第一部分,2020年美国外交领域有哪些热点新闻值得关注一、 1月3日《美驻伊拉克使馆遇袭事件预示着什么?》有句话叫开局不利。2020刚一开年,美国外交就传来了坏消息。2019年的最后一天和2020年的第一天,美国驻伊拉克使馆连续两天遭到由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准军事组织“真主旅”民兵及其支持者的冲击。这起事件一度造成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撤离,使馆随后宣布暂停所有公共领事活动。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策划了这一“袭击”。与此同时,美国紧急派增援部队保护美驻伊拉克使馆。那么美驻伊拉克使馆遇袭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什么?此举对美国与伊拉克和伊朗的外交有何影响?大众日报特地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问题专家武剑先生进行了精彩解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103/Articel06002MT.htm二、1月6日《袭杀苏莱曼尼,特朗普走了一步错棋?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遇袭事件余波未平,中东地区再次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1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影响力在伊朗被认为仅次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苏莱曼尼将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国际机场,遭到美军无人机导弹袭击,客死他乡。1月6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专家孙成昊撰文认为:美国政府这次袭杀苏莱曼尼的时机并不算最佳。由于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把美国拖入一场与伊朗旷日持久的对峙,甚至再次引发一次类似“伊朗人质事件”的危机,他的竞选之路将基本断送。相关文章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106/Articel06003MT.htm三、2月15日《巴总统为何拒绝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在悍然袭杀“心腹大患”后,1月2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计划”,结果遭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一口回绝”。据报道,当地时间2月11日,美国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巴以冲突问题,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强烈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行径,坚决拒绝特朗普1月28日公布的“和平计划”。那么,巴勒斯坦总统为何拒绝特朗普的“和平大礼包”?请看相关专家的点评分析: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215/Articel05002MT.htm四、2月19日《菲律宾终止军事协议能否重塑美菲关系》在联合国大会上被巴勒斯坦“打脸”后,令美国政府闹心的消息再次传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一个月期限还未到的情况下决定终止美菲《访问部队协议》。有关专家认为,这一举动足以说明杜特尔特对美国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美菲矛盾就剪不断理还乱,归根结底是美国习惯性地插手菲律宾内政问题,触及到了杜特尔特的政治底线和心理预期。杜特尔特的废约之举,只是开启了美菲麻烦关系的新序幕,无法确定美菲关系未来的最终形态。菲律宾终止军事协议或许无法重塑美菲关系,但势必进一步压缩美国干涉南海事务的政策空间,增加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政策成本。以下是该评论的相关链接,欢迎点击阅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219/Articel06003MT.htm五、4月3日《“委内瑞拉民主过渡框架”背后的美国“臆想症”》前文提及,尽管美国遭遇疫情冲击后自顾不暇,但仍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去年3月底,不断挥舞制裁“大棒”的特朗普政府终于拿出了解决委内瑞拉问题的“美国方案”。国务卿蓬佩奥公布的《委内瑞拉民主过渡框架》,提出美解决委内瑞拉问题的13个条件和两点保证。美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艾布拉姆斯声称,只有马杜罗政府“照单全收”,美方才会逐步“松绑”对委制裁。否则,美国还将加码制裁力度,直至逼迫其妥协就范——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403/Articel06004MT.htm六、4月9日《疫情下的美国伊朗依然“斗而不破”》在操心委内瑞拉国内问题的同时,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仍起伏不定。尤其新冠疫情暴发后,多方希望将其促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机遇,特别是严峻的美伊关系。但期间美伊继续开展舆论战和军事挑衅,对抗态势并未因此减弱。那么,美伊关系是否会走向极端化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提出,美国和伊朗似乎都把军事对抗当作有效的政治工具,来应对各自的国内挑战。但双方对抗仍有节制,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依然较小——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409/Articel05006MT.htm七、7月13日《美国政府为何突然对留学生“发难”?》除了在国际事务上指手画脚,美国政府忽然对留学生“发难”,引发世界各国侧目。当地时间2020年7月6日,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ICE)突然出台一则限制留学生签证的“新规”,引发舆论一片哗然。按照新规,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对此,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随即提起诉讼,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用“鲁莽”和“残酷”来形容这一决策。毫无征兆地,美国政府突然对外国留学生“发难”,其中究竟有何考量呢?请看相关报道——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713/Articel05002MT.htm八、6月26日《“人权教师爷”何以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在外交领域指手画脚,必然引发反感。6月3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美国数百个城市暴发抗议活动的核心是根深蒂固的不满,如果要想摆脱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悲惨历史,这些不满必须得到倾听,并得到解决。6月12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科尔维尔就美国政府决定对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和家属实施制裁表示遗憾。6月1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决议,对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事件表示强烈谴责。6月23日,国际刑事法院半数以上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对国际刑事法院表示支持,主要原因是美国此前威胁要对该法院的人员实施制裁。自我标榜的“人权教师爷”怎么成了联合国人权机构批评的对象,怎么成了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的众矢之的?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626/Articel03005MT.htm第二部分: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美国经济经历了怎样的波折?一、3月6日《美联储突击降息搅动世界经济》美元作为世界最重要的通用货币,其一举一动都可能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面对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和疫情在本国快速扩散的严峻形势,美联储于3月3日紧急宣布降息50个基点,以缓和美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此次降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但负面作用不容忽视。那么,美联储突击降息此番究竟影响何在,请看当时的专家解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306/Articel05005MT.htm二、10月9日《贬值走势下美元地位仍难撼动》关于美元走势,《环球论坛》在半年多之后,再次进行了关注和分析。以下是2020年10月9日的报道《贬值走势下美元地位仍难撼动》全文链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1009/Articel05005MT.htm三、3月22日《美股下挫或击穿经济防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美股频繁熔断,连连下挫,急剧震荡,“特朗普行情”被削平。同时,纽约油价也跌至29年来低位,回归冷战结束初期水平。而另一面的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乃至美债,均与美股并行下挫,国际金融中心电闪雷鸣,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再度动摇,向瓦解的边缘又近了一步。其中究竟有何玄机?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322/Articel06005MT.htm第三部分,特朗普为何竞选失败?《环球论坛》相关文章或有部分答案一、3月23日《疫情将如何影响2020年美国大选?》众所周知,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发酵,美国国内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两万,美国多州陆续采取了严格防控措施,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社会正常秩序已经遭到破坏。由此,国际问题专家孙成昊当时就撰文指出,疫情已经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年的最大“黑天鹅”事件,将从多个方面影响今年大选的走向。如今,美国大选几近尘埃落定,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佩服相关专家的先见之明。请看当时的分析文章: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323/Articel06002MT.htm二、4月30日《总统大选,特朗普连任面临多重挑战》或许很少有人在2019年时会想到,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会如此艰难,面对的挑战将会如此严峻。更不会有人想到,新冠疫情会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大“黑天鹅”。疫情与选情的叠加共振已成为特朗普最难跨过的一道坎。如果说2011年“9·11”事件更多打击美国民众生命安全、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冲击美国民众经济安全,那么新冠疫情在全美的暴发则是对美国民众生命与经济安全的双重打击,而这又恰好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两大支柱,对美国社会与民心的冲击力不言而喻。详情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430/Articel06002MT.htm三、5月16日《美国抗疫不力致经济陷入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美国成为重灾区,确诊及死亡人数均为全球最高。截至5月14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42万例,死亡超过30万例,其中美国确诊141万例,死亡8.56万例。美国出现如此严重的疫情,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初期疏忽大意,抗疫不力,导致美国最终成为全球疫情中心,拖累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并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美国《福布斯》杂志称,这次疫情大流行使美国经济进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它比欧元区还要糟糕,而几乎所有这些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相关专家为何这么说,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516/Articel05002MT.htm四、7月18日《美国经济又临“十字路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间来到2020年7月,美国经济虽然出现回暖迹象,但由于多州出现疫情反弹,复苏之路漫漫,前景仍相当不乐观。7月15日,美联储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整体经济活动有所增加,但仍远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且经济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那么,当时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呢?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718/Articel05002MT.htm五、6月3日《美国黑人为何屡遭粗暴执法》除了经济衰退,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更大的危机到来了。2020年5月底,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不断蔓延和升级。美国数十个州、至少70多个城市发生抗议示威,其中部分地区已演变为骚乱,甚至出现打砸抢烧事件。为控制局势,美国不仅在华盛顿特区以及多个州部署大量国民警卫队,还出动了军队,美国陆军多支宪兵队被部署到了事件发源地明尼阿波利斯市。那么,这一事件背后究竟有何玄机?请看当时的专家分析: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603/Articel06002MT.htm六、6月8日《全美抗议浪潮不断升高折射民心思变》或许很多人每没有料到,一个黑人的非正常死亡会引发全美危机,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撰文指出,换言之,蔓延美利坚合众国的“怒与火”,实乃长期持续的“僵尸火”死灰复燃,更是这一“美丽国度”攮弱暴寡病情沉疴难起的全国性乃至制度性危机;亦即“白房子”历届主人及其所依附的金融资本长期亏欠累积的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平等赤字及分配赤字,才是酿成抗议浪潮不断升高的根本原因。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608/Articel06002MT.htm(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武宗义 报道 策划 姚广宽)

狡童

能忽悠人的伪学术研究图鉴

编者按:信息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关键。而最可靠的信息是学术研究,前提是学术研究必须是真研究、真学术。与真研究相对的是伪研究,真研究是相似的,伪研究是多种多样的。提升和保持学术品味的前提是多读、多做真研究,拒绝伪研究。因此,识别伪研究就特别重要。作为最常见而杀伤力最大的一种伪研究,“口号型”文章遍布中文期刊,其中不乏一流期刊。关于“口号型”文章,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有过鞭辟入里的评论,虽然评论主要是针对政治学领域,但其适用性却不止于政治学研究。遂特此转发,以飨读者。以下内容来自:“文化纵横”,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文对原标题做了修改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贡献新的知识。而新的知识不外乎以下几种:1.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社会事实;2.提供对一个(新的)事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包括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且有重新建构);3.告诉我们看待社会事实的新视角/范式,并且展示这种视角/范式的力量;4.提出一个深刻的新问题。如果一篇文章不能够满足这四点中的至少一点,就不是好的研究文章。不幸的是,在我们相当多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上,仍旧充斥着 “口号型”、“标签型”以及“伪装成知识型”等貌似严肃,却并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的文章。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有大的进步,要为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与这类文章彻底决裂。总的来看,“口号型”文章基本上遵循以下两种模式:01、第一种模式,文章对一些既有理论进行(通常是草草的和不深入的)批判,用以佐证作者对新的理论需求的强调,提出“新的理论发展方向”。文章往往以自我歌颂或故作自谦结束,但通篇只见作者呼吁的方向,却不见其在认定的方向上前行半步并展示它的成果。于是乎,我们不可能知道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知识,因而也就无法对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作任何评价。例如,在一知名学术期刊上刊出的一篇关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构建的文章中,作者对已有的两个学派作了一下批判之后,便提出要 “构建(新的)规范理论”。但是,这个所谓的“新的理论框架”仅仅只是提出了构建新理论的三个新假定,却没有构建任何理论。如此一来,我们不能评估这些新的假定是否有价值。再如,同刊刊出的一篇关于国际秩序研究的文章中,作者喊出了“学界有必要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的口号。但是,除了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既有的建构主义所作的肤浅批判,以及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两位“批判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简单介绍外,读者全然不能知道“批判建构主义”怎么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因为作者并没有做任何“重建”。在第一种模式下,有一类 “口号型”文章特别忽悠人。这类文章往往先表达对中国没有自己理论的不满,接下来便号召大家发展中国自己的理论(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再以提出几个选项,如“立足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结束。这种“口号型”文章特别唬人:因为谁能说我们不该发展“中国学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文章只是号召别人去发展,自己却从不真正发展任何理论!02、第二种模式,指出一个社会事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接下来,文章会指出研究这一社会事实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吸收的理论,之后便结束了。例如,某一著名学报刊出的一篇关于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文章指出,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具备政治学理论价值,但并没有对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只是复述了作者以前的理论模型,在最后呼吁我们在作制度分析时应吸收“政治哲学的思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充其量不过是作者借题发挥的素材:整个文章根本不需要提及中国和印度。而在另一著名期刊刊出的一篇关于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章中,作者先是判定“国际关系研究在整体上是缺乏地区意识与概念的”,却又洋洋洒洒综述了一大堆“地区主义”的研究。整篇文章充斥着两个口号:一是我们应该重视地区(政治);二是我们要“超越新地区主义范式”,“突破现有理论假设的限制”。且不管“新地区主义范式”是否真的是一个“范式”,但我们全然看不到作者的“超越”和“突破”,文末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便戛然而止了!这些“口号型”文章几乎不贡献任何新的知识。它们多半是虎头蛇尾,其中所谓理论型文章甚至对既有理论的批判都是不够的;而所谓实证型文章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阐述,也没有对任何理论假定给予验证。这些文章还不如一项好的历史学工作,因为好的历史学工作毕竟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事实,或者把一个事情说得更清楚。这些“口号型”文章的一些作者是有一定(甚至很大)号召力的。因此,他们的口号事实上是一种权力,从而能够影响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后辈的学术探讨。由于这些“口号型”文章不能昭示他们提出的方向是否正确以及引进这个或那个是否有用,如果我们有学者听从了他们的号召,却走到了死胡同,那岂不是要浪费更多的资源?要号召别人,这些作者必须“以身作则”,不能让我们替他们“趟地雷”。我们都知道引进和超越,但重要的是做给我们看,从而告诉我们如何做,而不是给我们训话。03、短期内,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学术刊物做起。凡是自认为好的刊物对这一类“口号型”文章(以及“标签型/判定型”和 “伪装成知识型”)都应该一律拒绝,并且要求作者按照他们的口号做出具体的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这样一来,不仅刊物发表的文章及刊物本身的质量会大有提高,而且作者也能够沉下心来做好的研究。这样,杂志、作者和整个社会科学就能“共赢”。长期看,也是从根本上,我们需要从教育/训练做起。很多老师和学生并没有将社会科学研究当成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福祉贡献力量的职业或者渠道,而只是满足于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分子。显然,好的社会科学成果是艰苦努力得来的。而许多人既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又不得不为了诸如评职称等原因而写文章凑数。如果老师不能以身作则,学生也就放羊了。如此,恶性循环,加上普遍严重的近亲繁殖,代代相传,文章数量多了,却并没有贡献新的知识。最后,如果学者要进行呼吁,比如我们该研究一个新问题,告诉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这样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浪费的资源最少。唐世平,上海苍潇穹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BPER研究小组学术顾问。作为当代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在国际政治、比较政治与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计算社会科学领域做出了广泛丰硕的成果。他的上一部英文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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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会掉入难以避免的陷阱吗?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且每年赴美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而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超过30%。在考察两国关系时,既可以有从政府层面出发的视角,也可以从民间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两国在非政府领域——比如教育、文化、体育——的互动,这本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但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在了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官方层面。徐国琦的新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将中美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深入到个人和民间社团层面,通过对近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第一位赴美汉语教师戈鲲化、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清代留美幼童,来华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和哲学家约翰·杜威,以及体育这一大众文化领域的考察,徐国琦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始终都很活跃,并且自有其发展和运行规律。3月23日,在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理想国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史学史、徐国琦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现场报道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史。他表示,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是在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地把中美关系史视为美国对华的侵略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行。“文革”结束,有些学者开始反思。1979年,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就中美关系史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美关系史不能简单说成是侵略史,中美关系史上还是有友好的成分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长期做中美关系史的老先生的反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硝烟弥漫到了1984、1985年。这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一下折中,他在文中主张中美关系史应该分阶段考察:在《望厦条约》签订以前,谈不上侵略问题;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在列强对华的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的限制,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是盟友关系;战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但肯定是偏向国民党一边,虽然这种偏向是有限度的;现阶段中国出于改革开放时期,中美关系又有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85年11月14日,由汪熙作为会议召集人,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不仅邀请了他的论战对手,而且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做中美关系的史学研究者,老年学者和中年学者在观点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与会的青年学者也很多”,牛大勇一边指着照片一边说,“像站在这一角的时殷弘,后来是很优秀的学术带头人。”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我们的研究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呢?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这个框架去分析的。徐国琦的著作很实际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以及可以采用的新视角,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启发的。”牛大勇说。历史研究需要文化和情感的理解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坦言自己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牛可认为,“中美关系特殊论”是有其正确性的。美国学界很早就有一批精英,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和知识上的兴趣。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日本共同社驻美国的首席记者松本文夫就发表文章预言美国会和中国重新接近。松本当时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国务院内,研究日本的专家寥寥无几,而且水平有限,但研究中国的则有一大批人,水平高,且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渠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美国对中国是有系统的理解的,可是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是什么状况呢?牛可认为,我们的国别研究,是一种充斥着权力和竞争话语的研究,缺乏文化的和情感的理解。而徐国琦的研究关注具体的人物经历,关注文化层面上两国的交往史,在牛可看来,填补了我们对美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中国人与美国人》作者:徐国琦译者:尤卫群版本: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体现了三个特点,值得国内的历史学人借鉴。一是宏大的对于历史的观照,即“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他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概念化的能力越来越弱,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讲事情,“事具始末”而已。二是扎实的档案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而非像国内的很多研究,只是把旧材料进行新的拼凑。三是讲故事的能力。“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讲得非常精彩,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是阐释性叙事,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李剑鸣说,这在我们的史学训练中是相当缺乏的。三个特点之外,李剑鸣还谈了自己对于徐国琦新书的两点感想。一是他感到,中美两国虽然是有“共有的历史”,但这种共有是不对等的。像是杜威访华,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重要,是我们的历史书写绕不开的一章,但是像蒲安臣或古德诺,在美国的历史中不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他们。这些个人的经历使得两国的历史有了交汇点,但这样的交汇对两国的意义是不同的,李剑鸣说。李剑鸣的第二点感想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差异和误解的。这样的差异和误解,不要说在晚清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欠发达的时代,就是今天,在中美两国的民间也广泛存在。李剑鸣以自己的二哥为例,本来在他的动员下,他二哥预备去西欧转转,但是后来听县里去过西欧的一位干部说,欧洲街道又窄,房子又旧,东西也不好吃,语言也不通,就打消了去西欧的念头。“我们很多人,你如果和他讲外国好,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为什么要说别人好。”李剑鸣说。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介绍说,近年来,做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相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当代的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相对薄弱。但在他看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能够触发我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王立新当天主要谈了两点问题,一是在“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之下,有哪些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二是由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引发的他对当下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两国关系可能有的走向的思考。在王立新看来,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选作个案研究的人物和事件,以前的学者也有所涉及,徐国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共有的历史”这一新的视角下,赋予了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即将这些人物和事件视为中美两国共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日益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往往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些都将构成它们“共有的历史”;而挖掘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有的历史”,对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是有意义的。王立新说,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上,构成共有的历史的人物非常多,徐国琦的书限于篇幅,仅涉及到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司徒雷登,他一生在中国的时间超过在美国的时间,对两国的历史都有巨大的影响。又如在华的传教士群体——最多时中国有6000位左右的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物,比如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来又参与中国的改革,办学校,对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王立新提示我们应该看到传教士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这些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影响了美国民众,包括美国精英对东方、东方文化,乃至美国自身国家特性和身份的认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大卫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注:指大卫·霍林格的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论述的就是这一问题,想要改变世界的传教士最终改变了美国。这些回国的传教士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对东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予同情,他们把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注入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世界和观念世界。所以,共有的历史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循着 “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无论是国别史还是国际关系史,都有很多研究工作可以做。Protestants Abroad,David A. Holli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王立新继而谈到读《中国人与美国人》所引发的他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思考。他认为当下的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正在向比较危险的方向转变,有人甚至认为两国正在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指既有的大国会将新崛起的大国看作对自己的威胁和挑战,双方极有可能走向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分析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缘起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徐国琦在著作的结语里说,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通过对共有的过去的深刻理解,徐国琦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双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会更美好。王立新问:“我们能否从共有的历史中构建一个共有的未来?”王立新表示,在考察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时候,不应该仅停留在表面,而应将目光深入到双方共有的历史之下,去探寻是什么使得这一共有的历史成为可能的。王立新认为,铸就了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除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徐国琦书中蒲安臣这一个案,身为美国人的蒲安臣之所以被清朝政府选为代表出访世界,是因为清政府当时有加入所谓文明世界的决心,他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这样的意愿,蒲安臣出访各国说你们要给清政府以时间;而美国也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这就是双方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愿望。古德诺被中国聘请,充任宪法顾问,也是因为中国要完成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五四前后杜威来华也是一样。当时的中国愿意拥抱美国的教育理念、科学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国家的复兴。这一时期,中美双方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的。王立新表示,如果我们看一下中美两国的现状,就会发现两国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明确反对政治正确,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吸引力呈下降的趋势。美国的软实力,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中国则越来越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强调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王立新认为,仅有共同的历史,而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的话,是无法拥有共同的旅程的,更不要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如果我们回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会发现他不仅谈到中国的物质力量要发展,还谈到了民权和社会价值,“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王立新表示,孙中山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建设一个政治上最清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的理想,建立一个林肯所谓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展现给我们的是中美两国不仅有贸易往来,不仅曾经共同抗击日本,而且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抱负。谈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王立新表示他并不乐观。他引述《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270页的话作为他当天发言的结尾:“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我希望历史不会重演。”王立新说。本文系独家内容,注释为记者所加。作者: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编辑:李妍;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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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奋进中国 与世界同行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特稿:奋进中国 与世界同行新华社记者又一个春天来临,草木蔓发,万象更新;又一段征程开启,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召开的两会,举世关注。国际社会通过两会研读中国,认为中国科学判断形势,推出务实举措,展现了战胜困难挑战的坚定意志和能力。两会释放出中国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坚定推进共赢合作的信号,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与世界同行、与各国分享发展红利的胸襟。稳中有进 为世界发展增添信心为经济增长设定6%-6.5%的目标,深化改革、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脱贫攻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政府的“任务清单”目标清晰、措施稳健,勾画出社会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信心。埃及中国商会秘书长迪亚·希勒米认为,在内外挑战并存形势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符合实际,中国经济富有巨大潜力,也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菲律宾金砖政策研究会创始人赫尔曼·劳雷尔表示,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当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有助于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并为其他国家带来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格里·赖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体现了从保持高速增长到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经济研究负责人路易斯·凯杰斯关注到,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并不依靠“过度刺激”的手段,而是以平衡的政策支持增长。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认为,中国政府既考虑到了当下的挑战,又前瞻性地考量了未来愿景,出台的政策方针将使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形成良性循环。在黎巴嫩“阿拉伯人看中国”网站负责人马哈茂德·拉亚看来,中国政府出台明确、具体的行动措施以推动更多领域的改革开放,确保实现高质量发展,相信中国政府的新目标将会实现。扩大开放 为世界发展注入动力“要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一系列政策宣示给世界吃了“定心丸”。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外商投资法,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进一步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以色列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哈盖·沙格里尔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毋庸置疑”,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市场将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展开更好经济交流和合作,这是“双赢”。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欧中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肯·弗里曼表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对全球经济发展极其重要,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日益增长,其未来走向将具有更重要的全球意义。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大门更加开放,不仅有助于维护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还会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尤为关注外商投资法的通过。他认为,这具有里程碑意义,证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外商投资法将创造更加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为中外企业带来双赢的结果。中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将为国际合作特别是创新合作带来新前景。互利共赢 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请进来”“走出去”,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襟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高度赞赏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系列举措,认为“中国邀请他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为世界提供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洛马诺夫认为,中国数十年来的飞速发展给亚洲乃至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正力求与合作伙伴实现共赢。沿线各国的发展诉求不断融合,正使“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勃勃生机。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认为,“一带一路”提倡包容与共赢,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大力投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受到国际社会欢迎。在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看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各国更有信心解决贫困等全球共同挑战。卡塔尔半岛媒体集团研究中心主任穆罕默德表示,中国一直坚持走与其他国家实现共赢的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建设让中国和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利益共享,对地区乃至全球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说,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倡议,是多边合作的创新模式,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共同发展,携手战胜贫困、发展不均衡等严峻挑战。(参与记者:李碧念、袁梦晨、杨柯、熊茂伶、杨晓静、孙晓玲、杨士龙、长远、李良勇、陈宇、陈文仙、吕迎旭、田栋栋、赵宇超、易爱军、徐静、涂一帆、王迪、陶军、栾海、朱婉君、刘晨、朱东阳、胡友松、杨元勇、周星竹)

刘勰

《环球论坛》2020年文章盘点之三:特朗普落败,看专家评论或能找到蛛丝马迹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离任。过去一年,美国经济先是遭遇新冠疫情巨大冲击,继而因一名非洲裔美国人遭警察粗暴执法而死,引发旷日持久的全美乃至世界多国的抗议浪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放弃咄咄逼人的外交模式,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大政方针”。大众日报《环球论坛》作为长期关注国际热点进行权威解读的省级名专栏,在过去一年中,持续邀请知名专家对美国热点新闻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精彩解读,力求告诉读者“新闻背后的新闻”。下面请看本期盘点文章,读者朋友从中或许会了解过去一年特朗普执政的得与失,以及他为何竞选失败的蛛丝马迹。第一部分,2020年美国外交领域有哪些热点新闻值得关注一、 1月3日《美驻伊拉克使馆遇袭事件预示着什么?》有句话叫开局不利。2020刚一开年,美国外交就传来了坏消息。2019年的最后一天和2020年的第一天,美国驻伊拉克使馆连续两天遭到由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准军事组织“真主旅”民兵及其支持者的冲击。这起事件一度造成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撤离,使馆随后宣布暂停所有公共领事活动。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策划了这一“袭击”。与此同时,美国紧急派增援部队保护美驻伊拉克使馆。那么美驻伊拉克使馆遇袭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什么?此举对美国与伊拉克和伊朗的外交有何影响?大众日报特地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问题专家武剑先生进行了精彩解读——二、1月6日《袭杀苏莱曼尼,特朗普走了一步错棋?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遇袭事件余波未平,中东地区再次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1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影响力在伊朗被认为仅次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苏莱曼尼将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国际机场,遭到美军无人机导弹袭击,客死他乡。1月6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专家孙成昊撰文认为:美国政府这次袭杀苏莱曼尼的时机并不算最佳。由于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把美国拖入一场与伊朗旷日持久的对峙,甚至再次引发一次类似“伊朗人质事件”的危机,他的竞选之路将基本断送。相关文章请点击:三、2月15日《巴总统为何拒绝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在悍然袭杀“心腹大患”后,1月2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计划”,结果遭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一口回绝”。据报道,当地时间2月11日,美国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巴以冲突问题,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强烈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行径,坚决拒绝特朗普1月28日公布的“和平计划”。那么,巴勒斯坦总统为何拒绝特朗普的“和平大礼包”?请看相关专家的点评分析:四、2月19日《菲律宾终止军事协议能否重塑美菲关系》在联合国大会上被巴勒斯坦“打脸”后,令美国政府闹心的消息再次传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一个月期限还未到的情况下决定终止美菲《访问部队协议》。有关专家认为,这一举动足以说明杜特尔特对美国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美菲矛盾就剪不断理还乱,归根结底是美国习惯性地插手菲律宾内政问题,触及到了杜特尔特的政治底线和心理预期。杜特尔特的废约之举,只是开启了美菲麻烦关系的新序幕,无法确定美菲关系未来的最终形态。菲律宾终止军事协议或许无法重塑美菲关系,但势必进一步压缩美国干涉南海事务的政策空间,增加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政策成本。以下是该评论的相关链接,欢迎点击阅读:五、4月3日《“委内瑞拉民主过渡框架”背后的美国“臆想症”》前文提及,尽管美国遭遇疫情冲击后自顾不暇,但仍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去年3月底,不断挥舞制裁“大棒”的特朗普政府终于拿出了解决委内瑞拉问题的“美国方案”。国务卿蓬佩奥公布的《委内瑞拉民主过渡框架》,提出美解决委内瑞拉问题的13个条件和两点保证。美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艾布拉姆斯声称,只有马杜罗政府“照单全收”,美方才会逐步“松绑”对委制裁。否则,美国还将加码制裁力度,直至逼迫其妥协就范——六、4月9日《疫情下的美国伊朗依然“斗而不破”》在操心委内瑞拉国内问题的同时,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仍起伏不定。尤其新冠疫情暴发后,多方希望将其促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机遇,特别是严峻的美伊关系。但期间美伊继续开展舆论战和军事挑衅,对抗态势并未因此减弱。那么,美伊关系是否会走向极端化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锦祥提出,美国和伊朗似乎都把军事对抗当作有效的政治工具,来应对各自的国内挑战。但双方对抗仍有节制,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依然较小——七、7月13日《美国政府为何突然对留学生“发难”?》除了在国际事务上指手画脚,美国政府忽然对留学生“发难”,引发世界各国侧目。当地时间2020年7月6日,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ICE)突然出台一则限制留学生签证的“新规”,引发舆论一片哗然。按照新规,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对此,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随即提起诉讼,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用“鲁莽”和“残酷”来形容这一决策。毫无征兆地,美国政府突然对外国留学生“发难”,其中究竟有何考量呢?请看相关报道——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713/Arti八、6月26日《“人权教师爷”何以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在外交领域指手画脚,必然引发反感。6月3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美国数百个城市暴发抗议活动的核心是根深蒂固的不满,如果要想摆脱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悲惨历史,这些不满必须得到倾听,并得到解决。6月12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科尔维尔就美国政府决定对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和家属实施制裁表示遗憾。6月1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决议,对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事件表示强烈谴责。6月23日,国际刑事法院半数以上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对国际刑事法院表示支持,主要原因是美国此前威胁要对该法院的人员实施制裁。自我标榜的“人权教师爷”怎么成了联合国人权机构批评的对象,怎么成了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的众矢之的?请点击:第二部分: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美国经济经历了怎样的波折?一、3月6日《美联储突击降息搅动世界经济》美元作为世界最重要的通用货币,其一举一动都可能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面对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和疫情在本国快速扩散的严峻形势,美联储于3月3日紧急宣布降息50个基点,以缓和美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此次降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但负面作用不容忽视。二、10月9日《贬值走势下美元地位仍难撼动》三、3月22日《美股下挫或击穿经济防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美股频繁熔断,连连下挫,急剧震荡,“特朗普行情”被削平。同时,纽约油价也跌至29年来低位,回归冷战结束初期水平。而另一面的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乃至美债,均与美股并行下挫,国际金融中心电闪雷鸣,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再度动摇,向瓦解的边缘又近了一步。第三部分,特朗普为何竞选失败?《环球论坛》相关文章或有部分答案一、3月23日《疫情将如何影响2020年美国大选?》众所周知,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发酵,美国国内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两万,美国多州陆续采取了严格防控措施,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社会正常秩序已经遭到破坏。由此,国际问题专家孙成昊当时就撰文指出,疫情已经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年的最大“黑天鹅”事件,将从多个方面影响今年大选的走向。如今,美国大选几近尘埃落定,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佩服相关专家的先见之明。请看当时的分析文章: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323/Articel06002MT.htm二、4月30日《总统大选,特朗普连任面临多重挑战》或许很少有人在2019年时会想到,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会如此艰难,面对的挑战将会如此严峻。更不会有人想到,新冠疫情会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大“黑天鹅”。疫情与选情的叠加共振已成为特朗普最难跨过的一道坎。如果说2011年“9·11”事件更多打击美国民众生命安全、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冲击美国民众经济安全,那么新冠疫情在全美的暴发则是对美国民众生命与经济安全的双重打击,而这又恰好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两大支柱,对美国社会与民心的冲击力不言而喻。详情请点击:三、5月16日《美国抗疫不力致经济陷入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美国成为重灾区,确诊及死亡人数均为全球最高。截至5月14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42万例,死亡超过30万例,其中美国确诊141万例,死亡8.56万例。美国出现如此严重的疫情,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初期疏忽大意,抗疫不力,导致美国最终成为全球疫情中心,拖累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并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美国《福布斯》杂志称,这次疫情大流行使美国经济进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它比欧元区还要糟糕,而几乎所有这些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相关专家为何这么说,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516/Articel05002MT.htm四、7月18日《美国经济又临“十字路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间来到2020年7月,美国经济虽然出现回暖迹象,但由于多州出现疫情反弹,复苏之路漫漫,前景仍相当不乐观。7月15日,美联储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整体经济活动有所增加,但仍远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且经济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那么,当时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呢?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718/Articel05002MT.htm五、6月3日《美国黑人为何屡遭粗暴执法》除了经济衰退,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更大的危机到来了。2020年5月底,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不断蔓延和升级。美国数十个州、至少70多个城市发生抗议示威,其中部分地区已演变为骚乱,甚至出现打砸抢烧事件。为控制局势,美国不仅在华盛顿特区以及多个州部署大量国民警卫队,还出动了军队,美国陆军多支宪兵队被部署到了事件发源地明尼阿波利斯市。那么,这一事件背后究竟有何玄机?请看当时的专家分析: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603/Articel06002MT.htm六、6月8日《全美抗议浪潮不断升高折射民心思变》或许很多人每没有料到,一个黑人的非正常死亡会引发全美危机,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撰文指出,换言之,蔓延美利坚合众国的“怒与火”,实乃长期持续的“僵尸火”死灰复燃,更是这一“美丽国度”攮弱暴寡病情沉疴难起的全国性乃至制度性危机;亦即“白房子”历届主人及其所依附的金融资本长期亏欠累积的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平等赤字及分配赤字,才是酿成抗议浪潮不断升高的根本原因。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200608/Articel06002MT.htm(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武宗义 报道 策划 姚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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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方清 李静发于2019.9.2总第914期《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最新版的党章。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发言称,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在外交学院前院长秦亚青看来,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从1949年的“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再到今天所提的“强起来”,真正走到了大国的行列之中。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这种身份和影响力,你想不当大国都不行”。秦亚青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做的不仅是国际体系的改革者、改良者,也是某些方面的引领者。但是,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进,在可以引领的方面做引领。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秦亚青曾两次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作讲解。在2004年秦亚青第一次进中南海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作讲解时,全球治理的概念还少有人提及。此前在试讲过程中,他还因为提到全球治理的概念而收到不少人的反对意见。但最后,在主题为“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的那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秦亚青坚持提了这个概念,“当时,中央领导也没有提出什么质疑”。到了2015年秦亚青第二次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作讲解时,谈全球治理则成了重点内容。如今,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发表演讲和谈话中的高频词。秦亚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针对全球治理态度大转折的背后,是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也从整体战略上更加重视大国责任问题。(2016年9月4日,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并致开幕辞。摄影/本刊记者 杜洋)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变化,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实力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在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跃升至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却持续呈下降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比七国集团(G7)峰会代表性更为广泛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并逐渐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也经历了从积极参与者到核心参与者的转变。G20峰会拓展了中国多边外交舞台的边界,由之前的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区域合作范畴扩展到全球治理范畴。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有了一次实质性的提升。全球治理中出现很多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间缺乏合作。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研究员齐林斯基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限于金砖国家)与G7等发达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无疑能对实现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003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需要处理五个平衡,即“多极和单极的关系,加快我国发展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维护我国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关系,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此外,中国也提出了“和平崛起”等口号,并于2005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在外交上延续“韬光养晦”的同时,也更加着眼于“有所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更大话语权,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参与全球治理。2012年,“全球治理”首次被写入十八大报告。在回顾此前五年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新成就时,报告指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年7月13日,随着贝宁、吉布提、卢旺达获批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员总数达到100个。此时,距离亚投行正式开业,仅过去了约三年半的时间,距离习近平首次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尚不满五年。作出批准上述非洲三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在卢森堡举行的亚投行第四届理事会年会上。根据相关规定,此次新增的三个域外成员尚需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并向亚投行缴纳首笔注资,才能成为正式成员。亚投行第四届理事会还选举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刘昆在会上指出,除了成员数量达到100个,亚投行还顺利获得了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地位,贷款总额达到85亿美元并成功发行首笔美元全球债券,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和政策,已成为多边开发体系新的重要一员。亚投行的高效运作,逐渐打消了外界起初对其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疑虑。此外,亚投行还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展开合作,而之前它们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亚投行直接竞争对手”。8月16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新加坡出席“首届新加坡区域基础设施峰会”期间,提出了要打造“百年亚投行”的目标。他在会上指出,亚投行成立时就将使命定义为在基建和其他生产领域推动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开放给所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希望在未来100年里继续为全球服务。同样展现了“中国速度”的,还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当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个简短表述,其实已经为“一带一路”倡议指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主要实施路径:互联互通建设的进展,是加深贸易往来、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而融资平台的搭建,则是为加速互联互通建设保驾护航,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透露,“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其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当天下午就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八千余字的文件界定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等,堪称“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这意味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带一路”建设从倡议落到行动文件上。除了这两大最受关注的“中国方案”外,近年,从南南合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气候变化大会,再到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不断有中国声音与中国主张发出,而且也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年9月,习近平在主持杭州G20峰会时指出。这也是G20峰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赵磊曾撰文指出,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其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而理念性公共产品,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要发挥“说服性”的效力。制度性公共产品则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刻,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放言,“21世纪全球经济的规则应由美国来书写。”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也分析称,目前以及接下来较长一段时期里,规则之争会是中美之间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激烈的竞争所在。在杭州G20峰会期间,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习近平说。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如习近平所言,中国方案是在“广纳良言” 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形成的。因此,中国所说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开出的药方,不是替世界制定规则,而是在与世界一起制定规则或推动规则改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个方案可以是中国提出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方案定然会是世界的。”此外,中国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自身资源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秦亚青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4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第二场正式会晤。图/新华)“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将2012年11月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了明确阐述。这次十八大之后的出访,是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进行的首次出访。(2019年6月5日,俄罗斯莫斯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图/新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萌芽,西方产生了很多种类似的“人类共同体”的提法。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对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当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敌对国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兴盛,虽然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威胁更直接危害整个人类社会,比如恐怖主义等。但直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进行明确的阐释,这一理念才逐渐变得清晰和完整。在外交学院前院长秦亚青看来,“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和目标的关系。(2019年6月21日,朝鲜平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锦绣山迎宾馆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图/新华)在十九大报告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列在一起提出。报告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即“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期间对此曾予以进一步阐释称,“这三个关键词旨在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之上。”秦亚青认为,将上述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且写到十九大报告里,是因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基于这两点。在秦亚青看来,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外,中国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由于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升,使得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了世界大国角逐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升。习近平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首次出访国,也都选择了周边国家。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还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一年后,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先强调的也是周边外交,强调要切实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我的感觉是,中央对于外界的战略性规划基本做好了。”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因此,2014年还被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元年。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他还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了“七个切实”,包括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切实推进多边外交,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等。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还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面对问题,中国外交的理念是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永远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 秦亚青认为,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机遇的因素不可忽视。世界需要有更多元的力量来推动前行,中国刚好也发展到了这一步。但发挥能动性,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也至关重要。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也分析称,中国之所以能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也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收缩外交政策的结果。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中国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不论是几年前在应对当时趋于紧张的南海局势上,还是近期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上,这一点都体现得颇为明显。秦亚青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应付、一般性参与、主动参与到主导参与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创建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召开“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制度产生了制衡作用,也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央对于外交的战略性规划基本明确后,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何积极有为、一步一步地去实践这些规划。当然,规划本身也会与时俱进地做改进。”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习近平在国内考察时,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种思路在外交上同样适用,今后“实践的力度会更强”。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界定,一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处于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此外,中国现在不断向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不称霸。秦亚青认为,这样的信号释放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如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要从中国视角看世界,更要从世界视角来看中国、看世界;要着眼的不仅是我怎么样,而是世界要怎样,我能让世界变成什么样。”秦亚青说。值班编辑:庄梦蕾